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篇1

【摘要】文章主要探究朱文鑫先生《中国日斑史》中，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结合现代天文学知识，对中国古代黑子记录的整理和分析，并分析归纳出太阳黑子的观测开始年代、形状、存在时间长短等，指出朱文鑫在中国近代天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朱文鑫；《中国日斑史》；科学方法；现代天文学；太阳黑子

中国古代对“天”十分重视，一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天象”对于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源自统治的需要，占者根据“天象”来推测国家以及君主等的未来。而中国古代对“天”的考究，尤为重视对太阳的观测，关于太阳的记录在各朝天文诸志、宫廷朝报、方志记录中，如汗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既有科学观测的成分、也有虚构神话的成分。

天阳黑子和太阳活动紧密相关，因此受到极大的重视。相比于西方在十七世纪发明望远镜之后才发现太阳黑子，中国早在汉元帝时期就有了关于太阳黑子的观测和记录。《前汉书.五行志》有：“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时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易传》曰：‘美不上人，兹谓上弱，厥异日白，七日不温。顺亡所制兹谓弱，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亲伐，兹谓不知，日白，体动而寒。弱而有任，兹谓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动。辟愆公行，兹谓不伸，厥异日黑，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晻。不难上政，兹谓见过，日黑居仄，大如弹丸。’”历代对黑子的记录十分仔细，这为研究太阳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朱文鑫先生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天文学家，也是系统地用现代天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开拓者。他对太阳黑子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主要收录在他的著作《天文考古录》一书的《中国日斑史》中。

《中国日斑史》整理了从汉代永乐元年开始至明代崇祯十一年的一千六百多年间对太阳黑子的观测和描述，并总结概括，采用实验方法、分析方法，注重古人的实测，对多种黑子的记录做了全面的整理、完备的考证。

一、朱文鑫

朱文鑫（1883—1939），字盘亭，号贡三，江苏昆山人，出身书香门第，1905年毕业于江苏高等学堂，1907年赴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天文，1910年获理学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和社会革新，利用现代天文科学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在当时就赢得海内外的同仁们瞩目和景仰，他的若干论著已成为中国天文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朱文鑫是中国现代天文学家，是“中国现代天文学萌芽期的重要天文学家”（王绶琯院士语），“是现代意义上天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席泽宗院士语）。

二、朱文鑫对中国古代阳黑子记录的整理及贡献

在《中国日斑史》中，朱文鑫从史志搜集相关记载，列表统计了从汉到明的共101次有关太阳黑子的记录，是当时收集中国古代太阳黑子资料最全最详细的著作。他还分析了记录中对黑子所作描述的含义，朱文鑫特别指出：中国的黑子记录已有一千六百年之历史，而当时欧西学者，尚不知日面之生有黑斑也。西方直到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之后才开始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中国发现黑子比西方要早800多年。

朱文鑫对黑子的研究，除了列出他所搜集到的所有黑子记录，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的国之外，还专门分析了黑子记录日期在各月的分布：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10181144404313198

他发现，古代对黑子在冬春的出现记录，是夏秋出现记录的四倍：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二月、三月太阳黑子的记录数量总和是其余六个月总和的四倍。由此，他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原因，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在春季和冬季，太阳距离地球近，黑子显得较大，容易被人发现，此外，春季和冬季，太阳光线没有夏季和秋季强烈，也为古代人们把对太阳黑子的观察体重了良好条件。而夏季和秋季，对黑子的记录就明显减少，因为光线和距离的原因，使得人们不容易观察和发现太阳黑子。

此外，朱文鑫还将古代描述黑子的文字同现代的太阳黑子研究知识相对照，以与现代黑子知识相对照，将其形状归类为三组：

第一类，圆形：杯、桃、李、栗、钱；第二类，腰圆形：鸡卵、鸭卵、鹅卵、瓜；第三类，无法形：飞鹊、飞燕、鸟、人。

并通过实验观察和分析，得出太阳黑子的平

寿命以及太阳黑子的形状同其存在时间长短的关系：“日斑之生长，自由盛衰之期，经历年之观测，确定其周期为十一年余。今以上表所书写日期推之，第一类之平均周期为11.06年；第二类为11.03年；第三类为12.22年。由此可以史志所载现象，与学理结合，益足证古人观测之密，中史记载之详也。”

三、朱文鑫在整理和研究太阳黑子资料的方法论意义

朱文鑫治学的最大的贡献是利用现代天文学知识来研究中国传统天文史料。朱文鑫利用他在留学期间所掌握的丰富的天文理论知识和实际观测经验，对中国古代关太阳黑子的记录资料进行收集、筛选、去伪求真，力图挖掘出其中科学的成分，使天文史料中有价值的一部分浮出水面，成为现代科学研究重要的素材。

由于年代的久远，以及中国古代叙事的缺陷，对原始材料进行去伪存真有着很大的难度，为此，朱文鑫运用了多种方法进行论证，设法证实古人的记录是否来自于真实的观测。如：现代知识方法、实验方法、分析方法的使用。

例如，他曾尝试直接用肉眼寻找黑子，通过多次实际观测来验证古代黑子记录“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旧将落时，在暮色朦胧之中，得见日斑一群，弯曲而成一百二十度之角，如人字形，不用远镜，皆得见之。史言如飞鹊、如飞燕者，即是此类。”

由此，他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旧出人时，近于地平，蒙气较大，日光较弱，视之稍易，故史言日中黑子，每谓日出日哺者是也，足证史志所载，皆由实测，决非凭空臆造也。

强调实测价值注重实验方法至今都在被广泛运用。

四、结论

以《中国日斑史》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整理和研究上举足轻重，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得到当时同仁以及后来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国天文学会刊物《宇宙》还在朱文鑫先生逝世一百周年时特别出版了一期纪念专号，陈遵妨在《缅忆朱贡三先生》一文中，感慨说：“是时余亦有我国研究古代天文学著有成绩者，诚仅先生一人之感。”

因此，朱文鑫先生对太阳黑子记录的整理和研究，不仅为人们了解太阳黑子观测的历史和方法提供了借钱，而且他还提出了关于太阳黑子的科学结论，同时也对太阳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佐证。

最后，关于古代太阳黑子的记录次数的多少，除了太阳本身的活动程度、与地球的距离、季节等因素之外，其中是否有人为的重视因素，仍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朱文鑫.天文学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朱文鑫.天文考古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

[3]陈美东.陈凯歌.朱文鑫[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10.

[4]王玉民.中国古代黑子记录的面积归算[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5]朱文鑫.中国日斑史[j].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1930年，第7期.

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

〔关键词〕南宋；类书；博物学；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181-07

古代中国的博物学，是古人通过对物的广博知识，表达对自然、人事、社会等复杂关系的理解与想象，其思想发源于传统学术文化内核中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其发展演进伴随整部文化史的始终。目前学界对传统博物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魏晋至隋唐即所谓中古时期①，以及明清以后西学影响下近代科学化的博物学。事实上，学者对于博物学的探讨，不管是强调中国博物学科学属性共同性，还是坚守传统博物学的独特性，其理论和方法预设都很难脱离西方近代科学的自然史观念。因此，坚持独特性的研究，特别关注中古博物学所具有的殊方异物色彩；而重视共同性的研究，则努力条理出博物学的科学史因素，指出其最终在西学冲击下完成博物学向近代科学转化的历程。从学科背景上看，前者多出于古代文学领域，后者则多出于科技哲学或自然科学史领域。唯独科举应试知识兴盛、强调个体成德的两宋时代，既无奇物异产所激发的知识兴趣，也无西学东渐下的科学探索活动，其博物学研究明显相对较为寂寥。但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方术与异域想像渐渐落幕，近代科学尚未涉足，固有传统创新复苏的特殊时期，应更能展现出博物学在自身文化语境影响下，如何吐故纳新、承袭转化的进程。科举社会中的宋代博物学，不仅未走入式微，反而是在其影响下，表现出多元并进的趋势，在专门著作、经学名物训诂、类书、笔记、方志、本草、谱录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涉及的博物知识领域和文献载体十分庞杂，本文拟以宋代类书中的博物学知识为对象，讨论宋代博物学知识世界的独特图景与演进。

一、瑞物与博物：宋代类书分类体系中的博物学图景

唐宋类书数量众多，其发展大体上处于从官修为主向文人私撰为主的过渡时期，北宋真宗《册府元龟》以前，类书修纂大体以官修为主，此后至宋亡，类书均由文人私撰，成为科举应试、学校教育的重要工具书。南宋末，受到印刷术和科举应试的影响，民间士人不断参与到商业编书活动中，根据日常生活所需知识而汇聚成编的民间日用类书逐渐增多，元明以后成为类书重要组成部分。就两宋时期而言，类书编撰主体主要分为三个层次，而以文人私撰为主，因此讨论宋代类书则往往以文人私撰类书为主，兼及官修类书和民间日用类书。

与官修类书讲究体例严整，内容无所不包，或受限于帝王特定的修撰目的不同，文人私撰文献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学者文人创造性生命意志的参与。真宗以后的类书，因此“充满了编纂者的意志和对知识结构的想象”，“各类书编纂者呈现出来的知识编排倾向，越来越多元化”〔1〕，事实上北宋中期以后至南宋类书，均表现出独辟蹊径的编纂创新意识，不再简单遵循唐宋之际官修类书，内容全面、分类严密为准则，如高承《事物纪原》以考辨名物原始为主，章如愚《群书考索》专注汇编类纂经史、职官、制度方面的文献，并以典章制度为类目编题，节录摘引文献，构成专题考证体式，又如陈景沂《全芳备祖》属于花草果木专科类书，林o《古今源流至论》则是以议论综述为主的、道学知识为中心的科举类书。宋代官私类书中，汇集天文、地理、金属、器物、矿石、动植物等博物知识者主要有《御览》、吴淑《事类赋》、高承《事物纪原》、叶廷《海录碎事》、佚名《锦绣万花谷》、宋惠父《记纂渊海》后集、祝穆《古今事文类聚》、陈景沂《全芳备祖》、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

从体例结构上看，唐宋类书多以天、地、人、事、物为基本分类体系，展现的天人合一、王权中心的价值信仰系统。然而详加比较唐宋诸类书，在此一贯的分类体系下，实际上存在不少差异，这一差异正体现私撰类书编撰者的意志和活力。

中古时期的中国，以结合儒家政治伦理、神仙方术、佛道异说的天人感应学说为基本信仰体系，天地宇宙之物及其行为变化与具体政治社会生活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印证，有流传甚广的祥瑞符命与灾异感通之学。中古博物知识的重要底色，即来自汉代天命感应之学，包括星象、山泽、动物、植物及变化异常作为博物知识图景的一部分，表现出浓厚的奇幻神异色彩。鬼神灵异与自然博物知识也相容不分，如崔豹《古今注》将鬼神、草木、虫鱼归为一类，“生而有识者，虫类也；生而无识者，草木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也”。〔2〕类书中谶纬符瑞知识与自然博物构成并行部类，也体现了这一灵异之物与自然之物不分的观念。如唐代四大类书均辑录有此类谶纬物感知识，《北堂书钞》以帝王、政术、设官、礼仪、艺文、服饰、酒食、天地、岁时为大类结构，其中《帝王部》二有“征应”一目〔3〕；《艺文类聚》以天地、岁时为首，其余部类秩序与《北堂书钞》相近，唯文末有《祥瑞部》（上、下）和《灾异部》三卷，将体现谶纬博物列于果、木、鸟、兽、鳞介、虫豸诸部之后〔4〕；玄宗朝的《初学记》沿袭《艺文类聚》的分类体系而未列祥瑞部，只于《帝王部》“总叙帝王”一目“事对”中辑录祥瑞灾异故事〔5〕；白居易《白氏六帖》则于卷三十六中列帝德、祥瑞、图书等类目，而将鸟兽、草木、花果置于文末。〔6〕

宋初《太平御览》则采用《艺文类聚》的体式，以《休征部》、《咎征部》及《鬼神》、《妖异》为先，次以鸟兽、鳞介、虫鱼、果木等动植物部类置于全书之末。《册府元龟》则与《北堂书钞》更为接近，均以帝王治国言行为主要分类和抄录主题，未设立其他博物知识部类，并且同样将“征应”“符瑞”等目置于卷首《帝王部》中。与北宋初期以前祥瑞部的游离变化不同，北宋中期以后的私撰类书中有关祥瑞博物知识的归属更为统一。首先，真宗朝以后的部分宋代类书，以至民间日用类书如《事林广记》，多已不再设祥瑞、灾异等相关门类，其主体结构表现出重视历史与现实制度经验的知识兴趣，甚至以经史典籍、典章制度为类书编撰专题。其次，部分宋代私撰类书保存的祥瑞门类，不但篇幅往往相当简略短小，如《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目下，仅13条文字，其内容多抄自正史、唐宋史料笔记等，包括《汉书》、《晋书》本纪、《邵氏见录》、《涑水记闻》、《宋朝事实》等，无一录自中古谶纬、历法、小说之书。〔7〕第三，宋代私撰类书有关祥瑞灾异门类，均置于天地、时令部与帝王、职官部之间，不再置于动植博物相关部类之中：《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后集卷七《帝五符、谶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十九、二十《祥瑞门》、《灾异门》；淳v八年（1248）宋惠父编《记纂渊海》后集一百二十五卷，分类体系与潘自牧前集（今存宋刻本）迥然有别，其中卷三十至三十四《祥瑞》、《灾异》（《四库全书》本分别为卷四、卷五），也位于天文、皇亲、时令与地理、郡县、礼仪之间，其最后二十卷仍为花果、木竹、禽兽、水介等。①

①关于潘自牧《记纂渊海》前集与宋惠父后集及相关版本流传情况，见李伟国《〈记纂渊海〉作者、体例及版本考略》，收入李伟国著《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49-260页。

主要作为科举、教育实用工具的宋代私撰类书，其知识分类、取舍固然受科举内容影响，也是自然宋代学术文化史变迁的反映。相对于谶纬、术数博物之学作为政治常识的中古神文时代〔8〕，祥瑞灾异已不再是宋代士人普遍必需的知识领域，“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9〕，宋代以后之政治文化中，五德终始说衰落，灾祥符瑞之说仅留存于帝王权术工具，或下沉为民间巫术方伎，不再是社会文化知识的重要部分，北宋欧阳修已谓“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10〕在类书编撰者的知识图景中，谶纬符瑞之物，是人类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册府元龟》将符瑞知识归于帝王部中，其《博物》一门序并言：“古之学《诗》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谓乎！”在真宗朝士人看来，所谓博物，就是指鸟兽草木等自然万物，所谓奇物灵怪，只是由于此物“不时而出”，少见多怪，博物洽闻之士便能洞悉其性，即可称博物君子。〔11〕因此，宋代类书将符瑞之物回归古代帝王之学的历史典故，另一方面则将博物之学回归日常鸟兽草木实用之学，而不再主要是神仙方术所听闻的殊方异物之学，南宋人郑樵曾言：

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12〕

在郑樵的知识视野中，鸟兽草木之学与本草之学一样，都属于田野之物，即当是实践求证所得的真实知识。一方面是求证于田野农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也需参合《诗》《书》文献。郑樵所谓之重视实践和重归经典，正是宋代博物学的重要转型和特征，在亲历目验中求博且信，是唐代晚唐《北户录》以来博物学的新动向〔13〕，沈括《梦溪笔谈》为代表的宋人笔记博物学无疑拓展了这一路向。类书的编撰者当然未必认同田野实践，在回归经史典籍方面则更为突出，参合经典探求博物知识的务实求真精神，代表了宋代博物学的重要转变。类书分类体系中祥瑞异物之学与草木鸟兽之学的分立，既是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结果，也是谶纬符瑞在士人知识体系中边缘化的结果：天命感应知识不再作为单独部类列于类书之中，而其进入的二级子目附属于其他部类之下。

二、述异到识真：宋代类书博物内容所呈现的知识演进

古代中国的类书，虽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但二者本质不同之一，后者呈现的是客观性的学科知识，前者则是追求知识体系背后的信仰价值秩序。如前所述，宋代文人私撰类书，不仅在分类体系上有所创新，其文献辑录内容和方式上也体现了编撰者的知识兴趣和学术文化追求。

古代类书以辑录前代和当代典籍文字为特点，如果说中古博物学著作的博物知识主要来自于实践和文献记载两部分，并且以记载所谓亲历、目验或听闻的灵异物怪为主，那么隋唐以来类书中的博物知识，则显然基本源自文献知识。不同类书所征引四部典籍各有侧重，表现出不同时代编撰者各不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图景。以唐宋类书有关草木、虫鱼、鸟兽等博物知识部类所征引五部主要文献为例，其引用频次较多者分布情况如下表：

唐宋各类书引经部文献涵盖各经，其中以《诗》（毛诗）、《礼记》以及解经训诂之《说文》、《尔雅》等为最多。《诗》以动植物比兴，多涉及博物，至孔子以《诗》教化，以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4〕，为历代博物学知识获取的基础典籍。考虑到草木鸟兽相关部类在类书中的卷数篇幅，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对《诗》的引用率远高于其他文献，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所引《诗》同样也位居白孔《六帖》之外的前列。《礼记》等礼学之作则涉及各类礼制器具、物品，也成为类书博物之门知识渊薮之一。古代博物学的重要知识方式，是辨析物名物性，名物学与博物学紧密相连，郭璞《尔雅序》云：“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15〕博物学往往始于名物之辨，因而解经之作也成为历代类书博物的共同知识基础。不论是官修还是私撰，唐宋类书修撰者均表现出以儒家典籍为博物知识的重要资源和知识根柢，儒家经典和经学博物知识，始终是传统社会各阶层博物知识图景中相沿不变之钤键所在。

与经部文献相关联，史部文献中正史，特别是《史记》《汉书》，作为正统教育的重要部分，也始终是传统士人博物知识的重要资源，类书征引频次至南宋末仍未衰减。正史以外的其他史部文献，如杂史、地理类，则表现出明显的演进差异。此类文献多记载西南、西北以及西域、八荒之地风俗物产、异闻奇物。汉唐间以《异物志》为名之作，据学者统计至少曾有21种〔16〕，包括如《临海异物志》《岭南异物志》《南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等，外加《山海经》《岭表录异》等，在中古时期曾是史部博物之作的重镇，至北宋初以前类书均中有较高频次的引录。而在南宋类书中，此类文献的征引频次均迅速减少，或已散佚不传，或不为士人所重视，逐渐淡出宋代士人博物知识世界的中心。事实上诸种《异物志》应当正是在北宋间逐渐亡佚。考诸家书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载有6种，《新唐书・艺文志》载9种，《崇文总目》载3种，而南宋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则未见著录，至《宋史・艺文志》仅录3种，所录与《崇文总目》，反映的当是北宋留存情况。而引录种类最多者如《太平御览》，共计15种200余条。可见诸家《异物志》在《御览》及欧阳修的时代仍有至少部分存世，至南宋初年当已不见完书。中唐至北宋以降儒学复兴，文学领域中小说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汉唐博物地理类文献逐渐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小说”而不受士大夫正统观念所接受，与此同时学术性杂史笔记与小说分化明显，成为文人世界新的著作形式，大量六朝志怪录异类文献在北宋前后亡佚，由此也带来了北宋以后博物学观念的变动。

子部文献中，不同小类的征引频次彼此消长差异甚大。与史部地理类文献情形相近，魏晋六朝博物志怪小说，如西晋博物名著张华《博物志》，晋宋时期广博物志之书郭义恭《广志》，以及《异苑》《述异记》等，构成北宋以前类书的主要知识来源，而南宋类书对此类文献的征引频次逐渐下降，中古地理博物类杂记小说正逐步淡出南宋士人的知识结构。另一个相关例证，是秦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及曹魏吴普的《吴氏本草》，在巫医治疾共存的时代〔17〕，受重视服食丹药、求仙不死世风影响〔18〕，其中所辑录动植物、丹药矿物知识，带有明显的鬼神、方术色彩，以“鬼精物、蛊毒恶气”解释疾病成因，或以服药能如“神仙不死”等，体现出与地理博物小说相近的神仙方术色彩，故《本草经》卷下《虫兽部》上品“丹雄鸡”条云鸡头“主杀鬼”，鸡蛋“可作虎魄神物”〔19〕，《博物志》引《神仙传》亦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20〕松脂经数千万年形成琥珀，却非茯苓所化，此与鸡蛋化琥珀恐同为传闻异说。不过“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唐宋以后的各类《新修》《证类本草》中，这一色彩逐渐淡化，《本草》原有的草木虫鱼博物特征日益增强。体现在类书征引《本草》文献中，北宋初《御览》所引四百条中，此类神仙方术色彩仍较明显，卷九百八十六《部三》“芝下”条引《本草经》曰“食之身轻，不老神仙”，卷九百六十七《果部四》“桃”条引《本草经》曰“枭桃在树，不落杀”，卷九百八十八《药部五》“空青”条引《吴氏本草》曰“久服有神仙玉女来侍”等等。〔21〕至南宋本草“务在识真”的观念更受重视，本草博物知识进入儒学多识传统之中，乃是“天地间玉石，草木、禽兽、虫鱼万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亦穷理之一事”。〔22〕宋代儒医取代巫医的兴起，已将《本草》视为博物穷理之事，南宋类书延续了《本草》作为动植博物知识重要来源和良性互动的传统，表现出去神仙巫鬼色彩的新变。如《全芳备祖》所引《本草》频次居各家之首，却剔除神仙、鬼神之说，而皆为草木名称、种类、性状相关材料，不复中古博物草木述异色彩。

此外，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白居易及宋人孔传续辑之《六帖》，《御览》仅见一条《杂俎》引文，却是南宋私撰类书征引频次最高的文献。兼容博物笔记与志怪小说的知识杂俎类编文献，伴随着唐宋兴起各种文人笔记，笔记杂纂类文献已逐渐取代中古博物志怪小说，成为南宋科举类书编撰者更为直接的知识来源。文人笔记不断进入并成为类书重要的知识底色，改变了唐宋类书以缀缉博览、志怪逸闻提供统治者缀文御览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成为南宋士人科举教育、读书格物的穷理学问之具。南宋类书作为科举类书具有商I出版的特征，开始注重简单抄录前人类书以成书，相较前代表现出更突出的承袭现有文献，知识常识化、理性化特征。

总之，南宋士人私撰类书的知识体系中，中古神仙方术、志怪传奇类博物小说从中心走向边缘，而传统经史文献以及《庄子》等子部传统经典文献，则始终保持并不断凸显其作为宋人博物知识的基础性角色，这体现出宋代以降知识世界，真正超越《博物志》体系，逐步由方域、奇幻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多重知识图景，内转为历史、现实经验世界的单重图景，由鲜活生动的感受想像，转化为人文常识理性的辨析反思。

三、博物到格物：宋代类书博物学的知识追求

传统博物学，并非一个科学知识增长的体系，而是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学术史演进的知识基础。在早期中国，博物知识仍是天命观的一部分，鸟兽草木除了作为生产实践，包括饲养、驯化、祭祀、狩猎的对象，在精神文化层面，它们既是统治“权力的对象和媒介”〔23〕，政治运行和变化的象征，也是情感激发和文化道德教化的象征。所谓多识之学，目的在于通过博物知识认知社会政治、道德情感，并最终体悟天命价值所在。中古中国，随着权力符命和谶纬感应为核心的天命学说不断瓦解，从政权中分离出来的神仙方术和异域传入的宗教观念，为战乱分裂时代的古人打开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域外、神秘、灵异世界。方术和宗教之士正是通过博物知识，引导世人相信并构筑的“自然”和超自然的彼岸世界，由此进入生命和精神的解脱安顿。宋代以后的近世中国，人文和理性的文化传统得以复兴，宗教的虚幻世界或者心性哲理化，或者进一步民间化，博物知识不再需要承担描述中古想像和异域世界的功能，而重归现实世界的常识自然，“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皆因其旧俗而习知之。”〔24〕物出于自然，有其自身道理，不附属于人类理性知识，从累积习俗经验中反复探究方能获知。不论是古籍所记载的博物知识，还是亲验实践所收集的自然之物，均加以经验合理的重新挖掘和求证。近古中国的世界图景，越来越只是一个合乎“理”的同一世界，自然万物与人是社会同处其中，博物学所要完成的不再是叙述多个不同的世界，而是印证一个普遍之理的世界。

宋学兴起之前的《御览》编撰时代，即有僧人赞宁的《物类相感志》，开启博物求理之先。释法道绍兴十四年（1144）《重开僧史略序》云：“观师所集《物类相感志》，至于微术小伎亦尽取之，盖欲学佛，遍知一切法也。”〔25〕在博学僧人看来，一切微术小伎皆法，欲穷究佛理，须遍知博物。北宋博物学家沈括于其《梦溪笔谈》中多处申辩当求天地自然博物之“常理”，物类中有“天理不可易者”〔26〕，而对前人文献博物之说“妄说”予以辨证。宋学兴盛之后，格物之学为博物学转向提供了思想学术指导。南宋类书则直接以格物为学，将博物知识作为穷理尽性的学术起点和基础，韩境宝v元年作《〈全芳备祖集〉序》言：“盈天壤间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则理存焉。《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27〕天地自然之物，各具其性，而天理即存于其中，认为其有人陈景沂的草木之学，尽录文献，乃“穷性理之蕴”，正是恢复孔门多识之训。“六经不语怪，宜吾圣人之门不及”〔28〕，这是南宋类书编撰者的普遍意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自后集始，每于条目之下先以总序概括议论，如“古今源流”、“历代沿革”、“舆地提纲”概述典章名物沿革源流，“事理发挥”总论人事性行。其别集卷二十一至九十四，则以“格物总论”或“格物丛话”总论名称、体态、性状等每一物自身相关知识，更直接表明博物穷理之旨。而此后分主题抄录前代四部文献以成类事、纂言结构，则是常识化、文本化的知识缀缉，真正展现宋人文化精神特质的，正是格物总论文字。博物学在格物穷理的思想框架下，获得了全新的知识图景：自然之物重归常识之境，为明清博物学朝向和接纳西学自然观提供了思想前提。

中古博物学总是偏向从“物”中体会和叙述其灵怪奇异之处，是对神怪和异域世界的发现。宋代博物学则将“物”作为认识的对象，力图从中发现和印证“道理”的存在，物成为辨析和考证的对象，并借此试图厘清名称、性状。北宋博物学家苏颂以为“博物者亦宜坚考其实”〔29〕，与中古博物学坚持“发明神道之不诬”为“真实”不同〔30〕，宋人所谓考实，多指立足文献进行考证，沈括《梦溪笔谈》中也多博物考辨。类书考论名物，北宋已有先例，神宗时期高承《事物纪原》卷十中有数条考草木虫鱼之原，如“牡丹”条：

隋炀帝世，始传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药，开元时，宫中及民间竞尚之，今品极多也。一说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刘公嘉话》云：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禹锡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b。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阳杂俎》曰：前史中无说牡丹，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除多牡丹。段成式检《隋种植法》，并不记说，则知隋朝花中所无。（下略）〔31〕

对牡丹花成为观赏植物及命名始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辨析。南宋类书的博物考证，包括直接考论和辑录考证两种，其中后者实为南宋类书普遍使用之考证方法，最为典型者为《群书考索》与《玉海》对典章名物及艺文目录的辑考，有所谓“辑考体”之说。〔32〕除《考索》、《玉海》外，南宋其他私撰类书仍有博物考证之例。前者如《备要》别集卷二十四《花门》“牡丹花”条“格物丛话”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按《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姑，论者以为花王。考之前史无说，自谢康乐集中始言。”考证花王之名始于谢灵运。别集卷九十四《虫豸门》“蝗”条“格物总论”：“蝗……或以为即螽当考。”〔33〕对蝗与螽的异同存疑。后者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花部》“牡丹”条，首先祖述古代异名，“一名鹿韭，一名鼠姑”（《本草》），“唐人^之木芍药”（《花谱》），再引《酉阳杂俎》证唐前牡丹花“有之久矣”，却“无牡丹名”，又引《太平广记》载“开元间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之牡丹”，正与前文构成所谓“事实祖”，推祖名称之始。牡丹花种植并作为药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神农本草经》中即有牡丹之名，南宋类书考证似乎不甚准确。不过作为观赏植物普遍种植，始于隋代前后，“牡丹”作为定名普遍被接受，大约在唐代。在这方面，《事物纪原》与《全芳备祖》相关考证不可谓无所得。又如后集卷六《果部》“枇杷”条，碎录云“（枇杷）或云：一名卢橘”，杂著引汉赋、宋诗话，皆称枇杷为卢橘，应该说各条文字前后是有一定逻辑印证关系的。此外，《备祖》也偶有直接考论辨析之语，如前集卷七《花部》“海棠”条杂著云：“惟紫绵色者谓之海棠，余乃棠梨花耳。江浙间有一种，柔枝长蒂，颜色浅红，垂英向下，谓之垂丝海棠，与此不同类，盖强名耳。”〔34〕作为《全芳备祖》“必稽其始”的事实“备祖”，其引文当不是随意无序为之，而是试图以节录引文，松散地构成对一物类编题的推原考证，以“究其本原”。这一辑录而考的编纂方法，正符合陈景沂对于天地生物“理所难知”部分的初衷：“常谓天地生物，岂无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本原，则与朝菌何异？”陈氏的知识兴趣和追求，正在于借此穷知“万物所以各正性命”。〔宋〕陈景沂编；程杰，王三毛点校：《全芳备祖》（自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3-4页。郑樵《昆虫草木略》“牡丹”条亦云：“牡丹本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古亦无闻，至唐始著。”可见初“牡丹”之名，至唐始著的观点，在宋代士人中较为流行。〔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992页。从《梦溪笔谈》到《事类备要》的考辨求实，正是宋代博物学考证化、文献化的体现和结果。一定程度上，宋代博物学已不再停留于对殊方异物的平面铺叙，而是对自然知识和文献记载的纵深考述。宋学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方法，大大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变了他们的博物知识追求方式。

四、结语

博物学是古代中国人精神信仰与文化学术的知识基础，宋代类书博物部类所呈现的知识演进，是宋代博物学转变的一个侧面，也是精神文化史变迁的一个侧面。从唐宋时期士人博物学知识图景的演变，也可见北宋初期整体知识体系和结构，与中古时代较为接近，不啻为后者的总结，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则真正w现了新的学术范式和思考路径，以及与中古时代不同的知识图景。从类书所呈现的这些问题，或许从某个方面印证，“唐宋变革”的真正实现是在两宋之际。关于唐宋变革的时代问题，参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1期，125-171页。作为一般士人科举入仕之前的重要知识资源，在学术文化史、知识社会史视野中，南宋中下层士人的类书编撰，可以并且应当呈现出更多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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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

一、深谙儿童心理特征的诵读教学理念，以读促写

我国古代蒙学重视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指导蒙童诵读名篇。儿童多记性，古人认为蒙童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这符合现代心理学理论。私塾先生对阅读教学环节理解透彻，甚至已臻化境。朗读，熟读，精读；教书，背书，理书，讲书，步骤科学，成效卓著。诵读是蒙学的教学传统。如今，高中语文课堂琅琅书声已渐行渐远。诵读是中国几千年童蒙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没有发扬光大。有人反问语文教学多读就行了吗？但是，语文教学不多读行吗？叶圣陶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读得不熟练，记得不深刻，背得不扎实，何来思如泉涌，应笔而出，滔滔不绝，文章倚马可待呢？北宋诗人苏轼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南宋朱熹说：“凡读书须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这些观点恰巧契合心理学对人的记忆理解能力的研究结果。

我国古代通行蒙学教本有《三仓篇》《急就篇》《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诗经》《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千字文》《国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千家诗》《唐宋家文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等。据《中国历史轶闻》一书中统计，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几十万字的书，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值得关注的是，古人所说的背诵不是机械记忆，绝非鹦鹉能言，而是辅之以精思、贵通、贵用之法。

华南师大附小陈琴老师致力于小学语文“素读”经典教学的探索。素读经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读经典内容的含义，纯粹地读。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科学的右脑教育法。其一二年级素读目标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三四年级素读目标为：《论语》《大学》《中庸》；五六年级年级素读目标为：《老子》，选读《史记》《资治通鉴》。她的学生在小学毕业达到“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手写千万言”的目标。每天识记100多字，还给学生硕果累累的六年。

作为高中老师虽未能在学生十六岁以前加以引导其大量背诵，但用心理学的观点指导学生吟诵，亡羊补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背诵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这是有识之士的远见，有独到的思考。熟读背诵，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之高，令世界为之咋舌。文学家灿若群星，哪一个不是背诵顶尖高手。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为美谈。读，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来。

读，还能有力促进学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清代学者崔学古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蒙学作文教学关注学生形成写作风格，何其高哉！纵观今日高中生写作现状，这个愿景难以实现，有遥不可及之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鉴古代蒙学诵读的要旨，有效指导高中生实现从读到写的涅槃，老师任重道远。这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总复习中，高三学子根据拼音写汉字，而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二年，学生读在何方呢？笔者忧思之切。每念及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文”，笔者扼腕长叹，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和古代蒙学弟子学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学应特别深入研究借鉴传统语文教育读对写的影响，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积方能薄发。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然并非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读，也非“精耕细作”的精读，恰是系统的“诵读”。刘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量变推动质变。读得不好，怎能写得好？阅读是吸收，其为主；写作是运化，是皈依。高中教师如不能意识到写作的根在阅读，高中作文教学当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二、闳中肆外的人文启蒙教育，蒙以养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学重视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蒙学教材文质兼美，充满饱满的人文精神，为弟子未来卓尔不群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

蒙学教材内容历史演变，简要概括如下：先秦时期，出现我国历史最早的儿童蒙学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学以“六艺”为基本学科，学生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农业、天文、历法、及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渗透蒙学；汉代《论语》《孝经》为最通用的经学教材，医学、史学也渗透到蒙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融入玄、黄、老、庄、释、文、史；隋朝科举制成为蒙学教育的指南针，经学化倾向明显；唐代振儒术，容佛道，蒙学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强调了道德启蒙和文化知识；元代蒙学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纳入了启蒙教育的范畴；清代鸦片战争后，蒙学领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识。1898年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已破地理上“中国中心论”，强调天外有天，开放胸怀，迎接西学。蒙童人文启蒙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闪光。

据徐梓《中国传统蒙学书目》统计，蒙学教材为一千三百多种，门类繁多。蒙学对儿童人文启蒙教育闳中肆外。思想内容博大浩瀚，语言表达纵横捭阖，恣肆。人文启蒙教育使蒙童通晓天下人伦事理，精谙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业。儿童为婴稚，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其践行“凡出言，信为先”；诫“诈与妄、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引导蒙童珍惜韶华、克尽求学之苦，正所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朱熹在《蒙学须知》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塑造童子“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天真纯朴的儿童天性最终发展为他日铸成大器的精神底蕴、一抹亮丽的人格底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人让蒙童在生活中快乐学习，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进性。蒙童练就的蒙学童子功具有可持续性，能良性发展，浸透人文启蒙思想基因，为其将来写作注入了思想和语言的博大动力。

时至今日，须指出的是，许多优秀高中生埋头数理化题海，分配给语文学科的一点点时间又大量花在对高考满分作文的模仿上。虽苦苦耕耘，却一筹莫展，不得其法。没有阅读，高中生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神气基调。清初语文教育家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当代高中生会须痛饮一碗盛满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应格外注重学生阅读文本的选择，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学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学生的情操。否则，贻误无穷。

三、质朴的作文教学法，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古代蒙学对作文教学的认识质朴，但作文教学法科学有效。注重文道统一是传统蒙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人文启蒙教育客观上使蒙童在开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训练。古代蒙学作文训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属对、连珠、锤字基本功训练。古人通过语音、词汇训练，修辞、逻辑训练，帮助蒙童弄懂语音平仄、词汇词性、语法结构等写作知识。作文讲究声律和谐、形式美观。

其二，模仿和抄写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创造的成分。师名家名篇的神，不师其貌，最终自然纯熟；抄写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词造句。

其三，培养观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观察事物，体验事物上升到写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写天地人物情状，粱刘勰提到，“博见为馈贫之粮”。

其四，作文先“放”中“脱换”后“收”。欧阳修称，“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初写放胆文，抒发胸臆；“脱换”即稍加限制；“收”指终要胆小，文章精雕细刻。文章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到造平淡，其实乃绚烂之极。

其五，文章不厌改。古人善于保护学生才思，提出随学生立意而改；择精当处，细小笔削地改，以点铁成金：易日经时地改，则自解雌黄。

反思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法，我们要从中撷取吉光片羽，传承创新高中作文教学。

笔者认为小学初中直至高中语文必须实现教学一体化，要有一盘棋的思维，做好衔接工作。例如，古时蒙童属对，今天高中生做对联，但如何深入对联教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笔者要求高一学生恶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丰富典故知识、声律知识、自然常识。这种训练如果能提前到小学或初中阶段则更佳。

谈及古人写作模仿和抄写并用，高中老师大有可为。有些学生只看高考满分文章，这是误区。毕竟为考场仓促间所作，学生限于时间和才思，无法同前世和当代名家相比，故仅仅阅读此类文章收效甚微。笔者常年呼吁学生要看名家作品。学生读经书、读史书、读时文，融会变化，是为文的真诀。学生自觉向往酿花为蜜，蜜成不见花；当酿谷为酒，酒成而不见谷时，学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笔。语文老师必须设计生成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空间。高一高二时要多抄写文章。抄同题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扫除枯涩阻碍；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语、路脉，从而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融之日，则是学生扬眉剑出鞘之时。

晋代陆机《文赋》提出“玄览”一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学生伫中区，颐情志，激起写作精神内驱力，这是足贵的。笔者认识到随物赋形能力对学生来说太难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学生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丧失了观察事物、体验事物的审美需求。倘能赏“万类霜天竞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高中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兴趣。老师改文章不能将学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强改，要改出学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笔者深以为是。若能将以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则更有意义。这样的老师难能可贵。学生随写随丢，对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为意，这不可取。总之，学生文章多改则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谓沿根讨叶，思自转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