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法律法规范文

当民法学者总将目光聚焦于《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之上时，有三部伟大的民法典却在拉丁美洲熠熠生辉。这就是(1)1846年--1855年由安德雷斯·贝略起草的《智利民法典》;(2)1863年--1869年由萨斯菲尔德起草的《阿根廷民法典》;(3)1856年--1865年由弗雷塔斯起草的《巴西民法典草案》。这三部民法典成为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起草民法典的范本。[1]虽然二战后确立了一系列人权公约的基本原则，但不可否认二战前的拉丁美洲女性法律地位十分低下，夫权当道、父权中心。在诸多原因中，本文仅以法律渊源为视角，具体展现二战前拉丁美洲民法典中的女性世界。

一、拉美独立后民法典的立法渊源

(一)罗马法

拉丁美洲最早的法学教育就是从罗马法和教会法开始的，拉丁美洲的法学家几乎都是罗马法学家。其后罗马法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罗马法于1505年曾被禁用，但自卡斯蒂利亚议会的1713年法规后，又再次被认可效力。[2]

巴西的《弗雷塔斯民法典草案》中各条文的注释，广泛引用《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2002年新《巴西民法典》仍保留了罗马法的部分法律规则。萨斯菲尔德在《阿根廷民法典》的注释中广泛援引《学说汇纂》、《法学阶梯》、《罗马法教程》等。智利民法典也遵循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结构。[3]综上可见，拉丁美洲民法典将罗马法视为共同的法律渊源。

在罗马法上，女性的行为能力受到歧视和限制。市民法规定，除守贞修道的女性外，已是成年的女性只有限制行为能力。[4]女性在未适婚时受一种监护，适婚后受另一种监护，所以这排斥了家母和家女担任监护人的可能，只允许男性充当监护人角色。[5]

夫妻关系方面，罗马法上的有夫权婚姻，是男女双方按市民法的规定所发生的婚姻方式。结婚后，妇女没有财产权，其身份和姓氏也都依丈夫而定。[6]

亲子关系方面，罗马法中的家父权为父亲独享，完全不同于现代的亲权是由父母亲分享。父系社会的原则即为依据父亲来定家父权的对象，由此家父的女儿所生的子女，其家父权归女婿。[7]早期，女性也没有收养能力，无论是自权人收养还是普通收养，都是如此。

罗马法中这种男女权利不平等的制度，对后世法律，如对法国民法典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民事法律——以《七章律》为代表

法令阿方索十世于1265年完成的《七章律》在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影响深远。它是伊比利亚法律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件之一，尤以家庭法见长。

第3编有32章543个条文，其中的如下规定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低下的地位。“女性从事男性的职业或者公开的与男性交易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有美好名誉的女性不会被私自传召出庭。法官如果想知晓事实，他只能去妇女的家中或者派遣抄写员去她家并记录下她所说的话。”[8]可见，女性被剥夺了参与社会工作的权利，而类似出庭作证这种民事权利也受到限制。

第4编有27章256个条文，主要内容类似于现在的婚姻法和亲属法。[9]《七章律》认为“女方赠与求婚者东西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因为女性被认为是贪婪的。”阿方索十世在总结社会现存阶级时也谈到，“男性在很多方面和很多事情上都优于女性。”[10]

第1章第10条规定，父亲不能强迫男女双方结婚，但他有权责备他们以获得允许。然而，如果父亲希望女儿嫁的男人非常令人满意，女儿嫁给他也能过的很好，尽管父亲不能强迫女儿，但父亲可以剥夺女儿的继承权，因为女儿对父亲的好意没有心存感激，还使父亲因为她的抗拒伤心。

第11章第7条规定，结婚产生的赠与物和嫁妆，应由丈夫控制、保管、管理。尽管夫妻都可占有对方赠与的物品，但是丈夫应以支持他自己、妻子、整个家庭和维持、捍卫、保护婚姻忠诚良好地运行为目的，控制上述所有物品，并有权获得上述物品产生的收益。但只要婚姻持续，丈夫就无权出售、处理和浪费他们互相赠与的物品，除非这个物品被估价。

第11章第17条规定，妻子不属于嫁妆部分的独立财产，拉丁语叫做paraphernalia(随身物品)。妻子若将随身用品交给丈夫，则只要婚姻持续，丈夫便可以像嫁妆一样控制、保管这些物品。所有的随身物品有和嫁妆一样的特权，丈夫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妻子负责。[11]

第17章规定了父亲对子女享有的权力，说明《七章律》也认同丈夫享有优于母亲的夫权。第1条提出“patriapotesta”的概念，这为拉丁语，即是父权的意思。这个权利由贤者和长官制定的法律规制，得到皇帝的准许，并可对父亲的子女、孙子女等直系卑亲属实施。第5条规定，子女在父亲财产的基础上再赚得的财产属于给予他们这个财产的父亲，拉丁语称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财产为profectitiumpeculium。第8条赋予父亲当没钱购买食物时可以出卖或抵押子女的权力，但母亲并不享有。[12]

《七章律》中的这些法条充分体现了婚姻制度和亲子制度中的家长权。

(三)法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自身受到罗马法的深入影响，所以拉丁美洲国家对《法国民法典》的概念、结构都非常熟悉，不需要放弃沿用已久的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事法律制度，便可与之很好的融合。

在法国，早期的萨利法兰克人就不允许妇女拥有继承财产的权利。[13]

夫妻关系方面，《法国民法典》确认了旧的习惯法法律传统，宣告“妻子有顺从丈夫的义务”(参见第213条)以及已婚妇女在没有丈夫参与或者未经丈夫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无能力完成任何(法律)行为。大革命时期主张夫妻平等的潮流已经荡然无存。[14]总体而言，夫妻关系中，妻仍处在受“保护”和“顺从”的地位。在财产权方面，“丈夫是共同财产的主人，可自行管理、处分财产，而不必通知妻子。”(第1421条)。在离婚自由方面，丈夫“得以妻通奸为理由，诉请离婚。”(第229条)，但是妻子只“得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实行姘度的理由，诉请离婚。”(第230条)可见，妻子诉请离婚的条件相较丈夫苛刻的多。亲子关系方面，家父可单独对子女行使权威。[15]《法国民法典》中亲属法的制度模式为亲权与监护权并行。对有父母的未成年人以亲权制度来保护，但“父母婚姻关系存续中，亲权由父单独行使之。”(第373条)。“父亲死亡的，由母亲行使监护权”(第286条)。但这里需要注意，母亲享有的仅仅是监护权而非父亲享有的亲权，同时还需设立监护辅助人。可见，亲权是父亲的一项特权。“父母离婚的，由父亲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及监护权。”(第287条)。

由上可见，在有关妇女的问题上，《法国民法典》完全否定了大革命时期业已得到承认的妇女权利。这着实是一部法律妥协之作。

(四)习惯法

古代印加文明时期，因为存在统治阶级，民事习惯法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已经产生。据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观点，欧洲人到达之前就存在于美洲大陆上的诸民族的习惯中，不与基督教的原则相冲突的部分可继续使用。[16]所以，拉丁美洲印第安时期的民事习惯法也可以作为渊源之一。

玛雅歧视女性传统根深蒂固。玛雅贵族的继承秉承长子继父、兄弟共荣、兄终弟及、叔侄同政的传统，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由父亲传承给长子。[17]离婚的妇女也是奴隶的来源之一。[18]男尊女卑，妇女不得进入寺庙，不得参与宗教仪式。[19]

阿兹特克妇女可以拥有财产，但行使这些财产权时要受长兄的监护。[20]强奸或者买卖新娘也会导致婚姻。婚姻可以有条件限制，当婚姻持续至夫妇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母亲可以选择分离或者无限地延长她的已婚身份。但此时丈夫仍能拒绝妻子的选择。阿兹特克实行一夫多妻制。允许离婚，妻子不育，妇女不孕、脾气不好或疏于家事，丈夫均可休妻;寡妇的再婚对象只限于丈夫的兄弟或丈夫同姓族人。阿兹特克父辈死亡或残废，土地可由长子或其他充任户主的人继承，[21]女性则没有继承权。

二、独立后女性法律地位在拉美民法典中的体现

二次世界大战前，拉丁美洲各国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充斥着男女不平等的落后规定。

(一)智利民法典

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草案，虽然安德雷斯·贝略声称已经在“很多方面提高了妇女地位”，赋予了妇女在结婚时和离婚时的新财产权。然而，他也承认提案仍然保留了丈夫的婚姻权威和管理特权。也承认法典给予了母亲和父亲不同的待遇。草案规定离婚后的女方负责照顾5岁以下的子女和所有年龄的女儿，而父亲照顾15岁以上的儿子。

简而言之，1855年《智利民法典》的家庭法篇是以下述观念为基础的：婚姻不得解除;已婚妇女在法律上相对无行为能力;丈夫作为婚姻财产的唯一管理人;专属的和强有力的亲权;以及对合法世系的强烈偏袒。[22]

(二)巴西民法典

1916年《巴西民法典》在夫妻关系方面规定，丈夫是夫妻合伙的首脑(第233条)，妻要采用夫姓(第240条)。[23]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的个人财产由丈夫管理。选择及搬迁家庭居所的权利归丈夫所有。妻子的职业也由丈夫决定。亲子关系方面规定，未满21岁的未成年人的婚姻需要父母双方的同意，但当父母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则以父亲的意志为优先。当妻子再婚，法官可以剥夺其对孩子的亲权;为子女选择监护人的权利归丈夫所有。[24]

(三)其他民法典

女性歧视的例子还公然充斥于《伊比利亚美洲法典》，如如果共同财产的来源不清楚或有证据证明是存疑的。《多米尼加法典》则赋予丈夫权力管理家庭财产，《阿根廷法典》也授权于丈夫同样的权利。《乌拉圭民法典》要求妻子，而不是丈夫，在离婚或配偶死亡后的301天内，不能再次结婚。《萨尔瓦多民法典》第145条规定，妻子只要通奸，即构成离婚的条件，但是丈夫不忠诚的行为必须成为尽人皆知的丑闻，才能被裁决离婚。

三、结语

历史不能割裂来看，拉美民法典的制定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倚靠历史久远的共同法律渊源作为基础。因为拉美是拉丁语系，可融会贯通的语言，导致国家间的法律借鉴不存在障碍。再加上政治也相似，直到宣布独立时一直在相同的制度下生活。[25]所以相同的语言与历史背景，导致拉美民法典本质的一致性。

纵观拉丁美洲民法典立法，体现女性地位的法条主要分布在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继承编。法条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1)女性的行为能力，有时会具体到是否有能力签订合同或履约，这也可作为判断监护能力的依据;(2)首次结婚和再次结婚是否自由，双方是否均可选择心仪的伴侣，而不只是单向选择，且是否有时间间隔的限制;(3)夫妻婚姻关系中是否平等，并延伸出一些附带权利，如妻子的姓名权、子女的姓名权、住所选择权、妻子的贞操权等;(4)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管理问题，夫妻是否享有同等的用益、管理、处分权，丈夫处分时是否需要妻子的同意;(5)双方是否均可自由离婚;(6)亲子关系中，父母在子女面前是否平等，是否都享有监护权，而这往往体现于同意未成年子女的婚姻;(7)是否有权继承财产，以及继承顺位和份额问题。

一言以蔽之，核心无外乎就是家长权，分为婚姻关系中的夫权和亲子关系的父权。拉美各国民法典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否定回答，造成了二战前女性窘迫的法律地位。

独生子女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人身权在法学界已达共识，但究竟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则争议较大[2]61。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而作为应有权利的生育权，也属于一项自由权，它体现在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来自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即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夫妻关系中，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生育，是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人格独立的体现。

其次，生育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行动权。特别是社会性文化的演化使得男女双方对于生育都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再仅限于婚姻之内才能行使。英国历史法学派的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了人类身份权向人格权大量地转移，生育权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生育权应属于人格权。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和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权利。

三、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

我国目前的法律未禁止死刑犯及妻子的生育权，况且2001年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所以，死刑犯在具有公民身份期间享有生育权。本人也认为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3]74。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相关条文，但是他们不拥有生育的权利能力。由于死刑犯是未决犯，被羁押于看守所内，按照看守所条例，对未决犯实行高度的人身控制。受到24小时的看守，会客和探视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生育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下，死刑犯不能像成年的自然人一样享有生育的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要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独生子女法律法规范文篇3

“全面二孩”政策公布了，是否马上可以合法生育二孩了呢？

问：我老婆已经怀孕8个月了，本来属于“超生”范围按照国家规定是要被罚款的，但现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第二个宝宝出生就是合法的了？

答：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但是，人口政策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走法定程序，除经全国人大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外，还需各地履行实施方案报批、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等环节，才能使全面二孩最终落地，比照“单独二孩”从决策披露到最终各地落地实施时间（自2013年11月明确至2014年7月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完成地方法规的修订，相隔9个月左右），合法生育二孩最快也要等相当一段时间。简单来说，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行之时，才是“全面二孩”正式实施之日，才意味着可以合法生育二孩;如果生育二孩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前，很可能就会因抢生不合规而受到相应的处罚。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如果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能否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优待？

问：现在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了，而我和我爱人觉得还是一个孩子比较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还能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优待吗？

答：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如果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能否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优待，目前法律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据国家卫计委介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提倡按政策生育，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之前已经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继续按规定的条件、标准、年限，享受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已经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要求再生育的，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此前享受的不退还。

二孩的财产权利如何保护？

问：二孩政策放开了，我和我老婆计划再要一个孩子，因为之前我和我老婆把我们的几处住房都落户在了第一个孩子名下，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再要一个孩子，落户在第一个孩子名下的财产如何处理啊？我们该怎样保护我们第二个孩子的财产权利？

答：如果你们的房屋在第一个孩子名下，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属于第一个孩子的个人财产。如果他已满18周岁，那他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的权利。如果未满18周岁或属于无民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由你们作为他的法定人进行管理，但不得损害被人利益。对于二孩财产权利的保护，其一，可以为二孩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及定期寿险;其二，购买房产或重要资产时，如果子女未出资，可将产权登记在父母名下，以保证两个孩子可以平等继承;其三，必要时，可以提早制定遗嘱并安排遗嘱执行人。

第二个孩子随谁姓？

问：我是独生子女，我老公姊妹3个，我们现在已有一个3岁的儿子，随我老公姓，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了，我们想再要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想让第二个孩子随我姓，请问可以吗？

答：可以的。虽然我国的传统是孩子随父姓，但是国内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孩子该随父姓还是母姓，《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是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所以孩子无论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都是合法的。

第一胎是双胞胎，还可以要第二胎吗

问：我和我爱人结婚5年了，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只是我爱人比较传统一心想要个儿子，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吗？

答：“全面二孩”和“全面二胎”不是一个概念，“全面二孩”是指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全面二胎”是指可以生育两胎。我国放开的是全面二孩政策，而你和你爱人虽然只生育了一胎，但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所以你和你爱人不能再生一个孩子了。

生育二孩产假能休多久？

问：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考虑到孩子长大后会比较孤单，我想再要一个孩子，只是我现在还在工作，所以想问一下，我生育第二个孩子可以休多长时间的产假？

答：孕妇产假主要由基础性产假和奖励性产假两部分组成。基础性产假为国务院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明确的“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奖励性产假包括晚育和独生子女增加的产假。因为不少地区将晚育范围确定为已婚妇女23岁（或24岁）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因此生育二孩不属于晚育范畴，相应晚育奖励的产假将无法享受，加上二孩不属于独生子女，相应增加的产假也无法享受，一般二孩产假就只有国务院相关规定中明确的98天。至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及独生子女不再奖励对于二孩产假的影响，还需等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在此之前都得按现有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