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老人；家庭支出；劳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C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一、现实背景与理论回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均寿命日益提高，生育率也逐渐下降，据统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2011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老龄化逐渐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根据联合国人口信息网的统计以及预测数据，在2007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7%增加到2050年的23%以上（POPIN，2006）；更为严峻的是，最需要照料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00年的1200万增加到2050年的一亿以上，毫无疑问这，这样的老年人口增加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费用增加。

当前存在的养老途径，主要有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社会保障体制起步晚，目前社会养老水平还很低，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2011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线的50%。而近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老人的照料费用以及医疗费用的分摊上，政府承担比例还很小。在城市该不到10%，农村更是不到5%，主要的养老负担还是落在家庭成员的身上。（徐勤，汤哲2007）。换言之，社会养老这一途径并不能够保证老人得到充分的赡养，家庭养老依旧是我国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的主要途径，成年子女通过代际间的经济支持依旧是老人照料成本和医疗开支的主要来源。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家庭的范围来看，过高的养老负担会促使家庭选择更多的储蓄以供养老之用，本就不足的消费会被进一步遏制；而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劳动力供给会因为老龄化而减少，相应的再GDP中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转移支付比例越来越高，则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研究赡养老人情况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了解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费用是理解赡养老人如何影响家庭经济支出的前提。家庭内部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本质上就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近年来对于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费用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范明林（1998）在其对于上海老人的研究中指出，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剧、家庭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尤其是家庭观念的变迁，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不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问题；然而社会养老保险的机制与水平却也远远落后于当前老龄化所带来的更高的要求。类似的，潘金洪（2001）则探讨了江苏省老年人对于医疗服务等的需求情况。贾云竹（2002）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利用定量的方法探讨了影响老年人对于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因素，并且利用logistic回归发现了一些能够影响老人对于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个体层面的变量。其中，老人受教育程度、原工作单位的性质（机关事业单位/非机关事业单位）、老人的自理能力（ADL）都是在α=0.05水平上显著的自变量，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自理能力越差的老人对于助老服务的需求会越高；也就是说，拥有这些特征的老人会有着的养老需求，其成年子女所需要负担的赡养的经济压力会更大。这为进一步了赡养老人可能对家庭带来的经济支出的影响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二、数据来源以及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通过CLHLS（中国子女动态调查）来研究老人的生存状况对于子女家庭支出的影响。CLHLS选择了9个省市对被访老人的子女家庭进行了调查，被访子女的年龄在35-65岁之间。每位被访老人对应一个子女家庭，若被访老人有多名存货的成年子女，则在与老人居住在同一县市区域的子女中随机抽取一名进行调查。子女调查问卷询问了被访成年子女的健康、工作、婚姻、居住、收入支出等较为广泛的家庭信息，表调查了子女在照顾老人过程中的经济、生理、心理负担情况。

该调查分别在2002和2005两年进行。在2002年时候获得了4364个子女家庭样本，即有4364对老人-家庭的匹配数据。在2005年跟踪调查时，仅针对2002被访的成年子女样本进行再次调查，未对死亡或者失访的样本进行替补或者新增样本；在2005年跟踪调查时获取的老人与子女配对样本数为1934对。

本文设想的研究方式有两种，一是分别单独选取2002或者2005年的数据进行截面数据的分析；二是利用2002和2005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截面的DifferenceinDifference分析。并对两者的结果进行比较与分析。在两种方法中，都可以将家庭老人是否存活的情况以虚拟变量的形式放入自变量中，由此来判断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庭中存在健在的老人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

变量选择：

因变量：在此处我们将家庭的每年总支出定为因变量（Expenditure）。其中每年的家庭总支出由“家庭每月平均支出”×12得到。对应在问卷编号中，家庭月均支出为i6，故我们在此构造新变量Expenditure=i6×12

自变量：

1.家庭的总收入以及总收入的平方。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庭的收入多少决定了其能够消费的最大规模。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不同，消费的能力与倾向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家庭总收入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但是将这个重要变量包含在方程内可以减少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在CLHLS中，问题L1调查了了家庭月平均收入。为了将时间刻度统一在“年”，此处构造变量familyincome=L1×12。而由于人们有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倾向，所以此处也将家庭总收入的平方项放入方程内。

2.居住城市的规模。家庭的支出多少很显然会受到当地的物价水平的影响。但是在CLHLS的数据之中没有直接表明当地消费情况的数据，但是有着所居住城市的规模，分别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市郊区农村，一般农村，以及山区农村。通常而言，城市的生活成本会高于农村的生活成本，所以会导致家庭的支出更大。所以，将居住地的规模放入模型中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为了方便考虑，本文将受访者居住地的规模分为两类：城市以及农村。在本文中，将大城市，中等城市，定义为城市，即1；而将城市郊区农村，一般农村，以及山区农村定义为农村，即0。最终该项的系数表示的是在其他条件都收控制的情况下，生活在城市的受访者比生活在农村的受访者多支出的部分，在方程中用City来表示。City=1即表示受访者居住在城市，而City=0即表示受访者居住在农村。

3.父母的生存状况。只有存活着的老人才会需要其成年子女的赡养，想要研究赡养老人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老人的生存状况必须要考虑在内。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调查成年子女给父母的金钱支持来了解赡养老人对于子女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但是这样的选择无疑片面的。父母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子女赡养父母的资金支出，父母的存活甚至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改变家庭的经济支出方式（比如为了预防突发的养老需求，会减少消费）。所以把父母存活与否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方程中有其合理性。CLHLS中问题g5a1指出了父亲是否在世，问题g5b1指出了母亲是否在世。根据此我们可以分别构造两个二值虚拟变量father和mother.其中值为1即表示在世，而0表示已经去世。这样就刻画了4种情况：只有父亲在世，只有母亲在世，父亲和母亲都在世，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去世四种状态。这样可以更好地刻画出父母生存状态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

据此，我们设立如下的模型：

Expenditure=β0+β1familyincome+β2familyincome2+β3father+β4mother+β6city+μ

本文的假设是，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及城市规模的情况下，父母的的生存情况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β3，β4，的系数应该都是正数。

三、研究结果

经过OLS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上表中，括号内为稳健回归的结果）

其中，对于一般OLS回归，我们得到F（5，4358）=700.27，Prob>F=0.0000

R-squared=0.4455，AdjR-squared=0.4449该模型整体显著。

在对该模型进行white检验后，我们发现chi2（15）=106.13，且有Prob>chi2=0.0000，故我们可以判断存在着很强的异方差性，所以在此处一并报告稳健回归的结果，稳健回归模型整体依旧显著。下文对于结果的解释都依据稳健回归的结果而进行。

四、结果分析

本文采取的模型非常简单，但是依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基本符合了我们之前作出的假设。

针对家庭收入这一自变量，我们发现。其P值相当小，说明了此变量相当显著。其系数为正数，是0.43，这就说明了家庭的年收入越高，家庭的年度支出越高，每增加1元的收入，约有0.43元会成为支出。考虑到居民的支出可以粗略地分为消费，投资，储蓄三个大类；而2012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约为52%，所以0.43这个系数基本是合理的。

而针对家庭收入的平方这一变量，其系数的确和之前预测的一样是负数，且十分显著。但是该系数相当之小这就说明了转折点相当之大，通过一阶导数计算得到是家庭收入684713元/年；而受访者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0478/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受访者中表现得并不明显。

关于城市这一变量，它相当显著，且系数为正数，是3632.86。这说明了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居住在城市比居住在农村每年会增加支出3632.86元，这是符合经济现实的。

至于本文最关键的父母是否存活这两个，结果则并不完全符合预期。虽然father一项的系数为337，mother一项的系数为670；这说明了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仅有父亲的存活会使得家庭每年增加337元的支出，仅有母亲的存活会使得家庭每年增加670元的支出，而两者都存活则会使得家庭增加1007元的支出。但是，但是这两个变量都不够显著。Mother的P值为0.1，尚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Father的P值达到了0.32，则是十分不显著。另一个较有意思的结果是，女性老人的存活会给家庭造成更大的经济支出上的增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老人的平均寿命一般长于男性老人，所以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支出。原因的讨论会在下文呈现。

五、问题讨论

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十分简单，由于时间，资料以及本人能力限制等原因存在着诸多问题，现讨论如下。

1.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毫无疑问本模型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这会导致不一致性，使得OLS的结果缺乏解释力。经过Ramseytest，我们在此得到F（3，4355）=23.96，Prob>F=0.0000；很强地拒绝了原假设（没有遗漏变量），即基本有完全的把握可以说本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父母是生存状况本身就会受到家庭支出的影响。支出越多的家庭，可能对于父母的资金支持会更多，这样父母的更容易长寿，即在调查时仍存活的概率会变大。一种可能的方式是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2.遗漏了重要的变量

会影响家庭支出的因素远不止本模型中包括的这些。比如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年龄，当地的社会保障水平等等。

3.截面数据的单一性

本文仅使用了CLHLS中2002年的数据。很明显老人的生存状况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单纯地利用一年的数据很难分析出这种时间上的延续性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更好的方式是使用面板数据来研究此问题；

4.没有使用CLHLS中老人的数据

本文仅用了CLHLS中2002年的子女数据，假如能够加入更多父母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刻画该影响，另外由于有更多的变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方程里加入新的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5.理论基础薄弱

由于学校没有为学生购买经济学的数据库，我没有能够查阅相关的英文文献；而国内的相关的研究不仅十分有限，多关注的是老人的照料需求的，而且质量层次不齐。这些文献在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都很难提供有价值的支持。本文的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大部分的推理都是基于简单的生活常识。

六、政策建议

单从本研究来看，老人的存活会使得家庭的年度支出有显著的增加。成年劳动力的赡养老人压力十分巨大；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压力会更加增大。更为严峻的是，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不能提供充足的替代率，而社会统筹的养老基金近年来的投资回报率也并不尽如人意。就现状来看，家庭养老依旧是主要的养老途径，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来减轻劳动者的负担，以确保老人老有所养。

参考文献：

[1]贾云竹.北京市城市老年人对社区助老服务的需求研究[J].人口研究，2002（2）.

[2]潘金洪，王晓风，应启龙.江苏省社区老年医疗和生活照料需求调查报告[J].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3]贾云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资源与社区助老服务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2（5）.

[4]孙菲，汤哲，刁丽军，吴晓光，刘宏军，方向华.老年人社区非医疗照料需求调查[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5（2）.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2

在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另世人瞩目的很好的成绩，研究新世纪劳动关系问题十分迫切，也是十分必要。经济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较早，劳动经济学从经济角度、生产角度以及劳动角度分析全部经济行为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劳动经济学是从人类为了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劳动行为的过程。就目前来看，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方面内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将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从经济社会方面、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展开讨论，系统探究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发展关系概述

劳动经济学以及成为我国当前阶段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三、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

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个人的一身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充分合理，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才能助推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

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部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只有合理地、科学地组织劳动者劳动，实现产品的产出和效益的实现。正确劳动关系的建立，能够促成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

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充分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并解决好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

4．我国政府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只有研究好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我国当前出现的难度较高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设计到具体劳动者的切实利益，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全面分析和研究，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步地解决好劳动关系问题。

5．经济发展促使经济体制的改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当前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下一步怎么走，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劳动关系，促使经济大跨步发展，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抱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的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劳动经济学相关内容，进而剖析了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希望对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笔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妥之处之处必然众多，希望广大同行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及时指正，不甚感激。

参考文献：

[1]周翔.对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浅析.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11-008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Network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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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ChangesandPathExplorationofLaborMigrationTheory

SUNXiaofang

（SchoolofEconomics，Shan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thetheoryfromtheperspectivesofthemacromigrationmodel，micromigrationtheory，socialnetworktheoryandelaboratesonthedifferentconcernsindifferenteconomicperiods.Atthesametimeinthedualeconomicanalysisframework，thepaperreviewsthetheoryondomesticlabormigration.TheauthorsuggeststhatthelackofalogicallinkinthecurrentstudiesinChinaandthe

failuretocometothenatureofthephenomenonoflabormigrationarethemaindefects.Considering“shortageofmigrantworkers”，“tideofrushinghome”，“difficultEmploymentforcollegestudents”and“beachheadbattle”，theauthorproposesresearchprioritiesthatexploretheessenceofthesephenomenaand

establish

thegeneralizedtheorytoexplainlabormigrationinChinaeffectively.Itputsforwardthatw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preferenceofsubjectoflabor（individual），whichiscalledheterogene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