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1

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出席了2014年12月在利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此外，还有770多个国际组织派遣代表参会，会议规模很大。

在艰难的谈判中，各国都清晰认识到，气候变化将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利马大会发言时呼吁各国一致合作：“我携带着迫切的希望而来参加这次大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将有助于建设更加适应自然、更加繁荣健康的人类社会，但我们必须现在开始行动。所有国家社会必须一起参与到全球治理机制之中，现在已经不是修修补补的时机，已经是时候开始彻底转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1994年开始生效。在联合国机制的帮助下，国际社会终于就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但认识到问题根源并不等于可以迅速解决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减少碳排放就等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弃廉价的煤和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但缺乏高新技术和雄厚资金作为保障。而作为既得利益者，拥有技术和资金的发达国家并不情愿无偿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最大分歧。

参与利马气候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勇于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大的发达国家，如果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身先士卒，你就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如果我们失败了，未来后代不会、也不应该原谅我们此时的过失，他们会认定这不但是个政策失败，而且还是一个造成严重历史后果的道德过错。”

解读利马气候大会

“联合国利马气候大会分享会”日前在全国友协举行，旨在探讨气候大会的成果和关注点，对我国下一步应对气候工作有所启示，助力全球气候环境保护。

对“利马气候大会”的谈判成果，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进行了解读。

高风指出，“利马气候大会”为2015年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本实现了会议的预期成果。

大会最终通过的“利马气候行动倡议”进一步明确了2015年新协议的要素和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所涉及的信息，就提高各国2022年前行动力度做出了进一步安排。

高风强调，各方在减排力度、资金、透明度等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希望发达国家能够进一步履行公约下率先大幅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义务，为2015新协议的达成注入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气候变化新协议要平衡处理六要素：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高风表示，利马会议达成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今年各方还将就新协议各要素和有关分歧进一步谈判，任务艰巨，需要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集思广益，共同努力。

一场没有流血的“手术”

事实上，在获得此次大会成果之前，气候变化大会再次上演了拖堂。

具体而言，这份通过的决定由此前的30多页，精简到7页，最后再简化到5页。伴随着一次次的简化过程，文本内容则一次次的弱化，也是一次次妥协的结果。

“弱化才能通过，被各方接受”，这是气候谈判中要达到结果的逻辑。在主席抛出文本之前，秘鲁当地时间13日凌晨两点，德班平台（ADP）联合主席“抛出”的文本被发展中国家集团特别是非洲集团否认，认为文本并没有全面平衡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这个文本还出现了此前没有出现的新语言比如“国家主权”，亦没有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红线“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写入文本。气候适应、资金等问题都被弱化。小岛屿国家的“红线”之一—“损失和损害机制”也没有被写入文本。而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份文本。

由于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文件的通过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显然文本的“手术”不可避免。

因此，大会主席普尔加·比达尔开始协调各国利益，听取每一个国家的意见和“红线”，力图抛出平衡的文本。其中，最重要的“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写入了新决定，而所采用的文字表述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的文字。之前，中国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表示，“在中美正式的文件中写入共同带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相当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果和发展中国家的胜利”。

解振华表示，利马气候大会达到了中国代表团的预期，达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果，中国不十分满意但是可接受。但是，“明年的谈判会更加艰苦”，解振华坦言。

气候机制正在形成

目前，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美中的力量备受关注。三大经济体宣布了其后2022年的气候目标。这三大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力量逐渐凸显，但是在气候治理的进程中仍然缺少如京都气候治理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这也不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联合国气候治理进程的有效性。

事实上，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里约签署以来，虽然气候治理的进程缓慢，谈判的过程异常艰苦，但是这都是多边进程的特点，并不能否认其有效性。毕竟一系列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规范和理念比如碳交易都是在联合国的进程中不断被各国所内化。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2

从志愿者到秘书长

CYCAN是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hinaYouthClimateActionNetwork）的简称，由中国大学生环境组织合作论坛、北京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究会等7个优秀的青年环境组织于2007年8月，结合各自优势资源共同发起成立，是中国第一个针对青年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非营利性组织。CYCAN的口号是“低碳未来青年责任”。致力于组织中国青年开展有关全球变暖、能源问题的项目，推动资源节约型校园建设。该组织向全国高校环保论坛发出1000余份参与CYCAN试点项目的邀请，选拔了21个省（区、市）的23所高校代表赴京参加节能减排相关培训，并在各高校开展具体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自CYCAN成立以来，超过450所高校曾参与CYCAN组织或发起的活动，直接参与学生人数约十万人，间接影响人数超过百万人次，有力地推动了青年人了解、认识并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进程，并为有能力的有志青年提供成长的平台和机会。

2009年年初，CYCAN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经过3年多的发展，CYCAN从一个学生志愿者团队逐渐成长为一个青年环保非营利性组织，逐步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不断完善组织建设的同时积极开拓项目，为推动中国青年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而不懈努力。

2009年9月，詹育锋作为志愿者，应邀参加青年气候网络的联合国日宣传活动筹备工作时，对气候变化还知道的不多。他为那次活动设计了标志、海报和宣传册。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200余个高校、50余家非政府组织参加，总参与人数估计达到了500万。

“我和志愿者们持续工作了一个月，大家都非常努力。没想到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项工作，就好像是一见钟情的感觉。”詹育锋回忆说。

有大约3万名中国青年直接参与到活动中，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的支持。志愿者们的行为艺术表演给詹育锋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有的社团用电风扇给雪山降温；男同学们把身体涂成蓝色在海边站成一排，警示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有的以骑车或轮滑代替开车。

詹育锋说：“我从同龄人身上深切感受到了热情、坚韧和力量。”这一活动使他发现了物质社会闪光的另一面：年轻人正在为建造绿色星球和洁净未来而积极努力。

2009年，CYCAN向哥本哈根举办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派去了包括詹育锋在内的36位中国青年代表团，参与气候谈判。“中国是世界碳排放量第二的国家，可很多人根本不关心这事，我们觉得，得发发声。”詹育锋说。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让CYCAN走上了公益创业的一个小高峰，也让中国政府和社会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碳排放。“在此之前，‘气候变化’这个词对于社会还很陌生。我们是最早的、由青年人独立发起专注于气候变化议题的非营利性环境组织。”詹育锋说。

除了构想口号、设计T恤衫和海报、拍摄会议，詹育锋和团队成员也组织了不少活动，如“中医诊断，为地球开出药方”活动：身着传统中医服装的他们向参会者提供“健康检查”，在反对气候变暖请愿书上签字的参会者收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药方。

此外，团队成员还与各国政要、记者、谈判代表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美国时任商务部长骆

家辉。

中国青年团打出的口号是“刻不容缓”，英文缩写意思是“现在”，呼吁全世界公民立即行动起来投身低碳环保、制止气候变暖

事业。

詹育锋认为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显示出中国青年环保志愿者在能力上存在的差距，主要是语言方面。中国青年团的大部分成员虽然能理解发言内容，但却很少有人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他国家青年代表的专业性给詹育锋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很多国际青年组织的成员都谙熟气候谈判会议的架构和政策。他们往往能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建议，而我们光是听。”

他指出，中国高校很少开设气候谈判方面的课程，中国的年轻人参与相关国际交流的机会也不多。

为了迎接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气候网络对团队进行了培训，帮助他们了解会议的框架体制、气候变化议题、筹资、公共关系维护和项目运作。但詹育锋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提供经常性的培训。从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回国不久，詹育锋成了青年气候网络的一名全职工作者。在CYCAN期间，詹育锋多次参与中国青年通往哥本哈根系列活动和“点绿中国”系列活动。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CYCAN在2009年的时候，仅有3名全职工作人员，而其大量工作都是依靠50多名在北京的志愿者和20多名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志愿者来完成的。

在2010年5月，CYCAN走上艰难的机构改革道路，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在各界同仁的支持下，于2010年7月4日成功召开改革会议。改革会议确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的治理结构，制定了《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过渡期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及新的秘书处执行团队。

改革后的CYCAN把自身定位于青年行动的推动者，促进者和协调者，致力于为一个成员驱动，民主治理，广泛参与，积极创新，开放透明的青年气候行动网络搭建平台。

詹育锋和这批年轻人共同组织了一系列与气候和环保有关的活动，如201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2届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以及吸引了中、美、印1000多个学校参加的清洁能源竞赛项目“三国智”。现在，詹育锋成了青年气候网络的负责人。

詹育锋来自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广东省，父母在家乡深圳做生意。他在北京上学时喜欢业余时间逛逛画廊、看话剧和电影、或者和朋友们打台球。但现在他的工作时间表已经不允许他再享受这些兴趣爱好了。

詹育锋现在每天几乎平均工作12小时且周末无休。“我要培训志愿者，为项目筹款，或者与合作方会面。”他说，“有时不得不在办公室过夜。”

如果詹育锋毕业后时从事设计行业，那么他的收入应该大约是现在的3倍。但他并不急于挣钱。“现在最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能力，而青年气候网络恰恰是一个让我可以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不断学习的地方。”他说。

当了CYCAN的秘书长的詹育锋确实没挣什么大钱，但他领导的团队却属于国际级别。他说，成员都是精英级“气候青年”，只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议题是“世界气候变化”。

此后，CYCAN每年都组织十几名青年参加哥本哈根会议，“气候变化”一词也成了“社会热门词汇”，街头巷尾都开始议论了，政策支持、资金支持都来了。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面对气候变化的空前挑战和纷繁复杂的市场情况，如何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式，已成为中国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及政策制定机构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了世界保险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方法，以资借鉴。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2007年初，TICC陆续了第

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使气候变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告指出，近50年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可能性，从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66％提高到2007年第四次评估的90％以上，进一步从科学上确认了人为活动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气候变化将增加自然灾害，数十亿人将受到影响，上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世界不安甚至恐慌情绪日益浓厚，舆论声称“气候变化是人类21世纪最大的挑战”。

保险业与气候变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被作为检测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IPCC报告用专章描述保险与气候变化的联系，认为保险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金融服务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从实体经济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管理机制。在保险服务可得和保费可支付的情况下，保险也是消费者长期福利和发展的保证。通过气象灾害损失数据的计算，保险提供了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观察窗口，同时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也决定了保险同时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保险业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保险业影响巨大。保险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2006年全球保费收入逾4万亿美元，是石油工业的3倍，按国家收入排序将排在第3的位置。保险业还是现代社会经济金融的支柱之一。保险业的政策选择，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保险业具有风险管理的天然优势，保险业在帮助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历史责任。保险政策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可再生能源相关的保险产品使更多的公司和投资者参与到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和快速增长的碳排放贸易项目中来。就像保险业在减轻建筑火灾和地震中被证明发挥了领导作用，人们寄希望于今天保险业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对全球变暖的认识，以及深入的前瞻性的思考和创造出使气候变化影响最小化的方案。

气候变化对保险业影响非常大。气候变化直接导致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飓风和暴雨。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森林抚育、水资源管理、沿海地区、生态系统都会产生较大危害。气候变化对保险服务的可得性和可支付能力都有负面影响，潜伏着放慢保险业发展并且把更多负担转嫁给政府机构和个人的风险，包括财险、健康险、寿险、责任险等大多数的险种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保险能够更好地应付不确定性。

二、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状况

(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关注气候变化

伊万·米尔斯(EvanMills2007)的研究表明，保险公司正在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挑战。就美国而言，与3年前美国保险公司几乎都对气候变化不感兴趣的状况相比，当前已经出现的气候变化相关新保险品种的飞速发展非常令人惊讶。调查表明，美国保险公司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68％，美国以外的保险公司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从2003年的50％上升到2007年的84％。世界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经历了2006年的低潮，2007年又迅速升温的过程。2007年保险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把气候变化作为机遇而不仅仅是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开始回应气候变暖，而不仅仅是从出现了较多飓风灾害使金融风险增大的沿海区域保险市场撤退。Ceres的主席MtnayS.Lubber认为，减轻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损失的新产品快速增加，有助于导致气候变暖的污染物的减少。当然，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当前保险公司的反应还微不足道，需要更多的保险公司，尤其是美国的保险公司应当行动起来。

事实上，目前随着气候变化及天气损失的增加，保险领域已经发出了成百上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倡议。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产品在一些保险公司也是新的保费增长点，风能、绿色建筑、碳贸易及其他气候变化回应领域的保险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次工业文明史上最大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创造更多更有效的新产品。

(二)各种利益相关者都开始不同程度关注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保险经营主体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保险经营主体主要有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经纪人和人等。保险精算模型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如RMS公司建立了第一个cat预测模型；保险经纪公司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如MMC公司制定了气候变化白皮书，与客户签订相关合约，开发新产品。再保险公司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通用再保险公司都采取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拥有3万亿资产的投资公司INCR加入到碳排放披露(cDP)计划中来，INCR致信全球3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要求公司提供更好的气候变化信息披露，Mercer调查显示，58％的机构投资者认为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的经济条款，或预期至少在5年内会变得更加重要。

政府部门和消费者也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强烈支撑政府采取管制政策，世界经济论坛把气候变化列为头号商业挑战。国际社会日益频繁的多边或双边活动，如达沃斯论坛、G8+5峰会、中外领导人会晤、APEC峰会，都把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甚至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美国召集世界主要经济体首脑会议，专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了气候变化新的任务执行力量。事实上，只有当股东、客户以及商业伙伴都在关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初级保险公司才会真正具有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压力。

(三)不断涌现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新产品

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2007年年会上的一个报告宣称已经出现了数百个新的保险合约，包括绿色建筑信用、发展中国家的干旱保护、激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贸易等等。伊万·米尔斯调查了26个国家190家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以及保险组织的成千上万种产品、服务和其他活动，从中甄别出422种涵盖了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创新产品，包括能效、绿色建筑设计、碳排放贸易、风能、生物燃料和可持续性导向的保险活动。这422种保险有40％是由美国公司发明的。这些行动在经济中能耗强度最大的那些部门中都有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例如，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5％。另外诸如驾驶即付费的保险政策以及鼓励混合动力汽车可以享受9折或更多优惠这样的政策，将大大减少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建筑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有保险支持的绿色建筑行动可以减少50％能源消耗及排放。比较成功的保险例子包括，伦敦的WillisHoldings公司投入了一项新产品来弥补风电厂的生产不足的问题，以支撑风电这种绿色电力的生产。AXA公司为风电场提供了范围全面广泛的保险，2006年该项目产生了1400万美元的保费收入。列克星敦保险公司(AIG的成员公司之一)在2007年秋季也引入了该险种，此外，该公司还改良了绿色险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绿色家庭财产险，同时还提供绿色公司建筑财产险。菲尔曼基金2006年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适合绿色商业建筑的保险产品，2007年已经扩展到50个州。

由于认识到减少驾驶意味着降低车祸风险和减少能耗，世界范围内已经由19家保险公司提供了“现驾现付(PAYD，Pay—as—you—drive)”保险品种。监测表明，PAYD能够减少10％～15％的总里程数。法国AGF保险公司20％的新客户选择了PAYD险种。日本的Japan’sSompoInsurance公司为325万驾驶低排放汽车的保险客户的保费优惠折扣。日本TokioMarineandNichido公司与623万保险客户签约，为顾客选用低排放和低里程的车提供保费折扣，占其车险客户总数的48％。

尽管与几年前保险公司几乎都对气候变化不感兴趣的状况相比，当前的态势已经较好了，但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次工业史上最大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创造更多的新产品。

三、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行动

(一)非盈利公共机构推动了研究和信息的传播

诸如Ceres，Lloyd，IAIS，IPCC这样的机构都为保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信息传播贡献了大量的力量，为公众、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成效的项目，如碳排放披露项目(cDP)。CDP项目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其目的是就气候变化给股东价值以及商业运作带来的意义，在股东和公司之间建立长久的关系。该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在高质量信息的支持下进行对话，由此对气候变化作出合理的反应。CDP为资产管理总额达到41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协调秘书处，该秘书处将代表这些机构投资者寻找有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并从世界上最大的公司(2007年为2400家)那里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数据。7年来，CDP已经成为碳排放披露方法和过程的黄金标准。CDP的网站收集了全世界最多的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而包括本文所使用的一些保险公司与气候变化的信息都是该项目提供的。CDP将其信息请求以及从公司那里获得的反应公布于众，从而充分利用其数据和过程，帮助决策者、咨询师、会计师和营销者加快行动。

(二)保险公司的主要行动调查统计

保险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主要集中在以下10个方面，理解气候变化问题、推动损失预防措施、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影响公共政策、碳风险揭露、创新保险险种、案例推广、推动损失预防措施、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投资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碳风险控制和补偿的、为客户的改进提供资金。其中，39％的公司选择了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公共政策行动，35％的公司选择了创新保险险种行动，33％的公司选择了案例推广行动，26％的公司选择了推动损失预防措施行动，13％的公司将会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12％的公司会投资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11％的公司表示将进一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同意进行碳风险揭露，4％的公司已经开始为客户的改进提供资金。这个结果表明，大多数保险公司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在等待观望最佳的机会，真正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仍然比较少。

(三)顶尖保险机构的对策

1AIG公司。美国国际集团(MG)是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是保险和金融服务行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AIG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业务，公司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巴黎、瑞士及东京的股票市场均有上市。2005年，MG成为第一个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美国保险公司，并且加入了Ceres气候变化投资者网络，致力于在整个保险行业传播气候变化知识，推动美国每个保险公司理解、适应和改善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事实上，保险业作为最先迅速对气候变化做出实质性应对措施的行业，MG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2瑞士再保险公司。不仅AIG不断新的气候变化政策，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Re)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投入大量精力，不仅支持游说美国通过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法案，还在其董(监)事及高级人员责任险的高级客户群体中开展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调查，甚至直接参与和资助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调查。瑞士再保险公司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正在推出微型保险，用于那些过去不存在保险活动的发展中国家。瑞士再保险公司2007开发了一个气候变化适应项目——项目使用气候模型和卫星数据来确定何时为肯尼亚、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干旱而食物短缺的农村提供承诺的援助。瑞士再保险公司也为印度的32万小农提供与气候相关的保险产品。

3Marsh保险经纪公司。世界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Marsh正致力于机构客户关于气候风险的需求，开发出了新的产品和服务。

4Lloyd倡议。国际保险业历史悠久和最有影响的保险组织劳合社发出号召呼吁全球保险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四、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方向

1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投资者与保险公司都同样处于气候变化风险中。保险公司应该认真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对全球固定资产价值的影响，这将会产生保险可靠性降低的情况，因为财产价值倾向于受新的消息的严重影响。针对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政策机构有责任去应对这样的自然风险和运营风险。保险公司应该积极响应号召，无论是公共组织或是私人组织，采取行动监测损失发展趋势、改进巨灾模型、削减气候变化诱因、准备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2必须要开发更多的、更好的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品种，或开发原有险种的应对气候变化功能。当前缺乏能够降低气候风险的产品，在近年来已经有上百万沿海居民损失了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保险的可保性特别令人担忧。虽然气候相关的保险活动急剧增长，但总的来看，大多数保险公司仍然没有推出此类产品，伊万·米尔斯调查中只有10％的保险公司在探索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其中又只有三分之一的公司在提供此类保险产品和服务。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1篇4

1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为代表的成果，这个阶段见证了不同缔约方力量的消长、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和国际减排机制的退化”。2012年底达成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拨乱反正”，使气候变化谈判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

1.1议定书确立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机制，谈判集团逐步碎片化”

议定书落实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规定附件I缔约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必须比1990年降低至少5%。议定书还参考了各国的不同能力和国情差异，为附件I名单中的不同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设置了有差别的减排承诺，以整体实现上述5%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议定书下不需承担此类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合作减排。议定书标志着在公约框架下正式形成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订总量控制目标，之后在附件I缔约方进行分解）、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COP4）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分化：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担减排目标。这一分化对后续谈判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直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整体谈判实力。随着谈判的不断进展和关注角度、立场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2012年达到14个之多；两个传统阵营之外更出现了环境整体性”和卡塔赫纳”两个跨阵营”集团，谈判集团呈现碎片化”趋势。

1.2《巴厘路线图》坚持已有减排机制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排放开始快速上升，不满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极力转嫁责任开始呼吁新的减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会议（COP13）上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20年谈判的一个转折点。整体上，巴厘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议定书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响应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有区别的义务性质和履约方式定下了总体基调。但是，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适当国家行动（NAMA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非附件I国家的履约义务开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协议使现有减排机制面临挑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协议不仅首次在公约文件中认可了2℃度全球目标，更隐晦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减排机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减排/减缓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实施类似于议定书下的三可”制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减排保证”（pledge）+统一核查机制”（review）的全球减排机制逐渐显现，原有的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减排机制受到很大挑战并开始动摇。随后的《坎昆协议》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认了2℃全球目标，2012-2022年间的减排安排框架基本尘埃落定。

1.4德班平台直指2022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约大会通过德班平台，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结束谈判，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从2013年起国际气候谈判将转入到以德班平台”为主的一轨谈判”，目标是到2015年底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protocol，法律约束力强）”、其他法律文件（legalinstrument，法律约束力未知但应该弱于前者）”或经同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agreedoutcomewithlegalforce，法律约束力最弱）”，2022年生效实施[1]，气候变化谈判由此进入转折期。

2未来国际气候机制走向分析

为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将温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在过去20年谈判经验基础上，随着研究和谈判的进展，不同的设想纷纷出现。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大体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以及两类之间的某种过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机制与自下而上”机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国际气候政策构想。从理论上讲，严格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包含很强的全球协调性、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共同遵守的规则机制（如市场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遵约机制；自下而上”机制则相反，没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协调（或者所谓的协调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各国自行安排相关行动，进展情况由国内核查制度来确定而不接受国际核查，也没有国际遵约机制约束[2-3]。总体而言，《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机制的代表（虽然它的覆盖面一直备受争议），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协议》所确定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是一种近似的自下而上”机制。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一定时间段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减排目标和国别减排责任，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介入降低减排成本。此外，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应的遵约机制[4]。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主张各国自主提出减缓目标和行动，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机制，无国际遵约机制。至于所达成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强调对称性”（legalsymmetry），即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相同的约束力[5]。此外，美国一直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公约外多边机制对话之中，并倡导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等国际集团和组织也纷纷涉及气候变化议题，通过集团共同立场或国际组织决议对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机制形成影响[6]。通过这些公约外机制发挥影响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内容。

2.2主要缔约方关于2015年协议”的总体立场动态

2013年4月德班平台第二次会议之前，各缔约方应主席要求就谈判内容提交提案。根据这些提案，主要缔约方对2015年协议”的立场如下：

欧盟：以气候变化进程引领者自居的欧盟一直倡导建立覆盖所有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框架”[7]，并将其作为接受议定书二期的首要条件[8]。德班平台达成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以欧盟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接受了议定书二期，使议定书在法律上延续下去。2013年3月以来，欧盟开始就202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在欧盟提案中[9]，欧盟重申2015年达成的协议成果应该是一个覆盖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同时，最不发达国家（LDCs）、小岛屿国家联盟、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等众多集团与欧盟一样，支持制定新的议定书，甚至强调其在覆盖范围、减排强度、实施力度上均要超过《京都议定书》。此外，欧盟也认可各缔约方的减排承诺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定，有所区别的光谱式”（spectrum）多元化国家减排承诺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一如既往，美国反对自上而下”的减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多元化国家减排许诺结构，同时，美国提出了轴辐式协议（从中心向外辐射状，hubspokes）”概念[10]，即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包括关键设计要素的轴协议”（hubagreement），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就细节问题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定”（spokedecisions），共同构成一揽子协议体系。轴决定”强调国内的地区、企业、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并高度重视公约外多边机制的作用。辐决定”游历于公约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缔约方参与，也不需要遵守公约原则，其参与行为体可以是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实施内容也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公约外机制紧密结合。

因此，未来减排机制的设计方面，欧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以达到2℃温控目标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减排任务，强调全经济范围和全体国家的参与，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体制约束达到目标。而美国则提出减缓需要加强现实世界的力度（promoterealworldambition），2℃温控目标仅能作为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减缓仍应建立在各国自愿性贡献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成为下阶段谈判的主线之一。然而，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欧美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时的联合一致”，如强调全体缔约方、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等，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提出了具有三层结构的新协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辅以各种有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性条款和制度，并将国家时间表作为附录，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欧美的主要观点，有可能弥补欧美之间的分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也在众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正在成为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决定公约下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必须由全球行动来解决。已有科学认知告诉我们全球长期浓度目标越低，越要求更快的减排速度和更广泛的参与，而且越早行动相应的减排代价就越低[11]。尽管尚存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总体上实现2℃温升目标很可能要求本世纪末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CO2当量上下，相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远远不能保证此目标的实现。议定书二期所覆盖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缔约方排放量的35%（全球总量的14%），锁定的减限排承诺相比1990年降低18%-19%，远远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缔约方到2022年整体减排25%-40%的目标；即使考虑其它附件1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的自主减缓目标和行动，到2022年，距离实现2℃目标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亿tCO2当量[12]。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全球升温将超过4℃[13]，人类可能面临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2℃共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机制才能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互信并激励尽早开展实质性减排活动。

实际上自上而下”机制（京都议定书）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减排成效，引领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首先，议定书激励、加速了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低碳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成为经济危机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欧盟2009年通过了Directive20-20-20”，第一次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强制国别目标；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为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同样在议定书下承诺减限排目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第二，议定书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超过7000个，签发的经核证的排放量（CERs）近13-6亿tCO2当量。欧盟成员国投资了超过50%的CDM项目，日本投资的项目个数超过10%。一些CDM项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脱贫、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大多数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国内整体排放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完成京都目标没有悬念。以欧盟为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过履行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参加灵活机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标，而从来没有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退出议定书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别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台谈判下的其他关键问题

除关于德班谈判成果框架、原则和减缓这一系列焦点问题外，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的重大关切，是共区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将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统一归为实施手段，以此形式与减缓、适应等问题并列，其旨在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作为一般性实施手段，而弱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支持承诺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转化成市场化行为，从而使发达国家免于承担其责任义务。在2013年4月的波恩会议上，几乎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适应是2015年协议”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认为适应行动应在现有适应机制基础上继续加强，继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在多哈会议突然升温以后，这一议题依然是波恩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对推动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2年每年动员1000亿的长期资金承诺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具体计划，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OECD国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14]，绿色气候基金依然面临无米之炊。德班会议初步建立了以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机制，在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谈判模糊触及知识产权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示满意。波恩会议尚未就德班平台下的技术转让进行进一步谈判，但可以想象随着新技术机制在2013年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谈判诉求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难妥协。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公约谈判进行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国CO2排放占全球28.6%，已经超过欧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过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随着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特别是气候公约谈判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

在公约谈判中，中美欧仍是决定未来谈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联手都会对谈判格局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对2015年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欧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欧盟虽然暂时同意从自下而上”的自主许诺+审评”模式入手，逐渐按照一定的标准提高各国减排力度，但其实际上追逐的仍是通过公约体制最终实现自上而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这与美国的去中心化”或虚中心化”的松散机制立场仍有本质性不同。中国虽然还没有很明确地表示立场，但在避免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对国家发展造成硬性约束这一点看，中美态度比较接近，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崇气候领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识到气候变化危害和全球应对努力的不足”，中美两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并承诺将在2013年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将气候变化纳入中美整体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上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世界低碳发展趋势看，欧盟倡导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议定书模式扩大化）也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还没有将发展战略与气候变化大背景和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趋势密切联系起来。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共识不够，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道路没有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这个概念远远没有纳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地方打着低碳”的旗号，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外促内应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动力[17]。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美丽中国”，还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逐步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与大国地位和形象相称的贡献。

4结论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5

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防火策略

中图分类号：S762文献标识码：A

在新形势下，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意义，只有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才能确保社会森林资源的安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当今社会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我国森林防火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工作人员要加强防火宣传力度，同时要引用现代化科技成果，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同时，我国技术研究专家，还需要不断整合森林防火技术和设备，提升扑火能力，及时保护有限珍贵的森林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和谐友好发展。

1气候条件对森林防火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气候变化在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同时，对包括林业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近百年来中国的气候变化，主要是气温、降水及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加大了那些极端高温干旱地区火灾频发及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可能性。引起森林火灾的气象因子主要包括气温、降水和风力。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特点不一，分布着不同的气候带，进而形成不同的植物带，相应的也形成了不同的林火发生区。根据各地气候特点，形成了森林火灾日变化、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等，这些都明显受到当地气象因子的制约。

2基于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意义

据调查研究显示，自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物灭亡种类不计其数，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气候变暖，冰雪融化，北极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同时气候变化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比如引起瘟疫、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国度消失、引发自然灾害等等，这些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森林资源恰恰可以缓解气候变暖的问题，有利于为人类营造合适的生存环境。森林生态系统是调节地球生态平衡的关键环节，森林资源在调节气温、改善环境、保护生物物种、降低自然灾害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可以通过森林资源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殊功效来控制温室效应，从而进一步缓解气候变化，维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因此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

3气候变化视阈下森林防火的预防对策探讨

（1）气候变化通过影响林区天气和可燃物来影响林火动态。中国的气候长期变暖变干趋势与全球一致，以冬季和西北、华北、东北最为明显，易导致冬春连旱，春夏连旱，对森林火灾的增加将构成严重威胁，需引起高度关注。为了有效预防森林大火的发生，应从林火发生机理和气候变化相关性分析等方面深入开展研究。

（2）大面积、高强度的森林大火通常是在气候异常或特殊的天气系统造成高温、低湿伴有大风的天气情况下发生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森林火灾危害呈上升趋势。了解当地林区气候变化机制，重视气候变化对森林火灾的影响，加强森林火灾气象等级研究，依据气候变化与森林火灾的关系，划分森林火灾气象等级，在火灾多发期天气预报时，同时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

（3）降水量越大，连续降水日数越多，森林火险等级越低。较大的林火绝大多数是由自然降水或人工增雨作业增加降水量以后被扑灭的。要充分认识到人工增雨在森林防火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森林防火人工增雨作业，努力降低森林火险等级，增加森林地表水，支持森林火灾扑救。

（4）加强森林火灾的预报及预报的准确性。森林火灾的预测预报主要是依据天气的变化及气候的湿润情况，对森林火灾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它不仅是森林防火工作开展的有效措施，而且能够有利于对于火源进行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人们的防火意识和主动性。森林火灾的预测主要分为火险天气预测、火灾预测、林火预测、可燃物湿度和大气要素等。森林火险的预报必须要从实际出发，通过气象站观察林区实际的各项指标数据，从而形成更为可信和科学的评价结果。从而利用电台等方式进行火险等级通报。

（5）加强森林火灾的实时监测。森林火险的实时监测是尽早及时发现森林火情的关键。因此，森林火灾的实时监测通常利用地面巡护、了望塔、飞机巡护和卫星监测4个空间层次进行监测。地面巡护主要由林区的管理员和护林员进行周期性巡护，其方式主要为骑马巡护，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排查非法入山人员，依法监管和排查火源，发现火情及时汇报，并积极组织森林扑救。了望塔主要是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护，对火情利用罗盘了望镜进行监测，及时定位森林火灾位置，并及时通报。地面巡护和了望塔巡护要尽可能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管理，充分利用飞机巡护、GPS定位和卫星监测等手段，加强森林火源的自动监测。同时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火数据信息库，进行地球地理信息处理系统和森林火险等级的实时自动监测，为森林防火工作提供更为科学和及时的决策。

（6）建设森林防火通讯网络。森林防火通讯网络的建设是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组成。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有利于森林防火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火情的有效监控。目前森林防火通讯主要有有线和无线通讯，其通讯工具主要采取超短波和无线电台手段。而在建设森林防火通讯网络时，不仅要使各部门、各地区、各局间形成森林火警信息网络，还应有效的利用防火网络进行防火调度，加强各部门的协作，建成有效的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加强森林防火信息的互通和传递。

4结语

总而言之，林业森林防火工作过的开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能够促使森林防火工作的顺利开展。森林火灾会导致水土流失并对农业和林业造成严重的损害。新的形势下，加强林业森林防火工作的开展力度，尽可能消除森林火灾隐患，能够有效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进而保障人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6

关键词：气候变化；不确定性；成本—收益分析；历史责任原则；平等主义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差别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的南部海岸，这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飓风横扫几个州区，造成了至少1800人死亡，近百万人被迫转移，财产损失高达812亿美元。虽然不能将气候变化和卡特里娜飓风直接联系起来，但这场风暴可以说为我们呈现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直观图景。

现在，气候变化的起因和机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证实：IPCC在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自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显著增加，大部分已经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所致。报告还指出，如果以当前的速度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在现有基础上再上升2℃，到那时海平面将升高0.4~0.7米，许多沿海地区和国家将被吞没，随之而来的全球降水模式的变化将威胁到更多人口的生存条件。[1]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为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气候伦理的研究集中在对气候变化的伦理维度上，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无论是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是制定应对决策，都需要以一定的伦理观作为支撑。气候伦理是环境伦理的进一步扩展，它突破了环境伦理的中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强调纵向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代际公平。另外，在空间维度，气候伦理更强调一种国际性，即探讨如何在国际层面实现平等、公正。[2]当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到了对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的研究中来，对气候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气候变化中的科学不确定性

虽已取得一定共识，但气候变化问题中仍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科学美国人》的编辑DavidBiello说：“实际上无论是国际专家小组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能对全球变暖究竟有多糟给出任何确定的说法。”大气物理学家GerardRoe认为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气候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因为它极复杂，所以不可控的变化极易发生；又因为它极其敏感，所以小小的变化都会带来结果的巨大差异，不确定性就这样产生了。[3]全球变暖的怀疑者以不确定性作为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借口，一些工业团体和保守派反对政府现在就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觉得即使要采取行动，也要等到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技术才行。在“怀疑派”中，代表人物之一是丹麦统计学家BjrnLomborg，他认为气候变化并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世界性的贫困、艾滋病的蔓延、核武器才是现在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远大于听之任之的代价，因而他认为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应对气候变化。[4]

密歇根大学教授HenryN.Pollack认为科学中的不确定性和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无本质差异，人们应当用与处理生活中不确定性相类似的方式去理解和适应科学的不确定性。华盛顿大学副教授StephenM.Gardiner指出，因不确定性而拒绝采取行动就是拒绝承认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或者认为“不作为原则”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明智之举。Gardiner认为前者就像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一样，而后者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都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实际。Gardiner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考察确定性本身，而是要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5]RockEthicsInstitute制定的《气候变化的伦理尺度白皮书》明确提出了“不再将科学的不确定性作为拒绝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全球安全总排放所分配的公平份额的理由”[6]。鉴于当前气候变化正在侵害部分人群，严重且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可能在所有确定性被消除以前就已出现，因此，即便存在大量不确定性，我们仍应立即采取行动防范风险，以不确定性为理由拒绝行动是找不到任何道德支撑的。

比较通行的处理不确定性的理论原则是预防原则，《里约宣言》将其定义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当根据其能力，广泛运用风险预防原则。只要存在严重的或者不可逆转的破坏的威胁，不可将没有充分科学证据作为延缓预防环境恶化的理由和采取成本有效性合理措施的原因。”[7]道德哲学教授JohnBroome则认为无需特别的预防理论，“预期效益”即可应对不确定性问题。他认为，人们在抉择时，考虑的不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而是它的结果也就是预期效益。这样，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害巨大的极端气候现象，无论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鉴于这种极端变化所带来的严重损失，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及时行动。[8]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7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凋落物分解；土壤碳库；

作者简介：郭继勋，E-mail：gjixun@nenu.edu.cn

土地利用变化和化石燃料燃烧等人类活动引起大气温室气体的富集，由此导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1-2］。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全球地表温度到2100年将上升1.1—6.4℃［2］，这种全球尺度的气候变迁给整个陆地生态系统带来深远影响。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诸如气候带转移、生态系统地理分布格局变化等极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中原有的植被层-凋落物层-土壤各个碳库间的动态平衡［3］。全球气候变暖通过环境因素、凋落物数量和质量以及分解者3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凋落物分解过程，并进一步影响土壤养分周转和碳库动态(图1)。全球气候变暖通过对温度、水分等环境因子的短期作用直接影响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同时也可对植物群落结构和植物表型的长期作用影响凋落物数量和质量，从而间接地改变凋落物分解速率［4］；此外，气候变暖也可通过直接影响土壤微环境或是间接影响地上植物及养分输入，作用于土壤中微生物量、微生物活动以及群落结构进而影响凋落物分解过程及其反馈结果。本文针对陆地生态系统凋落物分解这一关键生态学过程，从凋落物分解的3个主要影响因素入手，剖析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凋落物分解过程的响应和反馈的研究现状和进展。

1凋落物分解研究历史

凋落物从广义上可分为森林叶凋落物、死亡根系和倒木3部分［5］。在凋落物分解这一研究课题上，叶凋落物分解的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早在1876年德国生物学家Ebermayer就凋落物在养分循环中的作用开展了大量研究［6］。此后国外许多学者陆续对生态系统内凋落物的动态分解过程以及养分释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野外实验研究［4］。而中国有关凋落物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才开始对凋落物分解进行研究，主要涉及不同物种以及区域差异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以及分解过程中养分动态变化研究［7-8］。随着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针对气候变暖背景下叶凋落物分解的研究也得到广泛开展，其中包括凋落物分解与生态系统碳收支平衡的问题，全球气候变暖下凋落物分解动态研究以及土壤微生物活性与凋落物分解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9-12］。近10年来，国内外科学家也逐渐认识到地下凋落物输入对整个生态系统过程的重要性，及其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反馈机制研究中的重要角色。而对于分解过程的各影响因子之间对调控凋落物分解的交互作用机制、凋落物分解过程与地上植物群落的互作机制以及凋落物分解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等一系列科学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2气候变暖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2.1环境因素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所引起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降雨格局的改变，这些环境因子的变化均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影响着地上植物群落结构、物侯变化以及地表和土壤微环境。一般来说，气候变暖所引起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变不同生态系统中水热条件，加强地上植物的蒸腾作用、降低土壤含水量，进而影响凋落物的分解［13］。就间接作用而言，气候变暖可通过长期的作用影响地上植物群落的结构组成、特别是优势物种的功能型以及延长植物生长周期从而可能引起凋落物质量和分解能力的改变［14］。

2.1.1温度升高

大量增温模拟实验表明，在不同生态系统下采用不同模拟增温的实验方法可在不同程度上加速凋落物分解［15-16］(表1)。Moore等发现年平均气温是陆地生态系统凋落物分解速率最密切相关的控制因子，可使凋落物分解率增加4%—7%［17］。我国草原生态系统，随着温度升高凋落物分解速率也有加快的趋势［18］，短期小尺度上增温使凋落物分解速率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土壤氮有效性的提高［19］间接地通过提高植物凋落物质量从而促进凋落物分解［20-21］；而在长期大尺度上其可能受到增温以及相应的植物群落生长过程中群落组成改变的共同影响［3］。对于湿地生态系统，增温能够增加水体温度从而直接通过促进淋溶［22］进而加速凋落物分解，并通过促进无脊椎动物的物理破碎间接提高凋落物分解速率［23］。Kang等认为不同纬度下由于温度的差异而导致的凋落物分解速率不同与相应的酶活性差异有关［24］。然而，在不同森林生态系统，增温对凋落物分解的作用并不一致［25-26］。Cheng等认为温度升高1℃所引起的气候变暖可能不会引起凋落物分解速率的显著变化，这可能是由于在干旱季节土壤湿度变化产生的补偿机制对温度升高导致的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增加产生了抑制效应［15，27］。在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实验发现凋落物分解率会在增温处理下明显降低［26］。

2.1.2湿度改变

气候变暖引起的温湿度变化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在已有的大量研究中得到验证［17，35-36］。全球变暖将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水热条件，导致地面蒸散增加而使土壤含水量降低进而不利于凋落物的淋溶和分解。在全球尺度上实际蒸散通常作为气候因子影响凋落物分解的另一个重要指标［37］。Aerts将来自44个冷温带地区和潮湿热带地区进行的为期一年的叶凋落物分解实验数据与实际蒸散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凋落物分解与实际蒸散呈指数关系，其中热带地区凋落物分解受实际蒸散影响最为显著［4］。Robinson等［32］在年降雨量为330mm的亚北极石楠灌丛区域发现增温降低了凋落物的分解速率而水分的增加却显著增加其分解速率。此外有些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暖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源于温湿度变化对土壤有机质新陈代谢的间接作用［35-36］。在没有湿度限制的长期增温下，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凋落物分解速率，但对于自然条件下多种环境因子交互作用对其分解率的研究则很少［38］。因此对于未来如何更加精确地预测气候变化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更多地要结合降雨、蒸腾等多方面信息［4］。

2.2地上植物群落

气候变暖已经引起了北半球极寒生物带以及高山冻原生物带植被丰富度和组成的剧烈变化［39-40］。通过模型，研究者们也预测出在寒冷生物群区内长时期的气候变暖会导致地上植物生物量和植被生产力的剧烈增加［41］。植被生产力的增加将会提高凋落物的输入量，从而使枯枝落叶成为地上年凋落物产量的主要来源，进而促进地上不同质量不同分解力植物群落的演替。Johances等证明了在寒冷北方生物带灌木叶凋落物积累的增加同时会潜在降低增温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正效应［3］。总而言之，凋落物质量和数量的变化受控于地上植物群落生产力和群落组成的改变［42］。气候变暖对凋落物输入量、凋落物物理特征和化学组分的影响均可能作用于陆地生态系统凋落物分解过程。

2.2.1凋落物输入量

一般而言，气候变暖往往会促进植物生长、增加初级生产力，进而增加凋落物的输入量，同时气候变暖也可导致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凋落物积累速率及分解速率，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水平中碳库的动态变化［3］。Wu等通过荟萃分析综合了生态系统水平上凋落物分解对增温的响应，发现增温普遍刺激了植物的生长以及生态系统碳库的周转，同时增温也可显著增加植物总净光合生产力［43］，这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提高了土壤养分的矿化能力进而增加了地上生物量［44-45］。而植物生物量随温度增加而升高的这一现象也可能表现在某一特定生态系统类型中的某一优势物种。例如Biasi等研究表明，在地衣丰富的矮灌木的冻原生态系统中，地上植物生物量对增温的响应比北极严寒生态系统内地上植物生物量差异显著［46］。Natali在北方极地寒冷系统中对冬夏两季进行的开顶式增温实验表明，增温使这两个季节中初级生产力增加20%，并同时增加凋落物的分解速率［47］。然而，一些研究证明植物的生长和地上生物量同时在干旱和湿润的土壤中对增温处理没产生显著性响应［48］，甚至会降低某个物种的生物量［49-51］，这可能是由于增温减低了土壤含水量从而影响了地上植物对水分的吸收进而影响其生长。

2.2.2凋落物质量

气候变暖对凋落物化学组分的影响同样会引起凋落物分解速率的特异性响应。凋落物的化学性质称之为“基质质量”，定义为凋落物的相对可分解性，其中包括诸如含有C、N、P养分元素的易分解组分和木质素、纤维素等难分解有机组分［52］。气候变暖对凋落物质量的影响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植物群落原有物种短期内化学性质的改变和群落中物种组成的长期变化［4］。Fierer发现温度变化会引起凋落物碳含量的变化，并由此影响凋落物分解过程［53］。Day等在南极半岛的冻原带对维管植物南极漆姑草(Colobanthusquitensis)和发草(Deschampsiaantarctica)进行了4个生长季节的紫外线增温处理，发现与对照处理相比，增温使漆姑草地上生物量明显增加，同时两种维管植物中碳含量也同时增多，而氮浓度相对降低。这就导致了漆姑草凋落物层的数量以及C/N含量也同时增加，进而导致其分解速率降低［54］。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木质素浓度以及初始木质素与N的比值会限制凋落物分解，降低其分解速率［6］。Berg等发现叶中N含量高会抑制生物量损失，因为其会对木质素分解酶产生抑制，从而抑制木质素分解、降低凋落物分解速率［55-56］。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在凋落物质量和分解速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57］，尽管一些模型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但至今仍无令人普遍接受的凋落物组分变异对凋落物分解进行预测。

2.2.3凋落物分解阶段

凋落物分解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存在阶段上的分异。Berg等将凋落物分解在形成腐殖质之前划分为3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呈现不同养分释放规律。在分解的早期阶段，凋落物主要分解的是可溶性物质，以及未被保护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等物质，而这一过程可能受到水热等环境因子的影响。一般认为，水热因子和N、P、S等可溶性物质对分解早期分解速率的影响是正向的［55］，而在分解的中后期，气候对分解的影响逐渐减低［55］。在分解后期，凋落物自身的养分元素的限制，如N素限制可能成为调控分解速率的主要因子，此时凋落物分解对于周围水热因子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敏感。在分解的最后阶段，即接近形成腐殖质阶段，分解会达到一个极限值［55］。范萍萍［58］对落叶松(Larixgmelinii)、云杉(Piceakoraiensis)和黄波罗(Phellodendronamurense)叶凋落物进行的分解实验发现，77%的生物量损失来自前期易分解凋落物组分，20%的生物量损失来自后期的难分解凋落物组分。然而，气候变暖的影响不仅源于对分解环境中水热因子的直接调控，往往还通过影响凋落物的化学组分控制分解速率。就这一点而言不论凋落物分解的早期还是后期，都会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只不过前期更多地表现在气候变暖的直接作用，后期则更多的是间接影响。因此，了解气候变暖对凋落物不同分解阶段的影响，将会更好地了解凋落物分解过程及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响应。

2.3分解者的影响

分解者主要包括节肢动物、蚯蚓、白蚁、昆虫等大型土壤动物以及细菌、放线菌、真菌等微生物，他们是分解凋落物的主要执行者。各种土壤分解者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参与凋落物的分解过程。地上凋落物经过土壤动物的物理破碎后则由大量的土壤微生物进行生物化学分解作用［59］，将其进一步分解成为简单无机分子或转化为腐殖质。而大型节肢动物、蚯蚓和小型土壤动物不仅在粉碎凋落物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在与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营养级间的级联效应同样在调节凋落物分解中具有重要作用。

2.3.1土壤动物活动及其丰富度

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土壤动物(例如，节肢动物)的活动受到温度［60-61］，湿度以及凋落物质量的影响［6］，而任何由于土壤动物的变化所引起的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都会受到环境因子的直接影响，或者受地上植物群落组成变化的间接影响。Bokhorst等在南极陆地生态系统上进行了为期两年的野外开顶式增温实验发现，增温1—2℃对土壤动物丰富度的影响可能源于不同纬度以及在同一纬度上不同植物群落组成的差异［62］。在不同纬度上，本地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随着纬度升高而降低。而在同一纬度上，弹尾目的丰富度在矮小灌木植被中却增多，这可能是由于水分因子是当地一个重要的限制因子［63］，因此高丰富度和高多样性的节肢动物会在环境更加湿润且地上植物群落密度更大的地区生活。增温处理对低、高纬度地区蜱螨亚纲和弹尾目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没有影响；而使中纬度地区上地衣群落内弹尾目的物种丰富度降低，表明中纬度区域土壤动物，至少是弹尾目的物种对增温处理响应敏感，这可能是由于增温引起了植物群落内相对湿度降低［64-65］，从而限制了该类土壤动物的生长与活动。同样的结论也在Coulson等的研究中得到验证，3a的增温使弹尾目物种丰富度显著降低［66］，但前气门亚目的总数量在南极地区却显著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其捕食者受环境湿度的限制数量减少从而增加其生存的机会［67］。Webb等人提出，甲螨亚目在快速应对短期环境变化(增温处理)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持续的环境温度升高很可能会影响其种群增长速率［68］。综上可见，增温不仅会影响土壤动物物种丰富度，对不同物种的差异性影响也会进一步地改变土壤动物的物种组成。土壤动物对气候变暖的这些特异性响应又会如何影响凋落物分解速率呢？研究表明土壤动物丰富度的改变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可能存在生态系统特异性，例如，在温带或者湿润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动物丰富度的增加往往会提高凋落物的分解速率，而在其他条件寒冷、干旱的生态系统中却与此不同［69］。Grizelle等在干旱和湿润的两种不同环境下的亚热带生态系统以及温带亚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区域内进行的研究同样发现土壤动物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表现不同［70］。在热带湿润气候环境下土壤动物的丰富度高于温带亚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热带干旱区域，对凋落物的分解影响也显著高于处于干旱区域以及温带亚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下的土壤动物［70］。这一自然温度梯度下的研究结果间接地表明了土壤动物对温度变化的响应及其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可能受到所在生态系统特定条件(尤其是水分条件)的限制。

2.3.2微生物活动

气候变暖对微生物活动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调控凋落物分解。一方面气候变暖直接作用于地表和土壤理化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改变微生物生长活动所需的碳源和能量间接地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及其所介导的凋落物分解等生态过程［71］。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是微生物分解作用的主要载体，也是微生物群落活性的体现。气候变暖可以通过对温湿度变化直接影响酶的活性［72］、影响分解酶的总量和种类［73］，同时影响微生物量和群落组成。微生物酶直接作用于有机质底物、参与凋落物分解过程。气候变暖对分解底物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同样会影响微生物酶活性及其分解作用［74］。那么气候变暖打破某些特殊生境的低温限制是否能够加速凋落物分解？Kang等发现在某些特殊生态系统中，例如湿地生态系统，由于高纬度温度条件和凋落物质量相对低，因此往往伴有较低的土壤酶活性，从而限制凋落物的分解；而低纬度地区由于环境温度相对较高则往往会打破这种限制而促进凋落物分解［24］。Suvendu对4种理化性质不同的热带水稻生长的土壤条件进行了增温和升高CO2浓度处理，发现增温至45℃时土壤微生物碳含量平均升高41.4%，同时微生物活性也显著升高，这都表明增温和增加CO2浓度等气候变化可以改变土壤微生物活性［75］。另外，气候变暖和CO2浓度升高的交互作用也可增加β葡萄糖甘酶的活性。这也说明土壤中不稳定碳的输入在响应增温和CO2浓度升高的交互作用上会反过来刺激微生物活性从而增加相应的酶活性，进而影响凋落物的分解过程［75］。

2.3.3微生物生物量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微生物群落可以通过驯化来适应这种环境变化。一些短期研究表明，微生物量会随温度上升而增加［76-77］，但在长期增温实验中发现微生物生物量可能会保持不变甚至降低［78-79］。这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升温环境下微生物形成适应性生长［80-81］，因此改变了特定微生物类群的生理适应功能，也可能是由于长期的环境波动改变了微生物群落组成。Van［76］在荷兰进行的连续两年增温控制实验发现，微生物量C、N、P含量显著增加并提高了凋落物初始分解速率，这可能是由于增温使微生物净矿化速率提高，从而导致微生物量含量增加，并提高了植物对于有效养分的吸收，进而增加了凋落物中易分解养分含量［82］。同样，对于亚北极石楠灌丛土壤的室内增温培养研究发现，不同温度以及有无凋落物存在的土壤环境下，微生物N含量会随着温度升高以及凋落物输入的增加而增多［83］。Gutknecht分析了8a的野外增温实验发现周围环境年际间和季节性的温度变化对于微生物群落的影响比增温处理的作用更显著，同时微生物量对增温处理的响应并不显著［78］。Rinnan也指出增温处理会导致亚北极石楠灌丛的群落土壤微生物量C、N含量降低［79，84］。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土壤微生物量对长期增温处理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适应性。

2.3.4微生物群落结构

温度升高可能对生态系统水热动态及微环境产生显著影响［85］，改变土壤和凋落物中生物群落结构和组成［30，86］，使高寒地区土壤冻结时间和强度降低，进而影响凋落物分解过程。Julie等通过两年的野外增温实验发现，微生物群落结构受到增温的强烈影响，同时细菌数量随温度升高显著下降而真菌群落数量显著增长，特别是外生菌根真菌，同时其相应的地上灌木树种也显著增加［87］，这可能是由于微生物类群在应对外界环境变化时选择了不同的生活对策［88］。Rinnan等在亚北极石楠灌丛地带进行的连续7a和17a的增温实验表明，增温使细菌的增长分别降低了28%和73%［89］。Christian等通过不同时间段不同程度的室内增温培养实验发现，增温5℃和9℃分别使凋落物分解速率增加了18%与31%，同时通过模型拟合发现其土壤真菌分解者所支持的优势物种在响应温度变化时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真菌的温度敏感性较低所致［90］。尽管很多研究都发现温度的变化土壤微生物会导致群落的改变，但是这种微生物分解者群落结构变化在植物-土壤反馈过程中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同时如何通过调节凋落物分解过程而控制土壤养分循环过程尚不清楚［91］。

2.3.5分解者亚系统营养级间的交互作用

土壤中细菌和真菌可以形成90%的土壤微生物量，它们是凋落物的主要分解者［92］，但其活动强烈受到与其伴随生活的其他土壤生物的影响［93］。诸如蚯蚓(Pheretima)等主要的土壤动物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94］，它可通过粉碎有机质增加微生物与待分解物质的接触表面，促进微生物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的作用［95］。蚯蚓作为凋落物的居住者以及转移者，生活在有机质层及其凋落物表层并以粗糙的微粒有机质为食，摄取大量的未分解的凋落物并通过作用于土壤中其他生物组分进而对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96］。Mara等研究表明蚯蚓的活动减少了土壤中细菌和真菌的丰富度，在不同植物培养材料中，蚯蚓的活动强烈改变着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97］。此外，在热带和温带地区，土壤节肢动物的丰富度会随环境温度升高和分解底物增多而增加，进而加速凋落物的分解［98-99］，有研究表明小型节肢动物的存在可增加高达50%的分解率［100］。然而，只有很少实验证明在亚热带地区也有同样的结论。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各型级土壤动物与微生物是相互协同的，多级土壤动物与微生物共存对分解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单级土壤动物与微生物共存和只有微生物存在的情况［101］。Wang等［102］发现土壤动物丰富度沿着纬度梯度变化(8%—15%)，而且这些土壤动物的活动与凋落物分解速率存在很高的相关性。高纬度地区相对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能够促进真菌的生长从而增加食真菌土壤动物的数量进而加速凋落物分解［103］。由此可见，研究土壤动物对微生物的影响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凋落物分解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3凋落物分解对全球变暖的反馈

凋落物经过分解作用一部分转化为有效养分供给植物生长，一部分以有机质的形式存在土壤中，而更多地会以CO2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因此，凋落物对气候做出的反馈取决于积累与分解之间的平衡。在北方寒冷生物带上影响凋落物分解的因素对于增温处理会同时产生正反馈和负反馈效应。正反馈效应来自于温度对凋落物分解产生的直接影响，即增温将提高凋落物分解速率，因此在面对长期的温度升高影响下，会有大量来自于凋落物分解释放的碳输入到大气［104］。Salinas等在热带安第斯山和临近的亚马逊低地大尺度凋落物交互移植实验中发现，地区温度增加0.9℃提高了凋落物分解速率以及养分矿化率，同时土壤碳库含量增加了10%［105］。然而，凋落物所产生的负反馈效应会由于增温所诱导的植物生长型的改变而间接影响凋落物分解，即含有高质量、分解快的禾本植物和非禾本植物的凋落物被低质量、分解慢的灌木叶凋落物而取代，这样就减少了凋落物向大气输入的碳量以及土壤中支持植物生产养分的碳含量的释放，从而影响土壤碳库发生改变［106］。而这种负反馈效应可能会被正反馈效应部分抵消，因此在长期大尺度上对气候变暖和碳循环模型的建立上应将这些反馈效应考虑在内［107］。

全球气候变暖的长期作用使植物群落组成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凋落物质量的变化，这一影响会通过土壤养分循环过程对气候变暖作出反馈。然而，目前已有的针对这一反馈环节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植物-土壤系统层面上，通常忽略了微生物分解者对养分库大小的控制作用。Takeshi等［3］经模型研究发现，微生物群落会削弱地上植物群落变化控制土壤养分循环这一反馈过程。这是由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存在着两类主要微生物类群，它们分别支持具有高分解力(易分解养分含量增多时)的凋落物与低分解力(难分解养分含量多时)的凋落物。那么微生物类群对于两种不同有机养分类型就会产生竞争，当遇到具有高分解力的凋落物时，由于其分解速率快，可以供给对其分解的微生物类群更多的养分，进而增加该种微生物类群的相对丰富度。而微生物群落组成的这一适应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易分解有机养分和难分解有机养分的积累模式，从而削弱了凋落物分解力与养分库大小之间的反馈关系。由此可见，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暖的反馈研究建立在植物-微生物-土壤系统层面上则会更为有效地探明其内在机制。

4问题与展望

4.1重视多因子交互作用

由于控制和影响凋落物分解的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众多。因此，单独研究每一个因子的作用往往忽略因子间的互作效应，不能综合全面地分析凋落物分解过程。自然条件下，凋落物分解过程受多因子的综合作用，探索多因素的分解模型可更为准确地预测凋落物分解速率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反馈。比如，受水分限制的生态系统，增温处理对分解作用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但是水分的限制却抵消了增温对分解作用的正效应［4］。

4.2加强凋落物质量研究

经过已往的大量研究，人们已经认识到凋落物质量在影响分解速率和气候反馈上的重要性，但是对其影响机制众说纷纭。该方面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侧重在诸多方面：(1)不同化学组分的特异性响应。比如，N组分、木质素以及木质化的纤维素含量和动态变化对在凋落物分解过程的调控；(2)凋落物物理特性。凋落物的物理特性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同样很重要，但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多；(3)化学组分的交互效应。C、N养分的交互作用是如何控制凋落物分解的，特别是要注重作为无机N源和C的有效性在凋落物分解中的作用。其他诸如P、Mn等元素对于分解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4)重视不同分解阶段的研究。凋落物分解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分解速率随分解阶段而变化，不同分解阶段可能存在不同的分解机制，而人们对这些机制尚不清楚，这将限制凋落物分解对气候反馈机制的认知。

4.3重视地下凋落物分解过程研究及其与地上凋落物分解过程的整合

地下凋落物分解是供给植物生长推动生态系统碳素循环的主要地下生态过程，也是土壤碳库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以往研究工作更多地侧重在地上凋落物分解过程，对地下凋落物分解作用相关知识的欠缺限制了地上与地下凋落分解过程研究的有效整合，以及对于二者对气候反馈机制的系统认知。

4.4加强土壤分解者作用的研究

土壤生物(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是生态系统功能研究中最不确定的因素［19，108］。全球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土壤生物群落，进而作用于凋落物分解过程，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作者认为对凋落物分解气候反馈机制的研究，应将分解者纳入到传统的植物-土壤研究框架，在植物-分解者-土壤框架进行综合考虑，这将有助于更为准确地评估和预测分解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

4.5重视分解者亚系统各营养级在影响凋落物分解过程的级联效应

不同营养级分解者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相互关联，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改善土壤条件，作用于凋落物分解各个环节。由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限制，即使人们已经认识其重要性，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对气候变暖背景下凋落物分解的分解者营养级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更少。因此，加强分解者亚系统各营养级在影响凋落物分解过程的级联效应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估测凋落物分解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机制。

4.6大尺度跨区域分解实验和长期实验的重要性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8

关键词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低碳；环保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7）184-0094-0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1]，1880-2012年观测的全球年平均表面温度（包括陆地和海洋）增暖了0.85℃。很多科学观测表明，20世纪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变化之快是过去一万年所没有的，并且这种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将持续几个世纪[2]。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还将上升1.4℃～5.8℃[3]。

鉴于气候变化事实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必须采取切实应对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相关部门紧紧围绕社会公众需求，从做好全民科学普及抓起，积极创新科普内容与形式，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象灾害多发频发重发态势日趋严重，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多，相关科普工作的开展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1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现状

国外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倡节能环保科普宣传方面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美国政府非常注重气候变化宣传，从电视、网络等媒体到普通居民都注重舆论宣传，注重更新理念，积极让决策者和公众了解低碳经济，切实减少碳足迹，逐步以实际行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4]。

近年恚德国政府组建了大量协会、公益组织和咨询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咨询服务，并利用政府和企业的资助经费开展节能减排科普宣传行动，使社会公众能够明确了解国家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政策，有能力通过自身行动来为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5]。

日本政府也大力宣传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倡夏季将空调温度由26℃调到28℃，调高2℃便可减排温室气体17%；提倡上班骑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开私车；提倡国民购买低碳环保商品等[6]。

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还在其政府网站上公布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器，让公众可以随时上网计算自己每天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有效地帮助公众知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7]。

2形成科普宣传合力，让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理念深入人心

笔者曾在2014年世界气象日期间做过一个气候变化问题公众调查，对近200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具体了解程度，近八成公众选择“知道一些”，但只有近两成“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气候变化方面的科普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公众对于深刻理解和认识气候变化问题还存在不足[8]。

气候变化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努力开展有关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根据我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索和思考如何深入推进科普宣传工作，使公众掌握避险自救方法和应对突发天气措施的同时，提高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是各级领导、广大媒体和科普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

2.1强化政府引导，推进科普宣传队伍建设

鉴于政府部门在公众心目中公信力最强，因此发挥好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是成功推动科普宣传教育取得成效的有力保障。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政府部门会通过立法、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或设立中介组织等方式来间接推进科普事业发展。我国政府部门也正加紧制定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法律和配套法规，可以通过推进这些法律法规的“落地”，进一步规范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制度，合理统筹安排相关部门的分工合作，并将其列入目标管理和考核内容，促进各部门积极参与制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政策，以夯实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基础。

人才队伍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为了保证气候变化科普宣传能够真正深入到基层人民群众中去，发挥出实实在在的效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科普宣传队伍至关重要。尤其是偏远地区以及少数名族聚居地区，因为地域或者语言沟通障碍，科普知识和防灾避险技能很难全面普及。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除了进一步强化企事业单位、公众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团队的机制和举措，全面动员各行各业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宣传志愿活动以外；还要加强对偏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科普工作者的培养，为这些地区量身打造一支能够常年“驻扎”，并随时可以“顺畅”交流的科普工作队伍，推进科普工作更加“接地气”，更易被当地居民接受。

此外，政府部门还要注重建立人才激励与竞争的有效机制。国际上有一系列用来激励和保障科学传播的奖项和制度，如英国皇家学会早在1986年就设立了“迈克尔・法拉第奖”，专门奖励对科普做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9]，澳大利亚设立了“尤里卡科学普及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有“卡林加奖金”。我国面向科普研究创作和科普宣传教育人员的专项激励政策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相关奖励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在科普产品制作方面，各地政府部门应给予相关政策和经济支持，鼓励企业捐赠及个人资助，充分调动科普产品研发人员积极性；在气候变化科普宣传阵地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一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科普活动场馆，在全国各地以点带面，推广普及，逐步形成以科普教育基地为基础的科普场馆体系；在提高全民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方面，策划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参与性活动，发挥广大群众参与低碳生活、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主人翁作用。

2.2相关部门齐抓共管，营造科普宣传良好氛围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地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并发挥好部门合力的重要性，一方面，着力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努力争取当地政府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的重视和支持，多方争取将工作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各单位要充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分工协作，大力实施，力求在提高科普水平、强化科普效果上取得新突破。

作为气象知识的权威机构，气象部门在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做好气候变化及防灾避险知识的科学普及也是未来一段时期气象部门科普宣传的重点。针对公众关注的气候变化热点问题，各地气象部门要认真答疑解惑，及时纠正一些不科学、不准确的认识或片面理解，大力弘扬科学思想，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在关键节点或重大活动期间，利用好气象部门的宣传平台，以及当下“流行”的新媒体资源，积极调动公众互动积极性，及时普及相关科普知识，提公众高应对能力。此外，气象部门本身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加强舆论监测引导，提升气象宣传影响力。

科技部门和各类科协组织要发挥好科普宣传领军作用，认真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规划，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广泛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拓展科普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同时注重研发具有特色的科教创新模式，努力实现科普资源的共建共享；宣传和文化部门要认真做好气候变化科普宣传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充分调动各单位力量，营造全社会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氛围；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机制，积极编制科普教育系列丛书，参与科普教学项目，推进更多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知识纳入中小学课本或课外读物。

此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优势，着力提高相关科教栏目水平，多为读者提供一些高质量的科普节目和读物。交通、旅游等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将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适时结合到自身工作中来，设计一些具有部门特色的科普活动。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可以适时弥补政府和相关部门科普工作覆盖面和人员方面的不足。

2.3充分发挥各类媒体桥梁作用，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应对行动

面对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因而在推进气候变化科普宣传过程中，媒体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作为老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方案，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节能减排的成效与不足，以及未来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等，均需要借助媒体及时给公众。

另一方面，各类媒体还需配合、协助政府部门为公众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普及绿色理念，客观反映气候变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和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对于一些只为搏人眼球的不实言论，要做到不跟风、不炒作，多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在宣传内容方面，努力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c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结合起来，把侧重点放在提高全社会低碳环保意识上来，鼓励公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低碳生活。

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之间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主动加强沟通合作，取长补短，携手增强科普宣传的声势和力度。各地主要新闻单位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列入工作计划，通过不同形式将工作落到实处，扩大科普影响面。有影响力的媒体单位，可以开辟专版、专栏，或通过新闻会、专家访谈、科教讲座等形式，推出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系列宣传，帮助公众系统性地了解气候变化问题，减缓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3注重探索创新，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短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在指导思想、方式方法、传播媒介等方面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面对新形势，科普宣传工作要紧跟时代的脚步，在内容、形式、举措、途径等方方面面，开展进一步的“更新”和“升级”。

3.1拓宽宣传渠道，有针对性地推进科普宣传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面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受众，需要选择不同的传播内容和渠道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宣传。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科普展馆或相关部门的科普活动场地，定期播放气候变化宣传片、举办科普展览或设置一些科普问答互动游戏，引发公众参与学习气候变化知识的兴趣；在一些偏远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好乡村协理员、乡村信息员、大学生村官的作用，让他们成为普及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有生力量。

孩子们是未来参与低碳社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生力量，重视针对学生们的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宣传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国家希望。为此，气象部门为同学们量身打造了“校园气象站”，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将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气象知识送进校园，送到每一个孩子身边。相关部门今后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搭建更多类似的科普传播平台，将气象科技实践作为强化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同时注重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子女的科普教育问题，加大社会科普教育力度，拓宽气候变化知识宣讲渠道，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接触到气候变化知识。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全球气候变化不仅带来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也给生态环境、农业产生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因此在推动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时，还需牢牢守住广大农村这个重要阵地。针对农民朋友的科普宣讲要讲求实用性，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让村民朋友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并依照各地实际情况，提出一些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农技措施，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此外，要注重改变农村居民的旧思想老观念，引导他们逐步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鼓励大家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购买和使用绿色环保的新技术、新产品。

3.2新形势下探索新渠道新举措，打造气候变化科普品牌

目前，公众对气候变化在认知上仍有不足，还缺少一套系统全面的气候变化宣传战略。为此，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丰富媒体手段，以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些科研机构可以建立科技创新能力专项，强化科普产品的设计研发，组织相关部门与国内外科普工作者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打造富有特色、广受欢迎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科普品牌。如气象部门的《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宣传片已成为我国对内和对外宣传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科普品牌。

如今好多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在舆论传播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要利用好新媒体的优势，拓宽科普知识传播渠道。以关注度颇高的微博为例，一些热门的微博网站可以发起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热点话题讨论，以问答的方式，为网友提供一个学习气候变化知识和互动交流的良好平台。通过微博交流得到的公众反馈信息，还可以为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的后续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同样的科普读物，很多欧美国家不单注重对内容的精心推敲，还善于依靠市场运作，精心打造包装，华丽的“变身”往往能够帮助科普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这一点正是我国科普产品研发者容易忽视或不善于“花心思”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V泛吸取经验，全方位多角度对科普产品进行“升级”，为科普宣传产品带来更大提升空间。

另外，我们还可以学习参考国外的科普宣传大篷车，尝试通过多种渠道，让移动的科普知识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让气候变化知识传播“无死角”。

3.3贴近大众生活，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现如今我们并不缺少各种宣传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知识的电视节目或科普读物，在网上输入“气候变化”关键字，相关文章、图片和视频的链接层出不穷。但如何让科普知识通过更加生动的视听语言表现出来，化深奥的科学知识为老百姓的“家常话”，真正引起基层群众的兴趣和关心，是深入推进普宣传过程中又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想让百姓“留心”气候变化，就需要让科普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将知识性与趣味性巧妙结合，让科普内容既生动活泼，又兼具较高的“含金量”。宣传人员可以尝试改变以往死板教条的程式化用语，多用打比方或举例子的方式将气象学上的专业语言“本土化”地展示给公众，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气候变化科学与公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让老百姓容易掌握。

在日常生活中，科普工作者要注重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宣传新知识、新理念，让更多的群众积极、主动地接受气候变化科普教育，逐步认识到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难以逃避的；遇到极端天气情况，一边要及时传递气象信息，一边还要详细告诉公众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安排生产生活，做好防灾减灾应对准备。

此外，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想要“接地气”，还必须注意结合流行文化或社会热点，迎合大众口味。美国灾难大片《2012》描述了“伴随着火山爆发、强烈地震、海啸，地球走向毁灭……”，在全球取得了高票房。虽然影片里不乏科幻创作，但震撼的画面还是引起了公众对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的思考，也不乏为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科普宣传有效手段。

4结论

气候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展的宣传工作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明显成效。我国应加快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宣传的总体战略规划，建立健全防灾减灾知识传播网，让有关科普教育宣传工作常态化。未来，如何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增强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唤起公众关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赵宗慈，罗勇，王绍武，等.全球变暖中的科学问题.气象与环境学报[J]，2015，31（1）：1-5.

[2]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与影响及对策[J].中国科学基金，2003，17（1）：1-3.

[3]刘长友，陈爱丽，巴图，等.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看全球气候变化及防灾减灾对策[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8，10（4）：140-141.

[4]孟浩，陈颖健.美国CO2排放现状、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及启示[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2，34（4）：708-714.

[5]王志强.德国能效管理及对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思考[J].全球科技经济t望，2009，24（10）：36-43.

[6]孟浩，陈颖健.英国能源与CO2排放现状、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及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0（6）：25-35.

[7]邵冰.日本的气候变化政策[J].学理论，2010（33）：119-120.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9

关键词：文人笔记历史气候重建资料《快雪堂日记》

一、引言

历史文献主要分为官私文献、地方志、档案、日记四大类。[1]日记类文献主要包括文人笔记、日记、书信等。既往研究主要从文学视角与历史视角两方面入手。文学视角是通过日记文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传播、艺术氛围、文人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唐诗宋词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的业余生活；《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反映了李日华绘画史观的转变；《畏斋日记》则描绘了清代徽州的乡村环境。历史视角则通过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官场现状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竺可桢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拉开研究序幕，之后不断有学者利用历史文献重建历史气候。21世纪开始，文人笔记的资料研究开始兴盛：满志敏、杨煜达、刘炳涛、方修琦、张学珍、萧凌波、马悦婷等人利用《己酉被水纪闻》、《湘绮楼日记》、《翁同日记》、《味水轩日记》、《畏斋日记》等文人笔记研究古代的温度、降水、沙尘等气候要素，[2-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改进了量化分析研究方法，对文字描述进行指标化和分等定级，使得历史资料与现代气象要素可以进行对比和转换。因日记中的资料丰富、记载详细、直观性强、细致度高等特点，日记里记载的气象信息通过提取、整理、统计，在重建历史时期气候方面有利于复原阶段性气候细节、特征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天气变化过程。[8]

二、历史气候与古人笔记

目前，利用古代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内容渗透气象要素的各方面，例如气温、湿度、降水、风等。主要有重建了江西婺源地区的降水与温度，湖南长沙、衡阳地区的春、冬半年温度与梅雨期降水，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现象与降水，上海地区的冷暖与降水等。[2-7]对利用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相关文章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得出：各项重建内容基本都是研究具有典型特点的时间段，如明清小冰期、相对偏暖的唐代时期等；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法，如文献分析比较法、物候法、半定量分等定级法，对旱涝、冷暖进行先分等级后分析，定量转换法主要是回归方程法、指数法等。在温度、降水、梅雨期、沙尘天气重建方面，古人笔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借鉴。因此，古代文人笔记在历史气候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三、《快雪堂日记》

《快雪堂日记》由明代文人冯梦祯所著。冯梦祯（1546-1605），明代诗人，字开之，号真实居士，今浙江嘉兴秀水人。《快雪堂日记》为《快雪堂集》的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部分。日记记录了作者1587年至1605年间（万历十五年至万历三十三年）隐居杭州嘉兴地区的生活细节，期间冯氏两次遭遇罢官：第一次因“夺情”事件，对邹元标表达了同情，而得罪当朝首辅张居正，病免；1592年复官，后官居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祭酒；[9]1599年再次遭遇贬职，遂从此开始了隐居生活。现如今，对冯梦祯本人的学术研究多局限于文学研究与人物生平研究，如他的《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历代贡举志》等著作受到现今文学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他所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也成为研究焦点。胡玺[10]则在他的论文中详细介绍了冯梦祯的生平、交友、作品及日常生活与环境。

四、《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资料

《快雪堂日记》中共有气象记录1388条，晴雨记录1278条，其中晴天596条、阴天与多云共154条、雨天528条；感应记录437条，冷暖感应有331条，剩余106条为风力风向感应记录；物候记录有222条；谚语预报记录与奇异天气现象共29条。例如：“阴，闻微雨。裕甫觅笋舆得五，余与伯宏、唐卿先，而王问琴，云台继之上舆，转小巷便有数点雨，已而转疾，旋止。登舟即雨，夜，风雨凄然而风尤劲”，详细描述了当天天气由阴转微雨又微雨转疾的一个过程。“阴，晴。连日暖”这条记录，不仅描述了当天天气状况，还反映了当天的冷暖状况。“晴。徐生滋胄先至，拉游其家冶坊浜园，竹树甚茂，木芙蓉盛开如锦绣，旁带邻坟长松数百树，惜无精舍憩息耳”，通过记录可知植物竹、木芙蓉的物候信息，从而推断当时的气候情况。“是日，坏牌坊四座，大树拔起不知其数，东池北大柳亦拔起，时宁房亦毁，破头，几至损命”，通过与地方志的比对可知，该记录详细描述了一场台风天气现象。利用晴雨记录可以重建干湿状况，感应记录可重建冷暖状况，物候记录可作为复原当时气候状况的辅助信息，而谚语记录、奇异天气现象记录则可加以地方志等其他历史文献的共同分析，重建出当时的极端天气现象。由此可见，《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复原当时的历史气候具有关键作用。

五、结语

通过对《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可知文人笔记在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资料与历史价值，晴雨记录、感应记录、物候记录等信息为重建当时的降水、温度提供了直接参考作用。从气象方面解读古人作品，不仅为了解古人生活环境、古人心境和文学意境等提供了侧写环境，还为重建历史气候提供了宝贵而真实的史料。因此，对文人笔记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它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还应关注它的现实价值，从中提取有用信息为预测、模拟今后气候变化趋势提供历史参考情景。

参考文献

[1]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

出版社，2009.

[2]满志敏，李卓仑，杨煜达.《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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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清代云南雨季早晚序列的重建与

夏季风变迁[J].地理学报，2006，61（7）：705-712.

[4]刘炳涛，满志敏.《味水轩日记》所反映长江下游地区1609～

1616年间气候冷暖分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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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学珍，方修琦，田青，等.《翁同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

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J].古地理学报，2006，8（1）：117-124.

[6]萧凌波，方修琦，张学珍.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叶梅

雨带位置的初步推断[J].地理科学，2008，28（3）：385-389.

[7]马悦婷，张继权，杨明金.《味水轩日记》记载的1609～1616

年天气气候记录的初步分析[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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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媛，李蓓蓓，李忠明.基于日记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J].地理科学进展，2013（10）：115-124.

[9]王火红.从《快雪堂日记》看冯梦祯闲居生活的墨色书香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资源，保护策略

众所周知，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国颁布了《森林法》，明确提出将森林资源保护纳入政绩工作考核之中，通过发挥森林资源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殊作用来达到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从而进一步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一、基于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现状

当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为由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不但改变了自然生物的生存环境，也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为此各国多次进行研讨，并联合出台法律政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也不例外，目前我国颁布了《森林法》，通过发挥森林资源可以大量吸收二氧化碳以及防风固沙、调节气温的作用来进一步控制温室效应，缓解气候变化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森林资源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客观来讲我国的森林资源保护政策还不够健全，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我国有些地区并没有严格贯彻执行相关的政策，使得保护森林资源有名无实。

二、基于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意义

据调查研究显示，自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物灭亡种类不计其数，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气候变暖，冰雪融化，北极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同时气候变化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比如引起瘟疫、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国度消失、引发自然灾害等等，这些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森林资源恰恰可以缓解气候变暖的问题，有利于为人类营造合适的生存环境。森林生态系统是调节地球生态平衡的关键环节，森林资源在调节气温、改善环境、保护生物物种、降低自然灾害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可以通过森林资源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殊功效来控制温室效应，从而进一步缓解气候变化，维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因此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我国基于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存在的具体问题

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森林资源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积极颁布了《森林法》，旨在进一步控制气候变化，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但是不能否认我国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严重的影响了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为此下文将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1、森林资源的质量不高。据调查研究显示我国的森林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是整体的质量却不高，而且林地的生产力也日益降低。比如我国西北部地区由于过度放牧、滥砍滥伐造成森林资源总量直线下降。这使得地下水蒸发严重，而且也会使气候变得干燥，造成地区气温的上升，这样会间接地带来气候变化问题，严重破坏了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利于进一步控制气候变化、维护生态平衡、改善人类的居住环境。

2、政策得不到有力贯彻。我国固然非常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但是奈何我国地方政府和单位在贯彻落实森林资源保护政策时总是走过场，看上去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贯彻落实，这样使得我国推出的森林资源保护政策收效甚微，不利于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3、森林资源管理不科学。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起步晚，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环境保护的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我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政策上虽然是主张管护与发展兼顾，但是实际上是重造轻管，有些地方对森林资源采取“七分造，三分管”的态度，还有些地方甚至是没人管。这样的管理方式造成了造林的速度赶不上毁林的速度，严重的影响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一步控制。

四、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森林资源保护政策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我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并且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下面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旨在进一步缓解气候变化问题。

1、提高社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识。我国森林资源质量差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的森林资源保护意识不强，这就带来了对森林的乱砍乱伐。所以我国务必提高社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识，这样有利于全民环保，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

2、强化森林资源的管理的基础设施。我国应该进一步强化森林资源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通过完善森林资源林政管理机构、健全工作队伍、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员工素质等等来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进一步促进森林资源保护政策的贯彻与落实。

3、应制定科学的森林资源管理政策。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森林资源管理理念，并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吸收利用，并进行创新与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森林资源管理政策，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把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4、加大政府对森林资源的监督力度。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森林资源的监督力度，对于滥砍滥伐的现象实行严厉的惩罚制度，同时对于地方政府部门不切实保护森林资源、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的现象也要严厉打击，从而使国家的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得到贯彻。

五、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推出了一系列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并且在环节气候变化问题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不能否认我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国必须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森林资源管理理念，并吸收利用，为进一步控制气候变化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周训芳.诸江.应对气候变化视域下森林资源保护红线管制立法.《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1篇11

2010年12月10日，坎昆，各国代表团在歇会期间紧急商议，构成一个个商议圈。

2010年12月10日，墨西哥坎昆，谈判会场中国代表团坐席，此时代表团正在另外的会场与77国代表进行紧急磋商。】

9月23日，为期一天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闭幕。这是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的一次重要会议。今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将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国际上，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儿似乎一直在开会，但这些会议之间有什么不同？谈了这么多年为啥还是争执不休？中国最关切的是什么问题？国家首脑到会不到会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10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独家专访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为读者讲述气候变化谈判这件看似神秘、遥远，其实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国际大事。

气候谈判也分“大小年”

1992年5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公约于当年6月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通过，并于1994年3月生效，成为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法律框架。

高风告诉记者，公约缔约方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也就是大家所知的“气候变化大会”（下称“气候大会”）。会议的名称通常会根据举办地命名，例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坎昆气候大会”等。而今年9月23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不属于常规的气候大会，它是专门安排的一个“一次性”会议，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注入更强的政治动力。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之后，高风随即赶赴德国波恩，参加为期一周的“德班平台”气候谈判，这是2011年德班会议后建立的一个谈判进程――这一进程计划于2015年底的巴黎会议上完成。

气候变化谈判历程，往往根据谈判任务和形势呈现出“高潮”和“低潮”，相应的会议年份也被形象地称为“大年”和“小年”。如果遇上重要的时间节点，或有重要的成果要出台，就是“大年”。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方案，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将要谈判建立2022年以后全球共同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体制，这都是大年。高风解释说：“一个重大的谈判成果通常要酝酿好几年，它的动能需要很多积累，因此，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往往是有张有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到会，但是接下来2010年的坎昆大会，就只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出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国家领导人出席与否，对谈判进程会有什么影响？

高风强调，通常情况下，气候大会都不是国家领导人出席，而是部长级官员代表国家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哥本哈根，是根据联合国的一项专门决定，这在气候变化谈判历程中并不多见。

发达国家不兑现承诺是谈判艰难的重要原因

应对气候变化涉及未来能源体系的重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会“影响人类前途和命运”，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启动气候谈判到今天，谈判进程一直艰难、复杂。

“这个问题涉及的国家利益太重大，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高风这样解释气候谈判被高度关注的原因。高风回忆，参与气候谈判14年来，他感觉，整个谈判核心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问题。

公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到底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在经济上付出多少成本、提供怎样的支持，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

“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必须率先承担责任。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完全免费的排放空间实现了发展，现在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的时候，这个空间不再免费了。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减排，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这体现了‘有区别’的责任。”高风说。

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集体承诺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到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上，当初承诺的绿色气候基金，包括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都没有到位。发达国家迟迟不能兑现承诺是导致气候谈判进程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技术支持是检验发达国家诚意的重要因素

高风认为，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主要是规定发达国家进行绝对的量化减排，30多个工业化国家都在其列。当前，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各国已经在经济实力上、政治影响力上和治国理念上都有了变化：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责任、成本和负担，它也是重大的机遇，是各国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要契机。这种理念变化可以看作《京都议定书》以来的一个有效进展。

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排放格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其态度对气候变化谈判成果有重要影响。高风表示，现在美国的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已经较往届政府有所调整。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就曾推动过17%的减排目标，今年又要求到2030年美国所有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减少30%。这只是它未来减排计划的一部分，未来还可能会陆续有一些减排指标出台。这些积极的政策调整是值得欢迎的。

发达国家说愿意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效果乏善可陈。高风告诉记者，在资金方面，发达国家还是提供了一些援助，但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总量相比，仍显得非常薄弱。高风认为，在资金问题上需要创新性思维：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全球环境基金（GEF），创立时的资金规划是30亿美元，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出了钱，中国也拿出了几百万美元。用它来解决全球所有环境问题当然不可能。今天评估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动辄成百上千亿，甚至上万亿。要满足这种资金需求，当然很难，既要有政治上的决心和动力，也要有创造性思维。

比资金支持更难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支持。高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在多边框架下的技术转让谈判，都是困难重重。知识产权问题、技术所需的资金问题等不一而足，极少有成功的案例。”能否在技术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切实实的帮助，是检验发达国家政治诚意的重要方面。

新德里气候大会：

发展中国家的胜利

2000年，时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的高风开始连续几年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气候变化谈判，此后一直在这一领域工作。2007年，外交部设立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于2013年2月被任命为“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在原先负责国际环境法事务的处室基础上，提高领导层级，增加领导职数和人员，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办公室”，是外交部专门负责气候变化谈判工作的部门，这个办公室接受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的直接领导。这种特殊建制和安排也表明了应对气候变化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位置。

高风告诉记者，气候变化谈判既要维护国家利益，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照顾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我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主动积极作为，同时我们也要确保承担的责任不能超出国家的能力和发展阶段。目前，国内就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建立了不同层级的协调机制。

在每一次谈判之前，代表团都要把已经确定的议题掰开了揉碎了分析讨论。一些问题，各部门要反复开会研究，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风描述谈判过程中的压力时称，“需要仔细拿捏，不能超出谈判的授权，同时也要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在高风的记忆里，他经历过几场十分艰难的谈判，其中一次是200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当时他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2001年的马拉喀什大会之后，发达国家认为，《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细则已经谈完，马上就要生效，发达国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该轮到发展中国家谈谈该承担什么义务了。这是2002年第八届气候大会在印度举行的背景。印度代表团团长找到中国代表团，商量应该怎么应对，并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高风的建议是：2001年在南非刚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SSD），可以进一步阐发会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主题思想，因为不光是对发展中国家，对全世界而言，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下，才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但当时发达国家不接受这个说法，表示“可持续发展”只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可见，当时发达国家是把发展经济跟应对气候变化完全割裂、对立起来的。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篇12

关键词：气候失律；灾疫失律；气候伦理；层累原理；突变原理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5710

当代人类存在境遇，正如贝克尔所言，是由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构成。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集中表现，就是灾疫（自然灾害和流行瘟病）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要从根本上解决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其唯一出路就是重建生境。①重建生境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首要前提，是全力恢复失律的气候。恢复失律的气候，需要从理性认知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得到一种全球共识的伦理指导。所以，正面展开气候伦理研究，构成探讨气候失律的全新视角和恢复失律的气候的重要社会方法。

一、什么叫气候失律

20世纪60年代中叶，人们开始关注并探讨气候异动现象，于是，“气候变化”、“气候变暖”、“温室气候”、“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等概念得到普遍传播，但客观地看，这些概念并没有真正揭示当今气候异动的本质，因为气候异动在本质上是“气候失律”。

面对“气候失律”这个概念，须先理解“气候”。所谓气候，是指宇宙星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即“下垫面”）性质、物种生命活动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变化的天气过程。气候作为天气过程，变化是它的常态。作为天气过程的气候，其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可在宏观尺度上表述为“第四纪气候”、“全新世气候”、或百年气候规律、灾变周期、疫病周期等等；也可在中观尺度表述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而如气温昼高夜低、晨凉午热晚寒等等，却是微观表述。同时，气候作为天气过程，其变化也可能是无规律的，比如冬暖、春寒、夏冷，或者下雨就寒冷，天晴就暴热。气候变化的无规律，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致使本有规律地变化的气候丧失其规律性地运行，比如人们所描述的“极端气候”、“极端天气”、“极端气温”等，都属于气候失律的表现。

气候失律是指因多种外力的作用，致使天气丧失其变化的自身规律而朝向无序方向运行的状态与过程，它同时体现三个特征：一是无节制性，气候失律就是气候运动、变化丧失自我节制（规律）而处于野性暴虐状态；二是无序化，气候一旦失律，则以暴烈无序的方式敞开；三是无方向性，气候失律，其混乱无序的异动体现其盲目的、没有持续方向感的混乱过程。以此三者来衡量，“气候变暖”或“气候变冷”都不是气候失律，因为它们都有其特定的方向并朝着某个方向展开自身的规律性，即“气候变暖”是一直朝着“暖”的方向敞开；“气候变冷”是一直朝着“冷”的方向展开。30年来的气候变冷学说或全球变暖论，都只静态地看到了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没有看到气候变化的无序与混乱一面。概括地讲，气候失律，是指气候变暖和气候变冷、酷热与高寒、暴雨与干旱的无序爆发。比如1955年1月和2010年1月湖南的大冰冻，2010年7月5日，北京市地面温度超过68.3℃，路面井盖上3分钟能烤熟鸡蛋，与此同时，亚洲海湾地区气温普遍超过40℃，法、德、美等国也遭受高温袭击，整个北半球笼罩在高温热浪中。再比如北京“7·21”特大暴雨灾害，就是气候失律导致的。

二、人类行为推动气候失律

由于气候是指宇宙星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物种生命活动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变化的天气过程，所以气候失律与宇宙星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物种生命活动等因素的异动变化直接相关。

在一般人的眼里，气候的变化与宇宙星球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则不然，宇宙星球的运行才是气候营运、变化的宇观动力。比如公元536年这一年全球性天气恶劣，世界各地饥荒四起，民不聊生。英国树轮年代专家迈克·白利（MikeBaillie）认为这一恶劣气候是由当年那颗陨星撞击地球，将大量寒冷尘埃播撒至全球各地所致。白利的论断并非虚妄，2004年9月3日，一颗自身拥有100万kg重量的大陨星闯入地球的大气层，释放出超过一颗千吨当量的核弹威力的能量，留下的尾迹将烟雾和尘埃扩散到大气层里，它们停悬在56～18km的高空连续几个星期不散去。澳大利亚科学家安德鲁·克莱克希克（AndrewKlekociuk）指出：“陨星带到地球上的尘埃的总量目前虽然无所确定，但每年大致的数量有4万吨。”进一步研究表明，太空尘埃的确可以导致气候异常，因为“它们反射阳光，使地球变得很冷，它们吸收阳光，使大气层变得很温暖，它们也可以向被子一样悬浮在大气层上，使地球上的热量难以散发出去，它们还可以促进雨云的形成，给地面带来更多的降水”[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