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1篇1

[关键词]数字贸易发达国家治理经验启示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开辟了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通过变革全球商业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与现代贸易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贸易这一新贸易模式，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竞相努力突破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并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适应新常态的改革深水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最大程度释放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发展活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本文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实践，并提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治理建议。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机遇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

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结果。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1》中，首次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相对狭隘，不包括实体产品的商业活动，譬如纸质书、CD或DVD影片。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2》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2014年做出修正的定义相对于2013年的定义，范围更广，并着重强调了互联网作为支撑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的定义目前仅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尚未形成一致认可，但是数字贸易的性质和作用是明确的。它的建立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优势体现在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进行升级，它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数字贸易推动美国实际GDP总额提高了1937亿美元，将美国综合就业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数字贸易也推动了欧洲生产率快速增长，2002～2010年，欧洲数字贸易公司份额每增加1%，欧洲劳动生产率就在两年内增长0.12%。

数字贸易当前发展有几大特征：一是规模持续增长，由B2B主导。以美国为例，数字贸易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30%。据UNCTAD测算，2013年全球B2B数字贸易超过15万亿美元，B2C仅有1.2万亿美元。B2C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发展更为迅速，美国2012年B2C的收入额是2002年的近两倍，俄罗斯2013年B2C增速为B2B的三倍。二是发展中经济体是未来跨境数字贸易的主力军。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占据B2B销售额排名前三，其中美国占据全球36%的B2B销售额，其次是英国，占18%，日本占14%，中国占10%①。在跨境数字贸易方向，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欧盟仅有7%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而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一半是跨境数字贸易。三是中小企业是数字贸易的潜力股。以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超过了总出口增长率。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之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从规模看，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速度看，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将近四倍。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数字贸易还带动了将近1003万的直接就业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首先我国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4.45亿个，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③。移动宽带网络也加速向LTE升级。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二，我国具有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市场基础。从需求侧看，我国有巨大的数字贸易消费群体。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网上购买者数量和收入计算，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C市场；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巨头。以线上收入为标准计算，京东世界排名前列。以总商品价值计算，阿里巴巴是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子商务网站。此外我国还有众多中小企业热衷于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我国拥有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11个重点领域之一，10月又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的积极引导，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贸易问题及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一）数字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

数字贸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依托互联网所体现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制度会有所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制和国内规制两个层面。

在国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原有的贸易流动规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指的是数字化产品贸易。这类产品贸易与传统贸易有所不同，它的载体是数据流，譬如消费者通过音乐软件付费下载歌曲，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书籍。但是现行关税原则的征收对象是有形货物，因此数字贸易不在传统关税原则（GATT）的规范范畴之内，而如果将数字贸易适用于GAT，归类于诸如视听服务时，则可能面临苛刻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国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原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数字贸易流动突破国界限制的需求。其中本地化问题首当其冲。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譬如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一部法案，要求谷歌等技术公司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俄境内。巴西去年也做出类似提议，但没有正式立法。加拿大至少有两个省要求承接公共项目的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国内。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跨境金融交易方面要求付款程序的本地存在，另一个问题涉及市场准入，即一些国家对外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服务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指出中国网络主要由国内公司运营，相关法规对于对外国公司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牌照（ISP），而必须和持有牌照的国内公司合作。此外数字贸易还带来数据隐私与保护的立法挑战问题。《2015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调查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正从单一发展通信技术转变为将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至今却没有一个OECD国家出台有关隐私保护的国家战略，或拨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该调查也发现2/3的被调查者比一年前更加关心在线隐私，而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的隐私信息是安全的。

（二）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浮现的种种问题，发达国家作为数字贸易的先行者和领军者，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和谋求增长新动力，在突破数字贸易壁垒，优化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持续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们主要从开放、公平、安全以及发展四个方向采取措施对数字贸易进行治理。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促进数字贸易开放为着力点，借助WTO多边平台以及双边贸易安排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突破关税、本地化等制度瓶颈，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在WTO层面，1997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表明追求电子商务全球自由化的立场后，开始在WTO框架下主推电子商务零关税。1998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各国支持美国关于电子商务永久免税的建议，最终与132个WTO成员方签订了维持因特网零关税状态至少一年的协议，并呼吁WTO成员就“维持现有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做法”达成协议。但是WTO免税决定只是针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尽管后来WTO《信息技术协议》限制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GATS下的服务承诺也禁止征收关税，这些规定都不是永久性的免税法案。这也促使美国通过WTO之外的渠道清除数字贸易制度壁垒。

美国积极推动双边谈判，通过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广数字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如TPP谈判中，美国也主推数字贸易自由化。2015年10月达成的TPP协定，为数字贸易的开放确立了区域性规则，协定条款规定了阻止数据本地化以及禁止数字海关税收的内容，确保不会让关税阻止音乐、影像、软件和游戏的流通。此外美国通过APEC等平台传达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①，2015年美国在APEC第二次高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2015/SOM2/028），提到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并特别提到在APEC下建立一个便利数字贸易的框架。

其次，发达国家在开放的同时通过制度完善维护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015年6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该战略提到为实现成员国数字贸易跨境消费的规则公平，欧盟委员会将修改立法提案，确保国内市场交易方不因强制性国家消费者合同法律的差异，或产品在标签之类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而阻止跨境交易。该战略中欧盟也提到为破除不公平的消费地域壁垒，将于2016年上半年制定立法提案，对包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31/EC）中的电子商务框架，以及《欧盟服务业指令》（2006/123/EC）中的第二十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欧盟还为数字贸易企业的发展确立竞争公平规则，将推广采用电信单一市场计划，就网络中立问题设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采取行动，最终取消漫游附加费，尤其是数据漫游费。

再次，发达国家设立规则并出台各种法规，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保障数字贸易安全。在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则方面，美国在TPP协定中提到协议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协定也提到将阻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确保企业不会因进入新市场而被迫放弃贸易秘密或者将替代性本地技术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打击互联网非法内容方面，《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当非法内容被识别之后，无论是恐怖主义或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的信息，还是侵犯他人产权（如：版权）的信息，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这些非法内容。在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欧盟通过法律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进行严格保护。欧盟法律规定，仅在公司同意遵守《欧盟隐私法》的某些原则的情况下才允许欧盟公民将数据传输至欧盟成员国外。2016年即将推出的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会把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放在自由化范围之外。欧盟也禁止将数据输送到其它国家，除非目的国有“adequate”合适的保护，“合适的保护”意为着与欧盟同等水平的保护，很少国家能满足这个标准。

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确保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2月16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战略重点强调英国政府将依托创新政策激发数字贸易的活力。其战略目标中表明英国将鼓励扶持所有数字化创新者，对有具体数字化创新想法的人给予商务支持鼓励，并确保其获得顺畅的投资；帮助初创型数字化企业与相关的传统老牌企业、行业以及政府之中的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鼓励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创新者们分享知识与经验并普及推广到其他的传统行业；为所有的个人创新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业务发展指导以及各类相关的商务资源。为确保各项技术创新得到良好的应用并获得持续性的成功，鼓励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将相关的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事实上英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支持并资助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此次战略也由InnovateUK（Innovate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项目）作为执行计划的主体。

三、对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技术基础、市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数字贸易繁荣发展前景可期。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数字贸易起步晚，配套制度不成熟，一些问题隐患还未显现，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现状，做出预判，提高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清除障碍。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既要看到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自由度，又要结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重视数字贸易带来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既要将鼓励数字贸易发展作为政策方向又要注重发展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加强政策引导，细化发展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中还没有数字贸易的提法，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政策出台，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在政策措施中重点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如何促进数字贸易的不同模式进行区分，如对跨境数字贸易与国内数字贸易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重点体现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支付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如何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数字贸易平台、交付系统和支付方式。

（二）夯实数字基础，强化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自己的优势，加固数字贸易发展的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改善互联网接入服务，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切实推进宽带普遍服务机制落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宽带提速降费，使互联网真正能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继续促进互联网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工具，诸如互联网支付手段创新，推广如手机APP形式展现的手机银行或手机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灵活的交易平台；对数字贸易的创新主体制定鼓励创业创新的措施。

（三）健全相关立法，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在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上缺失、不完善或者滞后，还不能充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企业主体公平竞争。譬如我国没有数据隐私相关立法，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有效的保护，导致隐私权被侵权，甚至对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包括复制或滥用公司的品牌资产，假冒身份进行域名抢注、变更合法内容误导浏览者，以及电影、音乐、软件、书和期刊版权的网上侵权等行为；我国数据审查制度透明度不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引起发达国家的指责。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难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满足规范新业务需求。因此应加紧出台数字贸易相关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健全知识产权立法，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健全“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通过弥补国家法律漏洞优化数字贸易的发展环境。

（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1篇2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55-06

一、引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m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m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赤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t引，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xnhart和Darrat，Gulley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

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Yt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Zt=[rMt，Deft，Yt，Rt，Pt]’。目前，央行把

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1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I＝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1)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2)赤字水平、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我国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加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波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难以主动调节经济运行，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所以，是否继续以货币供给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短期监测目标需要认真予以审视。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3

宏观经济环境

2004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年，2005年中国经济仍将会保持快速的增长。中央经济会议指出，2005年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必将为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

2005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将继续实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仍将重点支持国民经济信息化、企业信息化、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及重要信息产品的产业化工程和信息技术改造项目，这将直接推动电子投资类产品的高速发展。随着我国加人世贸组织，国内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这将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另外，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加快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这些都将会成为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2005年，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将实行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同以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所不同，稳健的财政政策必然会对信息产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承诺，2005年所有信息技术产品全部实行零关税。同时对电视机、显像管、摄录一体机、录像机、录音机、数码相机、组合音响、继电器及电子管等非信息技术类电子产品也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税率。降税后，我国所有电子信息产品的平均关税总水平约在10.7％左右，低于全国总水平1.3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层次处于中下层，而国内消费又具有一定超前性，因此势必会对我国高新技术电子产品市场造成一定冲击。原有的企业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国内电子企业更将面临新的结构调整的考验。另外信息技术产品和非信息技术产品间明显的关税差异也会带来一定影响；城乡消费不旺的问题在近期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难以有突破性拓展。这些都会对信息产业的健康高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产业经济环境

信息产业部提出的“电子强国”和“电信强国”将在新的一年里得到贯彻和落实；正在孕育的《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纲要》也会于2005年推出；信息产业法律、法规框架的构建正在进行中；另外，还有酝酿已久的《电信法》呼之欲出，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建立9大基地，这些都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另外，各地、各部门扶持信息产业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把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培育和支持，无疑给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

2005年信息产业发展趋势

尽管2005年对信息产品实行零关税，对信息产业将会有一定的影响，会出现波动，但在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信息产业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经济效益会进一步提升，出口也会有一定的增长。预测2005年信息产业可完成销售收入2.84万亿元，增长20%；工业增加值将达到10200亿元。同比增长22%；完成出口总额3740亿美元，同比增长31%。

随着2005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对消费类电子的市场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传统的CRT彩电、DVD仍会保持平稳增长，而数字电视、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数字背投电视、数字手机等高端和新型产品将会呈现出加速上扬的趋势。2005年消费类电子将会完成销售收入4376亿元，同比增长32%。数字电视将成为2005年消费类电子最主要的亮点，根据广电总局提出发展数字电视的战略，计划2005年底推出数字电视付费频道将扩大到80个，这将给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预计2005年数字电视产量将达到4500万台。

PC市场也将会引人注目，联想吞并了IBM的笔记本和PC业务，成为世界第3大PC厂。必然会对2005年乃至今后的PC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预计2005年我国PC市场将达到1200亿元，同比增长14%。

软件业优先发展的产业

我国软件产业的规模还比较小，软件产业占信息产业的销售收入比重还不到10%。目前还没有一家软件企业的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产品不多，缺乏核心技术，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发展方向受制于人；出口能力较差。为此，我国一直在加大力度来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2005年信息产业部要推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纲要》，软件产业必然是优先发展的产业，信息产业部将在创造市场环境，培育软件大企业，提高软件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

预计2005年是软件快速发展的一年，产业规模将达到2800亿元，同比增长33.3%。其中应用软件在软件产品中的比重最大，是软件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社会信息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必然对应用软件产生巨大的需求，预计应用软件将会增长30%，市场规模达到400亿元。另外随着数字家电、移动通信以及工业控制设备数字化趋势的发展，嵌入式软件必然会得到快速发展。嵌入式软件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80亿元，增长36%。

通信业快速发展的产业

预计2005年通信产业业务收入为6555亿元，增长15%，完成工业增加值3916亿元，同比增长13.5%。通信固定资产投资2500亿元，发展固定电话用户450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6000万户。其中电信运营业将保持12%的增长率，业务收入将达到5280亿元。随着互联网用户的增大，互联网接入服务市场规模也在扩大，2005年互联网用户将达到11410万户，互联网接入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220亿元，增长33%。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数量的增长，对宽带的需求增加，2005年宽带用数预计将达到3450人，增长34%。

信息服务业面临巨大商机

我国信息服务业将面临巨大的市场潜力，2005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300亿元，增长率达到40%。在信息服务业市场的细分领域里，专业服务将成为发展最快的领域。其中系统集成规模最大；IT咨询服务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将超过40%；IT外包服务也保持在30%的增长率；互联网内容服务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53亿元，增长43%；互联网网络游戏更是潜力巨大，随着宽待用户的增多，无线互联业务的广泛开展，网络游戏用户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2005年网络游戏用户数将达到5500万。

内容产业将会蓬勃发展

内容产业对于提高传统产业的知识含量、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当今全球产业升级中心的制高点。内容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而且能够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近年来，内容产业在国外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全球最具发展前途的产业之一。根据国外的统计资料预计未来几年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2005年将达到1610.32亿美元。目前我国内容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一领域没有大规模的企业。即便较大的慧聪、同方光盘等营业规模也不过几亿，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营业额只有几千万元。另据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分会的统计，目前我国内容产业只有几十亿的规模，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但国内市场对该产业的需求很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对信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人民群众对娱乐性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

我国已意识到了推动内容产业发展，加快生产适合市场需求、能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快速发展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内容产品和服务是当务之急。2005年政府将会加大对内容产业的培育，内容产业必将快速蓬勃发展。

3G备受世人瞩目

信息产业部已经完成对3G的两轮测试，预计在2005年，中国3G移动牌照也会浮出水面。

中国移动用户已超过2亿用户，预计2005年底移动用户会超过3亿，频率资源将更加紧张，3G可为运营商提供更多的频谱资源，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容量，因此3G也可视为一种扩容投资。市场对其迫切需求。

对于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我国政府期望改变第一代、第二代的被动滞后的局面，目前国内移动制造商已经具备3G商用化的能力，从两轮测试结果来看，国内制造商已经同国际主流设备供应商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在3种技术体制中，作为中国自主产权的TD-SCDMA标准，目前仍处于弱小地位。从扶持民族产业的观点出发，TD－SCDMA技术一定在中国的3G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TD-SCDMA联盟，将加快这一技术标准的制定，随着这一技术标准的成熟，3G将会正式推出。作为世界第一大移动用户市场，中国3G牌照可能不会低于4家。目前，中国主流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网通正在积极准备3G的试验工作，3G牌照将成为运营竞争的新焦点。如果发放4~6张牌照，短期内网络投资将超过2000~4000亿元，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市场空间达到10000亿元以上，对GDP的贡献可能会达到1％以上。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因而备受世人瞩目。

电子政务将会进一步发展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4

现实经济中，影响或决定国债规模的具体因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规模取决于一定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债的承受能力就越强。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自然受到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国债发行规模还会受到社会资金总量的限制，由于居民投资者目前仍然是国债认购的主体，居民储蓄会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小。从国债自身的运作来看，发行的新债有一部分要用于偿还旧债，国债余额、国债的还本付息状况也是决定国债适度规模大小的因素。为此，我们将国债发行规模Dt影响因素的考察范围确定为：国内生产总值GDPt，财政赤字FDt，财政收入FIt，财政支出FEt，居民储蓄St，国债还本付息PDt，上一期国债余额CBt-1。

这里国债余额采用上一期数据是考虑到若采用本期数据，本期国债余额CBt就包含了国债发行规模Dt，国债发行规模Dt和本期国债余额CBt的关联度自然较高，不利于找出国债发行规模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的广义灰色关联分析

数据选取期间为1981年~2003年。考虑到1994年以后国债成为国家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资金来源，为了分析出1994年前后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的影响力排序变化，将数据分成两段：第一段是1981年~1993年，第二段是1994年~2003年。其中国债余额来自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

由计算结果可知，1981年~1993年，各影响因素和国债发行规模综合关联度的排序为：国债还本付息0.806＞财政支出0.756＞财政赤字0.742＞财政收入0.729＞国内生产总值0.674＞国债余额0.641＞居民储蓄0.552。1994年~2003年，各影响因素对国债发行规模影响的排序为：财政赤字0.838＞国债还本付息0.830＞财政收入0.751＞财政支出0.745＞居民储蓄0.730＞国债余额0.728＞国内生产总值0.617。

上述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1981年~1993年，我国国债发行处于第一个模式，其特点：国债主要用于还本付息、筹集建设资金和弥补财政赤字。这一时期由于财政赤字较低，弥补赤字可以向中央银行透支，当年国债部分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外，主要是用于还本付息和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规模和国债还本付息、财政支出的关联度最高，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慢。1994年~2003年，我国国债发行处于第二个模式，其特点：国债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还本付息。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1994年《预算法》出台，规定财政出现赤字不能向中央银行透支，使得财政赤字只能靠国债发行来弥补，国债发行规模和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的关联度最高，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快。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2003年，我国国债还本付息和国债发行规模的综合关联度只是略低于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的综合关联度，国债还本付息对国债发行规模具有相当影响力，这一分析结果可从我国国债的债务支出收入比得到验证。1994年~2003年，除了2000年债务支出收入比的比例为37.79%外，其余年份都在40%以上，比例最高的年份1997年达到了77.45%，我国每年发行的新债有较大部分是要还旧债，国债筹集的资金中用于弥补财政建设性支出不足的比例减少，国债的总体收益不容乐观。

1994年~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债发行规模的综合关联度最小。这一结果有其原因：从调节宏观经济的需要看，国债规模的增长不能完全与经济增长同步，更多的是需要进行逆向调节，即在经济增长过快时，政府以超增长速度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吸纳社会货币，以国家信用借款压缩和控制投资；反之，在经济出现疲软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政府要通过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的保持全社会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促进经济增长。这并不是说，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可以摆脱国内生产总值无限制地膨胀。实质上，国债发行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是相关的。当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大时，社会的总体纳税能力增强，政府的财政收入随之增加，国家财政的应债能力增强，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可以适度增大。

三、建议

1．控制国债发行规模要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财政赤字入手。财政收入方面，随着1994年我国开始对财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实行了分税制和新的工商税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了大幅提高。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由1993年的12.56%上升为18.52%。2005年，我国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800元提升到1600元，这虽然会流失一部分税收，但有助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让普通老百姓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促进消费进而拉动内需。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当前高收入阶层自主纳税意识不强的状况，政府有必要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纳税监管，只要提升高收入阶层的自主纳税额，国家财政收入也能保证稳步增长。财政支出方面，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过快，2003年已跃居财政支出第二的位置，仅次于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政府需要加以控制。

2．要重视国债还本付息的影响。首先，政府发行国债时应注意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的平衡。我国当前国债发行仍以3年~5年的中期国债为主，期限偏集中。以2004年内债为例，期限在1年及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额占全部内债发行额的9.17%，期限在10年以上的长期国债没有。这样的发行期限结构会使得国债偿还期过于集中，尤其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国债的大量发行很快就转化为偿债压力，减少了国债的自主支出。在国债品种的选择上，政府可考虑逐步将附息国债作为主要品种，使国债的利息偿付能够在待偿期内均匀分布，避免国债还本付息集中在某一时段从而可能引发偿债风险。其次，政府可以酌情利用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开发性金融，替代长期建设国债。近年来，我国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主要投向了四大领域：公共产品领域、准公共产品领域、部分竞争性领域、完全竞争性领域。公共产品领域项目属于政府公共财政投资范围，理应由政府预算投资。完全竞争性领域项目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运用市场金融机制能够解决。准公共产品领域、部分竞争性领域项目本身又没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市场力量不愿介入，但这些项目又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由开发性金融替代比较合适。对于正在建设的存量国债项目，为保持存量建设国债预算安排的连续性和保证已开工国债项目的顺利完工，建设仍由国债资金安排。

3．政府要提升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政府良好信誉维护，使得国债发行空间可持续增长。从我国建设国债使用状况来看，普遍存在效率有待提高的问题。为此，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中央政府应该联合具有相应资质的专家，组成专门机构对全国各地申请的国债项目进行评审。对于前期准备不足，未进行规划、可行性研究的项目，政府不予国债投资；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政府应予以国债资金重点支持。政府在最后确定国债项目时，还应全国性地统筹考虑，避免重复建设。其次，中央政府可以在部分国债项目上转换角色，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权限，下放这些项目的决策权。由于中央部门对众多的项目本身很难了解得全面、深入，不仅使决策的科学性难以保证，而且也影响了地方政府在项目安排上的积极性、机动性和责任心，不利于地方政府将当地的一些小项目“捆绑”或吸引进来。因此，可以考虑一些国债项目由地方自主安排，根据地方项目的合理性与地方资金到位情况，将国债资金配套给地方政府。最后，中央政府在进行国债项目评审时，不仅要考虑项目本身的科学性，还应评定申请项目的地方政府信用。对地方政府信用评定主要包括：领导者的资历（学历、工作经历）、执政业绩（历史执政状况、工作成绩）、信誉（国债资金的使用状况、国债项目的运行和偿还贷款状况）、能力（管理水平、进取精神、专长）。对于信用好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可以在项目审查通过后，优先批付国债资金；对于信用差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严格审查项目，加大国债资金监管力度。对于反复出现了严重挪用、占用国债资金状况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将其列入黑名单，依法惩治腐败。

参考文献：

1．朱平芳，张人骥，刘弘．中国国债的实证研究（二）——国债的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7）：16-19.

2．杨大楷，朱世武，陆虹．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财经研究，1998，（4）：14-18.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5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1、引言

数字音乐是指在音乐的制作与传播及储存过程中使用数字化技术的音乐。数字音乐经常表现的形式为MP3或WMA。

数字音乐以数字化方式进行音乐创作、编辑、存储、传播等一系列过程的统称，它主要依靠电脑为中心进行操作处理，所以又称它为"电脑音乐"。例如我们常使用到的VCD的伴音、音响设备、IP电话、卫星电话、数字卫星电视以及专业录音、制作等。

数字音乐包括在线音乐和移动音乐，移动音乐的市场规模远远大于在线音乐的市场规模，这是与全世界的市场规模相反的。而在整个中国数字音乐市场中，无论是移动音乐的市场还是在线音乐的市场，都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以及发展前景与空间。

数字音乐近几年来的飞速发展，也确立了它在数字娱乐中的重要地位。它的巨大的商业效应吸引了众多音乐产业和IT企业在市场的研究及开发中投入了很大的的人力与物力,很多公司都看到了它的巨大商业前景。

数字音乐的发展在未来的生活中，还会应用于更多的领域，而且会朝着更清晰，更真实的音质，更小巧的体积，更方便的传输等方向继续前进。它的好处就是通过网络的传输，可以很方便的拷贝、播放，音乐的质量不会下降，因为它是以数字格式存在和存储的。

2、全球数字音乐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2004年全球数字音乐市场目前占全球音乐市场份额的2％左右，而数字音乐市场在未来将更加促进音乐市场的发展，预计2009年，全球数字音乐市场将占全球音乐市场的25％。全球数字音乐市场规模从2003年的28.8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34.3亿美元，增长比率为19%，预计未来的三年有更大的增长。2005年全球数字音乐市场规模预计为48.8亿美元，2006年预计为67.9亿美元，2007年预计为95.5亿美元，2008年将接近125亿美元。

国际唱片工业联合会主席约翰•肯尼迪说：“2005年是数字音乐市场成形的一年。”他指出，除以网络为载体外，包括手机铃声在内的手机音乐也成为数字音乐市场的一大增长点。目前，全球手机音乐销售收入已占到数字音乐销售总收入的40％左右。

2005年全球在线音乐市场收入7亿美元[1]，2006年的增长率超过100%，达到114.3%。在全球音乐出版市场重心将逐渐转移到数字音乐上来的基础上，在线音乐的市场规模此后仍将保持增长，但2007、2008年增长率持续走低，到2009年有所上扬。预计到2010年，全球在线音乐市场规模将达到43亿美元[2]。

3、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经济价值

中国数字音乐市场正处在发展初期，增长迅速，虽有暂时的低迷,但市场潜力巨大。数字音乐经过三年的飞速发展，已经确立了它在数字娱乐中的重要地位。

1）2005年是中国数字音乐市场飞速发展年

2005年，世界经济平稳增长，全球手机市场和互联网市场规模均持续增加；国内经济也继续高速增长，手机用户达到4.02亿，而互联网用户达到1.2亿左右。中国在线音乐经济收益现状与预测，中国在线音乐2001年步入初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众多在线音乐网站纷纷涌现，市场发展极其迅速。良好的国内外环境，加速了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的飞速发展。2005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增长了64%，达到26.6亿元人民币，如图4。

2）2004年中国在线音乐市场出现暂时的低迷

2004年左右至今，由于国际上苹果模式的冲击，以及版权问题，中国正版在线音乐市场陷入了发展的低谷期。艾瑞访谈和调研数据显示，2006年内通过互联网直接下载或收听音乐的用户达1.19亿人，但付费用户比例较低，仅150万左右；包括运营商广告等其它收入在内的在线音乐市场规模仅为1.13亿元。中国在线音乐市场暂时处于低迷期。

4、数字音乐经济价值带来来的影响分析

未来几年内全球物理载体的音乐（主要是CD、音乐磁带等）收入规模将持续下降，尽管其依然在绝对收入上领先于移动音乐和在线音乐两类。同时，移动音乐的年增长率要高于在线音乐，未来趋势显示移动音乐将会与在线音乐一样，成为全球音乐市场中的主要部分，数据显示，2011年在线音乐的收入规模将达到75亿美元，移动音乐收入规模将为73亿美元，两者已经非常接近。

虽然数字音乐对其他音乐介体的收益有所影响，但它庞大的经济收益远远大于所减少的经济价值，而且在社会中不断创造更多更大的直接经济价值。数字音乐衍生产业对经济效益研究，数字音乐虽然对一些传统音乐介体造成影响，但现代的数字音乐促进了新产业的诞生，同时间接地创造其他经济价值。由数字音乐衍生出的新产业，如：数字音乐播放器MP3,MP4。数字音乐播放机的销售收入达到45亿美元，2004年度全球数字音乐播放机的销售收入达到了45亿美元，比2003年度的15亿美元增长了200%。

5、数字音乐与音乐人才培养及就业的思考

数字音乐的迅猛发展极其巨大的经济价值发展前景,一方面为高校现有的音乐人才培养模式无论是音乐专业还是公共艺术的大众音乐教育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数字音乐以其巨大的经济价值也必将带动新一轮的音乐人才人力资源结构的重新调整，对高校音乐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有一定的就业潜力空间。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培养音乐人才大致有三种院校培养模式及多种专业培养模式；第一种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专业音乐学院即通常人们说的九大音乐学院,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第二种就是教育部直属及各省重点综合型大学及市属大学的音乐专业,如2003年成立的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2005年成立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2006年成立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第三种是全国各地众多的高等职业院校的音乐专业。而以上各种音乐院校的专业大多沿袭传统的音乐专业建制,如,音乐学系、作曲理论系、音乐表演系、音乐教育系及近年出现的社会音乐系、音乐管理系等，在当今全社会都面临就业危机时刻,这些众多音乐院校培养的音乐大军对社会的投放无疑会对就业市场造成更加紧张的压力,而音乐人才如果不能适应科技时代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必将走上大学毕业即失业或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人人争做音乐教师的局面。诚然,社会确实需要一批音乐专业的精英来继续继承和创造音乐的发展衍生,但社会更需要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音乐人才。这种复合型音乐人才的培养对综合型大学而言更有其独特的整合大学内各专业的硬件及软件资源的便利和实力,而数字音乐的研究与开发、营销与应用既需要IT行业专业人才为主力,也离不开音乐人才的参与,尤其是复合型音乐人才,那些对数字音乐有研究并接受过专业培养与培训的人才,尤其是那些在综合型大学接受公共艺术培养,能将自己的专业与数字音乐找到契合点的一转多能的人才,不言而语其就业之路是发散的。见图6

随着数字音乐的迅猛发展,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将产生更多的赢利模式也必将渗透更多的领域,音乐人才现有的培养模式必将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产生更多的相应的专业创新与培养复合型音乐人才的多种培养渠道,因此,数字音乐为复合型音乐人才的培养与就业蕴涵了无限的就业的潜力空间。

6、结语

数字音乐，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庞大的经济效益以及多种形式，令其的经济价值越来越明显，也成为各大商界与IT企业争取发展的经济业务。相信数字音乐会在将来有更大的经济发展前景。数字音乐产生更多的赢利模式，并降低了音乐制作、传播和经营的门槛，随着竞争的激烈，数字音乐产业的各个领域都进入精细化营销为主的时代。

注释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7

关键词：数字出版；出版流程；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一、数字化是一种辩证的出版生产要素

新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出版渗透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方面，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运行以及人们的思维习惯均深受影响。其中，出版业受到巨大冲击，数字出版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出版实践的常态。相对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在产品形式、出版流程、发行和交易方式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有着明显的先进性。可以预见，数字出版将同现在仍然是出版业重要形态的纸介质出版一样，成为未来的主要出版形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来看，作为重要技术手段和社会现象的数字化和构成出版业的其他产业要素是普遍联系的。所以，看待数字化对出版业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时，应该将其置于整个产业环境甚至社会大环境之中。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数字化对出版业产生的效应又是持续发展的，总是和具体的社会阶段所具备的条件，特别是制度设计、市场环境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在一起的，脱离了这样的条件，它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发生改变。最重要的是，数字出版所产生的效应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它既包含着促进产业、社会发展的正面的积极因素，也包含着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数字出版的基本性质；后者是次要方面，但它对产业总体变化、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最显性的差异在于产品形态：从传统出版的实体印刷出版物变成了数字出版下的虚拟二进制符号集。而相对隐性、又真正关键的差异在于出版流程的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数字化给出版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那就是：数字化实现了出版业的流程再造。

二、数字化是对出版业的流程再造

1.数字出版的新流程

流程是指“完成一项任务、一件事件或一项活动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由一系列工作环节或步骤所组成，相互之间有先后顺序，有一定的指向”。①流程再造通过改变业务流程，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信息技术的介入导致传统出版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数字化信息传播的进步是出版流程改造的出发点。

出版业是一项系统工程，传统出版的流程由内容加工、印刷、发行三个主要环节构成，它们彼此制约、相互促进，具有严密的整体性和相对的独立性。而数字出版提供的是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盘、磁盘和其他存储介质的信息，其消费和交易需要借助互联网、计算机和其他终端设备进行。由于抛弃了实体的产品形态，印刷和发行环节在数字出版流程中消失了。而数字出版流程通过出版机构授权内容，技术供应商完成产品的数字化，最终通过渠道商平台到达客户，形成数字出版紧密衔接的产业链。

2.新流程带来价值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数字出版产业链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但在实践中，三者地位并不平等。因为数字技术和渠道的开发成本较高，目前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技术和渠道商占据优势地位，并且已经完成了产业布局，而处于上游的出版社因为在资本、技术、渠道上的劣势，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处于配角地位，这就是当前数字出版价值分配的现实。

传统出版企业在现有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利润分成微薄，无力打造成本高昂的自有数字出版平台，加之新兴的数字自助出版对现有出版生态的颠覆性影响，导致出版机构特别是中小型出版社在未来数字化出版环境下巨大的生存危机，甚至可以预见其中一大批传统机构将因此倒闭。这似乎恰恰合上了“改变我国出版机构小而散、做大做强”的节拍。但两者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的目的在于消除计划经济产生的出版产业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的弊端，产生的是规模经济的正面效应。未来出版机构的倒闭并非消费者选择的结果，而是市场的选择，也将成为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从培育市场的角度说，尽管存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弊端，但是当前我国数字出版完整产业链的形成来之不易，对于中下游技术和平台商早期巨额的资本投入来说，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他们的高额利润是合乎市场逻辑和产业发展要求的。一旦市场培育阶段完成，且技术和平台商的成本回收和赢利回报已经达到合理水平，就应该重新审视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价值分配问题。

3.重建合理价值分配体系的策略

出版业提供的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拥有较大的外部效应。国家往往采用行政或者立法手段干预新闻出版业的资源配置和市场格局，以减少“市场失灵”带来的产业和社会福利的损失。结合我国当前数字出版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出版管理部门可以从短期的价格策略和长期的渠道策略两个维度对现有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不合理现状进行干预，以维护数字出版产业健康的生态环境和长远发展。

价格策略。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条件看，应由政府出版主管部门出面，协调和兼顾数字出版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的利益，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数字出版物利润分配格局。该策略目前已经有良好的开端，原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签署了《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今后凡是这三家电信平台推出的数字出版物，出版机构将获得65%的收入。②这无疑为出版机构特别是无力自建数字出版平台的中小型出版社保证了赢利空间。这一协议的落实还有待观察，同时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条件下，这种由行政主管部门力推的双方妥协性质的措施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临时，还需要主管部门进一步做出制度性安排，从而为出版机构和其他数字平台商签订价格协议制定规则，以保证其合法性和规范化。

渠道策略。西方国家数字出版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和我国有很大差异，我国出版业不能照搬西方出版机构自建数字平台的模式。虽然我国的出版业已经历了风风火火的集团化热潮，但是市场集中度仍然较低，加之技术和平台商布局较早，造就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出版机构议价能力缺失的现状。大型出版集团可以建立自有数字出版平台和现有平台分庭抗礼，但建立平台所需的巨额成本显然让中小型出版社束手无策。同时，重复建设的多平台不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数字出版物格式的混乱，增加用户的使用成本。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出版业尤其是中小型出版社发展数字出版的理想模式不是独立、自建的数字出版平台，而是联合的共同平台。

三、数字出版的规模经济效应

1.数字出版规模经济的正面效应

规模经济也称规模收益，它是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③从出版企业角度看，数字出版的规模经济效应首先体现在其带来的丰厚利润回报，这包括技术革新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制度改革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数字出版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希望采取比传统出版更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和流程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数字产品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来制作第一份产品，但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多，每份产品的成本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销售出去而降低，其边际成本可无限接近于零。纸媒体需要考虑纸张、油墨、印刷和发行的边际成本，数字出版产品只需要复制一个虚拟的数字出版产品或者提供在线数字产品的阅读密码，边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出版企业生产规模和销售的扩大又会使平均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实现更高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更多的利润。

通过管理制度改革，数字出版可以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这主要依靠出版企业的一体化战略。因为数字出版形成的出版流程改造，实体印刷和发行环节不复存在，这为数字出版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实现了数字出版的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新闻集团、贝塔斯曼和维亚康姆等西方媒体集团均奉行一体化战略，他们不断收购或兼并小的媒体公司、发行公司，正是被这种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所吸引。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传媒业的一体化战略成本进一步降低，利润进一步增加。

除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之外，数字出版规模经济效应具备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增加了企业的“临界质量”，即企业规模的增大使其在与供应商、购买者或者竞争对手的交易和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国际科技出版巨头能在数字领域享有垄断高价带来的收益，正是这种经济效应的体现。同样，在我国的专业数字出版领域，清华同方、万方数据库等著名平台商之所以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取得数字版权并掌握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主动权，也是因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所产生的谈判优势。

数字出版规模经济良性效应也可以向消费者让渡。出版机构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前提是边际成本的降低，而边际成本降低又为数字出版产品价格降低创造了条件。因为出版物属于公共产品，很多国家都实行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政府根据平均出版物的成本和一定的利润水平制定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区间。

2.数字出版规模经济的负面效应

规模经济的负面效应又称为规模不经济效应。在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时，产出的增加小于投入要素的增加，收益出现递减，就是规模不经济效应。这种收益可以针对企业而言，也可以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前者决定了企业生产规模的边界，后者形成了政府管制的边界。

因为技术、规模和管理水平的差异，数字出版的规模效应总是更多体现在大型出版机构。在西方国家，出版企业所有权集中化的趋势在数字出版技术的驱使下进一步加剧，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垄断。市场过分集中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低效率，垄断型数字出版企业会将更多资源用于保持自己的市场地位，而不是用于降低成本或提升产品品质（近来西方轰轰烈烈的“抵制爱思唯尔运动”即由此产生）。同样，我国的出版管理制度虽然客观上控制了出版市场所有权的过度集中，但也并不能制止在数字出版市场居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利用市场手段排挤中小型出版机构，从而产生低效率。

上文提到的规模经济“临界质量”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负面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增加了竞争对手收购自己公司的成本。这对股份制公司中的高层管理团队保住自己的职位有重要意义，因此他们会尽力扩大公司的规模，而这种扩大并不一定和企业的根本利益一致。

对消费者而言，出版市场的过度垄断会造成利益受损，这种损失既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数量损失是指消费者购买同样的出版产品必须付出更多的金钱，质量损失是指消费者同样数量的金钱可以购买的出版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下降了。

从经济理论和中西方出版实践两方面来看，数字出版技术应用造成的出版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对数字出版物的价格、种类和质量都有可能产生正负两个方向的影响。具体会在哪个方向发生作用，取决于不同的市场结构和出版制度。因此，在我国出版业特别是数字出版业“做大做强”的氛围下，对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经济两个方向的效应要有足够的前瞻性认识，并在制度上做好未雨绸缪的两个方向的规划。

四、数字出版的范围经济效应

1.数字出版范围经济及其表现形式

范围经济指由企业业务范围而非规模带来的经济，“当企业同时生产两种产品，总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之和时，就被认为存在范围经济”。④范围经济的存在表现于两种资源的利用：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是指厂房、设备和人力资源等，可用于企业几种共同产品的生产，以提高资产或设备的利用率；后者是指各种无形资产，如内容、品牌和管理资源等，可以较低成本在不同的产品形态间转移，以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对于数字出版业来说，范围经济的有形资源利用体现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数字技术可以把图像、声音和文字压缩成同一格式，并通过同一传输设施进行传输，如互联网。而其无形资源则是通过多元产品生产获得范围经济，最主要的无形资源是内容，内容生产是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整个传媒业的本质特征。相同的内容可以图书、影视产品、动漫甚至网络游戏的形式出现。

2.数字出版范围经济的正面效应

数字出版范围经济的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合成效应、内部市场、扩大发展空间和减少经营风险这几个方面。

数字出版范围经济的合成效应是指，数字出版物、数字影视产品、动漫和网络游戏的制作和销售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利用同一个网络渠道，从而节省固定成本。合成效应进一步促成了传媒企业的内部市场，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企业内部市场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代替外部市场机制，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在整合内部市场的同时，数字技术还扩大了传媒企业的外部发展空间，在媒介融合日益明显的趋势下，传媒企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复合媒体集团的形态，多产品经营可以满足企业扩大经营空间的要求。另外，数字出版的范围经济还可以减少经营风险，例如，在图书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相关的影视剧市场或者网络游戏市场可以弥补出版市场的损失，从而增强企业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3.数字出版范围经济的负面效应

范围经济的正面效应不是绝对的。出版企业在追求范围经济的扩张时也会带来负面效应，或者称为范围不经济，主要表现为管理成本和委托成本增加两个方面。

管理成本增加。对于我国当前的出版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出版企业，因为长期从事单一图书产品的生产，在生产、市场开发、员工培训、企业文化、品牌维护和风险防范等范围经济所必需的管理技能方面没有太多经验，因此要特别防范产品范围过分扩张所产生的范围不经济效应。

委托成本增加。我国国有出版企业委托成本比西方出版企业更加高昂。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双重委托关系，即初始所有者——出资人（国家）与所有者（国资委）之间的委托关系，和所有者（国资委）与经营者（国企高管）之间的委托关系。在这种特有双重委托的产权组织形态下，国家作为出资人，利益实体虚化，委托关系表现出特有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委托成本因此更加高昂。综合考虑西方通行的做法和我国特有国情，减少委托成本的有效办法是设置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从而使出版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努力与其获得的报酬相接近，如建立股权激励机制，同时设计各种规章，避免出版企业高层管理者追求私利的变异行为等。

五、数字化效应的良性发挥与出版制度刚性的矛盾

集团化是实现我国数字出版良性经济效应的主要途径。数字出版极低的边际成本和形式转化的便捷性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创造了内在条件，而我国持续深化的新闻出版企业化改制和集团化建设，则为其创造了外部条件。从既有实践历程来看，数字出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实现的外部条件——新闻出版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水平——还不符合要求，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出版制度形成的刚性边界。

矛盾一：不同类型的媒体机构融合的困难

广电、报刊、图书出版等不同类型媒体虽同属国有企事业单位，但由不同的主管部门管理。不同类型所有制的企业，委托成本不同，其中公有制企业因为利益主体虚化，比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委托成本要高，不同主管部门的国有媒体机构之间的融合成本则进一步提高。在媒体集团化的过程中，因为责、权、利的纠葛，国有媒体仍然没有有效整合资源，突破所属行业部门差异带来的障碍。

近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不断有突破性进展，“大部制”的推行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2013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全体会通过决议，撤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设立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一改革措施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的矛盾。这一传媒管理机构“顶层设计”的改革，突破了原先媒介管理体系的刚性边界，适应了传媒行业特别是包括数字出版在内的新兴数字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要求，从而为数字出版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创造了条件。

矛盾二：不同地域属性的媒体机构融合的困难

不同行政地域属性也给传媒机构的融合带来障碍。在出版业，集团化建设是在原有行政地域范围内整合各家专业性出版社形成综合性出版集团。不同出版内容的出版机构组建出版集团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如纸张购买、印刷和发行业务的整合所产生的集约化优势，但是这种效应是有限的，出版业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主要取决于专业化出版的规模扩大。目前来看，各省市出版集团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内部业务构成基本一致——出版内容多元化程度较高而专业化水平较低。这就形成了各做各的蛋糕，但是各自的蛋糕花式、形状甚至口味雷同的局面。

因为产权制度还没有完全理顺，出版机构和地方行政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有较强的依附性，要打破我国出版机构地域分割的局面还有很大的障碍。目前我国出版业还不能用市场机制将整个中国出版业的资源整合和再分配，建立如爱思唯尔那样的科技出版集团、培生那样的教育出版集团或者兰登书屋那样的大众出版集团。因此，从业务结构来看，我国当前各出版集团业务组合相同，重复建设现象频繁，市场集中度较低，严重制约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

矛盾三：不同所有制属性的媒体机构融合的困难

不同于传统出版机构较低的市场规模和集中度，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技术提供商和平台商在资金、规模和市场集中度上都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因为内容环节的敏感性，我国现有政策还没有在这块对非国有资本放开。业外资本对于传统出版内容环节业务的追求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进入，这成为我国出版业核心——内容环节规范经营的隐患。在现有条件下，无论是占有制度和政策优势的国有出版社，还是占有市场和资本优势的技术商和平台商，都无法整合数字出版产业链，特别是传统出版机构在资本、技术市场化运作经验等方面的天然劣势，使其缺乏在“内容为王”旗帜下整合数字出版产业链的能力，这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先天性缺陷。

数字技术已经使媒介融合成为媒介形态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形成了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不同类型媒体机构跨媒体兼并组合的要求。媒介主管部门的合并突破了不同形态媒介融合的制度障碍，前景可期。但计划经济时代出版产业对地方行政资源的依赖依然存在，传媒产业特别是出版业跨地域重组兼并的困难还没有消除，由此限制了数字化条件下传媒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的发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出版业特别是数字出版的宏观管理体制革新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数字媒体，都是媒介形态的具体表现方式，它们和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传播媒介一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交替占据主导地位，此消彼长，但是并没有出现某种形态的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形态媒介的局面。可以预见，数字出版不会完全取代传统出版模式，但新旧媒体之间、新旧阅读模式之间的主次关系必然会发生调整。这是由数字媒体的技术特征和当前社会信息传播需求的契合程度决定的。

数字化带给传统出版业的不仅仅是产品形态的变化。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⑤这指出了媒介技术发展，特别是媒介形态的变化，与人类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媒介变迁对社会的影响是借助媒介产业自身的变化实现的，或者说媒介形态变化首先改变的是媒介产业自身。数字出版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和传播模式，它的出现对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流程、管理和赢利模式将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又会对社会形态、经济现状和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正面或者负面的互文性效应。

（郝振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荣，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博士生）

注释：

①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2

②数字出版内容商分成指导线大涨从联通分成不低于65%[EB/OL].http：//finance.ifeng.com/stock/zqyw/20120721/6797158.shtml

③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8

正在召开的2017年度两会，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年度经济发展计划和重点工作安排，值得世界各国政要与精英翘首以待，单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就有很多热点和关键词，值得业界同仁深入解读。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2017年几项重点工作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新兴产业统计。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

稍加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第一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表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正式列入国家政策层面和今年的重点工作。确实，人工智能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或者电力革命；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是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产业升级改造、核心技术创新获得成功的关键。同时，人工智能又必须通过应用落到不同产业，才能释放其巨大潜能，最终为经济带来增长动能。解读这一亮c，关键是要引导我们众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尽快将人工智能的创新技术与教育、医疗、社管、客服、家居、穿戴设备、机器人、电子商务等各行各业结合，促进各领域产业的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也第一次强调要“促进数字经济加快发展”，这也清晰地表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如何促使其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如何占领全球这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据统计，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达22.4万亿，增速高达16.6%，占GDP的比重达到30.1%。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和美国11万亿美元的规模仍有差距，占GDP比重也低于美国、英国和日本。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正处于全面普及、深度融合、加速创新、引领转型的新阶段，对各国的增长动力、经济社会运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影响，成为重构国际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动，是众多企业家、投资家和创业者的必然选择。

此外，今年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依然谈论较多的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等等，每个关键词的背后，都需要信息化建设的各路精英，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和数据化管理，更加广泛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塑产业模式，发展新的业态，积极与互联网对接，实现智能化转型，促使各行各业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提升竞争力的技术基点，快速推进各项产业跨界创新、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10

自1981年我国决定恢复国债发行以后，国债规模急剧膨胀，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及不确定因素的加大，为规避风险和刺激经济，我国更是实行了一系列扩张的财政政策，国债规模进一步加大。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别是对处于改革深化期的中国，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国债；宏观经济效应；风险预警；建议

一、我国国债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国债以中央政府担保为主体，向公众筹集资金的一种特殊债务债权关系。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债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实现融资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及金融管理的有效工具。国债的主要功能有：国债可帮助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已有债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以及调节经济的运行等。1981年，我国宣布恢复发行国债，自此以后，我国开始了国债扩张的时期，而欧洲、希腊和美国的债务危机，更是提高了国债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债的发行有增无减。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债对于稳定我国内陆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国债再次引起了学者和管理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处于经济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和中国经济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发行数量迅速攀升，我国国债发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为：1981—1986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一直使用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多年来努力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仅在结束以后，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连续两年产生了预算赤字问题，国家因此宣布使用国债来弥补预算赤字。总的来说，此阶段无论是财政赤字或者是国债的发行量都相对比较少，此时期的国债年平均发行额也处在100亿元以下。另外，在这一阶段发行的国债具有十分明显的行政色彩，国债政府不允许有流通和转让，且此阶段国债也不存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这是此阶段国债不同于其他阶段国债的主要特征。

（二）第二阶段为：1987年--1993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迈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政府和民众对于国债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政府工作会议上更是把长期发行国债做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我国国债发行数量迅速增多，1993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了三百亿元，而这一数字在1981年只有五十亿元。此后，国债做为金融融资工具的地位也正式确立，1988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市场初步形成，告别了无国债一级、二级市场的历史。需要提出的是，1987年国务院研究决定不在允许向中央银行再进行透支的行为。因此，出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求，政府开始增发国债，导致这一时期国债规模迅速膨胀。

（三）第三个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和变革期，1994年，我国正式做出不允许财政部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决定。标志着此后政府还本付息和弥补赤字的唯一手段是发行债务，这一决定导致国债发行量的又一次剧增。这期间，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国内总需求严重下降，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在与亚洲金融危机做斗争的艰苦过程中，国债做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发挥了巨大的经济作用，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降低危机损失，使中国经济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接着是欧盟区爆发欧洲债务危机，全球经济收到重挫，迅速低走，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因素也持续增加。为了维持经济秩序、避免我国经济遭受损失，我国施行以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我国国债规模最近几年的迅速膨胀。并且，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膨胀，我国的国债一级和二级市场都发展迅速，且功能日趋完善，不仅增强了国债在财政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为有效的发挥金融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

学者对于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国债政策的使用利大于弊，有些学者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但是，但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影响，学者和管理者的唯一一点共识是：国债是调节经济、实现金融市场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的研究国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国债都有哪些宏观经济效应。

（一）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债还本付息的压力提高财政支出的数额；第二，做为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债，对于政府预算约束条件有弱化作用，具体解释如下：首先，从性质上来说，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而这一性质与国债恰好相反。具体来讲：国债做为一种金融工具，是一种债务债权的凭证，需要政府到期以后对债权人支付本金和利息，从此种角度，国债并不是无偿的。另外，政府管理者可以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决定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时间，因此，国债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其次，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国债规模膨胀的行为极有可能由于惯性一直持续下来，使发行国债从一种暂时性替代行为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反过来导致财政支出数额的进一步增长。这是由于会涉及到直接或间接群体的利益，减少财政支出数量的行为也必然会引起利益群体的反对。综合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维稳的考虑，发行国债都会做为一个固定的经济行为稳定下来，且要保证国债的净收入额有增无减，即国债会对财政支出的扩张起到促进作用。再次，国债由于是一种需还本付息的债务债权凭证，除非国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现金流会超过国债还本付息的数量（通常现实情况下难以实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行国债与没发行国债相比，财政支出的负担显然加大，因此，财政支出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此外，国债自身还具有自我积累的机制，即市场利率会随着国债规模的增大而上涨，当国债负担率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时，就有引发财政风险的危险，甚至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国债做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债规模的扩张会弱化财政预算约束。这是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一定的弹性，可根据现实经济需求改变其规模。因此，预算收入的约束条件并不是很强劲，从而财政支出能力没有被很好的约束，即财政支出的规模会相应的增大。

（二）国债对消费的调整作用民间消费和政府消费共同构成总消费，其中，前者从比例上占据绝对地位，而后者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且提升空间也相对较小，所以政府消费的主要目的是对民间消费起到补充和拉动的作用。所谓拉动民间消费是指，政府通过对政府消费规模的调整来提高民间投资水平。消费和投资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去向，已有学者使用宏观经济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当民间消费较少时，执政者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消费来提高民间消费，具体措施有：适当提高转移支付支出的比例、提高民间消费水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消费，以此达到提升民间消费的目的。相反，如果民间消费过高，则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消费的手段减少民间消费。因此，正确的理解国债对于消费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国债资金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国债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学者对于国债挤出私人投资的研究争议不断，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会挤出私人投资，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不但不会减少投资，还会促进私人投资，即国债挤入私人投资。具体而言，国债挤入私人投资是指国债做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效应，如果国债融资后的成本主要是用于公共资本品的支出，所以说，国债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私人投资的水平。相反，如果国债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消费，则国债规模的扩大会使私人投资水平减少，即国债挤出私人投资。具体来说，国债是通过以下渠道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首先，国债属于公共资本，公共资本具有外部效应的特点，在社会供给以及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发国债意味着投资者对国债的需求增加。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可知，利率水平会随之上涨，即资金价格上涨。这会使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降低；其次，从融资种类来说，与其他融资方法相比，国债由于是以中央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债权债务凭证，凭借其收益率高、风险小、安全性高等特点，一直为投资者所偏爱，同等条件下，投资者会选择使用国债进行投资而不会选择私人资本，因此，国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四）其他效应此外，有学者认为国债还具有税收平滑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等，所谓税收平滑效应源自于巴罗的税收平滑理论模型，巴罗认为如果对税收和劳动征收税收，会导致劳动力工作的意愿降低，还会产生一定的扭曲成本，并且这种扭曲成本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国家为了减少这种扭曲成本，通常会把税率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即实现税收的平滑。当国债存在税收平滑效应时，当期发行国债会提高未来税收水平，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不会发生相应的发生调整；如果国债不存在税收平滑效应，则认为国债和未来税收之间的关系不明显，如果当期增发国债，消费者极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行为。现在，已经有学者使用经验数据对此论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税收平滑理论是符合现实经济的。有学者认为，有时候政府为了减轻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负担，可能会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理论上这一假设成立，但现实生活中，这一假设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制约。如果现实生活中民众对这一反应较为强烈，而执政者仍然坚持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将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另外，是否使用这一方式还取决于执政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如果执政者认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则不会采用此方式，反之，则会采用。

三、风险预警研究

为了更好的评价国债可持续性，学者和管理者根据现实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套评价国债可持续的指标体系，在现实经济中，常用指标的选取通常要符合国际和国内的使用习惯、要具有一定的灵敏度和代表型、另外还应该注重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数据可得性。衡量国债风险预警的方法有很多，而指标方法由于其使用的简单和直观性，一直被学者们青睐，以下简要介绍几种常用指标：

（一）国债负担率国债负担率的表示方法为国债余额与国内生茶总值之间的比例，从中可看出，国债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反比例关系，即GDP水平越高，国债负担率水平越低，GDP水平越低，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大；国债负担率比例越高，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小。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所有成员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

（二）国债偿债率国债偿债率的计算公式为国债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饿，国债偿债率水平越低，当年财政支出中用于偿还国债的比例就越低，即偿债压力越小，国债水平可持续。

（三）国债依存度国债依存度通常使用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之比来表示，此数值越高，表示财政对于债务的依赖性也越高，国债规模属于不可持续水平，长此以往，财政也有可能无法继续维持。国际上通用的国债依存度标准为15%-20%，具体数值各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可酌情修改，但幅度不应过大，通常来说，国债依存度水平维持在10-23%之间。

（四）赤字率赤字率通常用中央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表示，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是3%。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赤字率和经济增长率呈反比关系，经济迅速发展时，国家的赤字率水平通常比较低，此时国债规模比较小；经济萎靡时期，国家使用反周期的扩张财政政策，使赤字和国债水平提高，赤字率水平也随着增加。研究国债风险预警的指标和方法还有很多，在进行分析研究时，也应综合考量各种指标，需要指出的是，但从以上指标数值上来说，我国国债远低于国际标准警戒线。但是我国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制定国债境界性指标时应该综合考虑国际标准和我国国情。

四、建议

（一）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国家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为国债风险预警的参照标准，这项条约是由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成员国的赤字率应小于等于3%。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总体形势的变化，固守这项指标将不再符合我国的现实经济。因此，我国应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此警戒线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经验，又不能盲目的照搬。由于我国存在着许多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设置标准时应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应略低于《条约》标准。合理的预警指标警戒线应该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综合考虑我国的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水平，既要注重指标建立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又要注重指标的艺术性和灵活性。

（二）加大对私人投资的倾斜私人投资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和消费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大对私人投资的政策倾斜，降低私人投资进入大型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准入门槛。要给予私人投资资金更多发展机会，加大对私人投资的保护，建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维护私人投资资本的利益，提高私人投资资本的活力和竞争力。

（三）合理调整国债规模和结构首先应该多样化国债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国债一直被看做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只重视国债的财政作用，忽视了国债的金融作用，且在国债产品的结构上也大多是注重中长期国债。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国债金融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也给我国财政支出未来还本付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也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此种情形下，我国应该加大对国债产品的创新、增加国债新品种、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增加国债产品市场活力、多加考虑符合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期限和利率组合、逐步实现全面业务电子化。另外，政府还应丰富国债持有者的多样性，我国现有国债持有者绝大多数为机构投资者，个人持有国债的比率依然较低。从发达国家现有的债务市场中可以发现，只有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债务市场才能真正的称之为成熟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提高国债市场的活力、发挥投资主体的非金融机构作用，利于挖掘国债市场的潜力，不断加深和拓宽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另外，应该加大国债资金对于国家重点项目和潜力项目的支持力度，把国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如教育、养老、生态、中西部等方面不仅能够对私人投资起到挤入效应，而且还可以改善民生、加快科技进步、缩小地区差距，有利于处于经济转轨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国债规模上，不应盲目扩大国债规模，事实上，应对我国目前国债的绝对数量进行适当的减少，因为过于庞大的国债规模反而会制约财政政策的实施。这是因为：首先，如果国债规模过于膨胀，将会增大金融风险的概率，反而制约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国债项目有可能会给银行借贷带来巨大的坏账风险；其次，过度膨胀的国债规模，也将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时要在我国国情基础之上谨慎周全的考虑。

（四）逐渐加强政府使用国债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国债不仅能够从财政收支水平上成为扩大收入和弥补财政缺口的一项重要方法，更能够引导国内外投资、国内需求甚至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因此，我国政府要逐渐的加强政府使用国债来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在经济低潮期，通过使用减少国债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向市场经济中注入多元化的资本活力；相反，在国家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可以使用增发国债的方法，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影响社会总需求和资金流向，实现国债资金的优化配置，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

（五）注重对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各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早已摆脱故步自封的经济道路，日渐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此种情况下探讨国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采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应看到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传递的概率和速度。这就要求我国要注重加强对国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且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不断完善，国债市场和股票、证券以及货币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一旦货币市场或者证券市场发生危机，将会使国债市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会引起一国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2011年美国和希腊的债务危机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外界金融风险危害我国国债市场，建立健全科学的国债市场体系，又要防止由于国债市场出现问题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倒逼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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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一民.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3，05：45-47.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11

关键词：国债；发行规模；广义灰色关联分析

一、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选择

现实经济中，影响或决定国债规模的具体因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规模取决于一定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债的承受能力就越强。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自然受到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国债发行规模还会受到社会资金总量的限制，由于居民投资者目前仍然是国债认购的主体，居民储蓄会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小。从国债自身的运作来看，发行的新债有一部分要用于偿还旧债，国债余额、国债的还本付息状况也是决定国债适度规模大小的因素。为此，我们将国债发行规模dt影响因素的考察范围确定为：国内生产总值gdpt，财政赤字fdt，财政收入fit，财政支出fet，居民储蓄st，国债还本付息pdt，上一期国债余额cbt-1。

这里国债余额采用上一期数据是考虑到若采用本期数据，本期国债余额cbt就包含了国债发行规模dt，国债发行规模dt和本期国债余额cbt的关联度自然较高，不利于找出国债发行规模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的广义灰色关联分析

数据选取期间为1981年~2003年。考虑到1994年以后国债成为国家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资金来源，为了分析出1994年前后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的影响力排序变化，将数据分成两段：第一段是1981年~1993年，第二段是1994年~2003年。其

1994年~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债发行规模的综合关联度最小。这一结果有其原因：从调节宏观经济的需要看，国债规模的增长不能完全与经济增长同步，更多的是需要进行逆向调节，即在经济增长过快时，政府以超增长速度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吸纳社会货币，以国家信用借款压缩和控制投资；反之，在经济出现疲软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政府要通过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的保持全社会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促进经济增长。这并不是说，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可以摆脱国内生产总值无限制地膨胀。实质上，国债发行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是相关的。当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大时，社会的总体纳税能力增强，政府的财政收入随之增加，国家财政的应债能力增强，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可以适度增大。

三、建议

1．控制国债发行规模要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财政赤字入手。财政收入方面，随着1994年我国开始对财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实行了分税制和新的工商税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了大幅提高。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由1993年的12.56%上升为18.52%。2005年，我国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800元提升到1600元，这虽然会流失一部分税收，但有助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让普通老百姓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促进消费进而拉动内需。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当前高收入阶层自主纳税意识不强的状况，政府有必要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纳税监管，只要提升高收入阶层的自主纳税额，国家财政收入也能保证稳步增长。财政支出方面，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过快，2003年已跃居财政支出第二的位置，仅次于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政府需要加以控制。

2．要重视国债还本付息的影响。首先，政府发行国债时应注意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的平衡。我国当前国债发行仍以3年~5年的中期国债为主，期限偏集中。以2004年内债为例，期限在1年及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额占全部内债发行额的9.17%，期限在10年以上的长期国债没有。这样的发行期限结构会使得国债偿还期过于集中，尤其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国债的大量发行很快就转化为偿债压力，减少了国债的自主支出。在国债品种的选择上，政府可考虑逐步将附息国债作为主要品种，使国债的利息偿付能够在待偿期内均匀分布，避免国债还本付息集中在某一时段从而可能引发偿债风险。其次，政府可以酌情利用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开发性金融，替代长期建设国债。近年来，我国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主要投向了四大领域：公共产品领域、准公共产品领域、部分竞争性领域、完全竞争性领域。公共产品领域项目属于政府公共财政投资范围，理应由政府预算投资。完全竞争性领域项目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运用市场金融机制能够解决。准公共产品领域、部分竞争性领域项目本身又没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市场力量不愿介入，但这些项目又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由开发性金融替代比较合适。对于正在建设的存量国债项目，为保持存量建设国债预算安排的连续性和保证已开工国债项目的顺利完工，建设仍由国债资金安排。

3．政府要提升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政府良好信誉维护，使得国债发行空间可持续增长。从我国建设国债使用状况来看，普遍存在效率有待提高的问题。为此，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中央政府应该联合具有相应资质的专家，组成专门机构对全国各地申请的国债项目进行评审。对于前期准备不足，未进行规划、可行性研究的项目，政府不予国债投资；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政府应予以国债资金重点支持。政府在最后确定国债项目时，还应全国性地统筹考虑，避免重复建设。其次，中央政府可以在部分国债项目上转换角色，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权限，下放这些项目的决策权。由于中央部门对众多的项目本身很难了解得全面、深入，不仅使决策的科学性难以保证，而且也影响了地方政府在项目安排上的积极性、机动性和责任心，不利于地方政府将当地的一些小项目“捆绑”或吸引进来。因此，可以考虑一些国债项目由地方自主安排，根据地方项目的合理性与地方资金到位情况，将国债资金配套给地方政府。最后，中央政府在进行国债项目评审时，不仅要考虑项目本身的科学性，还应评定申请项目的地方政府信用。对地方政府信用评定主要包括：领导者的资历（学历、工作经历）、执政业绩（历史执政状况、工作成绩）、信誉（国债资金的使用状况、国债项目的运行和偿还贷款状况）、能力（管理水平、进取精神、专长）。对于信用好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可以在项目审查通过后，优先批付国债资金；对于信用差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严格审查项目，加大国债资金监管力度。对于反复出现了严重挪用、占用国债资金状况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将其列入黑名单，依法惩治腐败。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篇12

半个多世纪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争论和发展，主要围绕着政府是否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干预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干预的问题展开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并主要实施需求管理，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认为在总需求不足，即经济陷入产出水平远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状况下，如果政府增加其购买量，总需求就会增加。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一般强调长期经济增长，主张放弃稳定商业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货币主义明确主张政府应实行固定规则，政府对经济不宜实施相机抉择的政策。供给学派承认并强调财政政策在决定经济增长和供给方面的刺激作用，认为政府过多地运用税收政策增加收入或刺激需求，而忽视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影响，高税收会使得人们减少劳动和资本供给，从而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因此主张政府应更多地通过减税政策，实行供给管理。

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属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至今还缺乏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从以下的分析中，将提出支持前面判断的论据。

二、从政策出台的背景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许多文章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冲击之后，为了防止国内经济衰退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个论点是正确无疑的，但是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分析。众所周知的事实是，80年代中期到1998年这一期间我国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去对外贸易因素外，主要是金融业的间接和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财力的80％左右集中在金融领域，政府财政预算内资金只占gdp比重的10％多一点，财政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已弱化到极点。在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之前，政府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来调控经济。在1993—1995年间，政府主要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后，从1996—1998年初，银行连续7次降息，事实上货币政策已经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从松”。但此时的财政依然实行以压缩财政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适度从紧”政策。在连续降息之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经济，仍然呈现下滑趋势，“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必须进行调整的建议被提出。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受到高度关注，在防范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发挥受到了金融业自身不健康和外部金融危机冲机的约束，在经济运行中难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财政政策不得不但当起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三、从宏观政策战略思路上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从“稳定、安全”的宏观政策战略思路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金融的安全。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地方政府财政采取措施解决农村基金会的清算问题；财政拨款100亿元启动和支持“债转股”，以剥离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化解银行风险等等。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作用，如国债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国债贴息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已广为宣传，为人所知。

从宏观政策的总体组合和搭配上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保证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然也要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看，对积极财政政策仅从“松”“紧”角度和层次上考虑，可能难以描述其政策的更高或更深的含义。

四、从实际操作措施来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完整理解财政政策措施，要对收入和支出以及收支平衡、赤字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1．从收入政策来看，1988年以来我国没有采取减税的政策。官方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而应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通过改革克服制约有效需求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收入政策取向上，也没有明确提出增税政策。在实际操作的措施中，既有增税的措施，例如恢复开征利息税，清理和停止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收征管等。也有减税措施，如恢复或提高出口退税率，逐渐降低银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对西部地区和某些高科技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乎难以判定财政收入政策的特点。

从1998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之比达到1：1．5—1：2以上(见图1)。由于gdp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而财政收入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两者之间仍存在不可比因素，如果将gdp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那么财政收入的弹性更高(安体富，2002年)。实际执行的情况表明，财政收入执行结果是明显的增税政策。

2．从支出政策来看，财政支出规模基本上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1998—2000三年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但在2001年有所不同，财政收入增长高于支出增长(见图1)。对于2001年财政收入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应做何种解释，在下文中将结合其他内容进行判断。

3.对财政赤字进行考察和分析。1998年一2000年赤字的绝对量逐年扩大，2001年赤字比2000年有所缩小。考虑到2000年开始，对赤字的口径做了调整，即把当年国债的付息额列入经常性预算支出，并体现为当年财政赤字。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的赤字则比上年的赤字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从当年赤字与上年赤字比较的变化率来看，赤字扩大的速度明显降低，由1999年的89．1％降低到2001年的负增长4.8％，如果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为负9．2％。

4．对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和分析。与赤字的走势有所不同，1998—2001年国债的绝对规模逐年扩大，债务扩张的速度也明显提高。1999年为3．2％，2000年为9．1％，2001年为19．7％(见图2)。

2001年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有所控制或减弱，主要论据是，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净债权数额比较以前年度有明显增加(李扬，2001年)，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控制在1500亿元，国债投资力度没有增加(张立群，2001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值得说明的是，从2002年的财政预算案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又有明显的加大。

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性政策特征；而从财政收入政策看，按照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并不具有扩张性政策的特征，反而具有一定“紧”的政策特征。因此直接对表象的描述应为：积极财政政策是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紧的收入政策的共同组合。有些经济学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但要作出更为确切的判断，关键问题在于对这样两种政策的作用合力需要进行比较分析。

现有的宏观经济经济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扩张(即赤字和国债的扩大)会对社会总投资需求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当国债主要用于建设投资时，会产生扩大社会总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赤字的扩大，也即政府部门的国债投资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在我们受本文主题的限制，不可能对这两方面效应进行量化的分析时，我们暂时推论这两种效应对社会总投资量的影响是持平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财政收入政策——实际的增税效应。增税也会产生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那么增加的税收收入会用于抵补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取决于，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数量与政府赤字规模的大小。如果挤出数量大于政府赤字，那么增税的效应就是相对缩小了社会总需求；反之，政府赤字大于挤出数量，增税的效应可能就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这样看来，赤字成为了一个扩张与收缩的“闸口”。

总地来看，在总需求中，国债和增税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是在做“减法”，政府的国债投资和消费支出，是在做“加法”。从总量上观察“加”和“减”的结果，粗略的量化分析是，对政府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的净增量(投资的增加)和政府从微观企业资源配置中取得的收入增量(资金转移到政府手中，从而使企业资金减少)进行比较，这可以大致推断两者对总的加减结果。从1998—2001年政府投入的支出增量来看，债务增量总额约为9248亿元，同期的财政收入增量总额约为7062亿元，两者相比的结果是，政府的投入量大致为2186亿元。结论基本上是加数大于减数。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判断是，它总体上(中期内)具有扩张政策的特性。但是政府根据短期经济形势变化，通过对财政支出与税收增量的控制，适时在调整扩张的力度。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由于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数，在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税收增收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支出扩张的乘数可能大于税收增收的乘数，所以更可以支持以上作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总体和本质上是扩张性的结论。综合考虑到存在着收入的从紧对支出扩张的缓冲，所以准确的概括是，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适度扩张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