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退而不休；代际支持；社会保障外溢；人口老龄化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退而不休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1%；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48亿人，占比10.5%。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口不仅总量庞大，而且发展呈加速上升状态。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1%，2010年为8.9%，2015年为10.5%。另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我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总之，从老年人口的规模、增长速度和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进入快速老龄化社会，并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老龄化并非一定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压力。随着智慧经济的到来，灵活多样的学习和工作方式为老年人继续创造社会财富提供了可能，只要社会不断普及终身学习观念，并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快捷的多样化教育培训途径和就业空间，老年人就可以成为社会的财富而不是负担。国际和国内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2014年日本老年人退而不休人数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为40.7%，相比10年前增加了约50%。就我国而言，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2005年60岁及以上退而不休人数占比接近27.5%；另据姜向群等研究成果并测算，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退而不休老年人数为4291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的38.7%；其中2000-2010年的十年间，60岁及以上退而不休老年人数增长幅度达到55%，且65岁及以上退而不休老年人数增长幅度高达81.9%。由此可见，选择退而不休的老年人数呈明显快速增加趋势，“退而不休”是国际社会老年人力资源深度开发的重要途径，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常态。

随着我国老年人再就业现象的逐渐增多，人们对退而不休的原因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作为社会人，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通常不只是受个人特征的影响，还应综合考虑社会和家庭因素。例如，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是否良好运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是否能够保障老年人发展权利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决策。

本文所研究的退而不休是指离退休老年人将自身变为工作者，使其人力资源又一次得到开发，并通过一段时期的劳动获得稳定收入的行为，如再就业、续就业等。有研究认为，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力资源需要得到开发，排除不利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具备一定的劳动效率和重回工作岗位的能力被认为是“积极老龄化”；而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应回归家庭，不再从事社会工作。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年人健康状况和认知能力的下降限制了他们的生产效率，老年人应减少社会劳动参与率，进而降低年轻就业市场的失业率，完成社会工作的有序交接。事实上，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反映了他们的劳动权利，是否退而不休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因此，我们对待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态度应充分考虑他们的动机。也有研究显示，健康状况较好、学历较高的老年人更愿意退而不休，而健康状况较差、学历较低的老年人更有压力退而不休，即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动机存在差异。由此可见，学者们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看法还未形成一致观点。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阐释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成因就显得极其必要，通过研究，不仅可以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作出客观的评判，还可以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以及我国未来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主要从社会、家庭和个人层面来分析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因素。首先，社会层面的研究内容集中于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两方面。布斯金（Buskin）、保洛尼（Maloney）和林、池（LingandChi）指出因为社会保障收入对就业收入的替代效应，具有较高水平社会保障的老年人退而不休动机较弱；而琳达（Linda）和车翼认为由于社会保障的健康效应，老年人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并愿意参与社会劳动。其次，家庭层面中，老年人是家庭的宝贵财富，家庭关系会影响老年人的发展。田立法认为在传统家庭观念下，子女不赞成老年人退而不休，且江维表示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意愿不受子女数量影响，没有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退而不休意愿略高于有经济支持老年人的意愿。最后，个人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健康、婚姻状况、学历以及经济状况等方面研究其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约翰（John）认为生命周期的发展使得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意愿不同，万芊和弓秀云表示男性老年人退而不休意识强于女性，女性老年人更趋于低龄化，受年龄的影响更大。萧振禹指出有无配偶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方涛与钱鑫认为健康状况越好，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越高，同时张翼和王红漫表明老年人学历越高越有倾向退而不休，以及原职位特征也能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他们均提及经济状况越差，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越高。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仅讨论了影响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因素，未能探讨影响老年人退而不休的传导机理，缺少对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原因的系统解释。且在家庭层面的研究中，考虑的内容不够全面，忽略了家庭在社会和个人影响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同时，大部分学者只阐述了自身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更倾向退而不休的原因，缺乏对健康状况较差、学历较低的老年人仍未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故而，这些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成因，导致当前我国在合理开发和管理老年人力Y源的政策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和误区，其结果不利于老龄化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中，家庭既是个人的集合也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它在社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深入探究家庭的代际因素在社会和个人对老年人退而不休影响中的传导作用，能更全面地了解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原因，因此，我们将从微观家庭的视角来分析退而不休现象。基于社会保障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作用，本文首先论证社会保障、个人特征通过代际支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再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其选择退而不休的具体原因，进而讨论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目的――是积极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获得经济收入来改善生活状况，然后据此提出中肯的建议。同时，本文还分析健康状况较差、学历较低的老年人仍未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原因，并指出他们是否出于压力选择退而不休以及压力的主要来源。由此，总结影响我国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因素，进而为合理开发和管理老年人力资源，科学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三、理论分析假设与模型建立

1.理论分析假设

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因此在理论分析假设中，需全面考虑因素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

假设1：城镇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收入会增加其家庭代际财富下向净流量。通常，社会保障会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城镇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代际抚养、代际赡养、隔代抚养、代际情感）状况：社会保障以给予养老金、补贴就医费用等方式增加城镇老年人的收入，提高他们自我赡养的能力，进而减轻子女家庭养老即代际赡养的压力。而城镇老年人出于传统的哺养思想，考虑到子女面临就业难、房价高的的生存困境，常常会选择给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生活支持来帮忙照料孙子女，即代际抚养和隔代抚养。同时，当前家庭代际关系大多处于短期互惠模式，代际情感主要以物质财富来维系，出现了代际情感“物质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为都会增加城镇老年人的经济流出，导致他们的社会保障收入有一部分将转移给子女。

假设2：自身条件（健康和学历状况）较差的城镇老年人可能@得较少的代际支持。众多的研究表明，家庭代际传递体现在遗传基因和社会性素质的习得两方面，父代的健康状况和学历具有较强的代际传递效应。健康状况较差、学历较低的城镇老年人会将这些不利因素以及不利因素造成的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等障碍传递给子女，导致其子女很可能具有学历较低、就业困难甚至收入较低的特征，进而使得他们对老年人的反哺能力较弱，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较小。

假设3：当前，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得城镇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退而不休。社会保障对老年人收入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可能会产生“福利依赖”效应，抑制老年人的劳动力供给。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展，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加剧，并且刚性增长速度较缓，所以大部分老年人具有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又受“棘轮效应”影响，他们得到的转移性收入难以维持原有消费水平，因此，他们可能会选择退而不休来获得更多收入。

假设4：城镇老年人对子女的财富净付出会强化其退而不休的意愿，而隔代抚养占用大部分生活时间会降低其退而不休意愿。伴随家庭小型化，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得更加重要。面对生活和工作压力日益加重的子女，老年人会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如劳务、实物以及货币等给子女提供帮助，以此来加深代际情感。但如果老年人提供过多的代际抚养，可能会减少其经济来源和加重经济负担，进而强化他们为获得更多收入选择退而不休的动机。另外，我国存在普遍的隔代抚养现象，城镇老年人利用大部分时间来照料孙子女，使得其选择退而不休的可能性较小。

假设5：自身条件较好的城镇老年人更可能选择退而不休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影响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个人因素有很多，如性别、年龄等，其中，健康状况、学历程度无疑是影响其就业的重要因素。首先，良好的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再就业的基础，较为健康的老年人通常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他们选择退而不休的可能性较高。其次，教育资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转化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劳动技能和收入，较高的学历意味着老年人更易于利用自身资源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实现自我价值。再者，健康状况较好、学历较高的老年人在就业过程中被歧视的可能性也较小，故他们更容易实现就业。

2.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家庭层面中的代际支持因素作为中介变量，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论证代际支持在社会保障、个人特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以及测算社会保障、代际支持和个人特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以此来系统反映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因素（如图1所示）。

上述方程式中，REij表示第i个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状态（j=1、2），IS是第i个城镇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现状，SSEi代表第i个城镇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现状，characteri表示第i名老年人的健康和学历状况，controli是第i个城镇老年人的其他个体特征矩阵。

对于内生性问题，本文进行了随机扰动项和变量间的回归分析。首先，将退而不休被解释变量和社会保障、代际支持、个人特征等解释变量进行了OLS回归，得出并提取随机扰动项；其次，将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进行OLS回归，得出其系数不显著，P值为78.13%，则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所选择的方法可行。另外，联立方程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联立偏差内生性。

方程（1）、（2）估算社会保障和健康、学历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总效应，即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方程（3）、（4）测算社会保障、健康和学历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方程（5）测算社会保障、代际支持、健康和学历对退而不休的直接影响以及代际支持的间接影响。其中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现为直接影响，代际支持变量系数分别与社会保障系数、个人特征系数相乘后的乘积值为间接影响，并通过比较总效应与直接影响系数得到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进而分析代际支持的传导作用。

四、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1.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完备性和可得性，本文采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基线数据（CHARLS）。针对60岁以上城镇已退休老年人，经过数据处理得出本文所需的7545个样本量，其中有4904名老年人处于退而不休状态，自身条件较差的老年人2648人。

2.主要变量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

（1）退而不休变量（RE）：样本中有超过60%的城镇老年人处于退而不休状态，健康状况较差、学历较低的老年人数超过50%，见表1。

（2）代际支持变量（IS）：代际支持不单是指家庭财富的上向、下向流动，如老年人和子女定期或不定期给对方钱，还包括传递家庭情感和家庭价值观的行为，如抵御家庭风险、抚养子女等。代际支持现状是衡量家庭资源在代际间配置平等程度的指标。根据数据可得性，利用熵值法yi=将代际支持4个方面综合成代际支持指数来描述老年人付出与获得代际支持量的差额。如果老年人付出的代际支持量大于获得的，表示他处于代际支持下向净流出，代际支持指数小于0；反之，他将处于代际支持上向净流入，代际支持指数大于0。总之，这些都是城镇老年人家庭资源代际间配置不平等和代际支持传递失衡的表现。

（3）社会保障变量（SSE）：本文主要研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其现状以社会保障指数来衡量（同代际支持指数算法）。数据显示，社会保障指数平均值仅为最大值的11.34%，表明城镇老年人接受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即养老金收入少且医疗保险使用率较低。

（4）个人特征变量：主要有健康、学历、年龄、性别、原职位特征、婚姻状态、家庭生活水平、配偶是否退休、配偶健康、子女收入。在文中主要研究健康和学历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故其他数据在此不做一一列示。其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学历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的高低程度界定均是以它们的平均值为标准。

五、模型结果分析

1.模型整体特征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M行回归分析，从实证结果可知模型整体R2为0.681，修正R2为0.680，表明模型拟合效果好，能够解决本文提出的问题。

模型整体F值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各变量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有影响。VIF系数平均为1.46，则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偏误较小，见表2。

2.社会保障、代际支持和个人特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

（1）社会保障、健康和学历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直接影响。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健康和学历都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产生直接影响。首先，社会保障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系数为0.464，表明拥有社会保障的城镇老年人更倾向退而不休。随着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已经实现“全覆盖”，但在保障力度上仍有个体差距，这使得拥有不同水平社会保障老年人的退而不休动机也存在差异。对于拥有较低水平社会保障的老年人，他们相对欠佳的经济和健康状况没能得到充分改善，加之养老保险会显著增加其医疗服务消费和经济支出，因此，他们选择退而不休很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来改善生活状况。同时，具有较高水平社会保障的老年人也会选择退而不休，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给他们找到或留在工作岗位提供了保障，加大了其积极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

其次，健康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系数是-0.208，说明健康状况较差的城镇老年人更愿意选择退而不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劳动效率，健康状况较差往往劳动效率较低，尽管如此，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仍选择退而不休。据2015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超58%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其医疗费用占总收入的30.2%，那么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将会承担更重的医药费负担康状况。

学历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系数是0.215，表明学历较高的老年人更有倾向退而不休。据2014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就业状况全国城镇居民评价”数据显示，超过50%的居民认为在就业过程中存在学历歧视和年龄歧视。因此，学历较高的老年人更易于利用良好的自身条件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退而不休来积极实现自我价值。另外，一般来说学历较高老年人的综合素养较高，其为社会发挥余热的意愿也会较强。

（2）社会保障、健康和学历对代际支持的影响。表4的检验结果与理论假设相一致，即健康状况较差和学历较低的老年人更可能处于代际支持下向净流出。这表明，他们给子女提供的家庭资源数量远大于子女给他们的家庭资源数量，老年人没能得到足够的家庭养老支持，从而导致家庭资源在代际间配置不平等。

另外，拥有社会保障的城镇老年人有34.5%的可能性处于代际支持下向净流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依据《中国财政年鉴》，2001-2010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直维持在10%-11%，而西方国家一般在30%以上。即便如此，城镇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收入仍会显著增加代际抚养和显著减少代际赡养，使得老年人更可能处于代际支持下向净流出。也就是说，老年人的一部分养老保障收入可能会转移到子女手中，出现社会保障“外溢”效应。

（3）代际支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表5显示，在代际支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直接影响中，代际抚养、代际情感的相关系数为0.138和0.079，即老年人对子女过多的经济支持和因家庭情感缺失对精神交流的需求加大了他们退而不休的动机。代际赡养和隔代抚养的相关系数为-0.030、-0.052，表明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及老年人花时间帮忙照看孙子女减弱了他们退而不休的动机。但总体而言，代际抚养和代际情感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较代际赡养和隔代抚养的影响明显，这说明城镇老年人因为家庭养老支持不足、不得不“养育”子女与孙子女，同时因代际情感“物质化”和由此产生的家庭资源代际间配置不平衡等问题，最终使他们选择退而不休。

代际支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也有间接影响。首先，在代际支持的作用下，社会保障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系数由0.303上升到0.464，表明受代际支持的影响，具有社会保障老年人的退而不休意愿加强。如前所证，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收入存在“外溢”效应，从表面上来看，是社会保障收入发生了转移，其实质是家庭资源代际间配置不平等的结果。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50%，赡养孙子女的老年人比例高达66.64%，而越来越多的子女表示因高生活成本不得不忙于工作，没时间、没财力赡养老人。考虑因生活压力大而终日奔波的子女，同时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城镇老年人可能将自己的部分收入（包括社保收入）转移给子女，导致他们会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来接济子女选择退而不休。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家庭资源代际配置不平等不利于某些老年人发展权利的实现，进而影响了健康老龄化的发展。

其次，由表5可知，在代际支持的作用下，学历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系数由0.198上升至0.215，即受代际支持影响，学历较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退而不休。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角度来看，最早有贝克尔（Becker）等人提出父母通过遗传和人力资本投资将“禀赋”传给子女，从而影响他们的收入。现在学者认为父母的学历、职业可以通过改变子女的教育环境、社会关系等对他们的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目前，我国高学历老年人的子女在经济收入、教育、就业上的先发优势日渐突出，且在这部分家庭中，子女有能力赡养老年人，老年人也只需承担适度的代际抚养和隔代抚养，则家庭资源在代际间配置较合理。所以学历较高的老年人更可能通过退而不休来积极实现自我价值。

最后，代际支持也能解释健康状况对退而不休的影响。在代际支持的作用下，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的可能性由6.8%提高至20.8%，其退而不休的动机得到强化。目前，我国家庭代际关系主要以短期互惠模式为主，代际关系“物质化”使子女对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的反哺意识较弱，分担老年人医药费和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也较小，导致老年人很难得到足够的家庭资源，进而使他们选择退而不休以获得更多收入来改善生活状况。

3.健康状况较差和学历较低的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原因分析

在本文样本中，健康状况较差、学历较低但仍在退而不休的老年人占比为54%，是退而不休老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表6可知，代际支持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系数变大，说明这部分老年人是否选择退而不休更容易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代际支持在社会保障影响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由10.13%增加至21.34%，表明这部分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外溢”效应加重，进而反映出他们的家庭资源代际间配置更加不平等。

第二，学历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系数由0.198下降至-0.008，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上升至71.09%；健康对退而不休的影响由-0.068上升至-0.035，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增加至71.502%，即这部分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更多地是受代际支持影响，而非自身条件。由于学历和健康的代际传递效应，这部分老年人的子女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导致他们缺少经济和精力赡养父母，甚至会需要父母接济。因此，即使老年人的健康和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基于家庭养老支持不足，他们最终也会选择退而不休来获取更多的收入。

总之，健康状况较差、学历较低的老年人更可能是出于家庭的压力、收入和情感交流的需求等原因选择退而不休。考虑到这种被动选择特征对老年人自身发展权益的影响，针对这部分老年人，需要通过改善代际关系来保障他们充分发展。

六、结论与对策

1.结论

第一，拥有较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康状况较好和学历较高的城镇老年人的退而不休动机一般是积极实现自我价值；而拥有较低社会保障水平、健康状况较差和学历较低的城镇老年人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收入。

第二，代际支持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由于自身条件好的城镇老年人，其付出与获得的家庭资源之间的差额一般较小，更加平等的家庭资源配置会强化他们积极发挥余热的动机，反之，自身条件较差的城镇老年人会因为家庭养老支持不足而加大其通过退而不休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可能性。

第三，健康状况较差和学历较低的城镇老年人仍然选择退而不休主要是出于家庭方面的压力，相比自身条件好的城镇老年人，个人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不明显。

2.对策

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动机的差异会对其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自身条件较差老年人的发展权益不能充分保障，因此在实践中，应该有差别地开发城镇老年人力资源，以改善全体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构建良好的家庭关系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进而更好地促进老龄化社会健康发展。

（1）改善老年人就I环境，降低个人因素的负面影响，以积极发挥自身条件较好老年人的优势，进而实现其自身价值。首先，改善老年人就业环境就是要充分保障老年人就业权利，比如完善劳动就业制度、消除就业歧视、增加就业渠道等，同时维护老年人双向就业的主动性，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也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其次，个人因素显著影响自身条件较好老年人的退而不休，排除一些不可抗因素，需巩固与加强其综合素养能力。如单位定期体检、老年心理咨询服务、老年活动室的建立等有利于其健康状况的提高，以保证其具有较好的劳动效率，进而通过退而不休来实现自身价值。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提升老年人社会保障质量；建立正向代际关系，促进家庭代际资源的合理流动，以缓解自身条件较差老年人的再就业压力，实现其积极就业。第一，遵循普遍实施、分类保障的原则，进一步满足自身条件较差的老年人健康支出和经济收入的需求，以此提升其生活质量；第二，注重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引导代际财富的合理配置，以减轻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压力；第三，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和服务，并且实施居家养老、以房养老和搭伴养老等多种养老方式，提高老年人自我赡养能力。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2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敏感；人性哲学；社交回避；焦虑

国内外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探讨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心理发展特点，对于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协调人际关系，治疗心理疾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入探讨家庭、性别、年级、人性观等相关因素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作用。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郑州、新乡6所高校1～4年级大学生625人，其中男生249人，女生376人，平均年龄20.48±1.43岁，其中大一79人，大二263人，大三132人，大四151人；文科生269人，理科生356人。

1．2研究工具

1．2．1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IPS)由9道题目组成，1～5级自评，主要测量被试的人际关系敏感程度。

1．2．2人性的哲学修订量表(RevisedPhilosophiesofHumanNatureScale,RPHN)由Wrightsman编制，有愤世嫉俗(C)和值得信任(T)两个因子，共20道题目，采用1～6级自评，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1．2．3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AvoidanceandDistreeScale，SAD)Watson与Friend于1969年编制，由社交焦虑分量表(Ax)和社交回避分量表(Av)两个分量表构成，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同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1．3数据处理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逐步回归的方法。

2结果

2．1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在各因子上的比较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在社交回避和社交焦虑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其它因子差异不显著。

2．2文科和理科的大学生在各因子上的比较文、理科学生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

2．3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各因子上的比较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愤世嫉俗、值得信任2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在人性哲学的愤世嫉俗看法的发展上呈“∧”型，大一学生愤世嫉俗的得分最低，大二学生得分上升，大三上升到最高分，而大四的学生得分又变为下降；大学生在人性哲学的值得信任的看法的发展呈“V”型，大一、大二的学生的得分逐渐下降，直至大三最低分，而大四的学生又变为上升趋势，值得信任因子的这种趋势与王惠萍等人的人性哲学研究结果趋于一致。

2．4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愤世嫉俗和值得信任2个因子上进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愤世嫉俗因子上大一学生与大二、大三、大四3个年级的学生分别存在显著差异(P

2．5人际关系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以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愤世嫉俗、值得信任、社交回避和社交焦虑4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选人标准α=0.05，剔除标准β=0.10)。

3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在社交回避和社交焦虑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即农村的大学生比城市的大学生社交回避和社交焦虑问题更严重些，有关农村和城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这种社交回避上的差异主要与生活环境不同有关，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以前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与人交往相对少，以前没有在城市生活，面对与农村截然不同的新环境和与同学之间存在的经济、见闻等方面的差距，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也非常容易产生自卑情绪。紧张的学习、激烈的竞争、单调的生活，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恋旧情绪，使得这些农村大学生倍感孤独，所以农村的孩子社交回避问题相对更严重些。而城市的生活环境相对开放，与人交往的机会多，信息量大，因而城市的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交能力一般比农村大学生好些。因此高校的心理健康工作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学生的社交问题进行辅导。

文科和理科大学生的比较结果表明，文科类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和愤世嫉俗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类学生的得分。影响的因素很多，其中文、理科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同占重要地位。文科学生所学的专业多属社会科学领域，他们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精神世界的追求，看重提高自身对社会和人生的敏锐观察力，他们对哲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更看重，易出现价值冲突，因而也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敏感和产生愤世嫉俗的倾向。而理科学生所学专业大多属自然科学范畴，他们注重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探索，自然科学原理对他们的专业学习具有更大的价值，过去“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观念仍然存在，加之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科学技术。而且理科生毕业后大部分从事本行专业，“所学有所用”使他们觉得只有学好专业知识，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成就。由于理科生的兴趣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人生哲理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兴趣不如文科浓，有些理科生大有“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的倾向，所以理科学生人际关系敏感和愤世嫉俗问题相对文科生程度低些。由此提示把文科学生作为各高校心理卫生工作的一个重点人群，应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卫生工作。

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愤世嫉俗、值得信任两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在人性哲学的愤世嫉俗看法发展呈“^”型，在人性哲学的值得信任的看法发展呈“V”型，多重比较表明在愤世嫉俗因子上大一学生显著低于其它三个年级学生的得分，大三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四的学生得分；在值得信任因子上大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三的学生得分，大二、大三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大四的学生得分。这表明大学生愤世嫉俗和值得信任的看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一学生社会阅历少，社会交往少，相对比较单纯，愤世嫉俗相对少些，值得信任分数高，而随着大学生活、学习的深入，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将视线由学校扩展到社会，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正确对待，容易得出偏激的结论，而随着年级的继续升高，到大四学生变得相对成熟些，对社会的看法不再那么极端，愤世嫉俗分数有所下降，而值得信任得分有所提高。因而高校的教学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教授，还要针对不同年级的特点正确引导学生正确的思考社会和人生，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人性观。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村落环境；影响因素

一、概念综述

1.村落环境

本文的村落环境是相对于大学生村官而言的，是指大学生村官所在的村落的本身环境的总合。一般情况下，它包括村落的物质状况和人文状况，物质状况包括自然环境、村落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状况包括风俗习俗、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宗族或家族势力。

2.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

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是指，大学生村官与所处的村落的人之间通过交往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直接的心理关系。而这里所指的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并不是指单个大学生村官与其他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的总和。而是特指大学生村官在担任村官期间在工作或生活中与村落中的人所形成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把大学生村官的人际关系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与上级的人际关系。第二，与村民的人际关系。

二、研究意义

“根据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他并不完全只追求金钱，他有社交、心理方面的需要，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需要，而且后者往往更为重要。良好的人际关系总是能给人正向的激励。”①由此可知，大学生村官在村落中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要。只有在农村中发展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更快地适应农村生活，才能满足大学生村官社交、心理方面的需要，才能更好地激励大学生村官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此外，“根据人际关系理论，组织中除了存在着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明确规定各成员相互关系和职责岗位的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这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在于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使之免受其内部个别成员的疏忽或外部人员的干涉所造成的损失。”②非正式组织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度有着巨大影响，当非正式组织对组织目标正向支持时，组织目标更容易达成，当非正式组织对组织目标负向反对时，组织目标的实现就可能遇到重重阻碍。相应的，农村是一个“人情社会”，除了正式组织外，往往存在着由无数复杂人际关系而构成的“非正式组织”。只有与这些“非正式组织”搞好关系，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调解纠纷，实现组织目标。由此可见大学生“村官”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大学生“村官”工作激励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更是顺利达成工作目标的必要条件。

三、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与评价

到目前为止，对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时间不长、为数不多。但是我们仍可以按照不同的影响因素将文献分类评述。

1.大学生自我特征对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影响

这类文献通常把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归结于大学生自身的性格特征、交往能力、职业规划，张慧（2011）通过对湖北省的实证调研发现，大学生村官的人际交往与村官的个人因素有关，如性格特征、交往能力、毕业院校、职业规划等，其中大学生的性格特征特别是性格的成熟度对大学村官的人际交往影响最大。她认为“从大学生‘村官’个体的角度来看，他们大部分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缺乏人际交往的技巧，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学生气’，还停留于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交往对象的阶段。”③所以在村官上岗之前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培训，让大学生对村官岗位有一定的认识，树立正确人际交往观念，提高自身人际交往能力。余迎（2012）基于对淮北市杜集区的实证研究，得出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大学生村官的自我认知和交往方式相关，他认为“大学生村官和当地村民之间的人际交往，就是通过相互之间的顺应和不顺应，以及在顺应与偏离之间的平衡，来达到彼此之间的传播平衡的。不管是入乡随俗还是坚持自己，这样两种状态在大学生村官身上并不互矛盾，只要他们能在这两种状态中找到一种平衡。”④

2.政策环境对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影响

这类文献通常把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归结于政策的地方落实情况如工作借调、培训效果等，如林美如（2011）认为村官的人际适应与组织部门的培养和管理现状、政策落实情况、期满出路相关。她认为“完善大学生村官的多方保证机制，优化大学生村官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利于大学生村官的人际适应。

3.社会环境对村官人际关系的影响

这一视角的文章注重于社会舆论、城乡结构、父母态度、村民态度等社会支持因素对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影响。赵锦山（2008）在对山西省大学生村官的个案研究中发现村官人际关系与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资本、心理需求层次、社会互动等因素相关。特别社会舆论与大学生村官人际满意度有着强关系。对于个体大学生来说，当周边的舆论对其支持时，大学生村官的人际满意度更高。再如周汝文（2011）认为，大学生村官的人际适应与社会资本相关，特别是父母的支持对大学生快速适应农村生活，融入农村有很大帮助。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以往对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但范围基本上局限于一个省或市，样本总量不大。本研究亦采用实证研究，但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取样，涉及31个省，抽样4528。此外，在以往的研究通常注重大学生村官自身特征如性格特质、毕业院校类别、交往能力、职业规划等；政策的地方落实情况如工作借调、培训效果；社会舆论如媒体环境；他人的态度如父母态度、村民态度；而忽略村落本身的环境。本文探究村落环境与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相关性，并探讨村落环境各维度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各维度的影响力的大小。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设计

1.资料来源与概况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机制研究”[12JZD043]，该项目就全国31省向4528名大学生村官发放问卷并收回有效问卷4252张。

2.研究框架（图）

3.研究假设

假设1村落环境与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相关性显著。

假设2在村落环境所有维度中，语言环境对大学生村官与村民人际关系的影响最显著。

假设3在村落环境所有维度中，村长和村支书的工作作风对大学生村官与上级人际关系的影响最显著。

4.研究方法

⑴访谈法。先期对全国12个省（直辖市）、36个市（县）的36名优秀村官，72名普通村官进行了个别访谈，对108个村的村民、村干部进行了集体访谈以及对108个乡镇的国家干部进行了集体访谈。分别采用了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法、集体访谈法、个别访谈法等。

⑵问卷调查法。在对先期访谈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对访谈材料进行筛选、编码，形成问卷，向31个省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4528份，删除无效问卷27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3.9%。

⑶数据分析法。在问卷回收后，对其进行编号整理。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将使用如下的数据分析方法。

①加权平均方法。村落环境大分为物质状况和人文状况，物质状况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人文状况可以分为语言环境、村长和支书的工作作风、宗族或家族势力。这五个维度同样选取各问题来测量（详见表2-2）。对题目进行重新编码，使自变量与因变量等级方向一致。再在各维度中，对问题分值加权平均，得出每个维度的分值。（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题目设计中，1为非常不符合，5为非常符合）。在与上级的人际关系维度上，我们用问题“我感恩上级对我工作的支持”，“领导很放心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来测量，在与村民的关系上，通过SPSS19.0因子分析降维，我们选取问题“答应了村民的事情我尽量会去做”，“我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我很乐意处理村里的琐事”来测量（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题目设计中，1为非常不符合，5为非常符合）。在各维度中，对问题分值加权平均，得出每个维度的分值。

表1自变量村落环境的因素描述

[表2因变量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维度描述

②描述性统计。描述样本的基本情况，如年龄、学历、性别及其所占的比例。

③独立样本的T检验。检验性别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各变量的差异性。

④单因素方差检验。检验不同学历、年龄对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各变量的差异性。

⑤Person相关分析。探究村落环境和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相关性及显著性。

⑥回归分析。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比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的大小。

五、数据分析

1.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31个省4528名被试者，本研究最终进入数据分析的统计数为4252，具体见表。从表2可以看到男女村官的比例不是很大，女性只是略多一点，而且大多数村官的年龄在21～25、26～30两个年龄段。学历层次大多数为本科，这符合大学生村官的实际情况。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新生的职业，基本上以新生代的大学生为主。

表3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表

2.差异性分析

⑴性别与各变量的差异性分析。表4显示了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村官在人际关系各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通过分析我们发现，F值和T值的显著性水平都大于0.05，因此可以认为在95%的置信区间，对与上级的人际关系和与村民的人际关系都没有显著差异。

表4性别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各变量的差异性分析

[性别＼&均值＼&与村民的人际关系＼&与上级的人际关系＼&F＼&.060＼&1.389＼&Fsig＼&.806＼&.239＼&T＼&-1.54＼&-.137＼&Tsig＼&.878＼&.891＼&]

⑵年龄与各变量的差异分析。表5显示了不同年龄的大学生村官在大学生人际关系各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显著性水平都大于0.05，这说明在95%的置信区间，不同年龄的大学生村官对与上级的人际关系、与村民的人际关系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⑶学历与各变量的差异分析。表5显示了不同学历的大学生村官在大学生人际关系各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显著性水平都大于0.05，这说明在95%的置信区间，对于与上级的人际关系和与村民的人际关系没有显著差异。

表5不同学历、年龄对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各变量的差异性分析

[因子＼&＼&与村民的人际关系＼&与上级的人际关系＼&＼&F＼&Fsig.＼&F＼&Fsig.＼&学历＼&1.393＼&.141＼&1.259＼&.248＼&年龄＼&.817＼&.659＼&.922＼&.512＼&]

3.相关性分析

本节主要分析村落环境各变量和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里主要运用spss的Person简单相关系数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表6村落环境与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相关性

由表6可知，村落环境和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度达到17.9%。故假设1成立。

表7村落环境各因素与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7可知，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语言环境、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宗族或家族势力与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人际关系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且度呈正相关，其中语言环境与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人际关系相关度最高，达到35.8%。在大学生村官与上级人际关系方面，村落环境的五个变量也均在0.01的水平上相关性显著，且自然环境、宗族或家族势力与上级人际关系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语言环境、村长村支书工作作风与上级人际关系呈正相关，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上级人际关系两者相关度高达36.1%。

这里主要运用SPSS的Person简单相关系数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缺陷，因为相关分析解释的是变量之间相互的联系。但它无法说

明因果关系，即无法明确哪个是因变量，哪个是自变量。故我们在做相关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4.村落环境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因果关系分析

我们在剔除非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用spss19.0做回归分析，整理所得下表8：

表8村落环境与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的回归分析模型

⑴村落环境对大学生村官与村民人际关系影响性分析。以村落环境中村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语言环境、村长和支书的工作作风、家族或宗族势力为自变量，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关系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整理得出模型1，模型的R方为0.129，调整R方为0.128，也就是模型1的整体拟合度为12.8%。村落环境的各因素对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人际关系均在0.01的水平上影响性显著，且均为正影响。其中语言环境的影响性最高，经济发展水平次之。故假设2成立。

语言环境对大学生村官与村民人际关系之间的影响力达到33.4%并呈正影响（beta值为0.334），即语言环境提高1个单位，大学生村官与村民人际关系提高0.334个单位。也就是说，语言越一致，越容易沟通，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人际关系就越趋向于融洽。语言对于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ead，GeorgeHerbert）在结合了库利、托马斯等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行动是有社会意义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是以各种各样的符号为中介进行的，人们通过解释代表行动者行动的符号所包含的意义而做出反应。符号是指所有能代表人的某种意义的事物，比如语言、文字、动作、物品甚至场景等。语言是所有符号中最丰富、最灵活的一个符号系统，通过口头语言、身体语言（包括表情与体态）等人们可以传达各种意义，实现人们之间的复杂交往。”⑤该理论无疑强调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再如时蓉华（2005）把人际交往看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那种对于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共享和理解过程。“其中语言符号主要是指人们语言沟通时所运用的字、词；而非语言符号是指人们身上所承载的非言语类的符号，主要指肢体语言。该观点主要强调的是，这种互动双方或多方共同享有和理解的过程。”⑥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互动的符号，在大学生村官与村民对事物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结合我国实际，在我国大多数村落中的村民仍用方言进行沟通，特别是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方言不但种类多，而且差异极大，有些地方不但有自己独特的口头语言，甚至还有自身独特的书面语言，外来村官很难听懂读懂。不同的语言符号造成了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隔阂，这是阻碍大学生村官与村民达成人际和谐的重要因素。消除这种障碍因素最好的办法无疑是聘用当地的大学生村官。这也是制定村官政策所要考虑的一点。

村落经济发展水平对大学生村官与村民人际关系之间的影响力达到15.7%（beta值为15.7），村落经济越发达，大学生村官与村民人际关系就越可能融洽。这同样能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经济越发达的村落，对管理、专业技术知识的需要越强烈，故通常对大学生村官呈欢迎的态度，而大学生村官的知识和管理技能的确也能为村民带来“社会报酬”；而在村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村落经济通常还以农耕经济为主，没有支柱的产业，简单的农耕经济使村官无用武之地，而村民往往会认为，村官的出现不但没有带来实惠，反而占用了资源。从而导致村官与村民之间的人际不和谐。其次，根据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社会网络理论人们更倾向于与同质性的人交往，即与自己年龄、地位、思想、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相似的人交往。经济越发达的村落，往往更开放、受教育程度越高，与城市的生活方式越相似，村官与村民之间差异也越小，村民与村官容易相互接受。

⑵村落环境对大学生村官与上级人际关系影响性分析。以村落环境中村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语言环境、村长和支书的工作作风、家族或宗族势力为自变量，大学生村官与上级的关系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整理得出模型2，模型的R方为0.215，调整R方为0.214，也就是说模型2的整体拟合度为21.4%。由模型可知，经济发展水平、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宗族或家族势力对大学生村官与上级的人际关系在0.01的水平上影响性显著。自然环境与语言环境在0.01的水平上影响性不显著。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性最高，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次之。故假设3不成立。

村落经济发展水平，这个看似与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无关联的因素，却能在大学生村官与上级人际关系上达到33%的正向影响力，即村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个单位，大学生村官与上级的人际关系提高0.33个单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村落经济越发达，村官与上级人际关系越好。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村官经济待遇、福利等也比欠发达的地区要好，这使经济发达村落的村官比较重视所在的职位。而在现行体制下，上级对村官的晋升、考核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影响，这使得村官尽力搞好与上级的关系。其次，“根据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人是理性的，人们进行的任何行为都以获得“社会报酬”为基础的，是具有目的性的。所以个体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他们都从他们的相互交往中通过交换得到了某些需要的东西。”⑦在经济发达的村落，上级通常需要大学生村官这种新生事物。因为经济发达村落往往已经摆脱了简单的农耕经济，村落里通常有一到两个支柱产业，使村落管理出现复杂化、专业化趋势，就更需要素质较高的大学生村官辅助上级进行管理。通过大学生村官的辅助，上级能得到想要“社会报酬”，也更乐意与大学生村官处好关系。故经济较发达的村落的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更为欢迎。再次，相较于欠发达的村落，经济发达的村落通常与城市的差距小，这使这些村的干部眼界更开阔，也使村干部与大学生村官的思维更趋同。

此外，村长村支书的作风对大学生村官与上级的关系影响力也不小。Beta绝对值达到17.5%并呈正影响，也就是说，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提高1个单位，大学生村官与上级的人际关系提高0.175个单位。究其原因是在绝大对数情况下，村长或村支书就是大学村官的上级。在4252份问卷中，大学生村官担任村长、村支书助理的达到90%。所以，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特别是进入到两委班子的难易程度，往往会对大学生村官与上级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村落环境与大学生村官人际关系显著性相关，假设1成立。但是各维度的影响力不同，村落环境对大学生村官与村民人际关系影响方面，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语言环境、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均影响性显著。其中语言环境的影响性最高且为正，经济发展水平次之。故假设2成立。在村落环境对大学生村官与上级的人际关系影响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宗族或家族势力对大学生村官与上级的人际关系在0.01的水平上影响性显著。自然环境与语言环境在0.01的水平上影响性不显著。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性最高且为正，村长村支书的工作作风次之。故假设3不成立。

引文注释

①②程方正.现代管理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3-94，95-96.

③张慧.大学生村官人际交往现状研究―基于湖北省调查研究[J].2011（6）.

④余迎.大学生村官与当地村民的人际传播一基于淮北市杜集区大学生村官的一项实证研究[J].2012（5）.

⑤乔治・H・米德.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13-216.

⑥时蓉华.社会心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4―135.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4

摘要：通过对某军校320名学员使用《人际关系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考察了军校学员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文章从学员是否为独生子女、专业、年级、生源类型、户籍所在地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作出相P分析研究，根据研究结果进行讨论与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军校学员；人际信任；主观幸福感

1.研究背景及目的

人际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个体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凭仗。人际间互动离不开信任。若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审视，军校学员正处于成人初显期，此阶段的人际信任感会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若从教育的观点审视，军校生涯是军校学员一步步进入任职岗位的过程。军校学员所处的人生阶段处在从校园逐渐走向社会的阶段，他们的对社会对人生的阅历从单薄到丰富，人际关系的圈子从单纯到复杂。虽然军校学员心智和生理已经成熟，但是如何在当代人际信任出现裂痕的大环境下，保持对他人、对世界的足够信任而不至于崩塌，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我们应该对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致力于培养其良好的人际信任。

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质量对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具有直接影响。而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军校学员的学业、训练，工作和人际交往。人际关系是军校学员生涯的课题，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境，也是军校学员的主要压力来源[1]。而军校学员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信任，是和战友进行合作和亲密关系建立的前提。如果军校学员一味拒绝信任他人，会让他在人际关系上失去了社会支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获得是非常不利的[2]。社会支持的缺失所引发的主观幸福感下降，也会再反馈到人际信任，使得军校学员对人际关系更加失去信心，继续加剧主观幸福感的低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甚至会增加社交焦虑、抑郁等风险[3]。

很多人都认同，军校学员的年级和专业对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有一定影响。随着年级的增高，或许是学员人生经验的丰富，所遭遇的被蒙蔽、欺骗的事件的累积，对人际间的信任也随之降低。同理，文科生由于接触到了很多哲学、心理学等资料，对人性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也影响人际间的信任。因此，该课题研究应得到充分关注，但实际上军校学员的主观幸福感和人际问题的研究现状来说还不是很丰富，也很少涉及到对学员个体特征的全面研究，包括生源类型、专业、年级、是否是家中的独生子女、生源类型和户籍所在地中的影响。本论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研究的缺陷，从而为后续有关军校学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2研究意义

有些人认为，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军校学员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全身心投入学习工作中，日后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而军校学员本身的幸福感是可以被暂时搁置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工作中，以至于我们失去对我们自身幸福感的关注。最终，这样的策略会反过来伤害我们，使个体陷入了焦灼不安甚至抑郁烦闷中。增强军校学员主观幸福感，对他们维持良好的身心健康，进而更好地完善自我、报效祖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因此，研究不同类别军校学员心理压力的问题，通过分析问题，区分情况，对症下药，对存在高风险的学员个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辅导，可以有效提高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解决学员在学习生活和成长进步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学员更好地投入到日常学习训练之中，对于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也能够更加按时保质地有序完成。

军校学员比起普通地方大学生来说，具有更大的丰富性。从生源类型来说，军校学员中有刚刚经历过地方高中的本科青年学员和部队考学的本科士兵学员；有在基层经历锤炼的士兵保送学员；还有少数的干部子女学员原生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上的差异影响到了个体人格特质上的差异，并从而影响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态度、归因方式和应对方式，导致了不同类别军校学员面临的人际信任问题会存在差异性。如何有的放矢，对不同类别军校学员面临的人际信任问题和由之带来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提高，保障军校学员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综合分析当前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和促进教育教学，以及开展相关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正常军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军校学员因为某些因素产生主观幸福感较低等情况。研究二者关系，对于我们从军校学员这一特殊群体的人际信任视角思考主观幸福感水平变化的根源，进而以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为出发点探索主观幸福感，有着莫大价值。

3.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根据积极心理学的思想，幸福是认知和情绪上的满意感，是一种爱、满足、快乐和喜悦的状态。然而不同的人对幸福有自己独特的定义。有人说幸福就像处在一个可以休憩的场所，温暖、安全，不需要去躲避威胁，也不需要努力追逐奖赏；有些人说幸福是你找到适合你的地方，在这个位置，你不觉得不情愿，尴尬，窘迫，而是感到自然而然[4]。个体对于幸福感的理解是从一定的主观感受出发的。因此，文章定义的幸福感为个体所感知到的幸福感，即主观幸福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形态、人民意识形态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剧变。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人际关系的信任感。就本文所关心的军校学员信任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仅仅少数军校学员对他人有较高的信任感，大多数人信任感水平一般。缺乏信任感的军校学员无法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现在不能和战友、干部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即使军校学员处在一个结构相对简单、欺诈相对较少的环境，信任水平仍不理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所接收到的各种负面信息和所经历的不公正对待以及其他原因导致这个群体正在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军校学员，虽然心智和生理已经成熟，但是由于军校学员处在从校园逐渐走向社会的阶段，社会经历从浅薄到丰富，人际交往从简单到复杂，如何在当代人际信任出现裂痕的大环境下，保持对他人、对世界的足够信任而不至于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畏惧和不信任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关注军校学员人际信任，在学校教育实践中注意培养其良好的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是很有意义的，人际信任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军校学员学习训练，工作表现和人际交往水平。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军校学员人际信任从是否为独生子女、年级的角度看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生源类型、专业和是否为城镇户口的角度看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军校学员主观幸福感从是否为独生子女、年级和是否为城镇户口的角度看存在显著差异，而在生源类型、专业的角度看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其原因如下：

从生源类型这个角度看，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不同的生源虽然考入军校的方式不同，但是都同样在考前面临较大的压力，在年龄上同一届的部队生虽然普遍比青年生大，在部队的经验和阅历比青年生多；不过随着在军校共同生活的时间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小。

从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个角度看，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表现为独生子女在两方面的得分都低于非独生子女。可能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是家庭的中心人物，父母在对其照顾的过程中处处顺从同时对独生子女的期望不仅多而且高，此外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生活环境中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在与他人相处中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利益，遇到困难不愿积极面对，导致主观幸福感不高。

从年级上看，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整体上表现为随着年级的增长，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在逐步提高。可能的原因是从大一刚入校时大多数人是不太适应军校的生活节奏和环境的，同时面临的学习训练压力都比较大，导致在心理上情绪不高，与他人的交往不积极主动；而随着在军校生活的时间变长，学习的技能以及人际交往的增多会提高自身自信心和积极乐观的态度。

从专业类型上看，文科和理科的学员在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两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不同专业的基础科目基本是一致的，同r专业课的开课时间比较迟导致文理科的学员受到的专业影响没有地方大学的学生那么深。

从是否为城镇户口这个角度来看，人际信任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在主观幸福感上又有着显著地差异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来自城市的学员家庭条件普遍要好于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员，经济条件的水平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会影响学员的主观幸福感。

通过相关分析可知人际信任水平不同的学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是受我国传统教育的影响。而当下，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人际关系的作用更是可见一斑。每个人都有归属和爱的需要，都希望得到他人的接纳和认同，而人的愿望与现实的差异就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更确切地说，对社会关系满意的个体往往会更加幸福，这是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性支持的重要基础，它能够有效地缓解压力事件对个体总体满意度的不利影响[15]。相反，对社会关系不满意的人可能具有消极的自我概念，怀疑自己的人际能力，然后导致消极情绪，降低自信，变得畏畏缩缩，不敢主动与人交往，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建立一个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环境，在学习和生活中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将有利于军校学员提高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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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5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关系外貌认知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识码：A

良好人际关系会对人的健康、成功与幸福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大学生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加快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人们常说“不要以貌取人”，但现实生活中，外貌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人际关系。过去的研究表明，外貌确实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如西格尔和阿拉森（H.Sigall&E.Aronson，1969）指出外貌会影响人的吸引力与交往；吴林江（2012）认为外貌会影响人际吸引力进而影响人际关系。但外貌是客观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俗语说明外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人的主观认识影响人际关系的。曾有研究指出，人的主观因素会影响人际关系，如赵崇莲（2009）指出父母教养方式、价值观与自尊对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要以人际关系的主观因素为中介；申武丹（2007）认为在大学生中开展“自我认识”的教育可利于大学生形成更好的人际关系等。因此，本文认为外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主体对外貌的认知影响人际关系的，即自我外貌评价或他人外貌评价转化后的自我外貌认知以及自身对外貌的关注度会影响人际关系，也即真正影响人际关系的主要不是客观的外貌，而是主体对外貌的认知。研究假设外貌认知与人际关系存在正相关，不同群体的外貌认知对人际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江西师范大学与南昌大学2所高校共450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回收量表426份，回收率为94.67%；有效问卷408份，有效回收率为90.67%。样本分布为男生173人（40.6%），女生253人（59.4%）；文科134人（31.5%），理科292人（68.5%）；城市133人（31.2%），农村293人（68.8%）；独生子女102人（23.9%），非独生子女324人（76.1%）；大一120人（28.2%），大二123人（28.9%），大三116人（27.2%），大四67人（15.7%）。

1.2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自编外貌认知及人际关系量表收集数据，量表初稿共46个项目，采用likert五点记分方式，从“1=完全符合”到“5=完全不符合”，得分越低表示人际关系越好。初稿试测后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将项目负荷值偏小、在两个以上题项上的因素负荷均高且负荷值相近、归类不当的题目删除，共删除了11个项目，最终量表共35个项目。再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了外貌认知量表的3个维度，即自我评价、他人评价、仪表关注，人际关系量表的4个维度，即人群中受重视程度、群体活动参与程度、社交技巧应用程度、与异往能力。最终外貌认知及人际关系量表%Z信度系数分别为0.789和0.854，各维度间相关系数见表1。表1表明外貌认知各维度与人际关系各维度间相关均显著，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高。

1.3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19.0对量表结果进行有关信、效度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LSD多重比较、相关分析以及拆分变量后的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人际关系在人群中受重视程度、群体活动参与程度、社交技巧应用程度、与异往能力这4个维度上的均值分别为2.68、2.91、2.51和2.31，均小于中值3，说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在不同维度上整体表现良好。大学生在不同性别（t=1.319，P>0.05）、科系（t=-1.699，P>0.05）、籍贯（t=-1.833，P>0.05）及是否独生子女（t=-1.338，P>0.05）方面，人际关系均无统计显著性。但不同年级大学生人际关系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1）在人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上，大一、大二学生均明显优于大三学生；（2）在社交技巧应用程度上，大一学生明显优于大四学生；（3）在与异往能力上，大一学生优于大二学生，大二学生优于大四学生。

2.2外貌认知与人际关系的线性回归分析

2.2.1外貌认知与人际关系的相关（见表1）

表1表明，外貌认知量表的三个维度与人际关系量表的四个维度都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即如果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越高并且比较关注自身的仪表，则其人际关系越好。

2.2.2人际关系对外貌认知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外貌认知的3个维度为自变量，人际关系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向后回归法确定最终方程。为了解外貌认知对不同类型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首先对不同性别、年级、科系、籍贯与是否独生子女的数据进行拆分，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整理如表2和表3。

表2表明所有方程经检验都是有效的。表3显示出了两类结果，即纵向和横向。纵向：（1）人际关系受自我评价影响的群体有文科生、城市学生、独生子女、大一和大四学生；（2）人际关系受他人评价影响的群体有男生、理科生、农村学生、非独生子女和大三学生；（3）所有被试的人际关系都受仪表关注的影响。横向：（1）男生、理科生、农村学生、非独生子女和大三学生都受到他人评价和仪表关注的影响；（2）文科生、城市学生、独生子女、大一和大四学生都受到自我评价和仪表关注的影响；（3）女生和大二学生只受到仪表关注的影响。

3结果与讨论

3.1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

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整体表现良好，且不存在性别、科系、籍贯及独生子女的差异，仅存在年级差异。大一和大二学生人际关系最好，其次是大四学生，人际关系相对较差的是大三学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赵崇莲等的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影响人际关系的消极主观因素表现比低年级更显著；孙崇勇的调查研究发现，大三学生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程度最深；张静的调查显示，在总体人际关系方面，低年级优于高年级学生。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现状，原因如下：首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普遍存在重视新生，忽视高年级学生的现象。其次，不同年级学生与交往对象相处的时间长短差异。大一学生与交往对象相处时间不长，对彼此的了解并不深入，因此人际关系良好；大三学生彼此相处时间较长，存在诸多相同利益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容易紧张，从而影响人际关系。再次，不同年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态度有所差异。大一新生为融入新环境，积极参加各类群体活动；而大三学生早已对群体活动失去了热情与兴趣；大四学生即将步入社会，不得不结交各类人士，为毕业后的就业、考研或考公务员提供便利，而面对老师与同学，即将离开的大四学生愿以一种更豁达、珍惜的心态对待，这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3.2外貌认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外貌会影响人际关系。本研究结果认为，外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是间接的，真正影响人际关系的主要是主体对外貌的认知。且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以大学生为例，外貌认知对人际关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性别、年级、科系、籍贯与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外貌认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1）所有被试的人际关系都受仪表关注的影响。研究表明，越是关注自己仪表的人，其人际关系就会越好，这可能是由于人们需要从对自己仪表的关注中得到一份与人交往的自信，若一个人愈关注自己的仪表，就会更加注重衣着打扮，在与他人交往时，光鲜的外表会使他愈自信，其人际关系也会进一步提高。

（2）人际关系受自我评价影响的群体有文科生、城市学生、独生子女、大一和大四学生。在我们的普遍认识中，文科生、城市学生和独生子女都较自信或自我，如，文科生思维较感性，更注重自己的想法与认识；城市大学生受到复杂、疏远的人际关系环境的影响，导致其个人意识较强，变得相对自我；独生子女较以自我为中心等。因此，即使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这些群体也更多地注重自我外貌的评价。

（3）人际关系受他人评价影响的群体有男生、理科生、农村学生、非独生子女和大三学生。男性较女性更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与赞许，若他人肯定了其外貌，必定会提升其自信，进而促进其良好人际关系的发展；理科生思维较理性，更愿意结合外界环境对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调整，因此其人际关系受他人评价的显著影响；农村大学生生活范围相对狭窄，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因此更在意他人对自己外貌的评价；非独生子女自小与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能够顾及亲他人的看法，在意他人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大三学生已拥有稳定的交际圈，很注重朋友对其外貌的评价，朋友的这种评价是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自信来源。

（4）女生和大二学生只受到仪表关注的影响。众所周知，女生天生就比较关注自己的仪表，因此其对仪表的注意更易影响其人际关系。大二学生正处于整个大学期间的过渡期，正从一种内在的、自我赋予的自信，转变为外在的、他人给予的自信，因此，其人际关系只受到仪表关注的影响，愈关注仪表，其人际关系相对愈好。

4启示

在美容整形行业日益红火的今天，姣好的外貌，貌似成为了人际交往与生存的必需品，但研究认为外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是通过主体对外貌的认知影响人际关系的，也就是说，为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我们所需要做的并不是花钱挨刀子，而是改变自己对外貌的认知，进而改善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E.Aroson（2005）.Socialpsychology（5thed）.NY：Longman：373-412.

[2]吴林江.人际吸引与大学生人际关系[J]，2012.10.

[3]赵崇莲，郑涌.大学生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J].心理科学，2009.32（4）：983-985.

[4]申武丹，李宏翰，巫春英.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因素分析[J].精神医学杂志，2007.20（1）：30-35.

[5]赵崇莲，郑涌，李宏瀚，张建梅.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主观因素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6.29（06）：1431-1433.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6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为此，本研究以涵化理论（主要关注媒介暴力对受众的认知、态度等个人心理层面的影响）为主要理论假设，以上海市青少年为考察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考察电视暴力对当代青少年的影响。

本次调查于2004年3月实施，以上海市12～18岁（含18岁）的青少年为调查对象，按照上海各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分别抽取了五所中学。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17份，调查成功率为92％。

媒介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

1.人口背景变量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态度的影响

（1）人口背景资料对暴力赞成程度的影响

所谓暴力赞成程度，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受访者认为暴力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的程度。共有8个题目：1.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出手打人；2.出手打那些该打的家伙并没什么不对；3.很多好人变成歹徒，是因为受不了别人的欺负；4.仇人惹你生气时，出手伤害他没什么不对；5.当我看到有人在打人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6.人的忍耐有限度，忍无可忍的时候只好靠武力；7.一个大男人，偶尔打他太太一巴掌没什么关系；8.为了报仇而打人，并没什么不对。在调查中请被访者按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太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五个量度选择并进行赋值：1代表非常同意，2代表同意，3代表不太同意，4代表不同意，5代表非常不同意。按照赋值得分的结果，把受众的暴力赞成度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得分越高，暴力赞成度越低。

在人口背景资料里，只有性别、学校关系和家庭关系与暴力赞成程度之间呈显著相关。男生的暴力赞成度高于女生，与学校和家庭的关系越融洽，暴力赞成度就越低。

（2）人口背景资料对人际信任感的影响

所谓人际信任感是指受访者对社会上其他人的信任程度。这项调查共有7个题目：1.大多数人一有机会就会骗人；2.跟别人来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3.人们都乐于帮助别人；4.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值得相信；5.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是公正的；6.许多时候人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7.大多数人都能遵守诺言。选择和赋值标准同上，得分越高，人际信任度也越高。

调查发现，人口背景资料中的年龄、学校关系和家庭关系与人际信任感有显著相关性。年龄在12～15岁的青少年，其人际信任感比16～18岁的青少年低，也就是说，年龄越大，人际信任感越良好，高中生的人际信任感就比初中生的人际信任感良好。与学校和家庭的关系越融洽，其人际信任感越好。

2.电视接触行为对社会认知、态度的影响

（1）接触电视时间和内容偏好对暴力赞成程度的影响

根据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的结果，电视接触时间及内容偏好和青少年的暴力认知、态度均无显著相关。

（2）接触电视时间和内容偏好对人际信任感的影响

在媒介接触时间上，经检验发现，电视接触时间对青少年的人际信任感无显著影响；电视中的新闻节目与港台连续剧节目与人际信任感呈显著相关，越偏好新闻节目的受众，其人际信任感越良好，越偏好港台电视连续剧的受众，其人际信任感越差。

简单的结论与启示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人口背景因素，如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和学校关系对青少年认知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源于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作为尚未踏入社会的青少年，学校和家庭环境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这种影响有的直接来自于环境，有的则通过环境作用于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认知。调查也发现，收看电视时间的长短与青少年的暴力赞成程度和人际信任度并无显著相关。另外，偏好新闻或港台电视剧虽然与青少年的暴力赞成度无显著相关性，但与他们的人际信任度显著相关，这说明，媒介内容的偏好对青少年主观现实的建构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根据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learningtheory），人类许多学习行为的发生，除了个人的亲身经验外，大都是由于观察他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替代性学习（vicariouslearning）”效果，也就是所谓的“示范”作用。较之亲身的示范行为，班杜拉认为，媒体所营造的符号环境示范作用可能更大。而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决定了他们的自我把握能力较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还相当片面和幼稚。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对所接触的影像世界里的描写不能正确地判断和识别，而只是简单的模仿。

本次调查显示，上海市青少年课余活动最频繁的依次为看电视、听音乐和看课外书，而他们最喜爱的电视连续剧为《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和《流星花园》，这三部电视剧中充满了血腥暴力场面或是对暴力行为的赞赏，无疑会对青少年行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1篇7

关键词：大学新生交流障碍现象；影响因素；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2―0011―02

人际交往指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其身边的人之间的一种心理及行为的沟通过程，是最为基本的人际间交往活动。交际障碍是指人际交往中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和消极作用的梗阻性主观和客观因素。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应的现象是难免的，然而，人际交往障碍严重的人极有可能存在个性缺陷、认知错误等情况，影响到自身学习、工作、生活的健康发展。大学新生处于人生重要的转折期，如果出现人际交往障碍将十分不利于毕业后对社会生活的适应。因此，教师应帮助大学新生明确人际交往障碍的影响因素，针对这些因素找到解决人际交往障碍的对策，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

一、大学新生人际交往障碍的主要表现

（一）自卑或清高

有些大学新生由于贫困等因素，自视低微，由此产生自卑心理，常常感觉自惭形秽，在人际交往时过于拘谨、扭捏；同时，也有的大学新生自视清高，在与同学的交流中存在抵触情绪，影响了交流的正常进行。久而久之，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

（二）猜疑和戒备

部分大学新生交流中对别人不信任，戴着面具与人交往，喜欢主观猜疑，在交往中心存戒备，处处设防。

（三）妒忌和怨恨

部分大学新生发现自己不如别人时，就会在狭隘的心理作用下升起妒忌心理，致使同学关系恶化，不能正常交流。

（四）羞怯和回避

部分大学新生在交往中因为性格内向而回避与同学交流，使得交流语言生硬，正常的交流受到阻碍。

二、影响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主要因素

影响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主要有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三种因素：

（一）社会因素

1.家庭对大学新生的影响。家庭的和睦程度影响大学新生的交往，来自关系融洽家庭的大学新生很少有妒忌、自卑等不良心理，因而善于与他人交往，来自内部关系不融洽家庭的大学新生则恰恰相反。

2.社会环境对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社会风气影响着大学新生的交往观，给大学新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3.高校教育普遍重视学生的专业知识，而忽视了心理健康。大学新生缺乏必要的心理健康课程设置和交往指导，不利于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正常进行。

（二）文化因素

1.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到来，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也有其负面的影响。如：大学新生对所遇到的问题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对人不够真诚，不善于沟通，妨碍了正常人际交往。

2.西方文化的渗透对大学新生交往的影响。西方社会文化的观念形态日益渗透到大学新生的日常生活中，对当今大学新生的人际交往起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当代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较以往更注重竞争，而忽视人情。

（三）心理因素

影响大学新生交往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首因效应。首因效应是指最先的印象对人的认识具有强烈的影响，在交流中重视前面的信息而忽视后面的信息，必然影响大学新生的正常交流。

2.晕轮效应。晕轮效应是指被赋予了一个肯定或有价值的特征的一个人，在他身上很可能被赋予更多积极的特征，大学新生在和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在晕轮效应作用下会影响正常的交流。

3.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指对人或者事物固定的看法。大学新生在刻板印象作用下，很容易在与别人的交流中先入为主，产生固定印象，阻碍正常交流。

4.定时效应。定时效应是指一定的心理活动形成的心理状态影响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向的现象。部分大学新生因心理素质差，在定时效应作用下不愿意和其他同学交流，最终导致自己越来越孤僻。

三、大学新生人际交往障碍的对策

（一）主观因素

1.把握住大学新生人际交往过程中平等、宽容、诚信、真诚、互助等最基本的原则。

2.大学新生要具备正确的和同学交往的观念，和同学和睦相处。在和同学交往之前，要明白和同学的正常交往是人的正常社会需要，在个人的学习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3.大学新生要能够科学合理地看待别人，正确认识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有些高校新生产生自卑、自傲等心理倾向，往往都是因为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在大学新生的日常交往中，大学新生要在和他人的日常交往中不断发现并纠正自身的缺点，学会欣赏他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大学新生才会取得人际交往的良好效果。

4.大学新生要有乐观向上的交往情绪。大学新生在交往中要注意到情绪交往的重要性，保持积极健康的交往情绪，提高亲和力。

5.掌握人际交往过程中注重仪表和举止言谈、讲究语言的艺术性、保持适当的交往距离等必要的交往技巧。

（二）客观因素

1.加强对大学新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在对大学新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在课堂中对大学新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新生在入学之后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样在与同学的交流中才会有正确的话题。

2.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可以陶冶大学新生的情操，健全大学新生完善的人格，是加强对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管理的重要环节。

3.建立健全大学新生心理辅导机制。大学新生心理辅导机制是将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及早发现，对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大学新生为进行心理辅导做好准备。帮助大学新生疏导心理压力，促进大学新生能够正常进行人际交流。

4.积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高校教师应帮助高校新生树立起正确的人际交流观，时刻关注大学新生，与他们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并与大学新生家长一起共同致力于大学新生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大学新生的人际交往直接影响到大学新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所以，大学新生的人际交往障碍要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不仅家长、老师要做好工作，大学新生自己也要学会调节种种不良的心理倾向，才能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使得心理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卓殷如.浅谈大学新生的适应性教育[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08（12）.

[2]缪洁.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现状分析及对策[J].民营科技，2009（04）.

[3]赵婵，贾鹏飞.大学新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及其培养[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2）.

[4]方煜东.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特点及其针对性教育[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S1）.

[5]解如华，田德勇.大学新生人际关系现状分析及教育建议[J].教育与职业，2009（18）.

[6]王国华，全桂艳.大学新生人际交往问题初探[J].当代青年研究，2007（12）.

[7]裴培.大学新生人际交往关系能力调查分析和优化提高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0（05）.

[8]桂世权.大学新生人际交往不适的原因与调适[J].教育与职业，2006（17）.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8

【关键词】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心理社会因素

医学生是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许多研究表明，医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检出率较综合院校大学生高、严重困扰所占比例大［1-2］。2006年，李秋丽［3］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心理咨询的主要问题中人际关系居第二位。本文旨在了解我区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便为人际关系问题咨询、治疗和辅导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抽取宁夏医科大学2004—2007级(1～4年级)15个班，共500人，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答卷483份，回收有效率96.6%。其中男生182人(37.68%)，女生301人(62.32%)；一年级129人(26.72%)、二年级107人(22.15%)、三年级137人(28.36%)、四年级110人(22.77%)；年龄17～23岁，平均(19.20±1.07)岁。

1.2工具和方法使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TCSDS)［4］人际关系困扰总分≤8分者为“无人际关系困扰”，9～14分者为“轻度人际关系困扰”，15～28分者为“较严重人际关系困扰”，其中得分≥20分者为“明显人际关系障碍”。父母养育方式量表(EMBU)［5］：父亲6个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理解(Ⅰ)，惩罚严厉(Ⅱ)，过分干涉(Ⅲ)，偏爱被试(Ⅳ)，拒绝、否认(Ⅴ)，过度保护(Ⅵ)；母亲5个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理解(Ⅰ)，过干涉、过保护(Ⅱ)，拒绝、否认(Ⅲ)，惩罚、严厉(Ⅳ)，偏爱被试(Ⅴ)。焦虑自评量表(SAS)［5］、个人评价问卷(PEI)［5］、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5］以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ES)［5］。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统一规范测试前指导语，学生匿名笔答上述问卷，施测时间大约40min。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Stepwise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

2.1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状况医学生无人际关系困扰者占52.17%(252/483)，轻度人际关系困扰者占30.85%(149/483)，较严重人际关系困扰者占16.98%(82/483)，其中，明显人际关系障碍者占2.28%(11/483)。

表1TCSDS总分与PEI、SAS、TCSQ、SSES总分及各因子相关分析(r值)（略）

2.2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ICSDS总分与SAS总分、TCSQ总分、消极应对、父亲因子Ⅱ、Ⅵ、母亲因子Ⅲ、Ⅳ、Ⅴ呈正相关(P＜0.01)；与父亲因子Ⅴ、母亲因子Ⅱ呈正相关(P＜0.05)；与PEI总分、SSES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积极应对、父亲因子Ⅰ、母亲因子Ⅰ呈负相关(P＜0.01)，见表1、2。

表2TCSDS总分与EMBU各因子相关分析(r)（略）

2.3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以ICSDS总分为应变量，从表1、2中选取所有因子为自变量，在a入=0.05，a出=0.1水平上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进入线性方程的变量依次有消极应对、SAS总分、主观支持、PEI总分、父亲因子Ⅵ及母亲因子Ⅰ，见表3。

表3ICSDS总分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略）

3讨论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状况不乐观，总检出率为47.83%，高于汪雪莲［2］和刘力勇［6］对医学生的调查结果(分别为47.8%和41.01%)，严重困扰所占比例大，高于综合院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1］，高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人际关系相关教育。

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调查发现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本身焦虑情绪、自我评价、特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密切相关。从自我评价和焦虑情绪看，医学生自我评价水平越高，越自信，焦虑情绪越少，其人际困扰就越少。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看，医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包括精神上鼓励或物质上的帮助，体验到的支持越强烈，当遇到应激事件就越可能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能正确接纳问题、及时寻求他人支持或与朋友倾诉，其人际困扰就越少；相反，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少，经常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如对抗、逃避、幻想、自责的医学生，其人际困扰就越多。从家庭教养方式看，在成长过程中父母采取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可减少子女人际关系困扰，而过多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或过度保护、偏爱子女的教养方式可加重子女的人际关系困扰。父母更多的理解、关怀，温情和体贴，使子女感受到被爱，体验到信任和安全感，在碰到困难时，能很快缓和负性情绪，人际困扰就越少。相反，如果父母对子女非常严厉，经常采用惩罚、拒绝的态度，对待子女冷漠、疏远、漠不关心则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子女易产生无能、无价值感和自卑感，这种不信任感和对周围社会产生不安全感会在成长中泛化，扩散到新的人际环境中，从而变得敏感、多疑，不敢信任别人，同时也怀疑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因而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由于父母的过度保护及偏爱，子女减少了与他人交往、适应社会的机会，而逐渐变得依赖、被动。因此，要改善医学生人际困扰现状，应提倡科学民主的家庭教养方式。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提示，消极应对方式是影响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主观支持因素。在平时的心理咨询中也可以看到，经常采用消极被动、非适应性应对方式的学生，他们喜欢独处，不擅于创造条件去寻找朋友，在遇到困难时总是否认现实、放弃努力、靠烟酒消愁、甚至产生药物依赖等，这种消极被动应对方式严重限制学生社会人际交往发展，造成人际交往的严重障碍，长此以往，就陷入孤独、困窘、紧张的人际状态中。

参考文献

［1］陈秀芹.大学生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调查及对策［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25(1)：38-140.

［2］汪雪莲，许能锋，杨德辉，等.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4)：247-250.

［3］李秋丽.医学院校学生心理咨询问题分析［J］.中华现代医学与临床，2007，6(10)：107-108.

［4］郑日昌.大学生心理诊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39-341.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群际信任；内群体信任；外群体信任；社会认同；群际接触

分类号B849：C91

1引言

信任，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自己是否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值得自己信任。大量研究表明，信任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Brewer，2008；DeBeer，2008；Gries&Crowson，2010；Lount，2010）。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trust）的发生机制及其对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信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是我们生存依托的载体，我们每天都会与自身所属群体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佐斌，赵菊，2008）。为此，一些研究者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群际关系上。相应地，群际信任（intergrouptrust）的概念被引入到研究中，成为信任研究的重要方向（DeBeer，2008；Foddy，Platow，&Yamagishi，2009；Lewicki，McAllister，&Bies，1998；Rubini&Palmonan，2012；Song，2008，2009；Tam，Hewstone，Kenworthy，&Cairns，2009）。

群际信任研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群际信任的增进，尤其是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的增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偏见，促进群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本文力图对已有关于群际信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阐明群际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及其增进方法。

2群际信任的概念

2.1群际信任的理论界定

群际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虽然受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是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大都是从自身研究需要对群际信任概念进行界定。例如，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定义为在加工关于某一外群体的不完整信息过程中的积极偏向（Yamagishi&Yamagishi，1994）：还有学者将群际信任看成是内群体对外群体行为的自信预期（Lewickieta1.，1998）；也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界定为内群体成员在与外群体成员真实互动时或想象互动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潜在风险（DeBeer，2008；Ferrin，Bligh，&Kohles，2007；Tameta1.，2009）；另外，在一项有关群际信任的新近研究中，研究者（Vezzali，Capozza，Stathi，&Giovannini，2012）将其看作是在群际交往中对另一群体成员的一种预期及信念，是内群体（本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他群体）成员的信任。尽管研究者对群际信任的概念表述不一，但他们都主张人们通常是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互动，强调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预期。因此，我们将其界定为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而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且这种信任主要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对外群体（自己所不属于的、由他人构成的群体）成员的信任。

2.2群际信任的操作界定

当前，将群际信任具体化或操作化是许多研究者致力解决的问题。为了便于对群际信任进行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经典的“信任博弈”（trustgame）范式对其进行操作界定。其基本思想是，将信任博弈范式中投资者（trustor）分给信托者（trustee）的钱数作为投资者对信托者的信任水平，将信托者返还给投资者的钱数作为信托者对投资者的信任水平。在经典的群际信任实验范式中，投资者和信托者大都是由3人组成的群体，并且信托者的身份信息是已知的，主要是通过群体的名称标签来区分内、外群体。其中，投资者群体和信托者群体的个体都是随机分配的，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要根据对方群体的身份信息代表该群体做出决策，最终给予信托者群体的金额是投资者群体成员协商的结果（Kugler，Bornstein，Kocher，&Sutter，2007；Song，2008，2009）。这种实验范式易于操作、简单直观，被广泛运用到实验室情境中，但它并不是研究群际信任的唯一方法。

事实上，信任博弈范式主要考察某一群体中的个体对另一群体中个体的信任，未能充分考虑到真实情境中的群际信任，例如，中美之间的信任（Gries&Crowson，2010；Niu，Xin，&Martins，2010）、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信任（Gillespie，2012）、中欧之间的信任（Delhey&Newton，2005）、“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信任（Shah，Ayash，Pharaon，&Gany，2008）、北爱尔兰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信任（Tameta1.，2009）。在这类真实情境的群际信任研究中，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其进行量化。Gries和Crowson（2010）在中美之间信任的研究中通过两个题目考察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例如，“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政府是可信的”，均采用七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Psaltis（2012）结合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背景，通过三个题目测量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GreekCypriots）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TurkishCypriots）之间的信任情况，具体题目如下：“我不信任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想要报复我们过去对他们做过的事情”、“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爱塞浦路斯时，我信任他们”、“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想要和平时，我信任他们”，均采用五点计分。这种群际信任的研究方法，题目能够与真实的情境相结合，比较有针对性。此外，还有研究者（Gillespie，2012）通过分析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两个主要当事国领导人（美国肯尼迪和苏联赫鲁晓夫）的信件、对话等档案文本来考察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情况，结果发现信任和不信任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两国之间同时共存。

2.3群际信任与人际信任的区分

信任具有人际信任和群际信任之分。事实上，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都是社会互动中的基本调节机制，它们是两个有一定联系且容易混淆的概念。

综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人际信任通常是指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信任，主要由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个体特征所决定，不受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相对而言，群际信任通常是由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所决定的，而较少受个体特征的影响（Foddyeta1.，2009）。其次，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是不能还原为人际信任的，当个体认同某一群体时，人们会根据他们的群体成员身份感知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弱化群体成员个体特性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群际信任的作用要比人际信任的作用更强大（Song，2008，2009）。第三，在实验室模拟情境中，通过对一系列有关群际互动和人际互动情境中的信任研究发现，群际关系比人际关系具有更多的竞争性和更少的合作性。因此，在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水平和可信赖性（trustworthniess）均低于人际互动中的情况（Kuglereta1.，2007；Song，2008，2009）。第四，虽然实验室情境中的信任博弈范式和真实情境中的信任测量方式已经成为研究信任的主要方法，但在人际信任与群际信任的研究中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群际信任的研究中，对方的群体身份都是已知的，然而在人际信任中，对方的信息通常是匿名的；此外，在信任博弈范式中，群际信任的博弈双方是3至5人组成的小群体，而在人际信任弈双方都是单个个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群际信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群际信任通常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的群际互动中，而且无论是在虚拟的群体情境中还是在真实的群体情境中，这种信任主要都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群际信任通常表现为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有当群体成员身份凸显时才会形成群际信任，而且与外群体成员相比，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

3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Brewer，2008；Maddux&Brewer，2005；Platow，Foddy，Yamagishi，Lim，&Chow，2012；Song，2008，2009；Tameta1.，2009；Tanis&Postmes，2005；Turner，Crisp，&Lambert，2007；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我们将这些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分成两大类：社会认同层面（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和群际接触层面（主要是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下文将介绍这两大层面中影响群际信任的主要因素。

3.1社会认同层面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Taifel和Turner（1986）在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偏见，而且它还可以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与表征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张莹瑞，佐斌，2006）。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说，对群际信任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社会认同理论从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这两个方面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说明。

3.1.1社会群体身份

人们的社会群体身份是由社会类别赋予的，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如种族、民族、性别等；有些是后天形成的，例如，对文化的认同、某一群体的志愿者、职业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出的决策经常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组织的利益（Song，2008，2009），而且当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其他群体的成员互动时，个体往往会根据自己和对方所从属或认同的群体身份来推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Foddyeta1.，2009；Gtith，Levati，&Ploner，2008）。例如，在公共场合遇到困难时，人们更可能向身着警服的人求助，这是因为警察这个社会身份受到人们的广泛信任，这就是社会身份在起作用。有研究者（Kramer，1999；Tanis&Postmes，2005）认为群际互动中对方的社会群体身份信息（内群体/外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诱发信任（或不信任）的倾向，不管有没有个人线索，信任（或不信任）行为主要还是受社会群体身份的影响。对实验室情境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与内群体成员相比较，外群体成员通常被表征为不合作的、不值得信任的，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BYewer，2008；Dovidio，Gaertner，Kawakami，&Hodson，2002；Lount，2010；Tanis&Postmes，2005；Song，2008）。可以看出，凸显个体的社会身份就足以引发群际信任（或不信任）行为。虽然社会群体身份不是解释群际信任行为的唯一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身份信息确实是人们在群际互动中最先注意到的信息之一，它影响着人们对其他群体可信性的感知和判断。

3.1.2社会群体身份的表征

社会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类别，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对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就是通过对自己所具有的社会类别进行加工来构建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并进行社会归类的过程。综合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方式和程度也会影响对他人的感知和判断，影响人们的群际信任行为（Bfewer，2008；DeBeer，2008；Foddyeta1.，2009；Maddux&Brewer，2005；Platoweta1.，2012；Tameta1.，2009；Yuki，Maddux，Brewer，&Takemura，2005）。对真实情境（如，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人们对群体身份的表征会影响他们的群际信任行为。例如，Delhey和Newton（2005）对中欧之间信任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对国家身份的表征影响了他们对欧洲国家的信任程度，他们认为欧洲国家是对自己国家内群体的一种威胁，因此表现出较低的信任。Wertsch（2008）的研究发现，格鲁吉亚人认为自己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ies）与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是不同的，彼此被表征为不同的群体，最终对俄罗斯人（外群体）表现出较低的信任。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并不是只有一种社会身份，可以同时属于多种社会群体并拥有多重社会身份，而且人们对于自己多重社会身份之间关系的表征复杂性是有差异的（Brewer&Pierce，2005；Roccas&Brewer，2002）。这可能会导致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认为在某一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进而可能会倾向于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辛素飞，辛自强，2012）。尽管没有关于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直接证据，但是做出以下假设似乎也是合理的：一个人或群体成员根据多重社会身份被归类的可能性越大，他（或她）感知到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就越高，进而对他人的群际信任可能就越高。事实上，有研究者（Moreland&Levine，2002）发现只要工作群体中的新成员在某些凸显的类别上与正式员工相似就被认为是可信的。基于此，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仍需要将来的研究对其进行系统检验。

3.2群际接触层面

从群际接触角度来说，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有：直接的群际接触（directintergroupcontact）、拓展的群际接触（extendedintergroupcontact）和想象的群际接触（imaginedintergroupcontact）。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接触形式都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群际接触可以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对群际信任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而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都是间接的群际接触。下面我们将对这三种因素对群际信任影响的研究分别进行阐述。

3.2.1直接的群际接触

长期以来，群际接触一直被看成是改善群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群际接触理论认为通过最佳条件的接触能够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Allport，1954；Pettigrew，1998；Pettigrew&Tropp，2006）。这里的“接触”，主要是指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直接接触（directcontact）和互动，其结果变量也主要是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从群际信任的角度来说，不同群体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会改变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看法，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Hewstoneeta1.，2008；Tameta1.，2009；Vezzalieta1.，2012）。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Catholics）和新教徒（Protestants）之间考察了群际接触和群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外群体接触水平高的人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国内学者（卢国显，2007）在北京市海淀区考察了农民工和城里人两大群体之间的接触对其信任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随交往频次的增加、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强度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接触程度越高，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也越高。另外，有研究（Zajonc，1968；Zebrowitz，White，&Wieneke，2008）发现，外群体的简单暴露效应（mereexposureeffect）可能也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它主要是通过外群体的不断暴露而增加其熟悉度，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喜欢程度和信任程度。可见，简单暴露效应的效果类似于直接群际接触的效果，它们都是通过不同程度的群际互动，改变人们对外群体原有的经验和认识，进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3.2.2拓展的群际接触

前面所提及的群际接触都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而最近的研究发现，间接群际接触也会对群际信任产生影响（Tameta1.，2009）。Wright，Aron，McLaughlin-Volpe和Ropp（1997）提出拓展的群际接触概念，它是间接群际接触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基本思想是只要人们身边的内群体成员有外群体朋友，他们就可能形成积极的外群体态度。比如，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有很多新教徒朋友，那么这个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徒朋友对新教徒的偏见就会减少。

拓展的群际接触与直接群际接触的区别就是：拓展的群际接触不需要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与外群体实际接触的经历并不一定是增加群际信任的必要条件；而直接群际接触需要直接的、现场面对面的接触，只有当群体成员有这种接触机会时，它才可能成为增加群际信任的促进因素（Tameta1.，2009；Wrighteta1.，1997）。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两个相对立群体的成员很少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展的群际接触（内群体成员周围有外群体朋友）似乎要比直接群际接触更加实用。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除了考察直接的群际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之外，同时还考察了拓展的群际接触对增加群际信任的作用。研究发现，经历较高拓展接触水平的被试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成员，并且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3.2.3想象的群际接触

间接群际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想象的群际接触，它已经获得群际关系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想象接触的基本观点是，即使是让人们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可以改善群际态度和行为（Crisp，Stathi，Turner，&Husnu，2009；Crisp&Turner，2009；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想象的群际接触需要人们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积极的接触经历。这种接触形式会缩短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距离，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虽然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和直接的群际接触带来的效果差不多，但是想象的群际接触所造成的态度改变并不像直接的群际接触那样稳定，极易发生变化（Turner&Crisp，2010；Turner&West，2012）。

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如，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发现仅仅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会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带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群际信任水平。Vezzali等人（2012）考察了想象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在研究中让意大利儿童被试想象与外来移民同伴的接触互动，结果发现想象接触条件中的被试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水平要显著高于控制组，对外群体的行为意图也更加积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想象的群际接触可以促进人们对外群体成员进行人性化归因（humannessattributions），从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4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

上文介绍了有关影响群际信任的两大类因素：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基于此，下文分别以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概括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并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具体说明。

4.1社会认同的方法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Turner，1986）认为人们是通过社会类化（categorization）的过程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它试图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如前所述，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有研究（Foddyeta1.2009；Maddux&Brewer，2005；Platoweta1.，2012；Tameta1.，2009；Tanis&Postmes，2005）发现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要高于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与他人同属于一个内群体（Foddyeta1.，2009；Platoweta1.，2012）。这就启发我们要想增加群际信任程度，尤其是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可以以社会认同理论为依据，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从而增加对原先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基于此，我们总结了以往研究中关于改变身份认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的几种主要方法，并且这些方法已经在减少群际偏见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虽然偏见和信任不是同义词，但是它们之间都有着相似的过程（Yamagishi&Kiyonari，2000）。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现实问题对通过改变身份认知来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进行几点说明。

首先，以Gaertner和Dovidio（2000）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commoningroupidentitymodel）为依据，个体通过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来弱化群际边界，把原先的外群体成员知觉为内群体成员，更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拉近彼此的社会距离，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有研究（Dovidioeta1.，1997）将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作为群际信任的指标，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身份会增加群际信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就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群际信任问题显得格外重要。目前，在我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有时会出现信任缺失的问题，为了增进他们之间的群际信任程度，改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如中国人）来改变原有的身份认知，将内群体（如汉族人）眼中的所谓“外人”（如某一少数民族的人）看成是“自己人”（都是中国人），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的信任，促进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其次，在社会认同的条件下，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都是根据内群体的标准进行的。因此，这时要想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交叉类别（crosscategorization）的方式来降低群际界限的凸显性（Goar，2007；Vescio，Judd，&Kwan，2004）。具体来说，交叉类别范式增加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程度的原理在于个体在某一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成员，但在另一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由此人们在前一种类别上的差异就会被在后一个类别上的相似性所平衡。它能够使社会分类变得更加复杂，降低群体问的差异和简单对立。例如，某些汉族人对藏族人（外群体）的信任程度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凸显上的相似性身份（如，都有佛教信仰）来交叉，这样可能会拉近汉族人与藏族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对藏族人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来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社会身份复杂性是指个体对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主观表征的方式，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的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感知到的重叠程度（Brewer&Pierce，2005；Roccas&Brewer，2002）。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增加对外群体信任的基本思想是：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更有可能意识到在某一个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这样使得身份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辛素飞，辛自强，2012）。Brewer（2008）认为多重社会归类可以形成一种改善群际关系和群际信任的社会认知机制。但对于这一方法的具体实验研究还非常匮乏，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水平较低，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多角度激活城里人的多重社会身份，让城里人意识到他们与农民工可能在某些身份上是相同的（如，都是老乡、都是城市的建设者等），弱化内外群体的界限，从而增加对农民工的信任，促进社会的大融合。

4.2群际接触的方法

群际接触理论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基础上，对群际接触的条件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从本质上来说，群际偏见是由于本群体对他群体缺少足够的信息或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而产生的，而群际接触则为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和纠正负面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机会（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2010）。该理论认为，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的主要方式就是在最佳的条件下与外群体进行接触。相关研究（Hewstoneeta1.，2008；Tameta1.，2009）表明群际接触主要是通过与外群体进行接触互动，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获得更多的经验，减少群际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进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的目的。这启发我们要想增进群际信任需要考虑在最佳的条件下适当增加群体间接触的机会，不断鼓励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互动。

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三种接触形式：直接的群际接触、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研究发现这三种群际接触形式均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Crisp&Turner，2009；Tameta1.，2009；Vezzalieta1.，2012）。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这三种群际接触方式入手，进一步探索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第一，要想群际信任的增进取得最佳效果，直接的群际接触（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需要满足几个关键条件（Petfigrew，1998；Pettigrew&Tropp，2006）：（1）群体成员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同群体成员需要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接触；（2）要有共同的目标，群体成员应该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来达到目标，而且共同目标只有在合作型的群际关系中才会发生作用；（3）群体间的接触需要有相关法律和制度的支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rural-to-urbanmigrants）进入城市，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与“城里人”发生群际关系。农民工与城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将直接影响群际关系的和谐。因此，要想增加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比如，我们应该建立平等的户籍制度，加大对农民工与城里人平等接触的舆论支持力度，降低两大群体之间的心理位差；应该想方设法增加农民工与城里人接触的机会，可以在他们居住的城市社区举办各种群际接触的活动，不断增进城里人对农民工的认识和了解、改变原有的错误经验，认识彼此的相似性，从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的目的。

第二，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直接、面对面的接触机会比较少，因此，我们就要采取拓展的群际接触形式来增进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要知道内群体成员有一个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就有可能改善自己和其他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态度（Tameta1.，2009；Wrighteta1.，1997）。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启发我们要想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和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应该增加内群体成员的外群体成员朋友的数量，鼓励与外群体成员交朋友。例如，在“汉藏关系”问题上，如果一个汉族大学生有很多藏族朋友，那么这个汉族大学生的汉族朋友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增加。因此，我们可以鼓励汉族成员多交往一些藏族的朋友，可能就会增加汉族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第三，当直接的群际接触和拓展的群际接触都不可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即想象的群际接触。这种接触形式需要内群体成员从心理上想象与一个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社会互动的场景，就会改变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原有态度和行为（Crisp&Turner，2009；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比如，在某所高校中，如果让汉族学生想象与藏族学生进行积极互动的情境，那么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焦虑，增加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这种想象接触一般都是个体的，通过个体训练达成。但有时也可以通过集体训练达成，比如，可以通过媒体呈现群体间交往互动的过程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4.3小结：两种方法的比较

综上所述，关于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主要是围绕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两大理论框架展开的，而且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从社会认同这条思路来看，主要是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改变群体认同和改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方式达到靠近内群体的目的来增进群际信任。具体来说，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是通过再类别化的方式构建一个更上位的身份来弱化群际边界，这一模型得到了很多研究（Dovidioeta1.，1997；Gaertner&Dovidio，2000）结果的支持，但是也有研究者（Hornsey&Hogg，2000；Stone&Crisp，2007）指出该模型可能也会减少群际信任，对于那些对原先身份具有较高认同水平的人来说，有时在心理上对新的、高一级的共享性社会身份的获得可能比较困难，即使获得了一种上位身份也可能会诱发独特性威胁，进而可能会对群际信任产生消极影响。交叉类别范式是通过凸显某一相似身份进行交叉达到去类别化的目的，与其他方法相比，交叉类别范式操作比较简便，但是关于该方法的有效性还需进一步研究（Vescioeta1.，2004）。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方法是通过激活个体的多重社会身份来“模糊”群际界限，目前还没有利用这种方法增进群际信任的实证研究，其有效性也需要深入研究。总体来说，虽然这些方法对身份认知的改变有时是短暂的、情境性的，有时在某种情境中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难以延伸到其他情境中去，也很难将对部分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态度推广到整个外群体成员中去。但是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来增加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拉近彼此的距离，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1篇10

会计道德建设是一个与会计人员息息相关的永恒话题。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会计环境又是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因素。深入研究和探讨会计环境对于我们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环境的概念及其关系

（一）会计道德及会计环境的概念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而会计环境则是对会计活动这一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各种因素的集合。

（二）会计道德及会计环境的关系

会计职业道德不同于思想道德，其本身更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职业道德的遵守虽然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自觉，但相当一部分的职业道德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受到了会计环境的影响。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无疑会对会计职业道德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亦然。

二、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外在环境分析

会计外在环境是对会计主体所处的并能够对会计主体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的集合。我们把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外在环境分为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以及工作环境。

（一）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社会环境分析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句话说明，人类是天生集群的，也必然受到其所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会计人员在从事会计工作的同时，也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社会环境包括社会风气、文化习俗、道德观念等人文环境。它对于会计人员的影响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一个社会的诚信意识、开放意识等传统观念对于会计人员从业道德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一个公民道德意识败坏、自私自利的环境下是不会诞生出高尚的会计职业道德的。

（二）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经济环境

会计产生于经济活动，服务于经济活动。经济环境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经济越发达对会计的要求越高。在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因素中，经济环境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体制、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资本及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关联方的利益分配等。下文分别对于这些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宏观经济体制；二是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会计活动，间接作用于会计人员。因此，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经济体制紧密联系。

2、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企业的经济业务活动需要依赖税收、财政、融资等国家经济政策，同时也受其制约。经济政策调节着企业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调节着企业的会计活动，最终作用于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影响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如企业要上市，必然需要达到国家的相关上市条件。而一些达不到相关条件的企业，为达到目的，往往会采取对资产负债表等技术处理的手段，这无疑是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一次挑战。

3、资本及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企业参与经营活动，必然需要通过资本和货币市场作为媒介。一个健全有效的市场，必然是一个会计信息透明高效的市场。而一个会计信息透明高效的市场，必然需要会计人员具备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

4、关联方的利益分配。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内部的职工，企业的主管部门（工商、税务、财政部门），这些关联方之间的利益分配直接影响着会计人员的行为，最终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产生影响。

（三）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制度环境

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法制健全。会计人员置身于经济活动之中，难免受到各方面利益的诱惑。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会计人员，往往会寻求一些法律制度上的漏洞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而一个完善的会计制度体系，无疑对于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制度环境为会计职业道德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四）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工作环境

会计活动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其必然受到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影响。企业的会计工作环境是由会计主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单位的人事政策和内部组织结构，单位内部控制体系的健全程度、内部审计制度、会计活动的独立性以及会计主体的性质等要素构成的，这些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

三、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在环境分析

会计机构的行为是企业管理当局的行为意图的体现，其行为一般受到商业伦理的约束。而会计

[1][2][3]

机构的行为是组成这一群体的会计个体的行为的集合，换言之会计机构的行为最终是以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来衡量的，企业会计行为受到企业会计个体的行为意志的调节。当会计机构或者会计人员实施会计行为时，会计行为的判断标准最终是依赖于会计人员自身的道德和伦理判断，这些判断因素构成了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在环境。具体来说，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在环境因素包括会计人的道德修养、职业态度、专业能力、会计人际关系等。

（一）道德修养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

道德修养是人的道德活动形式之一。是个人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内在过程。道德修养是一种长期积累并不断养成的习惯。道德修养的养成依赖于会计人员所受到的教育环境、家庭环境、自我学习欲望等因素。一个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会计人员，在开展会计活动时就会自觉地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抵制不良诱惑的影响。

（二）职业态度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影响因素

职业态度是指个人职业选择的态度，包括选择方法、工作取向、独立决策能力与选择过程的观念。简而言之，职业态度就是指个人对职业选择所持的观念和态度。一个正确积极的职业态度对于会计人员养成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三）专业能力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制约因素

会计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会计人员要从事会计活动就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能力，缺乏了必要的专业能力就丧失了对于会计活动正确与否的基本判断能力。而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正是体现在对于会计活动的基本价值判断上，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会计职业道德也就无从谈起。

（四）正确的会计人际关系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保证

会计人际关系是由于财务会计活动的需要而发生的交往与联系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是会计人员在公司治理中与各利益相关者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包括主从型的会计人际关系，合作型的会计人际关系和竞争型的会计人际关系。主从型和竞争型的会计人际关系对于保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都是不利的，对于会计职业道德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企业的会计人际关系中，要积极建立起合作型的会计人际关系。

四、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的途径

通过会计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需要从以下五个途径加以推进。

（一）净化会计行为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净化会计行为环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要求在社会上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意识和思想觉悟，注重道德修养，共同建设和谐社会。财政主管会计部门要加强各项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以及会计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大力营造社会遵纪守法的氛围；加强会计职能作用的宣传报道，充分展示会计职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提升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企业领导人要不断增强财经法制意识，重视和支持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对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员，应当大力予以表彰，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以充分发挥会计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作用。会计人员要注重发挥伦理观对于自身行为的调节作用，提高自身的自身修养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树立良好的职业品质、严谨的工作作风，严守工作纪律，坚决不做假账，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努力增强会计职业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社会对会计的认同度，着力提升会计职业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和作用力。

（二）健全会计法规，规范会计准则

会计行为的严肃性要靠会计法规来保证，对于会计违法行为的明确界定和严格的惩罚机制是必不可缺的辅助手段。同时要注重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及时制定和出台新的会计准则以适应会计发展的需要。

（三）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推动终身学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要求也越发提高。对于社会，注重对于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和道德水平，构建终身学习机制。对于培养会计人才的高校，要把会计道德教育贯彻到会计专业课堂教学中。对于会计人员自身来说，应当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注重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要具备多元化知识结构，也要注重自身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会计人员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适应所从事工作的要求。

（四）完善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一个成熟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使企业合法经营，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而一个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从客观上降低了企业内部会计人员徇私舞弊的可能性，杜绝贪婪滋生的温床。

（五）加大外部监督力度，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11

论文摘要：运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当代大学生工作价值观的现状，分析性别、政治面貌等一些背景变量所导致的大学生工作价值观上的差异，研究了工作价值观与择业倾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和择业观提供理性指导，有利于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发展目标。

目前，学术界对工作价值观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以前曾有过几种经典、有代表意义的定义，如:1)super(1970)认为n1，工作价值观是与工作有关的目标，是个人的内在需求欲及个人在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性或属性;2)台湾学者陈铭宗(1994)认为川，工作价值观是工作者认为重要或致力追求的事物、观念或理想等;3)大陆学者马剑虹等人(1998)认为川，工作价值观，即职工关于工作行为、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的价值判断体系。综上所述，工作价值观是主体对工作意义的认识和对与工作相关的事物、环境、关系、目标、行为等的主观判断。

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工作价值观的分析和研究成为热点。我国也在20年前开始了对工作价值观的探讨和研究。黄希庭通过对全国7所大学的大学生的择业倾向进行需要结构的调查，将需要结构区分为6个维度，由强至弱分别为:发展需要、尊重需要、交往需要、贡献需要、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大学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研究大学生的工作价值观，对于建立与之适应的人力资源系统，最大程度地发挥大学生的工作潜能具有重要意义，为大学生择业打开思路、拓展空间，使个人与企业在双向选择时，考虑各自的工作价值观因素结构，力求达到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相匹配，有利于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发展目标。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选择

研究对象为湖北省某师范学院在读本科学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378份，回收360份，有效回收率为95.2%。通过对360位大学生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掌握了大学生对工作价值观及择业倾向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数据，为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量化调研

1.工作价值观盘表

该调查采用吴铁雄和supper的工作价值观量表(s)，用于测量大学生的工作价值观结构。量表分为6个维度，依次为:组织安全取向、人际关系取向、自我成长取向、自我实现取向、安定休闲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采用六点式计分，依“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赋予1分至6分。被调查对象作答时，要根据自身的现状和想法，对每个题项的重要程度做出判断。经检验，总量表一致性信度为0.8021，其中，人际关系、自我成长、自我实现、安定休闲、社会价值5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大于0.70

2.职业兴趣最表

该调查采用的是英国职业顾问处的心理学家编制的一套职业兴趣量表。该量表与holland的职业兴趣理论模型较为接近，将现代职业兴趣分为四类:照料人与影响人、程序与系统、交际与艺术、科学与工程，共包含64个题项。调查结果经检验，总体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521，四种职业兴趣类型的信度都较高，最低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也接近0.7。为了进一步检验该量表的信度，考察其分半信度系数，其值都在0.6以上。可见，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适用于本研究。

二、探究成果

(一)工作价值观的个体差异

1.工作价值观的性别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价值观的组织安全和安定休闲维度上，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女性更加重视组织安全与安定休闲。这个结论与何华敏、黄国隆、胡坚等人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这也是由女性所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以及女性自身具有的生理心理特征造成的。如表1所示。

2.工作价值观的政治面貌差异

对于政治面貌变量，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政治面貌对大学生工作价值观的社会价值维度有显著影响(p<0.01)。采用scheffe法进行事后检验，得出不同政治面貌的受试者在工作价值观的社会价值维度的差异，存在于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与其它组别之间，而共青团员与其它组别之间的差异则不显著。

(二)工作价值观与职业兴趣的相关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程序与系统类型的职业兴趣与工作价值观的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相关。照料人与影响人类型的职业兴趣与工作价值观中的组织安全、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维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安定休闲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p<0.05。交际与艺术类型的职业兴趣与自我成长和社会价值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科学与工程类型的职业兴趣与自我实现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工作价值观与职业兴趣之间存在相关，但关系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如表2所示。

(三)工作价值观各维度与职业兴趣类型的回归分析

1.工作价值观各维度对“照料人与影响人”类职业兴趣的回归分析

把工作价值观的六个维度作为自变量，“照料人与影响人”类型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自我成长、组织安全与社会价值三个维度进入回归方程，其他三个均被剔除。如表3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回归方程从总体上是显著的，三个变量可以解释19.3%的总体差异(r2=0.217,f=10.852;p<0.001)。从表3可以看出，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成长、组织安全和社会价值对“照料人与影响人”类职业兴趣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2.工作价值观各维度对“交际与艺术”类职业兴趣的回归分析

把工作价值观的六个维度作为自变量，“交际与艺术”类型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只有社会价值与自我成长维度进人回归方程，其他四个均被剔除，如表4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回归方程从总体上来说是显著的，社会价值与自我成长两个变量可以解释15.3%的总体差异(扩二0.158,f二8.634;p<0.01)。从表4可以看出，工作价值观中的社会价值和自我成长对“交际与艺术”类职业兴趣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工作价值观各维度对“科学与工程”类职业兴趣的回归分析

把工作价值观的六个维度作为自变量，“科学与工程”类型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只有自我实现维度进人回归方程，而其他五个均被剔除。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回归方程从总体上来说是显著的，自我实现变量可以解释11.5%的总体差异(rz二0.145,f=6.693;p<0.01)。从表5可以看出，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实现，对“科学与工程”类职业兴趣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三、影响大学生择业倾向的要素

(一)组织安全对择业倾向的影响

组织安全指工作能带来合理的经济报酬，组织能从制度、环境和前景等方面为员工提供安全感。它体现了大学生对薪酬、福利和工作环境的要求，主要包含的是一些保健因素。而照料人与影响人类型的职业兴趣主要指在工作中能够照料人并影响人。与该类型职业兴趣相关的职业包括医务、福利、教育、商业管理类。组织安全维度的工作价值观能对该类型的职业兴趣产生影响。因为，商业管理类的职位能够提供较好的经济待遇，而医务、教育类的职业一般也都是收人稳定，且福利待遇良好。

(二)人际关系对择业倾向的影响

工作价值观中的人际关系维度指工作中能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为工作创造人际关系融洽的环境。它反映的是大学生对工作单位人际环境的要求。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该维度的工作价值观并没有对任何类型的职业兴趣有显著的预测力。虽然交际与艺术类型的职业兴趣也包含人际交往的成分，但它反映的是与该类型职业兴趣相关的职业对人际交往能力的要求，比如记者这一职业。工作价值观中的人际关系与职业兴趣中的人际关系指代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所以，工作价值观中的人际关系维度对交际与艺术类型的职业兴趣不产生影响。另外，维度的工作价值观对四种类型的职业兴趣都无预测作用，也说明了在现在的职场中，随着竞争加剧，任何职业的人际环境都趋于复杂和微妙。

(三)自我成长对择业倾向的影响

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成长维度主要体现在对工作性质的要求。比如，工作要符合个人兴趣爱好，工作节奏要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并在工作中能不断成长。照料人与影响人类型职业和医务类职业确实对个人的兴趣爱好有着特殊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福利工作者和演说家等都是出于强烈的个人爱好而选择自己的职业。另外，交际与艺术类型职业兴趣方面，他们对工作性质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们追求高质量的人生，往往从自己的职业理想出发，投身工作，对经济报酬诉求较少，而对个人才华的发挥尤为重视。所以，自我成长维度的工作价值观会对照料人与影响人，以及交际与艺术类型的职业兴趣的形成产生影响。

(四)自我实现对择业倾向的影响

自我实现指工作中能肯定自我、获得信任、挖掘潜力，并最终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而科学与工程类职业兴趣的个体，主要适合于研究与应用类的工作，如生物学家、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等。该类型的职业者大多文化程度较高，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于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但极为重视人生目标的实现和个人价值的体现。可见，此种类型的职业兴趣确实对科学与工程类职业兴趣的形成有一定的预测力。

(五)社会价值对择业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社会价值维度指工作中能帮助别人、为他人服务，工作能增进社会福利，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社会福利工作者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他们的工作无疑具有服务他人、造福社会的性质。而交际与艺术类职业中的艺术家，他们的职业也是能造福社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社会价值维度对照料人与影响人，以及交际与艺术类型的职业兴趣有一定的预测力很好理解，也较符合实际情况。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12

在ISO26000标准的语境中，社会责任是指一种意愿（Willingness），强调组织愿意就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承担责任；其次，社会责任是指组织行为的性质，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表明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最后，社会责任是指组织融合社会责任的运作模式，即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模式确保组织行为对社会负责任。

社会责任是ISO26000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术语，也是影响ISO26000标准主要内容的核心概念。它是ISO26000标准制定过程中理解最不一致，争吵最为激烈的内容之一，也是正式的标准内容中最不容易理解的部分。本文拟从解读社会责任定义着手为读者准确客观地掌握ISO26000标准贡献绵薄之力。

一、对ISO26000标准的社会责任定义的两点论断

一是标准对社会责任的定义经历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演变历程。就基本定义而言，标准似乎比较早就形成了共识，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通过透明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但是就完整定义而言，标准每一稿都对内嵌于社会责任定义中的其它术语及注释等内容进行了不断地修订。从这些修订不难发现参与制订标准的各方对术语内涵的理解，特别是对组织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性质、范围、内涵与形式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来自NGO组织的代表倾向于无限扩大组织的影响范围；而来自产业界的代表则认为必须限定组织的影响范围，组织承担责任是有边界的，不能将社会责任无限化。此外，对“透明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的理解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诸如什么是国际行为规范，国际行为规范与各国法律法规的关系；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等内容都进行了反复修改。

二是社会责任定义是ISO26000标准的最重要语境。ISO26000标准对社会责任的定义，与公众对社会责任的直觉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大众语境，特别是中文的背景下，组织社会责任往往是指组织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如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而在ISO26000标准的语境中，首先，社会责任是指一种意愿（Willingness），强调组织愿意就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承担责任；其次，社会责任是指组织行为的性质，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表明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即行为不但要以遵守法律义务为底线，遵守适用的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而且必须要超越法律义务，最大限度地贡献于可持续发展；最后，社会责任是指组织融合社会责任的运作模式，即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模式确保组织行为对社会负责任，包括要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遵守适用法律和国际行为规范及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为原则，以覆盖组织全部决策和活动及全面融入组织为路径，以在自身及影响范围内的活动与关系中得到践行为验证。

二、对ISO26000标准的社会责任定义的理解

（一）定义的具体内容

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①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这些行为：

――贡献于可持续发展，包括健康和社会福利；

――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遵守适用的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

――全面融入组织，并在其关系②中得到实践。

注①：活动包括产品、服务和过程。

注②：关系是指组织在其影响范围③内的活动。

注③：影响范围是指政治、合同、经济或其他关系的范围/程度，通过这些关系组织有能力影响个人或其他组织的决策和活动1。

（二）解读定义必须充分联系定义中内嵌的术语

ISO26000的社会责任定义包括自身在内共嵌着14个术语，超过标准所列27个术语的一半。因此理解社会责任定义的内容，必须联系着所有涉及的术语进行理解。

ISO26000标准的27个术语可以划分为两类：非直接与社会责任相关联的通用术语；直接与社会责任相关联的特定术语。前者包括13个术语，其中内嵌于社会责任概念中的通用术语有4个，分别为组织（2.12）、产品（2.15）、服务（2.16）和环境（2.6）；后者包括14个术语，其中内嵌于社会责任概念中的特定术语有10个，分别为社会责任（2.18）、组织影响（2.9）、担责（2.27）、透明度（2.24）、合乎道德的行为（2.26）、可持续发展（2.23）、利益相关方（2.20）、利益相关方参与（2.21）、国际行为规范（2.11）、影响范围（2.19）。

（三）对定义内容的具体解读

1.社会责任是组织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

一是社会责任是基于因果链条的“担责”，在逻辑上是组织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担责”作为术语的涵义是“就决策和活动对组织的管理机构、合法当局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对其利益相关方承担责任的状态”。“担责”作为标准的社会责任原则的涵义是“组织应当为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担责”。“担责原则建议，组织应当接受适当的监督，并还接受一种对这种监督作出回应的义务”。环境术语的涵义是“组织运营所处的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水、土地、自然资源、植物、动物、人和太空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标准还在注中明确指出，“环境泛指从组织内部到全球系统。”

二是社会责任涵盖组织的所有决策和活动，组织的任何行动都是决策的结果，如果在“决策”中不将社会和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就无法保证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组织行动可被社会观测到的就是组织的“活动”，活动既包括产品、服务，也包括提品、服务的过程。因此决策和活动意指组织的所有行为。在标准语境中，组织的决策和活动可以划分为七大“主题”，实际上就是七大领域或方面，分别包括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和社区参与与发展。

三是社会责任的核心是为“影响”担责，必须全面理解“影响”一词，“社会、经济或环境的积极或消极变化，全部或部分地来自组织过去与现在的决策和活动”。它包括直接影响（组织活动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比如价值链）；潜在影响（只是在决策的思考过程中存在）、现实影响（组织活动的真实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环境影响；积极影响（产生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正面效果）、消极影响（产生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负面效果）；社会整体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利益相关方影响（与特定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单方面影响、综合影响；历史影响和当前影响。

四是社会责任针对所有“组织”，但不包括行使职责时的政府。组织是指“对责任、权限、关系做出安排并有明确目标的实体或人与设施的集合。但就本国际标准目的而言，组织不包括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行使司法权，履行职责以制定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或遵守国家的国际义务等职责时的政府”。社会责任术语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超越，ISO26000标准期望对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企业、作为一般性社会组织的政府机构都适用。

2.社会责任是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

一是社会责任是指组织行为的性质，就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sociallyresponsiblebehaviour）”，隐含着要求基于社会价值考虑组织行为的过程和结果。

二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必须具备“透明度”，“透明度”作为术语的涵义是“影响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决策和活动的公开性以及以清晰、准确、及时、诚实和完整的方式进行沟通的意愿”。“透明度”作为标准的社会责任原则的涵义是“组织在其影响社会和环境的决策及活动方面应当透明”。“组织应当以一种清晰、准确和完整的方式在合理和充分的程度上披露它对之负责的政策、决策和活动，包括它们已知的和可能的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以使利益相关方能够准确地评估组织决策和活动对他们各自利益的影响”。

三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必须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合乎道德的行为”作为术语的涵义是“符合在特定背景下关于正确或良好的行为的公认原则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的行为”。作为标准的社会责任原则的涵义是“组织的行为应当合乎道德”。“组织的行为应当基于诚实、公平和正直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意味着对人、动物和环境的关切及对重视组织活动和决策对利益相关方利益影响的承诺2”。

3.社会责任是组织最大限度地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意愿、行动和绩效

一是衡量负责任的组织行为的绩效标准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涵义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事关高品质生活、健康和伴随社会正义的繁荣等目标的融合以及维护地球支撑生物多样性的能力。这些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可把可持续发展视为从整体上表达对社会的更广泛期望的方式”。ISO26000标准还明确提出“当探讨和实践社会责任时，组织的总体目标是最大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很明显标准所指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保留代际利益平衡的概念以外，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统筹兼顾，并致力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健康和社会福利等全社会的利益。

二是社会责任是组织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行动。“社会责任的基本特征是组织将社会和环境考虑融入其决策并对其活动和活动决策对社会及环境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的意愿。这意味着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透明和符合道德的行为”。

4.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则与标准是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利益

一是“利益相关方”的识别与参与是组织社会责任两大基本实践。利益相关方是指“在组织的任何决策或活动中有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利益相关方参与是指“为创造组织与其一个或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机会而开展的活动，目的是为组织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二是利益相关方的“利益”（interest）来自于组织决策和活动的影响（impact）。影响构成了利益，有影响就有利益，有利益就形成了“关系”。“这种关系无需是正式的。无论各方认识到与否，由此利益产生的关系都存在。组织可能并非总是意识到它的全部利益相关方，虽然其应当试图对其认定。同样，许多利益相关方可能没有意识到组织可能潜在影响其利益”。

三是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则是尊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即“组织应当尊重、考虑和回应其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包括确认利益相关方，认可并尊重其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及合法权利，并对他们所表达的关切做出回应，考虑利益可能受到组织决策或活动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即使他们在组织治理中没有正式角色或尚未意识到这些利益。

5.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则与标准是遵守适用的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

一是遵守适用的法律，坚持“尊重法治”的社会责任原则。“组织应当认同尊重法治是强制性的”。法治意味着法律是至高无上的，特别是指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也必须服从法律的观点。尊重法治意味着组织应当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这意味着应当采取步骤了解适用的法律法规，告知组织内的人员有关遵守并执行它们的义务。

二是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坚持“尊重国际行为规范”和“尊重人权”的社会责任原则。国际行为规范，是指“按照国际习惯法、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普遍承认或接近于普遍承认的政府间协议而对‘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的期望。其中政府间协议包括条约和公约。尽管这些由国际习惯法、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和政府间协议衍生出的期望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但它们表达了所有组织可以期望达到的目标和原则。国际行为规范会与时俱进”。尊重国际行为规范原则是指“组织在坚持尊重法治原则的同时，也应当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尊重人权原则是指“组织应当尊重人权，并承认人权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6.社会责任是指组织融合社会责任的运作模式

一是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要全面融入组织，也就是说所有的组织行为都要符合“透明度”要求且合乎道德。

二是组织要全面采取有效措施和实施变革以将社会责任全面融入组织。ISO26000标准建议组织应当利用第7章中提供的指南，努力将社会责任全面融入组织的决策和活动中。这涉及到如下实践：“使社会责任成为组织政策、文化、战略和运营的组成部分，在组织内部开展社会责任能力建设，在组织内、外部开展社会责任交流以及定期审查社会责任行动和实践”。

7.社会责任要求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在组织关系中得到践行

一是要深刻理解标准语境下“在组织关系中得到践行”的真实涵义。这要求深刻理解“关系”一词，它是指“组织在其影响范围内的活动”。所谓“影响范围”是指“政治、合同、经济或其他关系的范围/程度，通过这些关系组织有能力影响个人或其他组织的决策和活动”。必须认识到ISO26000标准语境下的影响范围，包括企业自身及其有能力施加影响的范围，与中文语境有较大的不同。所谓“活动”是指“产品、服务及其过程”。可见所谓“在组织关系中得到践行”，就是指要在组织自身及影响范围内的所有活动中得到践行。

二是参与ISO26000标准制订的产业界代表坚持要将社会责任限定在特定的边界内，因此标准又在“影响范围”术语和相关章节内强调“有施加影响的能力本身并不意味着有施加影响的责任”。因此，对“影响范围”和“活动”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社会责任的范围、性质和程度产生重大影响。ISO26000标准分别在第五章中的5.2.3条目和第七章中的7.3.2条目对组织影响范围的内涵以及具体实践进行了阐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进行详细剖析。

三、ISO26000标准是对社会责任定义的扩展与具体化

如能通读和综观ISO26000标准，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标准是对社会责任的定义的详尽扩展和具体的阐述。ISO26000标准除前言与引言外，共有七章内容。下面分别就各章与社会责任定义的关系予以简述。

第一章范围，强调本国际标准为所有类型组织提供指南，无论其规模大小和所处何地。这同时就是强调社会责任的定义适用于任一组织，除行使职责时的政府以外。

第二章术语与定义，介绍了27个术语，中心是社会责任术语，它内嵌了超过一半的术语，并且其他术语仍与它有紧密联系。

第三章了解社会责任，回顾了社会责任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趋势，特别是介绍了社会责任的特征以及社会责任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对社会责任定义的进一步阐述。

第四章社会责任原则，介绍了担责、透明度、合乎道德的行为、尊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尊重法治、尊重国际行为规范、尊重人权七大社会责任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定义的具体阐述。

第五章社会责任两大基本实践，无论是理解社会责任，还是利益相方的识别与参与，都是对定义的深化和具体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