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商业改革/大型集团/中心市场/行为管理

商业是以媒介和促进商品交换为基本职能的社会行业，就其本质功能而言，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商品交换活动，实现社会资源在各个领域的合理分配，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建国50年来，中国商业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体制向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的市场交换体制转变的过程。其每一步的变革都体现了商业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过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发展与变化，商业必将面临新的改革任务。

新中国建立50年以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与变革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中国的商业经历了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商业，并进而发展成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的过程。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商业主要通过三方面的途径得以建立。其一，是通过对官僚资本主义商业的剥夺。旧中国庞大的、处于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主义商业被剥夺并向社会主义商业的直接转化，构成了新中国国营商业的雄厚实力基础；其二，是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以“赎买”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其三，是通过对以农村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民间商贸活动的集体化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合作商业。至50年代末，随着对私改造的基本结束和农村集体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国营和合作商业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商品流通领域，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基本形成。

在长达30年的计划商业体制时期，商品流通是在单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的。所有的物资和消费品，由国家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收购、调拨和销售；商品严格按照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单渠道的流通；以国营和合作商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商业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唯一主体，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受到计划的严密控制。

该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分配型”经济，商业的主要作用是按计划将相当稀缺的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均衡地分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维持基本的生产活动和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当时指导商业的基本方针。“分配型”的经济特征，使商业的主要作用是按照计划对社会资源进行一层层的分配。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的影响和制约，生产决定流通是一种主要的倾向。

不可否认，在当时短缺经济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计划商业体制对于保障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维持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还是功不可没的。同时，计划商业体制所形成的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也使社会流通成本大大降低，流通资源得以充分合理地运用。这一时期新中国商业建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商业体制，达到稳定市场和稳定经济之目的。这对于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同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市场化要求毕竟是相违背的。首先，其限制了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生产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其次，其不可能形成必要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市场机制无法成为促进和引导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再次，其扼制了消费需求的发展，使需求的规模和种类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当进入60—70年代，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都已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计划商业体制的各种弊端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商业的变革成为势在必行之事。

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商业进入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阶段，商品流通开始形成“主体多元化，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基本格局。

从80年代初开始，为了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给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发展形成制约的状况，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改革的措施：

1.对商品的购销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其主要特征是将原来由国家计划严格控制的“统购统销”、“统购包销”的商品购销体制，逐步放开，允许生产者在一定范围内将产品自行销售，允许商业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对商品自由采购。中央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978年的391种，下降到1993年的9种；计划控制的生产资料由1980年的837种，减少到1994年的10种（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市场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调节力度大大增强。

2.改变了严格按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商品流通的单渠道流通状况，实行了多渠道的流通。一方面将原属中央管理的一级采购供应站和省属的二级采购供应站下放到地方管理，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城市贸易中心和农产品集贸市场，实行商品的多渠道流通。至1990年商业部系统所属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共有1424个（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共有72130个。成交量达1973.6亿元（注：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工业自行销售的比重也逐步扩大。至80年末，工业自销的比重已占日用工业品销售量的80％以上。

3.对商业企业的管理制度实行了全面改革，建立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对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卖”，强化了商业企业独立自主开展经营的能力。至1990年商业企业的承包面达94％，“改、转、租、卖”的小型商业企业超过90％（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7期，张采庆：《中国商业企业改革与发展辉煌的20年》。）。同时，个体和私营商业企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至1991年，个体和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达34万，占商业从业人员总数的51％；零售总额1844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左右，成为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注：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商品流通领域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阶段，中国商业的改革是在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建国30年来，中国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社会物资供应日益丰富，短缺经济的状况已有很大缓和。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也开始出现。长期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单一封闭的生产和商业体制使商品的供应变化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变化，供求关系在结构上的矛盾十分突出。因计划商业体制而促成的“官商”作风也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难以直接沟通，不少产品因流通渠道不畅而出现滞销和积压。所以，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所造成的单一封闭的流通体系，促使商品流通渠道得以畅通、市场需求信息得以反馈、市场供求关系得以调整便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试图通过商业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引导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这一时期商业改革的主要动因。

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至今，中国商业真正开始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分配型”的流通功能转化为“交换型”的流通功能，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体制开始形成。

90年代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的商业改革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首先，商业体制进一步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产品从生产企业进入市场的渠道进一步呈多元化的趋势，基本上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生产企业自行设立销售机构，形成直接控制的、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二是生产企业通过各种类型的中间商分销其产品；三是生产企业运用各种直接销售的方式（如专卖店、邮购、电视直销以及上门推销等）将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四是通过各类批发交易市场开展商品交易活动。其中特别是批发交易市场的建设对于商业市场化方向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至1997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批发市场10万多个。1996年市场交易额已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2.8％，年成交额超过1亿元的市场有近千家（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国家对各类商品流通的计划控制基本上取消，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的能力大大增强。

其次，商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至1996年，在批发、零售和餐饮企业中，除国有和集体企业外，个体企业达1638.97万户，占88％，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达27.62万户，占1.5％；1997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商业占34.84％，其他非国有和集体商业占23.86％（注：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商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尤其是国外商业资本也开始进入中国。至今为止，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中外合资与合作的商业企业已有19家，由各地方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商业企业已有200多家。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

覃家桥（学者）

编者按

1984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份，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一期“温故”，聚焦一批堪称伟大的公司的诞生。本期“温故”则把目光放在商品经济地位的确立。

回翻这一页，我们由衷感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影响了世界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0年前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30年的沧桑岁月，30年的丰功伟业，需要的是勇气、智慧和决心。

探索：从农村到城市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改革的重点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农村改革经验，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当时，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已有100多万个，职工共达8000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0%以上。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企业经营自的试点开始。1978年12月，邓小平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改革，“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作出规定，确定城市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整个国民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要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城市为重点的各个领域的改革继续前行。

几年实践下来，“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与此同时，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对中国而言，加快改革步伐，成为当时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那是一个春天

1984年的不凡，从元旦之后不久就显现出来。邓小平决定去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被称之为“邓小平第一次南巡”。

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27日来到珠海，马不停蹄地走遍特区，并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这一新闻传播全国，给关于特区的争论——特区到底还姓不姓社——画上了句号。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

这年3月，在企业界，发生了一件举国关注的事情。23日，福建省国有骨干企业的55位厂长经理向省委写了一封信——“请给我们‘松绑’”。这封信言辞恳切，“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省委书记项南当天作了批示。

3月24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一封对中国企业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信，这一天后来也被确定为“中国厂长经理日”。很快，全国媒体纷纷转发，《人民日报》配发了“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放权”呼声很快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的暂行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等10个方面的自。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企业放权也为几个月后商品经济确立地位作了很好的铺垫。

1984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在经济学界，有一次会议不得不提，它看似不大，却对今后中国改革产生了影响。

9月3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举行。举办此次会议初衷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试验正在全面铺开，需要发现一批新生力量来从事经济学研究。会议从3月份开始筹备，收到论文1300篇，代表人选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讨论会主要涉及价格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很多建言的科学性在日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检验。作为青年经济学家的首次集体亮相，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重要的会议之一。到了80年代末，这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走向分化，有的人继续研究经济问题并成为中坚力量，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出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何看待改革

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步大的进展都是在争议与思想解放之中取得的。

从财经评论人王安所写的《改革开放26年，那些经济学家的身影》、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以及经济学家文集、有关中央文献之中，都可以看到关于这些交锋的记载或评述。

1979年到1980年，物价普遍上扬，有人认为这是由改革所导致的，放弃计划会带来天下大乱。这个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经济失控。

身患重病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抱病写出3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另一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持相似观点。

不过，随着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终成为十二大报告对改革目标的表述。报告认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

“商品经济”大放光彩

前进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两年之后，“商品经济”出现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进入了春天。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共一万六千余字，分为十个部分，包括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等等。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披露，原稿第四部分标题是“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中央听取各方意见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改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过，又加上了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不管怎样，“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二届三中全会也被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发挥重要影响的会议之一。《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记载，邓小平在当年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其后，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中国经济再度迸发出活力。经济学家夏振坤回忆说，“似乎一夜之间，汉通路神奇般地繁华起来，多年不见的商品都出现了。在扬子街服装市场，衣服花色鲜艳、价格便宜，很讨市民喜欢。”

尽管日后有所反复，但全社会创富潮流已经涌动。

一次次重大的飞跃

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我们看到，每当改革向前推进时，经济便会快速增长。而每次改革向前推进，则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013年11月9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吹响了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进军的新号角。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一些基本制度和理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如首次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官邸制、涉法涉诉依法终结制度等等。简而言之，这些重大突破对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都将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篇3

关键词：30年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路径与市场化目标；改革的理论误区；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

一、改革取向市场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提出“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由此，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由国家放权让利以扩大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为发端，改革的初衷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只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只是国家为了调动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稍作放权让利。但仅仅是这一松动，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的全面改革。

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悄悄地进行“分田包产到户”而发动起来的。随后分田包产到户逐步在全国作为家庭土地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全面推行。这样，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利和“交够集体的剩下即为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调动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城市，改革以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为起点，企业获得了完成国家计划外自主为市场生产产品的相对权利和对实现利润按比例留成的自身利益，职工能够从企业留利中获得工资以外的少许奖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企业的计划外生产，使“大一统”的国家计划有了一丝缝隙，市场乘虚而入并不断发育强大。而随着生产资料市场、生活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的发育和形成，为私营企业扩大商品生产经营规模提供了条件。日益普遍和紧密。私营经济规模的发展与扩大，各私营企业之间及其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联系和依存更为普遍和紧密，市场作为连接城乡商品流通的纽带其调节和支配作用不断加强，由此逐步使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市场化的演变历程，这在浙江特别是温州演进得最为典型。

城市中国家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企业初步具有为市场进行计划外生产的自主权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与活力，逐步打破了国家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企业不断追求更多自身利益的内在冲动和国家计划不可能使企业的生产很好地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矛盾，日益冲击着计划对企业的约束，迫使国家逐步放弃对企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调节，市场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自发调节作用愈益扩大。这样，由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以改变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改革，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逐步冲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而朝着市场取向发展。

随着企业按市场需求生产，与其作为政府的附属物的经济关系日益冲突，企业应当具有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地位和权益愈益明显，改革由放权让利逐步向企业资产经营承包、进而向自负盈亏发展。随着企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育和发展，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打破了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而向股份制或出售转化为私营企业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同时，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产生了大批股份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个体投资经营户日益增加且一些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私营企业，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形成了“三资”企业。原有的由各级政府所掌控的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多种所有制形式，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逐步发育形成。随着企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地位的形成和国家对其指令性计划的取消，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国家高度集权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商业、物资、劳动和人事等领域深化，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断加大。这样，原本只是由国家放权让利以扩大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为初衷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以市场为取向，引发成一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

30年来的改革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的国有制经济比重日益缩小，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兴起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且比重不断提高，市场力量不断强大，经济社会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基本上由市场取代了计划的调节，除一些国有垄断资源和垄断行业的产品外，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大体上都由市场定价进行交换；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调动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资源不断开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物质产品大为丰富，从整体上提高了全社会的生活水平，显著增强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这些都是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高度集权从上而下统制社会经济活动和统分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窒息了生产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压抑了劳动者的个性和利益追求，阻碍以至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改革以政府对生产组织的放权让利而启动，随着生产组织和个人的自主权益的不断扩大，他们拥有了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彼此之间通过市场交换产品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就必然发育和形成，由此社会经济形式由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是人民群众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争取自主、自由、平等的经济活动以实现自己和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这一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动力使然，成为支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向市场化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和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总结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就，必须明确认识，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必然性，归根到底由人民群众从事的经济活动的自身发展这一客观力量所决定，人民群众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和决定力量。应当深刻认识改革市场化取向的自然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的推动和决定作用，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二、走出引导改革偏离市场化方向的理论误区

我国改革30年的巨大成就无可否定，但回顾改革的历程，改革的路径与市场化目标相矛盾，这与我们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对市场经济本身应有的社会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论认识，不无关系。

1，把市场经济仅仅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只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忽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经济关系和权益关系以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