古代典籍篇1

朱子注《孟》之因袭面综罗汉魏诸儒解经之成果，充寓《经学》之精神：这一点和他注《孟》的创新面中自出心裁，充满“理学”之作风构成有趣的对比。在《孟子集注》中，朱子引用有宋一代以前典籍之次数共404次，包括属于经部的典籍155次，属于史部的典籍64次；属于子部的典籍30次，其他各种字书则共引用155次。我们再细查朱子引用各类典籍之总数，则可以发现属于经部者有15种；属于史部者有6种；属于子部者有21种；各种字书则有8种。朱子不仅引用经籍以阐释《孟子》，更引用宋以前儒者各种注疏，其次数共323次：包括经部典籍的注疏引用不下93次；史部典籍的注疏引用9次；子部书籍的注疏引用17次；集部书籍的注疏引用4次。从以上有关朱子《孟子集注》中引用书籍次数的统计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朱子引用典籍及前贤注疏以阐释先秦孟学之基本立场。史部、子部及集部诸书多系被征引来阐明此一基本立场，作为经部诸书论点之附注而已。

但是，我们以上所做的两个统计尚不足以穷尽朱子对孟学解释之因袭面。朱子注《孟》除泛引经、史、子、集各典籍及其注疏之外，袭用后汉赵岐之旧说的次数亦甚为可观，这是《孟子集注》中最可注意的一个发现。朱子常云：“解书难得分晓。赵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他对《孟子》赵氏注评价甚低，但据我们统计，通贯《孟子集注》全书各章，朱子引用或因袭赵氏注者共高达584次；有关国名地望者共30次；有关经典出处者共15次；有关古代制度者共13次。

就以上统计所见，朱子袭用赵氏注者以有关文字训诂者为最多，史实人名次之，两者共计438次，占总数之绝大多数。由此可见，就朱子观之，赵注之长处在文字训诂及史实人名之考证上。其次，有关国名地名、经典出处、古代制度之训解，朱子之从赵氏者共58次，尽以赵氏近古，所论古制及地望之考证较为可信，故朱子多从之。

古代典籍篇2

关键词：训诂学；性质；释经学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82-01

训诂学是我国的一门传统学科。在漫长的发展中，它积累了丰富的训诂经验，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训诂规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论著纷纷发表，成果颇丰。但对训诂学的性质问题却一直很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训诂学的有关著述，对其性质的研究状况作一些概述。

一、关于训诂学性质的几种观点

对于训诂学性质的讨论，语言学界专著或专论并不多。主要的观点在专家学者的训诂学专著或论文中会有一些体现。根据张月明《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的归纳，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如周大璞《训诂学要略》、吴孟复《训诂通论》等著作中有关章节。

（二）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或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或词义学。如陆宗达《训诂简论》、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等著作中有关章节。

（三）训诂学即阐释学。如申小龙《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评：中的训诂学思想》。

（四）训诂学是研究正确解释语言的学科。如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洪诚《训诂学》等。

（五）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这是张月明在以上几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自己的观点。

二、训诂学的性质是释经学

（一）从它产生的来源看，起源于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解释说明。由于语言的发展使人们在阅读古书时产生障碍从而促使人们对古书进行解释，这便是训诂的开始。中国训诂实践产生得很早，至少在战国之前就已经产生。但训诂学的产生和其他学科的产生一样，必须具备基本理论框架、专门研究方法、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术语体系等条件。在传统的“小学”中，最早的训诂学著作是《尔雅》。后来研究表明，《尔雅》具备以上条件。所以《尔雅》标志着中国训诂学的产生。但是罗常培关于《尔雅》是汉代经师解释六经训诂的汇集之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同意。严格意义上的训诂学著作都是为了诠释经典而作。

（二）从它产生的目的看，是为了解经。张月明《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认为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时是这样说的：

“清代著名训诂大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可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是说释读汉文古籍当从词句入手，然后才能了解圣贤的思想。虽然戴氏所言仅提及解经，但这正是训诂之事。我们何尝不能推衍开去：释读汉文古籍均由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意旨。《尚书》艰涩难懂是因为语言古奥，而《易经》玄幽难明却恐怕主要在于易理包罗万象。因而《易经》训诂就不能只是释词解句，注《山海经》必得古代地理知识撑持，释《黄帝内经》须有医学知识佐助。否则有注几于无注。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一个训诂大师同时必定是一个汉语学家，而一个汉语学家则未必就是训诂大师。”

（三）训诂的对象涉及面很广，但都以经学著作为核心内容。从训诂的产生到发展，训诂的对象有一个从窄到宽、从单一到广泛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其内容，训诂的对象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

（四）训诂学家一般都在经学方面很有研究，一般也是经学家。正如张文所说：“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许慎‘五经无双’，郑玄是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但我们的结论是古代的训诂大师必定都是经学大师。

综上，“训诂学是经学的奴婢”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所谓“奴婢”，意义很明确，就是为经学服务之意。如果以上各点可信，是不是可以说，训诂学存在的唯一目的说是为经学服务，就是为了诠释经学。

三、结语

训诂学是全面研究前人对古代典籍的解释实践及相关论述，总结其解释方法，确立其解释原则、探讨其解释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训诂，即关于古代语言的解释。因此，有关同源词的研究，词族的研究，语义系统的意义关系的研究等，都应该从训诂学的领域划分给相应的其他语言学科。训诂学的任务应当是求出古代典籍语言解释的一般原则、方式、方法和规律，目的是帮助人们读懂古代典籍，而不是探索词义的系统和根源。它只有保持用语言解释古籍这一特色才会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古代典籍篇3

关键词：保护典籍;传承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雕刻版印刷术都与书有关。纸的发明，缓解了因丝织品昂贵而给文字记录带来高额成本的问题，也提供了更多、更廉价的记录介质用于保存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文字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创造了悠久而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文献典籍.这些珍贵典籍,不仅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曾未断裂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籍，并有编篡、珍藏、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这些古籍传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丰沛的文化创造力。历代统治者对于传承、保护典籍文献都予以高度重视，搜集、整理古籍文献成为保护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呕心沥血，甚至献出生命。

1.无价之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各财政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神,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有力推动古籍保护工作进行,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回购了大批流入海外的珍贵古籍.馆藏《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绝世珍品得到修复.1986年我的舅舅，著名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章伯钧生前藏书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图书馆。所捐图书330部，2562册。其中明刻本277种，2239册，清刻本53种，323册。全系珍贵善本图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明正德刻本《唐文鉴》二十一卷，《汉魏诗集》十四卷、《纂图互助老子道德经》二卷，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和《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明成化刻本《贞观政要》十卷和《大明成化庚寅刊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附篇韵贯珠集（八卷）》以及明刻本歙县汪道昆撰《副墨》四卷等。

重庆图书馆收藏：宋、元、明、清各代刻本。明朝活字本、稿本、钞本及日本和朝鲜稀有刻本等7000多种，50000多册。其中有宋版19种，191册；元版45种，951册；明清两代的各种版本俱全，且多数系原刻初印、装璜精美，其中不乏名人学者批校。这些书的来源除了接管原罗斯福图书馆的善本书10588册外，大多为解放后机关团体和私人捐赠。本馆李文衡老师，捐献图书700多种，40000多册。有宋版1部，元版10余部，明版200多部，清刻本数量尤多。以宋版《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蒙古中统刻本《史记索隐》，元刻本《六书统》、《乐书》、《乐府诗集》，明蜀藩刻本《诗集传》，明翻刻宋本《楚辞》、《韩诗外传》、《史记三家注》，明插图本《程氏墨苑》、《方氏墨谱》，明活字本《曹子建集》、清缪荃孙评《红楼梦》和删改《国史文苑传》，廖季平手校《艺文类聚》等珍稀古籍。除此之外，还有曾入藏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200多种，中有元、明刻本，明钞、稿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典籍，李老师一并捐献国家供读者阅读。

傅增湘，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校勘家，曾捐赠2096种，24403册藏书。其中有元刻明修补印本《资治通鉴》残本10册，明刻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东坡外集》、《陆放翁全集》等77种1286册，又清初刻本、武英殿刻本数种及清、民国刻本及民国排印、石印、釉印影印本。

杨沧白家属捐献古籍400多种，7000多册。有明、清刻本及民国刻印古籍，如《史记》、等数十种。

戴亮吉，重庆人，捐献古籍13760册。其中有宋版一种，元版二种，明版及清刻清抄本300多种。另有清末词人、书画家郑叔问《补梅书屋诗集》、《补梅书屋手稿》、《瘦碧庵诗草》手稿，以及郑氏诗、词集初刻初印本多种，多属珍稀古籍。

梁漱溟，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1951年将随身多年的勉仁斋图书馆古籍线装13800多册，平装10000册全部捐赠我馆。其中多是明、清及明国刻本，经、史、子、集全部俱全。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一个可以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人的价值便更多的体现在捐赠献宝上。他们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人的光泽是永恒的，他们的精神是流芳千古的。

2.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

古籍保护是和时间赛跑的事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成绩，但古籍保护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还存在不少问题：至今没有进行过全国古籍普查，现存古籍家底不清，许多流散在民间的古籍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现存古籍老化、破损严重，数量很大，而保护和修复人才严重匮乏，基础实验和研究水平较低，古籍修复手段落后，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国家监管力度不足等。

那么，怎样才能科学的保护古籍呢？科学保护古籍，(1)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对古籍保护的指导和咨询作用。(2)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建立科学保护的体系。(3)对古籍保护修复人员进行科学保护原则的培训和任职资格的认定。(4)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

3.为保留中华文化遗产之功绩可谓大矣

古代典籍篇4

【关键词】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古籍整理；古籍保护图书馆；古籍善本；培养；专业人才；开发利用；方向

【中图分类号】G456【文章标识码】B【文章编号】1326-3587（2013）04-0164-0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广博精深，古籍文献蕴藏着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智慧精髓，它不仅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明证，也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古籍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以及艺术代表性，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风貌以及生产、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好好加以保护，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古籍文献数字化，有效地保存了我国现存的古籍资源，并借助信息技术，以发掘其中隐含的知识内涵，为我国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因此，将古籍文献数字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而对古籍文献的开发和利用也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古籍文献的数字化研究来谈：

一、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古籍是特殊文献，既具有罕见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其中有些孤本、珍本，纸张已经变质变脆，而作为文献资料的古籍不可避免地要供人阅读。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又不影响其正常使用，就成了古籍收藏单位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籍数字化以后，读者可以通过光盘或者网络浏览阅读善本，可以任意查找珍本书籍，避免了直接翻阅古籍的诸多不便，从而解决了古籍保存和使用的矛盾。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

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二、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现状

当今，Internet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献存在方式，数字化古籍文献，经过短短十数年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契机。

三、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3.1研究对象。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古籍文献数字化”，是指以古籍文献为对象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它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籍文献”，二是“数字化”。我们在探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对象时，就必须从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及二者的结合上入手，并考察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领域。

3.2学科性质。古籍文献学，吸收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博采众家所长，以全新的视角，将古籍文献作为一种数字信息资源，动态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诠释传统古籍与人类社会文化繁衍之间的交互关系。

四、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条件下的古籍整理方式的一种尝试，更在于它是一项跨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领域上的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旧有典籍的数字化进程，古籍文献数字化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并将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

古籍数字化的管理理论，是指对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实行有效调控的理论。它涵盖了对古籍数字化成果及产品的预测、决策和评价的研究，古籍数字化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机构的研究，古籍数字化从业者的素质及技能的研究等。针对古籍数字化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效率，更在于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古籍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因此，必须加强对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的总结研究，以给古籍数字化管理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五、古籍文献在当代社会的开发和利用

古籍文献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它的价值到底是怎样体现的，我们又要从什么方面来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古籍文献对社会的作用，研究如下：

许多图书馆已认识到古籍善本工作所面临的任务和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古籍工作的队伍建设。突出的表现是，不断引纳高校毕业生，不仅有本科生，还有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非常有力的措施，保证了不断有较高素质的人员充实到图书馆古籍研究的队伍中来，保证了这个队伍后继有人，保证了能够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培养这只队伍。但是，学历只能说明有比较好的基础，并不等于水平，要适应图书馆古籍善本的开发，要让他们到工作实践中去，并严格要求，对每部书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项进行著录，即古籍编目工作，这是图书馆古籍工作的基础。

工作中可以安排有经验的老同志带他们，给他们讲解工作的有关规则和基本的工作方法，并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正确的进行鼓励，失误之处指出其原因，帮助他们进行总结。要培养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人才，让他们多参加图书馆古籍工作的有关学术会议，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了解、学习别人和他馆的长处，获取知识，这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

古代典籍篇5

[关键词]古籍书库;文献评估;管理模式

古籍书库文献典籍篇卷繁富，藏品类目体系完整，版本价值极高，装帧形制多样，是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载体。[1]对古籍文献藏品进行分析评估，构建古籍书库管理模式，合理保存文献典籍十分重要。

1图书馆古籍书库文献分析评估

古籍文献分析评估，即对图书馆古籍文献资源建设的工作效率、系统运行状态及能力进行全面衡量。古籍文献分析评估的核心是对馆藏文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藏品价值及文献质量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评价。

1.1古籍书库文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分析

古籍文献年代久远，藏品类型丰富，呈现出系统性与完整性相结合的特点。以首都图书馆所藏古籍文献为例，古籍书库的藏品卷帙甚丰，收藏类目遍及经、史、子、集、丛各类。古籍文献的庋藏著述，合计收藏有普通线装古籍35000余种27万余册、善本古籍6019种55467册。善本和普通古籍分类保存，分别归入甲、乙、丙、丁各部。其各部类藏品又自成体系，涵盖文献颇丰。古籍书库藏书体系完整，藏品篇帙宏富，因此，需要书库管理人员合理构建书库的管理模式，优化藏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1.2古籍书库藏品价值分析

古籍书库藏品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版本价值和文化价值。

1.2.1古籍文献的版本价值。就古籍版本价值而言，古籍书库版本类型较丰富，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源流及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文献来源。以首都图书馆典藏库为例，其古籍版本收藏颇为丰富。

其中稿本有:《浣花草》[善本]:四卷/(清)董虎文撰清道光(约1821—1850年)。《爱莲书屋诗稿》[善本]:一卷/(清)孔广权著稿本清乾隆(1644—1911年)。《梅村诗征引书目》[善本]/王树藩著稿本民国24年(1935年)。

抄本有:《野获编》[善本]:三卷/(明)沈德符撰抄本清(1644—1911年)。《斩鬼传》[善本]:十回/(清)烟霞散人撰抄本，重抄，清乾隆50年(1785年)。

活字本有:《桑梓潜德录》[普通古籍]:六卷/(清)张惠言编清光绪6年(1880年)。《乱后记所记》[普通古籍]/(清)李召棠撰民国7年(1918年)。《补梅花馆遗稿》[普通古籍]/骆元邃撰民国8年(1919年)。

珂罗版印本有:《古文尚书周书残本》[普通古籍]/罗振玉辑民国7年(1918年)。《刘知远诸宫调》[普通古籍]/郑振铎辑。

聚珍本有:《景文集》[善本]:六十二卷/(宋)宋祁撰聚珍本，木活字北京:武英殿，清乾隆46年(1781年)。《学易集》[善本]:八卷/(宋)刘跂撰聚珍本，木活字北京:武英殿，清乾隆41年(1776年)。

套印本有:《世说新语》[善本]:八卷/刘义庆撰;刻本，四色套印明(1368—1644年)。《春卿遗稿》[普通古籍]:一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宋)蒋堂撰刻本，朱墨套印清光绪21年(1895年)。

文献版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雕印技术、版式风格及刻印特点。古籍书库收藏不同时代的版本珍品，为版本学研究提供了文献来源。书库管理人员需要不断探索文献管理模式，进行文献的整理与保存，才能更好地延续文献的版本价值。

1.2.2古籍文献的文化研究价值。古籍书库不仅珍藏有古代典籍，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古籍的装帧与文化形态具有同一性，多样的装帧形制彰显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底蕴。古籍装帧伴随着书籍的产生而逐步发展演变。据记载，真正的装帧艺术始于简策，简策书始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盛行。东汉时期，汉和帝元兴6年(101年)蔡伦造纸，左良改进造纸技术，出现卷轴装书。至唐朝时，卷轴装盛行，出现经折装书。宋朝的典籍装帧主要是蝴蝶装。首都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形制较常见为线装书籍，亦存有蝴蝶装、经折装典籍，如《古史》[善本]:六十卷/(宋)苏辙撰，蝴蝶装，半叶11行，行21、23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通监总类》[善本]:二十卷/(宋)沈枢撰，蝴蝶装，半叶11行，行23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有刻工名字。元朝时，王祯造木活字并发明转轮排字盘，出现包背装书。明朝时，嘉靖以前主要是包背装书，万历以后为线装书。包背装书籍以明代巨帙《永乐大典》为代表，书以黄绫为书衣，朱丝栏，每半页八行，朱笔句读。清乾隆《四库全书》亦为包背装，用绫书衣，分别贮存于文渊、文溯、文源、文津、文汇、文澜、文宗七阁。版心鱼尾下刻“古史世家十四”等，版心下有刻工姓名。清朝，以线装书为主，佛经仍沿用经折装。可见，古籍书库典籍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版本，其装帧形制也体现出极高的文化价值。古籍藏品为研究古代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及文化演进提供了全面的文献基础。

1.3古籍书库藏品质量分析

古籍书库藏品质量，主要指古代典籍外观的完整性。由于古籍藏品历经年代久远，部分文献存在卷帙遗失、版口开裂、书签散落、书衣和书页破损等现象。首都图书馆2004年古籍修复统计显示:《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宋)袁燮撰，清同治13年(1874年)刻本，散页，书皮破损。《随缘乐子弟书》民国5年(1916年)抄本，朱丝栏，修书口，加护页，书皮补残。《焦山续志》[普通古籍]:八卷/陈任旸辑，修书皮，补页，加护页。《国朝先正事略》(清)李元度编，修书皮，补页，加护页。《三园回文诗》[普通古籍]/姚文蔚等撰，首页残破，补页。古籍书库管理人员需要定期进行藏品质量评估，及时统计待修复的文献数量，延续文献价值。

2古籍书库管理模式构建研究

古籍书库管理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会有所演进变化。古籍部门应根据文献典籍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管理模式，规范古籍书库的管理工作。

2.1古籍书库分层管理模式

根据文献的重要程度进行定级划分，并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图书馆书库文献定级与古籍普查工作密切相关。经过古籍普查，确定古籍定级情况，可以更好地指导古籍书库进行文献保存工作。古籍书库管理人员可根据相关普查结果，分析古籍书库藏品的版本价值、装帧特点及类目等级进行书库文献的分层管理。对善本及普通古籍进行分类保存，分置于不同的专藏库。

2.1.1善本文献管理。由于善本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需要进行科学化的管理与收藏。加快善本文献的数字化，从而有效地缓和了古籍保存与使用之间的矛盾，对古籍研究工作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首都图书馆善本文献数字化为例，甄选馆藏古籍中的孤本、稀见本进行扫描加工，现已完成226种古籍的数字化加工工作。这些珍贵古籍包括元至正9年谢池刻本《晦菴先生朱文公行状》、元刻明修本《资治通鉴》、明初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明嘉靖吉澄刻本《诗经集传》、清抄本《古燕史》、清升平署抄本《东周列国传奇》等。

2.1.2普通线装文献管理。普通线装文献也能庋藏珍品，首先要做好“提善”工作。关于善本的界定，专家学者提出了“三性”“九条”的界定方法。“三性”主要指书籍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九条”相对比较具体，第一，从时间上判断，清代乾隆及乾隆之前出版的书籍皆为善本;第二，重要的活字本、印谱、版画、题记等可归入善本。总之，对于不同典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归入善本。首都图书馆近年来先后从普通古籍中提取了诸多善本，如:《赵子常选杜律五言注》(唐)杜甫撰，半叶10行，行22字，四周单边，细黑口，单鱼尾，清乾隆37年(1772年)。《诗词歌赋》(清)张晴峰论定半叶10行，行23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清康熙24年(1685年)。《桃花扇传奇》(清)孔尚任撰，半叶10行，行19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清康熙(1662—1722年)。这些善本的提取丰富了善本馆藏，有效地保护了善本古籍，使得古籍书库藏品级别的划分更为科学合理。

2.2古籍书库文献循环式管理模式

这是一种长期、稳固的管理模式，即对古籍书库文献典籍的藏书布局、排架体系等进行多次分析评价，确定需要进行再次修复的文献。如首都图书馆古籍文献藏品:《史略》[普通古籍]:八十七卷/(清)朱堃撰，刻本，清同治5年(1866年)，待修状况:书页、书衣、书口处即为修复过，但需要再次进行修复。古籍书库管理工作引入循环式管理模式，可以有效保证书库管理工作的准确度，优化古籍书库管理的工作质量。

2.3古籍书库工作质量评价模式

利用科学的方法，以图书馆用户为中心来评估图书馆服务质量，这也是一种工作质量评估方法。要优化古籍书库工作质量评价模式，制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评估指标包括:古籍用户评价，古籍文献典藏档案管理评价，古籍书库藏品类目评价等。

2.3.1古籍书库文献档案工作评价。古籍书库典藏档案记录文献藏品类目、数量，反映藏品质量、借阅情况以及古籍书库经费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古籍书库档案的建立将有效地规范古籍书库管理。古籍书库管理人员应做好档案记录与整理工作，使古籍书库工作更加科学有序。

2.3.2古籍书库藏品类目评价。古籍书库工作人员定期对古籍书库藏品类目进行评析，分析经、史、子、集、丛各大部类藏书的卷册数量、质量、借阅情况等。另外，通过对古籍藏品类目的分析，探析善本文献与普通古籍的有机联系。以《世说新语》这部古代文献为例，其在善本书库及普通线装书库均有珍藏。世說新語[善本]:三卷/(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峻注;(明)凌濛初订，刻本，清康熙15年(1676年);《世說新語》[普通古籍]/(南朝宋)刘义庆撰;铅印本，民国6年(1917年)。这两部古籍文献篇名相同，作者一致，只是在版本刊刻年代等方面存在差异。古籍书库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做好藏品类目的评价工作，分析研究古籍书库藏品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合理构建古籍藏品的布局模式，并根据古籍藏品类别进行有序管理，从而有效保证藏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更好地延续文献的价值。

2.3.3古籍用户评价。分析古籍用户评价信息，调研用户文献需求，优化古籍藏品质量，探讨古籍书库管理的科学方法，构建古籍书库的管理模式，使之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1]杨宏.古籍文献资源的管理与利用之管见[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6(1):74—81.

[2]卜林.古籍图书的收藏与保护[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8(3):114—117.

古代典籍篇6

摘要：国家典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典籍博物馆，它的核心职能是社会教育职能，主要开展文史和科学文化知识、艺术审美、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承典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应该从教育理念、教育对象、教育形式和教育手段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挥好社会教育职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5-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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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刘雅（1981―），国家图书馆馆员。

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国内首家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公共教育、文化传承、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博物馆，也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性展品较多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4年9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建筑面积为11，549平方米，展示了国家图书馆800余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贵典籍，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100年前的桑皮纸，到现当代名家手稿，全面生动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多元丰富的典籍文化，使图书馆的典藏功能得到进一步延伸。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任陈红彦曾将国家典籍博物馆定位为“五大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典籍的收藏中心、典籍和典籍文化研究的中心、典籍文化的展示中心、世界典籍文化的交流中心、公众文化休闲中心。其实，国家典籍博物馆还是典籍文化的教育中心。

1教育职能是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核心职能

中外博物馆历来都很重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近年来重视程度越发提升，已经视之为首要职能、核心职能。著名博物馆学家格林黑尔强调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能，是博物馆存在的根本原因。2001年7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并向大众开放的非营利常设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2007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将该定义的后半句修订为：博物馆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职能调整到了第一位。

我国从张謇创办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就明确了博物馆在开启民智、培养教育社会大众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博物馆数量的增长与其教育职能发挥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于是国家越发重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从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联合下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到2008年、文化部等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文件中都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家典籍博物馆从成立时就把“传播典籍知识、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公众”作为使命与追求，将社会教育职能摆在核心位置。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认为，国家典籍博物馆正是要发挥图书馆与博物馆在功能方面的互补优势，相互融合，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图书阅览方式，让读者既可以欣赏到充满文化灵韵的珍品展示，还可以聆听文献承载的思想声音，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博物馆开展的教育是综合的、多维的，承担着联系历史与现实、科学文化与公众素质、博物馆与社会这三个层面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文史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职能

博物馆区别于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最主要特征是实物性，博物馆保存着丰富的人类文明成果，展示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承载着底蕴深厚的文化，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所以，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等活动向全民普及历史、文化、科技知识是其教育的首要内容。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主要藏品是典籍，韩永进馆长说：“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典籍内容包罗万象，从历史到文学，从天文地理到古代建筑，从古明到现代科技，蕴含着历史、文化、科技等价值，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权威性。国家典籍博物馆可通过直观教学的方式，或深入挖掘展品价值，以词语、图画、视频等符号作为教育媒介，向观众传播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科技知识。

2.2艺术审美教育职能

蔡元培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审美价值，国家典籍博物馆也充分重视对公众的艺术审美教育，在策划各种展览之初，就融主题创意、空间艺术、灯光设计和美工技巧等为一体，让不同时代、不同风格、质地各异的藏品都作为艺术与美的载体，以静态方式呈现出它们的艺术性，同时各种多媒体设备辅以动态的艺术创作，再配上古典轻柔的音乐等，充分展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自然美、科技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加深观众对美的理解，对美的感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典籍课堂”中还设有绘画、书法相关的课程，对观众进行艺术及审美方面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使观众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并最终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2.3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职能

国家典籍博物馆副馆长李虹霖认为，“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它的内容就记载于历代经典古籍之中。”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道德规范是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维系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生生不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中国的文化遗产展现给社会公众，将经典中蕴含的价值观传达给社会大众，能让社会大众更好地建立和传承核心价值观，达到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同时，国家典籍博物馆对恢宏悠久的中华优秀文明的展示和解读，能够激发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民族精神，能够培养观众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自豪感，促使观众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质。

3国家典籍博物馆如何充分发挥教育职能

3.1教育理念方面：以公众为本，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

一个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如何是由它的教育理念决定的。近年来，增加学习、休闲功能成为很多博物馆的重要创新，让博物馆从“以藏品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和“以管理服务为中心”，服务理念的确定与公共服务的强化，使博物馆焕发出蓬勃生机。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定位中就明确要“以公众为本”，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大众娱乐放松、鉴赏和社会学习的“智能”休闲场所。

3.1.1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让最多的观众理解和记住展览。展览是给观众讲述故事的媒介，每个展览都有很多故事可讲，博物馆教育达到的理想效果就是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观众理解这样的故事，并在理解后记住这些信息。

3.1.2了解观众的参观心理，顺势引导观众。如果观众仅凭感觉进行参观往往具有片面性和盲目性，为了让观众的参观更加充满趣味、更加有收获，博物馆必须引导观众，适当地激发观众的想象力，适时地对社会教育方案做出调整，改变呆板的、没有生气的教育模式，唤起观众观感上的共鸣。泰戈尔说过，不是棒槌的敲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造就了亮丽的鹅卵石。所以，在引导观众时，不要采取生硬的方式，而是要顺势引导，因时因地因人引导，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教育。

3.1.3因人施讲，因材施教。国家典籍博物馆要主动地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采用灵活的、有活力的、有创造性的教育方法，集知识性、趣味性、启迪性、体验性于一体，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需求的观众都满载而归。

3.1.4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及时了解观众的反馈信息。观众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某种知识灌输的对象，他们是博物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客观评价和检验博物馆各项工作及其效果的主人。因此，国家典籍博物馆要建立多种互动途径，重视与观众的信息交流与相互反馈，并通过观众的反馈来修正社会教育的方式方法等，以达到满意的目标效果。

3.2教育对象方面：全民教育，尤其重视青少年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担负着提高全体社会大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高素质当代公民的历史使命，尤其担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要责任。青少年教育是博物馆教育的重中之重，对青少年的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前途。

目前，国家典籍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主要有：①“典籍文化走进校园”系列巡展活动。巡展内容包含“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典籍发展简史”和“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三个部分，旨在宣扬典籍文化，让校园里的师生发现中华典籍之美，了解典籍文化的发展历史及传统典籍知识，并普及典籍保护知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青少年体验式教育课程。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后设立了一系列体验式课程，比如《书是怎么产生的？》《文字背后的故事》等课程，通过知识点讲授、实地展品讲解、青少年动手体验等多种方式，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全面提升青少年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等。③组织青少年来馆参加活动，比如“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系列活动，首场活动“跟着赵广智爷爷走进‘样式雷’”于2014年11月4日举行，孩子们不但能参观各个展览，聆听专家传授相关知识，还能现场动手感受清代建筑的搭建，深受孩子们喜爱。

博物馆与学校紧密配合、对在校学生进行形象全面的科普教育，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今后，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与学校保持长期合作，建立有效的衔接制度，把利用博物馆开展教学活动纳入学生教育的长效机制，教育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家典籍博物馆真正成为课堂教育必要补充的青少年教育基地。

3.3教育形式方面：多管齐下，纵横发展教育

中国博物馆教育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教育形式单一、讲学模式以灌输为主、教育效果不够好等方面，国家典籍博物馆要想有好的教育效果，必须多管齐下，在教育的宽度和深度方面都下功夫。

3.3.1抓好讲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静态的典籍晦涩难懂，必须借助讲解员的力量才能进一步了解典籍的社会背景及内涵等，所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讲解在社会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活文化。一个好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讲解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版本学、金石学等，并有较多文史知识的储备，对中华典籍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②有好的口才。口齿伶俐、音色好、吐词清楚的讲解员具有很好的吸引力，能生动、形象地把“死”的展品说“活”，“薄”的说“厚”，充分揭示出典籍的价值内涵。③言行举止要得体，待人接物要自然真诚，面对各种观众、各种情况时能应对自如。④要灵活机动，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不同的讲解内容。对专家学者往深处讲，对青少年则往浅了讲，在深度和广度上能掌控自如。

3.3.2打造讲座和论坛等平台。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了十多期，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可以打造“典籍论坛”等平台，将讲座与论坛办成品牌，在专家和观众中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力，既可以让观众和专家学者们面对面交流，又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3.3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这种形式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打造公众文化休闲中心的重要手段。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面向不同受众的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和“火”起来，让公众休闲地享受一场场文化盛宴。比如说开展亲子参观活动，邀请一些家庭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让父母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构筑起孩子们与博物馆的感情，从而使国家典籍博物馆成为家长和孩子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

3.4教育手段方面：科技助力，随时随地开展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不是一座简单的陈列馆，而是融合着多种科技产品的现代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的博物馆”是指将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标本、照片、绘画、文字、音频及视频等信息收集起来，经过计算机及配套设备加工整理、分析、重组后，转变成可以储存、编辑、出版、传播的数字化信息源。

设备一：多媒体自动语音导览机。这个导览机配有中英文两种语言，能将讲解词以语音、图片、视频等方式传播给观众。目前中文导览介绍了约500件展品，英文导览介绍了100多件展品。设备二：各种多媒体设备。比如投影，在金石拓片展厅的地面上的蓝色汉字历史长河，就是将“典籍”“博物”四个文字的3，000多年的演化过程投影到地面上，形象生动；比如触摸屏设备，金石展厅内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善本旁边放置了一个放大的高仿版本，另外还带有一个透明的可触摸屏液晶屏。观众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利用微波传感与电子典籍的结合，就可以逐页翻看这件典籍中的内容。这样的方式既能保护古籍，又能满足观众对珍贵古籍的阅读需求。设备三：手机。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功能的强大，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信息并与他人进行分享，这种新颖独特的体验也给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工作以启示，通过打造手机APP，可以让公众们随时随地接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随时随地利用资源。借助这些科技手段和设备立体地、生动形象地开展社会教育，具有趣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观众理解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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