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1篇1

一、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或根本趋势，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迅猛发展仍是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动力。除了技术进步，产业转移和贸易自由化等重要因素也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产业转移将再趋活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分析，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企业投资和经营的国际化进程仍在持续，大型跨国企业海外产值降幅大大低于总体经济降幅。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状况改善，全球投资于2009年下半年已开始复苏，2010年上半年重新进入上升区间，预计今后两年会继续小幅回升。在全球投资复苏的过程中，跨国并购的上升势头最为明显。产业转移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全球分工、技术进步、市场开拓和企业扩张。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将继续发展，新技术、新市场将成为新的海外投资热点。同时，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体化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各国经济开放度和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希望以合作、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双边、多边或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2000－2009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4％上升到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2009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的一半，输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的1／4。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投资都将保持强劲势头，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会加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将深刻变革，并与多极化趋势相互促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将争取到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多国集团发生重组，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多国集团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国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构建公平、公正、有序、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转化为区域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有利于扩大回旋余地，增强抗风险能力。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动力，传统技术和产业衰落将为新技术新产业腾出发展空间。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信息技术发展潜力巨大，仍会引领技术创新的方向。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突飞猛进。云计算、物联网、感知中心、智能电网、智慧地球等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方兴未艾。生物技术和材料技术经过长时间积累，有可能出现新的突破。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技术和行业成为跨境投资新热点。发达国家科技实力雄厚，企业创新能力和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强，占据国际产业分工高端，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技术成果与商业化和产业化衔接密切，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仍会继续领先。新技术研发和扩散将推动跨境投资和产业转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大，低成本优势明显，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潜力不可低估。在某些产业领域和技术环节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尽管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但美国、日本、欧盟等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使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明显受阻。美国、日本、欧盟经济复苏缓慢，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发达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深度衰退，信贷增长乏力，财政状况恶化，运用信贷和财改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制约，加上人口老龄化负担沉重，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形成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未来经济增长并不乐观。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复苏较快，但通胀压力较大，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

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推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全球生产和供给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应当看到，明显萎缩的国际需求要恢复到正常水平尚需时日，国际产能过剩凸显，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全球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发达国家私营部门需求的恢复慢于政府刺激的投资需求、消费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矛盾正在调整；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稳住外需，积极扩大内需。全球供给结构调整将引起需求结构变化，市场重心可能转移。发达国家振兴制造业和扩大出口，可能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出口市场，导致后者外需环境趋紧。而区域经济―体化将扩大区域内需求潜力，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区域合作可能导致对欧美市场的依赖降低，促进区域内需求扩张。

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受到各国普遍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受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制约，对传统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更大，面临的环境代价、能源价格上涨和西方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作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力求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领域占得先机。发达国家提出的低碳经济、碳排放交易、碳关税等理念和机制，既有积极合理的一面，也有牵制发展中国家的―面。围绕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各国共同应对的共识在提高，但在责任义务界定、发展权益维护、转型路径选择、技术资金援助等方面还会长期存在争议。

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新的金融风险还在累积。二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明显，美元贬值将直接损害各国美元资产的安全。三是南北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任重而道远。四是国际市场震荡频繁，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全球主要股市剧烈动荡，原油、铜、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震荡；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大，但并无定价主导权，容易受制于人。

三、坚持以更广阔的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全面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的大调整仍然是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进行的。“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孕育着巨大机遇。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外部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上升，有利于我国发挥市场规模大、劳动力充裕等比较优势。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有利于我国打破某些产业的瓶颈制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某些领域和环节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有利于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更好地“引进来”、“走出去”，扩大我国在全球和区域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有利于我国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维护国家禾U益和发展权益。我国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外部需求总量趋紧、结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须更多依靠内需；发达国家扩大出口和振兴制造业，可能挤压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空间，固化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全球产业转移有可能给我国带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和产业，也可能产生某些行业的外国垄断，在某些领域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国际市场波动和金融风险可能迅速传导到国内，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我国的压力增大，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傲慢论”和“”也会不断花样翻新。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2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关键词：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差序格局；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

一、引言

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其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至今，G20峰会的议程不再仅仅局限于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寄希望通过创新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改革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以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2016年G20杭州峰会更是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和《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并专门设立创新专题工作组，推动二十国集团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议程。

近十年来，G20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GDP的87～97%，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2013年全球R&D投入共计14777亿美元（PPP$），而高收入经济体就达10240亿元，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69.3%，其中大多是G20经济体；G20经济体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中无疑起着标杆领头羊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以沉痛的教训告诫人们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为此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创新中心功能的塑造，创新逐渐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苏宁，2015）[4]，时至今日，创新驱动发展已经从原先试图摆脱危机的可能政策选项之一升格成为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整与发展动力重塑中脱颖而出之唯一战略选项（屠启宇，015）[4]并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业已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核心和强国利器；而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迈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志，因此，创新驱动型经济无疑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引擎，更是稳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坚强后盾；动态追踪G20经济体创新进展及其创新能力之差序格局，正确判断全球视野下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中国情景，对中国加快建设、发展创新型国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全球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的G20

众所周知，“差序格局”源于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格局时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此后学者们将“差序格局”引用、扩展到其它领域，如张鸿雁（2007）开展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4]和曲延春（2015）就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差序格局研究以及孙希有（2015）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差序增长律”；本文借用“差序格局”之概念以探究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等级序列及其相关经济体各自特征。

以美国康奈尔大学牵头联合英士国际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和世界经济论坛分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库为依据，将二大权威机构提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数据进行极大标准化处理，绘制成如图1全球132个经济体（二大权威机构均涵盖的经济体数量）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相关关系图，复相关系数高达0.8024，足于说明二者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全球经济体竞争力的高低与其创新能力的强弱关系密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

从图1还可以发现竞争力数据和创新指数都明显较高的经济体集中在图的右上角，显示了其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一显眼的经济体集聚区涵盖了瑞士、英国、瑞典、荷兰、美国、芬兰、新加坡、爱尔兰、卢森堡、丹麦、香港（中国）、德国、韩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挪威、法国、以色列、比利时等22个样本经济体。这些22个经济体显然为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其中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香港（中国）等为G20经济体。从图1中可以看出除了G7经济体，其余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状态尚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位置，与全球创新驱动前沿经济体在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远较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有良好的表现。依据图1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各经济体在其竞争力指数和创新指数的差异，全球132个经济体鲜明地出现了四大梯队阵营：（1）创新驱动发展前沿经济体（Ⅰ），主要为前述22个样本经济体，其国际竞争力与创新能力走在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前沿位置；（2）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Ⅱ），则主要是以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以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一些相对发达国家，其创新追赶进取趋势强劲，特别是中国其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所处第二梯队的位置令人瞩目；（3）创新偏向及创新投入相对不足经济体（Ⅲ）则主要是以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就总体而言这一梯队的经济体创新投入相对不足，从而影响其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在某些领域创新不同凡响，体现出明显的创新偏向性；（4）创新相对平庸乏力型经济体（Ⅳ）则主要为一些国际竞争力、创新能力均处于相对低水平状态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三、全球视野中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情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针对这一全球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样本”，经济学家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了一系列重大争论；由此在关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方面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引致，中国奇迹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其隐含着很多内在问题和矛盾，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类似观点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最为代表性，早在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包含着显著的技术进步；吴敬琏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开放后的粗放增长论，是从国外引进未经研究的非学术观点”；史正富（2013）在其《超常增长》著作中就中国的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了系统性诠释，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长论”的依据；唐毅南（2014）更具说服力的采用经验分析方法考证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表现，发现在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消费增长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指标方面，中国等同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历史上相应时期的水平，据此得到的结论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高速度、高质量的增长”；“粗放增长”这一广泛流传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在速度上如史正富指出的“超常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是“优异增长”；亚洲开发银行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AsianDevelopmentBank，2015）；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和践行自信。（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6GWCXXM-3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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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大棋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前景

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车轮有着自己的既定的方向。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这种趋势往往带有个体主导的色彩。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各个领域的全球化深入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历史趋势总归要融入到特定的历史时期，体现着国际格局和现状的色彩。因此，只有全面把握和深刻领会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及其发展进程，才能充分地理解在这个大棋盘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大棋局：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大棋盘

冷战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暂时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还没有定型。这就是当今国际格局的基本现状。尽管我们说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只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它主导世界的地位不可撼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夹杂了更多的美国化，更像是全球美国化。但是，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的时候，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过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于是，更多的国家某种意义上说是沦为了美国主导的这个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是作为“华盛顿共识”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它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性。更多的国家或许成为或是正在成为这个大棋局上的输家。当在“华盛顿共识”令人沮丧、让人不知所措时候，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即便是在金融危机致使全球大萧条的情况下，中国也有着良好的表现。

二、“中国模式”：当代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棋盘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经济全球化大棋盘上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举世关注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举什么旗”代表国家发展方向，“走什么路”决定国家盛衰兴亡。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它决定国家的根本性质，代表国家的发展方向。它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而道路不仅包括前进的方向而且包括实现伟大目标的基本路线和基本途径。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旗帜和道路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当代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旗帜和道路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又为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具体的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色之所在，是经济全球化大棋盘上中国模式之优越性所在。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精辟论述：“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族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道路的开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基本国情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特征的科学准确判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整个世界开始进入了不断变动和调整时期。面对着国际风云变幻所带来的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形势，面临着在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所带来的诸多困难和多重挑战，迫切要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尤其是需要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开辟一条新路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并以开放的胸襟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格局进行了正确判断和分析，环视全球，审视自己，以全球化时展的要求谋划全局，以战略性思维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程，开辟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棋盘上拥有了真正立足于本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科学理论，立足于本国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选择正确的道路，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棋盘上不断发展，不断展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三、分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大棋盘上的影响力

在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这个大棋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模式”占有多大的分量呢?别人说好不能算好，自己说好就更不能算好了，只有用实事说话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2011年《世界经济黄皮书》和《国际形势黄皮书》，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多项排名处于全球领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5.7万亿美元，是日本的106％，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10月，G20财长会议决定IMF将向中国等新兴大国转让6％的投票权，其中，中国的份额将由3.72％跃升至6.39％，投票权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一举超过英、法、德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2010年中国并购交

易额位列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达400亿美元，中国企业由被收购转为资产收购方。以能源为主的采掘业成海外投资主力军。中国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其速度比原本位居世界首位的美国(美洲虎号)快47％，被认为是走向科技大国的重要表现。中国海军舰队多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使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挥重要作用，作为G20和“金砖四国”成员参与制定和协调国际经济规则，作为基础四国的成员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

实事已经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强大的生机，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理想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发展成就，以及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与加深尤其在金融危机中所展现出的良好表现，已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大棋盘上，彰显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世界更多的目光。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军事、外交领域的不断突破，国际话语权的显著提升，和平崛起的中国必然在这场全球化大棋局中占有更大的分量、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对整个棋局的走向、对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大棋盘上的发展前景与自我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大棋盘上所凸现的巨大力量与活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庞大中国的某一个部分时，当我们将眼前的一切与欧美等国家对比时，当我们将一部分人的生活与另一部分相比较时，问题绝不鲜见：如何缩小城乡收入的“剪刀差”，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如何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如何完善公共财政，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何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个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难关等待我们攻克。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可是，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一个曾经贫穷的大国，一个曾经被人间天国梦想折腾多年的弱国，而今终于在全球化的棋盘上跻身弈者的地位，无论它存在怎样的问题，只要他还在前进，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了。因为，不论是纵观历史，还是横看列国，同等条件下，绝不会有谁能做得更好。

有人说，“中国历史符合牛顿力学定律。必须一个很大的力才能让它动起来。符合第一定律：动起来之后，就会一直前进，符合第二定律。”今天，在全球化这个大棋盘上我们已经动起来了，不断的、更大的进步必然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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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I]，人民出版社,2007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3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关键词：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格局次贷危机

当人们回顾2008年、展望2010年的世界经济时，次贷危机依旧是一个必须讨论的命题，它引发了人们对于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美国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以及对于将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探讨。

一次贷危机引发的理论再思考

(一)对于美国新经济的再思考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人们对新经济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意见比较统一的表述有如下几种：1.“新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2.“新经济”是以信息为主导的经济；3.“新经济”是高科技经济和知识经济；4.“新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知本经济”；5.“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尤其是观念、制度创新的经济；6.“新经济”是风险经济、创业经济或企业家经济；7.“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即吸引“点击”和他人注意力的经济；8.“新经济”是全球化经济或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9.“新经济”是数字化经济即信息从模拟进步到数字的经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末，在谈论美国“新经济”时，人们大都把目光投向技术和工程发明层面，讨论信息技术、网络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

笔者在2DOO年时曾提出，美国“新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特点：风险投资的社会化、国际化；高新技术的数字化；经营管理结构的虚拟化，经济政策的鼓励等；这些经济制度框架创造了美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式，其他国家在短时期内基本无法套用美国的这一框架机制。笔者尤其认定，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新经济中经历、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如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从富有者的专利变为大众的行为，不仅中小投资者可以介入风险投资，使得资金集中、数量急剧扩大，同时投资风险也分摊到大众投资者身上。今天来看，这一过程既有效率的超常规跃进，也在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这些社会科学与工程的边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实践，比任何真正纯工程学的发明意义要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次贷危机最终向人们展现了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于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再思考，为将来进一步分析世界经济走势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对于经济全球化，人们大多有这样一种共识：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谁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否则将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本。

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网络和信息技术、金融创新使美国利用全球化平台，走向世界，获得了来自世界的大部分利益。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点。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世界经济失衡产生了世界生产与世界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证券化的力量失衡地配置资源，必然导致新产生的财富世界分配的失衡。今天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中，贸易顺差、逆差互相流动，为什么世界贸易的顺差最终没有选择地一定要流向美国去?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通过全球化的平台控制住了整个要素的流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金融创新这个名词。因为在金融领域，风险无法消灭，但总是有办法转移。而且任何一个转移风险的工具，一方面在平抑某一层面风险的同时，总是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大的风险。然后人们把它更深层次地证券化，更深层次地把这个风险转移。其后果是，这种转移在更大的层面上制造了更大的风险，为危机扩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其非均衡的传导作用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使世界经济的非均衡从一个经济体传导到另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行业传导到另一个行业，从而形成全面的冲击。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已经不那么乐观了，开始反思全球化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转嫁金融风险引发了新一轮对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金融危机逐步深化的周期中，昨天人们还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天就要经历着痛苦的债务清算和“金融去杠杆化”过程，仅不到一年时间全球就经历了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重大逆转。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扩散，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并持续多久，事实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的活力减弱，商业银行普遍惜贷，对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减，金融危机的风险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大概是这次危机难于渡过的症结。

(三)对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的再思考

很多人把美国股市、房地产泡沫归咎于美国银行家的贪婪，也归咎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导致借款价格过低，变相鼓励个人、家庭或企业不顾及自己的信用去借贷，去搞房地产，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引爆次贷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在探讨，美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同时又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即使还款人无法偿还，房价还在不断上涨，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足以偿还贷款。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这个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多次积累风险，因而引发风险蔓延。当然人们也还把此次金融风暴的爆发归结为评级机构的失职，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误等等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另有根源。

笔者认为，这次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说来，就是社会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结果。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发展要均衡，要协调，不能厚此薄彼。平均利润率规律就是说，对于任何人，等量的资本投入会带来等量的资本回报，不管你投资的是什么部门，什么行业。如果这些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遭到破坏，社会经济的危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不管在技术层面监管有多缜密、多严格。

此次次贷危机，当投机者预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就会千方百计获取信贷资金以参与投机买卖；同时资产市场的预期高回报会诱使许多企业放弃长期实质投资，加入到短期投机行列，大家都去投资金融，这就违背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增大资产价值，将价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反过来又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贷资金，只有金融行业最赚钱，这就违背了平均利润率规律。，于是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疯狂链条：资产价格泡沫一企业和个人资产急剧放大一大量信贷投放进一步促进资产价格暴涨一更多的信贷投放。一旦上面的两条规律发挥作用，泡沫就会破灭，疯狂链条就迅速逆转：企业和个人无力偿债和破产一银行资不抵债和坏账累累一银行收缩信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和个人经营困难和破产一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和坏账更加严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可以跨越国界，不同产业或获得的要素的客观比例，也可以跨越国界展开，平均利润率规律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从而延缓某些矛盾的激化，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自身已经难于平衡巨大结构失衡时，矛盾就会以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爆发。当虚拟经济在全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人人都要进入虚拟经济获取暴利，资源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股市、债市、房市，一方面虚拟经济中的资源相对于利润率严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因资源抽逃而难以为继，资源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成本由于虚拟经济的拉动而飞涨，其结局可想而知。一个经济在崩盘之前，共有的规律一定是流动性在虚拟经济过剩而在实体经济奇缺，经济规律将强行体现作用，新平衡将以巨大破坏得到恢复。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调整就是这样的过程。

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

21世纪初，在摆脱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连续5年保持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PP方法核算)以上的增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高增长时期。直至2005年上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失衡和发达经济体增长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曾有所减慢，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加大，世界经济逐渐恢复稳定。事实上，从2005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显得模糊和脆弱，结构调整没有到位使得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投资热点和新增长点；其次，全球发展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拉低了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直至2007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还仅限于美国。而2008年，最终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4的美国(按现价计算)，其经济增长的减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另外在2008年，由原材料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消费信心的下降也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向美国一样经历着房地产价格过度上升之后的深幅调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经济动荡开始向全球蔓延。

(一)工业发达国家步入衰退

200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进一步减缓。尽管美国经济在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的拉动下强势增长，但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滑坡，第二季度整个工业发达国家按年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仅为0.8％。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国内需求依然疲弱。税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但私人房地产和建筑投资仍在大幅下降，设备投资也出现下滑。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从2008年初起，就业岗位减少了60万个，失业率上升到6.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欧元区经济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较深，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纷纷爆出次贷损失。随着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市场信贷紧缩随之出现。相比于美国，欧元区的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源于银行的资金贷款高达60－65％，因此欧元区经济对银行系统的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更为明显。以居民消费为例，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元区私人消费增速趋于放缓。而区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中，高端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也使得对外贸易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深，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也更为明显。而对于欧盟区一些新加入的小国而言，由于外来资本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信贷紧缩影响，外资流入规模的降低也对这些国家的消费、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日本从2004年开始的景气回升已走到尽头。工业生产从2008年年初就已开始回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下降26％。外需曾是带动近两年日本经济回暖的主要因素，但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降。国内需求依然疲弱。公共投资和私人住房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缩水，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劳动市场也出现连锁反应：就业增长停滞，失业率开始上升。

2009年情况更加严峻，美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滑1.5个百分点，欧元区则环比下滑2.5个百分点，日本更为糟糕，下滑达4个百分点，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姗姗来迟，甚至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拖累了世界经济的探底与复苏。

(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减弱

2008上半年，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增长也显著放缓。投资和消费仍持续快速增长，但能源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对增长构成威胁。各项指标显示经济运行在减缓。由于出口受全球经济疲软和人民币升值影响而显著放缓，设备投资增长也因奥运投资结束而放慢，中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减至6.8％，2009年第一季度为6.1％，是2005年底以来的最低增长。2008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匮乏。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上升7.9％，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工业部门增长减速最为明显，6月份仅为5.4％，服务业首次出现下降。受金融危机深化影响，第四季度增长6.5％，为全年最低。

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也明显减弱。高通货膨胀压制了私人消费；由于经济前景看淡，第三、四季度投资增长明显放缓；近期内随着亚洲货币兑美元汇价的下调，出口增长略有回暖，但仍处于5.0％的相对低点。拉美国家经济增长2008年第一季度时就明显减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虽增长5.2％，但环比仅上升0.6％。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增长滑落最为显著。在墨西哥，美国需求下降导致其出口增长受阻；而食品价格的攀升也抑制了私人消费需求。哥伦比亚紧缩货币政策明显打压了消费和投资的意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停滞制约了其增长步伐。只有巴西经济在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下保持5.8％的增长。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增大导致调整成本增大

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失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很多人看来，失衡是全球经济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失衡更多表现的是世界资源配置、全球财富生产与世界经济中财富分配的扭曲，生产与分配在地域、产业中的严重失衡。全球经济的这种资源配置、生产和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工，以及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

从理论上讲，世界经济的失衡，可以被认为是生产财富的资源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配置比例失调，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分配失调的结果。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诞生，却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流通和生产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流通服务于并反作用于生产。但是，如果流通的作用超过了生产领域的实际需要，调整就必然发生。当然，这种生产与流通的比例关系，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得到反映，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会在世界范围形成生产、流通的适当比例，只有当全球的生产、流通失衡，自我调节无法进行时，这种失衡所要求的全面调节才会发生，而代价比在一个经济体内要大得多。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是以华尔街为首的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生产力布局的结果，是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次金融危机深化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找到科技创新的突破领域时，全球失衡将持续面临矛盾积累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美国的做法一定是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成本通过转嫁的办法，例如利用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方法转移到贸易伙伴国，即贸易顺差国。近十年间，在全球经济中，经常性项目的顺差国主要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而经常性项目的逆差国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这一时期中，欧元区国家的经常性项目略有顺差，但波动性很小。贸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国家的事实，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时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家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但是，从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对全球经济失衡同时进行调整的角度看，顺差国必须在实物经济领域中将资源由贸易部门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而逆差国则需要将资源由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看，这种变化需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其调整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时间也将是漫长的。

另外，以虚拟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是美国新经济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经验观察，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其结局大抵是经济崩盘，美国、日本、英国和新兴的经济体香港等，概莫能外。原因非常简单，房地产如果满足的仅仅是消费需求，它的规律遵循商品供求；但如果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甚至被衍生多次，则它遵循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规律、虚拟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失衡的经济中，不崩盘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危机意味着美国虚拟需求增长方式的调整，那么毫无疑问，这次危机也预示着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开始。美国这场次贷危机与2001年前后的信息技术泡沫危机的最大区别在于金融机构选择了非贸易品部门作为资产泡沫的炒作对象，并且尽其所能在不断扩大它的范围。非贸易品部门的虚拟需求虽然其衍生金融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转移，但是其真实需求部份则只能依赖于美国的实际购买力，因此，虚拟需求的泡沫在房地产行业的真实需求支撑远远不及信息技术行业。这就决定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调整深度远远大于2001年的调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深度调整大大增加了经济何时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金融危机也是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一国在危机面前的控制力可能会使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被重新定义，不会再从经济的总量和价格的操纵上而是从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上来重新定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全球将目光转向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大国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将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和演变。然而，笔者对此存有疑义：中国和印度，人口25亿，但每年消费仅3.7～3.9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口的年消费额达到近10万亿美元，从这样的角度考察，世界经济的复苏，更多地还要期待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调整

(一)贸易格局

随着2009年各国先后进入零利率时代，在政策层面上可能都会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也可能在单个国家爆发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也许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微调，例如美国的经济政策就在以新古典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转变的形式进行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经济刺激方案中提出了“购买美国货”(BuyAmerican)条款，欧盟认为只使用美国钢材的计划是一个“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欧盟比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冲动可能更强烈。因为欧盟遇到的困境要比美国大一些，会更加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投资，严禁资本的对外输出和非本地区贸易产品的输入。而欧洲产业和亚洲产业之间存在同质化特征也是导致欧洲保护自身市场的重要原因。例如英国反对使用外籍劳工，提出要求保留“英国的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jobsforBritishworkers)的呼吁。法国政府要求汽车制造商承诺不会将工作或生产转移到国外，否则不予提供60亿欧元的救助，并且必须购买法国国产的汽车零部件等等。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一系列救助计划和保护本国市场的政策，以及2008年7月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得很多国家政府担心可能诱发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笔者认为，虽然贸易保护主义会有一定的抬头，但不会泛滥成灾。这主要归因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美国、欧盟(EU)等主要成员制定的规则限制了关税提高的空间。历史上有过相似的前车之鉴。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施了一轮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各国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现在都会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毕竟，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依存度增强，再度回归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时代不太可能。但是还要看到，各国可能在采取的贸易保护形式上会有所变化，不会采用传统的关税和配额等措施，更倾向于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模糊的措施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措施。

(二)金融格局

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美元是否会逐步边缘化，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如果美元不断贬值，欧元的地位包括其他主要货币的地位是否会发生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金融格局?答案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美国经济的弹性、美元的弹性远大于人们的预期，美国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非常

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货币取代美元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渺茫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有学者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然后通过美元的贬值以减轻外债负担。这一货币地位也被用来转嫁危机。美国出现贸易赤字时，就多发行美元来弥补赤字，输出通货膨胀转嫁衰退。目前各国建立多元储备池，要求在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就是金融危机后对单一货币体系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从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国际金融格局将发生渐进式的改变，其重塑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过程，向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迈进是大方向，但速度很难预料。

(三)要素格局

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美元不断贬值，全球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资本的流动方向也会发生一些逆转。如果美国不再是一个安全、回报率高的投资场所，那么这些资本将流向何方?资本市场最根本的作用是配置资源，现在却变成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了。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的流向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在危机之后，国际游资依然在要素配置上利用投机无限炒作，那么，未来国际市场要素配置的格局和要素价格的确定，就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大而正面促进作用小。

(四)产业格局

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格局，有互补，有竞争，中国的产业格局调整发生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如果这次世界经济放缓，会迫使中国从内部重新进行产业格局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首先，美国总需求水平下降后所带来的市场总体份额缩水，必然会导致国际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其直接结果便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增多。其次，假如此次危机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转为资源向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投放，如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现以及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会进一步通过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节能标准对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进行限制，国家的出口企业可能会面临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标准的考验。最后，当美国新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也遇到障碍后，美国当前的经常性项目的巨额赤字将难以维持，那么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将会是资源从非贸易部门向贸易部门的转移，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从非物质权力转向物质权力。这将对全球的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五)世界经济利益格局

根据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论，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相对稳定之间要重新寻找契合点。此时应适当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把汇率的稳定作为一种政策选择。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可能三角形中间，需要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在稳定的基础上再深化金融改革。某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泰国等国家的历史已表明：过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会形成对本国货币和汇率的连续冲击。另外，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角度看，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必然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正是通过向欧洲国家输出通胀来转嫁美国的经济衰退。根据欧洲以往的经验，避免外生性通胀的主要办法是放弃与通胀输出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币有效管理汇率浮动空间，并对金融市场开放领域有所保留，是对外经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来看，稳步开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传导强度。

(六)世界经济协调格局

全球经济失衡中实物经济领域的失衡与金融领域的失衡相脱离，这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了难度。从资产负债的分布地区来看，美国资产的一半以上、负债的40％以上都来源于欧洲地区，而美国持有的亚洲地区资产不足总资产的20％，对亚洲地区的负债也仅占总负债的30％左右。但若从美国的地区贸易权重上看，欧洲地区在美国贸易中所占权重仅为27.3％，而亚洲地区的贸易权重为41.2％。因此，欧洲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金融伙伴关系，而亚洲地区则与美国是贸易伙伴关系。所以，欧洲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形势也更为严峻。欧洲的银行持有大量的美国次贷产品，同时冰岛、英国等国银行业过度扩张使其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也较大。因此，国际经济的协调应该是两个方向上的调整，即美国与欧洲之间和美国与亚洲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衡的纠偏。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6

十二五”时期的全球经济

其表示为世界经济在结构变化过程中的逐步复苏。这个阶段，十二五”时期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由于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主题也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及其主题的变化表示为以下五个层面。

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标明，第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接受范围，发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金融深化的肯定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基本特征，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社会信用的扩张，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超越了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07年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30倍。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化”极为严重，成为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由此，后危机时代”通过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挤压经济中的虚拟泡沫”使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一大特征。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将“重塑”经济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第二。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危机后必将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在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体现为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由此，各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第三。人类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解脱危机“后遗症”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另一种是新技术革命。其中，实施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交易利息较低，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去危机”手段。1857年，以生产过剩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英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企业在此次危机中纷纷破产。但是之后十年内，以电气化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增长动力，使这些国家迅速解脱危机，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坚持经济临时稳定增长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经济危机往往随同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本轮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必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全球经济发展亮点将“凸显”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迹象趋于明显，第四。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规范模式”各国只有在这个基本模式框架中寻找符合外国的发展路径，才干融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使外国经济良性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成为“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低碳技术”推动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发明“能源利用”与“环境维护”相结合的新增长动力，寻求经济的绿色增长”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遵从的主题。

全球经济合作主题将“锁定”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发生后，第五。由于各国经济迅速下滑，导致全球贸易维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由此，各国开始强调地区合作的地域开放性和领域协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有加快的迹象。例如，欧盟通过地中海联盟扩大了区域合作的边境，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决定加强合作，西半球国家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与此同时，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清迈建议多边化协议也是此次危机中区域一体化的亮点。由此，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迎来新的高潮。

十二五”规划的全球战略

十二五”规划是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案。然而，从实质上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调整，十二五”规划中比较系统的蕴含”中国政府的全球战略”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第一。加快内外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将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政府民生投入，以及加快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多重措施，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同时，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入口协调拉动转变。最终，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并以此促使中国从“外供型”经济转向“内供型”经济。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7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深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20世纪末发生了科索沃战争，新世纪伊始又引发了阿富汗战火，现在巴以冲突又愈演愈烈。而这些事件都是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多极化趋势深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思考这样一个关系全人类命运和世界文明走向的重大课题——全球化、多极化与和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全球化、多极化是否有利于把人类引向和平与发展?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一词成为国际社会应用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所谓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系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经济全球化包括信息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等等，其核心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全球化。

以经济全球化为主流的全球化趋势在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决不是始于今天。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它就已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只不过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更加突出及其趋势大大加强而已。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开始了它的又一轮加速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也就成为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那么，为什么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向世人显示出它的汹涌澎湃之势呢?

因为这一时期，世界的潮流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首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个世界力量中心和地区力量中心，各力量中心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了多层次、相互交叉、变化频繁的复杂组合。战争已不再是世界主要大国相互间取得自己利益的有效手段，经济科技已确立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地位，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意愿、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这样，由于美苏争霸而酿成世界大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以避免性虽然并不表明天下完全太平，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总体上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使其他国家更着重于发展自身，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上。

其次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要对外扩张，但各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等迫使它不得不放弃旧的用赤裸裸的战争手段去进行扩张的做法，而采用新的殖民主义方法。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达国家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促进发展的名义，通过合作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手段及文化交流等其他手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控制，并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强烈地增长着的扩张本性迫使其不断强化和扩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以经济交流为核心的全方位的交流，从而促使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步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扩张的要求。

再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迫切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以便于凸现其自身优势，发挥“后发效应”，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相互问的交流、接触与合作才可能实现。这种交流与合作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凭着互利发展的愿望才可能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为这种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时代环境。正是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不同类型国家间的交流、接触、合作越来越深入，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和平与发展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多极化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格局开始走向多极化。虽然这一进程异常艰难复杂，但这一趋势却是不可逆转。这是由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所决定的。多极化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首先，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时期。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从而确立了正确的时代观。邓小平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一方面，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愈加力不从心。80年代以来，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对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反对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左右、影响世界的能力在日益减弱。另一方面，广大第三世界的日益崛起壮大了世界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他们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既是世界战略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又是90年代以来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为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其次，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苏美争霸的空隙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给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以巨大的物质驱动。

随着日本、西欧的异军突起，在世界经济领域，已呈现出美国、西欧、日本的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凭借战后初期以绝对优势而建立的经济霸权，随着美元地位的下降和失去对世界石油的控制而丧失，美国控制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日益减弱。同时欧、日要同美国分享权力，享受平等地位，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频繁发生。这就使得世界经济权力中心由美国独占逐渐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中心转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实力雄厚，而北美、东亚和第三世界等区域集团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忽视，他们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世界经济权力中心已由美国独占走向多极。经济上的多极化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政治上的多极化。

再次，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日趋活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如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在增强，许多区域性组织和国家集团的积极影响和作用都在提高。如东盟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保障为宗旨，作用不断扩大，地位明显升高；再如，非洲统一组织在加强非洲国家团结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国际组织和国家集团的发展中，洲际问的合作不断加强，涌现了许多跨洲际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首脑会议等。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的空前活跃，既是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又对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全球化、多极化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现在世界虽然仍很不太平，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多极化趋势的日益深化，整个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首先，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经济联合的程度日益加深。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趋势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了它的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造成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跨国公司的发展，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这一切使各国之间相互渗透，交往、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个国家能长久地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与世隔绝地谋求自己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因此，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扩大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还面临许多超越国别和社会制度的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如人口增长，粮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与世界各国有关并且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或进一步恶化。不仅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不仅不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甚至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所以，各国本着从整个人类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彼此尽可能地搁置争端、冲突和私利，从而为通过磋商、谈判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共同利益的强化也必然会加强人们追求和平的心理愿望，成为制约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将会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再次。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表明，由于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力量对比格局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绝对优势已经丧失。而日本、西欧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日本现在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日本在许多科技领域都已经超过美国。欧元区的建立及欧元的流通表明欧洲各国在一体化的道路上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欧盟各国的经济实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经济实力，虽然现在在经济上已跌入谷底，无法与美国抗衡，但俄罗斯依旧是一个军事和文化大国。仍然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发展的眼光视之，由于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政治稳定、经济理顺之后，必将重振大国雄风。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的进程中，综合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经济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虽然加深了大国间的矛盾，但也对矛盾的激化起着抑制作用，总体来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多极化趋势下大国关系的新变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8

一、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与整合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个层面实现了全球互动。在全球化打破了地区经济纬度的同时，触动了社会价值与社会认知的矛盾与整合。全球化不是纯粹的经济或政治的全球整合，“其目标甚至首先指向了文化价值方面”(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39页。)。

冷战时期，全世界被意识形态所分割。当国际关系格局冲破意识形态的控制时，人们突然发现别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已经渗入进来。在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在首先做出排他性反应的同时，也遇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然而，当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给当今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时，为了自身的发展，各个民族程度不同地从物质层面上接受了它，但也无法拒绝隐藏在物质产品背后的文化价值。于是，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在世界格局的转型期选择了吸纳与排斥西方文明的双向行为范式。当两种不同文明相遭遇时，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排他行为，并且加强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然后便进入了排斥与接受对方的两难境地。当西方推广其文化的普世性时，世界便在一种文化全球扩张与其他文化自我认同的张力中分离与整合。

不同文化之间既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也加强了文化内部的融合的活力。从历史角度看，当不同的文化还未发生深层的互动时，同质文化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欧洲大陆的许多次战争大都表现为同一文化内部的物质利益层面上的冲突。当全球化进程将一种文化及其载体推向全球层面的互动时，文化内部的冲突开始减缓，乃至终止；文化内部的冲突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例如，冷战结束后所谓“西方民主”的胜利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扩展，给不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文化对立乃至冲突制造了诱因。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具有文化冲突的特点。此外，文化间的互动又促进了同质文化内部合作的加强，欧洲终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走向一体化。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单向整合所带来的矛盾显现出来，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磨合，这既是一个自然发展、多元整合共生的客观过程，也是一个人为导向的过程。在整合过程中掺和了人为导向因素，具有强势经济和政治外壳的“强势文化”就易于在全球推行文化单极主义。全球正在致力于营造一个多元互补、共存共荣的世界，但不排除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企图建立一个西方普世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文化普世主义就是“以某一既定的社会理念或社会观系统为前提预制的单极化或一元化普遍主义。也就是说，某种强势社会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强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支撑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可能被强行地确定为现代全球化运动的既定目标并加以强行推行。”(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42页。)这种普世化行为必然将世界推向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之中。

苏联解体后，西方以为其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于是就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市场以及个人主义等价值观。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东西南北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对人权理解的差异性。非西方国家强调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西方国家却推行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优先的普世性。这两种观点都出于维护人权的最终目的。但是，人权的有效性在于将人权置于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中，显然，西方国家却忽略了这一差异。

尽管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确定的将来事物，并且能创造一个复合的全球文化空间，但现在就认为它已经到来却为时尚早。文化的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全球互动过程。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是现实的存在，而其根源在于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文化互动也具有两面性，差异是整合的前提，而对立则是整合过程中的一种极端方式。整合不等于一种文化吞并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优势互补、多元趋同共生的过程和状态。

二、南北经济的矛盾与整合

科学技术的发展缩小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可能性。在财力创造财富的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资源的稀缺性便显现了出来，导致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与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发生了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实现资源在一个国家内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必须保证资源在任何时空点有充分的自由流动性，也就是经济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实现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发展要求下产生的，并且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着全球的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和制度。

资源能否实现合理配置，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它会公平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自由市场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竞争的公平性。然而，公平竞争只要求竞争者不论能力大小，都必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却导致了一种社会不公现象。作为国家，其能力大小有天壤之别，让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现有的发展状况以同等的游戏规则与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社会中进行竞争，它必然会被这只“无形的手”无情地抛出公平竞争秩序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没有在全球实现公平而合理地配置，反而使南北经济发展更加不对称，国际经济秩序也因此更加不合理，不公平。

导致南北经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很多，但总体上讲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西方一跃成为一个发达地区，拥有了向外部扩张的“铁爪”，并先后将世界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置于其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之中。南方国家开始被北方发达国家殖民化。殖民主义使南方国家更加贫穷落后，并使整个世界陷入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分配体系的“深渊”之中。在人类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的贫富两个世界间的对立也在不断加大。南方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承担着现行国际金融制度及经济自由化过程的高昂代价，而北方国家却是受益者，他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将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并把南方国家的经济纳入由自己主宰的世界经济秩序之中。以强制的手段实现经济政策与制度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手段的强制性越强，南北经济的对立也就越加剧。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次，知识经济加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紧张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实现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次转变速度快、波及面大、影响范围广，使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局面更为严重。“1965年，最富的7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穷的7个国家的20倍，1995年已达到40倍(有些统计表明，现在已达到60倍)。1960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人比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多20倍，1990年已达到60多倍。”(注：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知识经济把世界再一次引入了殖民时代。所不同的是，发达的北方国家以知识技术殖民手段取代了“炮舰”手段。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的同时，也进入了知识殖民时代。

《知识与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8/1999》指出：“穷国和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穷国和穷人获得的资本少，而且也在于他们获得的知识少。”(注：转引自安维复《当代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知识垄断》，待发表。)缺乏知识和技术与资本匮乏互为因果，一些南方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陷入了缺乏知识的恶性循环当中。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南方国家在全球商品、劳务、生产、投资及科技开发等方面的组合配置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占人口总数20%左右的发达国家拥有着全球总产值的86%和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80%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只分别占这两项的14%和18%。知识经济将整个世界向富裕和贫穷两个方向撕裂，不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场灾难，也会为整个世界带来一场灾难。

当然，南北经济间并不只是存在着矛盾，也存在着整合与相互依存。也就是说，没有南方国家广大的原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北方国家也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合作实质上是一种强弱之间的不合理和不对称的合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经济间的对立。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对等的全球化。所以说，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依然没有超越南北经济间的失衡发展。

三、权力与公理的矛盾与整合

根据华尔兹的体系结构理论，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导致体系内单位的变化(注：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Politics(NewYork:RandomHouse，1979)，chapter3.)，然而体系内单位的变化同样也可以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国际体系结构，对抗式的两极体系瓦解了，世界格局呈现为“一超多强”的态势。迄今为止，国际合作仍在继续，并在有些领域有所加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世界格局依然是强与弱两个世界的对立，也就是权力与公理的矛盾，国际政治仍未摆脱无序状态。

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这一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日益缩小的世界里，各民族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在加深和加速进行，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又促使各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的深化和扩大。在这个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建立起一个单极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公理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以往国际格局变动不同的是，维持大国霸权也有了新的支点和内容。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约束力，也就是说，阻挡世界单极化的因素在减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有了生存和维持的历史机遇，军事上能够挑战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也难以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美国的单极趋向与有多极化要求的世界之间出现了矛盾，导致民族主义四处泛滥。“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头了。”(注：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9页。)美国利用其绝对优势地位，在国际事务中不惜以强权破坏公理，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其单边意愿在地区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很明显。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的其它力量在竭力约束美国强权。虽然这些力量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多合作，但维护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和公理、国与国平等的呼声在加强。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就是一种客观反映。

对于权力与公益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之一是公益的“共享性”(jointness)。共享性要求不同的国家都能同时享受公益的同一种单位产品。从广义上讲，它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所有成员能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而强权机制除了维护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公益”外，“只有剥削性和不能满足‘共同享有’的特性，因为在这种状态，利益并不是所有成员共享的，而是从一国重新分配到另一国”(注：DuncanSnidal，“TheLimitsofHegemonicStabilityTheory”，TheInternationalSystemand

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293.)。在存在强权的状态下，公共物品主要提供给某些更为特定的国家，比如垄断集团所制定的规则就只有利于垄断经济。在单极体系中或者在谋求单极格局的过程中，使用强权的国家会强迫其他国家遵循强权体系规则，甚至迫使他们提供公共物品。而通过强迫实现的公益就不再是真正的公益了，反而是对公益和公理的破坏。这样，国际格局就处在破坏公益的权力和维护公益的公理之间相矛盾的状态。

美国及其盟国强调“全球社区”、“全球责任”和“世界主义伦理”，目的在于使世界政治西方化。正是由于贴上了人道主义的标签，“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这些行动同帝国主义的旧目标十分合拍”(注：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人道主义的干涉”在一步一步地吞噬着民族国家的主权，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全球公理，并加深了权力政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的对立。

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同时，却在破坏国际社会中民主和不同类型的价值观的共存。“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对国际格局的运行规则有相当的影响。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和进步标志，……它一方面表现为国际行为主体的独立和成熟；另一方面表现为国际行为由野蛮向文明方向发展。”(注：戴德铮、阮建平：《国际格局与世界和平》，《世界政治与经济》2001年第3期，第27页。)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的，并且互为存在的前提。民主化的实现有利于遏制权力政治的蔓延，促进多极化的发展，而多极格局的构筑又保障了国际社会民主秩序的营造。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国际社会也基本维系着多极格局，但这种多极格局是殖民主义国家间的多极格局，它依然是对公理和国际社会民主的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际体系中的单位逐渐成为成熟的政治行为体，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要求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但两极体系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冷战后出现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是新型的、进步的，它与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一致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旨在推动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维护代表公益的国际制度。可是，国际社会民主化及多极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进行中它遇到的最大的逆反力量是权力政治。可以说，当前国际政治矛盾是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与单极化和等级化之间的矛盾。

四、结论

以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世界利用其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借助“冷战胜利者”的余威，继续向全球扩展其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实现“历史的终结”。这种扩张性和排他性的文化扩张，很容易与其他民族文化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新的世纪还在不断地扩展和加深。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兼容和整合的情况，但是这种和平接触和融合有着长期性和渐变性，与当今时代中文化间激变性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经济全球化在使世界总财富增加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却又加剧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国家依然主导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这种旧秩序的受害者。南北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非常明显。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减缓南北经济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经济的融合和依存并不掩盖南北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9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10

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5年稳定增长后,2006年前三个季度,虽受到油价高位波动、利率捉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东地区动荡加剧以及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仍难以阻挡全球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快速增长。特90是,虽然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上说,高位徘徊的油价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的冲击比预期想像的要弱。多数专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1)油价上涨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导致能源需求旺盛的结果,并非供应不足,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要轻,同时也体现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和繁荣;(2)发达国家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转变,十分重视对能源利用的效率并不断得到提高,经济活动已经向能源需求相对低的服务等行业转移;(3)近期高油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同以往石油危机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高油价的承受能力已经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石油输出国需要大量购买所需商品和服务,石油收入被需求增长大量消耗,弥补了因石油收入增多带来的贸易不平衡差距的拉大;(4)油价的上涨和石油收入的增多使许多石油输出国大量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持续增长,有助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和发展。

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看,尽管有关国际权威机构对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基点不同,但初期一致认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减缓,低于12005牢的经济增长。半年过后,全球经济总体运行超出了国际机构最初的预期,经济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第一、第二季度全球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4.7%和4.5%,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2.9%和2.8%,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6.5%和7.0%。对此;有关国际机构又一致认为2006年上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仍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后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同时存在,但经济复苏将明显加快,并纷纷上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2006年初,联合国的《2006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中指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3%,与2005年基本相同,下半年联合国根据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重新调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上调至3.6%。世界银行最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与联合国最初预测基本一致,最初预计全球经济增幅为3.2%,与2005年持平,上调后的预测高于联合国,上调到了4.4%,并大幅度上调了部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WTO的预测则略低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最终全球经济增长可达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期和近期的预测则均高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WTO的预测。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3%,2006年4月上调到4.9%。尔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06年即使在原油价格高位徘徊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依然表现活跃与强劲,对全球经济前景更为乐观,将经济增长预测再次上调到5.1%。上述预测还不能说是最后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有可能还会被改写,无论是上调还是下调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已成为定局。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1.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旺盛。2006年全球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的束缚,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持续旺盛的消费需求同样也支撑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从需求上看,2006年世界各国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体现在能源上,而且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保持着较快的增长。由于美国制造业发展状况良好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推动了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产品价格的持续走高,年初以来国际有色金属产品价格与能源价格并肩屡创新高。在居民消费需求上,2006年上半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持续旺盛,美国商品零售额1-5月份同比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其中5月份增长了7.6%,比上月高出0.6个百分点;1-4月份消费信贷折年率分别增长了3.9%、2.1%、0.8%和5.9%;欧元区第一季度居民消费同比增长了0.7%,高于2005年第四季度的0.3%,4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为近年来最高水平;日本上半年民间消费增长了0.6%。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出现快速增长趋势。2006年在能源和有色金属需求强劲和居民消费增长的驱动下,上半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工业生产增长呈现强势增长。以美欧日为例,美国工业生产1-5月份同比分别增长了3.2%、3.1%、3.8%、4.7%和4.3%;欧元区1-5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1.6%、1.7%、1.8%、2.2%。和2.6%;日本1-5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2.8%、2.5%、3.1%、3.3%和3.1%。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为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条件和增强了动力。

2.经济行为活跃。经济行为活跃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从许多预测数字表明,2006年全球各种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商业和服务业(如旅游、商务旅行、交通、零售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等经济活动并没有因恐怖活动的猖獗和自然灾害的发生而减少,反而进一步活跃。以商业和服务业对全球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程度和贡献上看,预计商业和服务业的活跃将推动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增加0.4个百分点,再加上与此相关的连带效应,这个数字则有可能扩大1倍,经济行为的活跃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将继续保持下去。

3.全球贸易增长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2004年全球贸易迅猛增长,贸易额增长了21%,贸易量增长了9%,2005年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近10年的平均水平,2006年上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全球贸易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了9.5%,进口同比增长了10.3%,全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7%,明显好于2005年。其中经合组织(OECD)贸易增长将在5.5%-6%,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将进一步扩大。全球贸易持续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加快以及发达国家提供了主要的消费市场,进口明显要快于出口;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当前全球贸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动力。另外,近期国际泊价、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价格进一步上涨,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在石油和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石油和资源出口国出口额猛增,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部分盛产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强劲需求的带动下从中受益。

4.国际投资进一步复苏。2004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情况下,国际投资开始呈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国际投资继续大幅度增加,达到8950亿美元,增长29%。从2006年的国际投资形势看,随着全球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加快,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活跃和跨国企业并购的增多,全球国际投资将继续攀升。从国际投资流向看,国际投资流向的主流仍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据有关人士分析,2006年国际投资流入发达国家将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将超过2000亿美元,这不仅将有利于恢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与繁荣,同时也将给美国和西方整体经济的恢复注入新的强有力的活力。与此同时,200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也进一步增加,从资源战略上看,国际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侧重点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全球对石油等资源需求旺盛,资源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极为关注的战略问题。另外,从地区特点上看,国际投资的重点也开始从传统地区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未来亚洲和东欧地区的国际投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国际资本对拉美的投资将进一步复苏;流入非洲地区的国际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当前,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复苏,体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

5.失业率逐步下降。2005年全球平均失业率为6.3%,2006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使世界各国失业状况普遍得到逐步改善,其中西方主要国家美、欧、日2006年以来失业率均出现下降趋势;困扰俄罗斯多年的失业问题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善;世界其他国家失业状况均有不同的改善。1-5月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失业率稳步下降,美国失业率分别为4.7%、4.8%、4.7%、4.7%和4.6%,均低于2005年底4.9%的水平;欧元区失业率分别为8.2%、8.1%、8.0%、8.0%和7.9%,低于2005年底的8.4%;日本失业率分别为4.5%、4.1%、4.1%、4.0%和4.0%,除了1月份出现回升,其他月份均低于2005年底的4.4%。预计到20%年底美、欧、日失业率不仅不会高于现有水平,还会有所下降。尽管目前俄罗斯失业率仍高达7.7%,失业人数为570万人,但与2005年相比减少了3.8%,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2005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失业率为9.3%,同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6年有望进一步下降。东亚、南亚和东南亚2005年失业率分别为3.8%、4.7%和6.1%,预计2006年同样有所下降。目前,各国失业率的普遍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6.全球跨国企业并购增多。长期以来,跨国企业并购一直是发达国家企业实现扩张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手段,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产业投资基金的积极介入,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跨国并购浪潮空前高涨。近年来在这全球化的并购热潮中,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活动有增无减,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企业并购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逐步发展壮大,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充分意识到跨国并购对于巩固:自身优势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性,也开始通过并购的方式直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也在逐步增加,在全球并购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额仅占全球的,6%左右,目前已上升到12%以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一方面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及地区相互间的跨国并购,一方面表现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并购。在发展中国家,东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并购持续呈上升之势,中国和印度是跨国并购热点的国家。2004年全球跨国并购再次出现恢复性增长,2005年全球企业并购总额超过了2.5万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全球并购额达到1.93万亿美元,全年将超过2.5万亿美元全球跨国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带动了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1篇11

然而,经济危机往往会暴露出经济金融体系中深层次、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也是迫使问题解决、推动经济前进的内在动力,故而,对危机的反思不容忽视。

如何清醒把握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趋势,并立足于当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现实,寻求后危机时期金融改革新路径,这是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为此,近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朱敏总编与金融研究所巴曙松副所长品茗细谈,共话“中国金融大未来”。

后危机时期的二次探底担忧

全球宏观走向将由危机应对时期一致的行动、单向的大规模刺激不断转向后危机时期的退出政策分化

朱敏:不久前的G20多伦多峰会取得了一定成果,会上很多人认为,本轮经济危机是宏观政策失误所致,并担心会影响到下一步探底。2010年G20轮值主席国是韩国,11月份的首尔峰会更将牵动人心,或会带来全球新的变数也未可知。在此背景之下,您怎样看未来半年的世界经济态势?

巴曙松就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道路并不平坦、复苏格局也存在较大的分化,但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速度好于预期。这说明,应对危机的次级政策在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近期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幅震荡也显示,未来全球可持续复苏仍然面临较大挑战,尤其是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心,直接引发全球经济关于“二次探底”之忧。

朱敏:从全球视野观察,当前究竟处于危机的哪个阶段?看清这点才好定位或调整政策基调。

巴曙松全球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剧烈动荡和政策调整期,这阶段将会是从危机应对到全面持续、稳定复苏的过渡时期。2008～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及史无前例的危机应对,政策基调则是全球同向与一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可以说是危机应对最为困难的年。2010年开启的后危机时代的过渡时期,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的分化,此时全球经济正在步入复苏道路上复杂的一年。

朱敏:那么,在您看来,可能引发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首要风险是什么?

巴曙松:我认为,“二次探底”的风险与担忧,首先来自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的分化。进入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复苏格局差异化逐渐明显,而发达国家内部美、欧之间,欧元区内部南、北欧之间的复苏分化也不断明朗。复苏格局的分野直接导致了政策退出的分化。可以预计,2010年不同国家的退出行动的步伐、时机与程度将呈现非常大的差异。换言之,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将由危机应对时期致的行动、单向的大规模刺激不断转向后危机时期的退出政策分化,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

如果我们将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格局大致分为三个大的板块:以英美集团为代表的消费国,以新兴市场和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生产国,以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国,那么这三大板块的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的差异十分显著。

朱敏: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的分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这些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等不同情形,在刺激经济复苏和相关政策的退出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具体差异?

巴曙松:从消费国的情况看,前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大,以过大规模的金融援助和财政刺激,以资产负债表衰退为代表的危机已得到遏制,金融系统不断得到修复,实体经济已基本走向“V”形复苏的右方,低储蓄、高消费的模式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家庭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不断减少并转移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从最新数据观察,美国的失业率已降至9.7%,逐步走出“无就业的复苏”困境,虽然复苏进程不如预期那么快,但基本不改其向好前景。从目前的分析看,危机过程中主要在补库存动力推动下的前期的复苏,正在逐步转换为设备投资带动的新的增长的动力。

从生产国的情况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德国、日本等传统生产型经济体,依托其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保持相对稳定的复苏进程。从可持续的前景看,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实现内源动力推动的可持续复苏,而退出政策的过程也将根据实体经济复苏的进程与速度同步进行。

从资源国的情况看,由于原材料、资源、大宗商品受全球经济复苏与全球需求的影响较大,这些国家也呈现相对较大的波动。经过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以及十分宽松的货币流动性,资源价格出乎意料地大幅上涨。这导致主要资源型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盈利能力上升非常快,因此相比之下,巴西、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退出政策方向比较明确、态度也比较坚决,澳大利亚连续加息,现在已经是第六次。

总体上,这三种国家在复苏格局与退出节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从特定意义上说,后危机时代的一个常规性主题将会是这世界经济格局中这三大板块国家相互依托、同时也相互博弈的国际范围内的新版“三国演义”。欧元区会降低债务刺激吗?

尽管欧洲债务危机产生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但仍然为全球可持续复苏投下了一些阴影

朱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自2009年12月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希腊债务问题不断发酵,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持续的冲击。市场普遍担心希腊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甚至害怕希腊债务危机会在欧元区蔓延,从而再次引发全球性危机。

巴曙松:应该说,欧洲债务危机的确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隐忧,不过,鉴于希腊在欧元区内的有限影响以及救援机制的即时推出,欧元区核心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将危机限制在欧洲范围之内,从而,不至于引发全球性风险。特别是从企业角度而言,与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相比,这次债务危机的冲击又小于次贷危机,也不太可能会对市场造成系统性的冲击,同时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如德国等在欧元大幅贬值之后会迎来更为强劲的复苏,对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朱敏:不过,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机制本身成本较大,且受援国必须承诺严格约束财政支出计划。这意味着,与IMF贷款条款挂钩的7500亿救援资金,虽可抑制债务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第二波,但也为欧元区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隐患。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事实,就说明该担忧并未因此全然消弭。

巴曙松:是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有较多的理由相信,全球经济的复苏态势已经形成,经济环境最糟糕的情况已然过去,不会再重演大规模的衰退情景。而且,经过金融系统的修复

和去杠杆化过程,美国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已经大幅度下降,已由危机时约60倍左右的水平压缩到目前30倍以下,因此经过持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和消化,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改进十分迅速。

再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有了较为成功的处置类似事情的经验。欧元区内部,德法等核心国家仍有较强的能力将危机限制在欧洲,从而减轻对全球市场产生系统性所可能产生的冲击。

而且,2008年第四季度蔓延全球资本市场的悲观情绪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有关,对投资者而言,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一次欧洲债务危机对民众的心理层面的冲击远没有这么大。这为政策选择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朱敏:可否认为,虽说欧洲债务危机产生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但仍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天空布下了阴霾?

巴曙松:的确是,从目前情况看,危机及接受救援的国家需要承诺在未来五年将财政赤字压缩至一定比例,原则上应该低于3%。对希腊而言,即由当前13%逐步降到3%。假定这一财政压缩过程顺利推进,那么危机中的国家在未来的复苏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将不可避免地使欧元区内部的经济复苏出现分化。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国家,在出口的推动下将保持较快的复苏步伐,而南欧则仍继续保持相对低迷的增速。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高债务国家的债务负担比率的下降基本上是被动进行而不是主动进行的,是因为经济开始复苏带动的债务比率的降低,主动进行的紧缩估计各国都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朱敏: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了全球性课题。对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意味着挑战。

巴曙松:如果从个更大的视野来反思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源起与结果,从国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布局看,金融危机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已经损耗殆尽,中国的确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毫无疑问,“调结构”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前提,这既包括拓展自身的内需空间,也包括在全球技术进步的竞争中在特定产业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相机抉择,寻找新空间

最为核心的对策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经济短期内的平稳回调放大成“二次探底”的风险

朱敏:在全球复苏与退出分化的语境之下,中国经济金融政策又将走向何方?尤其对人民币汇率来说,学界也呼吁,希望抓住有利契机,借势改革。

巴曙松:对于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新格局,必须要有清醒的把握。如果说2009年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对周期性波动的冲击的话,那么,在全球经济逐步稳定下来之后,现在主要的挑战和冲击转为结构层面的。

首先,在后危机时期各国都在争取出口需求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水平可能有一个平稳的调整,例如从原来平均9%～10%的增长回落到8%左右,这个速度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属于较快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主体应当逐步适应后危机时期可能出现的新环境,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推动增长。

同时,中国的货币不可兑换加上金融市场的管制程度较高,使得中国被动地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投资了高额的欧美日债券,因此,稳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动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使得中国的储蓄更多通过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配置,使得中国同样可以从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降低对美元等货币的依赖程度,也可以使中国分享铸币税和企业对外投资等的货币便利。

朱敏:目前我们正从应对周期性冲击为重点的政策,转向应对结构性冲击为重点的政策。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这个转换过程意味着什么?

巴曙松: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从政策刺激带动的增长,经过适度的平稳回落之后,转换到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经济稍一回落就盲目刺激,也要防止内、外退出政策短期内的密集出台产生的叠加效应。

朱敏:在此转换中,货币政策又该如何抉择?

巴曙松:通过选择适当的时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拓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应当说是平衡外部增长的重要策略。2010年6月推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总体看市场反映平稳,汇率双向波动,达到了预定的政策目标。总体上说,在后危机时期,需要应对的不确定性冲击会明显增多,因而需要预备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汇改使得汇率工具浮动起来,成为未来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的一个重要的备选政策工具之一。

朱敏:把握全球复苏格局分化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的契机,选择适当时机,重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实现危机应对时期汇率政策的逐步正常化,您一直呼吁的这种政策选择。是源自何种考虑?

巴曙松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的选择,应当说与美国部分政治家的无端炒作渲染无关,也与平衡中美贸易无关,事实证明货币升值无助于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朱敏:对此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时机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哪些缘由或背景?

巴曙松:第一,从世界核心货币锚的波动看,一方面,全球复苏格局分化和退出政策差异化将会在后危机时代持续段较长的时期,因此世界核心货币的动荡趋势短期也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过份盯住美元等,人民币汇率被动波动的不确定加剧,此时过于紧密地联系美元或者欧元都难以达到稳定实际汇率的目标。

第二,开放环境下,逐步释放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一种长期目标。开放经济中的“三元悖论”和历史经验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通过将本币盯住一个债务累累、并且日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金融市场稳定,因为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容易招致不平衡的压力。因此,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汇率作为一个关键的经济变量,应及时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三,从政策工具的选择看,目前汇率变量的操作空间实质上是不小的,如前所述,不同国家利率退出政策的巨大差异已经明显限制了中国的利率工具的操作空间。理论上讲,抑制通货膨胀预期、房地产泡沫和国际资本流入往往需要利率工具与汇率工具的配合,而在当前利率难以调整的情况下,主动、渐进、可控地进行汇率调整的效果较为显著。同时,汇率在特定意义上也是内需部门与外需部门的相对价格,主动、渐进、可控的汇率波动,实际上是有利于内需部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

第四,从时机选择上看,在当债务危机冲击、全球“二次探底”担忧上升的条件下,人民币面对的外部压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市场甚至预期人民币短期内不会升值,平稳扩大汇率波动趋势的举措受到的市场冲击会更小。

事实已经证明这选择是正确的。

朱敏:那么,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市场冲击和下滑局势之下,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子弹”可发?倘若继续增加刺激政策,放松货币信贷政策,会不会产生新的危机?

巴曙松,防止内、外退出政策短期内密集出台可能形成的叠加,最核心的对策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经济短期内的平稳回调放大成二次探底。应当说,中国作为个大的经济体,在经济回落时期的应对回旋余地还是较大的,例如加速推进城市化,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商品住宅调整时期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朱敏:防止“二次探底”风险或经济的“硬着陆”,既是短期难题,更是中长期的基本考量。然而,其持续动力何在?

巴曙松:从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看,消费持续增长是防止经济“硬着陆”的持续动力。从最新数据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7%,继续保持近年来的增长态势。事实上,2009年金融危机应对期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为实现经济复苏贡献了最重要的份额,从2009年5月份到目前已持续提高了3.2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以来,消费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提升对消费增长具有定的刺激作用:另方面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危机应对期间的短期刺激政策仍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长期看来,这种刺激效应会不断释放并减弱。

朱敏:长期来看,消费增长仍然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撑。然而,对中国而言,这种支撑究竟体现在哪儿?

巴曙松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收入突破3000美元往往是消费升级的临界点,而从日本和韩国等的经验看,在人口红利的后期往往也是消费上升速度加快的时期,消费结构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升级,并呈现高层次和多元化消费特征。

从近十年来的收入分配格局看,10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的上升阶段,相反,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的占比却

直处于下降过程,目前中国正在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更多在分配中向劳动者倾斜,也为扩大消费提供了支持。从人口结构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为促进和推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上升提供了可能。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为适应消费的持续升级过程,未来政府支出方向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方向不断明朗化,未来一些结构性税收政策需要不断推进来适应这一转变。

朱敏: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何而来,恐怕更是问题的难度所在。毕竟,新经济落地,必然需要产业与实业的基础。

巴曙松这就要求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不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日本韩国等经济转型的经验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转型失败的所谓拉美病,但是从日本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升级经验看,在劳动力成本开始平稳上升时,加快内部结构调整,提高传统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往往会促使劳动生产率以更快的速度上升,从而支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另外,从投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成为个重要突破口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资金配置看,10多年来,在GDP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盈余与固定资产折日占比一直保持在高位,2009年这

数字保持在46%左右,这将为投资结构的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生的布局提供较好充足的资金来源。当然,目前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处于可持续商业模式的酝酿阶段,其发展前景还需要冷静观察。金融之未来,惟有创新

中国的金融创新还相对滞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是中国金融业发展重要方向

朱敏:基于咱们前面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局势的分析,整体观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会有哪些改革的趋势?

巴曙松:金融危机揭示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透明度的不足、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协调的失败、普遍存在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道德风险,也表明发达国家所一直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方式并不完全能为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合适的标准,这便为探索一种新的全球合作框架提供了需求。但是,同样应当冷静把握的是,全球金融市场依然是由欧美金融业主导的市场格局,美国的金融体系目前处于危机的风雨飘摇之中,但是美国的一个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法案,却会引起全球的关注和瞩目,并且在特定意义上还会影响到全球未来的金融体制的选择,这显示了即使在危机时期,欧美的金融体系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国拓展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朱敏:随着这一探索,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是否能够提升、中国应如何应对,无疑是备受瞩目的问题。

巴曙松:面对不同的全球治理框架路径,中国也需要认真考虑其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不仅应当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改变当前中国的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格局,也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改革开放30年来,出口带动的快速增长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的主要加工制造大国,展望未来,最为激动人心的变化,可能就来自金融领域,因为当前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量、外汇储备等,都处于全球的重要位置,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却明显滞后。要改变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经济总量大国但确实是金融小国的格局,必然需要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朱敏:我很认同您所呼吁的,中国金融业应该融入全球化,不可以、也不可能封闭起来。

巴曙松:如果说此次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度导致的,那么当前中国的金融创新还相对滞后。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目前一些真实的融资需求还无法得到满足,中小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尚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与银行产品创新不到位、风险管理能力不强有关。

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放松对国内金融业的管制,满足真实的金融服务需求,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朱敏:很想知道有没有切实可行的金融创新路线图,请给些建议。

巴曙松:借鉴国外金融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产品创新应把握好三大重点:是产品创新要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侧重于满足真实融资需求。在现阶段,可以结合不同区域和行业实际,重点开展与存贷款业务相关的产品创新。

二是树立稳健的创新原则,坚持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保留必要的防火墙。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应适当隔离,对跨业创新产品建立防火墙机制,完善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体系,对金融产品从设计、发放、销售、客户管理等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持续地评估与检查。

三是确立合理的金融工具创新路径和节奏,确保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监控体系的改进能够与金融创新和市场变革相匹配。

朱敏:的确,美欧暴露出的问题是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足,中国则有所不同,更多的是需要在合理监管的基础上,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巴曙松:过去三十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制造业大国,这与中国的战略定位合理、体制机制灵活性不断提高、国人勤劳智慧是分不开的。过去三十年我们的加工制造业的成长是占主导的,而在未来三十年众多快速增长的行业里面,金融业必属其一。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篇12

应该说，宁波之所以是国际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却不是国际化的都市，是因为宁波是外向型经济而不是开放型经济。而宁波近年来的尴尬与失落，根本上是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外部需求拉力减弱，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造成冲击，导致动能不足的结果。在我国现代治理及全球战略内外交困的格局下，宁波的价值、位势与未来，应该是需要抓住创新全球化战略机遇，以开放式协同创新全面转向开放型创新经济，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进而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打破“老二不好当”的魔咒。

开放型创新经济的背景意义

一是伴随全球化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及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充分把握新一轮全球化规律及机遇，将有望成为全球创新地图上的新兴尖峰。自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步入了创新全球化新阶段。过去以跨国公司为主体、追逐价格红利，遵循梯度转移的制造业全球化逐渐式微，以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为主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以人的流动、创新思想和商业模式的传播方式为核心，体现高端辐射的创新全球化转变。这其中，伴随人脉网络、创业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及优化配置，使得开放型经济从拘泥于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的港口经济发展及其与临港工业的互动外向型经济，到了加快全球链接、高技术服务、跨区域创业、国际科技合作、国际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形式为主的开放式创新经济发展阶段。

二是伴随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经济重心向中国双重位移，美国等发达国家加紧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围堵;以开放型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及国际产业价值链，有利于区域突围支撑大国崛起。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经济重心加速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双重位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及结构变迁。在此背景下，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加快重返亚太的脚步，并谋求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加紧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围堵。着眼建立完善的开放型经济，加快从商品输出主导到资本输出主导、从外资及产业要素输入到人才及创新资源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被动适应参与全球游戏规则到积极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有利于局部地区通过加快建设扩大开放、参与竞争的前台实现区域崛起，还有利于沿海开放城市通过率先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及国际产业价值链找到新兴经济体打破战略围堵的出口。

三是伴随“一带一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对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加快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抢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先机。着眼增强内部的统筹协调发展张力、缓解外部的战略围堵压力，我国加强全球战略、地缘政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部署，先后实施“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力求通过打破空间距离、地域分割以及体制束缚，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抢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新形势条件下加快建立完善开放型经济，不仅有利于突破县域经济发展局限，加快发展城市经济;还有利于突破跨区域合作体制的机制障碍，形成区域的错位分工和联动发展;更有利于以区域集群参与国际竞争，以狼群效应实现群体突围。

四是伴随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以及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宁波的经济形态加快多重系统转换;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率先形成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的创新经济。在过去发展过程中，宁波形成以创业经济、民营经济为根本动力，以外向经济、港口经济为基本特征，以工业经济、传统产业为基本形态，以县域经济、块状经济为基本格局的发展模式。未来，将由外向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由传统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方向转变、由封闭跟随创新向开放协同创新转变、由传统临港经济向现代海洋经济转变等。

五是伴随社交化趋势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外向型经济基于物理空间创新的格局;基于虚拟空间创新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将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天地。伴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出现了社交化、社交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这种社交化变革，打破了原来生产方式变革导致生活方式变革的态势，使得生活方式转变导致生产方式转变。基于虚拟空间的开放式创新，不仅使得线上与线下闭环，还使得境内境外交互，不仅打通了人才、资本、项目等高端创新资源流动的通道，还进一步扩大了人类活动及生产的疆域，成为开放性的重要内涵。

开放型创新经济的方向趋势

应该说，未来的开放，不仅仅是投资的开放、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还要有产权的开放、治理的开放，更要有心态的开放、视野的开放;未来的创新，不仅仅是适应性创新、集成性创新、跟随式创新，还要有颠覆性创新、原始性创新、引领性创新。而“开放型创新经济”，需要以结构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开放扩大强化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增进产业原创，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尤其是实现从商品输出主导到资本输出主导、从要素资源输入到高端人才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从资源条块分割到全球资源配置、从被动适应参与到积极主导组织、从封闭狭隘拘谨到开放包容融合。

这其中，于宁波而言的五个关键问题或者发展趋势是：

一是超越制造业全球化的局限;

二是着眼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

三是依托产业组织创新;

四是着眼拓展区域创新网络;

五是打破“小富即安、单打独斗、闷声发财、窝里横”的文化魔咒，营造社交化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