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篇1

关键词：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古籍整理古籍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广博精深，古籍文献蕴藏着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智慧精髓，它不仅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明证，也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古籍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以及艺术代表性，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风貌以及生产、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好好加以保护，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古籍文献数字化，有效地保存了我国现存的古籍资源，并借助信息技术，以发掘其中隐含的知识内涵，为我国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因此，将古籍文献数字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1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古籍是特殊文献，既具有罕见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其中有些孤本、珍本，纸张已经变质变脆，而作为文献资料的古籍不可避免地要供人阅读。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又不影响其正常使用，就成了古籍收藏单位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籍数字化以后，读者可以通过光盘或者网络浏览阅读善本，可以任意查找珍本书籍，避免了直接翻阅古籍的诸多不便，从而解决了古籍保存和使用的矛盾。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

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2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现状

当今，Internet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献存在方式，数字化古籍文献，经过短短十数年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契机。

2.1基础理论研究缺失

古籍文献数字化理论的研究薄弱，尤其是系统理论缺乏。当前，有关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对古籍文献数字化资源的调查和利用上，深层次的理论探究涉及较少。对于古文献资源来说，古籍文献数字化，只是技术手段上的革新，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古籍整理之范畴。古籍文献数字化，也面临着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文献考证等古籍整理的基本环节。所以，从事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的相关人员，须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知识。

2.2技术手段革新

古籍文献数字化，主要是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大型数据资源库，藉以揭示古文献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相关技术也日渐成熟，且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

从数字化古籍文献利用的角度看，信息化的古籍产品呈多元、自主开发的态势，这样就使读者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科研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查阅方式及学习模式。故引入数字化技术，是古籍文献再生性保护的必然趋势。

2.3学科队伍的不作为

一方面，由于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与之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大多着眼于古籍文献数字化项目的开发利用，同时也带来重复选题、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从事古文献研究和史学的学者，虽认为数字化的古籍文献有益，但却不作为；真正投身于古籍文献数字化规划项目事业、推动古籍文献数字化进程的学者，却是图书馆、信息管理学界之人士，此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3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3.1研究对象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古籍文献数字化”，是指以古籍文献为对象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它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籍文献”，二是“数字化”。我们在探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对象时，就必须从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及二者的结合上入手，并考察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领域。

作为文献的一种类型，古籍的数字化与其他文献的数字化相比，有共性，但也有其个性。古籍的个性，体现在其特殊的外观和历史文物价值上。为了体现这些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数字化，是“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更是提高古籍文献数字化水平最主要的途径。

古籍文献数字化，应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并通过数字化的操作过程，对古籍文献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重组。

将古籍的特点与数字技术的特点相结合，既要充分考虑古籍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让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古籍文献，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同时又要考虑数字技术及信息处理技术对文本和信息处理的过程，让后者所具有的信息分析、聚类以及海量信息处理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过去必须用人工进行处理的事情，甚至是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计算机来处理，实现从古籍影像的数字再现到古籍内容的分析、聚类，从单种古籍内容的处理到海量文献的综合处理，从简单的文本转换到信息重组甚至知识挖掘，这将是今后古籍数字化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

3.2学科性质

古籍文献学，吸收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博采众家所长，以全新的视角，将古籍文献作为一种数字信息资源，动态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诠释传统古籍与人类社会文化繁衍之间的交互关系。转贴于古籍整理是对古籍原文的整理加工，以便于人们阅读与研究。从学科体系上看，古籍整理从属于文献学，文献学是“把整个古籍整理工作统统包括了进去，可见文献学全部内容之庞大”。因而，将古籍数字化定位于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使之从文献学与信息技术交叉的角度，来审视古籍整理领域中特有的现象与规律，并形成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意义十分重大。

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点，在于计算机技术同古文献学的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凑或叠加，而是融合原有基础上的提高与升华，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古籍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新技术、新环境下的古籍整理的问题；而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拓展数字技术在古文献学中的应用。因此，古籍文献数字化，实际上要涉及到古文献学、古籍整理、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具有十分明显的跨学科性质。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对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可以这样描述：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是研究古文献在数字化、信息化过程中的特质和规律，指导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领域中的应用，以优化信息环境下的古文献学科研究领域。

4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条件下的古籍整理方式的一种尝试，更在于它是一项跨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领域上的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旧有典籍的数字化进程，古籍文献数字化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并将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

古籍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其初创期可以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4.1数字化古籍整理学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文献载体的转换，还包括对古籍的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史实考订、目录编纂等工作，其制作过程的本身仍然是对古籍进行整理。可以说，整理工作的好坏决定着古籍数字化的质量优劣。因此，数字古籍也必须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过程和相应规则，而探究技术条件下古籍整理的独特规律将有助于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研发

4.2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是我国特有的、利用计算机系统来处理中文信息的技术，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但古籍文本的信息处理，既包含古籍外部体式或内容的数字转换和再现，如页面的扫描、文本的数字化转换、光学字符识别以及版式还原等，还包括文本数字转换后的应用，如智能检索、内容关联等。其共性与个性的把握，需在中文信息处理范围内专门引入特定的古籍处理范式。

4.3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

古籍数字化的管理理论，是指对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实行有效调控的理论。它涵盖了对古籍数字化成果及产品的预测、决策和评价的研究，古籍数字化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机构的研究，古籍数字化从业者的素质及技能的研究等。针对古籍数字化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效率，更在于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古籍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因此，必须加强对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的总结研究，以给古籍数字化管理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5结语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能只着眼于数字技术，或市场运作，其更加深刻的内涵在于，数字技术所承载的内容，这需要通过学科建设这一途径来完善其相关理论体系，从而折射出古典文献在内容上对于人们的使用价值，并成为活着的文化生命与民族精神传承资源。

参考文献：

[1]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0.

[2]李国新.中国古籍数字化资源的进展与任务[J].大学图书资料学报，2002(1)：21-26.

[3]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J].文学遗产，2005(5)：130-137.

[4]徐筱红.刍议高校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J].高校图书情报论坛，2006(1)：48-50.

[5]陈力.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再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2)：42-49.

[6]徐清，石向实等.古籍数字化资源的深度开发[J].图书情报工作，2007(3)：95-97.

[7]程微.对我国图书馆古籍管理数字化的三点认识[J].图书馆论坛，2008(3)：61-64.

[8]李明杰，俞优优.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J]..图书与情报，2010(3)：34-44.

古典文献论文篇2

关键词：《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编纂原则和规则；谨守与变通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1

盛世修典。《中华大典》堪称一代匡世名典。《中华大典》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该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启动编撰。作为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中华大典》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收入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中华大典?法律典》有《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诉讼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行政法分典》6个分典组成，总字数6-7000万左右。它续600年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类书。《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雄伟博大之类书气魄，贡献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之伟业。编纂《中华大典》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发展战略性决策。作为出版工程，有关部门给《中华大典》戴了四顶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见《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扉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这样的定位在当今出版界已经高得无法再高了。《中华大典》当然应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之作！成为国家文化宝库的镇馆之作！成为国礼之作！

感谢时代，让我们际会修典伟业。一介书生，机缘巧合，能参与《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的编纂，贡献所学，亦足以不负平生，能不殚精竭虑？！

历经两个多年头夙兴夜寐的努力，《法律理论分典》终于在2011年11月正式出版，2012年1月印装完毕。当厚厚的四大卷分典送到案头，望着那大气、典雅、精美的装帧，闻着那熟悉的、淡淡的墨香，欣慰之余，不禁百感交集。在现代法理学理论和分类的指导下编纂《法律理论分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如何既尊重古籍文献、避免削足适履又服从《中华大典》经目纬目体例格式，如何既保留中华古代礼法范畴体系和理论特色又适应现代法学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如何既谨守《中华大典》编纂原则和技术规范又能根据中华古代法实际有所权宜和融通，如何才能寻求到一种通今达古、充满古香古色又能让现代人看得懂的《法律理论分典》编纂体例和标题用语体系……面对一系列的如何，真是令人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重读着几乎能背得出的《法律理论分典?说明》

见本文附件1。，回忆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发难收。就势把《法律理论分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思考整理成几个片断公诸于世，一来与读者分享，二来求方家指教。

一、关于《法律理论分典》资料收集的范围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给各个分典在资料收集方面定的原则是“竭泽而渔，应收尽收”。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律理论这个领域，“泽”有多大，鱼有多少，让人颇费周折。

古典文献论文篇3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B21;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22-06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日益精细,但也出现划地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这将刺激我们反思20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国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较真实的还原。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如何在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实现重要突破,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方法论的讨论。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学界喊出了“出土文献即将改写思想史”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激动人心,但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备多少方法论的意义。同样,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也使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名噪一时,似乎有了“二重证据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笔者曾讨论过出土文献发现的偶然性、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出土文献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证据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探讨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前提条件[注:参见曹峰《出土文献能够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后经修改扩充,改题为《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问题固然值得讨论,但揭露出来的许多依然是表层的现象。随着重大发现后的兴奋之情逐渐转变为研究展开后的冷静之心,面对出土文献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出土文献的问世可以改变一些过去的结论,这当然有意义,但如果仅仅满足结论的改变,而不借此探讨过去的经验方法乃至错误发生的原因,就很可能会导致各种失误的继续发生。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作为一名利用简帛资料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我感觉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使用证据和展开推论的问题;第二,如何看待学派的问题;第三,如何把握文字、文献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最终目标在于探索、反思古典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为古典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那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和“疑古”与反“疑古”,“默证”和反“默证”的讨论有关,因此必须放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注:有关讨论可参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出土文献大量问世之后引发的对于古史辨派的学术反思,本文无法对此作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在此,我涉及的主要是证据和推论的问题,这方面针对古史辨派的批判集中于对古史古书的怀疑是否过猛以及是否使用了“默证”。实验科学的特征是以客观的立场、严苛的目光、精确的测量手段对待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怀疑是正常的科学的态度,并不能因为怀疑导致个别结论的失误而对怀疑本身予以否定。关键在于“过猛”,也就是说,当中国处于“亡国危机”和“现代化焦虑”的背景下时,“疑古”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转变为以“疑古”代表进步、以“信古”代表保守的感性的态度[注:这方面的事实可参见王泛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因为“疑古”标志着对于封建的制度、价值及其历史构建的否定。这里,对于事实的怀疑悄然让位于对于价值的批判,因此,这种“疑古”其实已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看似偏向“信古”的态度,反而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可能因为20世纪的历史洪流就是民族国家的自强与进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否定传统的“疑古”派来代表学术的正统和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反“疑古”则无法形成强大的势力。20世纪末,本来属于学术问题的“走出疑古”之所以能够得到响应,蔚然成风,除了出土文献提供的材料有助于推翻“疑古”派的一些结论外,也和中国需要通过构建悠久而可靠的历史,以强化民族自信,提高文明地位的明确目标有关。因此,无论是“疑古”,还是反“疑古”,无论是“疑古过猛”,还是“信古过甚”,其实都不完全是学术的问题,而和时代的脉动相关连。

古典文献论文篇4

[关键词]文献学研究方法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80-02

文献，作为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从古至今都受到了特殊的重视。而文献学作为一种工具之学、门径之学，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在历史中的文化、文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流传下来的或者是传承下来的这种有历史、文化、科学等知识信息记录的载体所散发出的价值和作用，才会促使人们对文献进行研究，直至研究更加深入上升到学问的地位。而且随着经验的积累，对文献的研究方法也逐渐丰富、具体、系统。文献学为近代中国学术领域造就了众多著名大学者，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在各领域的佼佼者，他们所创造的文献学成就也极大地影响着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就如孙钦善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中所提到的：“就古文献学而言，不少历史经验、方法和成果，古为今用的关系更为直接，因此能否充分发掘、总结、继承古文献学的遗产，取得借鉴，对古文献学的发展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不仅关系到速度的快慢，而且关系到水平的高低。”我们必须重视文献学的研究工作，发扬文献学的积极作用，发挥文献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功能。

一、古典文献的研究价值

（一）品味历史，借古惜今

我国古典文献品类繁杂、数量众多，堪称浩瀚。而巨著同样也数不胜数。这些古籍中不乏众多史学古籍，虽然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史并不是排在最前，但是史学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史学古籍的探索和分析、学习和鉴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封建时代的社会，甚至是更早期的历史现实，更清楚地发现历史运行的轨迹，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更清晰。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发展经验和优秀成果来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个人来说，也能从历史中找寻到那些能够为自己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力量。

（二）传承文化，延续精神

经、史、子、集四部中，不论哪一部中所承载的知识和内容，无一不是几千年来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和延续。同时也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记录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古典文献中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字、知识、历史了，而高于这一切的是精神，是整个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一步一步发展、一人一人承担而延续下来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代表了整个民族、整个历史中的优秀的、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同样代表了整个民族的个性的力量。

（三）价值典范，提高自我

作为传承学问的代表，我们应该自觉、主动地走进文献，接受文献学的知识体系，并且加以系统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感受文献学的熏陶。当今社会浮躁、烦乱的风气日益严重，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真的研究，而是为了功名利禄，所以研究的成果都显得不坚固，很虚浮。然而古典文献中所体现的是历代文献学家们所做出的切身的实践努力和博学笃行的功力，所以文献学的学习以及对古文献的研究，应该自觉融入古典文献的朴素学风之中，砥砺意志，用心诠释经典并学习经典，最终吸收经典加以发扬。古典文献中所蕴含的是真的立世起代的价值典范，是我们国家区别于他国的强大的价值支柱。

（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先生的这一句简单明了的总结其实很革命性地概括了文献学的价值和作用，通过对古代文献细致的研究、诠释，加上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三条线路的共同努力，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出古典文献的内容，更能深入发掘出其价值所在。清晰地分析出古代学术方向和源流，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一种细致入微的剖析。使后代的学者研究先人们的成果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可以遵循的道路，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得学术更加细致，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二、文献学研究方法

（一）文献学传统研究方法

传统文献学中所用的方法例如校勘、辑佚、辨伪等不应该算是全面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更趋向于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解读。而文献学的方法论体系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立，或者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比较统一的理念。现在对于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断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

但是，以上的三个层次明显不是文献学所独有的，这种体系并没有办法凸显出文献学的特点和高度。虽然三个层次可以为大部分的学科提供较为宏观的方法论体系，但是文献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又有概括综合性，而且需要内外兼修的素质的学科，所以创立一门文献学所独有的，适合于其他学科而无法超越的方法体系是必要的，也是文献学作为一门有高度的学科的体现。

（二）文献学研究的不足

1.学科局限性

文献学定义的纷乱繁杂实际是文献学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定位不清的直接反映。在官方公布的学科体系中，三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图书馆学，下均分别设置二级学科“文献学”。不仅如此，其内容也是异曲同工，区别却只是在学术的目的、出发点上。文献学的综合类定义，试图融汇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上述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但似乎只是强调兼容并包，而忽视文献学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故学术定位只是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所以问题多多，使文献学走向了闭塞，远远落后了当年晚清学者们所创造的学科精神和境界。

在研究内容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很明显是着重于某部专著、某个人物、朝代，或者以对一个时期、一个时间段的研究为主。

在研究方向上，以文学、史学等方向为主，其他的则明显不足。

2.研究方法匮乏

文献学研究方法匮乏，多采用其他学科逐渐定型的方法，搬过来进行文献学的研究，采用传统的文献分析和整理。我们需要更先进或者是更为独特的突破点。

3.没有联系

学科之间的联系少，国内与国外经验的交流少，虽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但是不能说国外学者就不进行同样的研究。几千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流出的珍贵古籍数量就非常庞大，而国外的研究必定也同样在进行，虽然在成果上无法比拟国内，但是在方法上也许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走出去，加强交流。

三、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意见

既然要创新，就是要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或者是突破于以往的方法，但是作为后辈，知识的吸纳和经验积累必然达不到创新的高度，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的熏陶和雄厚的内在素质的培养也拿不出些有用的东西。但每一个学习文献、热衷于文献学的人都会怀着这样的情愫，希望文献学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方法论体系。笔者根据所看到的一些文献和资料的总结，初步有一些想法。

（一）文献学方法论、文献学研究体系应该建立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范畴内

即使是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也都是对古典文献学的探索和总结，仍然是以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为主，还是在围绕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文献整理、鉴定的基础上，后来者也是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总结加诸于各种文献。我认为首先应该突破这些传统，当然，前提是在已经能够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不只是要对古人留下的遗产进行整理和解读，而应该学习古代学者们“为我所用”的态度。学习古人在著作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精神。

（二）文献学研究应当把研究和工作分离开来

目录、版本、辑佚、校勘、注释等方法应该算是文献的研究方法，是更为严谨细致的工作。而针对于文献的工作就很多了，例如整理、加工、搜集、管理等。两个方面的工作虽然都是对文献的，但是目的的不同导致二者存在区别。区分开来对各自的进程都会有帮助，效率也会提高。

（三）吸收优秀方法经验并加以创新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其实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使用过程中，除了让这些方法有作用之外，还要能够分析出为什么对文献学研究有作用，其中对文献学有作用的地方在哪里，抽取出来加以分析、完善，使之成为文献学自己的方法。独特的方法是能够根据文献学的特点从容进行研究的方法。

除此之外，国外学科研究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也值得借鉴，这里指的并不一定是成果，虽然我们应该看到国外研究古典文献的成果，但是我们更要关注其进行研究所使用的不同于我们的方法和技术。以西方优秀理论，套用于中国雄厚的文献资源上，更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四）认清研究初衷

难倒我们研究文献只是想要还原古人的真迹，聆听古人的教诲？中国古文献学以经学为中心，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所以经学几乎与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有关。可以说这种思想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经学的发展也代表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变化。研究古典文献，我们应该上升到对自己民族、社会的内在思想和价值观、世界观体系的形成发展的研究，是对整个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的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创新是一个灰色地带，诚然，我们能力上和水平上也许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要有古人致学的态度和理想。摆脱浮躁的社会风气，真正进入古典文献研究的朴实的环境中。而且，研究古典文献的目的性应该崇高一点，获取知识、精神的慰藉、价值观的标榜都应该是我们研究古典文献的高尚目标。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弘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才是真的能够把古人辛苦记录下来的东西传承的最好办法。

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高度。在研究内容、对象、体系上也要得到提高，运用现代技术，加强联系和交流，最重要的是达到古典文献传承下来所应该达到的效果。

古典文献论文篇5

【关键词】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医经典著教学

一个时期以来，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经典著作教学出现了弱化的趋势，甚至于有视研习中医经典及中医古籍文献为“守旧”、“复古”者。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本文的有关探讨将有助于更为理性地认识这一问题。

1.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是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

考诸古代医学文献，不难发现，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换言之，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学习和研究，习医多有所成，此乃中医教育实践的历史对中医经典著作之于中医药人才成才作用的充分肯定与强调，揭示了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就新中国老一辈中医药学家的成长而言，情形也大致如此。笔者将山东中医学院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所录97家著名中医药学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态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及背诵者共计87人，约占89.7％。

2．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完整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有关研究显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演进”的关系［1］，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峰，中医学也相应地出现了发展的第一次高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奠基走向了体系的形成，中医经典著作的问世同样宣告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理、法、方、药俱备的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重在明理，《伤寒杂病论》重在立法、处方，《神农本草经》则为药物学专著。《黄帝内经》虽既有理，又有法；既有方（仅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也有药，但其方药甚简，故传统观点认为“《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的观点，其名不副实是显而易见的［2］。经典著作中任何一部著作均不可能代表中医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反之，缺少其中任何一部著作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又是残缺不全的。诸书合一，方可窥中医学理论体系之全豹。正其如此，所以诸多著名中医药学者常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不是只学习其中的一部、两部或三部。“学好医学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基础和关键。”［3］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并非平等视之，而是有所倚重。如，“《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4］“四部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的精华，其中首推仲景学说。”［5］

3.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学有根本”的需要

4.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避免过度诠释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一如其他科技作品，其作者的本义具有唯一性。但是，由于诠释者“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总结成文字的东西”［8］。正如《难经·十六难》所云：“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所以，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对中医经典著作所作的理解与阐发，一方面丰富、发展了中医经典著作所奠定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误解、曲解、重塑经旨的“过度诠释”现象。“一个本文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本文……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9］毋庸讳言，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过度诠释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十分普遍。因此，前人（即便是名家）的诠释也不能代替后学亲炙中医经典著作。以目前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替代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更是捉襟见肘。正如徐荣斋先生所云：“《内经》理论蕴藏之富，真如一座宝山，经过古今学者的勘探和发掘，各有所得，足征‘矿源’是丰富的。如何继续发掘?如何扬长避短、取精去粗地古为今用?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去的实际工作。”［10］

5.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需要

历代医学文献，汗牛充栋，记载着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与智慧。是否善于获取这一间接经验对于中医药人的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实为后学之“巨人的肩膀”。其中，《内经》等经典最为古奥，要求有较高的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古文）素养，攻克这一难关，具备研读中医经典著作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从嗣后的历代医学文献中获取间接知识，有关困难也就不复存在。

6.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专业思想培养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使中国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无可争议的医学中心，诸多记载甚至超越了同一时期以盖仑为代表的西方医学。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医学相继消亡的21世纪，中医学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神话般地延续着自身的发展。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就这一角度看，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对于激发当前的习医者，尤其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专业自豪感与兴趣、巩固专业思想也有着相当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如辉.论中医文化学研究［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2）：4.

2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

3戴岐，靖玉仲，刘振芝.忆刘惠民老中医的学术特点.见：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15.

4祝谌予.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见：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61.

5陈大启，孙志洁.仲景学说实践家——陈慎吾.见：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278.

6哈荔田.学无止境锲而不舍.见：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30.

7魏长春.追忆旧迹寄奉后学.见：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35.

古典文献论文篇6

争论主要集中如下：

（1）此处食”字当读作shí”，因为细究文意，此字当作食物”（名词）讲，遍查各类字词典，在做食物”（可以吃的东西）时，食”字均当读作shí”，而作给人东西吃”时，方可读作sì”。

（2）此处食”字当读作sì”，持此说的学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读，仅仅凭借各类工具书上的箪食瓢饮”、箪食壶浆”等成语的注音因袭而来。

那么此处的食”字到底是应该读作shí”还是sì”呢？箪食瓢饮”、箪食壶浆”的食”字为什么要读作sì”呢？仅不揣浅陋简析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就是箪食”的食”字此处是什么意思。细究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文意，不难看出，荷”和携”分别是表示扛着”、携带”意思，无疑是动词；而箪”和壶”表示的是物品的盛放状态，食”和浆”自然都是作名词讲，分别译作食物”和浆汤”。

而正因为做名词食物”讲，食”的读音才有了争议，依学生所能接触到的辞典，都是将表食物”的食”读作shí”，却在箪食壶浆”和箪食瓢饮”注释中注明读作sì”，如1989年版的《辞海》、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西安出版社2006年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注明读作sì”时也未加其他解释说明，第五版前《现代汉语词典》注作sì”，后加说明：旧读‘sì’”偏偏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的《高级汉语词典》注为sh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地讲，读作sì”是严格因循了古音，读作shí”更多是考虑了现代人的理解，而抛弃了颇显生僻的古音。

食”在文献中作名词讲时，也存在读sì”的情况。《礼记·曲礼》有载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郑玄注：食，饭属也。”陆德明释为：食，音嗣，饭也。注食‘，饭属’同。徐音自。”由此可见食”字在读作sl的时候亦有名词解。而这样的情况在古文中并不鲜见，如：

《汉书·西域传》：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注：食谓饭，音飤。”飤字，《说文解字》解为粮也。从人、食。祥吏切。”

《易·坎》注：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音义：之食，音嗣，饭也。”

值得注意的是，都是作名词食物”讲，食”都可读sì”shí”，但是二者意思上有所差别，读作shí”时，泛指一切食物，而读作sì”时，则专指饭”，即人吃的食物”。如：

《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音义：食，如字，谓菜食也。一音嗣，饭也。”又如《仪礼·丧服》：既虞，剪屏柱楣，寝有席，食疏食水饮。”音义：疏食，音嗣，又如字。”此处音嗣”时食”指饭；音如字”时表各种食物。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判断文献中食”的读音，当表示为饭”时，读作sì”，表示各种食物”时，读作shí”。箪食”的出处是《论语？？？？雍也》中赞叹颜回的话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处一”为数词，箪”为容量单位词，和瓢”相对，食”自然也是名词，否则此句无法解释通。成语箪食瓢饮”即发源此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食”无疑当读作sì”，同理，成语箪食壶浆”，和浆”相对，食”无疑更侧重于饭食”，所以也应当读作sì”。

《康熙字典》对食”的这两种读音差异也作了说明：《集韵》‘祥吏切’。《正韵》‘相吏切，音寺。’《论语》：‘有酒食，先生馔。’《礼？曲礼》：‘食居人之左’。《注》：‘食，饭属也。’又粮也。《周礼？地官？廪人》：匪颁賙赐稍食。”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常用词》对食”的解释也是一脉相承的：……读sì，名词，饭。《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并且还做了说明：注意：旧时名词的‘食’泛指一切食物时，读shí；专指饭时，读sì。动词作主动用法时读shí；作使动用法时读sì。”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观刈麦》文中妇姑荷箪食”的食”当读作sì”，这才体现了对原始古音的一种保留和传承。也许是编撰思想的不同，随着古音的日渐生僻，部分辞书将其注为shí”是更为面向现代的实际选择。但是，在面向现代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原始面貌的保留。当然，对古文献原始面目的保留，并不仅是原样抄录，更要厘清源流，清晰解释，这才是有利于文化传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5.

[2]汉语成语大辞典[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7.

[3]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上海：语文出版社，2004.3.

[4]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

[5]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7.

[6]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陕西：西安出版社，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