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建模的收获体会范例(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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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的收获体会范文篇1
这些学者对土地整治的融资投资多元化进行了探讨，但对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内在推动力和经济规律研究较少，对参与者之前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作用也缺少阐述。本文从分析土地整治过程中运用社会资本的内在推动力及参与者相关影响着手，运用委托理论，对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政府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土地整治领域，实现土地整治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思路
（一）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内在经济规律分析
根据信息经济学中委托理论，社会投资者选择投资土地整治的过程可以表述如下：首先，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出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的门槛和途径。社会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各地政策特点选择有利于获取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当然，在具体项目运作实施中，一些诸如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改变、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鼓励政策、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用地指标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转变等意外事件和社会投资者的应变决策行为最终共同决定了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效益。
从项目收益角度看，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对于农用地整治项目而言，其收益主要为土地种植（养殖等）收益，特别是传统种植时，其收益的增加与投资额相比较小，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要以此来形成合理的投资回报，则需要很多年来逐步实现。从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看，由于涉及农户搬迁，不仅所需资金较高，而且还面临农户搬迁风险、指标交易受房地产市场影响等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成本-价值体系下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很难成为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这种回报方式在现实中也鲜有成功的案例。
由于市场中各类信息的反馈具有不完整性，所以政府通过市场调查得到参与各方，如社会投资者、项目所在的村组农民、项目实施的主要参与人等各方的行为发生了何种变化。进而通过分析这些变化，最终了解社会投资者获得的效益情况。当然这一效益情况，还受社会投资者自身的能力的影响。
（二）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的思路
一些学者认为委托问题的解决不仅靠契约将风险约定，还可以通过柔性方式适应环境变化，由此，提出了激励柔性概念，即通过柔性化的方法手段对参与主体进行的针对性激励，其目的仍是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鼓励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形成市场化、产业化运作的土地整治新模式，其核心是如何科学的分配和调整各方收益。在收益分配中，引路柔性思想，目的是，通过增加柔性成分使各方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传统的土地整治模式，更注重于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引入社会资本后，社会投资者更注重于经济效益。因此，需要构建新的成本-价值体系，而新的体系中，必须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监督作用，而又要使社会资本自愿投资于土地整治，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激励主体，可以使用非强制性的方式，根据市场状况和一些前期政策效果，灵活地调整相关政策，能够产生持续且潜移默化的说服和引导作用，从而推进社会资本投资的意愿转化为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按照这种激励机制，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和作为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社会投资者，都能够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实现拟定目标的最优化理性决策。
二、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效益函数建立
（一）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短期效益函数
从经济角度讲，社会投资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行为，而这些行为将产生各类不同的效果，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收益可能会由于采取粗放投资（如取得农户土地后给予很少的投资，甚至不对其进行投资）而增加，也很可能会因为大量投资，形成高标准农田，发展现代农业，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而新购生产设备、进行人员储备、开展沟渠路配套和土地平整等行为而减少。
社会投资者对土地整治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短期综合效益函数F可以近似认为与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A以及农产品市场或指标交易市场发生的市场环境变化ε具有线性相关性，可以表述为
F=A+ε，
其中V（ε）=σ2，E（ε）=0，ε为正态型分布。该函数方差值反映了市场对社会投资的影响，方差值越大，表明影响越大。
设Fs为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效益；其中c是与投资方式无关的效益，短期少量投资维持传统农业方式产生的效益为m，传统生产方式对效益的短期增加系数为p（p>0），短期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效益为n，社会资本投资方式对效益的短期降低系数为q（q>0），则由于社会投资者采取传统生产方式增加的短期效益为m*p，由于社会投资者采取现代农业方式减少的短期收益为n*q。根据以上分析，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效益函数可以表述为：
Fs=c+m*p-n*q+ε，
它能直观地反映短期内社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决策行为与短期效益的关系。
（二）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长期效益函数
设Fl为社会投资者的长期效益，c′是与生产方式无关的效益，p′为传统种植业生产经营模式对效益的长期降低系数，传统模式对长期效益的降低效应大于其对短期效益的提高水平。社会资本投入较大成本采取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对效益的长期增加系数为q′（q′>q，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获得的长期收益增值大于短期收益的降低额），则由于传统经营模式长期效益的降低额为m*（p′-p），由于采取社会资本投资者采取现代农业方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增加的长期效益为n*（q′-q）。
从而可以把社会投资者在某一较长时期内的效益函数表述为：
Fl=c′-m*（p′-p）+n*（q′-q）+ε，
它能直观地反映在某一较长时期内社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决策行为与长期效益的关系。
三、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模型设计
（一）政府的最优化决策分析
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对社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及其产生的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及其对原有村组农民的权益保障进行考量，从而希望借助柔性激励手段促使社会投资者获得最大化长期效益。
假定政府期望社会投资者获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长期综合效益为
Fg=Fl-Clg，
Clg代表社会投资者和参与各方（含政府、村组农民）共同支出成本。
社会投资者自身的净收益R=Clg-Cl，其中Cl为社会投资者投资成本，其大小与具体经营方式有关。
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其风险一般是中性的，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效益效用的期望等于期望效益的效用，即E[u（R）]=u[E（R）]，R为效益。按照信息经济学中风险中性的定义，实现期望效益的最大化也就实现了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得到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最优化选择约束条件为：maxE（F）=maxE（Fl-Clg）。
（二）社会投资者的最优化决策分析
社会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期望效用，要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使社会投资者采取自愿投资土地整治，并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使得其采用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或获得的指标收益高于传统方式，反之，则社会投资者不会投资土地整治。
设社会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u（R）=-e-wR，R服从均值为E（R），方差为V（R）呈正态分布，则V（R）风险厌恶系数可以表述为w=-u″（w）/u′（w），用其来衡量社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
社会投资者效益效用的期望为
社会投资者在投资方式不确定的情形下，加上农产品市场或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为实现上述期望，社会投资者会要求得到稳定的效益水平B。根据u（B）=E（u（R）），得，故B=E（R）-wV（R）/2。
在风险厌恶的情况下，由u（R）=-e-wR、w>0知u′（R）=we-wR>0，从而得出u（R）为单调递增函数，这样只要社会投资者会要求得到稳定的效益水平B最大化，其获得效用u（R）也就最大化，从而
maxB=max[E（Clg-Cl）-wV（Clg-Cl）/2]。
（三）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线性规划
通过以上最优化决策分析，不难发现市场竞争中社会投资者与政府的决策不完全一致，社会投资者以自我盈利为目的，其最有决策也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投资者参与投资土地整治的约束条件：投资土地整治带来的期望效用要高于其投资其他领域的机会成本。由此，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应采取较为灵活和务实的激励政策安排，引导社会投资者进行投资，使两者的目标相吻合，即为激励相容条件。
按照线性规划的思路和方法，从政府的角度看，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驱动机制就是让社会投资者在满足上述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的条件下，实现政府效用最大化，即
目标：maxE（Fl-Clg）
约束条件：s.t.max[E（Clg-Cl）-wV（Clg-Cl）/2]
E（Clg-Cl）-wV（Clg-Cl）/2≥B0
数学建模的收获体会范文篇2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50-07
一、问题的提出
“普惠金融”（FinancialInclusion）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在融资端，传统金融机构长期延续根深蒂固“二八理论”的理念，金融资源更多倾斜于“头部”领域――20%的高中端客户，而80%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社区居民等“尾部”领域客户，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缺乏信用评估和抵押物，加之交易金额小，运营成本过高等问题，往往得不到关注，产生金融排斥现象。Kempson和Whyley[1]、Leyshon和Thrift[2]先后指出，“普惠金融”是一个与金融排斥相对立的概念，这一词汇在联合国宣传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时被率先使用。其基本含义是：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有效、全方位地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务。Kodan和Chhikara[3]认为，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如果需要人们能够使用这些金融服务。同时，普惠金融也强调了“可负担的成本”，作为金融机构尤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必须协调成本与收益、履行社会责任与利润最大化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其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使得长期以来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处于“外热内冷”的尴尬局面。
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融合的不断深入，面向中低端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成本不断下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逐渐由“二八法则”转向“长尾理论”，客户端不断下移。同时，互联网金融企业把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结合起来，为普通大众和中低端收入群体推出丰富的普惠金融产品，作为新兴行业异军突起，成为“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实践典范。2013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支付系统支付宝推出“余额宝”。作为一款“1元起购”的开放式基金，余额宝在短短三年内开户数超过2.95亿，为客户赚取收益572.93亿元，是目前互联网金融最成功的实践案例。也正是余额宝的成功，引发了国内2013年以来的互联网金融热潮。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明确给出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互联网金融指金融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型金融模式。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新型金融模式具有传统金融难以企及的普惠性。
2016年9月G20峰会上《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正式公布，使得普惠金融这个热点话题，以一个新视角再次出现在实务界与学术界。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互联网、移动通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有机融合。这一原则的公布，无疑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技术的规则支撑，也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注入新鲜养分。在此背景下，作为数字技术中起源较早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经济效用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融合的不断深入，使得面向中低端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成本不断下降，由此以商业银行为主体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逐渐由“二八法则”转向“长尾理论”，客户端不断下移。同时，互联网等数字金融企业作为新兴行业异军突起，把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结合起来，为普通大众和中低端收入群体推出丰富的普惠金融产品，成为“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实践典范。2013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支付系统支付??推出“余额宝”。作为一款“1元起购”开放式基金，余额宝在短短三年内开户数超过2.95亿，为客户赚取收益572.93亿元，是目前互联网金融最成功的实践案例。也正是余额宝的成功，引发了国内2013年以来的互联网金融热潮。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明确给出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互联网金融指金融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型金融模式。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新型金融模式具有传统金融难以企及的普惠性。
在“互联网+”普惠金融实践持续深入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学术层面的探讨。林宏山[4]分析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不足以及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指出互联网金融的特性使之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便利地获取各种金融服务，规范互联网金融业务将推进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杨光[5]考察了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结合点，认为两者核心理念（平等、普遍、共享）不谋而合，都关注“创造20%收益的80%普通客户群”，并且通过小金额、大客户量来进行风险控制，通过降低成本实现可持续经营。其他学者也大多从互联网金融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角度展开理论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理论上讲，普惠金融会对低收入居民和小微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几乎得到了学界共识。星焱[6]、焦瑾璞[7]认为，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有助于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城乡收入均衡。“互联网+”普惠金融有机融合的发展模式，将通过交互效应和乘数效应，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均衡增长？要量化验证这个问题，需要首先梳理清楚三个概念：其一，如何测度普惠金融和“互联网+”普惠金融？其二，如何测度城乡收入均衡水平？其三，怎样量化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
（一）普惠金融指数和“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测度
建立完善普惠金融理论体系，首先要确定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数。只有建立普惠金融指数的长期观测制度，才能够对普惠金融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Sarma[8]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方法，从金融机构的渗透度（Penetration）、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和使用度（Usage）三个维度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用每1000成年人拥有的银行账户数表示渗透度，用每10万人口拥有的金融机构和自动柜员机（简称ATM，下同）数表示可获得性，用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使用度。Arora[9]考虑更多的指标，划分了金融机构服务的范围（包括地理覆盖度和人口覆盖度）、便利性和成本三个维度，其中，用每1000平方千米的金融机构和ATM数（地理覆盖度）、10万人口拥有的金融机构和ATM数（人口覆盖度）测量服务范围，用申请存款账户或贷款的机构所在地、存款账户开户最低金额及余额下限、支票账户余额下限、申请存款账户和支票账户分别所需的文件数、消费者贷款下限及申请所需天数、抵押贷款下限及申请所需天数度量便利性，用消费者贷款和抵押贷款的费率、存款账户和支票账户的年费、在ATM每取100美元所需的费率计算金融服务成本。Sarma没有考虑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成本，而Arora没有考虑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Gupte等[10]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构建了多达24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数算法。焦瑾璞等[11]总结对比了普惠金融联盟（A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两维度5指标）、世界银行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五维度15指标）以及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3维度29指标），认为GPEI体系划分的三个维度（金融服务的获取、使用以及质量）能够比较科学、全面地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以上所述指标体系大多十分繁杂，超出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各地区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在对实际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时，学者往往只能每个维度取一两个指标进行计算。例如，王婧和胡国晖[12]在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后，选取6个指标计算2002―2011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数，再用OLS回归检验普惠金融指数的影响因素。田杰和陶建平[13]选取5个指标，以2006―2009年全国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普惠金融指数并分析各个指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将在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建立更为合理的指标体系。
现有文献鲜有对“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定量测度，为研究“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的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测度这一指标。其一，运用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测度普惠金融和互联网使用这两个变量各自的影响；第二，借鉴陈义国[14]对交互项变量的使用方法，运用普惠金融指数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乘积，用于测度“互联网+”普惠金融（即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二）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的测度
衡量城乡收入均衡增长，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总量情况，即城乡收入总水平，主流文献一般选择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另一方面是结构情况，即城乡收入均衡水平。既有文献中，衡量区域收入差距的代表性指标有两种，一是基尼系数。任媛和邰秀军[15]构建长江三角洲与环渤海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徐虹和胡祖光[16]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并进而分析形成原因。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雷根强等[17]在计算该指标的基础上，基于中国中西部县域数据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万晓萌[18]则采用该指标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用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来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直观并易于计算，这也是大多数文献采取这两种计算方法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忽略了城乡人口规模大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基尼系数对于中间阶层的收入变动较为敏感，对两端反应并不强烈，而城乡收入差距恰恰体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变化上。彭定?和王磊[19]、颜敏[20]认为，泰尔指数对处于收入两端的变动更为敏感，恰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GAPi，t=∑2j=1Pi，j，tPi，t×ln（Pi，j，tPi，t/Zi，j，tZi，t）（1）
其中，假设j=1表示城镇，j=2表示农村。GAPi，t表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的泰??指数。Pi，1，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城镇总收入（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城镇人口）。Pi，2，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农村的总收入（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收入乘以农村人口）。Pi，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城乡收入的总和。Zi，j，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Zi，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的总人口数。此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本文所研究的城乡收入均衡水平，是一个与泰尔指数相对立的概念。因此，在第三部分变量选取时，对泰尔指数进一步处理，构造出城乡收入均衡指数。
（三）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的量化分析
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了研究，国内部分学者指出中国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孙永强和万玉琳[8]基于1978―200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波动影响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长期内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均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张宏彦等[9]收集中国1983―2009年的相关数据，利用VAR模型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格兰杰成因。另外，李志军和奚君羊[10]的研究证实了西方学者提出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中国也存在，即在金融发展的初期，其对收入差距具有扩大效应，而在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差距就会随之缩小。孙永强和万玉琳[8]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张宏彦等[9]采用中国农户储蓄值与农业贷款值总额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李志军和奚君羊[10]采用中国金融发展指数。这些学者都没引入普惠金融理念和相应测度指标，因而也就不能充分解释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均衡水平的影响。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指数测度
1.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
在Sarma[9]、王婧和胡国晖[11]、田杰和陶建平[12]研究基础上，Sarma[11]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方法，从金融机构的渗透度（Penetration）、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和使用度（Usage）3个维度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用每1000成年人拥有的银行账户数表示渗透度，用每10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和自动柜员机（简称ATM，下同）数表示可获得性，用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使用度。Arora[12]考虑更多的指标，划分了金融机构服务的范围（包括地理覆盖度和人口覆盖度）、便利性和成本3个维度，其中，用每1000平方千米的金融机构和ATM数（地理覆盖度）、每10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和ATM数（人口覆盖度）测量服务范围，用申请存款账户或贷款的机构所在地、存款账户开户最低金额及余额下限、支票账户余额下限、申请存款账户和支票账户分别所需的文件数、消费者贷款下限及申请所需天数、抵押贷款下限及申请所需天数度量便利性，用消费者贷款和抵押贷款的费率、存款账户和支票账户的年费、在ATM每取100美元所需的费率计算金融服务成本。Sarma[11]没有考虑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成本，而Arora[12]没有考虑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Gupte等[13]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构建了多达24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数算法。焦瑾璞等[14]总结对比了普惠金融联盟（A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两个维度5个指标）、世界银行普惠金融指标体系（5个维度15个指标）以及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3个维度29个指标），认为GPEI体系划分的3个维度（金融服务的获取、使用以及质量）能够比较科学、全面地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上所述指标体系大多十分繁杂，超出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各地区统计局的统计范围。
考虑到中国金融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侧重考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及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影响，本文选取了3个维度10个指标构建中国普惠金融测量指标体系。
下文括号内为具体测量指标，3个维度一共10个具体测度指标。
维度1：金融服务的范围。用地理维度的服务渗透性（每万平方千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千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和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两类描述性指标来衡量。
维度2：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用存款服务的使用情况（金融机构人均各项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贷款服务的使用情况（金融机构人均各项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以及保险情况（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三类描述性指标来衡量。
维度3：金融服务的质量。用三农融资状况（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两类描述性指标来衡量。
2.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Sarma[13]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计算方法，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本文继续沿用这种计算方法，?算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用以衡量普惠金融的具体指标为10个，
在对实际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时，学者往往只能每个维度取一两个指标进行计算。例如，王婧和胡国晖[15]在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后，选取6个指标计算2002―2011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数，再用OLS回归检验普惠金融指数的影响因素。田杰和陶建平[16]选取5个指标，以2006―2009年中国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普惠金融指数。笔者借鉴Sarma[11]的计算方法，具体计算我国普惠金融10个具体指标，
以di表示第i个指标，则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可以表示为10维笛卡尔空间中的点D=（d1，d2，…，d10）。这个空间中的点O=（0，0，…，0）是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即完全的金融排斥，而点W=（w1，w2，…，w10）表示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所有层面上均达到最高水平。由此，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可以表示为点D与点W之间归一化的反欧几里得距离，其公式表示为：
IFI=1-（w1-d1）2+（w2-d2）2+…+（w10-d10）2w12+w22+…+w102（1）
其中，Wi表示第i个指标的权重，通过变异系数法求得：wi=vi/∑n1vi，vi=SDi/Mi。vi表示第i个指标的变异系数，SDi表示第i个指标的标准差，Mi表示第i个指标的均值。
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先用公式di=[wi×（Ai-MINi）/（MAXi-MINi）]，将不同量纲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各指标数据成为无量纲的标量。Ai表示第i个指标的实际观测值，MINi表示第i个指标样本中最小值，MAXi表示第i个指标样本中的最大值。因此，0≤di≤wi，di越大，表明该指标所代表的普惠程度越高。
3.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
本文通过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局采集到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为31个省）2010―2014年度10个指标的相关数据。各指标的观测值均为155个。按上述方法，对这些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并计算出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为相对指数，用于同一地区不同时间（时间序列）纵向比较，或同一时间不同地区（截面）横向比较。数值越接近于1，表明在测度时间和地区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数值越接近于0，表示在测度时间和地区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低。
2010―2014年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均有所上升，表明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各省2010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排名和2014年的排名变化不大。其中4大直辖市、东部省份排名保持靠前位置。
4.“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测度
现有文献鲜有对“互联网+”普惠金融进行定量测度，为研究“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的影响，本文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测度这一指标。第一，运用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测度普惠金融和互联网使用这两个变量各自的影响。第二，运用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乘积具体测度“互联网+”普惠金融（即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作为新兴的概念，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只有近几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得到的参数估计精度较差。而在面板数据中，即使时间序列长度较短，但是大量的横截面个数能够扩大样本，使得模型更为可靠。另外，面板数据模型能够综合利用时序和截面样本信息，同时反映时期、地区两个方面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特性。因此，面板数据模型在分析跨时期跨地区问题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稳健性。
本文借鉴田杰和陶建平[12]的做法，指出，在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水平影响的相关文献中，大多理论模型思路是：在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下，将金融发展水平当作一项投入用于生产，同时考虑其他影响收入的因素。本文在模型设定上也遵循这一。作为新兴的概念，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只有近几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得到的参数估计精度较差。而在面板数据中，即使时间序列长度较短，但是大量的横截面个数能够扩大样本，使得模型更为可靠。另外，面板数据模型能够综合利用时序和截面样本信息，同时反映时期、地区两个方面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特性在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下，将金融发展水平当作一项投入用于生产，同时考虑其他影响收入的因素，采用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具体如下：
yit=αit+βitxit+μit（2）
其中，αit为常数项；xit=（x1it，x2it，…，xKit）为外生变量；βit=（β1it，β2it，…，βKit）
为参数向量。；K为外生变量个数；N为截面单位总数；基本假设是随机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这里的αit和βit包含了时间和截面效应，αit还可以进一步分成总体效应与个体效应之和。i=1，2，…，N；t=1，2，…，T；T为时期总数。
2.变量定义与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地区人均收入水平（PGDP）和城乡收入均衡指数（URIBI）。
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均衡增长。衡量城乡收入均衡增长，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总量情况，即城乡收入总水平，主流文献一般选择城乡人均收入水平（PGDP）来衡量；另一方面是结构情况，即城乡收入均衡水平（URIBI）。本文借鉴这种方法。
既有文献中，衡量区域收入差距的代表性指标有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两种，这两种方法都忽略了城乡人口规模大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基尼系数对于中间阶层的收入变动较为敏感，对两端反应并不强烈，而城乡收入差距恰恰体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变化上。彭定?和王磊[17]、颜敏[18]认为，泰尔指数对处于收入两端的变动更为敏感，恰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GAPit=∑2j=1PijtPit×ln（PijtPit/ZijtZimt）（3）
其中，假设j=1表示城镇，j=2表示农村。GAPit表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的泰尔指数。Pi1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城镇总收入（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城镇人口）。Pi2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农村的总收入（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收入乘以农村人口）。Pi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城乡收入的总和。Zij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Zit表示第i个地区在第t时期的总人口数。此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本文不像很多文献中以基尼系数与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来表示收入差距，而采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人均收入水平，采用为衡量的直观性并保持与普惠金融指数量纲相近，本文用（1/泰尔指数）×100来衡量城乡收入均衡水平，称为城乡收入均衡指数。数值越大，城乡收入均衡水平越高。
解?变量有三个：一是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预期系数符号为正。二是N_rate为互联网普及率，用于研究互联网因素对收入水平的影响，预期系数符号为正。三是IFI_nrate，为普惠金融指数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乘积，用于研究“互联网+”普惠金融（即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控制变量有：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支出（Pfin）、城市化水平（Ur）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st），预期这三个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
3.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时效性，本文研究的样本期为2010―2014年。普惠金融指数为上文计算所得。其余数据从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网站获取。由于各变量的数据单位量纲不一，例如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单位是人民币元，而互联网普及率和城市化水平是百分比，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是相对系数。为保持量纲的接近，本文将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人均社会固定投资完成额通过vi=Ai-MINMAX-MIN的方法标准化。
四、“互联网+”普惠金融对人均收入和城乡收入均衡水平影响的经验分析
1.面板单位根检验
常用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有LLC检验、IPS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四种检验的原假设都是存在单位根过程。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所有变量都基本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可以视为平稳序列。
2.“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均衡水平影响的平衡面板估计
首先，建立如下模型：
PGDPit=αi+β1IFIit+β2N_rateit+β3Pfinit+β4Invstit+β5Urit+β6IFI_nrateit+μit（4）
URIBIit=αi+β1IFIit+β2N_rateit+β3Pfinit+β4Invstit+β5Urit+β6IFI_nrateit+μit（5）
其次，对式（4）和式（5）进行Hausman检验，?x择固定效应模型。i=1，2，…，31；t=2010年，2011年，…，2014年。把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运用面板数据逐步回归法，即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
在模型（1）和模型（2）中，除截距外的各个自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1）中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互联网普及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均为正，这和预期是一致的。普惠金融、互联网两个变量各自都促进了城乡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为考察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交互影响，在模型（2）中加入了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相乘的自变量。由于该变量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产生了共线性，所以把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这一自变量删除。模型（2）最终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互联网+”普惠金融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这和预期是一致的。说明“互联网+”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城乡人均收入的总量增长。反映回归方程拟合优度的2很高，说明方程的解释力度很强。
（三）“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指数影响的平衡面板估计
对式（5）进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i=1，2，…，31；t=2010，2011，…，2014。把城乡收入均衡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运用面板数据逐步回归法，即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在模型（3）和模型（4）中，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互联网普及率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这和预期是一致的。为考察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交互影响，在模型（4）中加入了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相乘的交互项，但是“互联网+”普惠金融的t值为-0.2905，P值为0.7719，P值未在表格中列出，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下同。显著性水平非常低。并且系数为负，与经济意义不符。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和普惠金融这两个变量各自都对城乡收入均衡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二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在促进城乡收入均衡增长方面，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度不够。
此外说明两点：其一，在模型（3）和模型（4）当中，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在统计上不显著，但P值=0.1600，在16%的置信度水平上可以接受，并且没有与其他变量产生共线性，增加了模型的拟合优度，所以把该变量仍然保留在模型（3）和模型（4）当中。其二，模型（1）―模型（4）中都加入了控制变量城市化水平（Ur），但是在回归时与其他变量有共线性，导致模型其他变量符号发生变化，影响其对经济含义的解释，所以在最终的模型中把该变量删除。
五、结论与启示
2010―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五年来各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和广东保持领先发展水平。从2014年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发展普惠金融，让包括农民、城市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拥有平等的获取适当有效金融服务的机会，必须立足于发展经济之上。
数学建模的收获体会范文1篇3
关键词：资源开放获取；资源共享；地方院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
一、地方院校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实证研究----以河南工业大学为例
河南工业大学数字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主要做法是：依托学科优势，建设专题特色数据库，为行业用户和学校用户提供文献资源保障；加入图书馆联盟开展文献传递服务，以弥补本馆资源不足；依托网络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信息服务，有针对性地宣传图书馆资源，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一）建设专题特色数据库，为重点优势学科提供文献资源保障
粮油食品学科和磨料磨具专业是河南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专业，依托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图书馆长期注重重点学科文献的收藏。建馆50多年来，已形成粮油食品学科、磨料磨具专业方面的文献优势，学科文献积累有特色，基础好。1992年开始开发创建“粮油食品篇名题录库”，收录文献达5万多条；1996年开始与万方数据合作，为万方数据提供相关题录数据；2004年，图书馆的“粮油食品专题特色数据库”申报CALIS全国高校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子项目获得成功（项目编号4401-2-040），在原有的篇名数据库的基础上，扩建成了含有九个子库的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有期刊论文、图书、标准、动态信息、图片、视频等资料，数量达17余万篇。2011年，在此基础上，申报CALIS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项目两项，即“粮油食品特色数据库”和“超硬材料与磨料磨具专题数据库”并圆满完成。因建设成果突出，2012年5月10日―11日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召开的“CALIS三期特色库子项目验收专家评审会”的验收评比会上，两个子项目分获二等奖和三等奖。这是河南省唯一一家承担两个数据库建设任务并获得等级奖励的单位。这次获奖表明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数据库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形成特色，在图书馆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加入图书馆联盟，开展文献传递服务，以弥补馆藏资源不足
为满足用户需求，图书馆加入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简称CASH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简称NSTL）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IS）三个联盟，开展文献传递活动，以弥补本馆资源不足。
加入上述三个联盟，基本上满足了用户对外文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些机构开展免费优惠活动的时候，图书馆更是积极进行推广宣传。如为庆祝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服务八周年，CASHL在2012年3月15日至4月30日开展“八载正风华，你我共分享――CASHL八周年庆典特惠活动”，图书馆为此积极进行推广宣传，在图书馆和学校网站上新闻公告，并通过电话、邮件、短信等方式告知学校师生开展特惠活动的信息，提供文献传递服务。
（三）依托网络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信息服务
为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充分体现文献资源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价值，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图书馆通过多校区设立信息窗，提供网络动态信息服务与实时在线咨询服务，编印读者使用手册、制作多媒体课件、数据库操作帮助等多种手段，坚持每学期在师生中分层次组织开展系列读者培训活动，包括“图书馆新生入学教育”、“图书馆利用专题讲座”、“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宣传月”，开展“文明服务月”、“读书月”等活动，指导办好读者协会……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信息服务，在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结论与发展趋势
（一）结论
河南工业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实践历程表明：
1.对无论任何形态的图书馆来说，技术都不是第一位的，服务才是第一位的，服务是图书馆的永恒主题，更是数字图书馆的灵魂。建设数字图书馆的目的，不是为技术而技术，技术所能提供的功能只有通过服务才能体现出来，技术不能实现的功能可以通过深化服务来加以弥补。
2.在文献数量激增、价格上涨、图书馆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图书馆已无法以一馆之力满足读者日趋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建立图书馆联盟，共建共享文献信息资源已成为图书馆最好的选择。而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但目前图书馆联盟的发展还很不平衡，除了CASHL、NSTL、CALIS这些全国性的联盟发展不错、运作非常成功之外，一些低层次运行的区域性的地方图书馆联盟也大量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组织管理不力，资金问题难以为继，以及技术问题、标准问题和人才问题也都需要很好解决，种种原因，导致区域性地方图书馆联盟的合作单一、狭隘和滞后。
3.数字图书馆是一个集多种智能化技术于一身、融多种信息资源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资源库。因此，它必然会要求并引起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深化与发展。
（二）发展趋势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地方院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发展，但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地方院校数字图书馆未来努力的方向是：
1.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重组与提供研究。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础和核心，科学、系统地开发、组织信息资源并有效地提供有序化、知识化、专业化、集成化的数字化信息资源是建立数字图书馆理想服务模式的关键。地方院校数字图书馆需要着重开发的数字化资源包括：①图书馆馆藏特色资源；②机构数据库资源；③网络信息资源等。
2.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网络的普及发展、数字信息资源的指数级增长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了用户信息需求的转变。地方院校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必须适应这种转变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3.区域性地方院校图书馆联盟研究。加入全国性的图书馆联盟是实现了资源由上至下的纵向传递，建立区域性地方院校图书馆联盟是实现资源横向传递的举措，图书馆之间纵横交错构建的联盟，就会形成强大的集合力量，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从而实现图书馆效益的最大化。其发展思路如下：①引入企业战略联盟的新思路，将图书馆联盟推向战略联盟发展；②打破条块分割，构建多种形式的图书馆联盟；③加强对联盟的管理，建立有效、可行的沟通联络机制；④遵循统一的联盟目标，构建统一的联盟文化；以此保证联盟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日升，张泽梅，周庆林编著.数字图书馆概论[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09：22
[2]冯晴.NSTL与国外图书馆联盟的比较[J].图书情报工作，2011（3）：10-13，[4]
数学建模的收获体会范文篇4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收入智力资本回归分析
作者简介：
王芸（1966-），女，安徽舒城人，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其圣（1989-），男，福建大田人，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一个主要依赖于注册会计师的服务性质的行业，相比较其他传统行业而言，它的日常经营活动就更加依赖于智力资本而非实物资本。那么，智力资本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是否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证明这一点。
一、文献综述
（一）智力资本国内普遍认为最早提出智力资本的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JohnCalbraith（1969），他认为智力资本（IC）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而是一种思想形态的过程，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但智力资本研究的兴起却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Stewart（1997）将智力资本界定为公司所有成员所拥有的能够为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这个更为具体的定义拉开了智力资本研究的序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对于智力资本的理解可以粗略地分为两派：资源论与知识论。主张智力资本资源论的学者包括AnnieBrooking（1996）、赵罡等（2009）等，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创造的无形资源；而主张智力资本知识论的学者包括MorgenWitzel（1998）、芮明杰（2002）等，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属于员工和企业的能够带来差别优势的知识的积累。不论是哪一派的学者，都有一个共识是企业能够通过智力资本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带来企业绩效的改善。
（二）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一般来说，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指分析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其中，关于企业绩效选取的评价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而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5种：市场资本总值法；直接IC测量法；记分卡法；EVA（EconomicValueAdded，经济附加值）法；VAIC（ValueAddedIntellectualCapital，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法。其中VAIC法是目前实证研究中较为流行的方法。如：MaheshJoshi等（2010），通过VAIC法对2005年至2007年澳大利亚的银行业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存在紧密相关关系；BiserkaKomnenic等（2012）通过VAIC法对2006年至2008年37家跨国公司数据建立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ROA、ROE、总资产周转率显著正相关；而结构资本与ROE显著正相关，与ROA、总资产周转率存在不显著地正相关；MartinClarke等（2011）发现VAIC与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绩效存在一个直接关系，在人力资本增值率（HCE）和结构资本增值率（SCE）中也存在一个积极的关系。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站在其他视角或者运用其他方法研究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如：李冬伟等（2011）以知识价值链中的知识价值创造过程为对象，分析得出了智力资本的4要素模型：人力资本、流程资本、创新资本和客户资本，这四个要素与价值创造密不可分；曹裕等（2010）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智力资本相结合，利用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人力资本在各阶段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结构资本仅在成长阶段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在成熟和衰退阶段对企业绩效存在不显著负相关；任俊义（2011）调查发现：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均有直接的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则是通过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赵莹等（2012）发现技术创新投入（结构资本）在长期与EVA存在正向影响，品牌（关系资本）与EVA存在正向影响等等。目前学者们对智力资本衡量的方法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VAIC法以财务数据为基础衡量智力资本，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然而智力资本中存在一些不易于被财务上衡量的被货币量化的要素，仅仅使用财务数据就显得不那么全面。市场资本总值法、EVA法也面临同样。记分卡法对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以记分的形式计量智力资本的要素，使得管理者可以对智力资本有更具体的了解，但却存在无法反映出智力资本的具体数量和质量的缺陷。直接IC测量法存在获取信息数据困难、成本高，一般较少使用。
不论是使用财务数据衡量智力资本还是使用非财务数据衡量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3个要素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对企业绩效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企业绩效的评价指标中，很多指标与企业收入密切相关，是对企业收入进行一定处理后的产物。故可以推断企业收入与智力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智力资本与企业收入的关系，更有利于管理者通过管理智力资本来提高企业收入，进而增加企业利润。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知识型企业，智力资本的信息披露已经相当丰富，但是智力资本与其收入间关系却鲜有人研究，对事务所智力资本管理的研究也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因此，本文以注册会计师行业为研究样本，使用直接IC测量法衡量智力资本，分析会计师事务所的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以期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智力资本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证上的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智力资本是使一个企业或国家变得富有的最有价值的资产，与一个企业或国家可持续性竞争力密切相关（ThomasStewart，1991）。基于智力资本视角的企业绩效创造思路有两种：一是智力资本为企业创造和扩散企业知识（Stewart，Edvinsson，Sveiby）；二是以资源基础观的视角，着重关注企业如何通过融合其特有的无形资产等智力资本，而为企业创造绩效（Itami，Sullivan，Teece）。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知识型企业，其拥有的智力资本具有价值性、难以模仿、稀缺性、难以替代特征，是事务所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故这种竞争优势最终会转化为事务所业务收入的增加。下面从智力资本要素角度展开分析：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本可以为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不可复制的、稀缺的知识、技术、经验等，这些知识、技术、经验将转化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为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增加提供强有力支持；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资本可以让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更好地把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发挥出来，可以改善会计师事务所经营管理效率，从而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会计师事务所的关系资本是会计师事务所所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使得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良好的客户资源和声誉，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承接项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最终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多与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与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存在正相关
假设2：结构资本与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存在正相关
假设3：关系资本与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存在正相关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本文以李冬伟等（2010）构建的基于智力资本的会计师事务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设计了智力资本三个要素的各个指标。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Incomeit=αi+β1HC1it+β2HC2it+β3SC1it+β4SC2it+β5RCit+εit
其中，i=1，2，3，…，54；t=2007，2008，2009。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Incomeit表示第t年第i个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其他变量下标含义与此相同。αi代表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如果认为个体之间的差异是系统性，是确定的，则假设αi为常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如果认为个体间的差异是随机的，不确定的，则假设αi为随机变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β1、β2、β3、β4、β5为各自变量对应的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以2007年至2009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为基础，选取了连续3年上榜的54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样本，以保证数据的完整连续性，总计162个观察值。样本中各项指标的数据来自2007年至2009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国泰安数据库。本文使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处理。本文的数据来源说明：执业资质数取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依据披露的信息分别算出2007年、2008年、2009年的54家事务所的执业资质数。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数取自国泰安数据库，以2007年至2009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年度财务表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进行确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进行了自然对数的处理，即Income=ln（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其余数据取自2007年至2009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为了对样本有初步的了解，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可知，2007年至2009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领军人才数、注册会计师比例、合伙人（股东）管理幅度、重要客户数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但是知识产权数比较接近，几乎没有变化。观察截面数据，可以发现领军人才数、注册会计师比例、合伙人（股东）管理幅度、知识产权数、重要客户数的极大值相比均值大非常多，其偏离程度较高。
（二）模型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P值为0，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应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择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而不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调整后R2上看，选取智力资本的三个要素的各个指标能够对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97.96%做出解释。从回归模型总体显著性上看，F统计量134.12，说明回归模型中各变量对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可以建立该模型。从各自变量的显著性上看，领军人才数、注册会计师比例、合伙人（股东）管理幅度、知识产权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会计师事务所收入正相关，重要客户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会计师事务所收入正相关。这说明智力资本的三要素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对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也正相关，3个假设均得到支持。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说明：智力资本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有着重要意义，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注重加强智力资本的管理，充分认识到智力资本对增加收入、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智力资本对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建立良好的学习文化氛围，加强员工培训，从内部培养出更多的注册会计师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改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智力资本；在会计师事务所能力范围内网罗更多的注册会计师和其他领域的专家，从外部获取更多的智力资本；对于已经处于较高职位的管理人员，采用合适的激励措施，激发起其成为会计领军人才的热情，提升事务所智力资本的质量；适当的设立分所或者通过合并获得分所，增大合伙人的管理幅度，充分发挥每名合伙人的管理作用，提高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获取更多的执业资质，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提高事务所承揽各类业务实力，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智力资本；关注重要客户，对于没有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先获取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对于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应该为重要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提升声誉，同时争取大客户的市场。
本文存在如下局限：由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披露内容的变更，未能获得较新的样本数据；选取的54家会计师事务所在目前约8000家的会计师事务所排名是居前位，使得结论可能缺乏普适性；未考虑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如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冲击；由于信息获取的难度，未能将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联合起来一起考察对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影响。这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机会。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会计师事务所智力资本、竞争战略和审计市场绩效研究”（项目编号：JJ110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芮明杰、郭玉林：《智力资本激励的制度安排》、《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9期。
[2]李冬伟、李建良：《基于知识价值链的智力资本构成要素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6期。
[3]曹裕、陈晓红、马跃如：《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4期。
[4]任俊义：《企业智力资本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要素结构视角》、《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5]李冬伟、刘玎琳：《基于智力资本的会计师事务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财会通讯》2010年第28期。
[6]Stewart，T.A.Intellectualcapital：Thenewwealthoforganizations.NewYork：DoubledayCurrenc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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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orgenWitzel.TheIEBMdictionaryofbusiness&management.ThomsonLearning，1998.
[9]Chan，K.H.Impactofintellectualcapitalonorganizationalperformance：anempiricalstudyofcompaniesintheHangSengIndex（Part10）.TheLearningOrganization，2009.
[11]MaheshJoshi，DaryllCahill，JasvinderSidhu.Intellectualcapitalperformanceinthebankingsector：AnassessmentofAustralianownedbanks.JournalofHumanResourceCosting&Accounting，2010.
数学建模的收获体会范文
关键词：工程质量监管验收制度；保障性住房；双重委托；奖惩机制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建筑行业中工程质量的监管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多方监管制度中的二维住宅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体制，但在现行的房地产开发制度下，二维质量监督体制在实际应用中暴露出较多问题，如在平级质量监督维度上，建设单位处于优势地位，施工、监理、设计以及勘察等单位为获取合作机会处于劣势地位，相互间很难起到严格监督的效果。
目前学术界对工程质量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首先，相关学者对二维住宅质量监督制度下的工程质量问题开展研究。如Mohammad，Yeganeh等积极探索了工程目标的变化对于工程质量的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工程目标同工程质量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Steven，Kevin和Christopher利用纳什讨价还价理论对工程项目成本进行了详尽的探索，并确定了风险中性的项目经理和风险规避的承包商之间的成本分摊合同。Bent详尽的阐述了计划谬误理论和外部观点理论在工程质量控制与责任追究过程中的主要应用。其次，另一个研究角度则是利用委托关系开展工程质量等多方面的研究。如项勇等研究了我国工程项目中采用的建设管理模式（CM模式），利用委托理论，分析并构建了建设单位与咨询方之间的双向道德风险，并进一步提出了激励创新模型以此解决道德风险问题。洪巍从博弈论的视角对大型工程的质量、成本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进行了研究，通过引入朱兰最佳质量成本模型，成功构建了业主与承包商之间基于质量的利益激励机制，提出了隐形声誉激励方式。本文则从理论角度对“住户见证验收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以及对该制度存在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构建了一套能够进行责任主体间层层监督的奖惩机制，获得了双重委托关系图和模型，为三维监督机制的推广应用提出了实质性的建议和对策。
二、“住户见证验收制度”理论阐述
所谓的“住户见证验收制度”就是由住户代表（见证住户）参与到住宅工程分户验收、竣工验收全过程的一种保障性住房验收制度。“5+1+1”中的5方分别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前者的1代表政府，即质量监督机构履行政府监督功能，后者的1代表“住户代表”的现场见证。该制度主要实现的是三级监督，即责任主体之间平级相互监督；政府（质量监管机构）处于上级监督地位；“住户代表”处于社会监督地位。该制度实现了工程质量的三维监督机制，通过引入住户参与到工程质量验收的全过程，有效的确保了工程质量，较二维工程质量监督验收制度具有明显的优点。
为了能够清晰的表现出“住户见证验收”制度中各参与方、验收程序、相应部门和责任主体的职责，下面采用“住户见证验收”制度关系图的形式进行清晰的描述。“住户见证验收”制度关系图如下图1所示：
三、住户见证验收制度问题分析
“住户见证验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障性住房分户验收的范围和内容不清楚，参与见证的住户一般不具有专业水平；（2）验收过程中发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和违规行为，难以追查到相应的责任主体并进行有效的处罚；（3）不能够采取适当的比例对分户验收进行复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无法对于质量问题和违规行为进行责任追查和处罚。
四、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变量假设
（1）监理方的主要工作是对施工方施工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施工方偷工减料降低住房建筑的质量，在监督过程中的努力水平为e2，监理方作为人知道自己的努力程度e2，但是作为委托方的建设方不能够观察到监理方的努力程度，只能够观察到见证住户的投诉情况。
（2）监理方进行监督付出的努力水平e2需要的成本c（e2）=，其中b>0为他的成本系数。
（3）假设监理方努力工作使房屋建筑质量提高带来的收益为π2=e2+θ，其中θ是外生变量满足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4）假设建设方给予监理方的支付为线性的，S（π2）=α+βπ2，其中α为固定支付，β为收益分成也即激励系数（0≤β≤1）。为了有效的防止监理方和施工方进行合谋，建设单位另外按照见证住户投诉p，给予监理方相应的惩罚F（p），（5）建设方即是政府的人又是监理方的委托人，一方面要努力工作对住房建筑进行设计和勘察保证其职责领域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对监理方进行有效的监督，以确保获得施工过程的真实信息，以便进行质量问题和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假设建设方的努力水平为e1，建设方了解自身的努力水平，但是政府作为委托人不能够观察到建设方的努力，只能观察到见证住户的投诉p。
（6）建设方努力工作需要的成本
c（e1）=，其中a>0是他的成本系数。
（7）假设建设方努力工作使房屋建筑质量提高带来的收益为π1=e1+ε，其中ε是外生变量满足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8）假设政府为了有效的监督建设方，使其能够努力的工作，提高房屋建筑的质量，降低自身处理各项投诉的工作量。根据见证住户的投诉p，对其设定了相应的惩罚机制，G（p）=χ（1-e1-e2）p，其中χ为政府对建设方的惩罚系数。
（9）假设建设方和监理方在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前都有一个目标期望收益分别为S1、S2，实行惩罚机制之后建设方的实际利润为R1=S1+π1-c（e1）+π2-S（π2）+F（p）-G（p），监理方的实际利润为R2=S2+S（π2）-c（e2）-F（p）。
（10）假设政府和建设方是风险中性的，监理方是风险规避的，建设方的期望效用u1等于他的期望利润，即u1=E（R1）。监理方的期望效用u2等于最大化利润的确定性，即u2=cE（R2）。
（11）政府获得的收入来自对建设方的惩罚G（p）=χ（1-e1-e2）p，他的收益取决于房屋建筑的质量情况，假设他的收益π=π1+π2，期望效用u0=E（π）。
（二）模型构建
（1）监理方的期望效用。根据u2=cE（R2），可以得到监理方的期望效用为：u2=S2+α+βe2--γ（1-e2）p-（1）
其中是监理方的风险成本，即监理方宁愿在随机的环境中放弃该成本以换取确定性的收益；ρ是监理方的风险规避系数，在本模型中监理方是风险规避的，即ρ>0。
（2）建设方的期望效用。根据u1=E（R1），可以得到建设方的期望效用为：
u1=S1+e1+e2--α-βe2+γ（1-e2）p-χ（1-e1-e2）p（2）
（3）政府的期望效用。根据u0=E（π）可以得到政府的期望效用为：u0=e1+e2（3）
（4）奖惩机制模型设计。在进行模型设计时，双重委托关系中的三方“政府、建设方、监督方”的目的都是实现自身的期望效用最大化。
政府实现自身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提高他对建设方的惩罚力度χ，建设方实现自身目标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提高其自身的努力水平e1，另一方面合理的设置给予监理方的固定支付α、激励系数β、惩罚系数γ，以便获得最真实的施工过程信息，有效将不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程质量问题追查到相应的责任主体，监理方实现自身目标的途径就是提高对施工方进行监督的努力水平e2。所以，整个双重委托关系的模型就变成了政府如何制定有效的惩罚系数χ，对建设方进行有效的监督，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同时，建设方如何决定自己的努力水平e1，给予监理方的固定支付α，激励系数β以及惩罚系数γ，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即满足第一层次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并且政府为了使建设方参与到该惩罚机制中，还应该确保他的期望效用不低于保留效用u1，既满足第一层的参与约束条件；同时，监理方如何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e2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即满足第二层次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并且建设方为了能够让监理方参与到该惩罚机制中还应该确保他的期望效用不低于保留效用u2，即满足第二层次的参与约束条件。
因此，双重委托条件下“住户见证验收制度”奖惩机制模型为
（三）模型求解
对监理方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求解关于e2的一阶导数有：=β-be2+γp=0，解得e2*=
在最优的情况下，根据Kuhn-Tucker最优条件必将有监理方的参与约束（7）式取等号，于是有：
在上述奖惩机制模型中，政府的收益G（p）=χ（1-e1-e2）p，随着他对建设方的惩罚系数χ的增大而不断的增大，也即政府收益的最大化就是惩罚系数χ的最大化。但是惩罚系数χ必须满足建设方的参与约束。根据Kuhn-Tucker最优条件可知，在最优的情况下建设方的参与约束式（5）取等号。因此，政府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且满足建设方的参与约束时，χ=
五、结论
根据对模型求解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结论一：由e*2=可以得到监理方的努力水平与建设方给予的激励系数、惩罚系数正相关，与自身努力成本系数负相关。这说明在房屋质量越高建设方给予监理方越高的激励，投诉越高建设方给予监理方越高的惩罚机制中，监理方会选择努力工作以获取高额的激励，避免高额的惩罚。同时，也说明建设方对监理方设定越高的激励系数和惩罚系数，奖惩机制越有效越有利于建设方获得真实的施工信息，从而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进行有效的追查。
结论二：由e*1=可以得到建设方的努力水平与政府的惩罚系数正相关，与自身的努力成本负相关。这进一步说明了在政府根据居民投诉情况给予建设方惩罚的机制中，建设方会努力工作提高自身职责范围内工程质量的同时，对工程质量责任进行有效的追查，从而提高整个工程质量责任追查机制的有效性。
结论三：由β*=，==0（p=0）
>0（p≠0），可知建设方对监理方的激励系数随着政府给予他的惩罚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在见证住户和相关监督部门的投诉p≠0的情况下，对于监理方的惩罚越大建设方的效用会越高。于是说明政府给予建设方的惩罚力度越大，他会采用越大的激励力度和惩罚力度以促进监理方努力工作增强对施工过程的监督，提高房屋的质量，降低受到政府惩罚的可能性。
结论四：由S1+e1+e2--α-βe2+γ（1-e2）p≥u1可知：
χ=∞时政府的收益最大，此时e1+e21。于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政府对建设方的惩罚力度足够大，建设方就会通过自身努力和监督监理方努力，共同为提供高质量的房屋建筑提供100%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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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的收获体会范文1篇6
[关键词]信息传播;脉冲微分方程;广告策略
[中图分类号]F713.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11-0078-03
[作者简介]谢德辉,赣南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经济学;
郭志华,赣南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营销管理｡(江西赣州341000)
一､模型建立
1890年以前,西方国家对广告的定义一般是:广告是有关商品或服务的新闻,具有告知作用,是与新闻报道类似的传播手段｡1932年,《广告时代》的定义是:由广告主支付费用,通过印刷､书写､口述或图画等,公开表现有关个人､商品､劳务或运动等信息,以达到影响并促成销售､使用､投票或赞同的目的｡1948年,美国营销协会所作的定义,在1968年进行了修改,这是影响最大的广告定义:广告是由明确的广告主在支付费用的基础上,采用非人际传播形式,对观念､商品或劳务进行介绍､宣传的活动｡上述定义揭示了现代广告的几个重要特征:1.广告有明确的者,广告主是广告活动的出资者,其目标在于期望得到效益或回报｡2.广告是一种非人际传播方式,即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体向消费者进行传播｡3.具有特定的信息内容,不仅包括商品､劳务方面的信息,而且涉及形象､观念方面的内容,即广义的企业商业信息｡4.广告采取说服的方式,具有诱导性,最终目的在于使消费者接受广告信息,产生心理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购买行动｡
广告的定义和特征表明,广告是诱导消费者购买的以非人际模式传播企业商业信息的一种方式｡根据这一本质特征,显然,我们可以也只能从广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评估广告的效果｡广度是指通过广告获知企业商业信息的消费者数量,可以用获知企业商业信息的消费者人数占被考察的全体消费者人数的比例测度｡深度是指获知企业商业信息的消费者在心理､感情､购买意愿最后表现出的购买行为被广告改变的程度,可以用全部消费者在完全信息下对企业产品的购买额,也即是假定全体消费者均获知企业商业信息时企业产品在考察的特定时间内能够实现的最大销售额来度量｡广告效果是广度和深度的综合结果,是两个指标的函数,其中,广度主要受信息传播规律的制约,由广告投放的频率及与此成比例的费用决定(信息频率)｡而深度则主要由不同的广告方式,即不同媒体､创意和设计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决定(信息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最优广告策略的制定是不同广告方式和频率(费用)与广告效果对比的结果｡基于这种理解,可以把目前的广告研究区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不同广告方式对效果的影响,即考察不同媒体､不同创意和设计对深度效果的影响,这类研究大部分针对具体企业和具体产品,由广告专业人员所从事;另一类则侧重广告投入(广告费用)对企业收益或利润的影响,主要依赖建立通用的投入产出的数学模型,试图揭示广告决策的经济规律,理论工作者较多进行该类研究｡本文模型属于第二类研究的范畴｡我们认为,由于企业收益或利润是广度和深度的综合结果,而广告投入(广告费用)在既定的广告方式下和计划期间内与广告投放的频率成比例,只对广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与深度效果的联系并不密切｡如果不区分影响广度和深度的不同机制,盲目建立投入与收益的模型,必然只能是关系拟合意义上的统计数量模型,难以揭示广告运作的规律,进而难以精确解决最优广告决策的问题｡考虑到深度效果主要受不同媒体､创意和设计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影响,因此,在既定的广告方式下,深度效果指标可以被假定为一常数,投入费用与收益的关系将单一地表现为投放频率与广度效果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本质上是周期性脉冲下信息传播的机制｡
首先,我们把全体消费者划分为已获知企业信息和未获知企业信息两个群体,认为产品销售是已获知企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按偏好购买的结果｡假定购买偏好(意愿及行为)由广告信息内容决定,在计划期间内保持不变,这样,产品销售量就是已获知企业信息的群体人口数量的函数｡其次,企业信息在连续时间内,按照某种模式通过已获知和未获知信息的两类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交流进行传播(口碑相传､人际传播),即两类消费者群体的人口数量将由于信息的人际传播随时间连续变化｡第三,广告是另一种非人际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在某一时刻使两类群体人口数量发生突变的,数学上用脉冲描述的现象｡最后,我们比较按不同频率投放若干次广告后的收益和成本,得到最优广告策略的条件｡
已获知企业信息消费者的数量为K(t),表示t时刻已获知企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的人口数量｡同样,未获知企业信息消费者的数量为U(t),表示t时刻未获知企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的人口数量｡
模型建立之前,我们给出以下假设:
1.全体消费者人口数量保持不变,是一个常数,即K(t)+U(t)=N0恒成立,N0为常数｡为简单起见,不妨设N0=1,此时,K(t),U(t)分别表示t时刻已知和未知群体人口数量占全体消费者人口数量的比率,并且有0≤K(t)≤1,0≤U(t)≤1｡
2.t时刻,通过人际传播,一个已获知信息者单位时间内能传播到的未获知信息者人数,与未获知信息者群体人口数量成正比,比例系数为β｡从而,在t时刻,单位时间内被全部已获知信息者传播到的未获知信息者人数为βK(t)U(t)｡
3.广告瞬时增加获知信息者群体人口数量,增加量与未获知信息者群体人口数量成正比,比例系数为θ,广告投放时间间隔为τ,即τ为广告投放周期｡
其中,β定义为信息扩散系数,θ为广告影响因子,τ为广告投放周期,m为广告投放次数,其中mZ+,Z+表示非负整数集｡由K(t)+U(t)=1可得K(t)=1-U(t),将它代入脉冲微分方程(1),化简
上式中,U0=U(0+),U0为未获知企业信息群体人口数量的初始值,且0 记h为购买偏好,即广告深度效果,经济意义为全部消费者在完全信息下对企业产品的购买额,也即是在U(t)0时,企业产品计划期内能够实现的最大销售额｡单次广告的成本记作c｡假定h､c在计划期内就考察的具体企业､产品和广告形式而言为常数,显然,函数F(m)=h[1-U(mτ)]-mc表示第m次广告后(第m次脉冲时刻后)企业的利润｡因此,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为: MaxF(m)=h[1-U(mτ)]-mc(4) 如F(m)存在极大值,记极大值点处的广告投放次数为n,则(τ,n)组合即为企业的最优广告投放策略｡ 选取参数θ=0.1,β=0.005,U0=0.99,h=10000,c=10,绘制τ=5,τ=20,τ=60三种情况下企业利润F(m)与广告投放次数m关系图｡为便于观察,取消m为整数的限制,把F(m)看成连续函数绘图从图1可以看到,对应τ的每一取值,利润函数F(m)都存在唯一的正极值点｡并且,τ越小,极值点处的m值越大,即最优广告投放次数n越大｡根据这种关系,企业在确定最优广告投放策略时,总是可以先选择适当的投放周期τ,再确定与之对应的最优投放次数n｡ 作变换t=mτ,记G(t)=F(m),图2为企业利润G(t)与时间t关系图｡ 从图2可以观察到,对应τ的每一取值,利润函数G(t)都存在唯一的正极值点｡并且,τ越小,极值点处的t值越小｡记取得极值处的时间为t*,根据所作变换t=mτ,G(t)=F(m)的关系,我们知道,t*=nτ｡因此,图2显示,广告投放周期τ越短,企业利润上升越快,广告投放的最长期限t*=nτ也越短｡这说明,企业在选择最适当的广告投放周期时,应该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企业经营策略来确定｡对技术或款式更新换代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竞争激烈､希望尽快占领市场的产品,要加快广告投放的频率｡对技术成熟与稳定､行业内技术领先､有长久生命力的产品,可以减缓 图3印证了图1､图2揭示的关系,对应τ的不同取值,利润函数F(m)总存在唯一的正极值点｡在极大利润点,广告投放次数n随着广告投放周期τ的延长而减少｡企业选择较大τ值的广告策略时,广告总投入nc也较低｡当然,此时广告效果使企业利润上升的速度也较慢,因为企业信息更多地依赖自然的人际传播｡ 图4反映出最优投放次数n与购买偏好h的变动关系｡作为模型的基本假定,就具体企业､产品和广告方式(信息内容)而言,h与广告投放策略是不相关的,它只取决于影响该产品市场总容量的人口总量､经济周期､社会习俗､技术变革､企业和产品的具体特点､同类产品的特点､消费者嗜好等因素｡不同企业､产品,选择不同的广告媒体,不同的广告设计和创意h值也不同｡图4表明,h值较大的产品,比如价格高､质量好､用量大的产品,最优广告策略下的投放次数n和总投入nc也较大｡ 图5显示,最优投放次数n与c成反向变动关系｡其他条件不变,单次广告的成本越大,最优投放次数应越少｡显然,在c≥h的特殊情形下,n=0｡ 图6说明,最优投放次数n与U0成正向变动关系｡这说明,刚刚推向市场,处于投入期和成长期的不知名产品比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知名产品应投入更多的广告｡ 由图7可见,最优投放次数n与θ成反向变动关系｡θ是广告影响因子,即广告信息被接收的程度或范围｡比如电视广告,可近似用收视率度量｡就相同成本的单次广告而言,企业应该选择接收范围更大的广告媒介,这样,达到同样传播效果所需的广告投放次数可以减少｡ 图8表明,最优投放次数n与β成反向变动关系｡β是信息扩散系数,即企业信息自然人际传播和扩散的速度｡热门的产品､受关注的产品､用量大的产品､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流行和时尚品,其信息人际传播的速度较快,需要投入的广告也较少｡ 参考文献: [1]聂荣.商品销售利润最大化模型及最优广告策略的确定[J].运筹与管理,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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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结构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操作而不用安装任何专门的软件，在B/S结构下，软件安装在服务器端即可解决问题，在做更改时，只需程序员调整服务器端即可。由于现代技术和应用功能变化加快，涉及对软件系统的频繁改进和升级，B/S架构的产品明显体现着更为方便的特性。B/S架构的软件只需要管理服务器就行了，所有的客户端只是浏览器，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维护。无论用户的规模有多大，有多少分支机构都不会增加任何维护升级的工作量，所有的操作只需要针对服务器进行。所以，客户机越来越“瘦”，而服务器越来越“胖”是将来信息化发展的主流方向。 2.成本降低，选择更多 如今，Windows操作系统几乎一统天下，浏览器成为了标准配置，但在服务器操作系统上，Windows并不是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现在的趋势是，凡使用B/S架构的应用管理软件，只需安装在Linux服务器上即可，而且安全性高。所以，服务器操作系统的选择很多，不管选用哪种操作系统都可以让大部分使用Windows作为桌面操作系统的电脑不受影响，这就使得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快速流行起来，Linux除了操作系统是免费的以外，数据库也是免费的，这种选择非常盛行。 3.更好地保障数据安全 对B/S结构下的软件来讲，其数据集中存在于中央数据库，可有效保护数据的安全，而且管理者可随时随地掌握各地工作的进展，实现动态管理，并在发现问题时做出最快地决策。 三B/S体系结构在自学考试信息管理中的运用 在自学考试信息管理工作中，按照信息处理接收对象的不同，依照B/S模型，可以应用在考生和自考业务部门之间，业务工作人员与本单位管理部门之间，自学考试上下级业务对接部门之间。在这主要的三部分业务模型中，都可以分解成客户端获取服务和服务端服务部门提供服务的结构，基于B/S的数据信息流就能很好地满足这种模型。 1.接收服务的考生和提供服务的自考管理部门之间 在现有的自学考试业务工作中，考生和自考管理部门的业务关系主要有：考生向自考管理部门咨询有关自学考试的政策和规定；考生在报考前咨询本次自学考试开考的专业和课程；自考管理部门主动向考生考试时间、专业课程等信息；毕业生办理毕业证书期间向管理部门咨询，填报材料及管理部门主动及时公布毕业生名单；考生查询考试成绩及历次成绩即考籍，考生查询自己课程转免的情况、毕业证书办理情况，自考管理部门主动这些信息；考生对自学考试有关问题和信息的主动反馈，自考管部门接收并及时有效处理等；考生咨询学习内容，获取考试科目的教学辅导，自考管理机构积极提供助学。 以上所有关系及功能的实现，可以基于B/S结构建立开放式网络信息访问平台，如信息咨询和查询网站，考生可以在前端通过简单地使用浏览器软件，就能方便快捷地访问后台部门提供的功能，如阅读有关自考政策、查询考试科目、查询考试成绩及考籍等，还可以下载毕业生登记表，然后自己打印，避免到考办拿登记表的麻烦，同时也可以基于网络平台，以BBS的方式提供有关自学考试的反馈信息，以及建立针对广大考生在线考试内容的交流和助学平台，提供课程讲解、专家答疑等。 2.自学考试业务工作人员与本单位管理部门之间 在现有的自学考试业务工作中，自学考试具体工作人员面对整个自学考试工作，也是一种需求与服务的关系，也构成一种B/S的技术模型。如及时查询相关政策，阅读业务文件，处理数据；接收工作通知，参与工作安排，回馈工作的开展情况；工作人员之间的工作协调；处理工作记录，历史信息查询，工作总结归纳；考生成绩的处理建档，毕业考生信息处理，考籍信息的处理备档；统计数据的归并和查询，历史信息和特殊信息的查询；一次完整的考试工作中的考试考点情况记录与查询，考试违纪考生的记载和处理，试卷信息及考试情况的登记等。这些所有工作的高效完成可以在单位内部，借助建立B/S体系结构的办公自动化平台来完成，做到信息的及时电子化，存储集中，查询和交互快捷。如建立文件档案管理模块、自学考试成绩信息处理模块、考试管理模块、综合信息查询模块等。 3.上下级管理部门之间 自学考试的业务管理模式是分级管理，从下到上可以分成考点、区县考办、市州考办、省考试院（省考办）、国家考试中心等，各级部门相互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关系，有很多业务往来。如从上到下的传达政策、成绩、发放证书、提供考试信息数据等，从下到上的信息反馈、材料上报等问题。这些业务模式在技术上都可以归为一种接收服务和提供服务的B/S结构，从而完成业务管理。如通过B/S结构建立综合的文件管理和传输系统、成绩和接收系统、考试数据查询和提供系统等。 四B/S体系结构思想在建立自学考试业务服务管理中的运用 如上所述，B/S体系结构既是一种技术模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管理模型。即客户需求，部门提供功能服务，同时强调尽量减少客户端为获得服务而付出的成本，而部门提供的服务更全面灵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自学考试发展到现在，其功能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其就是满足客户教育需求的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获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过程，所以这就表现为B/S结构体系的一种管理模式，就是尽力通过B/S的技术功能充分实现B/S结构体系的管理构建，突出现代服务理念，强调功能化服务，尽量实现主动性，随时随地及按需提供服务。 这种管理模型依然体现在信息管理模型中体现出的几个主体之间：考生与自学考试管理部门之间，自学考试业务工作人员与本单位管理部门之间，各级部门与上下级部门之间。同样，在提供服务功能的时候，要立足简化获取服务的成本，尽量满足需要的功能。如对考生，考试管理部门就应尽量为考生着想，积极提供帮助，某些工作能做到集中完成的，就尽量一次性完成，减少考生往返次数，一些工作程序能简化的尽量简化，减少考生的工作量。单位在对业务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中也要力求适应需求，尽量简化；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业务也要体现服务的理念，不能仅仅表现为一种管理职能。这些调整变化就体现出B/S体系结构反映出的管理模式。 通过引入B/S结构的管理理念，我们要建立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的覆盖全社会的自学考试服务体系，切实将建设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和自考事业。基于B/S的体系结构理念，实现建设“现代化服务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理念更新统一认识是服务体系建设成败的关键 B/S体系结构的管理模式注重和强调服务功能，服务职能的强化是对管理理念的创新，对管理流程的再造，对管理团队的重组，对管理手段的革新，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实施必然会带来自学考试管理模式全方位的变化。没有成熟和统一的思想基础，没有正确、合理、科学的理论指引，就缺少根本的、内在的凝聚力，就不可能建立起功能完善、运行通畅的服务体系。 2.充分利用已投入使用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结合B/S管理模式，加快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实施 借助B/S体系结构，将多年来信息化建设的成果投入进行改进，更大范围地应用实践，是事半功倍的捷径。可以通过统一平台的设计与集成技术的应用将原有的不同应用系统联合起来，集合成一个整体进行业务处理和信息共享，这样不仅利用了原始积累，更能体现出全新的管理理念，将信息化的成果惠及于民。 3.处理好自主建设与利用社会资源的关系 基于B/S建立的服务体系的运行对网络平台、通讯平台、流通渠道的使用率和依赖性都很高，在确定自主建设项目和选择合作伙伴时，一定要注重效益评价，从事业的长远目标和现实状况考虑，精打细算，力求低成本、高效益地实现自学考试服务体系的建设。 4.基于B/S体系结构建立的服务体系应让各级自学考试管理部门的工作者体验到简洁高效的系统服务 【关键词】众筹筑屋；模拟退火算法；增值税 一、问题的提出 众筹筑屋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的房地产形式.现有占地面积为102077.6平方米的众筹筑屋项目，并统计出参筹者对11种房型购买意愿的比例，一般而言，投资回报率达到25%以上的众筹项目才会被成功执行.项目推出后，有上万户购房者登记参筹.在建房规划设计中，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不同房型的容积率、开发成本、开发费用等在核算上要求均不同.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建立众筹方案的数学模型，并对方案进行全面的核算，判断方案能否被成功执行，以帮助其公布相关信息. 二、问题的分析 根据土地增值税的定义及税率，按照累进税率的计算公式计算土地增值税，根据容积率计算公式，计算各房型的容积率及总容积率.假设众筹金额为总销售收入的20%，并且假定这一地区的房价在众筹的一年内保持不变，且银行年贷款利率也假设保持不变.然后建立众筹筑屋的众筹模型，定义了满意度，在考虑既要决策建房数量，使投资回报率尽量大，同时还要使参筹者的满意度较大，是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因此我们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求解近似最优解. 三、模型建立与求解 1.模型的建立 通过分析问题中的要求，建立了“购买型+理财型众筹”的模式.通过拿出部分房源作为标的，以低于市场的销售价格及“基本理财收益+高额浮动收益”吸引客户，设定固定期限，由投资者共同享有标的物产权.在退出时，投资者享有优惠购房权或将标的物销售后退出获得增值收益；开发商则牺牲部分利润获取大量现金流，开发商众筹目标为总销售收入的20%，除去众筹筹得的资金，开发商尚不足的通过向银行贷款获得.众筹成功后，众筹投资者们的回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优先选房权和低于周边市场价近10%的优惠购房权；二是按认筹金额计算的3%的年化收益.在众筹项目12个月的持有期到期后，投资者将决定是否置业，如果选择置业，将获得前述两部分收益；如果放弃置业，则将获得认筹金额对应的现金收益. 2.模型求解和结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可以得到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总开发成本、总增值税、房型i的增值额、房型i的扣除项目、房型i的增值税及开发商筹得资金数.根据已知得数据，我们可以得到银行贷款的金额1872759428（元）以及总成本2608250362（元）.该问题的变量为房型i的建房套数为xi.我们定义满意度为筑屋规划方案中各房型所占比例与参筹者的购买意愿所占比例的偏差，即ρ=1-∑11i=1xi/∑11i=1xi-ηi/∑11i=1ηi由满意度的定义可知，若满意度不能达到100%，则收益在建设完成时短期内不能达到100%，其结果是有部分房子开发商没有卖出，造成一定的损失，当满意度越高时，其收益也会越大，因此模型可以转化为在满意度达到较大的同时，收益越大越好.因此设立目标函数maxρ×∑11i=1xiwi s.t.li≤xi≤hi，i=1，2，3，…，11∑8i=1xiMi/102077.6≤2.28w/s≥25% 模拟退火算法通过模拟固体退火的过程来解决组合优化问题，主要分解为初始解，解空间，目标函数三个部分.这里初始解即为饱和贪婪算法得到的近似最优解T0，任何一种合法的建房方案就是解空间，算法的流程如下所示：Step1：初始化，初始温度t0（充分大），最终温度tf，初始解（采用T0），马氏链长度L0=1000.Step2：构造外循环，当温度t>tf时，跳转Step3，否则跳转Step9.Step3：随机选择两种不同的房型i，j.Step4：构造内循环，对于k=1，2，…，L0反复执行Step5到Step7.Step5：随机选择将房型i的建房套数减少ki，房型j的建房套数增加kj，产生一个新的解.若产生的新解是不合法的解，则重新执行Step5直至产生合法的解T′.Step6：计算总收益的增量Δf=fT′-fT，其中fT为目标函数的值.Step7：若Δf 四、模型的优缺点分析 本文建立的众筹模型简单，通俗易懂，求解简单易行，但其模型前的假设是人为的强制规定.模型的优点在于综合考虑了上述两个目标函数，比较简便地给出了规划方案. 【参考文献】 [1]刘则毅.科学计算技术与Matlab.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高等院校学生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它创办于1992年，每年一届，目前已成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竞赛，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建模竞赛。参赛的所有队伍必须得在仅有的72个小时里，通过抽象、简化建立能近似刻画并“解决”实际问题。考验了参赛队伍的快速读取资料、分析问题、快速写作、团队合作等综合能力。 本次调研，采用32名来自不同年级的获奖毕业生做为样本容量，围绕着毕业生的工作情况、工作满意程度、参加竞赛的收获等方面展开了全面调查。 二、数据分析 就业情况： 问题一：当前的工作状况是： a）受雇全职工作（平均每周工作32小时或更多） b）受雇半职工作（平均每周工作20小时到31小时） c）自主创业 d）正在读研和留学 e）准备读研和留学 f）无工作，继续寻找工作 g）无工作，其他 分析：88%的同学“受雇全职工作”、9%的同学“受雇半职工作”、3%的同学“正在读研和留学”、没有一人目前“无工作”。在采访过程中，可见，参加了数学建模比赛并得奖的同学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相对比较高，有上进心，容易找工作。 问题二：当前的工作待遇以及社会地位与同届毕业生相比： a）比同级生高出好多 b）略高于同级生 c）和同级生差不多 d）比同级生要差 分析：9%的同学“比同级生高出好多”、41%的同学“略高于同级生”、44%的同学“和同级生差不多”、6%的同学“比同级生要差”。在调研的过程中，2010年之前毕业的同学的平均月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最低的也有7、8千元；在2010年后毕业的同学中，也存在月收入达到1万元的人才。参加数学建模比赛的过程的确对个人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是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的满足，更多的是学会了团队协作的技巧，为现有工作中的日常交际和升职打下扎实的基础。 问题三：在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的成绩是否对就业有帮助： a）帮助很大 b）起到一定的作用 c）作用一般 d）没有作用 e）说不清 分析：3%的同学认为对就业“帮助很大”、44%的同学认为对就业“起到一定的作用”、25%的同学认为“作用一般”和“没有作用”，这一部分的同学相对比较的优秀，大学生活比较丰富多彩，参加了各种活动和比赛，得到很多的奖励和证书，其简历相对比较的饱满，所以数学建模比赛所带来的光环就没有那么大了；3%的同学认为“说不清”数学建模和就业之间的联系，这一类人多数从事着与本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所以公司没有对这一方面的过多要求。 问题四：请对您现在的就业情况打个分（满分100）：分 分析：6.25%的同学打了低于60分的成绩；71.87%的同学打了【60，80】的成绩；21.88%的同学打了高于80分的成绩。可见，参加数学建模比赛得奖的同学中，接近3/4的毕业生对自己的就业比较满意、接近1/4的同学对最自己的就业非常满意，只有个别的同学打了低分。 综合评价： 问题一： 对于我校在数学建模竞赛的辅导与培训，您的满意程度是： a）非常满意b）比较满意c）一般d）不满意 e）无法评价 分析：有75%的人对我校数学建模竞赛的辅导与培训是满意的；16%的人的态度为一般；9%的人持有不满意的态度。经过深入调查，“态度满意”和“一般”的同学都去参加培训并认真听课，结合老师对历年试题的分析，是有所收获的，这足以显示出我校在数学建模的培训上是极其重视的；“态度不满意”的同学多数是没有参加培训或者是参加培训但是没有认真听课的同学；可见，辅导和培训是快速提升参赛同学能力的必修课程。 问题二：对于学弟学妹们，您对于他们参与数学建模的态度是： a）建议多多参与b）鼓励支持c）听从老师安排 d）顺从自己的兴趣和想法e）反对参与 分析：90%的人建议新生参加比赛；6%的人会“顺从自己的兴趣和想法”；3%的人“反对参加”比赛。可见，多数的毕业生鼓励学弟学妹们参加这种建模类的竞赛。说明参加数学建模的经历和建模比赛获得的名次对毕业生未来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加分作用，新生们要积极参加。 问题三：您认为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对你带来了哪些自身能力的锻炼： a）理解交流能力b）科学性思维能力c）管理能力d）应用分析能力e）动手能力 分析：31%的人认为提高了自身的理解交流能力；31%的人认为提高了科学性思维能力；16%的人认为提高了管理能力；22%的人认为提高了应用分析能力。可见，数学建模比赛中对理解交流、科学性思维、管理、应用分析等多个能力进行全面提升。 问题四：参加数学建模竞赛是否对您日后就业、考研带来影响： a）有很大的帮助b）有一定效果c）作用一般d）没有用处 分析：6%的人认为对数学建模竞赛“有很大的帮助”、59%的人认为“有一定效果”、28%的人认为“作用一般”、6%的人认为“没有用处”。可见，参加数学建模竞赛能带来显著的效果，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三、结论与建议 本次调研在参赛选手的全力配合下，剖析了数学建模对毕业生未来工作发展的影响，具体如下：（1）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2）训练快速获取信息和资料的能力。（3）锻炼快速了解和掌握新知识的技能。（4）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5）增强写作技能和排版技术。（6）训练人的逻辑思维和开放性思考方式。（7）为就业增加竞争力。 内容摘要：合同是实现供应链协调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收入共享合同又是近年来供应链协调研究的热点模型。本文从供应链协调概念出发，重点讨论了收入共享合同概念及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基于收入共享合同的供应链协调策略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收入共享合同供应链协调策略 现代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或组织，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必须寻求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实行优势互补。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供需网链结构。因此如何协调供应链的运作是供应链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合同作为供应链协调的一种有效方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收入共享合同（Revenue-sharingcontract）又是近年来供应链协调研究的热点模型。本文重点讨论了收入共享合同的概念，以及它对供应链协调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供应链协调的策略，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供应链协调的内涵 供应链是典型的、需要协调的系统。供应链协调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使链中各节点企业减少冲突竞争及内耗，更好地分工合作，发挥供应链的优势以获取最大收益。因此，企业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其整合和协调供应链成员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管理能力。BeamonBM(1998）将供应链协调定义为，供应链上的某个成员通过提供某种激励来试图改变另一个成员的行为。良好的协调机制既能调动合作企业的积极性又能实现供应链的整体利益，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供应链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增进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如何改善供应链的协调性问题方面。 收入共享合同的概念及作用 （一）收入共享合同的概念 供应链合同又称供应链契约。供应链契约是经济学契约理论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供应链契约是指通过合适的信息和激励措施，保证买卖双方的协调、优化供应链绩效的有关条款（王迎军，2005）。常用的供应链合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收入共享合同、批发价合同、回购合同、数量弹性合同、数量折扣合同等。 其中收入共享合同是指卖方通过制定产品售价来与买方进行协调，同时分享买方的销售利润。即买方让卖方分享其部分的收益，作为获得批发价折扣的回报。在实施收入共享合同的案例中，最著名的是由Blockbuste录像带租赁公司与其供应商实行收入共享的策略。由于新发行的唱片市场需求的不确定以及每张唱片的进价很高，Blockbuste公司每次进货量就很有限，这样就导致有些顾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Blockbuste公司和其供应商协商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每张唱片的进价由原来的$65降到$8，Blockbuste公司则将其出租唱片的收入的一部分分给供应商。在实施新方案的情况下，Blockbuste公司增加了其新唱片的进货量，增强了顾客服务水平。这种新的方案就是这里所提及的收入共享合同，合适的收入共享合同能使整个供应链达到协作状态。 （二）收入共享合同的作用 供应链合同作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有效激励机制，具有非常现实的研究价值。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供应链整体绩效可以通过有效合同的制定和实施而得到显著改善，而且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竞合关系也需要通过供应链合同来保证，即便供应链合同不能使供应链达到最好的协调，也可能存在帕累托（Pareto）最优，即保证每一成员的利益至少不比原来差（高俊俊等，2005）。 在收入共享合同下，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并且可以共担由需求的随机性导致的风险。供应链上的成员之间签订收入共享合同后，能够更有效消除重复、浪费与不确定性，使供应链上的信息共享程度得到提高，降低整个供应链的总库存成本，减少牛鞭效应的发生，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收益。另一方面，收入共享合同以书面的形式保证合作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使节点企业明确了自己在链中的位置和责任，使合作过程清晰明朗，极大的提高了服务水平。 收入共享合同模型 收入共享合同和其他一些供应链合同一样，是一种促使供应链达到协作的手段。在收入共享合同的制约下，制造商以低于自身边际成本c的批发价将产品卖给销售商，销售商保留其销售收入的部分（这里，∈[0，1]），其余则返还给供应商。为了说明问题的简便，这里假设制造商的单位缺货费用gm和销售商的单位缺货费用gr均为0。在收入共享合同下，销售商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1） 为严格凹函数，可得到收入共享合同下销售商的最优订货量，满足式2。 （2） 令S(q)为在整个销售季节期望销售量，p是商品的销售价格，q表示订货量，c为是制造商的边际成本。整个供应链的期望利益函数为： （3） 由于同样为严格凹函数，令q0为整个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q0满足式4。 （4） 要使供应链达到协作，就要使销售商的订货行为符合整个供应链的利益要求。如果收入共享合同下销售商的订货量达到q0，我们就说收入共享能促合同使供应链达到协作。分布函数F（•）为严格单调增函数，令=q0可得到： （5） 也就是说，在设置收入共享合同的参数中时，只要能满足式5就能促使供应链协作。此时，销售商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6） 从式6可以看出，合同参数中不仅仅代表销售商保留其销售收入的比例，而且代表销售商所获收益占整个供应链总收益的比例。所以，在收入共享合同的制约下制造商的期望收益为： （7） 从以上分析得出，收入共享合同是一种比较好的促使供应链协调的合同。 基于收入共享合同的供应链协调策略 在收入共享合同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具体的协调策略，以达到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提高。 （一）通过核心企业建立新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在建立供应链之前，企业首先应通过对现有模式的重组，确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然后主动的选择有相当实力的战略伙伴，将不属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外包出去。供应链核心企业由于对关键资源的拥有支配权，使供应链企业群体具有了合作的规范和约束，保证了供应链管理的效率。但这同时会导致链上企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即某些企业的核心优势的存在将会影响到供应链所获整体利润在企业之间的分配。 这种影响的结果往往导致供应链上的优势企业在利润分配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从收入共享合同模型可以看出，核心企业运用权力使得从属地位的企业只能获得保留利润，而自己获得供应链所有的剩余利润，并且核心企业制定的利润分配参数能够使供应链达到最优利润水平。然而，如果核心企业放弃强制权力，不仅会使自身的利润受损，而且供应链整体也将低效运作。 （二）建立供应链中的信任机制 信任在供应链协调中起到的主要是软约束的作用，如果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缺乏这种粘合剂，也会对供应链的协调造成障碍。供应链中的信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核心企业对其他节点企业的信任，这主要是一种忠诚。这种信任可以通过签订约束性的合同，或加大其他企业寻找新的战略伙伴的机会成本来实现。另一方面是其他节点企业对核心企业的信任，这主要是一种能力信任，即核心企业有能力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通过构建和领导现有的供应链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这就需要建立信任机制，提高长期合作期望，减少短期行为发生。通过收入共享合同的签订，在能力保证的前提下，选择一家零售商作为自己的固定零售商，向其传达长期合作的信息，将自己的信任感传染给零售商，从而激发它对自己的信任。另外，构筑便捷的信息沟通渠道。两个长期合作的企业可以建立一种基于团队的工作小组，由双方的有关人员共同组成，经常性互访，解决供应过程、制造过程以及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三）广泛采用信息技术 信息共享是实现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供应链的协调运行建立在各个节点企业高质量的信息传递与共享的基础上。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应该倡导应用信息技术建立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信息系统，掌握各节点企业的信息并评价节点企业对供应链的贡献，以约束和激励节点企业的行为。从而，保证供应链内部企业之间广泛而即时的信息交流，使签订收入共享合同的双方都得到最真实的订货数据和销售数据，充分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供应链的协调。 信息技术对供应链的支撑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由标识代码技术、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基础信息技术构成，建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与统一的信息平台。既保障信息提供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又实现对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实时跟踪、有效控制和全程管理。 第二层面是基于信息技术而开发的相应的信息系统，包括销售时点信息系统（POS）、电子自动订货系统（EOS）、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等，以及电子商务的运用。 （四）通过合同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般情况下，核心企业以其核心竞争力和整合供应链的能力，往往获得收益中较大的部分，而对于其他企业，则应合理评估其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贡献，公平的分配收益，否则会破坏战略合作关系。因此，通过合同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供应链持久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维持供应链联盟存在和稳定发展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例如通过收入共享合同的签订，供应商对给予零售商的折扣价格设计一个合同参数，使零售商能如实反映自己的成本，并用合同约定利润分配的比例，根据合同条款各司其职，共同承担风险，这样会使整个供需过程变得有章可循、井井有条，有效地降低这些不确定性的影响，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绩效。 结论 合同是实现供应链协调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回顾供应链协调概念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收入共享合同概念及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基于收入共享合同的供应链协调策略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识别多种供应链协调合同的完备程度，以及鉴别多种供应链合同与交易成本之间的相依性；拓展供应链参与者的数目，考虑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实现供应链的协调等问题，值得开展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马士华，林勇.供应链管理（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BeamonBM.Supplychaindesignandanalysis:Modelsandmethods[J].InternationaJournalofProductionEconomics,1998 3.赵天智，金以慧.供需链协调控制机制[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0） 4.王迎军.顾客需求驱动的供应链契约问题综述[J].管理科学学报，2005.2 5.Shapiro,E.Blockbuster'sreturnisonfastforward,saysCEOwithbigplansforrentals.WallStreetJourna1,1998 6.高俊俊，王迎军，郭亚军，吕芹.供应链管理模型的分类和研究进展[J].中国管理科学，2005（5） 7.张贵磊，刘志学.主导型供应链的Stackelberg利润分配博弈[J].系统工程，2006.10 （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金融改革”的提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将促进金融创新的步伐，给投资者带来越来越多的投资渠道，同时也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通过分别建立两个单指标择时策略模型，运用MATLAB模式搜索算法在设定时段内搜索最优参数，并分别对两个单指标策略进行交易仿真回验。实证结果显示，趋势型指标可以抓住大的波段行情，获得超额收益，具有较好的择时效果。实证显示组合指标策略的效益明显高于单指标策略。因此，采用组合指标策略进行个股量化择时交易较单指标策略能获得更优的投资收益。 关键词：量化择时；趋势指标；组合指标策略；参数优化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08 1绪论 1．1背景意义 “金融改革”的提出将为中国的量化投资带来发展前景。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将会促进金融创新的步伐，给投资者带来越来越多的投资渠道，同时也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很多国外成熟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方法将逐步进入中国市场，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衍生品市场将迎来飞速增长，以量化投资为代表的投资方法也将得到投资者更大的关注。 在投资业，各种渠道提供的海量信息以及高频金融交易数据都在深刻地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创新给期待量化投资的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投资工具。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出于规避监管，转嫁风险和防范风险等需要，推出了很多创新性的金融产品，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投资工具。金融衍生品在金融市场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重要。 中国量化投资的前景广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指示精神，为十二五期间的资本市场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金融投资工具的增加，量化投资将显示出其更大的作用，帮助投资者在更好的风险管控中寻求最佳收益回报。 作为量化投资中的量化择时，是指利用某种方法来判断大势的走势情况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它是收益率最高的一种交易方式。就股票投资者而言，择股和择时都是至关重要的，正确择股是盈利的前提，而正确择时则是盈利的最终实现。因此，从微观角度入手，建立有效的个股量化择时交易策略值得研究。 1．2文献综述 关于量化投资的研究，国内外更多的研究主要以策略构建和实证为主。易海波、杨向阳、罗业华、曾敏通过将量化指标按照股票属性进行分类排序，以自下而上的选股方式，构建出价值、成长、质量三个基本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得到四个叠加模型和GARP模型。利用八个选股模型以不同的参数进行选股，构建出十个量化选股组合，历史回测结果显示这些组合风格各异，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张登明通过对技术指标的分析，构建了完整的及时指标组合投资策略框架。他从量化的角度，通过样本统计给出了适合中国股市的优化指标组合及参数设置，对提高投资决策有积极意义。路来政通过研究量化基金的绩效及管理能力来研究量化投资策略的应用效果，采用T－M模型、H－M模型和C－L模型对其中9只量化基金的管理能力进行了研究，以评价量化基金使用量化投资策略的择股效果和择时效果，结果表明量化基金采用量化策略进行投资是有意义的。 股票择时属于量化投资的一个分域。刘澜飚、李贡敏研究了市场择时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不仅存股票市场的市场择时行为，而且存在债务择时行为，即股票市场高涨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债务融资。林正龙基于效用无差别定价原理，运用实物期权定价理论，研究项目投资收益不可完全复制的不确定性投资机会定价与择时问题，得出不同于指数效用，对具有常值相对风险回避系数效用函数的投资者而言，不确定性投资机会的定价与择时与投资者当前财富数量有关。卓琳玲、胡志强通过对样本公司的研究，发现样本公司股票行为、债券发行和内部融资均呈下降趋势，其中股票不是特别明显，当市值杠杆比率上升时期，股票发行出现显著地下降趋势，此时市场时机选择比较明显，说明我国股市存在明显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刘阳、刘强通过研究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2010年1月的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析异常收益率对整个期间收益的影响及择时的可能，发现极少数具有超常收益的交易日对股票市场的长期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认为理性的投资者应该放弃择时而选择长期投资。王俊杰在择时模型方面分析了行业指数存在的持续性和行业轮动特征，并以时间序列模型为基础，构建动量模型、MS－GARCH行业择时模型等量化择时策略，回测结果MS－GARCH择时模型战胜行业动量模型和指数，表现较好。 温婧茹对移动平均线理论进行改进，构造了最适参数，参考设计了触线交易策略和过滤器交易策略，构建了家电板板块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股票池，实证得出，不同股票对应的最适参数不同，用个性化的参数进行决策能获得更好的收益；应用收益率确定最适参数以择股，结合触线交易策略以择时，能够跑赢大盘，取得超额收益。曹力自适应均线更适合于组合类的标的，如指数或者封闭式基金，因为这些标的的走势经过了平均的平滑，没有突然的大起大落，更容易用均线来跟踪趋势的变化。而对于个股，波动形态和指数类表的不同，所以需要使用不同的参数，在大多数个股上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特别对强周期性行业的股票自适应均线有很强的择时能力。但是自适应均线也不是万能的，对于某些个股，因为波动形态的复杂，用自适应均线也无法获得超额收益。曹力、徐彪从实证效果来看，利用可交易组合的均线模式识别找出的买入机会成功率较高，能抓住一些市场主要的反弹机会，因此累积收益非常出色。可交易组合的均线模式识别方法是择时交易，特别是熊市中择时的有效方法。 1．3研究框架 传统的趋势指标择时策略往往是单指标的，并且策略参数通常是约定俗成的。单指标策略局限性和偶然性大，不能有效及时获取收益和及时止损；约定俗成的常用参数值在面对各种波动幅度不同、周期性不同、价格弹性等不同的个股时也有失客观性和灵动性。 所以，在探究一种改进针对个股的传统趋势指标量化择时的策略。首先建立基于各传统趋势指标的单指标择时策略，通过参数优化确定各单指标策略的最适参数；并在单指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通过指标的组合，构建一个综合性且参数最优的组合指标择时策略，以增强策略的稳定性和鲁棒性，获得更优的投资收益。 1．4术语说明 （1）累计收益率： （2）年化收益率：年化收益率是把当前收益率（日收益率、周收益率、月收益率）换算成年收益率来计算的，是一种理论收益率，并不是真正的已取得的收益率。 （3）夏普比率：夏普比率是一个可以同时对收益与风险加以综合考虑的经典指标，它反映了单位风险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无风险收益的程度。如果夏普比率为正值，说明在衡量期内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超过了无风险利率。夏普比率越大说明基金单位风险所获得的风险回报越高。因此，夏普比率是可以同时对收益与风险加以综合考虑的经典指标之一。 夏普比率= （5）最大回撤率：在选定周期内任一历史时点往后推，产品净值走到最低点时的收益率回撤幅度的最大值。最大回撤率用来描述买入产品后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指标。 2理论概述 2．1量化投资理论 量化投资是运用现代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从大量的历史数据中寻找并获得超额收益的一种投资策略，投资者通过计算机程序，建立可以重复使用并反复优化的投资策略，严格按照这些策略所构建的数量化模型进行投资并形成回报。 量化投资的内容主要包括量化选股、量化择时、股指期货套利、商品期货套利、统计套利、算法交易、ETF／LOF套利、高频交易等。量化投资在国外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在国内还是近年出现的新鲜事物。相比其他投资策略，量化投资在国外的运用已取得了更佳的业绩。 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中国A股市场的发展历史较短，投资理念还不够成熟，相应的留给主动型投资发掘市场的潜力和空间也更大。国内很多实证文献讨论国内A股市场也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市场，因此量化投资理论引入国内证券市场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以正确的投资理念为根本，通过各种因素的分析，以全市场的广度、多维度的深度视角扫描投资机会，在中国市场的应用将更显其优势。 2．2择时理论 量化择时是量化投资的一种，它利用数量化的方法，通过对各种宏观微观指标的量化分析，试图通过回溯历史数据，找到影响大盘走势的关键信息，并且对未来走势进行预测。如果判断是上涨则买入持有；如果判断是下跌则卖出清仓；如果判断是震荡则进行高抛低吸，这样就可以获得远远超越简单买入持有策略的收益率。所以择时交易是收益率最高的交易方式之一。 股票的量化择时是预测市场以后的走势，并由此来判断调整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从而获取更大的收益，具体表现是现金流进出证券市场和在证券间比例变换的时机选择。 2．3趋势追踪理论 趋势择时的基本思想来自于技术分析，技术分析认为趋势存在延续性，因此只要找到趋势方向，跟随操作即可。 技术指标是技术分析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通过考虑市场行为的多个方面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给出完整的数学计算公式，从而得到一个体现证券市场的某个方面内在实质的数字，即所谓的技术指标值。指标值的具体数值和相互间关系直接反映证券市场所处的状态，为操作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目前证券市场上的技术指标可分为“趋势型指标”、“反趋势型指标”、“能量指标”、“大盘指标”、“压力支撑指标”等类别。 移动平均线（MA）是一种常用的趋势型指标，由JosephE．Granville于20世纪中期提出来。它是当今运用最普遍的技术指标之一，帮助交易者确认现有趋势、判断将出现的趋势、发现过度延伸而即将发转的趋势。后来又逐渐衍生出其他类型的均线，如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三重指数平滑平均线（TRIX）等。这些均线理论常用两根线的交叉作为交易信号，并以此作为买卖时点的判断。 均线理论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使价格序列平滑并且使趋势更易于辨认的方法。 因此综合以上理论的优点，在此基础上改进传统趋势指标的量化择时策略，并创新性地开发更优的组合指标量化择时策略，以达到及时获取收益和及时止损的目的。 3择时策略模型建立 3．1MA单指标策略模型的建立 MA移动平均是指连续若干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用来显示股价的历史波动情况，进而反映股价指数未来的发展趋势。 其中 利用MA指标进行量化择时，在短期移动均线与长期移动均线的交叉处进行买入或卖出择时交易。以下分别建立买入和卖出法则的模型。 在短期移动均线下穿长期移动均线的黄金交叉处买入，故建立如下数学模型： mabuy=1，MA（s）t＞MA（s）t-1&MA(s)t＞MA(l)t&MA(s）t-1＜MA（l）t-10,其他（6） 其中mabuy=1，表示满足买进，mabuy=0表示不满足买进。 在短期移动均线上穿长期移动均线的死亡交叉处卖出，故建立以下数学模型： mabuy=1，MA（l）t＜MA（l）t-1&MA(s)t＜MA(l)t&MA(l）t＞MA（l）t-10,其他 其中mabuy=1，表示满足卖出，mabuy=0表示不满足卖出。 3．2MACD单指标策略模型的建立 MACD即指数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是根据均线的构造原理，通过分析短期指数移动平均线与长期指数移动平均线之间的聚合与分离状况，对买进、卖出时机做出判断的趋势型技术指标。 MACD的计算如下： （1）计算短期（ms）指数移动平均线EMA1和长期（ml）指数移动平均线EMA2。 （2）计算离差值DIF＝EMA1－EMA2。 （3）计算DIF的M日指数移动平均线，即DEA。 （4）计算MACD＝2（DIF－DEA）。 利用MA指标进行量化择时，在DIF与DEA的交叉处进行买入或卖出，分别建立买入和卖出法则的模型。 当DIF、DEA均为正值，DIF向上突破DEA时，为买入信号，建立如下数学模型： macdbuy=1，DIFt＞DIFt-1&DIF＞DEAt&DIFt-1＜DEAt-1&DIF＞00,其他（8） 其中，macdbuy=1表示满足买进，macdbuy=0表示不满足买进。 当DIF、DEA均为负值，DIF向下跌破DEA时，为卖出信号，建立如下数学模型： macdsell=1，DIFt＜DIFt-1&DIFt＜DEAt&DIFt-1＞DEAt-1&DIF＜00,其他（9） 其中macdsell=1，macdsell=0表示满足卖出，表示不满足卖出。 3．3MA－MACD组合指标策略模型的建立 组合模型构建两个新的信号变量：买入信号个数阈值“buy”（1≤buy≤2，整数）和卖出信号个数阈值“sell”（1≤sell≤2，整数）。 买入信号个数阈值“buy”表示：当MA策略中的“mabuy＝1”的买入信号个数与MACD策略指标中的“macdbuy＝1”的买入信号个数之和至少达到阈值“buy”（1≤buy≤2)数量个时才进行买入交易。 即“buy”阈值取不同值时，买入信号组合满足买入条件的情况如下： buy=1时，满足买入情况：mabuy=1||macdbuy=1||macdbuy=1||mabuy=1&macdbuy=12时，满足买入情况：mabuy=1&macdbuy=1（10） 卖出信号个数阈值“sell”表示：当MA策略中的“mabsell＝1”的卖出信号个数与MACD策略指标中的“macdsell＝1”的卖出信号个数之和至少达到阈值“sell”数量个时才进行卖出交易。 即“buy”阈值取不同值时，买入信号组合满足卖出条件的情况如下： sell=1时，满足卖出情况：masell=1||macdsell=1||mabsell=1&macdsell=12时，满足买入情况：masell=1&macdsell=1（11） 3．4模型最优参数的选择 就个股而言，不同的计算参数，将导致不同的择时效果。面对各种波动幅度不同、周期性不同、价格弹性等不同的股票，如果盲目套用经典参数可能会有失客观性和灵动性。因此，在进行量化择时策略构建时，需要针对个股进行策略的参数优化，检验指标不同参数的测试效果，并最终选择一个最优的参数组合。 夏普比率是一个可以同时对收益与风险加以综合考虑的经典指标，它反映了单位风险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无风险收益的程度。如果夏普比率为正值，说明在衡量期内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超过了无风险利率。夏普比率越大说明基金单位风险所获得的风险回报越高。因此，夏普比率是可以同时对收益与风险加以综合考虑的经典指标之一。 4个股实证分析 4．1数据选择 为验证上述模型的有效性，个股实证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华谊兄弟300027为交易标的，选取来源于国泰安2011．1．1－2014．6．30的基本面数据库，包括个股开盘价、收盘价等。 4．2MA单指标择时策略仿真回验 首先对该股策略进行参数优化：本策略中对于参数，在测试期间内，以2天为间隔，测试范围从2天到20天；以5天为间隔，测试范围从20天到120天；搜索精度为1；测试回验30天，截止日期设为2013－12－31。通过回验得到参数优化结果（见表1）。 如表1所示，最优组合（s，l）＝（2，20），当以2日为短期均线，20日为长期均线，在参数优化测试期间进行交叉择时时效果较好，在回验测试期间内夏普比率达2．4234。 确定最优后，运用国泰安量化交易平台QIA进行策略交易仿真回验。设定合约保证金为1，合约乘数为1，市场参与度为0．5，买方手续费为0．05‰，卖方手续费为0．05‰，交易账户为股票账户并设定初始资金为1000000元，以一年期国债利率为无风险利率，并以沪深300为业绩比较基准，以数据库所给时间2011年1月1日-2014年6月30日为策略回验时间区间进行回验。最终结果（见图1、表2）。 回验结果显示，此单指标策略在2011年1月1日-2014年6月30日间的累计收益率达42．26％，年化收益率达11．10％，高出同期的沪深300指数比较基准，并且胜率达60．80％。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采用MA单指标策略进行个股量化择时交易也能获得较优的投资回报。 4．3MACD单指标择时策略仿真回验 对该股策略进行参数优化：该策略需要优化确定的参数主要包括短期指数移动平均线的计算天数ms、长期指数移动平均线的计算天数ml，以及DEA的计算天数M。本策略的参数优化依然以最大化夏普比率为最优化目标函数，并使用Matlab的模式搜索算法在设定的回验时段内搜索最优参数组合（ms，ml，M）。 对于参数ms，在测试期间内，以2天为间隔，测试范围从2天到20天；参数ml以5天为间隔，测试范围从20天到120天；参数M以5天为间隔，测试范围从5天到60天；搜索精度为1；测试回验30天，截止日期设为2013－12－31。通过回验得到参数优化结果如下： 如表3所示，最优组合（ms，ml，M）＝（2，25，10），当以2日为短期指数移动平均线计算天数，25日为长期指数移动平均线计算天数，10日为DEA计算天数，进行交叉择时时效果较好，在回验测试期间夏普比率达3．0682。 组合指标择时策略仿真回验。由于组合指标策略是建立在单指标策略基础上的，所以该策略中的参数（s，l）、（ms，ml，M）即为模型一和模型二参数优化后确定的值，而参数（buy，sell）的组合情况有（2，2）、（2，1）、（1，2）和（1，1）四种，阈值组合选取哪个使得策略最优则需要进一步的参数优化。 对于参数buy，初始值设为2，测试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2，步长设为1；参数sell，初始值设为2，测试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2，步长设为1；搜索精度设为1；测试回验90天，截止日期设为2013－12－31。通过回验得到参数优化结果（见表4）。 如表4所示，最优组合（buy，sell）＝（1，1），即当买入信号个数至少有一个时就进行买入交易，卖出信号个数至少有一个时就进行卖出交易，以此进行组合指标择时效果最好，在参数优化回验测试期间夏普比率达2．4903。 5结论 从价格沿趋势移动和历史会重演的角度出发，运用传统趋势指标MA和MACD，分别建立MA、MACD的单指标择时策略模型并通过模式搜索算法分别求出两个策略的最优参数，从实证结果看趋势型指标可以抓住大的波段行情，获得超额收益，具有较好的择时效果。在此基础上再创新性的运用通过设置买入和卖出信号个数阈值的方法构建二者的最优组合指标模型，增强了择时的稳定性和鲁棒性，在有效降低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收益率。 综上所述，基于以上的不足之处，以后将沿着组合指标择时的思路继续深入研究以对目前的研究进行改进。未来的工作主要是：对于用于组合的单指标要进行更为全面的扩展，引进其他经典趋势型指标DMA平均线差指标、TRIX三重指数平滑移动平均指标等，同时把指标类型拓展至其他类型，如反趋势型指标ACCER幅度涨速指标等，量价指标APBP人气意愿指标等，大盘指标OBOS超买超卖指标等，压力支撑指标ENE轨道线指标等。通过增加组合趋势型数量和组合指标类型，以使组合指标策略更全面、更切合实际市场。 参考文献 1丁鹏．量化投资——策略与技术［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2方浩文．量化投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宏观管理，2012（5） 3郭建．论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中历史会重演的根本原因［J］．商业时代，2007（28） 4李向科．证券投资技术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张登明．技术指标投资策略的优化及其在量化交易中的应用［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6方智．基于多技术指标模型的沪深300指数走势预测［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2 7路来政．量化投资策略的应用效果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2 8刘澜飚，李贡敏．市场择时理论的中国适用性［J］．财经研究，2005（11） 9林正龙．项目投资定价与择时理论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6 10胡志强，卓琳玲．IPO市场时机选择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8（10） 11王俊杰．量化交易在中国股市的应用［D］．南京：南京大学，2013 关键词：社会网络；经济学；企业行为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18－04 社会网络思想最早由德国的社会学家Simmel提出，英国人类学家Brown在1940年首次对社会网络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20世纪50年代，“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进入了经济学的范畴。嵌入性观点认为，与主流经济理论期望的交易模式不同，经济个体往往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有友谊或血缘关系的个体作为交易对象，这说明，其在制定经济决策时，不仅要权衡经济活动自身的成本与收益，还会考虑所处的社会网络环境以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学领域，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个体如何选择建立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结构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两方面。 对于社会网络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给出的侧重点虽有所差异，但基本都认为，社会网络是指由一系列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节点的组合，节点可以是个人、组织，甚至是国家，个体间的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 对于社会网络的表述，一般采用图的形式，最早将图论应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是美国的心理学家Moreno，他在193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首次使用了“社群图”，后来的学者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用二维空间中的点代表经济个体，用点与点之间的线代表经济个体之间关系的社会网络图，并构造了密度、网络集中度、联结强度和特征路径长度等指标来描述不同社会网络的结构差异。 密度是社会网络图中实际拥有的联结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联结数之比，能够衡量社会网络中各结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对于一个由个节点、条联结组成的社会网络，其密度的表示式为，如果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是孤立的，密度为0；当每个节点都与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节点相连时，密度为1，此时形成的网络结构称为完备图 网络集中度是指一个网络中的联结集中于一个或者几个节点的程度，可以衡量特定节点所凝聚的联结数量。节点联结的数量越多，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但网络集中度并不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地位是否重要的唯一标准，还要取决于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 联结强度是衡量点与点之间联结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在图中用虚线代表弱联结而用实线表示强联结。联结的强弱可以通过“在某一联结上所花的时间、情感、投入程度以及互惠等的综合”来加以测量（Granovetter，1973）。强联结是指那些经常发生的、持久的和充满情感的关系，而弱联结则指那些偶然发生的疏远的关系。 路径长度是指从一个节点开始，不经过重复的点和线达到终点所经过路程的长度。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characteristicpathlength，CPI）是衡量网络中路径长度的参数，路径长度决定了信息和知识的传递速度和难易程度，因此它可以用来衡量网络的效率。单个节点的平均路径长度等于该节点到网络中其他节点路径长度的平均值，而整个网络的CPI等于网络中所有节点平均路径长度的中值。 2.1对社会网络成因的一般性解释 在经济学中，对社会网络形成的解释主要采用了博弈论的方法，将经济个体建立网络的付出和社会网络对其经济活动的影响量化为可以衡量的成本和收益，认为经济个体通过权衡成本和收益来决定是否建立社会网络，只有当净收益为正时，经济个体间才会建立联结，从而形成社会网络。 Jackson和Wolinsky（1996）的联结模型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该模型假定，经济个体建立社会网络联结一方面能够获得信息、帮助等形式的收益，同时也要为联结的建立和维持耗费时间、精力等成本。联结包括直接联结（朋友）和间接联结（朋友的朋友）两种，由于信息具有时效性并且可能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损失，帮助也会因为关系的疏远而打折扣，因此，间接联结带来的收益要小于直接联结。在此基础上，Jackson和Wolinsky构建了经济个体参与社会网络的净收益函数： u（g）=（δ）-ci，j∈g（1） 其中，u（g）表示经济个体i从社会网络g中获得的净收益，（δ）为i从与j的直接或者间接联结中获得的收益，p为i和j之间最短路径的联结个数，个数越多，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越疏远；c为保持联结所要付出的成本。为了简化分析，假设网络中的所有联结都是对称的，任意一对联结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均相同，即c=c，δ=δ，c，g∈[0，1]。 运用这一联接模型，Jackson和Wolinsky推导出了经济个体构建和维持网络联结的成本c与均衡网络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c＜δ-δ，则社会网络中的每个经济个体都会与自身之外的其他个体建立联结，网络结构的形式为完备图；随着成本的提高，选择建立联结的经济个体数量减少，当c＞δ+δ时，所有个体之间都不会存在网络联结。而当成本处于这两者之间时，均衡的网络结构将是围绕某一核心成员的明星图。联结模型揭示了不同社会网络结构形成的原因，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网络核心的经济个体通常掌握更多的权利和资源，是社会网络的最大受益者。而在联结模型中，由于其拥有的联结数量最多，耗费的成本最高，反而成为社会网络中净收益最小的参与者，这显然是和事实不符的。 2.2企业间网络的成因 企业间网络是社会网络在企业间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企业间建立社会关系联结的途径有很多，如研发合作、合资、签定长期供货合同，甚至勾结、串谋等。对于企业间网络的成因，现有研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1）竞争模式说 Goyal和Joshi（2003）利用联结模型对企业间建立社会网络联结的决策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网络能否形成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模式直接相关。他们假定两个企业间的社会网络联结能够降低各自的生产成本，而成本结构和最终形成的网络结构会影响到企业在市场上的销售量和利润，然后运用联接模型中的净收益函数分析了在设定产量的古诺竞争和设定价格的伯特兰竞争两种不同的竞争模式下企业网络的均衡结构。结果表明，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为古诺模式时，若联结的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则每增加一个联结企业的利润都会上升，无论是否考虑消费者福利，完全联结网络都是唯一的均衡网络结构。而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伯特兰模式时，如果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则市场价格最终会趋于边际成本，每家企业都无利可图，因此，没有企业能够负担建立联结所需的成本。如果企业当中有一家为成本领先者，那么将只有这一家企业有利润，愿意构建网络联结。不管哪种情况，最终都不会有联结形成，因此，不建立网络是唯一均衡的网络结构。 （2）交易成本说 很多学者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网络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在科斯使用交易成本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作出解释之后，威廉姆森将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变量作为企业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并指出当这三者处于较高与较低水平之间时，会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态，也就是企业网络。而Jackson和Wolinsky（1996）联结模型的提出，使运用网络结构对企业网络的成因进行解释成为可能。众所周知，企业间交易的过程是伴随着费用发生的，所有这些信息搜寻、讨价还价、签订合同以及监督合同执行的费用统称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企业间有建立联结形成企业网络的动机，由于企业间联结建立的成本要远大于联结建立后的使用和维持成本，对于彼此间频繁交易的企业来说，建立企业网络无疑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注意到，社会网络中的强联结包含着信任、合作与稳定等因素，而企业中的每一项商业交易活动都含有信任要素，因此，企业之间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能够促进彼此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交易成本。高静美和郭劲光（2004）通过研究指出，企业网络中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事务的处理成本与防范投机行为，促使组织内部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合理地运用而提高组织效能。李丽（2007）通过信任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展示了在网络组织中信任的作用，得出信任对于网络组织中企业间交易的发生以及交易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社会网络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对于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联结强度、网络集中度以及结构洞等方面。 关于企业间联结强度的强弱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强联结理论认为，企业间保持的紧密联系可以塑造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为企业获取资源创造条件，通过传递影响力和信任感，加强信息的交流，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弱联结理论却强调，强联系往往会形成信息的循环，致使同质、冗余信息过多，获得更多的异质性信息需要依靠弱联结关系。Kogut（2000）认为，在实际中，企业可以从强、弱两种关系联接中获得不同的租金。强联结关系能够使企业成员相互高度信任，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产生科尔曼租金；而在主要由弱关系构成的开放性社会网络中，结构洞效应的存在使企业可以在相应的结构洞中建立起经纪人地位，通过广泛的信息桥接与获取来取得伯特租金。Hoffmann（2007）分析了企业对战略联盟的管理问题，发现强联结和弱联结产生的不同性质的租金会影响到企业获取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姜翰、杨鑫等（2008）以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为中间变量，研究了企业战略模式对关系治理行为的影响，证实由于强关系和弱关系为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在不同的战略模式下，两种关系对企业的价值潜力存在差异，企业会根据其战略需要选择其主要利用的关系强度类型。王夏洁和刘红丽（2007）考察了社会网络中联结的强弱对企业知识获取的影响，指出弱联结有利于新知识的获取，是企业获取无冗余的新知识的重要通道，而强联结更支持高质量的、复杂的或隐性知识的传递和共享。 一些研究发现，企业在网络中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关系稠密区域内，而在于关系稠密区域的缝隙之中，居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相对于其他位置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例如，黄海云、陈莉平（2005）通过研究嵌入性企业集群的结构及优势指出，在由众多中小企业围绕某些核心企业聚集形成的企业集群中，核心企业通常占有稀缺资源并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企业在网络中占有的结构洞越多，其关系优势和控制优势就越大，获得收益回报的机会就越高。 除了网络联结强度和结构洞之外，部分研究还分析了网络集中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Kakade等（2004）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会网络联结的市场交易模型，假定买方拥有资金，卖方拥有产品，双方购买或出售产品的边际收益总是大于0；买方购买产品的时候总是从与他联结的价格最低的个体处购买，此处产品售完后，便转向价格次低的卖方，直到用完所有的消费预算；而卖方采取相同的方式制定价格，使他所有的产品都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售出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个体的网络集中度决定其收益，拥有联结个数多的个体在购买商品时可以支付更低的价格，联结个数多的卖方则可以索要更高的价格。但由于该模型中买卖双方联结的建立是随机的，因此很难进行具体的实证。 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网络结构对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的影响。例如，王庆喜、宝贡敏（2007）认为，小企业成长需要充足的企业资源，而小企业自有资源的有限，决定了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规成为小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通道。他们引入了关系强度和关系重要性这两个维度的交叉项（即两个维度变量的乘积）作为对企业获取资源以及成长绩效影响的测度，结果得出小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强，小企业从外部获取企业成长所需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曾一军（2007）指出，社会网络是新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环境要素。新创企业相对于成熟、大型的企业，缺乏信用资本，规模较小且资源稀少，更依赖与其他企业的联结及互动，因此，社会网络的运用是新创企业获取资源及创造竞争优势的工具。 3.2社会网络结构对劳动市场中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 关于社会网络结构对劳动市场中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非常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社会网络结构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经济个体的求职、升迁活动；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经济个体的工资水平和工作质量；社会网络结构对群体工作状态影响的趋同性。 Granovett（1985）对联结的强弱程度对个体求职结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强联结关系被圈在一个小范围中间，而弱联结关系可以得到不同的信息，跨越不同的行业，弱联结到处伸延，可以把社会网铺得特别远，非常广，求职的信息来源广，机会多，因而弱联结较强联结能产生更好的求职效果。 边燕杰（2001）对上述的弱联结优势理论提出了质疑，在分析中国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职业市场相对还不完整的人情社会中，“人情”比信息更重要，长辈的推荐最有用，但是要得到推荐必定需要一定的关系，弱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强联结在中国经济个体的求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更符合强联结理论。 Burt（1992）提出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在运作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产品交易之外的社会市场（SocialMarket），成员在此网络中发展相互关系，并且交换或分享与组织有关的信息，若一个人占据了交换资源的良好位置，则其拥有的资源较多，占据较多社会结构中介位置的人较易得到升迁。 上述研究主要从静态的角度说明了社会网络的联结强度和结构洞等结构特征对经济个体求职活动的影响，但是，经济个体的社会关系也会因工作而动态变化。Calvo和Jackson（2004）的研究表明，经济个体的工作和工资状况取决于以下因素：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拥有的社会关系数量以及与之存在社会关系的个体自身的工作好坏程度。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当企业中的某个员工因获得新的工作机会而选择辞职后，与其存在社会网络关系的很多其他员工也往往会跟着辞职，这种传染性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工资水平和辞职率在不同种族间存在天然的差异。 近年来，国内有很多学者结合了中国的特点对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经济个体求职活动进行了研究。顾丽丽（2007）提出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求职都依赖于强关系。唐咏（2007）提出中国的劳动市场可以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部分，体制内领域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而体制外领域是指国内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体制内一般适用强联结优势理论，而体制外则适用于弱联结优势理论。张文宏（2006）通过对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结果得出社会网络资源降低了求职效率，但却提高了求职者的目标收入，帮助求职者流出国有部门，流向无政府主管的市场化经济实体。这些研究对劳动市场中很多可以具体测量的变量给出了有效的解释，扩展了社会网络领域的实证研究。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割裂了经济个体之间固有的社会联系，单纯从经济因素出发分析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研究结果往往与实际存在偏差。社会网络的引入提高了经济研究的解释能力，从嵌入性理论入手分析社会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正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与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等学科对社会网络的研究相比，有关社会网络的经济学研究多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由于考虑了构建网络的成本和收益，因此能够检验出均衡的社会网络结构是否达到了社会最优，并可以对既定社会网络的成因进行解释。目前，有关劳动市场中的社会网络和企业间网络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理论，但由于数据收集以及变量衡量上的困难，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确定社会网络结构的衡量方法，进而完善实证研究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此外，在利用联结模型研究社会网络的成因时，由于使用了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导致均衡状态下的网络结构过于简单，对现实中网络结构的预测可能存在偏差，如何结合经济学理论对较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建模和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马汀•奇达夫，蔡文彬.社会网络与组织[M].王风彬，朱超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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