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垃圾焚烧；BOT；投资；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2002年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的意见》，2004年建设部颁布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就此拉开了城市垃圾处理市场化改革的序幕。政府开始关注城市垃圾处理企业的经济利益，给予越来越多的经济政策和财税政策的支持。近期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环保部联合制定的《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1-2015年)》的编制工作，于2011年8月正式启动。面对占环保产业半壁江山的垃圾处理领域，上述规划将列明“十二五”期间，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投资在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总投资达到2800亿元。“十二五”期间，要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和预处理技术装备，开发大型垃圾焚烧设施炉排及其传动系统，提高垃圾焚烧发电和余热利用水平；研发焚烧烟气酸性气体净化关键技术设备、二英控制脱除技术设备、飞灰处置和固化技术装备等。“十二五”的环保任务空前繁重，将完成美国二十年的进程。整个环保行业的增长速度将在40%以上。

1垃圾处理企业盈利现状

1.1从经营模式分析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垃圾处理领域改变了原政府单一的投融资渠道，而走向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对于民营企业投资这类项目而言，投资企业可以与当地政府签订BOT特许经营协议，以BOT的方式进行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并以未来一定时期的收费权(特许经营权)作抵押，向银行融资，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项目建成后，在特许经营期内，项目公司具备财务生存能力，通过每年垃圾处理费，上网电费等收入来偿还银行贷款、回收投资并获取投资收益。目前国内垃圾发电项目多采用BOT及其变异模式如BOO，BT等，服务期限大多为25～30年左右。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厂BOT项目的单位投资成本一般在30～40万元／吨左右，该成本不包括土地使用费、场地三通一平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准备费用。而工程利润目前往往占项目投资总额的40～50％，也就是说用项目总投资50～60％的资金就可获得项目100％的收益，用项目收益权作抵押，一般可从银行贷出相当投资总额70％的建设资金，基本上用银行的资金即可完成全部项目建设，马上兑现10％的工程利润，你不用花一分钱，可获得10％以上的工程利润及100％的业益，这就是城市垃圾处理BOT运营的盈利模式。如下图。

图1BOT项目盈利模式图解

说明：①投资方注入30％资本金到BOT项目公司；②银行贷款70％给BOT项目公司；③BOT项目公司支付工程款给施工队；④BOT项目公司支付物资采购款给物资供应商；⑤BOT项目公司支付技术咨询费给技术服务商；⑥施工队上交部分工程利润给投资方；⑦物资供应商上交部分利润给投资商；⑧技术服务商上交部分技术服务费给投资商；⑨项目公司运营后的部分利润；⑥+⑦+⑧+⑨总和大于投资商投入项目中的30%资本金。

由于BOT模式对投资企业在融资能力方面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只有那些实力强、财务状况好的企业才能参与BOT项目的招投标，竞争的激烈程度远比施工招投标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价格战[1]。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项目管理优势在项目特许运营期内进行精细管理，降低运营成本，保证在特许经营期内的收入。除归还银行贷款和收回投资外还能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

1.2从行业角度分析

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给垃圾处理整个行业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政府支付给项目运营公司的垃圾处理补贴收人是回收建设运营成本的主要来源之一。垃圾处理补贴多是向固定居民征收。政府每吨垃圾补贴平均在80~100元左右,由项目所在地政府支付，垃圾处理补贴费与地域经济相关，当地政府通常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项目运营公司，故当地财政状况直接影响补贴费多少，地区经济发育不平衡。一般补贴费东南部较高，比如上海、广州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吨处理补贴费高达240元；中西部地区较低，比如一些贫困县市，当地财政已经捉襟见肘，难以承担。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受经济水平的影响与制约，各地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水平也不同，垃圾处理产业化的基础不同，产业化发展处于行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相应地，各地政府对于垃圾处理产业化的理解和认识也会有所区别，故对于产业化发展的部署规划及对其政策需求也不尽相同。

2影响垃圾焚烧项目盈利能力的因素

垃圾处理费，即当地政府支付的垃圾补贴费，补贴价格的形成机制对项目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垃圾项目补贴价格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明确政府需求，包括垃圾的数量及质量、处理规模、处理厂的设计、工艺设备、建设和运营水平，以及排放标准等环保要求。二是根据政府要求，测算投资需求、运营成本、其他收入(如发电收入)和投资回报等内容。三是根据测算内容求解单位处理补贴价格。可见，政府需求和成本、收人测算是影响垃圾项目盈利能力的关键。

另垃圾收费制度实施困难重重，其难点是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有关部门新下发的通知中，将生活垃圾处理费定性为经营服务性收费，这样一来，理应由经营者直接向排污者收费。但由于我国现有的住房状况和垃圾收运方式，难以明确事实上的排污者个体，使直接的交换关系无法实现。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承担“人”的责任，通过一定的行政机制，向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收费。根据这一特点，主管部门鼓励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费统一征收，或由有关单位和部门代扣代缴。这种单一的收费制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将直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垃圾处理补贴费。

此外对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上网电价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国家发改委规定上网售电垃圾发电项目可享受优先上网，优惠电价。上网电价为投资时与当地政府定好，对于垃圾发电上网优惠电价，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已明确规定：2006年及以后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价执行2005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补贴电价，补贴电价标准为0.25元/度。上网电价中补贴部分已是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计划价格，故上网电价仅与燃煤机组发电标杆电价有关（对于脱硫燃煤型火力发电厂，市场呼吁煤电价格联动[2]，即与市场中原煤的供应量，煤价有关）。

建设规模，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以投入产出比衡量，规模经济拐点为最合理的建设规模。但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由于地形地势，地区本位主义，高层协调能力等主客观原因，使规划常背离经济原理。进而影响运营项目的盈利程度。

垃圾运输/转运体系,是物流管理系统，垃圾从产生到收集、回收和处理的整个管理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流过程。尤其是分类收集系统建设，转运站的布局设置，运输路线，运距长短，转运体系的整体规划必须经济合理，集约化，信息化，智能化。设置多种转运方式，如陆上、水上运输专用工具投入。往往不少垃圾处理企业对收集运输环节，重视不够，投入不够，给后续垃圾处理过程带来诸多隐患。

各种税费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征收办法。国家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还有对该类项目风险性评价与控制措施，行业法律环境的建设，都是直接影响垃圾处理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3整合盈利模式由单项盈利向综合盈利发展

城市垃圾处理投资企业多以BOT特许模式建立项目公司，国内有些投资企业还设想把特许经营模式，以商业连锁模式经营，占领市场，提高品牌的知名度。项目公司为促进盈利正增长，需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扩大产品线，建立能够成长的盈利空间。从垃圾项目的补贴形成机制角度为垃圾项目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提供了基础。可从以下三种渠道整合垃圾项目的盈利模式：

3.1延长项目产业链，扩大收入来源

增收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投资企业对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的把握程度和企业的市场能力，品牌的知名度。增收意味着增加各种可能的收人来源。收人来源：垃圾处理补贴；发电收入（日处理500吨以上可上网发电）；发热蒸汽收入（可建桑拿浴所）；申请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减排收入，CDM是发达国家为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而与发展中国家通过项目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通过减少CO2、CH4、N2O、SF6、PFCs、HFCs六种温室气体过量排放而达到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申请CDM减排费是由于垃圾焚烧发电一方面减少了填埋方式产生的CH4，另一方面又代替了一定额度的火电减少了CO2的排放；制砖收入（粉煤灰可制砖）；建材收入（建筑垃圾可当建材）；废金属回收；废纸压合板收入；有机肥收入；税收减免的收入（如增值税即征即退，所得税三免三减半等）。项目公司还需提高与政府的议价能力；提高申请国家专项资金的能力；提高信贷的资信水平。此外，对于部分在国外上市的环保企业而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变化也能够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差额收益。

3.2有效控制建设、运营成本

控制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投入，详细论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尤其是极为敏感的选址问题，垃圾处理项目用地是国家无偿划拨（项目用地符合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划拨用地目录》中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必须遵循规划与环评同步。厂房、办公等建筑部分建设通过公开招投标，选择性价合理的施工单位。设备投入必须与项目规模，垃圾处理难度相配套，避免资金过高投入。组成项目建设成本监督委员会（必须有监理工程师参与）。

加强前期垃圾分类收集的教育和引导，入厂后进行精细化分选，降低后续处理的技术难度和投入成本，运营水平高的企业发电量也较高。要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垃圾焚烧发电厂BOT项目的运行成本一般为70～80元／吨，项目运营过程设备维修费是较大比例的开支。

3.3充分利用调价公式获得合理利润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通常调价公式由政府和企业共同主导，因而成为企业获利的重要环节。随着政府管理能力的日益提高，调价公式也更加完善，但对于企业而言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由于在招标时上网电价是假定的参数，因此，垃圾处理费的调价公式首先应与实际上网电价自动挂钩。根据调价公式，煤电价格联动，上网电价标杆部分将随市场原煤价格上涨而同向变化；垃圾补贴往往会随CPI变化，宜采取累进制[3]，不必每年调整，但垃圾处理成本并不一定随CPI上升而增加。

结论

通过以上延长产业链，控制成本，带来城市垃圾处理企业内涵式和外延式的盈利增长空间。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垃圾项目的收入稳定，投资企业的收益较为可观。因此，垃圾处理要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收集，鼓励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改变现存的靠单一收费盈利的垃圾产业盈利模式，才可以刺激和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垃圾转化设施的发展，走产业整合之路，带动关联产业的繁荣。按照资源化的方针，走综合处理的新路子，才能实现综合效益，从而带来垃圾处理事业的整体繁荣。

参考文献：

[1]管百海，马兰.抓住城市化契机创新大型工程企业的经营及赢利模式[J].建筑经济，2007，（03）：55-57.

[2]吕芸.关于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几点思考[J].中国城市经济，2005,（07）.

[3]常杪，田欣，陈青，王世汶.城市垃圾处理业的市场与盈利模式[J].环境经济,2009,(08)：36-39.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沪市地产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自MillerandModlgliani于1961年提出MM理论以来，许多学者围绕MM假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分别运用不同的理论对MM定理提出质疑并进一步发展了资本结构理论和股利政策理论。林特(1956)通过对美国6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理的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发现在1946年至1954年间，美国各上市公司一般都保持一个长期的目标股利支付率，公司的股利变化与长期可持续的净收益水平一致，这个基本发现就是多数经理试图维持一个稳定、正常的股利。Fama和French(1968)对美国股票市场中股利支付率下降的相关历史数据作了定量分析，得出股利支付率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三个方面有关，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有可能支付现金股利，而成长机会越多的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就越小。Rozeff(1982)、Schooley和Bar-hey(1994)发现，股利支付率与公司过去的成长回报以及未来的成长回报呈负相关关系。若公司过去和未来收入具有高增长率，则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这一增长，因此具有高成长机会的公司往往为了维持未来的增长而支付较低的股利。

(二)国内研究我国学者对股利政策研究，主要以信息传递理论和理论为主。刘星、吕长江等(1997、1999)对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影响现金股利的因素主要有：投资价值因素、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流动能力等。刘星等(1999)探讨上海股票市场股利政策信息传递效应的存在性。以313个分红送配方案为事件样本，考察在这些事件宣告前后各20个交易日(即41个交易日)内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结论认为股利政策在宣告日前后均会产生异常报酬率。从而证明了沪市股利政策的信息传递效应确实存在。原红旗(2001)从理论角度，以沪深两市1994年至1997年的股利方案为样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现公司的当期收入与发放现金股利正相关，公司的累计留存收益与股票股利正相关，可分配收益少、每股资本公积金高的公司会以转增股本代替股利。但没有发现股利政策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吕长江、王克敏(2002)用成本理论解释了公司股利水平与管理层股权比例负相关、与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本规模正相关这一现象，认为管理层股权比例与股利水平可替代地降低成本。原红旗(2004)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中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41.95％的公司选择不分配股利，35.67％的公司选择发放现金股利。而其他的股利发放形式则比较分散。据此可以大体了解，虽然中国上市公司总体股利支付意愿不强，但如果进行分配，首选股利方式为现金股利，同时在混合股利的多种方式中，集中体现在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或现金股利和转增股本相配合，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在股利方式的选择上，对现金股利有明显的倾向。

二、地产类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一)盈利能力股利来源于公司的净利润，盈利能力越强，现金股利的支付率就越高。针对房地产行业，央行2003年出台的“121”文件，全面收紧了房地产信贷，再加上央行接连几次地提高利率水平。使得我国地产类上市公司的筹资渠道更加短缺。由于地产类项目投资周期长，项目初期的投资往往数额较大，但利润回收得较晚，所以即使是盈利能力强的地产类公司也需要通过配股获得新的资金。鉴于目前我国证监会对配股的限制，上市公司有可能通过发放股利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方法，获得配股，因此也会相应提高现金股利发放。

(二)资产规模资产规模越大，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公司规模越小，往往扩张的要求越强烈，因而会较少的支付现金股利和较多的支付股票股利；相反，大公司扩张欲望不强烈，凭借其实力和声誉，更容易获得资金，因此，可能较多的发放现金股利。

(三)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很大，对于地产类上市公司也不例外，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股利政策：股权集中度和流通股比率。在我国，大股东倾向于获得资本利得，股权越集中，现金股利支付率越低，股票股利支付率越高。国家股和法人股由于股票不能上市流通，获得现金必需要依靠股利收入，而流通股比例越高，国家股和法人股等非流通的比例越低，则现金股利支付率越低，股票股利支付率越高。

(四)成长机会公司成长机会越多，为扩充资产所需的资金越多，未来资金需求也越大，因而此时公司保留盈余而不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就越高。即：成长性良好的公司，为满足公司扩大生产的需要，倾向于少支付现金股利或以股票代替现金发放股利。

(五)流动性流动性对于地产类上市公司来说，是一个典型的特点。地产类上市公司具有行业最低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最低的存货周转率。这些都与房地产行业的经营特点有密切关系，应收账款账龄明显偏长，且大部分都依赖于银行。前几年地产业的过度投资，造就了现在存货数量巨大的局面。这大大降低了地产类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公司对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使得流动性越低的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小。

(六)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债务负担越重，越倾向于发放股票股利而将留存收益用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从而避免财务结构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现金股利支付率越低，股票股利支付率越高。

(七)地产市场情况房地产的实际情况从根本上影响着地产类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成长机会以及其他指标。房地产市场中房价越高，上市公司在销售量一定的情况下，经营业绩越好，成长机会越多，支付股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基于前文研究分析，本文分别选取了23个变量(表1)，作为沪市地产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其中，因变量为每股现金股利(X24)。

(二)样本收集为剔除不同股利政策类型之间的相互干扰，根据本文需要，选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中2002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除ST股、PT股之外的房地产板块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涉及样本公司2004年度的股利分配情况，共采集得到1032个样本数据进行统计研究。样本公司占地产类上市公司总数的80％以上，能够很大程度代表地产板块上市公司情况，从而保证本文实证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主要数据来源为这43家沪市地产类上市公司2004年年报，以及2004年国家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为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选取的数据仅为年度股利分配数据，不包括中期分配。由于进行中期分配的公司数量较少，选取年度数据对研究结果影响不大。

(三)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首先利用

主成分分析工具(spss)分离出影响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再对主要因素进行排序，确定不同因子之间所含信息量的大小与内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各因素的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α=0.005)，检验伴随概率小于判定值，可以拒绝零假设，即认为系数矩阵不太可能是单位矩阵，待分析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由此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主成分分析。

(二)计算因子分析的初始结果对变量作因子分析的初始结果，可得出因子对样本变量的总体解释程度，以确定是否每个变量都能被充分解释。由第三列表示的最终计算因子共同度，虽然部分共同度有所下降，但总体解释程度都在70％以上。可以确定，对该23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所得出的公共因子能够充分解释各变量的含义，体现各变量的特征。

(三)绘制碎石图，估计主成分数量碎石图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公共因子数，纵轴表示各因子的特征值，判断将提取出10个因子。当分别提取1-10个公因子时，特征值变化较为强烈，当提取12个公因子时特征值变化很小，基本趋于平缓。由此可知，提取lO个公因子左右对原变量信息的刻画有显著作用。

(四)计算各因素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因子提取与因子旋转选取累计贡献率能够描述原变量总体方差80％以上、排序在前面的各因素为主成分。输出结果如(表2)：由碎石图判断提取出十因子，首先求出旋转前的因子初始统计量(计算结果略)，此时前10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达到83.63％，可以确定由碎石图得出的结论基本正确，并且该10个因子基本反映了原变量的绝大部分方差，符合主成分分析要求。采用方差最大法计算因子的提取与旋转，并求出因子提取的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提取了10个公因子并进行旋转后，因子对原变量总体的刻画情况达到83.63％，说明可以描述原变量总方差的83.63％，大于80％，可以认为这10个因子基本反映了原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表3)是按照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的结果。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载荷。比如：第一因子变量旋转前，在每股收益、土地增值收益、地产销售增长率、总资产、总股本等14个变量上都有很高的载荷数；经旋转后，第一个因子变量的含义更加清晰了，在资产收益率、存货周转率和地产开发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上有非常高的载荷数，主要反映资产收益率和存货周转率的信息。第二个因子变量则基本反映了主营业务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经营性现金倍数的主要情况。其他因子变量分析类似。

(五)因子命名与解释根据以上旋转结果，可对10个因子进行命名和解释，各因子变量的命名和主要解释如(表4)所示。

(六)计算因子协方差矩阵和因子得分因子分析后因子的协方差矩阵(此表略)中，除对角线上的协方差为1外，其余协方差均为0，协方差矩阵是单位矩阵，可以确定，因子变量是正交的、不相关的，因子分析所得结果没有异常。用回归法计算因子得分，因子得分是因子变量构造的最终体现。结果如(表5)所示。输出结果给出了用回归法计算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根据该输出结果可以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1=0.013X1+0.367X2-0.034X3……-0.108X23+0.127X24

F2=0.035X1+0.018X1+0.006X3……+0.039X23+0.033X24

F10=-0.168X1-0.048X2+0.062X3……+0.426X23+0.021X24

(七)回归检验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使用2004年沪市地产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相关数据对因子分析所得的10个因子进行回归检验，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逐步回归使用F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标准，选取进入方程的标准为0.05，剔出方程的标准为0.1。检验结果如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731，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的解释程度为73.1％，基本可以解释样本数据的特征。输出结果中的F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0，小于判定值(α=0.005)，顺利通过F检验，可以确定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间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输出的D-W检验结果的值为2.063，可以判断样本数据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关系。输出结果(结果略，反映在每股现金股利模型中)显示有8个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分别是因子1(盈利能力)、因子3(公司规模)、因子4(地产业盈利能力)、因子5(流动性)、因子6(地产市场情况)、因子7(公司市场价值)、因子8(股权结构)和因子9(经营能力)。各自变量t检验的伴随概率数据与α=0.005的判定值无显著差异，可以确定，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

常数项的回归结果：逐步回归后常数项的Beta值为0.858，常数项的T检验伴随概率为0.000，小于判定概率(α=0.005)，可以确定，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0.858，显著不为零。至此，可以得出各因素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如下：

每股现金股利=0.073F1-0.003F3+0.041F4-0.091F5-0.002F6+0.147F7-0.095F8-0.132F9+0.858

因子分析输出结果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公司盈利能力、地产业盈利能力和公司市场价值这三个因素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越强，就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相应会提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和股票股利支付率。地产类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地产销售和租赁，因此，公司在地产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了股利政策的选择，同时当公司的市场价值越高时，说明公司盈利越高，支付股利的实力也越大，因此支付股利的可能性和股利水平也就越高。而公司规模、流动性、地产市场情况、股权结构和经营能力这五个因素与每股现金股利呈负相关关系。公司规模越大，股利支付可能性越小。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前景还很广阔，目前已有一定规模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仍渴望继续扩大规模，而由于地产业利润期较长。扩大公司规模所依赖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之前年度的盈利，所以公司规模越大，扩张所需的资金越多，发放股利的可能性就越小。地产类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明显偏长，且大部分都依赖于银行，这大大降低了地产类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公司对资金的需求量增加。所以，应收账款账龄越长，坏账比例越高，越依赖于银行资金，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就越小。房地产市场情况越好，即地产价格和租赁价格越高，公司扩张的欲望越大，也就越需要资金留存在企业中，因此，支付股利的可能性就越小。股权越集中，现金股利支付率越低，股票股利支付率越高。流通股比例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越低，股票股利支付率越高。公司经营能力越强，公司的扩张越快，扩张所需的资金就越多，未来资金需求也就越大，因而此时公司保留盈余而不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就越高。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3

农业上市公司的产品具有弱质性并且容易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为了提高经营效益、降低风险，农业上市公司大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尽管采取了多元化发展模式，由于受到农业自身特点的限制，农业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削弱了农业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理所当然会在其偏低的会计盈余上进行粉饰；或者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及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通过提高其会计盈余来进行盈余管理。

二、农业企业盈余管理动机

（一）内部动机

1、农业行业弱质性的特点。

农业对自然高度依赖，容易受到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加之基础薄弱，使得农业具有弱质性。尽管政府极其重视与支持农业的发展，投资周期长以及投资利润低下、多元经营决策失误、主营业务衰退等问题，使得农业企业整体业绩欠佳，因此农业企业的管理层为了提升业绩或者面对监管的压力有充足的理由进行盈余管理。因而，可以认为农业行业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盈余管理的发生。

2、农业企业筹资困难。

农业企业筹资主要有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两种方式。内部筹资主要是利用自有资金。自有资金的持有数量主要取决于经营业绩，我国农业企业投资利润低，整体业绩表现欠佳，自由资金的利用程度是有限的。外部筹资主要是债务筹资，包括发行债券、股票或者银行借款等方式。不论是发行债券还是发行股票，我国相关法律都有相关规定，尤其是对净资产收益率有严格的限制。对于投资利润低、总体经营业绩欠佳的农业企业来说，外部筹资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筹资困难是农业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

（二）外部动机

1、政府优惠政策的诱导。

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不仅关乎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还决定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发展都给予高度支持，如：税收减免、出口贴息、财政补贴等。然而获得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2013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对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禽水产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动设施项目实行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对象为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农业企业必然会利用盈余管理来弥补企业自身不足之处。

2、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在我国，公司进行上市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定，只有满足了各项规定的公司才能挂牌上市。具体要求包括：上市公司必须保持连续三年盈利，三年累计净利润超过3，000万，三年累计净经营性现金流量超过5，000万或累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且无形资产与净资产比例不超过20%，过去3年的财务报告中无虚假记录。因此，上市公司有理由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业绩以满足上市要求。农业企业也不可避免的为了能够上市而进行盈余管理。

三、结论和建议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钢铁企业股利政策现金股利

作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政策之一的股利政策，一直是国内外财务管理的研究热点。米勒和莫迪格拉尼(Miller和Modiglianl)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股利无关论理论，认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公司的股利决策对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会产生影响，股利决策的变化仅仅改变了收益在现金股利与资本利得之间的分配。然而该理论具有严格的市场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这使得股利相关论反而更具有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林特勒(1956)从上市公司中选取28家公司，实地调查现金股利政策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现金股利模型，称为部分调整模型。其结论：每一家公司都有一个长期的目标股利支付率；管理层更关心股利的变动大小，而非股利支付数额的大小；管理层常常尽量维持稳定的股利政策，因此，利润的暂时波动不会导致股利政策的变动，除非公司利润预计会有长期持续性的变动他们才会修正股利支付率。希金斯(Higgins，1972)以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和执行剩余股利政策为前提，建立了股利发放模型。结果发现，股利是利润和投资的函数，不同期间的股利差异归因于利润和投资需求的不同。投资需求越高，股利支付率越低。韦斯顿和卡普兰(WestonandCopeland，1987)认为，公司成长机会越多为扩充资产所需的资金就越多，未来资金需求也就越大，因此公司保留盈余而不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也越高。克拉奇利和汉森(CrutchleyandHansen，1989)认为，股利政策受到公司特性影响，他们将公司特性分为五个因素：盈余变动性、公司多角化损失、公司规模大小、发行成本、广告和研究发展费用。他们把这些因素对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认为：股利发放与公司规模大小、盈余变动均呈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刘星(1999)经过研究发现，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可以分为企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外部因素主要有国有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股利所得税等；内部因素主要有当前盈利水平、可动用的现金、资本投资需求的预测和估计的未来盈利水平。吕长江和王克敏(1999)对沪、深两市1997年度、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316家上市公司，采用改进后的林特勒部分调整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受公司规模、股东权益、盈利能力、流动能力、成本、国有及法人控股程度及其负债率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公司的股票股利支付额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相互影响。杨淑娥等(2000)采用逐步回归法对1997年沪市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得出了现金股利主要受货币资金余额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的影响的结论。赵春光、张雪丽、叶龙(2001)采用1999年底以前在深、沪两市上市的210家A股公司的数据研究股利政策的选择动因，结果发现：是否分配现金股利与是否分配股票股利、上年度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和企业规模有关；每股现金股利与股票价格、市盈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是否分配股票股利有关。原红旗(2001)从理论的角度，以沪深A股1994至1997年的股利方案为样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利形式和股利金额极不稳定，总体上当期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累计留存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股票股利，而可分配收益少、每股资本公积金高的公司会以转增股本代替股利。刘淑莲、胡燕鸿(2003)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回顾不难发现，由于研究的时间段、研究的角度以及选取样本的不同，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各有不同。其实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进行上市公司的全面研究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本论文将侧重于钢铁行业的实际数据分析。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1)净资产收益率越大，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一般经营业绩越好，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就越多，在企业平均资产总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假设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2)资产规模越大，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往往是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扩张欲望并不强烈，所以现金股利支付率会越高。并且凭借大公司的实力和声誉，更容易从其他渠道融资，因此可能较多发放股利。因此假设资产规模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3)每股收益越大，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公司经营业绩越好，净利润一般越大，每股收益也相应增加，越有可能分配现金股利。因此假设公司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4)每股经营性现金流越大，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公司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入越高，资产流动性就越强，说明可以用于支付现金股利的货币资金越充足，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假设每股经营性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5)利润增长率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越低。经营业绩越好公司的利润增长率越高，说明企业投资机会越多，未来发展前景越有利，企业很有可能暂时不分配现金股利，而将收益留做投资。因此假设公司的利润增长率与现金股利支付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5年5月30日前公布的2002年～2004年年报的所有沪深交易所A股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上市公司资讯(省略)网和巨潮数据库(省略.en)、新浪财经个股资料和2002年、2003年、2004年上市公司年报。剔除不符合条件的公司，笔者选取了剩余的25家纯现金股利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三)实证研究本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进行研究。

(1)变量设定与回归模型。本研究多元回归模型：Y=α+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ε，其中ε为随机变量。

(2)实证分析。将选定的25家发放现金股利的钢铁上市公司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因变量及五个解释变量X1、X2、X3、X4、X5的同期值组成一个样本组，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因变量与五个自变量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描述为：

Y：=0.385-0.02324x1+0.00221x2+3.142x3+0．243x4-0．000001897x5

其中：R2=0.277F=5.221(sig=0.000)

这说明各线性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即自变量全体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在上述模型中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逐步回归后得出如下的优化模型：

Y=0.407+2.586x3+0.269x4

其中：R2=0．250

F=13.144(sig=0．000)

(四)实证结果分析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1)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负相关关系，假设1不成立。

(2)资产规模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假设2不成立。

(3)公司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3成立。

(4)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4成立。

(5)公司的利润增长率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负相关关系，假设5成立。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与每股收益呈正相关关系，与资产规模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公司的获利能力并不是决定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主要决定因素，公司是否发放股利并不能传递公司的经营状况，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表现不明显。(2)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假设一致。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能否发放股利，足够的现金流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我国钢铁行业的上市公司近年来会出现大面积现金分红，纯现金分红公司占78.57％，盈利能力不是主要因素，充足的现金流才是主要原因。(3)利润增长率与现金股利支付率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了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能够体现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和成长空间，财务决策上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

(二)建议(1)坚定上市公司应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不断提高盈利能力。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也应服务于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应当引导好上市公司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加强对投资者回报的责任感。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公司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上市公司应在提高自身盈利能力上下工夫，这样才能更好的协调各方的相关利益。(2)应重视股利政策的研究与应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上市公司对股利政策制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或者说还未能从战略的高度、从全局的角度、从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对股利政策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建议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不仅要反映企业的短期盈利状况，还要考虑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同时必须保持股利政策的连续性，减少因股利政策异常波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3)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理念，增强经营现金流量管理的意识，防止企业出现有盈利而无现金的情况。由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正相关关系，因此要加强现金流量与企业股利政策之间的相关性。这样一方面规范了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现金股利的发放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公司管理人员的作用，减少了公司的成本。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企业价值网的进入权配置及公司治理研究”(批准号：06JC790022)和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资本网络的企业多元所有权问题研究》(项目号：06JB630020)资助

作者简介：

蒋琰(1972-)，女，江苏南京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孔伟婧(1984-)，女，江苏镇江人，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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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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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财经研究》2001年第3期。

[9]黄瑾：《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股利分配政策的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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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心：《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经营业绩研究》，《山东商业会计》2005年第3期。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家族企I；盈余管理；所有权；管理权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2.006

1引言

2016年11月3日，普华永道两年一度的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其中对家族企业经济影响的调研显示，85.4%的中国内地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所吸纳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5%，对中国的GDP贡献超过60%。同样，早在福布斯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民营上市家族企业共884家，占全部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49.5%，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存的家族企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盈余管理逐步走入绝大部分企业的视野之中，企业内部管理层出于自身或企业目的，在不违背会计准则的情况下，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借此使得企业管理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因此，本文结合家族企业以及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简单的探讨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的选择及其动机。

2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指企业管理层在不违背会计准则情况下，对企业会计政策进行自主选择以及对外财务报告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得自身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盈余管理的主体以及动机而言，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高管的报酬形式有关Nagar（2003）。同样，Warfield（2005）则认为企业CEO、CFO往往会为了自身薪酬、前途或声望等切身利益进而对企业进行特定的盈余管理，并在企业所有者、债券人等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其权益。马畅（2010）认为盈余管理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即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监管动机。就盈余管理的模式而言，Roychowdhury（2006）认为企业通常以两种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活动：其一是通过会计应计项目，其二则是凭借真实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刘小丽（2011）同样认为企业盈余管理活动往往基于报表层次以及交易层次，即通过会计政策等的选择亦或真实存在的交易来进行。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而言，许静静（2011）认为家族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结合，往往由家族成员承担企业管理职能，所以家族企业会较少的由于薪酬等个人私利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同样，就算家族企业聘请外部人员担任企业高管，由于家族企业往往由企业建立之初便开始参与经营管理，因此相对而言可以较为有效的识别企业高管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财务报告chen（2005）。不仅如此，盈余活动一旦被发现，不仅会使该企业的形象在市场一落千丈，并会在一定程度给家族其他产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家族企业有可能拒绝盈余管理（Federica等，2013）。相反，外国学者Prencipe（2008）认为现存的家族企业由于较大部分是家族成员控股，因此会与随后进入的小股东产生一定的冲突行为。由于中小股东的存在，家族企业为了维护确保自身利益，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活动（王俊秋，2008）。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来看，Mizik（2010）提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即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事项来改变企业利润以及现金流，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企业价值。林永坚（2013）同样认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往往会由于企业当期报表的美化而损害企业未来的市场价值，一般企业高管可能由于私利或当期企业筹资等需要而选择该盈余管理模式，但是家族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使企业持续在市场上获利，因此可能较少的选择交易层次模式，而是偏向于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

3家族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一般而言，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源于契约动机、资本动机、迎合监管以及其他动机。其中，契约动机主要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契约关系以及企业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所引发；资本动机则包括企业IPO目的以及配股目的；迎合监管主要包括避免停牌以及平滑利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其他动机则主要源于规避税务、降低企业各方面成本等。但就家族企业而言，所有权与经营权较为集中，管理结构模式的不同也会造成盈余管理动机和模式的不同。

3.1契约动机

一般而言，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制度，企业所有者会聘请专业人士来进行企业管理，与此同时，也会以企业经营业绩为指标来衡量管理者的工作能力以及薪酬水平。因此，企业高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个人私利的目的；与此同时，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进行各类企业活动以支撑企业的发展，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外部融资。作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经营水平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衡量还款能力以及是否续贷的标准，因此，企业也可能由于外部融资压力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更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贷款比例以及还款压力与盈余管理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作为家族企业，两权分离水平较低，往往由家族成员（企业所有者）占据企业管理者的职位，因此其往往以家族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盈余管理。所以，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家族企业通过各种手段粉饰财报进行盈余管理往往是源于以获得外部资金为目的的债务契约动机而非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契约动机。

3.2资本动机

当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一定规模，发展遭遇瓶颈时，上市往往是最好的选择，企业上市往往能迅速吸收社会资本，扩大企业规模及市场影响力。但是，IPO条件的苛刻以及上市后的信息披露往往对企业而言较为不利，就我国目前而言，除了严苛的流程审核以外，企业需达到一定规模并满足三年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及现金净流量达到一定数额等条件方能获准上市，因此对企业而言，适当的盈余管理调增利润则成为顺利获取募股资格的有效手段。对于家族企业而言，虽然上市可能作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但是一旦上市又会失去对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市场上其他股东的进入往往也会对家族成员的权力进行稀释与分解，因此，上市之后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角力也成了其盈余管理的有效动机。不仅如此，当企业上市之后，家族成员出于家族整体利益考虑，一般不会出售自己的所持股份，因而无法因为股价上涨而获取利润。因此，适度调整企业对外财报，获取较大部分的现金分红也逐步发展成了部分家族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3.3迎合监管

对于已上市的家族企业而言，据目前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证交所会对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进行特殊处理。一般而言，企业如若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其股票交易将会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等特殊处理，其证券简称前会被冠以ST字样，导致市场投资者对其失去正常预期，造成公司股价下跌。不仅如此，倘若下一年度其财务状况并未好转且连续亏损，证交所则会暂停其股票交易并向证监会提出停止其股票上市的建议，借此来进一步保护市场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会在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借助盈余管理等手段来维持公司的股票交易，使企业对外财报符合监管要求。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理所当然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监管，特别是对于在某些年度有明显的巨额盈利或亏损的上市公司而言，从市场上的社会公众到政府监管部门，都会对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调查，从而使得企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所以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在某一年度高额获利时，适当的进行盈余管理来平滑利润不仅没有降低真实收益，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税款以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或监管。

3.4其他动机

除了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迎合监管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还有规避税务、减少政治成本、获取优惠政策等其他动机。对于我国目前税法而言，由于考虑到不同企业的不同现实情况，因而给予了企业相应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部分自主选择变更权，加上各种税率优惠政策的实施，而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有机会利用税法体系现存的漏洞，通过对于企业盈余的调整来影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使得企业对外公布的利润总额处于税率临界点以内，以此来规避企业税务。尤其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由于监管等方面并不严苛，所以更有可能其利用盈余管理来规避税务，降低企业成本。除此之外，一般而言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于某些行业或企业所给予的相应优惠政策有着明确的实体规模亦或财务规模上的限制，企业如果超过既定范围，可能就会失去一定政策所给予的优惠甚至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制约，进而会对企业下阶段的生产经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企业也有动机通过一定程度上的盈余管理，使得对外公布的财报信息处于对企业有利的临界点，既减少了相应的政治成本，又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相应的政策优惠。

4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模式选择分析

一般而言，盈余管理分为报表层次盈余管理以及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前者是通过对会计应计项目以及对会计政策等的改变来进行盈余调节，后者则是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进行盈余调节。

对于报表层次而言，企业会利用提前或递延确认收入、提前或递延确认费用等会计政策的变更，以及调整资产折旧方法折旧年限等会计估计变更等方式来对本期利润进行操纵。企业通过对收入确定时点以及费用确认时点的调整，将以后期间的收入人为提前到本期确认，将本期所发生的费用在下一会计年度进行确认；同时，对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折旧率或折旧年限以及残值进行调整，对企业应收账款的减值损失，坏账准备的计提与转回，都是在报表层次来调节企业盈余的常见模式。而对于交易层次而言，企业则会通过操控生产和销售、通过关联方的转让收购以及租赁等方式操控盈余来误导企业股东或其他报表使用者。就操控生产销售而言，企业不仅通过加大生产量，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使得分摊在每一单位商品上的固定成本降低，以此欺诈性的提高企业毛利率，美化财务报表，也会在期末等时间段放松其销售政策，信用政策，以此在短期内大量提升企业销售收入，通过牺牲以后年度收益来美化本年利润；就关联方交易而言，双方通过协商拟定相应的交易价格，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存货等进行明显偏离市价的转让，以此来调节企业的营业收入。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报表层次盈余管理并不影响其现金流量，但正因为如此，也会使得企业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企业的成本利润存在大量不对等，进而会导致上市的家族企业财报容易被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发现，进而影响企业整体在资本市场的信誉以及影响

力，所以一般而言上市的家族企业会较少使用报表层

次盈余管理而更多的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操控盈余。就交易层次的盈余管理而言，虽然该模式相对而言更有隐蔽性，家族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关联交易等真实的交易活动进行盈余调节而不易被外部察觉，但是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交易模式以及交易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如通过安排加大生产量来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虽然报表上会使得企业毛利率有所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则会使得企业存货大量积压，各种因存货增多而产生的管理费仓储费逐步偏高，同时在期末进行减值测量时可能会产生比往年更高的减值准备。因此，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考虑到企业未来长远的持续健康发展，且其会计信息也无需对外公布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模式。总体而言，盈余管理或多或少会多企业价值产生一定的损害，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家族企业更会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对于盈余管理的模式进行一定的选择。

5结语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其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完全分离，因此其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则转变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亦或利益相关方的角逐，所以其对于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模式选择上也会有所不同。就家族企业而言，需要进一步对于企业治理模式以及盈余管理进行合理的分析与理性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不局限于眼前利益而真正着眼于企业未来的长远生存，才能更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对社会公众更为负责，才能使企业在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社会效益。当然，相关社会公众以及监管部门也需要对其盈余管理进行一定的监管与引导，从多方入手引导家族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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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研究综述[J].财会通讯，2010.

[5]张多蕾，刘永泽.民营企业存在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偏好吗――基于政治关联视角[J].财贸研究，2016.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6

【关键词】高管薪酬；盈余管理；债权监督

一、引言

美国会计学家斯可特（WilliamR·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1]。国内有学者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为了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或迫于相关利益集团对其达到预期盈利的压力，在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下选择最有利的会计政策或控制应计项目，使报告盈余达到预期水准[2]。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也逐渐对高管人员开展股权激励这样的长期激励方式，所以本文讨论的高管薪酬主要由工资和高管人员所持股权构成。除了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企业的高管人员并不分享公司的剩余，而是获得以工资为主要形式的薪酬[3]。上市公司的债权监督，主要是指对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规模和比例进行监督。随着商品经济不断扩展，赊销业务不断增多，应收债权的比重将会在企业不断的增大。企业应收债权增减变动状况，作为显示企业管理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上市公司必然对此高度重视，应收债权的管理和控制对上市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4]。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不仅是加速企业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环节，同时也会影响到企业生存和发展[5]。根据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较少有文献对高管薪酬，盈余管理及债权监督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盈余管理是如何受到高管薪酬与债权监督的影响。

在我国，盈余管理是否影响高层管理人员薪酬，薪酬契约能否识别可操纵盈余与不可操纵盈余，这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讨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应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最新数据验证了会计盈余可能对于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影响，并验证了盈余管理行为与企业债权监督的相关关系。在此，为本如下假设：

假设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运用盈余管理手段增加薪酬回报

委托理论表明，为了降低成本，最大限度维护股东利益，有必要对经理行为行进激励与约束，通过签定经理薪酬契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经理去选择增加股东财富的行为，降低成本。而会计盈余作为经理努力结果的体现，成为订立薪酬契约的重要依据。

假设2：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将与债权监督产生冲突

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企业的管理人员如果可以选择不同会计政策，他们必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者上市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得会计政策，从这个角度看，高管在上市公司中进行盈余管理，必将与上市企业应收账款的规模产生冲突。

假设3：盈余管理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会计利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重要的目标，为了分析问题的全面性，本文考察了公司业绩、风险水平等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如果高级管理层出于增加个人收益的目的进行盈余管理，那么公司业绩可能与盈余管理行为呈现负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分析的需要，本文使用的样本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006-2010年度部分A股上市公司数据，数据根据国泰安网站提供资料整理计算而得，我国上市公司截止2010年7月8日已达1899家，采用所有的数据进行研究，既没必要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对样本的选取以抽样的方式进行，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剔除了ST公司，部分数据不全的样本；由于国内投资者主要关注的还是A股上市公司，而且B股和H股对A股的信息披露有所影响，所以我们剔除了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A股上市公司。共选出500家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

2.变量说明

为了提高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O）纳入模型，按下列步骤计算可控应计利润：

（1）计算非可控应计利润：

NDAit/Ait=a1（1/Ait）+a2（REVit/Ait）+a3（PPEit/Ait）+a4（CFOit/Ait）

其中：NDAit是公司i第t年的非可控应计利润；REVit是公司i第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和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PPEit是公司i第t年年末固定资产价值；CFOit是公司i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Ait是公司i第t年年末总资产；a1，a2，a3是行业特征参数，这些行业特征参数a1，a2，a3的估计值根据以下模型，进行回归取得：

TAit/Ait=a1（1/Ait）+a2（REVit/Ait）+a3（PPEit/Ait）+a4（CFOit/Ait）+ε

其中：TAit是公司i第t年的总体应计利润，等于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差额；ε为残差。

（2）计算可控应计利润：DAit=TAit-NDAit

其中：DAit为可控应计利润。

（3）由DAit/Ait=TAit/Ait-NDAit/Ait可得各公司消除资产规模影响后的计量值DAit/Ait，并将其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变量。

具体的变量说明及指标计算详见表1所示。

三、对股权激励功能的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盈余管理（SM）作为因变量，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LNSALARY）和高管持股（LNECU）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LEV），托宾的Q值（TOBIN），公司规模（LNSIZE），上市公司业绩指标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等，综合分析高管薪酬、债权监督对以及相关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对文中提出的假设1、假设2及假设3的合理性做出检验，并进行进一步的可能性分析。

2.回归分析

选择Periodweights（时间权重），表示回归方程的斜率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变化的斜率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为使回归方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选择时间加权。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在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中，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这说明时间异方差在本文的分析中是确实存在的，在消除了时间异方差之后，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明确，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高管持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为正相关，可能是由于高管人员持股其收益多少直接与公司股价挂钩，而股票价格与会计盈余的增量相关性，导致管理者为了获取高额报酬进行盈余管理，带动股价上涨，使高管持股与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关系。高管盈余管理获得的收益多少与高管年薪和报告利润之间相关性的强弱有关，当高管年薪与报告利润之间的相关性增强时，高管利用盈余操纵手段增加报告利润的同时能够增加奖金报酬，此时高管才愿意在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选择增加报告利润的会计方法；反之，若高管年薪与报告利润之间的相关性较弱，高管即使增加了报告利润，也并不能增加奖金报酬，则盈余操纵的幅度会减小。

在债权监督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上，回归结果具有显著性，且系数值为负，公司高管在通过盈余管理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时，则企业的应收账款数额会显著下降，经过分析，上市公司中存在的风险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如众所周知的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而盈余管理只会对应收账款等部分与风险密切相关项目具有显著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会变动整个上市公司存在的风险状况，所以高管进行盈余管理在客观上不会让公司的风险状况产生变化。在本文中，托宾的Q值时作为股东获利能力指标参与讨论，在上市公司中进行的盈余管理对股东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可知盈余管理是不受股东欢迎甚至是被股东抵制的行为。下面评价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分析结果，资产负债率作为上市公司长期偿债能力的衡量变量，与盈余管理在P值为0.1时显著正相关，在上市公司中进行盈余管理，将提高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能力。而且公司的规模越大的企业中，盈余管理行为就越显著。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公司业绩与盈余管理负相关，表明在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公司的业绩受到影响，这也与上文分析的盈余管理与债权监督相关关系相一致。

四、结论

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的主要结论是：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在考虑时间异方差因素的前提下，选择时间权重，此时正相关具有显著性，因此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会随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本文的研究验证了经典结论，即上市公司的高管会为了提高自己个人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同时也为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是在引入时间权重的前提下体现出来的。

债权监督与盈余管理负相关，这种负相关极具有显著性，公司高管在通过盈余管理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时，则企业的应收账款数额会显著下降，即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能够对企业债权进行控制。这体现了盈余管理行为的积极影响，降低上市公司的债权风险，对应收账款有效控制。

参考文献

[1]Scott，WilliamR.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J].Prentice-Hall，1997：295.

[2]栾义君，董雪艳.盈余管理浅析[J].岱宗学刊，2005：44-48.

[3]丛海涛，唐元虎.智力资本分配激励与智力资本化[J].财经研究，2004：17-25.

[4]肖艳芬.浅谈应收债权的控制与管理[J].林业财务与会计，2001：48-52.

[5]孔有田.盘活企业债权的几点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6：34-36.

作者简介：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1篇7

关键词：资产减值准备盈余管理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128-03

一、引言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第8号准则《资产减值》在旧准则对八项资产减值计提规定的基础上，不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记录、披露等方面都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逐渐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但新会计准则中，资产减值准则再次成为变动幅度最大的准则之一，因其为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提供了空间。在计提减值的过程中较多地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使得判断结果主观性较强，继而很容易引发上市公司打着会计稳健性的旗号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然而企业计提资产减值是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资产的价值，实现会计稳健性管理，将决策相关的信息更好地传递给财务信息的使用者。但是一些上市公司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利用资产减值准备对会计盈余的特殊影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已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二、文献综述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上，以及对流动资产和长期投资的资产减值的会计选择和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上。

代冰彬基于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Basu，1997），通过建立减值计提模型资产减值的动机假设进行了检验，揭示了上市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大清洗动机和平滑动机与计提的减值准备相关性较强。

罗进辉（2008）以2001―2008年制造业数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表明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比例表现平稳，而与之对应的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比例却表现大幅波动。利用流动资产项目的减值准备计提与转回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偏好选择。

孙萍、张敏（2009）通过研究也发现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体系颁布实施后，由于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不能转回，使得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天平偏向了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韩晨（2014）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表现。利用t检验对上市公司的各类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验证。

三、案例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检验模型

国外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学者们并提出了多种盈余管理模型。随着研究方法的完善，总体应计利润法是一种成熟的方法，该模型在盈余管理检测中使用较多。在盈余管理的研究中，通常采用对应计利润项目的分析来检验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净利润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经营成果，而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的大小反映是企业正常业务活动中获取现金的能力。在权责发生制的计量方式下使得这两者产生了一定差额，这样的弹性空间里便产生了管理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也就产生了盈余管理行为。

1.运用应计利润总额模型。净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是全部应计利润法所认定的盈余管理的结果。这种检验方式是将应计利润总额模型作为基础而提出的。TA用来表示净收入（NI）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之间的差额，即：TA=NI-CFO，由于净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属于期间数值，需要一个数字对该数值在一定的规模上进行修正，这里采用t-1期末总资产对其进行修正，则得到模型：

CFOEMt=■-■（1）

其中，CFOEMt：公司第t年全部应计利润；NIt：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t：公司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t-1：公司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

2.运用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这种模型是以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为基础，把应计利润（TA）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DA）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则模型为：

NDAt/At-1=TAt/At-2（2）

式中，NDAt表示第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TAt表示过去t年应计利润均值；At-1，At-2分别代表第t年，第t-1年末的总资产。

TAt=NIt-CFOt=NDAt+DAt，式中，TAt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利润；NIt表示第t期净利润；CFOt表示第t期经营现金流量净额；DAt表示第t期操控性应计利润。

（二）数据检验

1.运用应计利润总额模型。通过某公司所披露的年报得到该公司2007年至2013年的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以及期末总资产，如表1（见下页）所示。

通过该模型对上表数据进行检验，可得出2007-2013年间某公司总应计利润（CFOEMt）分别是4.25%、8.25%、-3.36%、-1.94%、0.82%、-0.54%、-0.83%。从所计算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出从2008年起到2013年，该公司的CFOEMt比较平稳，从该数据可能看不出什么，但是我们继续计算CFOEMt的均值=（4.25%+8.25%+-3.36%+-1.94%+-1.94%）/5=0.016040505。

假设该公司在2012年也不存盈余管理现象，那么其在2012年的总应计利润比重应该与其他几年保持一致，也应该在0.016040505左右，因此将0.016040505作为2012年总应计利润比重，由此可计算出2012年无盈余管理行为下的净利润：NI2012=CFOEM+CFO2012/A2012=-35408703.50元。

然而，从该公司2012年的财务报告中可取得净利润为-51530836.55元与无盈余管理行为下净利润-35408703.50相差11809542.8432758元。又从该公司2012年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其计提的坏账准备为4050933.12，而存货跌价准备为11278736.08元。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该公司在2012年确实实施了盈余管理行为的结论。

2.运用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由该公司2008年到2013年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出每一年总体应计利润（TA）如表2所示。

由此可计算出2007年至2013年的应计利润均值5630198.198元，由此可推算出NDA2012=（AT5/A2010）*A2011=5530524.911元，那么DA2012=TA2012-NDA2012=-9843115.12元，如此大的金额同样证明了该公司存在着盈余管理的行为。

（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动因分析

从该公司所披露的年报信息中可得知，该公司总体业务发展状况在2007年到2010年经营比较稳定，但是2011年出现了亏损，2012年继续亏损，连续两年的亏损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其强烈的大清洗动机。被处理的上市公司要想“保牌”或“摘帽（ST*）”，就一定要避免出现连续两年或连续三年发生亏损。

该公司由于经营不景气导致2011年到2012年发生连续的亏损，如果2013年继续亏损该公司必然戴上ST的帽子，那么如何挽回这一局面呢？由于我国的准则没有具体规定企业计提流动资产的比例等，又加上新准则的颁布规定长期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不能转回的规定，使得许多上市公司在面临类似于该公司这样的财务危机的时候，更加倾向于在发生亏损年度通过大量计提流动资产减值准备，来达到大清洗的目的，以便下年“轻装上阵”。根据该公司2013年的年报数据，很明显2013年该公司盈利了，根据年报数据我们做出了该公司2008-2014年的计提的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化图。很明显2012年很不一般，其减值准备高出了其他年度许多，而且2013年陡然递减，如此吸引注意的变化，更加增大了该公司2012年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嫌疑，而通过上文数据研究结果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某公司的资产减值数据的研究，表明该上市公司确有通过资产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动机主要为了避免退市而进行夸大亏损，并于下一年度（2013年）扭亏为盈。进而也验证了由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上市公司更倾向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

尽管我国新的资产减值准则缩小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在一定范围内遏制了盈余操控，但在实务工作中依然存在一些漏洞。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为抑制非稳健性的盈余管理提供参考。

（一）进一步完善资产减值的资产评估机制

我国目前的资产减值政策对于减值现象的确认，资产减值可回收金额的确认等还没有制定针对性、准确性的政策。企业在基于稳健性的基础上计提各项减值准备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判断。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先进的资产评估机构，提高会计人员的资产评估水平，使得所计提的减值准备能较好地拟合企业的经营情况，较公允客观地对资产减值的可收回金额，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得到较准确的确认。

（二）加强公司内外部监管力度

我们仅仅建立对资产减值确认和计提的评估体系是不够的，还应当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对资产减值的各项计提不仅要加强公司内部监督，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更要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至关重要，同时建立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进行利润操纵的处罚机制，当发现上市公司具有非稳健性的盈余管理行为时，相关机构予以一定的处罚。

（三）及时发现灰色地带

从实务中我们发现有的上市公司已经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实施了很长时间才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继而制定了相关资产减值准则来约束其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由于我国资产减值政策制定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可以建立有关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操控的预警系统，同时加强动态监测系统的灵敏度，及时检测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跟踪其经营行为，增强风险防范，树立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的理念，以改善政策的制定长时间落后于问题的出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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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伟.罗平锌电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案例分析[D].兰州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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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龚群.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应用状况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4

[10]王海春，王晓楠.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法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2013（35）

[11]孙萍，张敏.新资产减值准则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6）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8

作者系著名财税专家，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客座导师，京华智库研究员

三聚氰胺是一种对人体泌尿系统有巨大损害的化工原料，它表面上看起来与奶粉差不多，加入奶粉中很难分辨，由于奶粉主要是小孩子喝，因此，害了无数无辜儿童。不过，笔者今天不是要声讨三聚氰胺，它已经被全国人民愤怒地声讨过了。笔者提起它，是要将企业中的利润比作“三聚氰胺”。

牛奶造假的根本原因是检测蛋白质含量的方法出了问题，它可以通过加入三聚氰胺来达到目的。实际上，对企业而言也是一样，由于检验企业赚钱能力的指标出现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加入利润来达到目的，原因是“利润”可以制造出来。正如“三聚氰胺”反映不了蛋白质含量一样，“利润”也反映不了企业的真实的赚钱能力。比如近10年来（剔除去年上市的IPO企业），有173家上市公司未曾有过一毛钱的现金分红，其中有不少铁公鸡账面上的利润很可观，但确实没有钱分红，这些铁公鸡不是不想分，真正的原因是实在拿不出现钞给大家。道理很简单，利润是做出来的，现钞可不能用假币的。

下面是上市公司调整利润的一些主要方法：

利用“交付了实物，还没收到钱就可确认收入”的原则调整利润。比如A公司设个B公司做托，只要作“借：应收账款-B公司贷：主营业务收入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分录，利润就如小河流水，要多少有多少。

通过背靠背交易虚增收入和利润。比如A公司在向B公司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同时，又按与售价十分接近的价格向B公司购入资产，里应外合，相互抬高收入。实际上，两家公司只是互换了一张支票而已。

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调增利润。比如某公司9月29日公告2011年净利润通过调整折旧年限增加3.88亿。其原因就是现在业绩不好，只好延长折旧年限，少计提折旧，多出些利润，以便粉饰难看的报表。

通过借款费用资本化调整利润。比如有一家上市公司，生产线都已经生产出合格产品了，但为了当年不亏损，将几千万的利息费用计入到在建工程中，而没有计入到“财务费用”中去。

通过债务重组操纵利润。比如有一家上市公司已经连续两年亏损，但由于该公司欠银行1.5个亿，该公司以3000万的一栋楼与银行进行债务重组，一举扭亏为盈，当年盈利近9000万元，该公司于第三年将该大楼以近1.3亿的价格购回，银行和上市公司皆大欢喜。

通过政府补贴扭亏为盈。比如2010年，有67家濒临退市的ST公司获政府补贴近22亿元，平均每家3200万元，补贴的名目五花八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当成ST的“救命钱”。

计量模式的转换也可以拯救财报。比如某上市公司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无需再计提折旧和摊销，公允价值变动高达8000多万元，一举消化了历史形成的巨额未分配利润负数，降低了资产负债率近13个百分点，从而为进一步融资运作或保持目前的贷款水平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现行的“利润”指标作为判断企业盈利的标准，可能会走入误区。虽然近百年来推行的应计制会计，我们一直将“利润”视为一个宝，但笔者认为，利润是一个“伪”指标。可以说，100个会计师独立编制同一家企业的利润表，可能会得到101个结果，多出来的一个就是审计师调整出来的，这也是目前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泛滥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利润来说明企业赚钱能力，其危害性非常大，盈利质量一直是困扰经济秩序正常运行的顽疾。好比奶粉质量一直是年轻父母担心的主要问题一样。正是这些以“利润”为核心的监管指标和方法，企业就有强烈的动机制造利润去欺骗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最终，财报造假就成为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了。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净利润信息在经济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政府的监管政策，如公司上市和再融资对盈利性和成长性的要求，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以是否盈利为标准；税收、管理层激励薪酬合约，经常运用盈利指标进行监管和考核；贷款契约，如经常运用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股票定价，如我国广泛运用市盈率法。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1篇9

【关键词】ST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企业会计准则;有效性

ST上市公司(ListedCompanyunderSpecialTreatment)是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由于出现财务状况或者其他异常情况而被证交所处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根据现有的ST制度,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目前的财务困境,否则其股票就有被暂停流通甚至退市的风险。ST公司往往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扭亏为盈,以满足维持其上市资格的要求和摘掉ST帽子的愿望,我国ST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以扭亏为目的的盈余管理或操纵利润的动机。我国于2006年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的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准备做出了新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的盈余管理的方式,研究现行准则下ST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方式及其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DeAngel,DeAngelandSkinner(1994)选择了1980～1985年至少有3年出现亏损的上市公司进行检验,其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财务困难公司将会做出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假设。BurgstahlerandDichev(1997)证明样本公司中确实普遍存在着避免出现盈余下降或亏损的盈余管理行为。SharmaandStevenson(1997)发现即将破产的公司比控制样本的公司更有可能做出有利的操控性会计政策变更。

(二)国内研究综述

蒋义宏(2002)发现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ST、PT及终止上市的结果而在亏损前一年度利用经常性应计项目做出调高收益的会计处理,而没有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陈晓、戴翠玉(2003)发现西方常见的利用应计利润操控会计数字的方法,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作用十分有限,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都较为普遍地操纵了非经常性损益交易的时点和力度进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设计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普遍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主要是会计变更、改变应计项目、进行实际交易。我国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施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一会计准则的改变具体体现在:第一,存货发出计价,取消“后进先出法”,一律采用“先进先出法”。第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正由于ST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缘故,现行会计准则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因此现行会计准则可以有效地遏止利用减值准备作为调节利润的手段,ST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以避免被摘帽的行为也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第三,受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的基础,放弃使用公允价值,以避免利润操纵。第四,扩大了合并报表范围。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定非线性的Logit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选定与新准则的改变相关的自变量,包括(1)关联方因素,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关联交易,还包括关联方通过往来向ST公司提供资金或为其承担债务;(2)应计利润,由于应计利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选用了能比较全面的影响应计利润水平的资产重组项目,包括资产的转让、置换和债务重组;(3)政府方面的帮助,主要体现为财政补贴;(4)大股东的影响,我们考察大股东所占股份的多少是否会使盈余管理更为有效或与之相反。

为此,提出以下四项研究假设:H1: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关联方高度相关;H2: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资产重组高度相关;H3: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政府补贴高度相关;H4: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股权结构高度相关。

建立的逻辑回归模型为:

Logit(Yt+1)=?琢+?茁1×GLJYt+?茁2×CZHDt+?茁3×ZFBTt+?茁4×GQJGt

其中:Yt+1,为扭亏变量。当ST上市公司能有效的利用盈余管理时,取Yt+1=1,当没有有效利用盈余管理时,取Yt+1=0。有效的判别标准是:成功撤销退市风险处理;如果企业在第t+1年停牌、退市、受到证监会处罚,以及再次受到退市风险处理,则视为该企业的盈余管理无效。

GLJYt,为关联方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关联方交易时,取GLJYt=l,反之,取GLJYt=0;GLJYt,为资产重组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重组时(判别标准是,当年的资产重组,包括:资产的转让、置换和债务重组是否超过去年金额的30%以上),取GLJYt=l,反之取GLJYt=0;ZFBTt,为政府补贴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收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时(判别标准是,当年是否收到了以前年度确认的大额政府补贴,或当年确认的金额是否超过去年金额的30%),取ZFBTt=1,反之取ZFBTt=0。

GQJGt,为大股东变量,表示ST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包括其关联方)所持股份比例。

三、样本选取与描述统计

(一)样本选取

为了便于确认ST上市公司(如没有特别指出,本文的ST代表ST和*ST)进行盈余管理的时间,研究样本确定为沪深股市受到过退市风险处理的上市公司。沪深股市2007-2008年度受到过退市风险处理的上市公司,共计53家。实证分析选用了SPSS16.0统计软件。实证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及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系列数据库。

(二)描述统计

为了保证研究假设的可信性,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应先证实研究样本中是否出现了盈余管理现象,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是否被摘牌退市的关键是收益类指标。每股收益被选为考察盈余管理是否存在的对象,影响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净利润指标应近似于服从正态分布,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判别模型的理论前提。通过观察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当年的每股收益服从正态分布,显现了明显的人为干预痕迹。把ST上市公司摘帽或者摘星作为衡量一个公司盈余管理是否有效,统计发现,总共有43家公司在接下来一年摘帽或者摘星,占81.13%。

(三)具体项目分析

将收集到的四组变量值输入SPSS16.0统计软件,选定0.5作为临界值,得出的上市公司破产概率超过0.5,则判定为有效盈余管理;小于0.5则判定为无效盈余管理。由上可以看出,总体上ST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是有效的。

(四)变量的检验

表3给出了方程变量检验情况,分别给出四个变量的拟合情况。资产重组和政府补贴因素都通过了显著水平0.01的假设检验,关联方和大股东比例通过了显著水平0.05假设检验。由于ST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管理行为,为了避免各自变量之间的干扰,最后进行了各变量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可见四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也就说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时选择的方式没有相关性,上市公司通常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

四、研究结论

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我们上面的假设,当ST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时,的确会普遍采用盈余管理作为修饰净利润的手段,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带来的效果不尽相同,特别是现行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和减值准备等进行重新规定后,对公司的

盈余管理方式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会普遍利用关联方、资产重组以及政府补贴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2)ST上

市公司进行有效盈余管理时最常利用的是关联方交易(占大概68%)和资产重组(占大概62%)手段,但尽管关联方交易手段会被ST公司大量采用,但效果不明显。关联方交易不能有效保证“摘帽”,其公允性和合法性常常受到怀疑,注册会计师往往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3)ST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会对盈余管理活动施加影响,但效果不确定。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股利政策制造业现金股利

一、文献回顾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论文百事通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2005)以2001—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2006)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袁振兴、杨淑娥(2007)以沪市2001年至2004年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2004)以1994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1999年至2000年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唐国琼、邹虹(2005)以2003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05年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从(表2)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套现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

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

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套现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11

关键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业务管理业务构成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11-054-03

盈利模式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的赖以盈利的商务结构及其对应的业务结构。企业的商务结构主要指企业外部所选择的交易对象、交易内容、交易规模、交易方式、交易渠道、交易环境等商务内容及其时空结构,企业的业务结构主要指为满足商务结构需要的企业内部从事的包括研发、采购、生产、储运、营销等业务内容及其时空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企业以恰当的成本和方式从客户那里获得收入,实现盈利的方法。

盈利模式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经营问题。只有有了好的盈利模式,企业才能实现持续盈利,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长期竞争优势;同时一个盈利的企业只有充分了解和认识本身的盈利模式,才能找到增加企业盈利的关键环节,从而提高绩效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

回顾我国证券公司近几年经营情况,如图1、图2所示

我们不难发现,证券公司的盈利情况普遍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盈利来源以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为主;二是盈利的周期性明显,波动大。从盈利模式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证券行业的外部商务结构(包括行业政策,客户需求,金融深度和发展历史等)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来源主要倚重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而这两项业务与市场交投活跃程度是同步强相关的。股票市场呈现周期性的繁荣与低迷,当没有其他业务来源或者其他业务规模太小无法对冲这种波动的时候,就会导致盈利的强周期波动。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成本刚性的存在,中小规模的证券公司盈利波动幅度比大型证券公司更大。

笔者认为证券行业盈利强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方面是外部商务结构决定了证券行业的先天周期性。如证券公司主要业务大都与呈现周期性波动的股票市场正相关,缺乏负相关的业务模式;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尚处培育期,弱周期的资产管理业务等客户需求量较少。另一个方面是证券公司现有内部业务结构与外部商务结构不匹配,进一步影响了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外部商务结构的改变有赖于金融市场深化发展和监管政策改变,是比较宏观的影响因素,难以对其施加影响。因此,证券公司可以更多思考如何平衡发展不同盈利特征的业务,如何通过改变自身内部业务结构,加强管理,更好地匹配外部商务结构,从而增强盈利的稳定性。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积极拓展弱周期的盈利模式

随着资本市场金融深化,证券公司的盈利方式有所扩充,出现和即将出现一些弱周期的盈利模式,如集合理财、资产管理等收费型业务,通过向期货公司介绍客户收取中介费,权证创设、要约收购等套利收入,融资融券等信贷收入,直接投资带来的实业投资收益和发行上市带来的出售收益。这些业务可以较好地平滑资本市场周期性繁荣与衰退对证券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因此,每个券商都很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经营特点和资源禀赋,大力向上述弱周期盈利模式拓展,实现强周期与弱周期业务的均衡发展,合理布局。

同时,证券公司传统业务也有弱周期的盈利点,比如存量资金的利差收入,基金和国债的代销手续费等。在政策和市场允许情况下还可以学习国外券商向投资者收取账户管理费,红利收集费等收费项目。在经营管理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盈利来源的分析和统筹。

二是针对不同业务分类和外部商务结构,匹配不同的管理策略,调整内部业务结构,增强各种业务盈利能力

目前,国内证券公司的业务可以分为经纪业务、投资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每种业务的关键要素和盈利模式是不同的,需要对应不同的内部业务结构。

(一)经纪业务

经纪业务通过向投资者提供交易渠道,同时提供必要的资讯和投资咨询,根据交易金额收费。分析经纪业务的盈利模式,我们可以拿百货超市等商业渠道做类比,营业部是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必经之路,有如大家都去超市买日用商品。券商提供的渠道服务存在严重的同质性。因此,存在两种可行的盈利模式,一是以[低价-低成本-交易量]为组合的盈利模式,在提供同质的基础上以低成本取胜,有如超市;二是以[高价-附加服务-大交易量]为组合的盈利模式,通过创造差异化服务获取高毛利,从而提升盈利,有如精品百货。

[低价-低成本-交易量]盈利模式的核心是成本控制能力与规模销售能力。对应的需要在经纪业务上采取降低成本的大集中,大统一,大营销以及经纪人制度等管理措施,调整内部业务结构,创新运营模式,大力推行虚拟运营和网上交易;由于需要进行严格的成本控制,建立与客户开发挂钩的激励考核机制,且其业务与证券公司其他业务紧密度不高,走低价模式的证券公司比较适合将经纪业务单独成立子公司进行运作。

[高价-附加服务-大交易量]盈利模式的核心是开发愿意为附加服务支付额外佣金的大客户,对应的需要采取强化附加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营销,收入费用与绩效挂钩,提供交叉投资服务等措施,国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中金公司。

有必要提醒的是,近几年券商经纪业务正充分享受行业性繁荣,整体盈利状况都很好。但这并非盈利模式优化的结果。其主要的原应是一方面证券业协会对交易佣金费率的管制使得国内交易佣金价格战一直打打停停,外部市场结构尚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另一方面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大小非存量资产被激活,导致市值和交易总额增加,而券商总数却因为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大幅减少,更少的竞争者分享更大的市场,导致了券商经纪业务的阶段性繁荣。在行业环境宽松的时候,管理者往往会忽视成本控制,放慢业务转型步伐。但随着行业管制放松,券商规模扩大,或者资本市场陷入低迷,经纪业务的盈利能力将重新受到挑战。只有在管理上向低成本渠道或高附加值渠道发展才能脱离同质化竞争的红海,从而提高盈利的稳定性。从这点来说,经纪业务内部结构的调整利在长远,且刻不容缓。

(二)投资业务

投资业务包括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直接投资业务。其盈利模式的核心是优秀的投研能力。尽管资产管理业务有收费的盈利特征,但缺少了优秀的投研能力,是无法实现规模扩张的,而资产规模是资产管理业务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笔者把资产管理业务的核心盈利要素也归为投研能力。

针对强化投研能力,需要在管理上采取[高薪+恰当绩效激励+高淘汰率]的措施以及开放性的人才结构。国内证券公司很少实行以岗定薪,投研人员的收入大都还是与他的工作级别挂钩;绩效方面的量化考核与激励往往是软约束,弹性很大,导致公司对投研团队的激励不正确或者不足;而在淘汰率和人才结构开放性方面比例则很低,这些造成了整体投研能力落后于后起的基金公司。在投研方面,国内券商应当学习基金公司,重点改革用人机制与激励考核机制。

(三)投行业务

投行业务包括证券承销、财务顾问、兼并与收购等。其盈利模式是通过提供服务收费,盈利的核心要素是要保持一定的业务量规模和积极开展交叉销售。

当前,国内投行业务呈现承销独大,财务顾问、兼并收购业务规模偏小的特点,投行业务能否盈利主要看证券承销业务。而证券承销业务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控制,与市场繁荣情况密切相关,项目周期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造成投行业务收入波动较大。投行业务的成本结构中人力成本较高,且具有刚性。在分析收入与成本特点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的业务量,才能平滑项目周期长且干扰因素多的业务特点,克服成本刚性达到盈亏平衡点。然而,国内投资银行业务又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市场份额集中度很高,这造成很多中小券商的投行业务始终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挣扎在盈亏平衡点附近。

因此,要构建和强化投行业务的盈利模式,对于已经占据市场较大份额的优势券商来说应当继续巩固份额,增强公司在公关能力、资源协调能力和保荐能力上的优势,扩大业务量。而对于处于劣势的中小券商,或者采用高投入模式,引入人才团队,强势扩大份额,或者需要另辟蹊径,对公司的内部业务结构进行调整。

投资银行是券商业务中一项接触高端客户的业务,打交道的都是企业的决策层,因此也提供了对机构和高端客户进行交叉销售的机会。中小证券公司可以据此调整内部业务结构,建立内部结算体系,以交叉销售的业务量为重要指标,加强交叉销售的激励与考核,引导投资银行业务在既有客户上做深做细,深度挖掘客户价值。同时,还可以结合直投业务,通过做精项目,提升盈利能力,克服规模劣势,从而在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上形成自己特有的盈利模式。

(四)其他业务

证券公司其他业务有研究信息的销售,指数产品,客户介绍收费等,这些业务的规模都比较小,对证券公司的经营发展不构成全局性的影响,故不作展开。

三是强化企业整体风险控制能力和财务资源调动能力

证券公司的最终盈利状况不仅取决于各项业务的开拓及盈利,还与公司整体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财务资源调动能力相关。证券公司应当建立谨慎的风险政策,正确地运用杠杆,严密防范风险,据此可以大幅提升证券公司盈利的可测性,形成券商盈利模式的稳定力量。

参考文献:

1.(AdrianJSlywotzky)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著.《盈利艺术》[M],2002年版。

2.(AdrianJSiywotzky)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和大卫.J.莫里森.《利润模式》[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

3.何诚颖陈东胜.《开放条件下中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研究》[Z],2004年版。

家政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

论文摘要：本文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上期股利支付率、债权契约、行业因素、管理层持股、企业绩效、企业规模等因素；而市场对于现金股利反应的研究却没有统一的结论。

国外研究综述

林特勒（lintner，1956）在最早进行的现金股利实证研究中以目标股利支付率和上期股利支付率为解释变量，研究对于股利变动的影响。结论是股利变动体现了管理层对于未来前景的看法，最佳股利政策为平稳化股利政策。

法玛（fama，1974）、李宏志（1985）、格拉汉莫（graham，1985）分别研究了股利与投资、融资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现金股利与投资政策互相独立，支持了mm股利政策的无关理论。相反的结论（higgins，1972）则认为现金股利是利润投资的函数，不同时期的股利差异归因于利润和投资需求的不同，他的结果不支持股利无关理论。詹森（jesen，1976）指出成长机会和现金股利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1984）、凯利（kalay，1982）研究了债权契约对于现金股利的影响，结果表明高负债公司具有较严格的限制条款，因此现金股利发放率较低；资本结构的变动、合约的变动都会影响股利政策，与有效契约理论的预测结果相符。

德米兹和库兹（dhrymesandkurz，1967）的研究也表明行业因素对于股利政策有影响。成熟产业的股利支付率高于新兴产业，公共事业公司股利支付率高于其他行业。

罗泽夫（rozeff，1982）依据有效契约理论建立了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决策模型研究决定股利支付率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认为公司股利发放率可以通过外部筹资成本与公司增加股利的成本的减少之间进行抉择而做出解释。

贝克、法莱和爱得曼（baker，farrellyandedelman）1985年采用调查表的方法对562位财务经理调查发放股利要考虑的因素，发现决定股利政策四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于未来盈余的预期；过去股利的模式；现金储备的多少；对于保持或提高股票价格关注。经理层保持或提高股价的目标在股利决策中起重要作用。

布莱克和思科尔斯(blackandscholes，1974)利用扩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股利支付率和股价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1926至1966年的数据，按照风险系数的高低将样本分为25个不同的组合，检验结果发现股利政策不影响股票价格。

哈罗尼和斯瓦里（aharonyandswary，1980）以1963年至1976年间149家公司的资料，进行股利宣告与盈利宣告时间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对股利宣告的反应比盈余的宣告反应显著，他们认为股利和盈余数字对管理层而言，是可以来传递公司未来发展信息的重要工具。

阿斯奎斯和牡林（asquithandmullins，1983）选择了1964年至1980年第一次或至少间隔10年后的一次发放股利的168家公司作为样本,同时选择连续三年发放股利且股利递增的公司作为比较样本，结果发现现金股利发放规模越大，股价上升越大。

詹森和琼斯（jensenandjohnson，1995）选择1974年至1989年共268个股利减发超过20%幅度的公司作为样本，其中包括50家停发事件，研究了宣告前后三年21项公司的财务特征的变化，结果发现公司盈利在现金股利减发前下降，但在宣告后却有增加的情形。

国内研究综述

原红旗（1998）通过对我国的特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之后，利用修正的琼斯模型，使用沪深两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得出现金股利和当期的盈余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盈余波动现象突出。大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转移现金的倾向。

赵春光（2001）对于股利政策的选择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样本选自1999年度以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研究认为现金股利与资产负债率、股票价格、市盈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是否分配股票有关。

陈浪南（2000）用沪市数据对于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结论不能支持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而送股、配股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研究中还发现各样本组合对于“好”消息、“坏”消息的市场反应通常在3至4个交易日，这与半强式效率市场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