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1篇1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3-0033-02

中国人口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大问题,但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还不仅是多,更在于由多所引起的诸多人口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性别比失衡问题等。“人口红利”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人口红利”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下,在人口转变中,正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

1.人口红利评介

关于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红利的进行了定义,并表达其观点及看法。究其根源,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E.Bloom,JeffreyG.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gift”,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E.Bloom,DavidCanning,Jaypee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蔡对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该定义是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出发,用储蓄和投资因素对人口红利的解释。汪小勤和汪红梅认为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以上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都是从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角度出发,其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给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才可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利,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错过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可能会产生劳动力剩余,失业率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能否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

在汉语词典中红利一词的意思是指:①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红利没有定率,视利润多寡而定。而额外报酬和合额外收益都是定量的,可以用量来衡量红利的多少。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是经济概念,即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相对较低,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则就是人口红利,反之,会产生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2.我国人口结构现状

到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9.0%,15-64岁人口占得比重为72.7%,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3%。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从表中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一步步加剧,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将加重(详细数据见表格1)。

因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下,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4年的21.5%下降到2008年的19.0%,减轻了社会抚养负担,这是三十年来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瞩目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优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口年龄是动态的变化,按动态分析法推算,生育高峰期的人口逐渐进入中年或老年期,15-64岁人口呈上升状态,从2003年的70.4%增长为2008年的72.7%,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状态,由2004年的7.6%增长到8.3%,该年龄段人口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主要原因。虽然计划生育带来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中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较大,且处于增长状态,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年龄的动态变化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不断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因此,面对目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将人口红利最大化,积累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在属于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在加剧。将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统一化、规范化、社会化,并建立完善的老龄化社会机制,制定相应社会福利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的潜能将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波动,人口红利将存在降低甚至消失的可能。

3.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人口红利来源于人口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口及生命周期等。本文中所说的人口因素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简而言之,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也来源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掌握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才能使得人口红利最大化。

3.1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所决定,而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陈友华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蔡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储蓄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生产性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阶段上,并能合理利用此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就能获得额外收益,这个额外的收益即为人口红利。

3.2人口的迁移流动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也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机制建设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即30岁以下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流动人口不但丰富了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首先,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需要从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胡兵,赖景生,胡宝娣在《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中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出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意味着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4.对策研究

4.1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所呈现的特殊结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源存在稀缺性这一特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竞争,良性的竞争会引起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获得人口红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尤为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4.2人力资本开发

虽然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本开发是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

4.3迁移流动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应进行适度的干预,避免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给各地区间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不但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且能保证各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各区域间能够均衡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5.结论

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来源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人口发展特有的模式,制定相应人口政策,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把握好人口迁移规模与数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充分就业,达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2009(1).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J].2004(2).

[3]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1).

[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局.2005年第5版.

[5]彭希哲.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及路径选择[N/OL.]原载于中国人口报.转引自中国人口网,chinapop.省略.

[6]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2008(4).

[7]胡兵,赖景生,胡宝娣.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财经问题研究.2005(7).

[8]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3版.第187-189页.

[9]都阳.人口红利的谜思.人口研究,2007(2).

[10]王德文,蔡,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11]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

[12]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5).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1篇2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容易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对于房地产行业以及房价的判断，离不开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哈继铭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两大支柱在推动：一个是城市化进程；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结构。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德国，许多国家都有一个现象――在某一个时段出生的人口特别多（比如说战后），这就是所谓的婴儿潮时期。房地产在中国当下是最受争议的一个行业，因为房价的疯狂早已扭曲了社会上的很多价值观，国内对于房价的争论已经从火热到开始降温，不是因为房价下跌，而是不降不行，疯狂的房价早已透支了未来的价值，房价的不断上涨使得购房者已趋于麻木，现在任何关于房价下跌的争论都像是痴人说梦，可另一方面中国的地产泡沫在全世界都被承认。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的现状是由过去的出生率决定的。日本在40年代二战后，出生率非常高，大约是千分之三十三的出生率，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生率逐渐下降，到了90年代的时候出生率就是千分之十都不到。人口结构的变化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上个世纪60―80年代，无论是日本地价还是股价都出现了大幅上升，地价翻了好几倍，股价在22年当中涨了29倍，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储蓄的比例开始下降，资产价格泡沫随之破灭。世界各地的地产历史证明，不管地产多么投机，地产历史就是人口历史，因为人口的自住需求才是地产的基石。研究表明，过去10年，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房价大涨，其人口总体也在是上涨，因为他们拥有较多的移民；而过去10年，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房价一直走低，正好和人口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同时发生，而现在在韩国，纯正的房地产企业已经消失。

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经济界和学术界依据我国当前较低的抚养率，频繁抛出“人口红利”将带来我国经济发展“黄金十年”的乐观预期。然而日本的经验表明，低抚养率并不必然伴随经济繁荣，相反，值得警惕的是，抚养率处于低位时期的拐点，往往给通胀提供了一个冲击实体经济和威胁金融、地产安全的时机。

1946-1964是美国的婴儿潮时期，1947-1949是日本的第一代婴儿潮，1962-1980是中国的婴儿潮时期，而在中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正是在购房年龄，有4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也是掌控目前中国财富命脉的人群，这一人群的成长发展带动了迅速的城市化和地产的繁荣。如果以25-45岁作为购房适龄人口，那么婴儿潮时代的人口红利在2008年就达到高峰，随后就持续下降；若以35-54岁为社会中坚群体，这一红利将在2010年达到高峰，此后将展开4-5年的平台。2006年前后万科曾做过一个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其中一个研究结论是：2013年，首次置业的人口红利将出现拐点，2013年后首次置业人口将迅速下降，而改善型和高端再需求将不断增加；2017年20-65岁的总劳动人口将达到高峰，此后将快速衰退，而今年以来的突然冒出的民工荒就是人口红利枯竭的一个前兆。无论以哪个版本计算，人口红利留给住宅地产的黄金期已不多。当然,未来还有另一个因素可在某种程度对冲红利萎缩,即城市化。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5.6%,未来尚有2亿多人口需要城市化。不过问题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经开始让部分30岁左右的人开始去二、三线城市发展，中国进一步的城市化压力会被分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当前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首先，关注“人口红利”拐点时期人口异常流动对房价的影响。尽管我国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趋势会长期存在，房价和地价的上涨有基本面的长期支撑，但在当前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和大量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波动中受冲击较大的情况下，过高的城市居住成本和消费成本的压力，不排除在一些房价过高的城市出现暂时的城市人口“逆流”。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3

关键词：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OFDI；一带一路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84-08；中图分类号：F732；文献标识码：A

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称“一带一路”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时，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创新合作模式。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经济发展潜力巨大。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1%。

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多的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包括了少数发达国家及众多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遭受着政治局势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健全、恐怖主x盛行的困扰，一些国家与中国还存在地缘冲突。中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亚洲、欧洲、非洲等65个国家，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也考察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是否有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母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投资安全提供保障，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存在政治风险高、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特点，本文试图探讨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否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分析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如何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

一、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国内外学者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多，但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抑制母国对其投资（韦军亮、陈漓高，2009[1]；王海军，2012[2]）；另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政治风险高的国家（Ramasamyetal.2012[3]）。Buckleyetal.（2007）根据我国1984―2001年的OFDI数据进行回归，指出我国的OFDI除了更倾向于流向与本国距离相近、文化相似、市场大、资源丰富的国家之外，还更加偏好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我国OFDI政治风险偏好可能在于寻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韦军亮、陈漓高，2009[1]；杨娇辉等，2015[4]）。Kolstad和Wiig（2012）通过引入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与制度质量的交叉项，发现我国的OFDI更加偏好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制度质量差的国家。[5]

在研究OFDI影响因素中，文化差异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随着Kought&Singh（1988）在Hofstede（1980）提出的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基础上构建了文化距离指标[6]，RonaldInglehart基于世界文化价值观调查（WVS）结果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研究文化距离对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受到关注。许和连和李丽华（2011）[7]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6个国家样本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表明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文献发现，文化距离既会给OFDI带来外来者劣势，也会带来外来者优势。Kang&Jiang（2011）[8]认为文化距离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障碍，从而影响OFDI的区位选择，然而在研究中国对东南亚、东亚OFDI时发现中国倾向于向文化距离较远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綦建红等（2012）研究中国2003―2010年对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四种方法计算文化距离，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OFDI不是简单地负相关关系，而是U型关系。[9][10]

另外，随着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不断深入，外交活动、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理论上，母国政府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为对外投资提供安全保障，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潘镇、金中坤，2015[12]）。潘镇和金中坤（2015）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现中国的OFDI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国家。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研究认为双边良好的外交活动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宗芳宇等（2012）研究指出双方投资协定（BIT）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但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还比较困难，本文借鉴国际上运用广泛的事件数据分析法，运用归一化处理，定量衡量双边关系。

目前的文献缺少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而且现有研究没有将双边关系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2003―2014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两条线，采用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及其他控制变量来比较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风险防范提供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43个主要国家，主要是基于投资规模、国家重要性和数据可得性三个标准。截止2014年底，中国对上述43个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占到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977%。本文根据以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为指导，并参考国家前沿战略支撑平台“一带一路”数据库（），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以色列、斯里兰卡；“丝绸之路经济带”：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希腊、塞浦路斯、立陶宛、土耳其、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捷克。

在面板数据模型回归方式的选择上，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显著，但是模型中含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地理距离、文化距离），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会删除重要解释变量。然后在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如表1所示。为得到稳健型结果，本文选用面板矫正误差（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smodel简称PCSE）方法。

本文的基准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在投资模型中加入所需研究的变量，具体模型构造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东道国，t表示年份。

（二）数据构造及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被解释变量不能为负值，而OFDI流量有负值的情况，目前主要的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以OFDI存量为被解释变量，二是通过公式转换（Busse和Hefeker，2007）。本文选取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既解决了负值问题，又避免了流量数据短期内波动很大的问题。

2.解变量

政治风险（PRI）。本文选取美国著名的政治风险测定服务公司PRS（PoliticalRiskServiceGroup）集团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ICRG）定期的政治风险指数。PRS将政治风险分为12个维度，分别是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回报、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事干预政治、宗教参与政治、种族关系紧张、法律与秩序、民主责任、，并依据规则对12个维度分别打分。PRS的政治风险指数涵盖140多个国家1984年以来12个维度的数据，将12个维度的分数相加得到综合政治风险，分数越高，风险越小。本文对原数据取倒数后乘以100，所得PRI越大，政治风险越大。

文化距离（CDI）。Hofstede（1980）提出文化的四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个人主义、男性/女性度。Kought和Singh（1988）在Hofstede提出的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提出测量文化距离的公式：。CDj表示中国与第j个国家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j个国家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Iic表示中国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Vi表示所有国家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方差。

双边关系（BIL）。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从狭义上看是政治关系。潘镇、金中坤（2015）[12]定义政治关系为国与国之间出于维护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往来，扩大国际影响等战略考虑而结成的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张建红、姜建刚（2012）[11]分析研究了高层互访、双边冲突、建交时间和友好城市等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门洪华、刘笑阳（2015）[13]指出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为双边关系提供制度化的框架，中国将伙伴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的建交时间受东道国独立时间的影响，国家间的双边冲突具有偶发性，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与中国发生双边冲突的国家很少，本文在确立双边关系这一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未选用建交时间、双边冲突。

本文采用与对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的三个概念来量化双边关系：一、高层互访（VIS）：借鉴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方法，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席、总统）互访的得分为2，其他领导人访问的得分为1，访问包括第三国会晤，以特定年份访问次数乘以得分来衡量；二、伙伴关系（FRI）：一般伙伴关系得分1，全面伙伴关系得分为2，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3，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4；三、友好城市（CIT）：以该年度两国省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存量来衡量。双边关系BIL=VIS+FRI+CIT。其中：

VIS=该国当年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最大值。

FRI=该国当年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最大值。

本文选取友好城市作为衡量双边关系的一项指标，但是人口越多城市数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的机会越大。定义：相对友好城市系数=友好城市数/该国总人口。CIT=该国当年与中国相对友好系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相对友好城市系数最大值。

3.控制变量

国民生产总值（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地理距离（DIS）：两国首都地理距离。地理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双边进行经济贸易时成本的大小。中国对东道国出口（EXP）：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对东道国出口与OFDI正相关，项本武（2007）利用引力模型对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OFDI和进出口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更加倾向于出口创造性。贸易依存度（YCD）：东道国与所有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衡量一国的开放程度。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开放程度越高，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YCD=（进口+出口）/GDP。自然资源（RES）：在对外直接投资文献中，解释中国OFDI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Buckleyetal.，2007），Aleksynska和Havrylchyk（2012）[14]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越多的国家，FDI流入也会增加。对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中国，寻求东道国自然资源可能是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用燃料、矿石、金属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来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研究中国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投资选择的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分别回归。回归方程（1）―（3）为全样本，来自“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回归方程（4）―（6）的样本来自“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简称“一路”；回归方程（7）―（9）的样本来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简称“一带”。为解释OFDI倾向于高政治风险国家的现象，本文引入双边关系与政治风险、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的交叉项。相关变量中心化后，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10，从而排除了多重共线性。

（一）全样本分析

本文方程（1）中PRI的系数为1046，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OFDI有促进作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一般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CDI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显示与东道国文化差异抑制我国的OFDI，与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许和连、李丽华，2011[7]；綦建红、杨丽，2012[9]）。BIL系数为3875，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有显著正影响，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东道国投资。首先，中国跨国公司在决定对外投资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导向。我国为了加快“走出去”战略，制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别产业目录》中国家的选取原则也依据与中国双边关系来选取：一是周边友好国家；二是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的国家；三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四是与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其次，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良好的双边关系能促进母国通过外交渠道对东道国施加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

理论上，考虑到投资安全性，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本文得出相反的结论，为探究原因，方程（2）引入交叉项BIL×PRI，系数为-7446，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与东道国政治风险是替代关系，政治风险的效应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而降低，揭示了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是我国投资高政治风险的国家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显著影响OFDI且可能影响PRI效应的变量是自然资源，方程（3）引入交叉项RES×PRI，系数为3249，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中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是伴随关系。说明样本中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有较高的政治风险。

方程（1）结果显示GDP系数为负，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对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有负效应。可能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需要资金和技术。其他控制变量中，DIS系数在5%水平下为负，说明与东道国地理距离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有负作用。EXP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效应。YCD系数在1%水平下为正，表明东道国贸易越开放，越有利于我国对其投资。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比分析

“一路”与“一带”的回归结果在PRI、CDI和DIS上有显著差异。方程（4）―（9）中，“一路”样本国中PRI在1%水平上显著檎，而“一带”样本国中，PRI系数不显著。“一路”和“一带”沿线国家PRI平均值分别为166和134，说明“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政治风险高的特点，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较低。“一带”沿线国家包括少数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和少数发达国家，平均而言政治风险较低，所以PRI显示为不显著。“一路”样本国中CDI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一带”样本国中，CDI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綦建红等，2012）。方程（4）―（6）中DIS系数不显著，方程（7）―（9）中DIS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理距离阻碍我国对“一带”沿线国家的投资，而对“一路”国家影响不大。“一路”国家多为亚洲国家，我国OFDI发展初期较多投资于东盟等邻近国家，样本“一路”中21个国家投资总量占“一带一路”样本43国总投资的70%以上，相对“一带”国家而言，发展较早，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投资的发展，地理距离的消极作用逐渐淡化，不再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交互项PRI×BIL的系数在“一路”和“一带”样本中分别为-15779和4244，但在“一带”上不显著。表明在“一路”样本下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一路”国家政治风险较高，当发生高风险政治事件时，本国政府基于好的双边关系鼓励企业投资的作用减弱。而“一带”样本中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BIL对OFDI的促进作用不突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面板数据，利用PCSE模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和特点。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国家呈现出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特点；（2）本文选取高层互访、伙伴关系、友好城市三个指标，运用归一化原理，计算出双边关系系数，验证了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虽然阻碍我国OFDI，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阻碍作用减弱；（4）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在“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表现为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显著。

本文结合国际商务和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作出以下几点贡献：首先，本文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到东道国投资的促进作用，并采用适当方法将双边关系量化，以前的研究都采用如建交时间、高层访问、友好城市、BIT等单一因素，稳健性较差，完善了国际商务研究中双边关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其次，本文研究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对“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得出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减少东道国政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实证研究中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给出新的解释。此外，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我国对“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投资的差异，“一路”国家普遍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与我国文化差异大。我国对“一路”国家投资表现为政治风险偏好的特点，文化距离阻碍我国对“一路”国家的OFDI，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我国对“一带”国家投资中，东道国政治风险影响不显著，文化距离在“一带”国家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有显著阻碍作用。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体系和投资保险制度。从实证结果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但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提前做好风险预警是保障投资安全的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不可避免会遇到来自东道国的风险，比如战争、政治暴乱、征收及国有化，投资保险有利于减少风险发生后的损失。二、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与东道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积极与东道国建立伙伴关系，结成友好城市、签订有利于保护投资和贸易的合作文件，如《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减小对化石能源进口的依赖。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中国对“一路”国家OFDI显示出明显的资源寻求取向，并且往往需要承受高的政治风险，投资安全问题突出。四、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修建港口、基础设施，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修建铁路，出口高铁，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1]韦军亮，陈漓高.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9（4）：106-113.

[2]王海军.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2（1）：110-116.

[3]Ramasamy，B.，M.YeungandS.Laforet，China's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Locationchoiceandfirmownership[J].JournalofWorldBusiness，2012（1）：17-25.

[4]杨娇辉，王伟，王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颁布的风险偏好：悖论还是假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5（5）：133-144.

[5]Kolstad，I.andA.Wiig，WhatdeterminesChineseoutwardFDI？[J].JournalofWorldBusiness，2012（1）：26-34.

[6]BruceKogutandHarbirSinghSource，TheEffectofNationalCultureontheChoiceofEntryMode[J].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988（3）：411-432.

[7]S和连，李丽华.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17）：154-156.

[8]Kang，Y.andF.Jiang，FDIlocationchoiceofChinesemultinationalsinEastandSoutheastAsia：Traditionaleconomicfactorsandinstitutionalperspective[J].JournalofWorldBusiness，2012（1）：45-53.

[9]綦建红，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J].经济地理，2012（12）：40-46.

[10]綦建红，李丽，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2（12）：137-147.

[11]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2）：133-155+160.

[12]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财贸经济，2015（6）：85-97.

[13]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65-95，157-158.

[14]Aleksynska，M.，andO.Havrylchyk.FDIfromthesouth：theroleofinstitutionalandnaturalresource[J].Europea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12，29：38-53.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4

关键词违规闯红灯机理分析

一、引言

当前我国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极为常见，仅深圳一地，2014年共查出此类违规行为160142宗。行人闯红灯不仅会威胁行人自身的安全，而且增加了其他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后果极为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2013年，每年由于行人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因行人肇事导致死亡人数的21.5%。

除此之外，行人闯红灯还会导致路口滞留车辆增加、通行能力下降，在车流高峰期加剧交通拥堵。因此，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各项政策法规整治这一违规行为，如，2013年5月23日开始，深圳市出台了行人闯红灯处罚新标准，行人闯红灯也将被记录到全国交通违法系统。2015年7月31日，深圳市交警局通报，从8月起出台行人出行信用报告，行人闯红灯行为将被纳入个人征信体系。2015年8月，深圳市交警局加大整治力度，严查行人乱闯红灯的行为。但就最新公布的深圳市城市交通文明指数显示，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率依然高达33.3%，[1]由此可见，陆续出台的各项法规收效并不明显。

本文首先对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的观测现状进行描述，并结合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归纳出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的四大类影响因素，再围绕相关理论，构建出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的决策模型，最后给出减少这一违规行为的相关建议。

二、实地调查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选取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二道和文心五路相交处十字路口的两条人行横道作为实地观测样本点，分别记录为A路口、B路口（见表1）。该观测样本点位于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步行范围内有海岸城、保利、天利三大购物中心，所处商圈周围公交、地铁线路齐全，交通十分便利。周末休闲时，该路口车流量、人流量较大，为观测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观测样本点处为双向四车道，路宽约为15米。为了保证所观察人群的多样性，故选择周六为本次的调查时间，且该路口所处商圈的大多数商户从上午10点开始营业，因而确定的两个观测时间段分别是10：00～13：00和16：00～19：00。

（一）整体数据分析

表1是根据实地观测数据整理得出的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的总体分布情况。

表1中的总等待人数指的是，每个时间段所有红灯周期内等待人数的总和；闯红灯人数指的是每个时间段所有红灯周期内闯红灯人数的总和；百分比指的是闯红灯人数占总等待人数的比例。本次调查观测到闯红灯人群主要分为三类：单独个体、群体以及带孩子的家长。单独个体表示闯红灯时行为人为单独状态，即个体出行；群体表示闯红灯时行为人为群体状态，即两人或两人以上同行；带孩子的家长表示闯红灯时行为人带孩子同行。

从本次观测的结果来看，相对于其他而言，深圳市的行人闯红灯现象并不算严重。吴潇在《对海淀区黄庄路口行人闯红灯的统计调查与分析》中的观测结果是，“行人违规率都在80%以上”；林洁鹏在《行人闯红灯的系统思考》中指出“行人闯红灯现象还是十分突出（违法人数占总人数的80.5%）”；刘子叶在《行人闯红灯行为研究》中指出“违规者所占比例最高可达77%”；而在本次调查中，闯红灯的百分比最高值只有22.03%。

从闯红灯分布百分比来看，单独个体和群体所占比重比较大，带孩子的家长闯红灯的比重很小。另外，在12：00～13：00和17：00～18：00这两个就餐时间段，群体闯红灯比重都高于单独个体闯红灯比重，其原因可能是就餐时间人们多以群体的状态出行，相对于个体数量，群体数量较多；其二，以群体状态闯红灯时，闯红灯行为的预计成本会因为同行人数较多而被分摊，进而削弱了预计成本的影响。

（二）具体数据分析

通过对本次观测数据的深入整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并验证了性别、群体环境因素与违规成本对闯红灯违规行为都有一定的影响。

1.性别对违规行为的影响

如表2所示，在发生了闯红灯行为的观测样本中，男性带头闯红灯的频率明显高于女性。这反映出了在当前社会下，对男性的角色期望使得其更倾向于冒险，更容易试图突破既定规则的约束。

2.群体环境因素对违规行为的影响

在本次调查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红灯等待时长内，若对面有行人闯红灯，那么观测方行人闯红灯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将观测数据通过SPSS.19的分析，我们得到表3的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到，对面是否有人闯红灯与闯红灯总人数间的相关系数为0.132，其P值为0.037，在α=0.05的条件下显著。因此，对面是否有行人闯红灯指标与本侧闯红灯行人总数指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也说明了群体环境因素对闯红灯违规行为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3.违规成本对违规行为的影响

（1）车流密度与闯红灯行为的关系。在行人的闯红灯违规行为决策中，车流密度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行人闯红灯的成本的高低，车流密度较低，行人默认闯红灯成本较低，违规的可能性较大。通过SPSS.19的分析，我们得到了表4的结果。

从表4中可以看出，车流密度与闯红灯的总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21，其P值为0.057，在α=0.1的条件下显著，表明二者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当车流密度较大时，行为人对违规成本的预期会上升，因而选择放弃闯红灯违规行为。

（2）是否携带儿童对闯红灯行为的影响。在我们观测的样本中，可以发现携带儿童的个体极少采取闯红灯的行为。在全部219例带孩子的个体中仅有两例实施了闯红灯的决策，这说明家长普遍认为携带儿童闯红灯的危险性高于独自闯红灯，且可能对儿童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如表5）

上述两项可以说明，个体在进行违规决策时确实会考虑到其违规的成本，当成本较高时，行为人将会放弃其违规行为。

三、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的机理分析

（一）影响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的因素分析

作为最典型的社会违规行为之一，国内外的学者针对行人闯红灯的违规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Sigelman，C.K&Sigelman，L（1976）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和性别与违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MoyanoDiaz，E（2002）发现年龄和性别与违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一般而言，男性要比女性更倾向于违规，30岁以下的被试者要比30岁以上的被试人员更倾向于违规。以上研究表明，行为人的个体特征因素会对其违规行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英国学者N.rouphail，日本学者Asaba和Sait等人针对信号灯体系设置对行人闯红灯的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行人对红灯时长的忍耐存在上限，红灯时长的设置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人的违规决策，同时Baass等人更发现，40s以上的等待时间会导致行人冒险穿越。国内进行同样研究的还有任森、冀杰等人。

闫晨提出：“影响行人闯红灯的因素包括：行人区等待的人数、行人群的等待时间、机动车辆的速度、机动车的车头时距。”刘光新等人进一步指出：“在行人过街时受到车流干扰时，因为车流与行人之间相互影响，行人穿越车流时的步行速度要稍低于行人在人行道绿灯周期时穿越的步行速度。”由此可见，车流量的大小是行人是否闯红灯决策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些研究总体上认为合理的规则设置以及相对安全的闯红灯环境是影响违规行为的重要因素。

聂小飞指出，违规者在执行超速违规行为时将已有的驾驶经验加入实际的行为控制中，降低了知觉行为控制对实际行为的预测作用。Conner（2007）研究发现，态度、道德规范、预计后悔度和过去的行为对超速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吴昌旭认为行人在缺失外在约束力的情况下，违章成本较低，成功达到目的的违章行为又会强化下一次采取同样行动，这些实践经验都会导致部分行人存有侥幸心理作出违章过街的决策。以上研究表明，过去的经验、惩罚、负强化等反馈因素会对行为人的违规决策产生影响。

宋守信、武淑平进一步论证了“违章行为是违章者心理动机强度和对行为结果实现意图而不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估计的函数”。孙世君等人则将期望理论运用于行人违章行为心理研究，并发现：“从期望理论角度来考虑，效价V指行人感受到的违章行为最终目的对自己的吸引力或排斥程度，这与行人的需求有关；期望值E指行人违章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即违章行为实现的概率；最终违章对行人的激励力量M=VE。M值越大，违章对行人的激励作用越大，行人违章的可能性越大。”以上研究均表明，行为人进行违规决策时会受到预期价值判断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反馈因素和预期价值因素四个指标入手，构建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模型，上述四个因素的具体含义如下所示。

1.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包括个人的心理特质、生理特质、学历经历三个方面，根据知觉原理，知觉过程受到个体特质（态度，人格，动机，兴趣，过去经验与期望）与个体差异（性别，年龄）的影响，而个体的决策方法和决策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的知觉影响。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指的是行为人进行决策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包括自然属性的环境（天气、地形等）与社会属性的环境（规则设置、所处群体特征等）。这些共同构成了行为人决策时的信息依据。

3.预期价值因素

预期价值指的是行为人在决策时预估的其行为的收益及成本。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认为，人总是渴求满足一定的需要并设法达到一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尚未实现时，人在行为时感受到的激励大小，取决于目标价值的大小，也就是收益与成本的差距的大小。同时，由于个体、环境等差异的存在，不同行为人的预期价值判断也存在差异。

4.反馈因素

反馈因素是指行为人过往决策实施后产生的对这一轮决策构成影响的后果因素，这些后果因素将成为个体经验的一部分，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

（二）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模型分析

根据前面的实地调查结果，当行人面临闯红灯的行为决策时，受到以上多个因素的影响。例如，从描述统计结果来看，当对面方向存在带头违规的个体时，本侧往往会有大量的行人被带动闯红灯；在本侧带头闯红灯的个体中，男性的比例明显超过女性，这分别说明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对其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当车流密度较大时，行人往往会出于对成本的较高判断选择放弃闯红灯的行为。同样地，从携带儿童的个体中极低的违规比例中也可以看出，当个体预期价值判断中的违规成本较高时，该个体将作出放弃违规行为的决策。这些事实分别反映了上述因素对行为决策各自的影响。

针对影响违规行为因素的内在联系，潘汉中等人在《信号交叉口行人违章过街从众心理研究》中提出了闯红灯是一个系统的决策行为的观点，并构建了行人在过马路时的决策模型。该模型包括：行人到达判断交叉口情况实施过街等三个环节，表明规则设置、现场情境与个人判断都会对行为人的决策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由于考虑到行为人个体特征的差异，环境对个体的作用以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点的判断由于受到过往经验的影响而产生的非孤立性，我们进一步地认为，影响违规决策的各因素间存在着交互的作用关系。

由此，我们构建了行为人违规行为的决策模型（如图1）。

具体而言，行为人违规行为的决策过程如下：当面临违规决策时，环境因素与反馈因素作为客观性要素为行为人的决策提供信息，个体结合自身特点分析行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产生对行为预期价值的判断，最终由此作出决策。其结果将生成新的反馈因素，成为下一次决策的影响因素。同时，由于作为客观现实与主观判断之间的纽带的个体存在差异，因此不同个体对同一情境的判断也会有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决策。

（三）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模型的应用

根据以上的行人违规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我们认为增加违规的预期成本、降低其预期收益是防止行人闯红灯的基本思路。同时，由于预期成本及预期收益取决于个体基于反馈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主观判断，因此，本文提出的建议亦基于该模型所涉及的几大类因素。

从个体因素角度而言，需要加强危险感知教育和交通事故严重性宣传，培养市民遵守交通规则的道德意识，增加其违法的道德压力，并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人们崇尚法治、敬畏道德、遵循规则，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

从环境因素角度而言，可以将红绿灯引入智能化控制，一些交叉口在行人高峰时段适当延长绿灯时长，行人少时再适当缩短绿灯时长，实行分时管理和精细化管理。

从反馈因素角度而言，应当学习借鉴国外城市治理闯红灯行为的有益经验，把治理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上升到更高的制度建设层面，加大对闯红灯行为的执法和惩戒力度，让闯红灯者支付更多的违法成本，尤其应该重点处罚首个闯红灯者，形成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保证足够的人力物力投入，常抓不懈，促使人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尊重与自觉服从，进而形成大的社会威慑力。

四、结语

本文基于实地观测数据围绕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出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四大类影响因素并构建决策模型，进而对模型进行应用，提出了减少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的相关建议。本文所得结论可为建立减少行人闯红灯违规行为相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单位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陈莉（1977―），女，湖北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供应链管理等。]

参考文献

[1]Conner，M.Applicationof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tothepredictionofobjectivelyassessedbreakingofpostedspeedlimit[J].2007.

[2]MAsaba，TSaito.Astudyonpedestriansignalphaseindicationsystem[J].1998.

[3]BaassKG.ReviewofEuropeanandNorthAmericanpracticeofpedestriansignaltiming[J].1989.

[4]MoyanoDiaz，E.Theoryofplannedbehaviorandpedestrians'intentionstoviolatetrafficregulations[J].2002.

[5]任森，冀杰.消除“红灯等待”焦急心理的安全措施及可行性分析[J].交通标准化，2010（24）.

[6]宋守信，武淑平.基于期望理论的违章管理思维模式探讨[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17（9）.

[7]闫晨.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十字交通路通流的研究和仿真[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3.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5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

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收入;红利路径

0引言

如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中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一直关心和研究的热点话题。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2022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在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要实现2022年目标就需要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以上。如何保持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就成为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城镇化是释放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之一，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社会稳定，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因而，研究如何有效释放城镇化红利，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城镇化的推进对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处于何种水平？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视角主要将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置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框架之下，重点涉及经济社会由"二元"向"一元"转变时期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就业，代表性理论主要有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舒尔茨和钱纳里为代表的"二元结构理论"，如;以托达罗和哈里斯为代表的"预期收入理论";斯塔克提出的"相对贫困假说"和巴格内的"推拉理论"等。这些从二元经济结构和行为主体出发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经典理论。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国外研究不仅重视理论模型分析，而且注重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贝里（1976）最先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即城市化水平趋于饱和后，投资风向便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城市人口也向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回流，从而导致中小城镇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出现回升。钱纳里（1986）根据多国模型得出，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收入存在着密切关系，即城镇化水平越低，居民收入越低;城镇化水平越高，居民收入越高。MichealLipson（1987）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偏向力度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Crueger（1995）则支持对农业进行征税，因为这可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支持，从而达到经济的总体增长。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方面，任柏强等（2001）认为城镇化严重滞后使得农民收入增幅趋缓。许经勇（2002）认为要使中国农民收入得到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快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镇化步伐。林毅夫（2002）认为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重要的是有赖于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廖丹清、郭慧伶（2002）研究认为城市化具有转移农村人口直接增加农民人均收入的作用，并且具有缓解人多地少矛盾、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拉动农产品的有效需求、改变农产品价格疲软状态，节约大量耕地用于发展农业，辐射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陈培礼（2003）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王德文、蔡P（2003）认为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而且可以减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比例。张占贞、王兆君（2010）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加2.85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每提高1%，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加1元。马远、龚新蜀（2010）认为城镇化对农民的增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梁春梅、肖卫东（2010）认为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大作用，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选择。叶彩霞等（2010）分析城市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认为城镇化率对农民收入各项收入来源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

（三）现有研究述评

关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是多集中在评价城镇化程度和探讨农民增收的各种途径方面，关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定量关系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对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关系的区域性差异分析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在充分认清城镇化红利在改革红利、劳动力红利、技术进步红利等多方面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较为准确的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机制。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初衷。

2计量模型与计算结果

城镇化进程到底是通过什么红利途径促进农民在收入增长的呢？通过对以上国内外观点和近年来农民收入客观情况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途径解释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作用。

（1）制度改革红利途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为农民进城落户提供机会，城镇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助于保障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的基本利益。这其中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农民农村要素自由流动，对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劳动力红利途径：农村劳动力外流可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质和量的增加。这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3）技术进步红利途径：农业科技向农村流动使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增长，可以提高土地收益和农民收入。技术进步主要指对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的落后农业技术的改造，这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技术扩散息息相关。

（4）资源配置红利途径：打破资源配置权力垄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和加强农村金融改革都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城镇化进程进步，必然带来投资的兴盛。而投资的增长也必然会给农民收入增长提供动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适当的计量模型，通过计算来验证四条红利途径是否能有效反映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

①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上述猜想解释了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是如何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在指标选取和数据搜集方面，为了突出研究主题并且兼顾数据的可获取性（部分统计指标发生了变化故舍弃），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间全国29个省市（、重庆以及港、澳、台除外）的部分统计指标作为衡量城市化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四条红利路径的指标。本文资料均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根据前面的城镇化红利途径作用机理猜想与分析，下面构建全国城镇化对农民增收驱动机制的计量模型：

AI=？茁■+？茁■ln（Ur）+？茁■X■+？滋

式中，AI代表各时点各省市人均农民收入，Ur代表各时点各省市城镇化率，Xi代表各时点各省市所选取的不同控制变量，i=1，2，3，4，？滋代表残差。

以下介绍控制变量。

X■：乡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数之差绝对值占户籍人口比重。这个指标能够有效反映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首的农村相关制度改革对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生产力要素流动的推动作用，是反映生产力要素流动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X21：农民工数量增长率。农民工数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尚存在争议，本文选取农村户籍人口与农业劳动人口差值作为衡量农民工数量的计算方法。农民工数量增长率能够反映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要素在量上的变化。

X22：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百分比。对于农村劳动力在质上的变化，我们一般通过教育程度来衡量。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百分比能够有效反映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到的教育水平上的提升，从而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

X■：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率。农业机械总动力能有效衡量城市化带来的第二产业进步对农业劳动技术的影响。本文在此处为了计算的方便取其增长率。

X32：农业中间消耗占产值的比重。本指标意在衡量城镇化带来的科技进步对传统农业技术革新的影响。

X■：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着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选取其变化率作为衡量资源配置这一途径的计量指标意在计算方便。

②计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确定控制变量后，先看是否存在强烈的共线性，在得到否定的结果后，对面板数据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在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城镇化率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得到结果：AI=-3.782+3.468ln（Ur）+？滋

这一计量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城镇化率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正向作用，也就在数理上验证了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这一命题。然后，我们对全国范围内城镇化水平和农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显示，在2003到2012年间，城镇化是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原因。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红利通过各种途径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城镇化红利对农民增收作用的红利路径及其作用力度。

将控制变量依次带入模型中，对比之前仅对城镇化水平和农民人均收入进行计算的结果，如表1所示。

***、**、*分别代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根据统计结果的对比，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加入控制变量前后ln（Ur）系数与显著水平上的不同。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ln（Ur）仅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在依次加入六个控制变量后，ln（Ur）已经可以在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而且几个控制变量在模型中都是在极高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的结论。这已经表明了四条城镇化红利途径对农民增收作用是显然存在的。其后，我们将所有控制变量带入模型中，仍然能得到显著性水平极高的结论，这证明城镇化进程对农民增收的驱动作用藉由制度改革红利途径、劳动力红利途径、技术进步红利途径、资源配置红利途径等途径完成。

3结论与政策分析

通过对比四条红利路径，我们能够发现劳动力红利途径相对于其他途径来说，对农民增收作用的贡献强度是很大的，这也同我国的国情有关。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农民和农村带来了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同时也应看到，技术进步红利途径的驱动作用并不高，可见科技进步对农民增收的引擎作用并不十分显著。

城镇化率的增长，极有可能为经济社会带来利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兰帕德在对美国近百年来的经济社会人口情况作出综合研究后，得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存在极大正相关的结论。这大概是有关城镇化红利问题的最早研究。不过，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城镇化红利为正值。LuisitBertinelit和EricStrob就认为城市集中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城镇化率的提高并非一定能生成城镇化红利。在城镇化红利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具体情况透显出相当的复杂性。这也使得以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无法直接应用于中国。

考究城镇化红利的创生动力，农民转型成为市民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相对于我国国情的原因。在中国，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大量的农民并不能转变为市民，只得以农民工的形式变成准市民。在研究城镇化红利这一问题时，农民工流出省和农民工流入省显然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另一方面，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无法享受标准的市民待遇也是城镇化红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得到和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城镇化红利产生了，却无法有效"分红"，这应该是将来几十年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任柏强，黄焕文，许经勇.城镇化严重滞后与农民收入增幅趋缓[J].宏观经济研究，2001（3）：30-31.

[2]许经勇.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J].经济经纬，2002（3）：4-6.

[3]林毅夫.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2-15.

[4]廖丹清，郭慧伶.城市化对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2（11）：78-80.

[5]陈培礼.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1-13.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7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

“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2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8

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显著

四川人口变动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人口数量已呈现负增长；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升；人口年龄结构显著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流动人口和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大。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已经成为四川人口变动最根本的特征，它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四川经济发展。

影响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四川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表明四川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已不成立，“刘易斯拐点”临近，四川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这将“倒逼”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步伐。

一方面，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四川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较重，以2009年为例，当年四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达7494.2亿元，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6%，而全年最终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48.1%。“刘易斯拐点”到来要求增加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层次，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促进消费，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使消费比例上升而投资比例下降，二是劳动力收入增加促进消费增长，三是收入较低阶层激增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高收入阶层也会带来消费总量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动。

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升级。尽管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在产业结构中农业部门比重会持续萎缩；与此同时制造业部门比重上升放缓，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近年来四川第一产业比重有了较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较为稳定，产业结构呈优化变动态势，但与全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刘易斯拐点”到来要求四川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调整第二产业内部战略布局，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低生育水平将无助于改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可能通过加大劳动力供求矛盾而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影响二：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减弱

在四川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死亡水平下降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态势共同作用下，四川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抚养系数上升，宏观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逐步消失，这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通过计算可看出未来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减弱。

利用2010年四川实际数据及预测研究所得未来十年数据，计算2011～2022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0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35%，其后从2011～2018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由2011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7.92%，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年减弱。虽然其后两年有所反弹，但贡献率也未能超过9%。

总体来说，四川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较明显影响，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意味着经济发展将难以从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中获得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加之四川净流出人口规模大且多为青壮年，未来四川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将逐步减弱。

影响三：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导致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持续上升。2010年四川老年抚养比达到15.19%，较2000年上升4.36个百分点，较1990年上升7.16个百分点，较1982年上升7.5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据预测研究发现，未来一段时间四川老年人口抚养比将继续上升。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意味着社会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对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

加重财政负担。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来看，养老金与医疗费不断上升，用于老年人口的各项开支逐年递增，财政负担日益增大，从而影响资金积累，减弱财政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的能力。

限制社会扩大再生产。四川人口老龄化加剧意味着依靠家庭成员供养和领取退休金及基本生活费的被抚养的人口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和社会总抚养负担相应增加，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部分将大幅增加，这影响到财富的分配、资本的积累和形成，限制了社会扩大再生产，影响投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

增加家庭负担。从家庭发展视角来看，以“4-2-1”结构为主的家庭中一对夫妇要供养四个老人，不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赡养老人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且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使家庭户规模进一步减少，家庭进一步小型化、核心化，家庭结构更加脆弱，家庭负担老人的能力进一步降低，部分家庭将难以承受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冲击。

影响四：消费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少年儿童比重下降表明儿童消费市场面临结构调整。尽管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但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对少年儿童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视，部分针对性较强的儿童消费领域有较大潜力；对教育消费数量的需求虽相对降低，对其质量的要求却相对增加。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刺激老年消费市场扩大。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四川老年消费品需求量将会增大，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需求品种搭配要求更精、更高，老年人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入量减少，对食物的品质和搭配要求将会更高。

住房需求将会增长，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养老观念发生变化，城市中多数父母与成年子女愿意分开居住，这将间接推动住房需求。

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使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成倍增加。

养老服务需求将会快速增长，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是一种长期性的照料护理需求，它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和卧床老人增多而迅速增长。

教育、文化、休闲娱乐需求旺盛，许多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会利用闲暇时间培养各种兴趣爱好和加强社交活动，如琴棋书画、唱歌、跳舞等。

总之，尽管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但却也有助于老年消费市场扩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积极应对

充分把握人口红利

创造吸收人口红利条件并提高人口红利的生产性。创造各方面条件吸收人口红利，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等；加大人口自身投资，包括教育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医疗卫生投资、社会保障投资，提高人口红利的生产性。

促进人口红利充分流动。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打破制约人口红利流动的障碍和壁垒，如城乡户籍制度分割、社会保障地域分割、暂住证制度、区域性倾斜政策等。

适时延长人口红利存续时间。根据四川劳动力市场未来供求状况，适时延长退休年龄，促进低龄老年人灵活就业，以减轻社会抚养负担。

大力开发人力资本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推进人力资本融资体制完善。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改变因投资主体单一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状况，多渠道、多层次地构建多元化的人力资本融资体制，通过提倡民间资金办学、加大民办职校比例、扩充培训机构、改善投资效益、实施地区和城乡对口支援等措施完善人力资本投融资体制。

实行机制创新，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加速转变。推进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打破行政配置的规则，坚持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并继续完善市场体制。

妥善应对老龄社会

统筹研究资源推动老龄化问题的战略研究。科学规划设计四川养老服务体系，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探索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应对老龄化的机制建设，在城乡养老保障体系接轨上寻求突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接，探索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支持的全方面养老支撑体系。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红河州；越南西北省份；边境贸易问题；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2

一、红河州、越南西北部分省份情况简介

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北部与昆明连接，南部与越南北部的老街、奠边、莱州三省接壤，与越南有长达848公里的边界线。红河州国土面积有32931平方公里，人口430万人，有哈尼、傣、彝、壮、苗、回、布依等10个世居民族。州内辖有三市十县，蒙自市为州府所在地。红河州的交通条件发展态势良好，是中国通往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国际通道。红河州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丰富。其中，矿产资源储量大、品种多。红河州所具有的地缘优势，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以及云南省“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使得红河州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现。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北与中国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从北到南共划分为59个省，河内、胡志明市等5个直辖市。其中与云南红河州接壤的有越南的老街省、莱州省和奠边省。莱州省位于越南西北部，与红河州的金平县和绿春县接壤，具备较好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是越南北部与云南省经济、文化、旅游交流的重要枢纽。莱州省的部级马鹿塘口岸与红河州的金水河口岸仅一河之隔，有滇越友谊桥相互连接。老街省位于越南北部边境，北邻中国的云南省，矿藏资源和旅游资源较丰富，经济以农业、渔业等传统经济为主。奠边省位于莱州省的南部，省会奠边府距中国云南省金水河口岸195公里，主要以发展旅游业为主。

二、红河州与越南西北省份的边贸发展状况

越南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东盟国家，两国陆地边界线长达1430公里，山水相连，口岸相通，使双方的合作更为便利。中越两国的经济贸易随着1950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发展。自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至今，两地已实现了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交流和发展。红河州处在云南省对越开放的最前沿，现已成为越南西北省份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本文主要从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结构、结算方式等方面对双方边境贸易的发展进行分析。

1.商品结构

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红河州与越南西北省份之间的边境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边贸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的农副产品、生活日用品、中西药等，发展到五金矿产、建筑建材、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工业原料。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红河州出口到越南西北省份的商品主要有粮油食品、轻工业产品、五金矿产、化工产品、医药品、纺织丝绸、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家电设备等十三大类；从越南西北省份进口的商品则主要有粮油食品、工艺产品、五金矿产化工、医药品等七大类。通过多年的发展，双方边境贸易进出口商品品种繁多，已由初期的几种逐渐增加到几百种。

2.贸易金额

红河州的河口口岸是对越边境贸易最活跃的口岸，进出口额一直位居云南省对越贸易的前列。1991年以后红河州与越南西北省份的边贸情况发展状况良好，边贸进出口额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从2003年以来，红河州连续五年进出口总额呈两位数增长。其中，2005年进出口贸易额为8873万美元，2007年进出口额为19078万美元。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汇率变动频繁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进出口总额首次下滑，以后几年边贸额均没有大幅提升，如2008年仅为12821万美元，2010年进出口额15856万美元。2011年以来红河州充分利用云南省实施“桥头堡”建设的机遇，在困境中求生存与发展，边贸进出口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据海关统计，2011年1-9月全州边境贸易进出口总值20043万美元，首次突破2亿美元大关，比上年同期增长82.6%，2011年全年25549万美元，创历史上最好成绩。

3.贸易方式

红河州与越南的边境贸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从低层次的“草皮街”、“河边街”即民间自发、零散的易货贸易，发展到边民互市、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多元化边境贸易。相互到对方国家办厂、承包工程、设立办事处等合作项目也逐渐增多，但是合作项目主要还是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承包工程和出口商品也以矿山和建筑用机械设备为主。1994年以前，两地的贸易方式主要以调供出口、以物易物为主，现在已发展到大宗的跨国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贸易主体已由边民原始的民间易货贸易发展成为国营、集体、个体经济共同参与的局面。近年来，双边贸易的层次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引入资源和原材料，输出技术和资金，已渐进成为双方边境贸易的重要内容，边贸水平大为提高。

4.结算方式

“地摊银行”是在双方边贸发展的初期，由于存在缺少跨国金融合作机制、银行结算收费高、手续复杂等原因，人们习惯用现金交易衍生出的一种特有现象。随着红河州与越南西北省份之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分布在双方边境贸易的互市点逐渐告别了“地摊银行”，资金流动开始纳入正规的银行结算渠道。从1996年起，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云南的河口与越南方面开展了边贸结算业务。2003年12月，中国银行与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老街分行签署了边贸结算合作协议，双方边贸的现金结算方式全面告别了边贸历史舞台。双方还共同推出了人民币或越盾电汇、信用证等边贸结算产品，并通过SWIFT系统来办理边贸结算业务，避免了两国商客使用结算票据交易的风险，满足了边境地区广大边民和企业贸易结算需要。2004年中央正式批准云南边贸企业可以用人民币结算，并享受退税政策。2010年7月29日，云南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已成为边贸双方自发选择的最主要结算工具，其中95%以上通过人民币结算，在云红河州的河口县大部分贸易是通过人民币结算完成，使边贸企业在进出口环节的换汇成本有所减少，增加了利润，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汇率风险。

三、红河州与越南西北省份边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中越两国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特别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红河州与越南边境贸易也发展迅速，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双方贸易不平衡，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双方边境贸易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等。本文仅就双方边境贸易中近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1.双方边贸的商品结构还不够合理

尽管红河州对越南进出口的商品分类构成呈现逐步优化、层次提高的趋势，出口商品种类发展到包括五金矿产、化工产品、纺织品、工艺品、医药保健、轻工业品、农产品、有色冶金、机械产品等在内的14类250多个品种。但在进出口商品中，进出口数额最大的商品种类仍然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产品，而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仍然较轻，影响了边贸效益。虽说越南方面制定政策，积极改善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和原料的出口，增加深加工产品，要求企业从中国进口商品要提高层次，以技术含量搞的、附加值高的产品为主。但红河州出口的商品部分仍以日常生活用品和农副土特产、工业原材料和半制成品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都是粗加工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竞争能力都较弱，缺乏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

2.双方边境贸易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双方边境贸易关系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为越南边境贸易、税收政策的多变以及优惠政策的逐步弱化。如越南方面税率不稳定，从2004年起越方计税基价和税率经常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成本，不利于企业制定远期贸易计划，影响了红河州的边贸出口。又如越南曾经采取非关税壁垒政策，禁止从中国进口17种商品，而这17种商品都是中国对越南边贸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另外还把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普遍提高10-50个百分点，较大地影响了红河州的对越出口。近年来，越南方面逐渐加强了对资源性产品出口的限制，特别是对矿产品类的出口，有时还要求用中国的产品配额交换。从越南进口的铁矿石、铜精矿等资源产品经营困难，如越方曾经要求以5吨铁矿兑换1万吨我方焦碳，而焦碳属于中国许可证配额管理产品。以上做法影响了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3.边贸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风险加大

越南经济动荡对口岸贸易带来较大影响。由于人民币与越南盾汇率波动较大，使得越方企业减少使用越南盾购汇，导致了红河州边贸企业延长了出口收汇的时限，造成货款积压。而越南盾的贬值又使越南购买力下降，减少了越南进口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进而造成口岸出口货物量急剧下降。加之受越南资源性产品出口保护政策的影响，进口的铁矿石、铜精矿等资源产品也有所减少，加大了边贸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的风险。

4.双方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

红河州与越南西北省份边境贸易实行人民币结算后，使边贸企业在进出口环节的换汇成本有所减少，增加了利润，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汇率风险。但由于管理方面的原因，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由于人民币和越南盾均为非自由兑换货币，因而缺乏有效清算手段。第二，大量人民币通过边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算、出入境人员携带现钞、对外投资、“地摊银行”等途径进行跨境流动。第三，在河口口岸，由于越南盾汇率不稳定，口岸银行担心因现钞兑换而沉淀的越南盾现钞产生贬值风险，人民币与越南盾现钞难以跨境调运，加剧了口岸银行兑换业务风险。

四、结语

针对红河州与越南西北省份在开展边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双方应本着“互利合作”的基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双方应加强沟通和联系，促进产业升级，逐步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保持边贸政策的稳定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同时加强口岸合作与建设，继续推进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抓紧红河综合保税区申报建设工作，积极鼓励各个企业到对方进行贸易投资活动。同时可采取建立双方金融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构建红河州与越南之间便捷、高效、互惠互利的资金流动和银行结算新体系等举措，继续扩大双方商业银行间的关系，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解决或缓解存在的问题，这样才有利于双方贸易的长期合作和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范宏贵,刘志强.中越边境贸易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6.

[2]谭舒尹.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策略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08):8-11.

[3]毕世鸿.中国和越南边境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对云南的影响[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01).

[4]hhswj.hh.省略/Readinfo.asp.

[5]yunnan.mofcom.省略/云南商务之窗,2011-04-26.

[6]wjfp.mfa.省略/fpbgw/yhzc/jpx/158633.shtml中国外交部,2011-12-20.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一致性非一致性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

（一）有效就业论

龚玉泉、袁志刚从有效劳动需求，即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其工资成本的劳动力使用量出发，认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有效就业的增加。由于其研究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撑，后来部分学者在其基础上对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进行了实证分析。陈安平、李勋来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从有效就业的视角研究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有效就业的增加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常云昆、李俊锋、蒲艳萍从有效就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得出了中国存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互动机制的结论。

这种观点基于中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基本事实，侧重于就业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指标，分析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谓视角新颖、独树一帜。但有效就业很难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目前学术界对有效就业的界定和有效就业量的测算方法也存在严重分歧，此外即便经济增长促进了有效就业的增长、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当今社会成员就业难、流动难、工资低、强度大仍然是所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所以有效就业论难以使人信服。

（二）实际就业弹性论

冯煜认为，由于隐性失业的存在，一般统计分析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并不是真正的劳动力弹性系数，鉴于此，他从名义就业量中扣除了社会总体的隐蔽失业量，得出结论：1978-1990年中国实际就业弹性较高而且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末略有回升。邓志旺、蔡晓帆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下降的是名义就业弹性，把隐性失业考虑进去以后的实际就业弹性没有急剧下降，中国近20年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谓的“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矛盾并不存在。刘军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就业弹性在表现经济增长的真实就业吸纳能力上是无效的，而近几年的就业弹性系数被人为地缩小了。简新华、余江建立了一个存在冗员的就业弹性模型来研究冗员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并利用相关数据，重新估计了中国1980-2004年剔除冗员影响后的就业弹性；结果显示，1995年后中国gdp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并没有下降。

这种观点针对就业弹性没有考虑隐蔽性失业和不完全就业的现象，基于中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基本事实，区分了名义就业弹性和实际就业弹性，这是可取的，但基于实际就业弹性的估算结果来判断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这是欠妥当的，因为隐性失业本身是很难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

（三）统计失真论

葛蔓、刘桢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真，而所谓“低就业”或“无就业增长”则是由于统计口径、手段与方法不适应时代特征而导致的假象或误判。她们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统计本身的问题导致就业人数远低于实际，中国是“高增长、高就业”并存。这种观点也面临种种质疑。众所周知，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遗漏掉城镇未统计失业人口、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失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口这三部分，所以它明显低于真实失业率，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为此，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根据不同的方法对真实失业率进行了估算。比如周天勇通过比较适度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实际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来估测城镇真实失业率；龚刚敏将估测的失业率限定在城镇，同时只考虑失业和下岗且未再就业的人员，不考虑隐性失业，设定模型估算真实失业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依据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推算真实失业率。尽管他们的推算方法、采取的数据各有不同，但最终估算出来的真实失业率都比较高，从估算数据中并没有看到“高增长、高就业”并存的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

性

（一）技术进步排挤论

李红松认为，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明显，就业弹性出现下滑趋势。苗文龙、万杰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路径（技术选择）偏差（普遍选择与国情相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致使本国的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降低了投资效率，抑制了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造成持续、高速的增长与失业并存的局面。

同时这种观点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从逻辑上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既能增加就业，又能加剧失业。短期内，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人的替代；长期内，技术进步产品价格下降/生产利润上升需求扩大/新企业进入就业需求增加。第二，从经验上看，纵观世界技术革命史（水力机械化-蒸汽机械化-电气化-机械化-计算机化）可以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制度、组织的极大变革，同时也带来就业方式、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短暂失业过后的就业“复苏”。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质疑，杨淑华认为，技术进步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增加，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具有吸纳和排斥的双重效应，关键看能否选择充分利用本国资源，以及充分吸收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路径。

（二）经济结构调整论

蔡认为，中国失业中的自然失业的比重很大，而自然失业又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相关，所以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和缓解失业现象，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应该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刘伟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经济双重转轨的特殊体制和发展背景。就发展转型而言，向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客观上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伴随技术进步，工业化进程的重工、重化工化阶段的来临，产业及产业结构会在更大程度上由劳动密集型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占优势比重转变，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弹性。

同时这种观点也至少受到三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从理论上看，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的发展模型都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且变动的方向大体一致。经济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结构也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逐渐转为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为主，此时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大军的主要产业。第二，从经验上看，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表明，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传统行业绝对或相对减少的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阵地。第三，从中国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正在逐步向第三产业方向调整，第三产业也因此获得突破性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2011年间，中国第三产业平均增速为10.9%，比同期gdp的增速高约1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也在明显提升。1973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是17.3%，而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41.6%。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使其对就业的带动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正是由于这些质疑的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净影响究竟如何是难以判断的。

（三）要素价格扭曲论

一般而言要素价格扭曲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方面，比如盛仕斌、周天勇认为，中国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并将大多数贷款投向国有部门，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更为便宜，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明显，就业弹性下降。也有的学者将要素细分，具体分析不同的要素配置扭曲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哪些不同的效应。比如黄婧认为，中国长期存在要素配置扭曲，具体表现为资本要素配置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扭曲、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和能源要素配置扭曲。这些要素配置扭曲对劳动力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一是资本要素向国有企业集中导致国有部门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二是土地要素向非农产业集中导致失地农民问题更加严峻；三是劳动要素向低薪酬领域集中导致民工荒问题时隐时现；四是能源要素向重化工业集中导致能源替代劳动的强度增大。

同时这种观点受到来自逻辑和经验两个方面的质疑。比如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实际的

率水平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效应即替代效应（资本替代劳动力）和规模效应（资本价格的下降推动投资和产出，进而带来就业增长），这两种效应孰大孰小，很难分清。从经验上看，实际的利率水平并不是影响就业弹性的重要因素，因为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是流向了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和预算软约束，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于企业的经营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论

黄婧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重二元分割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认为两类产业部门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传导受阻，且两级劳动力市场与两类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受限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二元分割和背离输出了四个结果：一是一级市场上的竞争激烈；二是低学历劳动者向上发展型就业流动困难；三是廉价劳动力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四是高学历劳动者向下开拓型就业流动受阻。这种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当前大学生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激烈的就业竞争现象以及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农民工被迫大量返乡的事实，但无法解释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同时并存的现实困境，无法解释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失业潮”与“民工荒”交替出现的奇特现象。

（五）人口红利消失论

针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论的理论缺陷，一些学者从人口学即劳动力的数量、健康、教育、性别、劳动参与率等方面差异来解释“失业潮”与“民工荒”交替出现的奇特现象。张翼认为伴随“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两个非常重要的就业群体—农民工与大学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就业问题。农民工的“招工难”源于劳动力人口供给数量的逐年递减。而大学生的“就业难”，则直接产生于扩招所引发的结构性竞争压力。蔡认为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而过去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而这个人口因素一旦变得越来越不具有优势，则会对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储蓄率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稳态向较低的水平上回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增加就业压力。

同时这种观点也遭到质疑。首先，人口“红利”是否真的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人口负担，而非人口“红利”。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控制人口，用20年时间达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20世纪30年代人口才会达到高峰。与这一过程伴随的就业问题一直是重大社会问题。其次，即便存在人口红利，那么在数量上是否真的消失也存在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指出，目前中国教育的发展加速了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但这时的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为它只是用中高端劳动力的失业替代了低端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失业。它只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形式发生转移，即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从低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向中端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的转移。洪勇指出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最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象与人口“红利”联系起来，因果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过有效论证。此外，人口红利除了指人口数量，还指人口的质量即人的文化素质，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人口的综合素质得以大幅度提升，而这又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就业的增长和就业结构的提升。

此外，不少学者还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性因素、消费需求不足、国际因素如实际汇率和贸易协定与国内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等各种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机理。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全局性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均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结论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从实际就业弹性和名义就业弹性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非一致性。但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逐渐显现出非一致性，并且随着重化工业的到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原因如下：第一，经济增长率平稳上升。1978-2007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87%

%，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第二，就业增长率不断下降。1978-2007年，中国就业增长率从1.90%下降到0.77%。就平均就业增长率而言，1978-1990年，中国的平均就业增长率为2.87%；1991-2000年，其数值降为1.07%，到2000年后，其数值进一步下降到0.94%。第三，就业弹性整体下降。1978-2007年，中国的就业弹性从0.16下降到0.06。1978-1989年，平均就业弹性为0.33，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330万人就业；1991-2000年，平均就业弹性下降到0.11，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带动110万人就业；2001-2007年，就业弹性进一步下降到0.09，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带动90万人就业。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不同表现形态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非一致性。第二，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一致性。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非一致性。第四，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数量伸缩之间的非一致性。就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当前中国出现高增长、低就业并存。就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有学者研究表明，1990-2006年间中国没有明显地呈现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同等通货膨胀程度下，失业率上升，波动较大。就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偏离，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就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数量伸缩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经济危机下，中国出现经济衰退速度与就业减少速度的非一致性和经济复苏速度与就业增长速度的非一致性。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复杂成因体系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是多种复杂的因素在当前这一特殊阶段同时聚集的结果。本文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直接成因，要素配置扭曲和技术进步偏误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两个间接成因，三大成因相互配合，构成了中国新型赶超战略和快速工业化道路中的“三驾马车”。具体而言，当前各地方政府热衷于重工业，重工业、大项目的优先发展固然能够带动产值的较快增长，但由于它们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所以对劳动力就业带来的好处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劳动力形成排挤效应。另外，为了支持重工业、大项目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必然会动用手中依然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扭曲要素价格和技术创新政策，优先发展产值大、税收多、资本密集的简单加工工业和重化工工业，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这将会对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带来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林丕.对高增长、低就业的粗略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3）

2.苗文龙，万杰.经济运行中的技术进步与选择—基于中国技术发展路径与经济增长、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5（3）

3.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

4.杨淑华.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7（2）

5.蔡，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9）

6.冯煜.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7.刘伟.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1）

8.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1999（5）

9.邓志旺，蔡晓帆，郑棣华.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事实还是假象[j].人口与经济，2002（5）

10.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3（4）

11.黄婧.双重二元分割视角下中国失业问题探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4）

12.葛蔓，刘桢.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断言太轻率[n].中国经济周刊，2006（49）

13.周天勇.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6（7）

14.陈安平，李勋来.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j].经济科学，2004（1）

br>

15.常云昆，肖六亿.有效就业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悖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2）

16.黄婧.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成因分析—基于要素配置扭曲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1（1）

17.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j].管理世界，1997（5）

18.简新华，余江.基于冗员的中国就业弹性估计[j].经济研究，2007（6）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篇11

[关键词]人口转变；经济增长；人口红利

一、国外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理论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东亚奇迹人口年龄结构模型设定实证检验人口红利

一、问题提出

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曾先后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增长，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并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均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某些理论支持，或者得到某些实际数据的实证支持。有大量的文献探索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但是，经济增长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当复杂，不同的文献得到的结论可谓大相径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其影响的显著性如何？在对“东亚奇迹”的诸多研究中，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受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重视，被称为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变量和决定性因素之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亦即人口红利，究竟是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因素？根据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和方法，本文考察这些因素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从而试图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现状

与西欧发达国家150年左右的人口转变过程相比，东亚人口转变非常迅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长速度快于抚养负担人口增长，从而增强整个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和储蓄能力，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机遇。这被认为是东亚奇迹的一个重要成因。沿着现有文献研究路径，AndrewMason、BloomandWilliamson等为代表的学者关注了东亚经济奇迹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这一问题。

AndrewMason（1997）在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东亚奇迹进行研究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AndrewMason将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均产出的增加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bonus）。他认为，人口红利被东亚经济发展所吸收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他也同时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奇迹的发生，人口红利只是为经济更快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并可能被经济增长所吸收的条件。BloomandWilliamson（1998）认为，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差异产生了人口红利。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人口红利能够解释东亚人均GDP增长率中的1.37～1.87个百分点，或者说，人口红利能够解释三分之一的东亚高速经济增长奇迹。Bloometal.（2003）的研究拓展了BloomandWilliamson的国家截面数据分析方法，采用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的面板分析方法，运用改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了与BloomandWilliamson等类似的结论。

在BloomandWilliamson等学者提出的人口红利理论基础上，MasonandLee（2006）进一步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从两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生产性人口相对于消费性人口的比例，这被称为人口红利的“结构效应”（compositioneffect）；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增加降低了社会的抚养比（dependencyratio），这使得劳动人口所负担的非生产性人口减少，从而将收入中的更多部分用于储蓄和资本供给，这被称为人口红利的“行为效应”（behavioraleffect）。Mason进一步测算了1970～2000年期间两种效应对工业化国家、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奇迹而言，两种效应的贡献分别达到0.59%、1.31%。KannanNavaneetham（2002）对南亚和东亚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他认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视窗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菲律宾除外），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下降导致医疗卫生开支和教育开支的减少，在合适的政策下这种优势将有利于经济增长。

LeeandMason（2006、2007）提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但之后这些国家仍可以享有“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后将会产生“第二人口红利”，而“第二人口红利”的产生将会继续推动经济增长。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退休储备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储蓄，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增加，而有效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从而提高了每一劳动力的生产资本，并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从而继续推动经济增长。Canning（2007）认为，东亚经济增长成就与人口转变的拉动作用密不可分。亚洲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并不同步，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人口转变历程要大大超前。生育率的下降促使印度和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抚养负担大大减轻，经济增长的机会增多为这些国家创造出了“人口红利”。但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人口转变的趋势，未来东亚各国都将经历向高老年赡养负担的转变。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都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开始经历人口老龄化，这对经济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一系列经济变量产生作用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这种机遇能否被获取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环境，包括制度质量、劳动力配置、宏观经济管理、贸易开放度、教育政策等等。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1965～1990年，它也经历了与东亚相似的人口转变过程，但是它的经济表现要远远落在后面。高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对抗性的劳动关系、进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等使拉丁美洲国家丧失了开发宝贵的“人口视窗”机会（Canning，2007）。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快经济增长，就在于东亚国家采取了合适的经济发展政策，大力投资教育，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有效地利用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机遇（Mason，2006）。

三、理论框架及模型设定

（一）索洛模型与传统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因子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growthmodel），即罗伯特·索洛所提出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用于解释经济增长的3个维度，可以分解为7个因子，即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农业发达水平、劳动力资源、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源储备情况、资源禀赋要素、科研发达程度等，这些因子形成基本可以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的共性影响要素。

（二）模型设定

在传统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以DavidE.BloomandJocelynE.Finlay（2009）的模型为基础，根据上述经济增长的共性因子进行调整，以便观察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考察资源禀赋、人口数量与质量、外贸依存度等因素的影响。考虑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1）

其中，表示第i个国家或地区在t年的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L为劳动力。

将上式两边除以劳动力L，有：

（2）

假定每一劳动力的长期均衡产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用向量X表示，则每一工人的产出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3）

Davidetal.（2009）等关于人均产出增长率作为各国初始人均产出、相关的影响变量和人口结构因子的函数为：

（4）

其中的表示人均产出增长率，而则表示影响劳动力产出的因子，而则表示15～6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则表示劳动参与率。在Davidetal.（2009）的实证模型中，他们考察了1960～2005年间的国别数据。他们在影响劳动力产出的因子中考虑了资本存量、地理位置、住房政策宽松度、贸易开放度、15岁以上个人接受高中教育的平均年数、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预期寿命及人口密度等指标。而人口年龄结构指标则考虑15～64岁工作年龄段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等。

为了弄清这些影响因子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本文分别考察这些因子对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对数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通常都是不平稳的，较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对变量取对数或求差分。通过构建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和半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不仅可以改善模型的平稳性，增强结果的可信性，同时还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其经济意义。Davidetal.（2009）的实证模型中没有明确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在短期可能对人均产出影响不明显，但是在长期中可能存在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考察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将其视作时间的函数。对于资本的影响，本文采用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来刻画。因此，本文采用的一般模型为：

1.考虑人均GDP的模型构建

（5）

其中，表示总人口，表示人均GDP，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表示劳动力人数。这三项是传统的资本、劳动力、生产技术等三要素模型。表示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表示误差项。在实证中，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可以进一步分解，人口抚养比系数等体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因子将纳入其中。

2.考虑对数人均GDP的模型构建

（6）

其中，表示人均GDP的对数，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表示劳动力人数的对数，表示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实证中，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可以进一步分解，人口抚养比系数等体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因子将纳入其中。

四、数据说明及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1.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东帝汶、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老挝、泰国等亚洲23个国家或地区在1981～200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分别对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对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2.指标说明

分别将人均GDP（用y1表示）和人均GDP的对数（用y2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具体如下：用t表示时间，以刻画随时间推移，技术进步的影响；用x1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以刻画资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用x2表示劳动力人数的对数，反映劳动力的投入变化；用x3表示国土面积，刻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情况；用x4表示高校入学率（占总人数的比例），来表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反映教育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用x5表示劳动参与率；用x6表示储蓄率占GDP的比例，描述储蓄对生产投资的推动作用；用x7表示总人口，用x8表示总人口的对数，以刻画人口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用x9表示出生时预期寿命，表示人口的健康状况以及身体素质，以刻画人口的生理质量；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交往，本文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之和来刻画，用x10表示；对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本文用少儿人口加上老年人口除以经济活动人口来计算，用X11表示。

（二）对人均GDP的实证检验结果

先对人均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没有单位根（见表1）。

表1：人均GDP的单位根检验

ADFTestStatistic-5.8715211%CriticalValue*-3.4520

5%CriticalValue-2.8705

10%CriticalValue-2.5715

结论：人均GDP无单位根

得到的结果为：

Y1=124238.24-152.75*t-70.80*X1+120907.197*X2

（-3.56）（-2.05）（14.07）

-179.5*10^（-6）*X3+115.16*X4-1634.91*X5+185.89*X6

（-1.06）（5.47）（-12.26）（6.29）

-121408.64*X8+505.64*X9+14.91*X10+90975.92*X11

（-14.08）（7.01）（2.83）（13.03）（7）

括号内的数字是t-统计量值。

对模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也表明残差序列平稳，这也就说明变量间协整关系成立，模型回归结果较为可信。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拟合优度等指标显示出估计效果比较好。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7575，F-统计量达到96.71。劳动力投入（用x2表示）对人均GDP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劳动力每增加1%，人均GDP就会增加0.12万元。表征资源的解释变量（用x3表示）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对东亚地区而言，经济高速增长不能用资源禀赋来解释。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以高校入学率来代替，用x4表示）对人均GDP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储蓄（用x6）对人均GDP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的，表明储蓄占GDP的份额越大，东亚的人均GDP越大。人口数量的影响（用x8表示）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人口越多，会抵消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效果，具有摊薄的作用。在本文所考察的1981～2009年期间，东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并不能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人均GDP反而下降。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用x9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的生理质量，其对人均GDP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越健康，其生产效率越高。外贸依存度（用x10表示）反映了经济的开放度，数据表明越是开放的国家，与他国的经济交往越深，越能提高人均生产效率，其对人均GDP影响较小。人口年龄结构（x11）对人均GDP的影响十分显著，表明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提高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对数人均GDP的实证检验

为考察人均GDP的增长变化，本文对人均GDP取对数（用y2表示），分析各因素对人均GDP的变化率的影响效果。

先对人均GDP的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没有单位根（见表2）。

表2：人均GDP对数的单位根检验

ADFTestStatistic-7.0086931%CriticalValue*-3.4520

5%CriticalValue-2.8705

10%CriticalValue-2.5715

结论：人均GDP对数无单位根

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Y2=18.83-0.0084*t+0.0096*X1+9.16*X2-8.44e-08*X3+0.012*X4

（-1.77）（2.48）（9.57）（-4.48）（5.19）

-0.16*X5+0.022*X6-9.27*X8+0.066*X9+0.00091*X10+5.28*X1

（-10.93）（6.76）（-9.66）（8.28）（1.56）（6.79）

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

回归分析的整体效果较好：可决系数为0.867。F-统计量的值高达201.4。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变化而言，除外贸依存度指标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外，其他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投入、资源禀赋、人口规模、人力资本投入、储蓄率、身体健康状况、人口年龄结构等，对人均GDP的对数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均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显著为正，人力资本对人均产出具有积极影响，高校入学率每提高1%，人均产出就增加0.012%。与前面模型一样，人口总数作为人均产出的分母项，其所产生的对经济产出的摊薄作用，使得其对人均GDP为负的，东亚地区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也降低了人均GDP。预期寿命（用x9表示）体现东亚地区人口身体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对人均GDP对数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越健康，其生产效率越高。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GDP对数的影响十分显著，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是促进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外贸依存度（用X10表示）对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改革开发红利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总的来说，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在实证研究中选取了更长更新的样本区间，纳入了一些新的变量。与Davidetal.（2009）的实证结果一样，劳动力占比的优势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东亚经济的制度和技术战略框架下，东亚经济发展吸纳了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东亚类似，在近30年来，劳动人口占比迅速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中国与东亚的劳动力人口占比有非常相似的变化特征，与世界人口中劳动人口的占比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需要关注人口年龄结构有利变化是否真的给中国经济带来有利的机会。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利用WDI提供的数据，对东亚、世界以及中国的15～64岁人口占比进行对比，时间跨度为1960～2010年，如下图：

图1：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图2：GDP增长率

从图1可以清晰的看出，东亚国家和中国的劳动力占比（15～64岁人口占比）具有相似的规律，也就是说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着相似的转变轨迹，在1980年以后的30年中，东亚国家和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不论从增速还是绝对水平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目前分析东亚经济增长的文献已有不少，在分析“东亚奇迹”现象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如HigginsandWilliamson，1996、1997），东亚国家有着较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可以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考虑进来。

图2主要反映世界、东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口转变轨迹相似的前提下，中国和东亚在1980年后呈现的增长轨迹有着较显著的差异。东亚新兴工业体经济（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属于战后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之列，长期保持了8～9%的年均增长率，不过1990年以后具有明显的经济放缓趋势。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增速一直都处于上行过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其经济表现显著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轨迹。

因此，从图1和图2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从人口抚养比指标上看，中国和东亚具有较显著的相似性，和世界的相似程度不高，因此在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时，可以更多尝试借鉴学者对东亚的理论研究成果。

其二，从经济增长率指标上看，中国和东亚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样与世界也有显著的差异性，这说明研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时，不仅要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公共因子，也需要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深入分析其差异性。通过研究中国特有的资源禀赋、技术、制度等对中国人口红利产生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国人口红利开发的重点和难点。

主要参考文献

1.AndrewMason.PopulationChang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EastAsia：ChallengesMet，OpportunitiesSeized[M].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

2.DavidCanning.TheImpactofAgingonAsianDevelopment[J].SeminaronAgingAsia，ANewChallengefortheRegion，Kyoto，2007.

3.Bloom，DavidE.，DavidCanningandJaypeeSevilla.EconomicGrowthandtheDemographicTransition[C].theNBERWorkingPaper.

4.KannanNavaneetham.AgeStructuralTransitionandEconomicGrowth：EvidencefromSouthandSouthEastAsia[J].AsianMetacentreResearchPaperSeriesNo.7，2002（10）.

5.Bloom，D.E.andWilliamson，J.G.，DemographicTransitionsandEconomicMiraclesinEmergingAsia[J].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8（12）：419-455.

6.AndrewMasonandRonaldLee.ReformandSupportSystemsfortheElderlyinDevelopingCountries：CapturingtheSecondDemographicDividend[J]，Gensus，2006，57（2）：11-35.

7.保罗·舒尔茨.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经济学（季刊），2005（4）：991-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