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1

一、中国高等服务要素禀赋状况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2002-2003年的微观经济竞争力在80个国家中排名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据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子指标国家技术水平的排名，中国从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为中国在人均专利数量、人均的信息技术投资、公司购买技术专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发展中的印度和巴西。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从发展前景看，一国服务贸易能否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优越的要素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讯网络、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竞争力还较弱，如1998年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70条（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I].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66.），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7条）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条）的48%；另外中国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只有高收入国家的14%，发表于科技刊物的论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术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详见表1）。

表1中国部分高等要素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出版）数据整理。

另外，从表2可见，中国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机会的状况虽改革开放后有很大进步，但与高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远。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3.1、2.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53、13个百分点；用于每个大学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国家高出28.7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人均GNP较低，所以其实际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惊人。可见，中国是一个高等要素比较贫乏的国家。

表2中国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二、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与竞争力实证性国际比较分析

2000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排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银行，2001），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弱，国家竞争优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进出口结构尚待优化与升级

国际服务贸易中形成的出口结构是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服务出口的主要国家，他们都在致力于改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根据表3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性服务出口占全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4%、16%、80%，可见，高收入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几乎一统天下。1998年中国商业性服务出口占全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的比重仅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从表中还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国家整体呈现出运输百分比不断下降，旅游特别是其他类百分比迅速增长的结构调整趋势。而在这一整体趋势下，收入不同国家的出口结构又是大相径庭的，低、中收入国家其他类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较高。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超过了一半的比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这种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出口结构是相当脆弱和低级的，必须努力进行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

表3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结构，下面我们再考察进口结构。根据表4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性服务进口占全世界商业性服务进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6.6%、22.8%、70.6%，1998年这一指标分别为6.4%、16.8%、76.8%。结合表3数据，说明低、中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总体处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1998年中国商业性服务进口占全世界商业性服务进口的比重为2.2%，比出口高出0.4个百分点。从表中还可看出，低、中收入国家的运输进口百分比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而旅游与其他类服务进口百分比相对较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从目前看还比较均衡，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将逐步自由化，国际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服务的进口将大规模增加，原有结构将被打破，如不及时予以调整，整个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将会失衡。

表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2.国际市场占有率有待提高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衡量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它等于一国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与该产品或服务世界出口总额之比。根据世界银行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约为0.73%，1998年上升到1.8%，这样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与中国整体的贸易地位不相称的。即使我们自以为不错的国际旅游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并不高，尽管自1980年以来该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国际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万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万美元，增加了19倍多；国际旅游收入占整个外贸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8年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国际份额更是微乎其微。

三、优化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路与建议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

我们应把竞争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优势上，从而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构建国家竞争优势打下基础。中国目前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要素的培育与发展，存在盲目扩张、急于求成的误区，对高等要素质量的检测与监督机制也不健全。作为一种全球趋势，国际服务贸易对扩大社会就业、增加收入成效显著。从短期来看，加入WTO与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存在一些冲突，譬如社会就业问题。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长足进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投入。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评估与检测机制，提高开发、研究质量，保证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充分发挥政府的孵化、激励作用，审慎建立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

政府对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对科技进步的孵化上，还体现在对企业创造力的激励上。国际服务贸易最发达的美国，其政府为了鼓励服务出口，长期以来给予服务企业很多优惠，同时非常重视技术研究、开发与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政府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作为WTO成员已经承诺尽快实现相关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国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数据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势单力薄，很难与外商抗衡，这对国内相关服务企业将造成直接冲击。这种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较难预测的，不过，我们应该尽量多考虑困难，加快建立起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做到有备无患。当务之急，中国政府要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同时要深入研究并合理运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多方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地保护中国弱势服务行业。

3.稳步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

在信息社会，消费需求的导向效应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一般商品消费的比重往往较低，而对高档商品及商业服务的消费比重较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尽管中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50%以下，但中国居民对商业服务的消费需求还不是十分强劲，服务消费的比重偏低。任何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级的国内社会消费需求结构为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是以商品消费为主，服务消费比重过低，或服务消费的层次过低，那么该国的服务贸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强国的服务产业一般是首先在其国内形成竞争优势，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国企业和政府应依托巨大的市场需求，努力引导居民优化消费需求结构，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为中国服务贸易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收稿日期：2002-10-08

【参考文献】

[1]Porter,Michael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M].NewYork:FreePress,1991.

[2]克里斯丁.格朗鲁斯.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战略[J].南开管理评论，2001,(6).

[3]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2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论文百事通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Daniels,P.W."ServiceIndustriesintheWorldEconomy",BlackWell,Oxford&

CambridgeUSA,1993.

[2]Deardorf,A."ComparativeAdvantageandInternationalTradeandInvestment

inServices",inTradeandInvestmentinServices:Canada/USPerspectives,editedby

R.Stern,Toronto:OntarioEconomicCouncil,1985.

[3]Hoekman,B.andBrga,C.A.P."ProtectionandTradeinServices:ASurvey",Open

EconomicReview,vol.8(3),1997.

[4]Markuson,JamesR.andMelvin,JamesR.(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ournal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13(1983).

[5]Markuson,JamesR.a

ndSvenson,LarsE.O.(1985),"TradeinGoodsandFactorwithInternationalDifferencesi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Vol.26,No.1.

[6]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

[7]Sapir,A.(1982),"TradeinServices:PolicyIssuesfortheEighties",ColumbiaJournalof

WorldBusiness,1982.

[8]Sapir,A.andLutz,E."TradeinServices:EconomicDeterminantsandDevelopment-RelatedIssues",WorldBankStaffWorkingPaperNo.480,1981.

[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1篇3

在全球金融前后台业务加快分离与服务外包业务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金融产业发展正逐渐步入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838亿元，占全市GDP的13.34％，占第三产业的17.79％，金融业已成为首都经济的支柱和龙头产业。但是，也应看到首都金融业面临着来自于国内外竞争日益加剧、金融服务外包体系建设滞后、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待改善等诸多严峻挑战。而加快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支持体系建设，必将为首都推动金融业发展、拉动内需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高端服务业层次发挥重要作用。

昌平作为首都的城市发展新区和西部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经济贡献率、产业结构层次，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昌平应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加快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支持体系建设，明确提出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做大做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为首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持，以尽快实现昌平建设“京北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

一、问题提出及重要背景

1.国家建设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战略加快推进

2006年，国家为了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商务部会同信息产业部、科技部、教育部，组织了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千百十工程”。该工程的主要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认证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不断提升服务价值，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

200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复了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的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武汉、大连、南京、成都、济南、西安、哈尔滨、杭州、合肥、长沙、南昌、苏州、大庆、无锡20个城市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深入开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试点。国家将在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实用人才培训、特殊劳动工时、金融体系支持等，把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作为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

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表述和评价我国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发展水平，2009年10月，北京特华财经研究受北京市科委的委托，完成了《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首次引入了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竞争力评价模型，来科学评价和分析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现状、特点和水平，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并选取国家前两批命名的11个外包基地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北京在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综合竞争力中排名第一(见表1)。

2.首都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金融中心城市目标

北京作为首都，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和众多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北京还聚集了一大批与金融业务密切相关的国内外知名会计、法律、评估、评级等中介服务机构，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资金清算中心。目前，北京金融业在法人金融机构数量、金融资产总量、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单一行业对国税贡献率等四项重要指标均在全国排名前列(见表2)。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越发展，越需要金融的支持，伴随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建设将会日趋完善，我国的金融话语权将会日益提升，北京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的条件也日渐形成。目前，北京不仅拥有发达的高端金融产业，而且也拥有支撑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体系。2010年，根据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北京已跃升为全球第16位(见表3)。

为推进金融中心建设，2008年4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京发[2008]8号)，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业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即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同时《意见》还首次提出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空间布局规划，并从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加快金融功能区规划建设等十个方面明确了具体实施方案。因此，《意见》既是对首都金融业发展现状的总结，也是对未来金融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是一个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纲领性文件。可以预见，《意见》的出台必将对首都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3.昌平提出“十二五”建设“京北创新中心”的战略举措

“十二五”是昌平区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打造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高标准建设未来科技城，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昌平重点新城建设，是北京市委、市政府赋予昌平的重任。昌平拥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宝贵的科技教育资源和较为坚实的发展基础，经济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城市服务功能也日益增强，大建设、大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在首都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显现。

“十二五”时期，昌平区将贯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要求，按照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总体部署，从昌平的功能定位、基础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全区总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开放包容的京北创新中心。

从首都对昌平的定位要求来看，既需要昌平承担起产业升级的重要功能，又赋予其生态涵养的重要职能。因此，建设“京北创新中心”，正是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革命的新形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具体举措和实践内容，是区域产业和人口高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优化整合各类资源的有效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昌平提出“建设京北创新中心”的概念，完全符合北京总体战略的要求，是全区适应首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金融中心城市战略目标的具体行动，代表了建设昌平的先进理念和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既符合昌平当前的发展定位，也有利于昌平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昌平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有利条件

北京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不仅需要吸引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聚集，同时需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更需要有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园区(或基地)。根据国际

经验，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一般要求具备以下条件：宽松优越的政策环境，符合需要的专业人才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完善的产业发展基础，相对丰富的规划用地，优良一流的生态环境等。这些条件正是昌平已经具备的潜在优势，也是昌平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物质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依托首都已形成的服务外包优势

北京服务外包产业起步于1990年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软件本地化时就建立了第一批服务外包企业。根据研究，北京市服务外包企业有4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行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龙头企业达20余家。2009年，北京实现服务外包收入10.5亿美元，占全国的13.6％。目前，北京已成为全国服务外包出口额最大的城市，其中金融服务外包约占40％，业务涉及银行、保险、证券、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ITO、BPO和KPO。

1990年代以来，各大跨国金融机构纷纷将后台业务向印度、中国、菲律宾等低成本国家转移，这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趋势。2006年12月，中国全面开放金融业后，金融机构抢滩中国市场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北京作为国家金融中心城市，具备地理位置、交通通讯、政策制定、投资环境、专业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正在成为跨国金融机构建设后台基地和业务外包进入中国的首选地之一。根据调研，截止2009年，外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区域总部或研究中心的数量在全国位列第一(见表4)，来京洽谈后台业务基地建设和外包业务也呈加速增长态势。这种已形成的首都优势，正是昌平建立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前提条件。

2.昌平已形成的科技教育资源优势

根据调研，目前，昌平全区有42所高校、106家科研机构，仅沙河高教园建成后，将有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外交学院5所部属高校入驻，计划招收学生约8万人，教职工约2万余人，设院系50余个，专业110余个。昌平还有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生命科学园、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部级产业园区集聚了近2万名科技人员，形成了以能源科技、生物医药、现代制造和为生产服务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近几年，全区每年专利申请1500余项，专利授权700余项，2008年专利技术交易额突破34.6亿元。

资料显示，昌平现有1个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个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定的实验室，6个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昌平产业化基地，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部级实验室，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昌平基地。与此同时，正在开工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计划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农学院部级重点实验室4个，部级研究中心1个，市级重点实验室6个。综上数据，昌平是北京科技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区之一，这是昌平建立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基础条件。

3.昌平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优势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布局，昌平是西部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的功能。《昌平新城规划(2005－2022)》将昌平的发展做了如下定位：“昌平新城是西部发展带城乡协调和经济增长的重心，疏散中心城产业和人口的重要区域；是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产业基地，引导发展高新技术研发与生产、旅游服务、教育等功能。在空间布局上由昌平组团和沙河组团组成。”在这一定位下，昌平构建了“两轴一带，多点一城”的区域空间总体布局。

根据《北京“十一五”期间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规划》，昌平作为北京重点建设的新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便捷的交通条件，集中连片待开发的规划用地，正是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潜在优势所在。资料显示，昌平生态环境优良，林木覆盖率为57.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7.8平方米，空气质量二级以上的天数全年达到了70％以上。昌平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境内有八达岭高速路、六环路、立汤路、京承高速路和京包高速路等多条高速公路，轻轨昌平线更是缩短了金融后台与前台的距离。根据研究判断，坐拥上风上水的昌平将会成为首都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主要承接地。从这个角度分析，昌平昔日的“远郊区”，将变成“近水楼台”的外包产业前沿。如不“捷足先登”，将会丧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4.昌平已形成的产业聚集优势

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形成一组在地理区域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集群现象。这些产业处在同一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能够充分共享，聚集的企业因此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目前，昌平区产业集聚效应已初见端倪，比如，初具规模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生命科学园、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现代农业园、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工程机械产业基地等部级和市级产业园区，聚集了15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不仅如此，昌平还吸引了神华集团、国电集团、华能集团、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移动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的新项目和研发机构。特别是近两年来，又陆续吸引了中国人保计算机后援中心、北京银行后援中心、泰康人寿郊区总部、华安保险北方总部和方正瑞信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后台部门来昌落户(见表5)，这就为昌平建立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三、建立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的政策建议

1.率先设立“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

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经验证明，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的发展与政府的扶持密不可分。比如，各国政府在承接服务外包转移中，纷纷制定支持服务外包发展的产业政策，规划和调整本国产业发展战略，出台外包企业金融、税收、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进出口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大力推动外包基地建设等。只有这样才能把国际外包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本国外包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将服务外包产业作为提升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制定了明确的产业发展目标，并分期规划了包括北京在内的部级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建设。北京列入国家外包基地城市以来，服务外包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目前尚未明确外包产业园区具体落地哪个城区(或园区)。这可以说是昌平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在国家新一轮发展中，提升昌平产业层级的最佳选择。因此，建议昌平充分发挥潜在优势，抓住机遇，抢占先机，率先设立“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先既成事实，再谋求发展。

2.成立“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开发建设领导小组”

专业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建设更离不开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因此，建议昌平广招相关专业人才，

成立“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由区长担任组长，亲自组织协调园区开发建设中的重大事项。成员单位可由区金融办、区发改委、区科委、区财政局、区人事局、区国土局、区规划委、区建委、区商务局、区地税局等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工作，主要包括：组织起草和有关优惠政策，组织协调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安排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金的使用，牵头大型金融服务外包项目进园谈判和落户事宜，牵头开展金融服务外包园区的对外宣传、推介和国际交流等活动，全力推进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各项启动工作。

3.制定出台《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优惠政策》

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制定优惠的政策，是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重要条件。昌平应在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出台的关于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各项政策基础上，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出台更加可行的配套政策。在操作中，可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对入园企业在税收、土地、办公用房、外汇、融资、进出口、人才引进、电信资费等方面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特别是在对入园金融机构的延伸服务方面，要研究制定出更有创新性的支持措施。

与此同时，积极争取北京市已出台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细则》、《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首都金融后台服务支持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的优惠政策，在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适用。

4.研究制定《昌平“十二五”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

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技术含量高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这样一个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园区，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规划来指导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规划是搞好园区建设的前提和关键。为推动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建议将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纳入昌平“十二五”规划范畴，研究制定《昌平“十二五”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认真分析昌平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发展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明确发展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和业态目标。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实施步骤和实现目标的对策。

在编制《昌平“十二五”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编制《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建设规划》。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应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发挥后发优势。因此，建议在《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建设规划》编制中，对园区道路交通、网络通讯、电力供应、无线电干扰强度、自然生态环境、生活配套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证，以确保规划的可操作性。为推进园区的开发建设进程，可以采取“边论证、边推进”的工作思路，强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开发理念，借鉴国际经验，引入符合昌平实际的开发模式，从而加快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进程。

5.设立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金

借鉴国际经验，建议设立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金，专门用于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日常管理、企业服务和对外宣传的相关费用支出。该基金首期可由区财政安排，之后可按照园区的税收贡献，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按一个固定数额或根据园区税收贡献增长速度确定一个递增比例，拨入昌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产业发展基金专用帐户，由指定部门或机构统筹安排使用。

优化园区发展环境是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金的主要使用方向，其使用重点应放在：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完善；加大园区的对外宣传和推广投入，积极与海内外金融后台机构和外包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加快提升园区的形象和知名度；积极引进中外金融机构和跨国外包企业进入园区：向入驻园区的服务外包企业兑现各种奖励和补贴等。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4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已超过70%，发展中国家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水平为45%。也就是说，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国发展服务经济是大势所趋。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又一轮周期性调整，这预示着新一轮生产性服务发展契机的出现。历史证明，经济周期与生产性服务市场发展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极有可能导致又一次经济触底，并带来新的生产性服务市场发展机会。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正应该抓住这一契机。

中国发展服务经济潜力巨大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包含服务产出、服务业就业、服务消费、服务贸易、服务业投资五大主要经济活动。对比发现，中国在服务经济五大主导组成部分的指标都偏低。

200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1)。

中国的服务消费水平也偏低。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28.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及同类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是商品贸易出口大国，但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极不平衡，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仅为6.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0.9%的一半。过去20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较少，仅为总量的20%〜30%，远低于制造业吸引的外资。

以上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数据同时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服务经济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发展服务经济的预期收益

过去数年内中国服务业一直在快速发展，但传统的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发展服务经济可以改变中国产业结构的落后现状，改变三大产业的结构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增加城镇劳动力就业，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降低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中国制造业比重偏大，其能源消耗比例也大。能源消耗随之带来污染问题。相比而言，服务业资源消耗少，是节能产业。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制造业能源消费强度比服务业高六倍之多。不仅如此，服务业环境污染小，是减排产业。据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南京市服务业每创造万元人民币增加值所造成的烟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仅为制造业的4.8%和3.2%。服务业在减少能耗和污染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增加工作岗位，缓解就业难题：据统计，2003〜2007年间中国城镇新增岗位数有超过8成来自服务业。服务业历来是大量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领域。2007年美国大学生有超过80%进入服务行业就业。在欧盟国家，2008年的毕业生有至少75%进入服务行业就业。中国的情况也类似。

带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很低，97.8%的中国企业都是制造驱动而非服务驱动，以致企业普遍受到产品同质化、利润率不断下降和消费者需求日益严苛的挑战。

向服务转型有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应对上述挑战。

首先，制造业企业发展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或以服务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可以增加产品难以复制的差异化优势，全面提升客户的体验，从而摆脱单纯的价格竞争，巩固甚至增加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开拓更广、更持续的收入来源；其次，制造业企业利用在研发、供应链、销售等价值链上的运营优势发展专业服务能力，帮助客户加强其运营和业务支持能力，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若制造业企业进而将内部化的生产性服务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运营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提供商，则有助于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结构升级，加速中国向服务经济转型。

中国政府积极引导服务经济发展方向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服务经济的世界趋势，并着手引导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方向。2006年，中国政府即确定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

进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急剧下降，国外需求大幅减弱。面对相对艰难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政府提出当前的经济工作要围绕“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这个大局，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城市政府目标指向生产性服务业

服务经济的发展和服务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只有生产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当规模，产生对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足以支撑服务行业的不断专业化和迅速发展。基于这一相关性，中国政府提出，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具体到各级城市，政府部门可以分三个步骤引导和推进本地服务业的转型和发展。

第一步：聚焦生产性服务业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顾名思义，生产性服务是与消费性服务相对的概念。从服务对象来讲，它不是直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而是满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对服务的中间使用需求，还满足包括政府消费、出口和资本形成等对服务的最终使用需求。从服务目标来讲，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为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

伴随着整个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升级，为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活动，成为制造业的关键性投入，也是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动力。与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利润率和生产力更高，而且生产性服务占服务业全部产出的比重连续多年在不断提高。例如，银行业和信息传输业的平均利润率超过10%，而制造业的利润率却低于4%。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改变了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和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而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第二步：选择重点服务行业

确定了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大方向之后，城市政府接下来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基于本地独特位势，选择2～3个重点行业，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切忌“一窝蜂”和“原样照搬”的想法和做法。决策部门首先要对本地位势有客观中立的认识。

城市的总体位势包括人才状况、产业基础、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等衡量因素。在这五大影响因素中，前三者对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起着决定性作用(见图2)。

一个城市的总体位势优越，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服务业的发展潜力也越大。城市的总体位势是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服务发展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具体应用时侧重点略有不同。对于总体位势较优的城市，它们的行业选择范围相对较大。当地政府需要仔细甄别唯我独有的优势，以便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战略，有效推动城市经济向服务转型。对于总体位势欠佳的城市，它们发展服务业起点相对较低，当地政府要加强战略引导，同时敦促城市各机构共同提升某一位势，如注重人才培养，从而增添发展某类服务业的信心和后劲。对于总体位势明显优越，服务业超前发展的城市，当地政府在制定服务发展战略时则需着眼未来，通过创新的鼓励政策和激励措施推动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可持续发展。

选择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时，城市还应当考虑到所处城市群的产业集群效应。现代的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它与周边的城市组成高密度、关联紧密的城市群体，群内的人力资源聚集度和产业聚焦度相当高。在这样的城市群内，由众多企业个体组成的产业集群可以产生外部经济效应、交易成本的节约、协同效应以及学习和创新的效应等集群效应。从产业集群的视角选择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可以帮助城市充分发挥集群效应，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并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总体位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吸引潜在服务业投资，而这是摆在城市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吸引真正适合城市服务经济发展需要的投资？先发制人的城市政府会首先确定所在区域的产业集群优势，然后围绕这一集群优势提升总体位势。同时，城市政府需要改变思维定势，不再固守已有的集群优势，而是通过改进教育环境、人才发展，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等方式来扩大和拓展原有的集群优势，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第三步：弥补差距，构建长期竞争优势

如前文所述，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而且，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很不均衡。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城市普遍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阻碍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1.结构性人才短缺。虽然是人口大国，中国的结构性人才短缺问题相当突出，缺乏复合型中高端人才(既懂技术又精通外语、管理的全方位人才)和适用性技术人才(例如编程熟练的基础程序员)；服务业教育和培训力度不够，缺乏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支持。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中国近50%的高端服务行业职位招不到足够、合适的人才。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近15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实现就业，大学生的失业率超过12%，是登记失业率的3倍左右。如果接受适当的就业培训，这些大学生就有可能填补这些服务行业的职位空缺。

2.指导和鼓励政策缺乏。各级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缺乏相关配套政策或措施，现有政策针对性不强、可行性不够；政府继续“偏爱”制造业，以致制造业企业为了享受更大政策优惠而不愿将内部化的生产性服务剥离出来，比如生产物流；已有的针对服务业的优惠政策门槛过高，中小服务业企业在市场准入、信用担保、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的政府扶持不够，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3.基础设施不完善。大多数城市缺乏完善的IT基础设施和配套的应用平台，不能完全满足(中小)服务企业开展业务的需要。北京的宽带覆盖率为55%，远远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平均覆盖率80%，中国其他二、三线城市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4.政府公共服务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差，供给效率低下。中国城市的人均政府财政支出普遍较低，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足；行政审批项目和环节过多，工作较率低；政府职能部门分散、数据和流程管理孤立，缺乏协作；政府部门没有充分使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上海企业的平均清关时间为8.7天，而韩国为5.3天，比中国快1/3。

5.生态协作系统不健全：全民缺乏先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消费者及客户尚未完全认可第三方服务的价值；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与诚信度不足；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及市民之间有待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协作关系。

6.城市环境缺乏吸引力。许多城市在商业环境(如商务基础设施、企业文化与制度等)、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城乡协调等)或生活环境(如居住、教育、保健和生态等)存在某种欠缺，降低了吸引资金和人才能力。

推进服务经济发展

发展服务经济的新趋势，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应当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从体制与政策、人才发展、基础设施改进、公共服务转型、友好环境创建、生态协作系统等六个方面采取行动，引导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有序地推进城市服务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见图3)。

结语

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有所减缓，但中国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并未动摇，相反，经济放缓给中国政府和企业一个深挖潜力、追赶先进的机会。中国各级政府在服务经济的转型及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和协调作用。城市政府需要首先制定差异化的服务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构建并完善城市的服务经济体系，引导各个利益相关者协同有序地共同推进城市服务经济的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由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独家提供，甘绮翠系该院院长，丘琪铮系该院咨询经理，孙爱军系该院高级顾问。进一步的问题或研讨，可以通过gbsm@cn.ibm.com致信作者）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竞争力；竞争格局

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承接大国。发展服务外包对调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对外贸易增长、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日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印度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面对印度的领先优势，中国如何抓住当前时机提高竞争力、改善中国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上的竞争格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格局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服务提供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金融机构的一些操作性的、非核心的、成本高的甚至部分核心业务，如资产评估、报表审计、软件开发等业务，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缺乏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而难以兼顾，通过外包给专门机构可有效降低成本、转移风险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外包内容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即业务流程外包(BPO)和IT外包(ITO)，具体来说有产品研发设计、发卡与收单服务、数据处理与灾难备份、呼叫服务等。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高速发展，当前在所有外包行业中，金融业的外包规模仅排在制造业之后位居第二。TowerGroup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外包趋势正不断加强，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服务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9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4%。德勤公司200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美国将有356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要外包给海外机构，占现有金融服务成本支出的15%。另一份报告预测，全球外包市场容量将达1万亿美元左右。

外包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把耗费大量人力的服务及操作中间环节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Gartner集团认为目前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外包出的IT职位比例不足5%，到2015年该比例将增至30%，未来5年内服务外包迅速增长的势头将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流向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全球市场中，我国和印度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印度是我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目前居于优势地位[1]。IDG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而印度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并垄断了美国市场。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外包业务为印度公司带来了17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占全球同类市场的44%。预计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所占份额将达到51%，年销售收入将达到480亿美元。另一份研究表明，印度外包商在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上占有80%的份额。美国情报文献中心的统计显示，2003年印度服务外包业赚取了170亿美元，而我国的服务外包仅有6000万美元的收益，远远落后于印度。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进金融服务方面，我国也与之存在差距，因为我国的高端通信产品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严重依赖国外。

二、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1999年，为解决“千年虫”问题，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将数据修改工作外包给印度，这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业的崛起。印度金融外包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56%，2005年营业总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目前，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提供范围扩展到信息类业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将业务流程整体外包给印度企业。这使印度企业不仅提供优质的互动式客户服务，也承担了欧美本土企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花旗、渣打、汇丰等大型金融集团已在印度设立了10多个处理中心，这些处理中心规模增长迅速。如渣打银行全球共享服务中心为渣打银行在全球56个国家的分支机构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后台业务支持，可以对全球各个分支机构业务运营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价。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迁移到印度，带来大量相对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印度的产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在银行业中，金融服务外包已经涉及到批发银行、金融市场分析与交易等多种高端业务。在印度开展外包业务的花旗银行、VISA信用卡、通用金融公司、渣打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创造岗位超过20万个。此外，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都在印度开展了金融服务外包[2]。

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了《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报告，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竞争优势，主要有：第一，充足的人才资源。服务外包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印度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调查、分析等高端业务员工基本上都具备硕士以上学位。有关外包服务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也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政府与大学、培训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牵头策划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学校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第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在印度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交通、通讯、电力、生活等配套设施齐全、可靠而且成本低廉，使金融外包企业能全天候运营。钦奈、班加罗尔、德里等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还是航空枢纽。第三，政策支持。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明确信息产业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让外包业务享受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进口设备免税等优惠措施，在批准用地方面提供便利。印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专利、知识产权的法规，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监督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在这些措施鼓励下，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第四，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印度企业重视外包管理，都有由董事会负责的专门机构和外包业务发展战略。企业都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印度政府也全力构建金融服务法律构架，要求企业全面接受相应的国际认证。印度企业还严格遵守合同，树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三、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IT外包。1992年中国银行成立的博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的软件开发中心，都专门为本行提供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技术研究、支持推广业务均外包给了隶属于总行的软件开发中心，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多采用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的做法。金融外包业务也在IT以外的其他领域快速推进，其中以信用卡和保险后援中心最引人瞩目。2003年之后，我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节节攀升，国内银行在不同程度上将信用卡业务外包。目前，我国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银行卡业务的全套服务，从申办筹建、设计产品、市场营销到交易处理和客户服务，甚至包括客户数据分析和市场定位。预计到2010年，在超过3000亿美元的离岸外移投资中10%有希望投向中国，其中与金融相关的业务流程外包(BPO)约50亿美元以上；在岸外包方面，我国BPO市场预期将超过500亿美元[3]。随着我国金融外包业务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包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展，其规模会越来越大。

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领先优势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国。与印度相比，我国在承接外包业务方面具有以下竞争优势：一是我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投资环境良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近450家已在华投资，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超过30家，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超过700家。目前，我国已经聚集了各路金融外包业巨头，既有埃森哲、IBM等世界著名的BPO公司，也有如Infosys、塔塔等来自印度的公司。欧洲流程外包研究机构MorganChamber分析称，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以及外资银行的发展计划，将给中国的BPO提供商带来战略性的机遇。我国将有机会同全球领先的银行合作，分享银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种合作未来会成为我国BPO走向世界的桥梁。二是我国拥有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人才储量大。三是我国的综合成本优势，在人力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我国都享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四是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电信、交通领域。五是我国拥有庞大的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了在我国市场占有立足之地，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建立起客户群。尤其是香港和上海正在成为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市场带动的服务外包趋势势不可挡。印度金融服务外包以软件业外包为主，很少为国内信息化服务，而我国金融信息业以满足内需为主，信息化与软件业互相带动。六是我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的中心，经济发达的日本和韩国都靠近我国，文化传统相似，日韩两国企业要发放金融外包业务，我国都是首选[4]。

目前，商务部已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启动了“千百十工程”，即在5年内每年投入不少于1亿元资金，建设10个服务外包基地，吸引100家跨国公司将部分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养1000家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的城市纷纷建立金融服务中心。首先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2005年7月上海银行卡产业园被确定为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签约和预约项目的总投资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陆续出台了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着手将其打造成为国内首家金融外包业务示范基地。这有利于将跨国金融机构的后台业务部门吸引到上海，把上海建成国际跨国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所在地和服务全球的后台基地。上海银监局的一份研究显示，近两年外资银行亚太区外包中心正在逐步向上海转移。在沪外资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和专业性较强的银行，已经在境内投资的关联公司开展外包业务，业务种类和业务量都在逐步增加。这些分行或者公司，将来都将被打造成外资银行亚太区服务外包的操作中心。其次，深圳罗湖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金融业是深圳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罗湖区“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强化金融中心的定位，并切实建设“产业金融中心”、“金融创新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区。第三，北京金盏金融后台服务区。北京市通过了《加快首都金融产业后台服务支持体系建设的有关建议》，规划出包括海淀区稻香湖金融后台服务区、朝阳区金盏产业园、通州区新城商务园等3处金融后台服务园区。北京综合考虑了金融服务区对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北京CBD、朝阳区以金融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在朝阳区金盏金融服务园区建设的总体工作设想和全面论证

[4]。

四、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策略

考虑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优势与劣势，对比到我国的实情和印度优势与经验，我国在增强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方面可参考以下策略。

(一)政府制定支持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印度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一方面需要成立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管理机构和专项发展基金，以行业协调和互助的方式推动外包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研究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国家法规和行业规范。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取得的重大社会或经济效益的知识产权项目，通过专项资金的形式给予奖励。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大力倡导企业诚实守信，保护客户商业秘密，遵守国际上的信息保护规则，在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内设立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机构，加强软件盗版等各类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其次，拓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投融资渠道，改善投融资环境。建立服务外包企业贷款平台，优先为外包企业提供贷款等融资支持。此前商务部已经宣布每年拿出1亿元服务外包产业专项资金，国开行也将提供50亿元贷款，用于各地外包基地和企业的基础建设。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担保机制，允许其用软件产品等无形资产进行抵押贷款。推动政策性担保公司积极为中小服务外包企业提供短期贷款的担保。鼓励风险投资、社会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海内外上市。三是对服务外包企业采取减税、免税及减免房租等优惠措施。目前，在印度、捷克等外包发展迅速的国家，政府都给予服务外包企业极大的税收优惠，增强了该国外包的竞争力。商务部正会同信息产业部、科技部等20多个部委制定关于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四是加强市场推广和营销力度。政府要逐步认识到服务外包的重要性和商机，进行统一规划和宣传推广。

(二)制定总体性外包承接战略

我国承包企业首先要在战略上从暂时性、战术性向长期性、战略性转变，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具有全局性、主动性特点的发展战略。我国企业应改变自身的定位，从过去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加工厂”变为各大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全面融入到各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去。其次，服务承包企业应建立业务动态监管制度，制订科学合理的外包承接流程，严格履行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责任和义务，并采用接受发包单位的全面评估，以期最大限度降低承接服务外包的风险。第三，建立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应急预案。我国的承包企业应遵循合法、风险控制、保护客户合法权益、有效监管等原则，识别外包活动潜在的风险，借鉴国外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经验，确立自己的符合金融服务外包监管原则的规范和制度。

(三)发挥比较优势和集群优势，扩大业务承接范围

我国首先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分行业有计划地选择重点行业拓展外包领域。国内企业应分析和发掘自己的比较优势，结合我国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要增强自主创新和研发的能力，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争取全球服务外包的核心业务的承接。国内企业承接的外包业务通常是特定金融功能的业务，如客户服务、金融分析、客户系统软件\开发等，而业务流程外包等较复杂的业务则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这要求我国企业应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外包市场，包括信用等级评估、市场调研、后勤保障、计算机业务及系统的维护维修、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形象建设等通常业务，还包括一些新兴业务及复杂程度较高的业务流程外包。其次，要发挥文化、地理上的优势，从向韩国和日本金融机构提供IT服务外包开始逐渐扩展服务领域。随着我国外包人才素质的提高，特别是英文水平的提高，为扩大金融外包项目流入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基础，金融机构应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提供专精式服务外包。第三，加快金融服务产业集群基地建设，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城市都规划了专门的金融产业基地，以改变地域分散、个体规模小、经营理念落后、管理水平偏低的服务外包状况。应加快改善产业基地基础软硬件环境建设，借鉴印度、爱尔兰等国际先进服务外包基地发展经验，从建设高水准、前瞻性的服务外包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要求出发，建设配套功能齐全的国际化服务外包园区。完善通信基础设施，筹建直达欧美、日本的高速互联网络出口。对入驻基地的国内外著名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的购地建设、购买或租赁自用办公用房，实行土地房租优惠政策。

(四)加大对外包业务的专门人才培养及引入力度

一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各类培训机构对社会急需金融服务外包人才进行培训，来缓解人才矛盾，尤其是把英语及软件人才的培养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10月，首家部级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张江创新学院”在上海成立，开始进行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对于我国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要经常和承接外包业务的企业联系，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和课程设置，培养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专门人才。此外，行业主管机构或承包企业可以联合高校进行职业资格认证和培训，使大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通用人才通过针对性的职业资格认证，成为可以迅速进入工作岗位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招揽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加大对高级人才的引进力度，设立专门人才引进基金，引进人才在简化出入境手续、落户以及提供住房等方面实行优惠，给予便利。这种多渠道的培训将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徐海慧.中印将成金融服务外包全球中心[N].国际金融报，2006-07-03.

[2]李文茂.印度金融外包服务业发展情况考察报告[J].华北金融，2006(11).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

【关键词】聚集商务服务财政促进趋势

一、辉煌数字难掩投资软环境缺陷

200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923.95亿美元，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2008年9月，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商务环境评比结果表明，在参评的18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83位，而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新加坡、新西兰和美国。与中国同属东亚经济圈中的发展中国家，泰国排在第13位，马来西亚排在第20位,韩国排在第23位，中国香港地区排在第4位。这说明，我国虽有令人可观的国际直接投资(FDI)，但投资经商环境仍不尽如人意。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借助低成本的劳动力、完备的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潜力、优惠的政策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资。但理性投资者并没有被FDI的高增长所迷惑，在投资者眼里，辉煌数字也无法掩盖投资软环境的缺陷。

（一）FDI流入量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加速缩减

2003年至2007年，中国引入FDI总额从535亿美元增长至835亿美元，但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却从9.53%下降为4.55%，这种状况与持续增长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形势形成鲜明的反差。

（二）欧美高质量FDI流入持续下降

2005年至2007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分别从30.61亿美元、51.9亿美元、65.3亿美元下降为26.16亿美元、38.38亿美元和35.89亿美元，投资比重分别从5.07%、8.61%和10.82%分别下降为3.5%、5.13%和4.8%。

（三）服务业FDI流入量所占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经合组织国家服务业所占比重已超过70%，美国甚至到了80%，香港地区已达90%，而中国内地只有40%。

（四）世界经商环境名列前茅国家FDI流入量增长迅猛

2003年至2007年，美国FDI流入量从531亿美元增长至2328亿美元，增长4倍；欧盟从2594亿美元增长至8043亿美元，增长3倍多；中国香港从136亿美元增长至544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商环境有较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比，还存在明显差距，经商环境已开始制约欧美等高质量外资流入。长期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了以所得税为核心的优惠政策体系，这种投资促进战略已表现出隐性威胁。所谓隐性威胁是指FDI增长更多地依靠财税优惠政策的驱动，而不是整体投资环境的改善。国际直接投资与经商环境的巨大差距必将带来潜在的危机，投资环境较差国家日益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满足吸引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新要求的能力。危机过后，引资将不是基础设施的竞争，也不是优惠政策的较量，而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投资服务软环境的竞争时代。

二、集聚商务服务是财政促进的趋势

在产业转移向纵深快速推进的今天，一个国家会比在传统型世界中更快地失去在某个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当我们将投资促进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财税政策优惠上时，真正的危机也悄然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与我们展开全方位的较量，中国的领先地位变得越来越脆弱。长期以来，中国在投资服务政策和体制方面存在一种自卑感，幻想通过直接的补贴和优惠掩盖政策体制的缺陷，而现实却是优惠实施的时间过长，政府产生了优惠依赖，使投资促进政策体制弊端长期掩盖，这种威胁随着两税合一的实施渐渐浮出水面。

目前，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经商环境的改善，发达国家在商务环境方面的投入是发展中国家的3倍。新加坡财政促进重点正向集中供应特色服务转变，致力于打造区域商务优势，构建集聚商务中心，为企业提供高效智能、低成本的标准化投资服务。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是以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投资服务环境为核心，追求商务服务的国际标准化，形成能与全球投资相匹配的纯正区域服务空间。企业在区域环境里除能够享受到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环境外，还能享受到真正接驳国际的后期投资服务。

中国需要的是经商环境的质变和财政促进制度的崛起。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仅是改善交通条件、建筑高楼大厦，也不仅仅是协助外商办理手续。中国投资服务要摒弃传统优惠的惯性思维，借鉴国际理念，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商务服务集聚区，这必将成为区域财政促进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中央及地方对商务环境的投入远未达到要求,地方商务服务被固化在“一站式”行政服务的低端，服务不充分严重阻碍了投资。天津滨海开发区正努力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仿真软环境，政府加大商务聚集功能区的投入，各类服务中介被聚集到区内，商务服务不仅包括“行政一站式”审批，还囊括招商、展览、信息、融资、保险、物流、人才、投资决策、法律咨询、国际研讨、区域宣传、风险投资等多元化的服务，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实现区内公共服务低成本共享。

三、促进政策需要“破冰”

财政促进的精髓并不是直接竞争性的促进，而在于体现促进本质的公共服务。经济危机不应成为继续忽视商务环境的理由，财政促进期待深刻的理性觉醒。我国对软环境促进一直采用直接资助的方式，这种方式把商务促进视为具体的优惠，忽视制度创新。尽管多年来我国许多促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但更多的只是“战”，尚未触及优惠旧模式的核心，这就决定了我国软环境促进虽已初步具有公共服务的轮廓，但距真正的财政促进相差甚远。

（一）忽视商务服务

财政促进中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领域是商务服务，目前企业对商务服务的需求呼声越发强烈，这种需求政府不可漠视。目前商务软环境已成为制约投资发展的瓶颈，财政促进过分重视对项目的优惠和具体产业的扶持,地方在投资环境改善方面，预算资金主要集中在招商、全程代办、联合年检、投诉、公共服务平台、城市宣传等方面，狭窄的扶持范围锁定了财政扶持的作用。

（二）财政促进一直带有一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地方普遍存在促进简单化的倾向，投资促进政策实际就是贸易鼓励政策的翻版。各地外向商务服务大多只停留在行政审批层次，服务层次过低、服务盲点过多，原因是地方促进政策研究存在惰性，政府对商务环境的考评缺失。

（三）过多的带有制造业促进的痕迹

低端制造业关心的是成本、交通、政府优惠以及土地价格、市场等因素，这其中政府的优惠政策对投资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服务业与服务外包不仅考虑上述因素，还与政府效率、服务环境、政策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传播通畅、文化生活环境、外资与当地企业的融合度等因素有关。制造业的增长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会遇到能源及环境资源供给的限制。中国未来产业引资方向将是先进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低端服务业，新的竞争优势有所变迁，“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所需要的投资服务环境截然不同，打开产业升级的上升空间，服务软环境是关键。

（四）财政在投资促进方面的投入过于分散化，不具积聚效应

目前财政预算资金主要集中投放在贸易促进和服务外包，而在投资促进方面的投入却很吝啬，同时奖励优惠式的促进始终摆脱不了反补贴威胁，扶持资金没有找到安全的促进通道。

四、潜心营造商务软环境

危机实际是政府创新政策的最好机遇，我们要超越单纯的优惠促进模式，财政促进政策转型已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低效、高成本的商务环境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危机过后，跨国公司国际投资区位聚集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产业与服务集聚将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的重要因素，在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商务服务已成为重要且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因素。

（一）潜心营造环境

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是一个漫长潜心营造的过程，打造区域服务品牌就像烹饪小鲜，需要的是耐性和慢火。中国正渐入规则时代，财政促进政策需重新定位，突破传统模式，聚焦商务服务，降低商务成本是大势所趋，是企业长期的期盼。

（二）淡化产业扶持

商务服务应成地方财政扶持的取向，商务环境的改善需要研究政府介入的多种方式，逐渐形成政府与中介共同参与的新格局，形成一种更符合公共财政的资助方式。今后财政政策要减少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弱化产业促进,克制激励促进的偏好与冲动，强化公共服务投入，完成从“补贴”到“服务”的跳跃式发展。

（三）提升商务服务档次

商务环境的打造关键在高层，中央应该像选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一样，在全国筛选一批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营造适合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商务环境，提升商务环境的档次。财政要加大对服务中介的扶持力度，财政扶持应该变为“扶持中的扶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调动中介服务机构的积极性，尽快走出“政府独舞”的尴尬局面，形成各类服务中介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四）集聚商务服务

未来城市间的竞争将是服务能力和服务品牌的较量，投资环境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应当对零散的外经贸扶持政策进行梳理，建立以加大环境集约化投入为主要手段的新型财政促进体系，实现由集中供应优惠政策向提供基础服务转变，特别是将有竞争力的服务中介移入特定区域内，方便扶持政策的集中投放，实现财政扶持从全能向有限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林毅夫．商务软环境是制约中国商务发展的瓶颈．中国产经新闻，2005年11月19日．

[2]姚琦．两税合并后，如何吸引外资．湖北日报，2007年3月22日.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7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业国际竞争力城市经济发展模式

一、引言

正如波特教授所说，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可能在所有产业都具有竞争优势，而应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因此培养和壮大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对于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目前，关于城市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建设导向机制、培育重点产业、构建产业集群等方面来展开的。例如，彭劲松(2005)提出加强区域产业导向机制和城镇规划的有机对接，与邻近城区联合构建区域性优势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穆菁(2006)提出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永庆和张冰(2005)认为需要加强政策的指导与法律法规的支持，规划协调好城市产业总体结构与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发展都市型产业；段进和张勇强(2002)提出按照架、轴、棱、片4个空间层进行规划；还有作者提出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课题组，2003)；等等。在此，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背景出发，分析在此背景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性，将“政府”和“企业”因素同时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中；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而以武汉市青山区为例来展开案例分析。

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性

迄今为止，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有关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则两国间的贸易能使两国都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交换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比较优势概念及其原理的表述却反而只有“国家”?这种不合逻辑的背后隐含的是比较优势原理的假设基础：(1)国际分工是产业间的水平分工；(2)产业的边界在国家边界内，一种产品的完整生产环节在一国内部，因此只须关心产品的交换；(3)企业的边界也在国家边界内，即企业国际活动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而很少进行国际投资活动(刘林青、谭力文，2006)。应该说这些假设基础正是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时的现实状况，也在逻辑上形成从国家到产业再到企业的包含关系，“企业”也就在比较优势理论中被“国家”所替代。

进入21世纪后，这些假设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国际分工正从过去产业间完整的产品生产分工向产品内部部件生产、产品增值过程分工、产品生产环节分工和产品要素分工等复合分工方式发展。如果说古典国际分工的边界是产业的话，当代国际分工的边界则是价值链，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深化的崭新结果(金芳，2003)。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大幅增加，结果是产业范围超越了国家边界。国家和企业都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行动者。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竞争的特征也越来越越明显，如国家与国家在吸引外资、获取战略性资源、协助本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导致产业活动在全球地理和功能性上分工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这也越发凸显国家的作用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家和企业这两个行动者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如本国企业、本国企业在外国投资公司、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投资公司等。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如何评价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Kougt认为企业在实施全球战略、参与国际竞争时应该同时考察国家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相互作用，这两种竞争优势决定着国际战略中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一是价值增值链将在哪里突破国家边界?二是企业应该将它们的资源集中在那些功能活动上?换言之，在国际竞争中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可区分为来自国家的和来自企业的(BruceKogut，1985)。为此，本研究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至少应分为产业国家竞争力和产业(民族)企业竞争力两个维度。

产业国家竞争力是指在全球价值链中，国家作为行动者参与竞争时表现出来的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国家应像企业一样，介入到国际市场上的残酷竞争中，这似乎已经得到普遍地认同(张金昌，2001)。与要素禀赋理论不同，Kogut指出价值链中不同活动的要素特性不同，如研究开发是人力资本密集的，基础制造则对劳动密集要求要高一些，等等；企业应该根据这种差异将不同的活动布局到具有该要素比较优势的国家去。这样的结果是，价值链的范围突破国家边界，不同的国家依据其要素禀赋汇集不同的价值增值活动而建立起弱连接。

产业(民族)企业竞争力是指在全球价值链中，一国的民族企业参与竞争时表现出来的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且集中体现为该国领导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一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多种租金来源而获得，最终会反映在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两个方面；市场力量反映的是一国企业在与国际竞争对手竞争时所体现出来的竞争力；而领导力量反映的是一国企业在与供应商或购买者协调时所体现出来的竞争力。全球价值链中的行动者创造和获取各种租金赢得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各种回报，如经济租金、控制权、在位权和社会就业等等。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表现为3种形式：在国内市场上同外国进口的产品进行间接竞争，与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直接竞争；通过出口产品同外国的企业进行间接竞争；到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生产销售，在国外市场上与外国企业进行直接竞争(张其仔，2003)。

产业企业竞争力与产业国家竞争力有很强的交互性。企业可以将自己的资源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个和几个环节上，或包括所有的环节而实现垂直整合；也可以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将活动布局在不同的地点以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同过去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不同，本研文将研究的焦点直接对准企业本身，考察不同类型企业的贡献和力量强弱。根据企业与所在国关系可以分为4类，即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投资公司(I)、本国企业(II)、本国企业在外国的投资公司(III)和外国企业。产业国家竞争力的焦点是国家边界以内的企业，即I和II两部分；而产业(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焦点是lI和III两部分。

三、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性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

(一)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二维性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性实际上表明“企业”和“政府”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只不过，在过去是由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同时研究着，且相互很少往来(Griffiths，1998)。

1、战略管理与价值链整合的程度。战略管理理论认为经济协调以及决策制定由价值链整合(以管理层级为特点)完成或者由市场完成(低价值链整合)。其实，早在科斯分析企业的性质时就表明企业内部是管理层级协调，否则就是市场协调；中间组织(比如网络)的出现，将管理层级的概念拓展到了企业之间。钱德勒追溯工业企业产生、发展和成长时就强调价值链整合的重要性。他认为产业成功需要对3个领域进行投资：一是有利于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生产设施；二是产品专有市场、分销系统以及采购系统；三是发展管理者和管理层级来控制前两种投资。价值链整合包括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其特点是企业(能够)运用管理层级有机地协调多个价值增值活动，能够将生产系统与组织能力有机结合。Griffiths(1998)等也认为价值链整合作为一种能力，是企业绩效和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变量；企业竞争力更多地来自其能够产生和利用机会的企业内部组合。价值链整合以管理层级协调为特色，与之相对的是市场协调。市场协调则表现为价值链环节的片段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价值链整合不是价值环节“量”的完整，而是价值链各环节之间高效率的无缝衔接；它既能表示单个企业可以使外部和内部价值活动实现无缝对接，同时能够对这些服务进行控制，并能不断地对其有效性与效率进行评估。显然，配套企业之间的价值链整合(产业链的整合)是单个企业价值链整合的土壤。

2、政治经济与政府影响程度。如前所述，政治经济学则围绕“政府”展开。政治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协调以及决策制定是通过政府参与完成或者由市场完成(低政府参与)。普遍地情况是，政府通过制定协调经济活动的机制来参与产业活动。在不确定环境下，政府的主要角色是通过塑造良好的氛围以帮助产业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DobbinandDowd，1997)。这是一种能够提高本国或本地区产业应对产业变化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能力。Lazonick(1984)在分析台湾、韩国、日本的经济发展时指出，政府对管理市场的举措是东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要素之一，但是这种政策并不能保证持续地成功。当政府能够在主动考虑产业的发展形势基础上，预测产业发展前景，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积极提供相应的产业政策和行为则表明政府对该产业的参与度高。甚至，政府会涉足产业重要团体(尤其是经济团体)的组织和协调活动，参与产业决策制定。

(二)城市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以价值链整合程度和政府影响程度这两个因素为变量，建立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矩阵。根据企业主导程度的强弱和政府影响程度的强弱组合，构建了5种城市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政策驱动模式、龙头带动模式、特色集群模式、创新驱动模式、模仿创新模式。其中，培育和扶植产业发展是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

1、政策驱动模式。政府通过分析产业发展的趋势和区域的基础优势，识别产业发展的机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引导和激励区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政策驱动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的政策拉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其优势在于，对区域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要求相对较低，模式选择面临的进入壁垒较低，在政府相关制度供给高效率的前提下起步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一旦出现政府的决策失误，则可能造成大的损失，形成长远的危机。

2、龙头带动模式。城市的一些地区内往往坐落着一些大型的企业，围绕这些企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服务而形成了大量的产业机会。这种模式往往存在于大型企业的周边地带。这类城区可以充分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发达的市场优势和地区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如果这类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明确定位、与所依托的企业协调发展，则可能会导致后劲不足。

3、创新驱动模式。随着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趋突出。城市的一些城区内聚集着高等院校、研发机构，而这些机构的投资及其科技成果扩散能够在周边地区形成创新驱动的产业群。政府通过优化创新环境、促进创新要素的区域集聚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产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创新驱动型产业发展模式突破了城区资源、资本、区位的制约，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成果驱动区域产业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4、特色集群模式。城市的一些城区在历史的产业布局、历史文化、区位特色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可以借助城区的特色优势，通过深层次、高强度、综合性地科学开发，实现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化发展，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够充分发挥地区特色资源优势，以独特的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的快速发展。其缺点是，如果本地区的特色优势被替代，则会导致产业经济的快速萧条。

5、模仿创新模式。在产业竞争力弱的情况下，跟踪产业先进水平，通过模仿创新维持生存与发展，乃至形成“后发优势”。模仿创新模式的优点是通过模仿创新提升产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投入低、风险小。但是也存在缺点，企业因为过于依赖模仿而丧失了自主创新能力，在面临重大技术变革时会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四、武汉市青山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案例研究

根据其前面总结出的城市经济发展的5种典型模式，本文对武汉市青山区的发展模式进行初步的总结，基本内容如下。

(一)青山区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1、钢铁、石化、造船产业的大型企业云集。钢铁、石化、环保、船舶等主导产业在青山地区产业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优势产业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而且目前的发展态势良好。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规模大、创新能力强，有利于集中力量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从而使相关产品和技术在全国同行业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较强的竞争力。

2、环保技术研发机构成果多、实力强。武汉青山国家环保产业基地示范园区位于青山区东北部，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事业单位达105家，基本形成了以三大科研院所为技术主导，以大中型企业为市场依托，以环保骨干企业为支撑，以城市垃圾处理、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环保产品开发、环保工程建设等领域为特色的环保产业体系。以青山国家高新技术创业中心为主体，包括武汉华创源科技企业孵化器、光大科技楼、青山环保火炬大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个专业服务机构，构成了青山环保产业孵化基地。研发机构的技术支撑和孵化基地的资源和环境支撑，为环保产业在青山区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3、拥有独特的交通、产业等区位优势。“十一五”期间，随着天兴洲长江公铁两用大桥、阳逻长江大桥、罗家港大桥、京广高速客运专线武汉站四大交通工程的建设，青山地区将成为武汉市乃至华中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密集，辐射功能更强，区位格局将发生历史性变化。“桥、站、路”建设为科技引导青山现代服务业兴起，提升地区产业结构带来难得的机遇。这将有利于青山地区进一步改善区位环境，为科技与制造业的开放发展、新型服务业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二)青山区产业发展模式及其内容

依托青山地区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应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实证研究青山区城区产业发展的3种主要模式。

1、以龙头辐射模式理念延伸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城区工业要具有竞争力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色，青山作为制造业基地，发挥其比较优势——大企业优势，根据市场需求，立足现有产业，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延伸上下游产业链。近些年来，依托武钢、武石化的“三废资源”，青山区先后诞生了春笋集团、武钢粉末；台金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固废物再利用的环保企业，成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依托大企业优势，根据“培育大市场、促进大流通、搞好大服务”发展思路，发展研发、物流、仓储、运输、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与武钢、石化等大企业形成良性互动，既服务了大企业，也促进青山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此，首先应不断巩固钢铁、石化产业的支柱地位，并充分利用钢铁、石化企业的集聚和拉动效应，引进更多的相关产业，推进武钢、武汉石化等重点配套项目建设，力争形成产业规模优势和区域经济优势。包括支持武钢把青山本部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冷轧硅钢片生产基地和全国汽车板材生产基地；支持武石化800万吨炼油改造、80万吨乙烯项目建设，打造化工产业基地；支持四六一、四七一厂、青山船厂等企业研发核心技术把握船舶工业快速成长的大好时机，发展船舶及成套设备制造和机械加工业，打造船舶生产出口基地。其次，应鼓励和引导武钢、武石化和青山船厂等龙头企业积极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产学研合作，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促进区域产业技术改造与创新能力的快速提高。再则，应以武钢、武石化和青山船厂为依托，建立生态产业园，在大工业发展上走出一条新路。园区通过共享资源、延长产业链，形成集聚效应；引进关键链接项目，实现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和区域整合，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最后，应大力发展产业的循环经济，构建相互扣合的产业链和开放式的大循环圈，打造共赢共荣的价值链和与环境友好的生态链。延长产业上下游链条，建立和上下游企业的生产链网，开发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新流程，实现生产资源的链式循环，形成不同企业之间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过程中生产所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的原料，达到相互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完成物质的反复循环流动。

2、以创新驱动模式理念发展环保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全国环保产业核心基地的基础优势，以创新驱动模式理念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包括以政策创新做大循环产业项目，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的快速发展，以产业创新构筑循环经济企业集群。

武钢、武汉石化等企业均为资源依赖型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法律规范、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原则。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企业作为构筑循环经济的主体。企业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环境友好、技术跨越相结合的原则，先节约、后开源，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理念改善生产流程，实现最优化生产、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尽可能小的环境污染。要转变观念、开拓思路，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其次要通过创新来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支撑。发展循环经济，企业要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特别要攻克废弃物再利用的技术瓶颈，延长和拓展产品链，将污染物尽可能的在生产企业内转变有市场需求的产品。最后要完善循环经济产品链，追求整体效益最大化。从各个环节变废为宝，形成循环经济的产品链和产品网，用效益较大的产品收益来弥补收益小甚至没有净收益项目，整体上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从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看，各级政府要大力支持，用优惠政策帮助企业降低利用废弃物加工成产品的费用。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

在国际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可以通过生产地的重新配置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出现了“服务外包”这一概念。

服务外包是指作为企业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离岸外包，是跨国公司将其服务职能分开并在地理位置多元化的基础上，或是将某项工作承包给第三方（离岸外包），或是在海外某地设立分支机构从事这项工作（离岸内包），以降低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

一、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

我国服务外包相对于制造业外包起步较晚,与印度等承接服务外包较早的国家比则晚了10年。金融危机给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带来了重新组合的机会，服务外包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2009年，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60247份，同比增长142.6%；协议金额200.1亿美元，同比增长185.6%；执行金额138.4亿美元。

随着中国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政府的进一步推动，未来几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据毕博咨询公司预测，2010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总收入将达262亿美元。其中，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受离岸服务外包带动，仍占更大的份额，约65%；业务流程外包市场增长较快，离岸业务流程外包业务4年间将增长约2.5倍，但由于基数较小，至2010年离岸外包对该产业的带动不大，约占35%左右。国际数据公司预测，中国的大连、上海与北京将成为全球10大外包城市。到2011年，上海有可能挑战印度班加罗尔世界第一外包城市的地位，而大连与北京将进入世界外包城市前5名。毕马威公司的一份“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倾向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服务外包业高速增长,日渐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外包市场。

二、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分析

（一）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服务外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中国政治环境较为稳定，不会出现大的动荡或政策的剧烈变化。其次，宏观经济环境日益改善。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近3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引资政策，国内的立法日益健全和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引资环境。最后，我国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经济建设,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部分设施服务水平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尤其电信通讯、能源、交通方面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良，而且成本低廉。

（二）我国具有促进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巨大市场

从市场主体看，中国具有数目庞大颇具实力的传统国有企业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飞速成长的民营企业,这些都是服务外包的潜在客户。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近450家已在华投资,部分公司在华设立了地区总部。数目庞大、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既是巨大的潜在服务外包买方市场,也是承接服务外包的重要主体。从产业结构看，由于历史因素以及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影响，我国一直注重工业的发展，现已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而大量的外包服务产生于制造企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强大的制造业必将为服务外包业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进一步结合，将引领中国经济向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部分进行拓展,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三）我国具有发展服务外包必需的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人力资源充足，具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在人力资源方面有高素质、低成本的优势。自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应届毕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目前，每年高校毕业生在500万人左右，研究生、普通本专科和成人本专科在校生规模2370万左右。因此，发展服务外包可以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同软件外包第一大国印度相比，中国的人才储备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对充足，且流失率相对较小，人工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从事软件外包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印度同类人员的40%。由此可以看出,离岸服务外包在我国具有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劣势分析

(一)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即从事服务外包高端人才缺乏，综合能力、应用能力较强的软件人才不足，中间技术人才也相对不足，而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低端普通软件人才数量充足。当前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呈现“橄榄球”形状,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存在严重不符；同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印度相比，我国相关工作人员英语水平明显偏低,这对开发欧美市场的英文软件十分不利；此外,由于文化差异，我国相关从业人员对于西方商业理念缺乏了解,并且缺少具备全球战略眼光和领导承接大型软件外包业务能力的管理型和技术型高素质复合人才。

(二)承接高端外包业务能力不强,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弱

目前,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采用传统的承包方式,仍以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为主，主要承接低端外包业务。软件外包企业直接从事离岸外包的业务量并不大,承接外国企业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更显不足。在国际中高端服务外包市场,例如高附加值的软件开发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管理咨询服务、金融理财服务等外包业务的承接上,与世界一些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较好的城市和地区相比,存在着差距。此外，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不强。例如，浙江有为数众多的企业从事服务外包,但大部分企业人数不超过100人,专门从事服务外包人员的数量就更少。企业规模小、经济效益好、服务功能强的企业较少,规模化、集团化程度都还较低；企业员工与客户沟通的能力较弱,很大程度影响了服务外包企业对国际外包业务的承接。

（三）外包企业品牌知名度低

由于同处亚洲，受地缘因素影响，我国软件企业主要面向日本市场,总体上处于低成本竞争阶段,没有形成相应优势；此外，作为软件外包主要市场的欧美国家，对我国软件外包企业缺乏了解；同时，我国企业对于自身能力缺乏认识，很少企业获得承接软件外包所需的高级国际资质认证。总之，我国的服务外包缺乏强有力的品牌，尽管中国各个软件园与所在地政府都为此做了积极的准备，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开展了宣传活动，但未能有效消除国际客户对中国的主要顾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服务离岸外包行业缺乏一个有影响力、能够真正代表国家服务外包行业的行业组织，无法与政府共同制定品牌策略并在国际上针对中国的独特优势定位开展品牌建设活动。

四、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营造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首先，政府在制定规划、完善政策、优化环境、拓展空间、创新体制等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从产业发展方向、资金倾斜、重点扶持、需求引导、市场管理、人才、国际合作政策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协调部门、地区和服务外包企业间的关系。要切实贯彻落实我国政府为发展服务外包提出的“千百十工程”。其次，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对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给予前置审批和工商登记便利,以方便企业按照国际惯例承接外包业务。再次，加大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帮助和引导服务外包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为服务外包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二）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并注重培育动态比较优势

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承接商业服务、营销、旅游等劳动密集型外包业务，同时积极承接软件开发、通讯信息等技术密集型外包业务；另一方面，发挥我国承接日韩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以发展日韩市场为立足点，稳步开拓欧美市场。从政府层面积极推动中日、中韩软件企业继续合作，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日韩服务出口，在此基础上稳步开拓欧美市场。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服务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我们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要加强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应顺应国际外包业务发展趋势，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要加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育、研发和创新,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推动和培育比较优势的持续发展来形成未来的动态竞争优势,并提升传统比较优势,推动传统服务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方向发展。

（三）注重培养服务外包方面的专业人才

从印度成为软件技术强国的经历看,其根本优势是人力资本优势,印度目前拥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it专业人才。针对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人才呈现出的结构性失衡状态，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措施，改变人才培养战略。首先，高等院校在培养相关人才时，要针对软件外包人才的需要,调整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顺应发展服务外包业所需的人才趋势；其次，注重提高相关人员的英语水平和软件制作能力，加大有关的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双语人才、软件出口人才的培养，为开拓欧美市场做好准备；最后，要注重管理者人员的培养，提高其在战略策划、项目管理、组织领导、沟通谈判、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实力，全面提高其综合素质，以便其在更广泛的全球市场上从事服务外包业务。

(四)加强企业自身实力，提升国际接包能力

针对我国服务外包市场上从事外包业务的企业规模小、实力薄弱等问题，我们应加快行业整合速度，培育领头企业，创建部级的服务外包机构。例如，印度的nasscom(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成立于1986年,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是印度it软件及服务行业的商会与软件贸易的主体,它以公司形式组建行业组织并大力发挥了行业协会的作用。我国可以借鉴，制定行规行约，协调行业内部会员之间的关系，实行行业自律，促进有序竞争。其次，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服务供应商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强强联合，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整合彼此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增强企业自身实力，以便增强国际竞争力。再次，可以借助外资力量，通过引入外商直接外资，成立中外合资外包企业。在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经验，掌握国际外包市场的信息和动向。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9

准确把握“内外对接”的实质和基本要求

再创开放新优势,必须准确把握“内外对接”的实质内涵和基本要求,这是理清新时期开放思路、调整开放策略和提升开放水平的关键所在。

实现内外对接是突破传统思维局限,树立与时代特征、区域特点相适应的开放理念的创新之举。长期以来,有些同志对开放的认识还比较片面,简单地认为对外开放就是要面向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在推进开放的部署中,主要是强调政策法规、体制机制、部门设置、人员配备、工作摆布与国外市场、资源的对接、配套和联动。事实上,开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时期开放的内容、形式、重点和目标等并不完全相同。20年前讲“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背景现在已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树立“宁波之外都是外”的开放新理念,既把国外当作“外”,也把国内其他地区当作“外”;既做外贸,也做内贸;既吸引外资,也利用内资;既与国外城市交流,也与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家部委合作;既引进跨国公司,也与国内的大企业大集团(包括央企)合作,形成国内外对接的“内外都可逢源”的一体化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具体来说,“内外对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内外并举,就是要提外拓内,内外市场并重,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产业、贸易的综合竞争力;二是内外融合,就是要通过平台、载体、主体建设,使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在经济体系、产业体系、贸易体系、物流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等方面实现融合对接;三是内外合作,就是要促进涉外部门系统之间、涉外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宁波与国内外城市之间、宁波与中央部委和省级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四是内外统筹,就是要在开放战略、政策、资源、财力和工作力量等方面做到统筹兼顾、协调统一、合理配置、形成合力。

实现内外对接的基本要求,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推进“四个转变”。一是由“境外国外才是外”向“宁波之外都是外”转变。要进一步丰富“外”的内涵,扩大“外”的外延,在立足宁波的基础上,向全省、长三角、中西部、海内外主动打开大门,主动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宁波开放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二是由“单打独斗”向“合作共赢”转变。新时期城市开放需要有良好的合作环境,区域的差异化发展使竞争也能实现共赢,开放合作已经成为开放的重要内容。比如宁波港口的开放和发展离不开腹地城市的支撑,需要做大海铁联运、建好“无水港”;宁波需要在为周边城市、中西部城市提供开放服务中来拓展服务网络、强化服务功能;宁波要提高开放效率、创新开放政策、理顺开放关系、完善开放制度,必须得到国家、省有关部门和兄弟城市的积极支持。这些都说明,我们要创新利益协调和增进机制,加强开放各系统间的有机合作,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开放合作新格局。三是由“经济开放为主”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开放”转变。社会领域开放本身就是投资、贸易开放的新增长点,同时,国际化的人文社会环境也给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因此,扩大开放要由传统的经济领域,逐步向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全方位、宽领域开放转变,形成整体的开放优势。比如扩大社会开放领域,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的国内外交流合作,在开放中利用多种要素为区域发展服务;推进社会保障、人才流动制度的区域对接,实现人才的无障碍流动等,这些都是现阶段开放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四是由“内外分割”向“内外融合”转变。目前我们内外开放的制度设计、职能机构设置、政务服务、管理制度乃至微观主体的业务运作往往是相互割裂的,比如我们的贸易体系内外贸自成系统、缺乏衔接,内贸企业不精于做外贸,外贸企业不精于做内贸,出口外贸、进口内贸的营销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过去有100分的外销优势,现在可能只有60分,必须通过建立内外对接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用40分的内销优势来弥补,再创100分的开放新优势。

再创开放新优势的突破口

再创开放新优势的突破口,是加快构建国内外一体化的现代营销、贸易和物流网络体系,加快市场主体培育、网络体系构建及相关平台载体建设,不断提升服务海内外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组建培育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网络辐射海内外的营销物流集团。重点要做好“分离、联合、引进、提升”等项工作。鼓励已设有国内外营销物流网络的大企业分离设置独立的营销物流公司,向专业化的营销物流龙头企业方向发展;在产业集群内引导联合组建特色产品大型营销物流集团,为中小企业提供国内外营销网络服务;推进宁波企业并购重组或引进国内外营销物流网络资源,如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大型商贸物流集团、第四方物流企业、航运巨头等,快速形成辐射海内外的营销物流优势;提升供销社系统和现有营销贸易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努力形成营销贸易大集团;加快推进传统物流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宁波港集团、宁波海运集团等有实力的本地港口物流企业为基础,以现代物流理念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物流集团。

加快形成内外并举的营销物流网络体系。加大力度鼓励内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到国内外城市设立营销网点、直销基地和销售中心;鼓励本市大型骨干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国内外市场营销网络资源,做大做强具有自主性的营销网络。围绕宁波全国现代物流节点城市建设,促进物流网络上规模上水平,加快实施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的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物流园区、镇海大宗货物海铁物流枢纽中心、宁波国际空港物流园区的开发建设。进一步优化公路、铁路等运输网络系统;坚持“客货并举、货运为主”,加速改变空港“短板”格局,大力开辟国际货运航线,努力打造区域性乃至国际性航空货运枢纽。

加快推进海铁联运,发挥进出口贸易物流的优势。当前要加快推进国际集装箱枢纽建设,在已开通义乌等地“五定班列”的基础上,尽快把衢州、鹰潭、南昌、上饶、武汉、成都、重庆等腹地城市的海铁联运市场培育起来,加快海铁联运网络市场的构建进度,大力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

加快建设一批营销、贸易和物流的平台载体。要继续在国内外重点战略合作城市和腹地城市举办“宁波周”活动,组织企业到国内外城市举办宁波产品专场展会,同时充分发挥好国际贸易会展中心等平台优势,加大力度引进知名展会,形成内外融合的会展平台体系。提升优化大型专业市场功能,继续发展一批电子商务平台,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影响力的实体和网上专业交易市场。搭建与营销体系紧密结合的、具有高水平服务功能的新型物流服务平台,着力推进物流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宁波电子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功能,积极创造条件推动第四方物流网上运输市场建设,推进宁波物流网络体系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标准化建设。

再创开放新优势的基础环节

再创开放新优势必须抓好的一个基础环节,是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于建设产业基地、强化自主创新和健全体制机制,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当前要紧密结合国家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深入实施全市工业创业创新倍增计划和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行动纲要,做强做优装备制造、电子电器、汽车及零部件、石化、高档纺织服装等五大优势产业和新材料、新能源、新光源、软件及服务外包、医疗及保健设备等五大新兴产业,做大做精外贸出口、进口及内贸、运输物流、金融服务、会展、休闲旅游等六大支柱产业和科技与信息、文化创意、中介、高端培训等四大主导产业。同时,要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根据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宁波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要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与市场的对接融合,尤其是宁波的制造业要从面向国外生产转向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生产,通过大力建设内外对接的营销贸易体系,把产业的外向型优势重组为内外对接的新优势。

加快建设一批优势产业基地,提升产业集群化发展水平。建设优势产业基地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抓手,是当前调结构、促转型、提水平的主攻方向。要促进工业园区和块状经济的转型提升,突出抓好核心企业、知名品牌、重大项目、服务平台,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基地。要结合城市功能区块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产业基地,推进服务业内外开放,加大“招商、招展、招机构”力度,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现代服务业机构和高端服务业资源,培育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产业高端、功能互补的服务业产业基地。要强化产业基地发展的基础资源保障和制度保障。

强化自主创新,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当前推动宁波产业创新发展,要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自主品牌三大战略,引导企业向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等高端产业链延伸;加快建设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科技服务业,加强科技孵化器建设和科技投融资平台建设,积极有效地发展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促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要创新产业的发展形态和组织形式。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网络经济、创意经济等新型业态,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促进宁波产业由加工制造走向先进制造,由简单服务走向增值服务;推进临港工业向集群型、循环经济型、高端服务型转变,加快临港大工业与总部经济、研发经济、循环经济等新型业态的有机结合,大力支持临港大工业在研发、营销和总部等环节的延伸;遵循“微笑制造”规律,促使一般加工生产环节的适度向外转移外包,降低制造成本,占据产业链高端。

加快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要着力探索创新大企业大集团引进培育机制,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机制,制造业大中小企业联合配套发展机制,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机制,鼓励优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的激励引导机制等,使产业体系尽可能利用区域内外的资源提升发展素质。在服务业领域,要探索垄断、半垄断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加快医疗、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探索创新政府服务外包机制,壮大服务外包市场,探索培育服务业大企业大集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产业服务机制的内外对接,逐步对内外资企业采取统一的市场准入、公共服务标准。

再创开放新优势的有效路径

再创开放新优势的有效路径,是建立与国内外城市和区域的开放合作体系,要以更宽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强的能力和魄力来有效地解决区域竞合中的问题,建立不同主体和层级的开放合作体系。

进一步提升国际合作水平。要整合各方力量做好“提外”工作,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做到巩固传统市场和拓展新兴市场并举,延伸外贸产业链;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切实把利用外资和城市功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结合起来,加大服务业领域引资力度,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宁波投资设立地区总部、建立跨国采购中心等。拓展国际城市合作领域,提高国际城市合作的水平和实效。我们发展国际友城、学习国际标杆城市,最重要目的还是要加强与这些城市的实质性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力求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国际城市合作更显重要意义,要深入挖掘宁波与国际先进城市在港口、物流、科技、教育、人才、会展、医疗、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机会,积极寻找项目,探索多元化合作方式,通过加强合作来提升宁波的国际化水平。

加强与腹地城市的合作。在合作理念上,要树立有舍有得、求同存异、创新服务的理念,切实强化服务意识。在合作范围上,要以搭建国际化平台、提供开放服务为重点,加强与周边兄弟城市的合作,把与重庆、南昌、武汉、成都等内陆城市合作推向深入,创造条件不断扩大与其他中西部城市和地区的合作。在合作领域和方式上,要在贸易、市场、物流、港口、产业、基础设施、资源等方面挖掘合作潜力,探索服务方式,建设服务平台,完善服务体系,切实把宁波的营销物流体系、无水港体系、海铁联运系统、贸易平台、开放服务等延伸到周边和中西部城市。

有力推进与国家、省有关部门和央企的合作。要加强与商务部、铁道部、交通部、海关、国检等国家重点部委的长期合作关系,积极争取省里各部门支持,积极开展三方合作和多方合作,培育宁波开放体系的联合服务新优势。在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一揽子计划、出台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背景下,抓住央企和大企业进行市场重组、完善项目和产业基地区域布局的机遇,在企业兼并重组、优势产业基地建设、港口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发展等领域加强与央企战略合作,利用央企的资本、规模、市场、人才、技术优势,加快宁波产业结构升级和开放优势提升。

积极主动服务长三角。充分发挥宁波港口和口岸服务优势,强化对长三角城市的开放服务,提升城市战略地位。扩大与长三角城市的服务合作范围,在基础设施、旅游、港口、交通、市场、人才、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大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坚持虚心学习、主动接轨,以对接世博会为重点,争取与上海在产业对接、专题合作上实现新突破。完善与长三角城市的合作机制,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加强与长三角兄弟城市的交流。加快构建宁波都市经济圈,加强与绍兴、嘉兴、舟山、台州等城市的合作,促进优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区域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同时,要以“山海协作”、“港口联盟”、“无水港”建设等为重点,加强与衢州、金华和温州等城市在资源、港口服务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形成城市间紧密联系、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良好格局。

完善港口、口岸的合作服务体系。重点要做好几个“港”的工作:一是加快推进“无水港”建设,完善港口与内陆腹地的联动发展机制,加强与内地政府、口岸单位的合作,建立和完善以“无水港”为节点、宁波港口为枢纽的物流网络;二是加强宁波―舟山港建设,完善宁波―舟山港联合发展机制,共同推进港口一体化进程;三是加快港口联盟建设,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的龙头作用,组建港口联盟,形成重点突出、功能明确、布局合理的浙江港口群;四是加快国际空港建设,建设集航空口岸、货物集散配送、流通加工、保税等功能为一体的开放型国际空港物流园;五是加快“电子港”建设,推进口岸大通关,创新口岸监管模式,推动港口物流和贸易便利化。

为再创开放新优势营造良好的环境

再创开放新优势的强大动力和有效保障,是加快构建内外开放的制度体系、功能体系、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

着力推进内外对接的开放型经济政务服务体制创新。要结合新一轮机构改革,建立健全与内外开放一体化相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开放办、经合办、外经贸、贸易局、物流办、口岸办、会展办等部门形成整体的服务优势,实现职能的衔接和资源的共享。建立部门联动组织协调机制,在事关开放的重要事务中,做到重要规划一起制定,重大政策共同研究,重头工作统筹部署,重点措施配合推进。探索适应海铁联运、无水港运作的高效监管服务模式,包括与相关城市监管部门的合作机制、电子口岸延伸机制。探索宁波与国家有关部委的稳定合作机制,加强与铁道部、国家海关、国检局、商务部的固定联系。强化考核机制,统筹考核标准,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各项任务完成到位。

进一步完善内外开放的空间功能布局。开放战略必须落实到空间布局上,有开放的城市体系来支撑。要加快构筑现代化大都市框架,按照“东扩、北联、中提升、南统筹”的区域发展要求,构建并形成以快速交通体系和均衡公共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富有弹性且结构开放的“网络都市”。要优化市域城镇体系,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推进重点中心镇改革发展并建设成为有较强实力和鲜明特色的卫星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互为促进、综合效应明显的市域城市群。进一步优化余慈区域、杭州湾区域、象山港区域、三门湾区域、四明山区域等的功能定位,积极探索重点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开发体制和运作机制,对其中跨政区的重点区域要创新联合开发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开发进程。加快建设以高速铁路网、公路网、轨道交通网等为重点的市际、市域快速客货专运交通网络,提升软件和运营管理水平,把市域主要大、中、小城市,以及宁波与长三角其他城市有机对接起来,促进市域、市际的资源要素交流,促进现代运输业的升级。同时,要加快建成市域一体、覆盖城乡的供水、供电、供气、公交、生态设施等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网络。

推进对接海内外的开放功能平台建设。开放平台的功能优势是开放优势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否把这些平台率先开发建设好、功能深度利用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否在新一轮开放中取得先发优势,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显而易见。当前要重点推进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的开发开放,加快特殊监管区域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特殊监管区域与宁波城市、产业、港口协调发展的路径,积极推进特殊监管区域间的功能整合,使其向多功能、综合型园区转变,实现特殊监管区域政策、管理制度、监管模式的规范统一,进一步提升能级水平。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大平台建设,以国际商务会展功能为主体,以港口和物流服务功能为依托,以家电电子、汽车配件、文具等优势产业为基础,把宁波建成国际商家在中国的主要采购基地,建设成为对接海内外的国际化服务平台,并加快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建设,使之尽快形成国际门户城市的功能平台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效能。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1篇10

关键词：国际服务外包；中国企业；优势劣势；机遇威胁

中图分类号：17746．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6-0164-02

一、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发展现状

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IT业务和基于rr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国际服务外包按内容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它实质上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实现形式。当前全球服务外包业高速发展，离岸外包发展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从业务结构来看，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正逐渐从最基础的技术层面的外包业务转向高层次的服务流程外包业务，BPO将继续保持高于ITO的增速快速增长。随着业务范围逐渐扩展，发包商逐渐倾向于将ITO和BPO业务捆绑，以满足企业自身技术和业务的需求。从市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亚太和拉美地区，其中，美国服务外包市场较为成熟，约占2／3，亚太地区是承接外包业务最多地区，约占全球业务的45％。

2006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收入总额达118亿美元，其中IT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为75．6亿美元，业务流程外包产业规模达42．7亿美元。中国企业所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收入约占整体产业的12．2％，所占比重较小。最近两年来，依托20个中国外包服务示范城市、3个中国外包服务示范区和1个中国外包服务示范基地的发展，凭借着宏观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劳动力成本等各方面的优势，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综合竞争力得到了提高，为中国的服务外包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竞争的意识增强、能力提高。从国际服务外包的经营主体看，一批出口企业通过兼并扩张，积极走规模化、国际化道路，为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竞争打下了牢固基础。2007年，中国从事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企业已达826家，从业人员超过8万人。其中，一些服务外包龙头企业己经取得不菲的出口业绩。根据易观国际的《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数据监测》显示，软件离岸外包市场2007年第一季度达到3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9％，环比增长5．56％。从外包服务商竞争格局来看，东软、海辉软件、中软国际三家软件公司在国内服务商占据前三位。前十名软件离岸外包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为38％，比上一季度上升了17．3％，市场集中度正在上升。

2．国际服务外包的人力资源丰富，素质日见提高。从国际服务外包的专业人才队伍看，中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企业可以获得大量的专门人才储备，为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过去五年来，中国普通高校共为社会输送了1738万名毕业生。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比2007年增加64万。其中，现代服务产业的各种专业大学生约150万。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3．各级政府对开发国际服务外包市场高度重视。近两年，中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各级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2007年，商务部与财政部、科技部、劳动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政府部门协调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将从事ITO和BPO的企业认定为技术先进型现代服务企业，并在苏州工业园区进行试点，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服务外包。

(二)劣势分析

1．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起步较晚，尚没形成集聚效应。服务外包早已成为国际服务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但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方面，中国企业的步伐显得有些缓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采用传统的承包方式，中高端市场份额较低。例如，在高附加值的rr领域，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与印度、菲律宾等国存在差距较大。先期进入这个市场的印度在软件外包市场中占有了80％的份额，已跻身于世界软件大国的行列。二是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没有形成集聚效应。

2．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大量懂外语的专业复合型人才。国际服务外包对外语尤其是英语水平的要求很高。由于缺少英语的生活环境以及理论内容教育过重，中国企业获得的专门人才，要么是外语比较熟练，要么是专业知识比较熟练，而既懂外语又熟练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导致企业在参与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竞争中处于劣势。与印度相比，印度每年可以向社会输送大量英语能力较强大学毕业生。

3．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竞争中，尚未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中，中国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尚未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从微观层面讲，中国企业经营能力较弱、信息技术开发水平不高，人员素质与国际市场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很难动摇印度企业服务外包离岸采购中心的主导地位。

(三)机遇分析

1．国际服务外包快速发展，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市场机遇。进入21世纪后，随着服务外包价值链的延伸，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为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服务外包市场不断扩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外包市场将以30％～40％的速度递增。中国企业应抓住机遇，扩大服务外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市场业务范围不断拓宽，涉及的高端产品也越来越多，有利于企业发挥后发优势，占据国际服务外包价值链中的高端位置。

2．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为企业带来技术升级的机遇。从近几年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对承接企业的服务技术要求不断提升，加快了世界范围的技术转移，推动了全球服务外包结构的优化调整。发包方为了使承接方企业更好地满足自己的要求，有必要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

3．中国外贸结构面临调整，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但对外贸易结构并不理想，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明显滞后，而且长期呈现逆差状态。2007年，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10．4％，明显低于19．5％世界平均水平。

(四)威胁分析

1．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随着各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积极性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是参与竞争

的主体增加。二是竞争的强度加大。很多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抢占国际服务外包市场。

2．金融风暴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拓市场的难度加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严重冲击着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外包市场，美国服务外包市场需求严重缩水，导致开拓美国市场的难度加大。此外，最近几年美国保护主义高涨，承包国争夺订单的竞争更加激烈Ⅲ。目前，由于外包导致美国大规模的高科技工作岗位迁移，引起美国劳工组织和工会的抵制。

3．比较优势陷阱很难避免。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中的“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承接处在价值链低端的外包业务，在与处在价值链高端的国家贸易中，虽然能够短期获利，但长期会被锁定在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一般是产业链的最底层H。

三、中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转移对策

第一，充分利用成本竞争优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较低的工资水平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全球竞争性价格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长的工资水平可能削弱成本优势。因此，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应该抓住眼前机遇，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国际服务外包市场。

第二，重视适应国际服务外包要求、熟练外语的实用型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加强对企业外包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服务外包职业技术学院，注重外语和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使企业人才素质与国际接轨。

第三，积极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打造外包企业强势品牌，提高在服务外包价值链中的地位，避免“比较优势陷阱”。企业要建立研发机构，密切关注国际服务外包形势，自主开发符合国际市场的新技术、新产品，或者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合作，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产品，提高企业在服务外包价值链中的地位。第四，利用国家政策的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利用“千百十工程”，落脚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示范区，在国家税收、土地、投资等优惠政策支持下，获取集聚效应，提高产业竞争能力。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11

【关键词】服务外包；人才资源结构；研发外包

一、服务外包的内涵与外延

（一）服务外包的概念

服务外包，是指作为企业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服务外包按业务内容划分，可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0）和业务流程外包（BPO）。ITO是指服务外包发包方将企业内部的部分信息技术流程以合约的方式，规定接包企业需要在一定的服务水平上管理并提供发包方需要的服务。BPO是指服务外包接包方按照双方签订的服务外包协议即合同协议得规定将发包方企业委托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流程进行运营、管理及维护[1]。

（二）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

关于服务外包的主要国家有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全球外包支出中，美国占了约2/3。欧盟和日本占近1/3，其他国家所占比例较小。亚洲是承接外包业务最多的地区，约占全球外包业务45%[2]。印度是亚洲的外包中心，墨西哥是北美的外包中心，东欧是欧洲的外包中心。近年来，中国、俄罗斯等正在努力成为承接外包较多的国家。

近几年，国际服务外包主要呈现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首先，计算机和IT外包是国际服务外包集中领域。据估计，目前全球有80%的跨国企业都使用信息技术外包，2008年，在7280亿美元的全球IT服务市场上，通过国际外包实现IT服务投资的比例占到7%左右，相当于500亿美元[3]。

其次，金融外包渐呈市场主流之势。在所有行业中，金融业的外包规模仅排在制造业之后，范围覆盖了银行、保险、证券、投资等各类金融机构，主要发包市场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据预测，在未来5年里，美国金融业价值3560亿美元、占整个行业成本15%的业务将被离岸外包，成为国际外包市场的主流[4]。

最后，研发外包比例不断增加。2007年，生物制药公司的新药研发（R&D）费用合计约为600亿美元，其中25%约150亿美元采取外包服务形式，而在1998年这一市场仅仅42亿美元，10年来增长320%，近几年增长率高达19%～20%，远高于R&D的增长速度，预计在未来5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将达到33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5]。

二、西安服务外包发展的现状

（一）西安发展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

西安在2006年被授予全国首批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后，西安市委、市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实施意见》、《加快发展软件产业的意见》和《关于把西安高新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为西安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使西安服务外包产业的空间迅速扩大，产业环境大幅提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业企业纷纷进驻西安，集群效应日益凸现。据统计，西安现有来自欧美、日本等大批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近600家，从业人员近5万人。从事离岸服务外包的企业数共计400多家，从业人员3万余人，服务外包产业仅2008年就吸纳了1万1000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西安正在成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中心城市[6]。

首先，科技实力雄厚。西安的科研实力突出，部级重点实验室、部级产业基地的数量名列全国前茅。2008年2月，西安跻身国家6大高技术产业基地，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此外，2008年上半年，又有国家民用航天基地、四个部级工程应用研究中心落户西安。西安强大的科技实力，使西安在服务贸易的发展与竞争上更胜一筹。

第二，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西安拥有100多所高等院校，作为西部的教育中心，教育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三位，在校大学生80多万人。全市有电子信息类科技人员25万，软件人才拥有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仅次于北京、上海，在我国西部位居第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预示着西安的高素质人才储备是充足的，为现代服务贸易外包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西安成为全国优秀的服务外包基地储备了优秀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三，低成本优势明显。西安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商务成本和劳动力价格在全国都比较低廉。2006年中国直辖市、省会城市人均工资排名表中，西安以1185元排在第27名，仅为上海的48%、北京的52%。2007年，西安平均工资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5129元）也远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平均工资水平[7]。低成本的优势对西安发展服务外包提供优势，更多的服务贸易商渐渐将目光转向西安这个内陆低成本优势的发展沃土。

（二）西安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

1.缺乏完善配套的政策扶持

服务外包的发展涉及到宽领域、多部门，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进行产业支持。从外包企业的工商登记政策、人才政策到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需要有一整套的优惠政策对服务外包进行扶持。虽然西安制定了一些支持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还缺乏完善配套，往往仅涉及某一领域。

2.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

人力资源是我市服务外包的优势，但同时也是劣势。西安虽然拥有多所高校，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拥有低人力成本的优势，但人才结构并不合理。目前软件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呈金字塔形结构，而西安现有软件人才结构则呈“橄榄型”，位于产业上层的具有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和管理能力的高端人才严重短缺，属于产业基础的软件蓝领比较少，而处于金字塔中层的系统工程师相对过剩。许多从业人员不适合服务外包的要求，大中专毕业生的外语能力和基本商务技能普遍较低。

3.市场不够规范

我市服务外包市场还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如外包服务质量的监控不到位、服务外包合同不规范、履行合同不严格，缺乏行业标准以及市场不正当竞争等现象仍较多。

三、西安服务外包长期发展的战略对策

（一）政府支持，引导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政府对于发展产业需要做的是提供企业需要的资源，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要在企业无法达到的领域发挥作用。针对西安在服务外包市场不规范、相关配套设施不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应该大力制定相应措施，建设一个适合服务外包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一是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扶持优势产业，避免产业在外力冲击下功亏一篑。二是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从文化、影视等各个方面加强交流，建设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三是要重视中小企业成长，不能一味作大作强，同时要充分发挥财政效应，选择一批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创新意识强的中小企业，有效引导企业作强作大。

（二）充分发挥西安区域优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对于西安这样一个不沿海、不沿江、却具有良好人才基础、优越信息基础设施的城市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要不断加快国际产业向西安转移，不断实现城市价值和全球服务外包商业价值的对接，加强西安服务外包产业接包能力。同时，针对重点发展领域的企业有的放矢招商，强化区域特色和优势。重点引进一批上规模，有影响力，能带动大量就业，发展前景广阔的大企业和大项目，并以此带动一批上下游企业规模化集聚，向产业集群的方向发展，使西安成为中国的服务外包之都。

（三）实现资源共享，培育承接外包的优势行业

1.承接研发外包，提升产业链地位

承接研发外包是进入价值链高端的绝好机会。现在，飞机、汽车、通信设备、计算机集成系统、新药等研发过程都需要借助于外部力量来完成，而陕西在某些领域的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陕西在产业链高端研发外包方面大有可为，例如航空、航天方面的合作，汽车设计、医药研发等。如今，国际一些知名企业诸如甲骨文、艾默生、美国互芯、德国英飞凌、加拿大北电以及中国的上海宝信、神州数码、华为、中兴等都在西安设立了研发中心。因此，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继续扩大在这一方面的优势，使研发成为西安提升产业链地位的最佳突破口。

2.迎合企业需求，促进人力资源外包

根据企业对人力资源派遣的需求，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之一，据业内人士保守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本土人力资源外包市场，年增长率至少在20%以上。西安人力资源供给除了来自本省以外，还可以吸引来自甘肃、河南、山西、宁夏及内蒙古等相邻省区的人才，因此发展人力资源外包条件非常独特。

3.整合教育资源，发展培训外包

新劳动法会提高企业的教育培训投资，意味着培训外包市场的快速增长，使培训外包成为朝阳产业。西安低廉的培训成本、充足的人员储备和师资力量以及灵活的民办教育体制，都使陕西在服务外包培训方面具有卓越的优势。

4.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资源优势的转变

西安是我国文化产业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其中最具优势的就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融合的文化旅游，使西安的文化产业实现了从资源优势到产业优势的转变。对西部中心城市来说，现在是西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找准扶持优势产业、不断提高交付能力才能增强服务外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发展服务外包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因地制宜，集聚优势、规避劣势，才能制定出适合本地、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侯志强.基于“钻石模型”的西安服务外包竞争力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5):14.

[2]张华英.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与策略[J].当代经济,2010(2):68.

[3]吴洁.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7(5).

[4]王怡.金融后台业务服务外包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现代经济,2008(3).

[5]黄庆波,史云霞.跨国公司研发外包趋势与中国企业的选择[J].经济导刊,2008(5).

[6]韩利凯.国际金融危机对西安服务外包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9(7).

家政服务的优势范文篇12

【关键词】河南省；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0引言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日渐深入的推动下，服务外包已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关键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国际经济竞争的热点领域。软件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外包产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具备知识密集型、低能耗绿色环保、产业附加值高等为特点，具有传统的制造业外包无可比拟的明显优势。近几年，软件服务外包正在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许多省份和城市都把软件服务外包这一“绿色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全国共有21个城市获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部六省省会中武汉、长沙、合肥和南昌四城市榜上有名，这大大制约了河南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从侧面上也反映出河南省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实情。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河南发展信息服务、创意设计、会展、服务外包、科技服务、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申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河南省政府于2010年10月、2011年6月分别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将郑州市、洛阳市认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请示，以促进河南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

1河南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

从2007年河南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以来，河南省和郑州、洛阳等市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意见、办法等，河南省人民政府《2013年河南省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行动方案》中明确“制定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意见和政策措施。推动郑州、洛阳申建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设立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享受国家服务外包相关政策，省外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实验区符合条件的国际服务外包项目。加快推动郑州高新区国际外包产业园、河南外包产业园、洛阳软件园等园区发展。”

目前河南省将郑州、洛阳、焦作、商丘列为省级国际服务外包基地，并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扶持，目前三市拥有服务外包企业近300家，从业人员达1万多人，外包服务及相关企业年销售收入超百亿元，服务外包产业已初具规模。预计到2018年，全省服务外包产业年产值将超过400亿元、企业超过2000家、从业人员20万。

2河南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优势和问题

2.1河南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优势

第一，基础平台建设方面，河南省已有众多为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载体的园区，比如河南外包产业园、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惠济区、洛阳高新开发区等；同时河南省已具备一批承接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截至2013年年底，仅郑州市共有服务外包企业130家，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实现就业两万人以上。

第二，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河南拥有120所普通高校，47所本科院校，2所全国排名前100的综合大学，2013年，河南省大学毕业生共有50万名。特别是近年来，河南省为大力促进软件人才的培养成立了数量众多的软件学院，为我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保障。

第三，地理位置区位优势。河南地处中国中部，2小时内可到达国内大部分主要城市。特别是2011年9月，建设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这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国家战略高度的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展，为我省服务外包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第四，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成本优势，河南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水平对比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低20%～25%；办公楼宇租金对比北京、上海低70%以上，比国内其他主要城市如广州、深圳、杭州等低50%以上。

2.2河南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河南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起步较晚，在竞争力、软件外包层次、人才结构、政策措施力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制约。

第一，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竞争优势不强。目前，河南省内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特别是软件销售额达亿元以上规模的软件企业较少，相当一部分是规模较小“作坊式”小公司，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经济实力较差，抗风险能力较低，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软件集团较少，尚不具备与国外大型企业抗衡的实力和能力。其次，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分散，无法形成相互支持和资源共享，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差。

第二，软件服务外包层次不高。目前河南省的软件服务外包业务仍以基本的编码实现业务为主。以动漫企业为例，其外包模式都是发包方负责创意设计、接包方完成动画展示，河南外包业务的层次明显处于低端。而目前世界软件发包市场业务已经进入以整体大型服务外包为主的阶段，接包方通常必须具有很强的业务流程咨询能力和软件系统创新能力。

第三，软件外包人才相对缺乏，人才发展环境有待改善。河南省虽然具有丰富低廉的软件人才优势，服务外包业对人力资源有其特定的要求，河南省缺乏既具有较高水平的计算机能力，又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的人才，特别是熟悉外包业务流程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匮乏；另外河南省人才发展环境有待改善。与先进城市相比，河南省软件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收入偏低，软件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也限制了从业人员的发展空间，这既制约了人才引进，又导致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第四，政策支持体系有待加强。目前我省除了郑州和洛阳外，其他城市缺乏推进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数城市未成立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专门机构。郑州和洛阳两市至今未能进入国家服务外包产业示范城市名单，享受不到国家层面对服务外包的政策支持和宣传推介，尽管郑州市制定了优惠政策，加强市级财政支持力度，但与国内比较发达地区相比总体上仍处于不利地位。

3总结

软件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外包产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我省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分析来看，我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呈现出蓬勃的发展之势，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自身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破解制约我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瓶颈，以促进河南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

【参考文献】

[1]洪志鹤.河南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5（5）：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