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1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中澳双边贸易；福利

一、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

2.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Weiss，ElizabethThurbon，JohnMathews所著《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tokillacountry：Australia'sDevastatingTradeDealwiththeUnited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主权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

3.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

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总结

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1．AustraliaGDPGrowthRate，tra-dingeconomics.com/Economics/GDP-Growth.aspx?Symbol=AUD.

2．朱艳圣.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缺位与日本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2，（5）.

3．LindaWeiss，Thurbon&Mathews，HowtoKillaCountry:Australia'sDevastatingTradeDealwiththeUnitedStates，Allen&UnwinAcademic，October，2005，（28）.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2

关键词：MGRs；谈判能力；博弈

1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效率、增长及福利；二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三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治过程的干预。著名跨国公司专家如海默(StephenHymer)、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和弗农(RaymondVernon)等人，提出了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三种历史范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必须是为了增强竞争和纠正市场失灵；对公司国籍以及资本或技术(或产品)的来源持不可知论。主张寻求促进全球福利的合作。新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干预促进本国公司发展，强调依靠本国企业满足本国需要，避免依赖外国公司，同时寻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新帝国主义则倾向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注重企业所有权的阶级(和国家)根源，阻止投资收益在国家之间或一国之内具有剥削性的分配。这三种学术范式之间的紧张一直存在于对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进行规范的种种尝试中。

目前很多对MGRs的研究都是从改善资源承诺、个人关系、政治调节和组织可信度等出发的。还有一些研究则从资源角度解释了MGRs。另外，谈判能力也是个主要的研究角度，包含的变量诸如企业规模、管理优势、技术诀窍和政府分配。这里将从跨国公司的视角研究MGRs，并集中探讨跨国公司进入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过去20多年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友好和合作。事实上，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基于进人东道国之后与基于FDI的MGRs有很大差别，这里将重点阐述跨国东道国在东道国经营期基于合作的MGRs模式。

2理论框架

合作关系提出之前的研究将MGRs假定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因而忽视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将MGRS的决定因素集中在控制力上，如跨国公司的特有资源(FagreandWells，1982；Moran，1974；Vernon，1971)，目标或股份的不对称(GrosseandBehrman，1992；Kobrin，1987)，产业竞争(DozandPrahalad，1980；Ring，LenwayandGovekar，1990)和集体属性等(Kim，1988)Vachani，1995)。同时，之前对MGRS的结果分析注重于博弈结果，比如所有权水平和政府立场。这些结果适合于传统的博弈模型，只关注市场进入和对外投资，但是，随着跨国公司战略目标由最初的进入向持续经营的转变，这一博弈结果已经不能体现MGRS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3

[关键词]中国；朝核问题；美朝；东北亚安全机制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1—0042—02

多年来，朝核问题一直是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地处东北亚地区核心位置的朝鲜的近邻，中国与朝核问题利益攸关。朝核问题不仅事关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朝核问题爆发后，中国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场合和形式多次重申并确立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外交方式协商解决危机〔1〕。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仅关系到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也将影响到中国未来所处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在朝核问题中选择了积极介入。从目前的态势分析，在较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还有一定难度，本文认为解决朝核问题必须标本兼治，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可作如下的策略选择：

一、推动朝鲜改革开放

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要对其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动机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对症下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内因是为了借打“核牌”获得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和能源危机，更是为了用拥有核武器的虚荣自豪感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从而转移民众对国内现状和现政权的不满，以巩固现行政权体制的稳定。针对此，中国应该采取解决朝核问题与缓解朝鲜内部危机相结合的措施。中国应该放弃过去对朝鲜相对温和的政策，运用目前在粮食、经济和能源等方面对朝鲜具有的足够影响力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推动朝鲜走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应促使朝鲜调整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敢于励志革新，抓住有限的历史机遇，充分借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利用好中俄等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在其进程中稳妥推进体制转型，不断缩小与世界的发展差距。朝鲜只有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才可能有效地缓解目前的经济困难，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让民众体验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朝鲜而努力奋斗，这才是保障朝鲜政局稳定的基石。通过改革开放，可以使朝鲜逐步认识到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为朝鲜与相关国家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提供契机。通过改革开放，成为“正常国家”的朝鲜终将意识到违背核不扩散机制，利用发展核武器作为寻求援助或安全保障的筹码是不明智的做法，从而有助于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进而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进程。

二、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

冷战后的朝鲜半岛仍处于南北分裂、军事对峙状态，朝鲜与美、日、韩等国之间的敌意并未减少且双方互信度极低。失去传统盟友中俄的战略支持，独自面对来自美日韩同盟军事压力下的朝鲜越来越感到生存危机的存在。所以，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外因主要是为了制衡以美韩为首的敌对国家，以解除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在朝鲜认定的敌对国家中，朝鲜与美国的实力相差最悬殊，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都缺少与美国周旋的资源。在朝鲜看来，其外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就是一直对其持敌对政策的美国，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由于美国敌视朝鲜的政策造成的，要解决朝核问题，美国首先必须转变对其的敌对政策。

有些人完全忽视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责任完全归结于美国对朝鲜的敌视与孤立政策，这是不太客观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朝核问题首先是美朝之间的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地区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问题，所以，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美国和朝鲜自身。朝鲜弃核首先需要的是美国的安全保证，不论最终采取哪种安全保证形式，最主要的恐怕是需要美朝关系的全面正常化〔2〕。那么，推动美朝关系在全面改善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对解决朝核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需要中国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鼓励双方相互妥协，为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付出更多的诚意与努力：美国应给朝鲜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通过援助、支持等手段帮助鲜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结束对朝鲜的孤立、制裁和威胁。而朝鲜也必须认识到，无核化是其最佳的政策选择，只有遵守全球安全规制，融入开放、合作与稳定的东北亚集体安全努力进程中，才能避免遭到制裁、孤立与打击，从而为自身赢得真正的外部安全环境。美朝关系正常化利于双方通过接触来增进互信，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为争取朝核问题尽早地和平解决，中国应继续积极地为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三、加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朝核问题使美国无法专注于其主要战略目标：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等，因此，较快地解决朝核问题也符合当前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朝核问题上，美国首要目标是彻底地实现朝鲜去核化，中国在主张朝鲜去核化的同时也把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作为根本出发点，即无核化与稳定是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两大目标。在合作解决朝核问题方面，中美两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中美双方在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利益一致，这是两国合作的基石。

中美两国都希望对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中能起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作用。美国一直希望通过多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以免独自承担解决朝核问题的重担，由于中国是朝鲜的邻国和长期的盟国，美国将继续推动中国发挥作用。事实上，缺乏来自中国的合作与理解，美国的朝鲜政策将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反之亦然。因此，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加强中美合作，双方形成更紧密的战略磋商关系，有利于推动六方会谈，可使双方能够在战略层面实现良性互动，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可为及时控制局势并促使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

四、在六方会谈基础上推进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

朝核问题的冲击和潜在的危害不仅只是涉及朝美关系，也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由于朝核问题错综复杂，难以一次性、孤立地解决问题，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开启了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地区第一个多边安全论坛，是由朝核问题相关六国（韩、朝、中、美、俄、日）共同参与的旨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对话机制。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共举行过六轮。六方会谈进程曾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各方提供了多形式、多层次、多级别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框架，在朝核危机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但由于美朝双方立场迥异，其决策层都没有克服互不信任的政治意识，再加上利益协调矛盾、缺乏多边安全机制监督和保障等因素，使得六方会谈一再陷入困境，2008年12月的会谈决裂后至今尚未重启。

虽然批评者认为六方会谈在“禁核”上历经磨难，实质性进展微小，但六方会谈的确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是公认的能够利用外交和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东北亚各国相互博弈，重建未来安全新秩序的前期工程。只要各国无法以单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下，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就只能在多边机制诸如六方会谈框架内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解决。如果六方会谈失败或不能有效运作，各方可能都会为本国安全而实行单边政策，从而导致各种不稳定因素频频出现而难以控制，有可能激化成为冲突〔3〕。因此，虽然六方会谈已经陷入僵局，但却在开创东北亚地区政治协商机制上迈出了划时代的第一步，预计其进程还会继续。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间利益是相互渗透的，虽然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战略目标、威胁定位等方面上存在诸多差异，但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各国无疑具有共同利益。朝核问题的解决要求相关各方必须将东北亚地区安全利益置于一国利益之上，抛弃冷战思维，树立合作安全的新观念，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中国在六方会谈中一直发挥着协调斡旋、平衡制衡的积极作用，中国应继续全力推动在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机制是指行为体（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者在某一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例如军备控制）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的确立不像安全共同体那样依赖成员在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一致性，而是要在对立的政治世界中寻求对威胁或使用武力的约束与控制〔4〕。安全机制不仅能增加各国之间的彼此信任，促进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谈判，还有助于各国共同行动以应对经济、能源、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

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与朝核问题的解决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东北亚安全合作是东北亚国家联合解决本地区安全问题的最高目标，为解决朝核问题所建立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将是通向未来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一步〔5〕。东北亚是世界上尚未摆脱“冷战”束缚的唯一地区，中国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原则，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比较容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逐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基础，然后逐步扩大到错综复杂的传统安全领域〔6〕。另外，由于美国多年来卷入东北亚事务，已经构成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所以，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不仅不能把美国排除在外，而且中国还要争取与美国合作，在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并主导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杨红梅.朝鲜核危机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作用〔J〕.世界经济研究，2004，（01）.

〔2〕孙向丽.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2007，（06）.

〔3〕林晓光.朝核问题研究：从六方会谈到地区安全机制〔J〕.和平与发展，2009，（03）.

〔4〕苏长河.“安全困境、安全机制与国际安全的未来”〔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05）.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4

关键词：多边贸易政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

一国的贸易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其制订和实施又要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约束,因此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效果也不同。

一、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目标

澳大利亚虽然是个贸易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利亚仅是世界第26大商品出口国,出口量仅占全球出口量的o.9%,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1.2%,排名第19位。可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因此,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证明,实施自由贸易对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及市场准入的增加都能使它从中受益。澳大利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宜称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澳大利亚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二、澳大利,2e的贸易政策策略那么,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是怎样的?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是否能顺利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多边贸易政策策略:

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工具和舞台。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加入二战后重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之一,gatt的23个创始国之一,wto的成员。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和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是相一致的,也只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迅速、全面、深入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因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都不遗余力,尤其是1986年成立的以其为首的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欧盟、日本等农业保护主义成员坚决作斗争,才使得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并成立了约束性更强的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认为,wto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成员方忠实履行他们对wto的承诺,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澳大利亚更是充满期待。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浅一体化”和“深一体化”的纷争,澳大利亚气定神闲。不管是“浅一体化”(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边境壁垒),或者是“深一体化”(投资、竞争等领域的自由化),澳大利亚都能从中获利。“浅一体化”可使农产品贸易的壁垒降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要求改革农业保护和补贴的前沿,这也是它本轮谈判的主要诉求,其要求包括:1、改进农产品的市场准入;2、大幅度削减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3、削减并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果农产品贸易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化,澳大利亚农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肯定会使它成为大赢家。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农业补贴减半,澳大利亚每年将增加农业收入13亿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及其所领导的凯恩斯集团不仅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倡议;同时由于凯恩斯集团一半的成员是坎昆会议中出现的g-20集团成员,因此澳大利亚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协调两个集团的立场,与日本、欧盟等传统农业保护强国针锋相对,极力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说,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深一体化”则可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服务业的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同样毫不逊色。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改革,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近10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每年约以7%的速度递增。2001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生产总值达4070亿澳元,占全澳gdp的比重为77%。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期间,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矿产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9.4%,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2%。200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3%,仅次于制造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份额为46%),超过了历来被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两大支柱及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矿产业。(矿产业出口份额为18%,农业出口份额为9%。)根据wto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

利亚的服务出口和进口额均占全球份额的1.2%,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支持本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将积极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竭尽全力敦促各国政府取消服务领域内的贸易壁垒,为澳大利亚出口商争取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主要包括以下行业:金融、通讯、专业商务服务、建筑工程、高等教育、环保服务、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电子商务、旅游等。

澳大利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apec。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以及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中心应该转向亚洲,才能给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借访问韩国之机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并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关注apec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成员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力促各项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达成与实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经济利益,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前10位贸易伙伴中亚太地区的成员均超过一半。对于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服务业来说,亚洲市场占澳服务贸易出口的50%,并且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有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澳大利亚在apec中并不能算是主角,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也是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市场准入,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实用主义的标准。但是,令澳大利亚苦恼的是,apec毕竟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组织内各成员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进展很慢,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另外,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内还有新的组织,除了早就存在的东盟,中国也要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图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照此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在apec中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澳大利亚不甘示弱,也积极主动在组织内部寻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04.1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联合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表示,fta已经成为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只要奉行贸易自由化,都能从中获益。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追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不仅有英国单方面的开放,许多国家更热衷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使得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然而,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毕竟只局限于两个国家,自由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

不过,就在多哈回合举步维艰、前景无光之际,在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却重新受到了瞩目,谈判国家之多、协定数量之大、谈判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11月27日,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协议;11月30日,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2月12日,智利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前智利还与韩国签订了同类协议。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法案。布什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除了新加坡,日本政府在2002年还与新西兰、墨西哥及几个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日本要与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古巴、以色列、泰国和韩国等。而韩国曾经是最反感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国际宏观-[飞诺网feno.cn]

毫无疑问,双边贸易协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角。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双边贸易协定浪潮,澳大利亚是与潮共舞,还是望洋兴叹呢?

其实,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新西兰签订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外,澳大利亚一心一意着力于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汹涌的双边贸易浪潮可有点让它坐不住了,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被排除在更自由的、获益也更大的经济体之外,而且,多哈回合前途未卜,谈判要取得成果更是遥遥无期,短时间内难以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进市场准入,因此澳大利亚也果断地加入这一浪潮,并且

成绩斐然:2003年2月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2004年2月与美国签定自贸协定;2004.7与泰国签定自贸协定;正在谈判和将要谈判的还有中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获得主要市场全面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从已签订的协定中,澳大利亚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澳美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获得的主要利益有:1、制造业方面,97%的制造业产品可免关税、开放地进入美国市场。纺织品和鞋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为零。两国将建立消除非关税壁垒机制。制造业可扩展到每年40亿澳元的出口2、农业方面,澳农产品对美出口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获得改善,包括牛肉和乳制品。66%的农产品立即获得免关税对美出口。牛肉的进口配额将逐年取消。乳制品配额初期增加的量占美国产量的o.17%。从澳进口的奶制品将是目前的三倍,并且每年增加配额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就可增加乳制品出口约5500万澳元。海鲜行业则将获益几千万澳元,第一年取消关税就相当于创造财富2000万澳元。3、服务贸易方面,澳服务贸易提供商进入美国专业服务、教育、环保、金融和运输服务市场的条件将获得改善,澳公司将获得非歧视性待遇。4、每年2700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澳公司开放。价值在58550美元以上的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合同对澳公司开放。澳总理霍华德称在未来10年内,自贸协定可为澳带来将近600亿澳元的收入,并创造3万多就业机会。

泰澳自由贸易区涵盖贸易、服务业和投资等多项领域,泰国取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53%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两国间95%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制造业获益,尤其是对汽车、奶制品、小麦和牛肉等行业,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预计在未来20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将每年增长67亿美元。

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其中金融业可获益6000万澳元,教育出口可获益5000万澳元。

与中国的自贸谈判,澳大利亚期望更高,中澳自贸可行性报告表明:协定签订后将为澳每年带来30多亿澳元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澳投资、服务业和能源业将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热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光是要享受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全面的市场准入,希望中国向澳开放能源、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

至于日本,则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因此若双方能实施自由贸易将给澳大利亚商家带来巨大好处。澳大利亚也期望能与日本建立全面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巨大瓶颈使双方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三、多边、区域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哪种方式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

从表面上看起来,澳大利亚确实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进出口迅速增加,如2004年,货物出口同比增加26%,进口同比增加23%,服务贸易出口增加20%,进口增加22%。但是,以双边自贸协定的形式来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能不慎重考虑。

其实,虽然贸易自由化符合其最大利益,各种途径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化,但是各种自由化的途径代价不同,效果也不同。

很显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是代价最低的,除了本国贸易壁垒的降低,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代价,这对于自由化原本程度就较高的澳大利亚来说所要付出的牺牲是较小的;而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往往要附带其他代价,如政治代价,这一点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进行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看出,如美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区域间的合作或是希望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提高本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的地位,进而利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跳板来胁迫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宏大的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承认,这些双边协议是推动新一轮多哈全球贸易协议谈判这一宏大战略的关键所在。这就像1989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使欧盟感到经济上的孤立,从而促使欧盟积极促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一样;日本则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因此首选新加坡作为“双边”伙伴,以检验日本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被东南亚国家接受,同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根据其构想,打算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自由经济区的探讨,继而吸纳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逐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完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筑;欧盟政治扩张的野心也很明显,所

以,澳大利亚在与他们的谈判中政治色彩木浓厚。

从收益来说,虽然双边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给惠来源毕竟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因此可得到的市场准入的增加是较大的。

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较低,如果澳大利亚具有谈判权,那么它只要与主要进口国谈判就可以;如果澳大利亚不具有谈判权,那它也可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中受益。对比于双边谈判中各领域都要与每个成员进行谈判,成本显然要低很多。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耗时甚长,但是双边谈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大,每个谈判对手的情况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从双方彼此有贸易自由化的意向开始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具体的谈判,往往耗时甚长,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同样的市场开放效果,谈判成本往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数倍;

双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国而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适用的进口措施不同,这会带来极大的实施和管理成本,对比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统一适应性,成本高出许多;

双边贸易谈判会影响日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筹码。若一国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减让太多,日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要求其将此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如日本,之所以不肯对澳大利亚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不仅是因为遭到国内农民的反对,更担心一旦日本降低澳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标准,同样作为对日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也将争取同样的权益,使日本国内市场遭受巨大冲击;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加从澳进口的糖配额,也主要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在多边谈判中和欧盟、日本讨价还价,达成农产品贸易全面的自由化;若直接将双边谈判中的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该国总的自由化程度又可能会太高,超出其承受能力;若不把该减让给予其他成员,又可能阻碍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影响总的谈判进程,自己无法从中受益。

双边贸易谈判中,各方受益不均。大国比小国有着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最终可能还是小国吃亏。如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包括:1、99%的制造业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化工、汽车、塑料、信息技术等行业受益最大。自贸协定每年可为美制造业增加出口20亿美元。2、美国所有的农产品获得免关税对澳出口。3、澳大利亚的电讯、快递和计算机服务业对美国公司开放。4、澳大利亚的政府采购项目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工业界估计美国对澳出口会剧增,由目前的20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而对于占澳农业出口四分之一的糖业,美国政府毫不留情地拒绝增加配额,并且当协议完全生效后仍然要保留糖的关税和配额。事实上,绝大多数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没怎么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提出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开放纺织品进口等等,就很难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反而,美国在迄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不无强烈要求贸易伙伴们遵守各自的环境和劳动法,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经济制裁。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5

[关键词]中美关系《上海公报》第二阶段

[中图分类号]D82；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96－08

中美《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谈判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71年10月20～2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第二阶段是在1972年2月2I～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经过第一阶段谈判，《公报》的框架已基本搭好，但在等方面未能达成协议，需要在第二阶段谈判期间解决。在第二阶段谈判前夕，有个前哨战，即黑格访华。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的前哨战：黑格访华

基辛格的两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之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时，美方内外部出现了反对派：副总统阿格纽和财政部部长康奈利等亲台反华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对尼克松访华不满，一些前驻苏大使因担心影响对苏关系出面反对，日本抱怨美国的冲击来得太突然，台湾当局更是一再抗议。面对这些情况，尼克松既想得到访华的好处，又想尽量减少各方对其访华的抨击，因此就想拿“苏联牌”来压中国，1972年1月，尼克松又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名义上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苏联的军事威胁来吓唬中方，迫使中方在《公报》未达成协议的部分上让步。

1月3日，黑格抵达北京后，先与姬鹏飞代外长进行了会谈。因黑格表示有重要信息传递，1月4日深夜，会见了黑格。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美国认为苏联正在实行包围中国的战略。黑格说，苏联政府对南亚次大陆的政策是使其保持分裂状态，但苏联现在决定迅速地、大幅度地改变原来政策，企图通过树立一些敌人包围中国。当时，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东巴基斯坦。在印巴达成停火协议后，美国谨慎评估了苏联的后续行动，确信苏联谋求联合其他国家包围中国。苏联极力拉美国，不让美国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但美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予以拒绝：一是美国对巴基斯坦承担了一定的义务，美国不能容忍别国用武力肢解巴基斯坦；二是美国认为中国未来的生存能力是美中最大利益，也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第二，介绍美国国内出现的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和官僚势力联合反对尼克松访华的情况。这些势力希望防止或阻挠美中关系正常化。因此，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努力使这次访问成功，但大部分美国记者并不是根据对事实的仔细分析来撰写社论。所以，为了不让尼克松访华期间在公众面前难堪以及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的世界领袖形象，有必要加强《公报》的积极面。美方正在考虑作为体现尼克松访华成果的方面，比如增加科学和文化交流。第三，重申对台政策。黑格重申了基辛格此前对所说的未来的对台政策：一是不鼓励或支持“”；二是不鼓励或支持日本通过“”运动或在台驻军控制台湾的努力；三是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从台湾撤走与战争有关的军队，在更长的时间内逐步减少驻军。

黑格强调：简而言之，因为美国陷入了对苏友好势力控制的左派和势力的构成的困局，美方迫切希望中方重新考虑《公报》中关于的措辞，并表示他带来了关于的新措辞。最后，黑格再次转达了不让美国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性会谈的口信。

听完后表示，我们必须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央还将进行讨论。因此，目前不能正式答复。但进行了初步评论：(1)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缓和远东局势，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而且对中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2)关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支那问题，苏联的插手并不是由于苏联战略方针的改变，而是由于中美接近，其必然要采取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我跟基辛格第一次见面时已指出过。中方要承担中美接近的后果，中方是做了准备的。至于美国内部三种势力，基辛格也曾讲过，中方也都意识到了。(3)关于的措辞。目前提出的措词已经照顾了美方的困难，不过美方既然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中方愿意继续研究。

1月4日，让熊向晖等起草了《对美方口信的答复》，亲自审改后送请审批。1月6日，与商谈此事。当汇报黑格说苏联战略改变，要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时，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南朝鲜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当谈到黑格讲到尼克松要恢复世界领袖的形象时，说：“美国人也怪，他自己明明讲国内有什么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官僚势力都反对他。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连美国领袖都作不成，他还要来作世界领袖啊!”最后问：联合公报草案，除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

1月6日晚，同黑格第二次会晤，对黑格的口信进行了答复：第一，“半年前尼克松总统把中国称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现在美方忽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中国早已说过，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第二，“美方口信表示，希望通过访问加强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中方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中国人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第三，“美方由于国内有些势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高级会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部分的措词。当然中方不反对进一步进行磋商。但是，应当指出，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情感的。如果美国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如果屈从某些反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而从原来的立场后退，这不会为中美

双方带来好处”。表示：关于贸易问题，中方注意到了美方的意见，要把它放在《公报》里。毫无疑问，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最后，把挂了起来，说等尼克松和基辛格来了以后再说。

可以看出，在《公报》谈判第二阶段的前哨战中，中方并未被美方的恐吓所吓倒，而是坚持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坚持维护国家和利益的立场不动摇，在上坚持原则不退让。

《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主要议程

《公报》谈判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见下表)。中国谈判代表是副外长乔冠华，美国谈判代表是基辛格。1972年2月25日其中的一场谈判，亲自参与。

第二阶段谈判的主要议题是：

第一，关于的措辞

是影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也是《公报》谈判中争论最久、最多的问题。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

22日的会谈是预备性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乔冠华表示，黑格带来的关于的新措辞，中方已经表明立场，不同意那个建议。基辛格再次说明美方面临的复杂国内形势，表示美方想避免尼克松回国后被指责受骗。所以，在上，美方希望不要造成巨大的国内影响。美方将履行已做出的承诺，并表示此次会谈探讨的不是实质性内容，而是措辞问题。乔冠华听后表示，黑格带来的新表述比基辛格上次来华时提出的建议后退了。美方有困难，中方也有困难。不管这次会谈是否讨论实质性问题，还是措辞问题，中国人民对此有强烈的感情。美方总是强调和的条约依然有效，但在草案中，中方并没有提及这个所谓的条约。同样，中国人民也会问，为什么不提它?既然美方将承认是中国人民的内政，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美军完全彻底地从台湾撤走。所以，有两点必须讲清楚：一是完全撤军，但在美方的建议中没有说清这点；二是黑格提交的文本没有说清为什么是逐渐减少驻军。似乎台湾是美国的工具。基辛格又问，中方是否能声明将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乔冠华当即表示否定，指出是内政问题，如果同意上述声明将违反中方原则。乔冠华又说，美方把看成表述问题，在中方看来，它关系到实质内容。

在23日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修正稿。在24日上午的会谈中，乔冠华表示，美方昨天提出的修正稿不仅没进步，在某些方面还退步了。比如，本来美方同意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昨天的修正稿说“台湾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这甚至不同于美方以往的公开表述。比如尼克松在《世界信息》中说：“台湾与大陆的最终关系不是由美国决定的事。两方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我们不希望双方走任何特定的路线”。但是美方现在要求中方走特定的路线。基辛格说，美方并没有要求中方同意，这是美方的立场。乔冠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中方建议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希望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将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说，我们这样回去肯定会受到攻击，说我们出卖了朋友，会引发风暴。之所以美方要改第一句(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改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康奈利认为“中国的一个省”在美国有特定含义，这意味着美方正在把台湾交给中国。乔冠华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基辛格说，我已经对他作出这个解释，但没用。我们想避免“省”这个词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在24日下午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新的修正稿：“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关于台湾和大陆最终关系不是由美国决定的观点，它相信有关方面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对缓和紧张局势将起很大作用，这将使美国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乔冠华表示研究后再作答复。

在25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告诉乔冠华，我和总统昨天讨论了中方的建议，他认识到中方已作了真诚的努力来考虑这个问题，美方接受中方起草的前三句话。因此，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是由总统起草的。乔冠华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将最后一句改为“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将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二是将最后一句改为“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逐步减少在台湾的驻军，最终目标是完全撤军”；三是“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接受美国从台湾完全撤军的最终目标。考虑到这一点，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的驻军”。基辛格听完后表示，我认为我们在朝正确方向前进。

在25目的第二次会谈中，乔冠华表示，第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本来是同意了的，但今天上午你坦率地告诉我们为什么难以保留这个措辞，虽然提出的理由不充分，但是中方愿意考虑美方的困难。在中方的声明中，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美方的声明中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基辛格听后表示，我认识到，中方正努力考虑美方的困难，前面三句话就基本谈妥了。

在25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乔冠华根据的指示，提出了新建议：美方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预计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听完表示，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了。之后，他就去请示尼克松。

在25日的第四次会谈中，同基辛格会谈，就《公报》措词交换意见。提出：现双方已经接近，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表示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精神。之后，基辛格表示，美方认为，确认最终撤军的目标，美方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互惠，美方就宣布减少驻军，将被指责为被骗。困难是在宣布逐步减少驻军时是无条件的。我知道，在提及条件上中方会为难，但这不会影响总统已经告诉中方他将要做的事。

在25日的第五次会谈中，乔冠华告诉基辛格，经过研究，中方决定接受美方的建议。之后，基辛格读了一遍关于的措辞，“美方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与此同时，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缓和，它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随后，基辛格去请示尼克松，尼克松接受了。但他提出一个建议，能否把“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的“中国人民”改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乔冠华认为，这与第一句重复了，没必要。

在26日晚的杭州会谈中，基辛格提出，国务卿罗杰斯在读了有关的措辞后，提

出三点修改意见：第一，关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所有中国人(allchinese)”改为“中国人(theChinese)”；第二，关于“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的“对这一立场(thatposition)”改为“对此(this)”；第三，关于“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的“中国人民”改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乔冠华听后表示，现在是26日深夜，明天就将发表公报。这个文件是双方最高领导人已经同意了的。如果现在作出重大修改，其结果就是明天不能发表。由于中方拒绝修改，美方也没有坚持己见。

中美双方最后正式发表的《公报》是这样阐述关于的立场的。中方声明：“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第二，关于“人民要革命”措辞

在24日的会谈中，乔冠华提出恢复“人民要革命”的提法。他解释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中美的立场和哲学在许多问题上是不同的。至于“革命”这个词汇，美方也曾在许多场合使用过。比如，1967年，尼克松说印度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今年1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也用了“革命”这个词，说将有一场新的美国革命。基辛格表示，对，但这个词汇我们只用于自己，不用于别的国家。我们不反对你们说“中国革命”。乔冠华反驳道，尼克松1967年曾提到亚洲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20年历史，而美国有200年历史，中美两国都是革命的成果，为什么中国不能提它呢?基辛格说，这里有两个问题：(1)美方不同意中方在联合国的发言；(2)更为重要的是，中方做出这样的声明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在《公报》中也这样声明，美国国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难道总统远道而来仅仅是中国人的一个宣传工具吗?乔冠华说，全世界都知道中美存在分歧，我们不想掩盖分歧。但如果说中方利用这次访问作为宣传工具，中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人民也会批评我们，说美方只是利用这个场合来宣布美国的观点。基辛格只好表示，那就先暂时把它放进《公报》里吧，并表示要向总统汇报。后来，尽管美方还想把“革命”改成“革命性变化”，但中方拒绝了。最终，美方同意用“革命”一词。

第三，关于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一句的修改

在杭州会谈中，乔冠华提出双方共同立场中的“任何一方都将不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中的“neitherwillseek”改为“neithershouldseek”，因为中文文本中的词汇是“应该”，英文应译为“should”。基辛格问，这在意思表达上有什么区别吗?乔冠华说，“will”和“should”当然有区别，因为你的英语比我们的好。基辛格又说，但是你们的精细超过我们。乔冠华说，不，你的精细超过了我们。相反，用这个词是为了表达更清楚。基辛格说，原则上同意，但问题是如果说“neitherwill”，那么中方就有义务。如果说“neithershould”，就是表达可以也可不实行的一般道德主张。乔冠华举例说，“考虑到国际关系的这个原则”，中方用“should”，“冲突应在这个基础上解决”，“双方同意……应该……”。基辛格反驳说，但是前面说的是一般原则，这句说的是特定行为。乔冠华说，不，不是那样。例如，当说关系走向正常化时，采取了什么行动?它仅是一个方向。章文晋插嘴说，《公报》的第一句仅是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这仅是一个判断。基辛格问，“neitherwillseek”是语气太弱还是太强?章文晋答道，根据中文文本，“应该”应翻译为“should”而不是“will”。基辛格说，如果把“should”放进去，有人就会问我，为什么有个奇怪的词。我理解，中方是设法表达这是不应该做的道德义务。在后来的谈判中，又谈及这个问题。乔冠华说，曾表示中方不能接受“will”这个词，根据中文应是“should”。因为双方必须公平对待。章文晋说，这是翻译中的错误，中方立场没变，只是翻译的改变。基辛格说，这本来是美方先提出的。中方想预留空间指责美方搞霸权主义。章文晋说，对，在公平的基础上，中方也给美方同样地选择，对美方在印支的行为，不要指望中方什么都不说。基辛格最后说，好吧，美国同意用“should”。

此外，在第二阶段谈判中，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部分也作了一些修改。应美方要求，最后在《公报》中还加入了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的词汇。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并无太多的争议。

《上海公报》谈判成功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1972年2月27日下午1时55分，中美双方就《公报》全文达成协议。下午5时半，双方同时向记者预发《公报》全文，次日正式见报。故一般说法是1972年2月28日中美达成了《上海公报》，实际上2月27日达成协议，且已分发了全文。《公报》谈判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经验对当今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而有益的启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提

《公报》之所以能达成，是两国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各自调整外交政策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敌视。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争夺激烈，美苏力量对比的状态是苏攻美守，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淖，急于脱身。在此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巩固其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从中国方面看，同时与美苏为敌，战略处境危险。相对而言，苏联当时的危险更直接、更严重、更迫切。于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特征和趋势的判断，基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促进世界和平和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作出了积极回应。中美两国都是从战略高度来调整各自外交政策。对此说得很明白：“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罗!”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基辛格在与尼克松的谈话中也曾说：“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目前对中国的关切是，利用其来平衡俄国。”尼克松表示同意。所以，中美能达成《公报》，关键在于双方在对苏联的扩张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有些美国人一度认为，中美关系变得不重要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些美国人又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重新以冷战思维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必然把中美关系引向冲突和紧张。中美相互隔绝和敌对，曾使两国人民蒙受重大损失。中美加强交流与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当前，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中美作为两个大国，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进一步增加，双方扩大合作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如果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中美关系必须继续发展。

其次，妥善处理。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

从《公报》谈判的全过程看，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是争论最久、最多的问题，也是谈判中最大的难点。即使最后达成的《公报》，在上，美方的表述也采取了模糊策略，实际上是不愿意放弃在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愿意丢掉遏制中国的王牌。在此后的《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谈判中，依然是核心问题。尽管在这三个公报中，美方明确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从其政策实践看，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事实证明，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在较好处理的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两国关系便波折迭起，麻烦不断。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6

(一)农业保护政策的含义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在其《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一书中，将农业保护政策被定义为“通过政府对农产品和农业投入晶市场的干预来增加农业产出和收入的政策”。其中农业投入品被限制为可在市场交易的“私人物品”，而不包括重要的排灌渠道等众多农民联合使用的“公共物品”。因为公共物品是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或不能通过市场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它的供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这里所说的保护政策只限于政府对私人物品的市场干预。

具体而言，农业保护政策就是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为确保农业发挥基础作用，使农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适应，通过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等环节的支持与保护，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基本目标，以保护农民利益为落足点，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的总称。其根本特征在于政府通过关税、国内价格干预和补贴等手段，替代和扭曲市场机制作用，促使国内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向农业人口转移收入。

(二)日本农业保护的具体政策

1．关税方面

首先，从关税保护在农业保护中的份额看。在各国不断通过削减关税来减少农业保护的情况下，日本的农业保护仍然主要依靠高关税。2004年日本的农业保护总额为52830亿．日元，其中91％是通过高关税提高进口价格实现的，远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5％，欧盟的53％和世界平均水平60％。

其次，从关税税率看。表1中的数据表明，虽然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日本的农产品平均关税下降为64．9％，仍然远高于欧盟的15．7％和美国的10．9％。其中关税税率为30％'90％的农产品关税税号，日本为111个，少于欧盟的313个，略高于美国的99个；而税率为100％―200％的税号，日本有138个，相比之下，欧盟的31个和美国的26个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使得日本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呈现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大部分品种的关税较低，但一部分高关税的品种却十分突出。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05年6月按WTO新的从价税换算方式测算的结果，日本的精米关税为778％，籼米关税为560％，都大大超过迄今为止公布的大米关税490％的水平，至于魔芋，其关税甚至高达1700％，为世界各国高关税之最o。

2．农业补贴方面

庞大的财政补贴作为战后日本支持和保护农业最直接、最主要的手段之一，长期集中用于农业生产的预算补助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上。近年来，日本这种对农业采取巨额补贴的政策不断受到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指责。WTO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超过了农业的收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农业补贴总额在4万亿日元以上，农民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补贴。据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显示：2000年，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占1．1％。从OECD衡量农业保护程度的指标PSE(生产者补贴等值，ProducerSupportEstimate)的总额来看，2003年日本为447亿美元，虽然低于欧盟的1214亿美元，但却高于美国的389亿美元；如，果按人均水平比较，则日本人均PSE为344美元，超过欧盟的303美元，为世界最高；如果按PSE占CDP的比例比较，册日本是1％，略低于欧盟的1．2％，大大高于美国的0．4％；如果按PSE占农业生产额的比例比较，则日本为58％，不仅明显高于美国的18％和欧盟的37％，而且远远超出了OECD平均的32％o。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堪称世界各国的最高水平。

3．税收方面

日本的税制非常复杂，但没有单独的农业税制。农林水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按照全国统一的税赋标准交税，但这并不等于政府不给农民在税收方面的照顾和支持。实际上，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在税制方面制定了相当优惠的政策，使农业处于十分完善的保护之下。

在日本，与农民关系比较密切的税种主要是与土地有关的税，但这类税并不是单为农民制定的，对与土地有关的城市居民和法人同样适用。不过，农民可以享受某些特殊优惠。例如，有关遗产税的法律规定，继承农业用地并继续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的继承人，如果遗产税总额超过土地的交易价格，超过部分可以延期交纳；如果该继承人死亡或者连续从事农业20年以后，未交纳的税款可以免交。再如，土地税只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租用土地的农民除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外，不需向国家交纳土地税。此外，在其他诸多税种中，一旦涉及到农业问题，日本政府也都对农业团体或农民个人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这样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企业或个人，就可以在法人事业税、法人所得税、个人事业税、个人所得税、继承税和赠与税等诸多方面享受优待。

(三)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泥潭

由于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会带来制度租金(InstitutionalRent)，而那些享有制度租金的私人和各个利益集团不仅是日本政治家选举时的募捐者，也是政治家退休后获得有利就业机会的提供者，并且能够争取到农民选票是日本各政党竞选成功的重要保障。所以，由农业合作协会、农林水产省和执政的自民党所组成的“铁三角”，就成为坚决维护农业保护程度的顽固堡垒。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当市场因素的反应产生无法预料的问题需要采用新的干预措施时，日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趋于扩大；另一方面，原有的干预政策因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难以取消，所以日本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就陷入了只能不断加强而不能有所减弱的泥潭。

二、日本进行农业保护的原因

(一)粮食安全因素：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粮食危机是进行农业保护的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后，日本曾陷人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不仅是由1945年的粮食欠收引起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战前的粮食供应体制被破坏。战前，日本国内所需大米的20％是从中国等殖民地国家掠夺来的，而战败则丧失了这条粮食供给的渠道。并且由于战败，不仅有几百万军队从战场复员回来，而且几百万侨民也一下子被强制地从殖民地遣返回国，9000万人口被禁锢在本土的四个小岛上，日本就陷入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次粮食危机给日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日本政府也因此而更加重视粮食的生产和增产。时至今日，日本虽然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许多人一想起当年时粮食危机的惨状就不寒而栗，这乃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坚持严格的农业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经济因素：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是产生农业保护的根本原因

日本农业保护程度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比较优势的急剧下降。以引进技术为基础，日本实现了工业生产率异乎寻常的提高。1960―1980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7％，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2％、英国的2．6％、法国的4．2％和原联邦德国的4．1％。相比之下，同期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也年均增长5．3％，但却与其他工业国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①，日本农业比较优势也因此而大为丧失。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肉、奶等高价值食品的消费迅速增长，食品和饲料进口也急剧增加，这样就产生了农业实行保护的实际需要。在比较优势从农业迅速转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中，如果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调整完全听任市场机制，那么由于城乡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在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就难免遭到严重的损害，甚至会达到农民无法容忍的地步。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进而保护农业生产，日本政府就对农业实行了政策性保护，以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和实行价格支持等方式，把产业调整的一部分代价转移给全体公众。

(三)政治因素：争取农民选票是各政党不断提高农业保护程度的政治需要

在日本政界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执政党各派之间的争斗是十分激烈的。他们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不仅需要垄断资本集团作后盾，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广大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各政党尤其是自民党，有许多议员来自农村，他们是靠农民选票才当上议员的。通过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来提高农民收入，满足农民的部分要求，也是一种拉农民选票的方式。因此，在日本没有哪个政党敢公开反对农民的要求，各政党都尽量迎合农民的心理，无怪乎人们称日本的大米价格为“政治米价”。农业保护政策虽然加重了财政负担，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日本政府却很难取消农业保护，怕的就是失去农民的支持。

三、农业保护政策对日本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

(一)日本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

虽然日本政府通过高关税、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方式对国内农业进行了严格的保护，但其农业的发展水平却令人担忧。

1．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且日益老龄化

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长寿国，正在稳步进人“人生80岁”的老龄社会。就农村而言，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日本农业就业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和老龄化进展明显。根据日本2000年度农业白皮书统计，农村人口为1346万人，仅为1960年(3441万人)的39％，而其中60岁以上的农民占66％，65岁以上的农民占53％。

2．耕地面积缩小，利用率下降

日本的耕地由于转作他用及弃耕等原因面积日益缩小，已经由1961年的608．6万公顷减少到2000年的483万公顷。耕地的利用率从1994年开始低于100％，此后持续下降；2001年，日本全国的耕地面积为479．4万公顷，比上年减少了3．6万公顷，耕地利用率比上年下降了9．2个百分点，为94．3％。

3．农业生产额不断下降

日本农业生产额在1985年度达到最高值，为134094亿日元。此后，一直呈减少的趋势。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03年8月28日统计出来的2001年度《农业、粮食相关产业的经济计算》，农业生产额为98011亿日元，比上年下降3％，连续7年下降，，低于1975年度的98661亿日元的水平，26年来首次跌破10万亿日元大关。

可见，农业保护政策虽然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使其避免了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但农业的发展水平不仅没有因此而提高，反而不断下降。这样，日本农业就陷入了越保护越落后，越落后越保护的恶性循环。在农业不断衰退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越来越难以降低其对农业保护的程度，更谈不上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

(二)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导致其在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农业谈判中越来越被动

日本是关贸总协定和WTO谈判中积极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之一，但主要主张开放工业和服务等领域，很少涉及农业领域。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奉行农业保护政策，农产品自由化就成了日本自由贸易的最大障碍。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日本由于国会“大米一粒也不能进口”的决议，态度非常消极。这不仅使日本在谈判中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地位，招致了国际孤立，而且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结果，日本在不得不接受大米关税化的同时，大米市场准入量本来可以承诺国内消费量的5％，最后却被迫承诺了7．2％。鉴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消极被动的教训，日本在WTO农业谈判中转而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姿态，于2000年12月向WTO提交了一个大谈农业哲学的谈判提案，以继续保护国内农业为前提，主张按乌拉圭协议方式，逐步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其提案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观点：

1．强调农业具有多方面功能

在农业谈判在中，日本主张应该充分注意到农业所具有的多方面功能，例如防洪(水田及早田在大雨时的储水功能)、水资源涵养、防止土壤侵蚀、防止山体滑坡、处理有机垃圾、净化大气、缓和气候变化(水田在夏季具有降温功能)、保健休闲等。对此表示认同的国家或地区有欧盟、挪威、瑞士、韩国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持反对意见，例如，澳大利亚、巴西、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等国认为，多方面功能是农业保护主义的借口’；东盟担心多方面功能的概念会成为将来自由化的障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虽然不否定农业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但却主张它不能成为采取歪曲贸易自由化措施的理由；乌拉圭、阿根廷、危地马拉等国认为，多方面功能只是特殊情况，不应将其一般化。

2．强调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日本在农业谈判中一直强调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对此认同的国家或地区有瑞士、韩国、印度、孟加拉等少数国家。而美国对“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而有必要采取歪曲贸易的措施”这一主张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大幅度地改善市场准入就能保障粮食安全。新西兰认为贸易自由化不彻底才会在粮食安全领域出现问题。乌拉圭认为，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没有关系，发展中国家只有从发达国家开放的农产品市场获得出口收入，才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保障。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使其在WTO农业谈判中陷入被动的局面，其提案被认为是“保护主义提案”，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反而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2003年3月26日，美国首席农业谈判官约翰逊在日内瓦会议不欢而散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日本缺乏谈判诚意，说“只要日本不让步，农业谈判就不能达成框架协议。”“日本等国的态度很可能对其他领域的谈判产生恶劣影响。”WTO在2005年1月25日发表的《日本贸易政策审查报告》，批评日本对大米等农产品实施高关税保护政策，是对贸易自由化的歪曲。可见，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严重阻碍了日本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成为其提倡自由贸易的软肋。

(三)农业保护政策导致日本在FFA的浪潮中落伍

在WTO多边谈判的进程缓慢，，取得成果的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FTA)已经成为各国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主流方向。根据wro的资料，截止2005年1月，世界各国(地区)缔结的FTA已经达到293件，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缔结的为213件①。目①河北国际商务信息中心，(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势头强劲)，wro事务咨询网站，2005年3月。前，日本虽然已经与新加坡、墨西哥、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签署了FTA，并积极与韩国、印尼、东盟进行FTA谈判，但农业保护问题都在不同程度是上影响了谈判的进程和协议的签署。

1．缺少农业领域的“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并不完整

在日本与新加坡缔结FTA的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农产品关税的问题。谈判中双方首先就取消工矿产品关税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日本以保护国内农户为由，要求农水产品维持原关税，并提议在WTO规定的已取消关税的农水产品基础上，加上WTO规定以外的实际未征收关税的农水产品。但根据WTO规则，FTA不承认特定领域例外的原则。新加坡认为农水产品不取消关税，不按新关税执行，则与WTO规则相抵触。对于日本的提议新加坡表示为难；

在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2002年1月13日，出访新加坡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签署了FTA，这是日本与有关国家签署的第一个FrA。根据该协定，新加坡对从日本进口的所有产品取消关税；日本对从新加坡进口的94％的产品取消关税，而对于6％的农产品和水产品仍要课征关税。2002年1月15日，美国原商务部长官亚伊塔在东京发表演讲时指出，日本与新加坡签署的FTA将日本的农业领域作为例外排除在协定之外是错误的，因为WTO规定签署FTA的条件是废除所有的贸易限制，日本与新加坡之间的FTA违反了这一精神。实际上新加坡并没有农业，仅生产少量观赏鱼。“日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奠定了日本今后参与FTA谈判的基调，以后是否还会有其他国家愿意与其订立缺少农业领域的FFA实是未知之数，谈判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2．“日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因农业问题一度搁浅

日本政府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与墨西哥讨论缔结FTA的可能性。双方的正式谈判于2002年10月开始，曾预定在2003竿内达成协议。然而，日本在谈判中始终坚持农业保护，一再拒绝墨西哥要求日本开放猪肉等农副产品市场的要求。由于猪肉是墨西哥对日出口金额最大的农副产品，如不取消进口猪肉关税，墨西哥就不同意在开放非农产品市场方面让步，谈判因此而一度搁浅。日本农水省曾警告说：如果日墨缔结FTA，取消进口猪肉的关税，日本养猪农户将把全国的政治家视为“敌人”。结果，经过长达16个月的讨价还价后，双方互相让步，好容易才在2004年3月达成协议，2005年4月1日才正式生效。

日墨FTA是日本签订的第一个涉及开放农产品市场、降低农业保护程度的FrA，对其今后的谈判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放弃了农业保护政策。如后所述，在日本与东盟和东盟各国以及与其它国家的FTA谈判中，农业保护问题都是谈判难以顺利进展的最主要障碍。

3．农业保护政策使日本在与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落后于中国

2002年1月，小泉首相在访问东盟五国时正式建议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确定了在2012年建成的目标。为此，日本与东盟各国于2002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为期2天的政府间会议，讨论了缔结FTA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日本方面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摆出了拒绝撤消农产品关税的姿态，引起了东盟方面的强烈不满。2003年12月11日，东盟秘书长在访日参加座谈会时，强烈要求日本在与东盟签署FTA之前，废除一部分农产品的关税。12月12日，泰国总理他信在领导人特别会议发言时，也要求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2004年8月2日，在“日本―东盟经济合作协定政府间事前协议”会上，由于日本在农业问题上不愿让步，东盟表示只要日方不明示农业问题谈判的开始和结束期限，东盟将不再响应日方的谈判动议。这些要求一次次击中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要害，使日本政府每每陷人被动，“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迟迟难以开始。虽然双方于2005年4月14―15日，在东京开始了“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轮谈判，但仍然未能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达成具体共识。

与“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刚刚开始相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迅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国和东盟决定从2003年起在肉类、鱼、蔬菜等八个领域先开始自由化，其他领域从2005年起分阶段降低或取消关税。2004年11月29日，中国与东盟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项协议为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确立了具体原则，届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多边贸易自由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