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1

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就立足于现实，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以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科学地预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从而为我们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宝藏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一）为我们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提供方法论依据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普遍发展而引起的。正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工业革命及其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使各国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从而使整个世界的生产和消费连为一体。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虽然世界历史的形成就其直接表现来说是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但是资产阶级之所以拼命开拓世界市场主要是由于资本的无限增值和扩张的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性是对剩余价值————货币的追逐，因而在资本的概念中，已经包含着对市场的开拓，“到各地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从而，“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因此，创造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世界历史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从生产力角度来讲，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进程。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全球化就可能被甩出世界历史文明发展的轨道。“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质上就是要我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它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积极的实在的回应。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我国的发言权，也才有可能谈得上赶超发达国家。

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讲，经济全球化既然是由资本的运动引起的，那么，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是机遇，更大的其实是挑战，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条件和机遇的同时，还必须警惕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二）为我们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供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从本质上说，是资本的无限增值和扩张本性的外在表现。另外，马克思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结构及其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世界历史的未来并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发展观对我们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现时代来看，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结果来看，必然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实现。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从目前来看，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从最终趋势来看，却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此，我们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树立信心，积极推动全球化向更公正、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并可能逐步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使其向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把西方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变成融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

二、对当代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的启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工具。通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利弊相间的“双刃剑”，意味着机遇和挑战并存。因此，我们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和观察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把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同时还要采取措施，合理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一）把握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资金和市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如市场的扩大使比较优势拥有更多的实现机会，要素的流入使闲置资源得以利用，直接投资有利于加速发展中国家先进产业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准备了条件。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和掠夺本性。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进一步积累和加深，并且扩展到全球范围。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的扩张达到地域上的极限，今后缓解矛盾、延长寿命的手段将越来越少，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会越来越多。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客观条件。

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利用国外的资金和资源，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通过世界市场吸取和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促进自身发展和构筑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物质基础。

（二）应对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挑战

虽然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但是不能否认，全球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斗争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也带来了许多“全球问题”，如南北经济差距问题、东西方关系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文化发展与人的问题等等。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全球化带来发展的不平衡性。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进程仍然还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资产阶级总是利用这种主导地位力图向全球输出其生产方式，安排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其狭隘的资产阶级私利。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一残酷现实决定了全球化必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科技和资本优势以及跨国公司的实力，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资源，推销其剩余产品，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饱受贫穷落后之苦。“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做出的结论。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2

关键词:世界格局;单极化;多极化;无极化;国际所有制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003-02

全球化是推动当今世界变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表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对国际所有制的形式提出新的要求。经济一体化对世界格局的要求既不是单极化也不是多极化,而只能是无极化即一体化。

一、单极化、多极化和无极化的历史与现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进入了新旧转换的过渡时期。世界经济也摆脱了冷战的束缚,向全球一体化、区域集团化迈进。国际环境的变化大大冲击着世界各国外交决策的基础。世界各国为了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维护和扩展本国的权利和利益,纷纷提出了不同的国际秩序主张。

美国是单极格局论的积极倡导者。美国的一些当政者和学者坚持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理应领导世界,缔造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在他们看来,这样一个世界最有利于和平,因为单极结构比多极结构更稳定;它也更有利于发展,因为美国是“仁慈的霸主”。美国不仅坚持这样说,而且坚持这样做。科索沃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正是单极世界论的具体实践。

美国的单极世界企图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中、俄、法等国家充分意识到了单极化的潜在危险性,因而极力主张世界的多极化。单极与多极之争业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中、法、俄等国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影响和带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勇敢地向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说不,极大地遏制了单极化趋势的发展。

多极化主张虽然代表和反映了多数国家的愿望,但它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性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客观上要求对世界政治实行民主化、法制化管理和全球治理。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论述国际关系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谨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1]。”这一基本论述多极化主张的目标在于对单极化企图的抗争,它既含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过时的均势思想,也含有以反全球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故多极化本身并不能满足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全球治理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多极化的过渡性质(由单极化向无极化的过渡)。因此,要防止多极化演变为分散化。对此,叶自成指出:“现在的多极化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模式,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而这些不同的多极化模式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人们在谈到多极化时,首先要清楚,你欢迎的是什么样的多极化?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超多强的格局,还是像一战前的欧洲那样的多强争霸?是多极之间彼此争斗不休的多极,还是干脆无序的世界?”[2]35-36

值得注意的是,当世界格局尚处于两极之时,欧共体内部就已经实现了多极化;当人们正忙于争论单极化与多极化孰是孰非之时,欧盟内部即将以欧洲宪法的形式通过一体化,率先实现无极化。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上的权力让渡并未损害的至高无上,而是延伸和扩展了权利,实现了的共享,有利于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权力让渡的关键是各国都坚持或着力维护自主性原则,即在是否、何时、以什么程度和方式参加不同领域的全球化进程的问题上,各国拥有完全自主的选择和决定的权力。这也是欧盟多速度、多层次发展的重要原因。自由性的权力让渡在允许别国或国际组织对本国事务‘指手划脚’的同时,对其他成员国的内部事务也拥有相同或类似的权力,实现了权力的共享。国家借助于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机制安排,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国家利益。欧盟成员国的国际地位因欧盟影响力的增强而得到提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主动参与各种双边和多边经贸及安全机制,全面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遵循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调整我国内外政策,与有关国家一道实行部分共享并让渡部分,增进和扩大了我国的利益,有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3]。”由此可见,无极化主张彻底摆脱了冷战思维,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对全球治理的要求。

二、单极化、多极化和无极化的决定

正如一国所有制构成该国社会制度的基础一样,国际所有制构成了国际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国际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世界格局为单极化、多极化还是无极化。笔者认为,国际所有制是以国家、国家集团为所有者主体,以全球生产要素(包括国内所有制的主体自然人)为客体,体现全球生产要素所有权关系的国际社会制度。如果生产要素在若干国家之间是在统一的大市场中共享的、可流动的,那么,在这些国家间就建立了国际公有制,反之则是国际私有制。

国际私有制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逐渐确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分割,使国与国之间以国家的方式确立了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相互独立性。国际私有制由此产生。国际私有制通过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分割,形成了国家利益对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分割。

国家利益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不协调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则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世界格局上就表现为“极”。可见,单极化、多极化的所有制基础均是国际私有制,即单极化也好,多极化也好,只是矛盾的表现方式,而不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联合国的建立,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一直在以推动全球一体化或区域一体化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公有制的建立。比如,由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欧盟内部就正在从国际私有制向国际公有制过渡。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废井田,开阡陌,实现了商品、资本、人员、劳务四大要素的整合性,有效地克服了市场要统一、要独立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集中了各成员国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一体化,发行了单一货币――欧元,使欧元成为欧盟集体的象征。这必然要触动欧盟范围内的国际私有制,引发欧元国家之间所有制的重组和重组。欧洲宪法不久前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公有制在欧盟的正式确立,预示着在欧盟内部将完全实现无极化。再比如,跨国公司对全球一体化自上而下地,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对全球问题的关注与努力解决自下而上地为全球性国际公有制的建立拉开了序幕。虽然这一过程远比欧盟复杂得多,但欧盟的成功的确给全人类消除矛盾、实现无极化指明了方向――推动一体化,实现国际公有制。

三、单极化、多极化和无极化变动趋势预测

单极化方面。如果将单极化仅仅定义为美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即狭义的单极化,那么这种单极化将只是短暂的几十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断东扩中的欧盟与南下中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即美洲自由贸易区合并为跨大西洋联盟的构想一旦付诸实施,则跨大西洋联盟集约化的结果是美国不可能再单独拥有和行使完整的国家。那时,美国之极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在联盟内的国际公有制中。如果将单极化定义为以美国为首的、由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国家集团,如北约、经合组织、跨盟等即广义的单极化,那么,这种单极化恰恰是实现多极化进而实现无极化的必由之路。诚如叶自成所言,“在建立多极化世界的进程中,一方面,要反对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单极世界战略,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和争取美国成为建立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建设性力量,这是多极化格局发展的两个相互矛盾但却必不可少的方面。不反对美国的单极世界,就不可能建立多极世界,没有美国的参与,多极化格局也难形成[”2]40。

多极化方面。虽然区域内多极化已遍布各大洲,但全球多极化目前仅仅是一种愿望,并且这种愿望源于对美国单极世界现实的抗争,故这种愿望将随美国单极世界被一体化组织所溶化而自行缓解。德国已被欧盟溶化,美国也必将被跨大西洋联盟溶化。

无极化方面。从区域角度看,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公有制已获成功,在欧盟内部无极化已基本实现,欧洲宪法迟早将这一事实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下一个无极化目标很可能是跨大西洋联盟。从全球角度看,无极化似乎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在上下齐动,推动着地球村的建立,但国家利益整合为全球利益需要一个过程,国际所有制在全球范围内由私向公的转化也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这决定了单极化、多极化向无极化的过渡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元的诞生、欧洲宪法的诞生,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全球使用统一的货币和法律可能还要经历若干个世纪。但毕竟这一序幕已被欧盟拉开,加速度往往是难以预测的。

参考文献:

[1]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M].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1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4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金融风险、非公平待遇、收益低、承受的受损多等影响。为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庄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体化。

随着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剧，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各国经济的依存性变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剖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1985年由t.莱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了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和技术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

理解经济全球化应该弄清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经济全球化则不同，主体由国家变成个人和企业，个人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谈判机制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谈判只是为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个人和企业竞争力量的不均衡，国家和国家之间必定存在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虽然分配不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全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再次，一个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最后，不论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有机会获得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就经济全球化本质而言，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说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次产业调整，不但反映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

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引整个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由80年代的25%逐渐上升，1996年就已经达到37%。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经济最大化为目标；而各国的经济努力，包括对全球化目标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当今世界贫富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则显示，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包括58%的能源总量、84%的纸张、45%的肉类和水产品，他们拥有74%的全球电话、87%的汽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肉类和水产品的5%。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部分地区消费有显著增加，非洲的消费却减少了20%。

综合起来，是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不利影响，拉大了贫富差距：

(一)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在金融领域实行开放是不行的。但是，金融业最难管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易受冲击；第二，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有利投机；第三，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金融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首先，金融业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贸易、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第二，金融交易量大而且创新快。当前世界金融交易量达到每天1．5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品种已达上百个。人们大多对其性质、功能认识模糊。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规则来规划和管理金融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由于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如果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开放，发展中国家必将面临金融风险的扩大。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破坏国家间关系。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够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24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可交易性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根据利率变化调整资金流向也更容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一有任何细微变动，这些资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支付困难，从而出现金融危机。目前世界上存在高达1．5万亿短期资本。它们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到处投机造市：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非公平待遇

毋庸置疑，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如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守它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的确不公平。

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强制力，更有主导权。马丁·舒曼在其<全球化陷阱)一书中写道：“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订规则。““西方经济强国的德国尚有这种无奈，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了。

(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为1．4％；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下降为0．6％；到1995年再下降为0．4％。全球资本流动也是类似情况。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主要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地区。对于经济极度落后的非洲来说，资本净流入额几乎是零。

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却扩大到富国的收入比穷国高150倍。这种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穷国内部，从而加剧了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联合国还公布报告指出：消费基本上是有钱人的特权。有10多亿人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水和适当的住宿。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四)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损失看，发展中国家承受得更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对其民族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竞争力不够引起的损失。经济全球化把竞争的舞台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规模、效率、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跨国公司的晶牌和产品充斥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民族品牌面临贸易条件大大恶化、甚至被吞噬的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及更大的汇率风险，还债付息的包袱越背越重。更隐蔽的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发育不全，政治决策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可能造成现象。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外流，特别是熟练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跨国公司利用高薪优势，雇佣东道国的现成人才而不注意在当地实施培训计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双重损失：既损失大批教育费用又不能使用经历数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包括思维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严峻挑战，更是巨大机遇。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0年前，墨西哥经济是典型封闭式的，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却并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呈现出自主发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签约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这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关键看它是否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在推进制度改革时，必须注意新建立的制度要承龃联系内外市场、内外经济的职能。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在制订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首先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更应该慎重。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必然给国际投机势力以可乘之机。事实证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无视这些风险，不严加防范，就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保持自身金融健康，防止泡沫经济，引入外资要适当，汇率制度要合理；二是要建立多重金融防线，这些防线应该包括：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引进的国际资金中的贷款资金与股本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贷款资金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适度比例防线，股本资金中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适度比例防线。

其次要保护民族产业并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了整体结构的性质、进程和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往往已经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而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积极扶植本国的支柱产业，通过wto的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和保障措施来对重点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加快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

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提供资本及生产资料，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变；还可以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时，必须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国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损失；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进口开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因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还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灵活的贸易政策i调节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贸易及国际旅游服务等。总之，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对外商品贸易，积极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与创新，从而实观生产力的跨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21世纪的全球竞争实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随着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正在被推入一个无国界竞争的时代。国际竞争方式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竞争对手分别在对方国土上投资设厂，一国国内的自然禀赋资源成为本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分享的竞争要素。各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才的比较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特别是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出现了世界性的短缺。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一方面，有组织地进行人才开发，把对人才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真正现代化的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只有把人才的开发与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四)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五)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本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以求实现更大规模经济和强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性。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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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5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1篇6

90年代初期，全球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开始引起热烈的讨论，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199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一。他认为，全球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演讲稿稍后就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1994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教授分别在《东方》和《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他因此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

1997年东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虽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并基本上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但经济全球化对金融的威胁已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的高度警觉。1998年3月9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1]。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亲自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之成为理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各种观点的一套《全球化论丛》，共有七本书组成。它们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1全球化的概念，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2全球化的类型，即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是否也在经受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也存在着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趋势；3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即全球化首先是民族化或中国化，还是世界化或普遍化，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对全球化采取什么什么样的对策；4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言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多，是福音还是祸水。本文对此将作一简要的评析。

研究全球化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全球化的含义，对全球化的概念作出界定。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2]。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3]。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4]。“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5]。根据这种逻辑，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当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别称。所以，它又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6]。既然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当然代表，那么全球化顺理成章的便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这正是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第三种界定。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有学者因此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学者不断利用“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从而将全球化限定为西方化或美国化[7]。全球化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

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所以，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与区域和国家的疆界相冲突的，它要求超越国界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西方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游戏规则，并且始终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它们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力图将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推向全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由此观之，把全球化理解为人类的一体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过程，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所有上述界定都只是反映了全球化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起源地欧洲，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子家庭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专制政治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与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经济，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在民的基本制度。

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integration/fragmentation）。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近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运动，等等。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而不是消退，由之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localism）。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的统一。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如不久前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并即是强强联合的突出例子。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然极为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集中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却谁也甭想再垄断它；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际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

最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的统一。如前所说，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或准则第一次获得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但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本国的传统和特征，都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在解释时，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第一，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匪夷所思，它却都是合理的。第二，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保守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第三，全球化的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

全球化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技术的一体化之上，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8]。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指一种经济现象”[9]。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事实上不少学者将全球化严格限于经济领域，并直接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的一体化或国际化，个别学者甚至反对使用一般的全球化概念，尤其反对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认为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放弃中国目前的基本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

在一般学者眼中，经济全球化的含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它指的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各种商品互通有无，竞价出售，为人类所共享”[10]。一些学者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1生产活动全球体化,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2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国际贸易趋同化;3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金融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4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5跨国公司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中心,并对民族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构成严重挑战;6经贸人才国际性,作为国际经济贸易专家和高级管理的人员的“国际人”越来越多，并且成为各国政府和各大公司的竞选对象[11]。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种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被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他们论证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还为它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是它们在经济上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12]。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要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特别是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民主化。“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结束和铁幕消失开始的。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13]。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并非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政治发展，它与现代化自始至终相伴随。有的学者特别地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模式，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善治”（good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六个：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应当最大限度地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责任性(accountability)，即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ruleoflaw)，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responsiveness)和效率（effectiveness)。这样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被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模式”[14]。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国交往所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换言之，法律的全球化更加紧迫地提到了法学家的议事日程。一些法学研究者认为：“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概念的援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抵触，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法律多元主义、国家作为立法者和法律渊源的地位等政治法律问题”[15]。对于某些法学家来说，法律的全球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法律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树立全球的法律意识，把解决全球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改革传统的国家观念，淡化国家意识，倡导立法的非国家化[16]。文化全球化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一直就存在着“西化论”和“国粹论”两大思潮。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流行歌曲、新潮服装、畅销书籍、时髦学说和价值观念纷纷在中国安家落户，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无情的现实使传统的国粹论者失去了辩护之力。国内学者所说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有的学者这样来论证这种建立在全球社会化过程之上的全球价值或全球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今天，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一个地球人从他诞生起，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中，在享受和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一个人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各自的特性，但它们又进行了部分的融合，全球文化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17]。全球化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国内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全球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国际合作的质量，有利于科学技术和信息的全球共享，有利于大气污染、臭氧层减少、泛滥、非法移民等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地位，增加了国际金融的风险，扩大了南北差距，使得落后国家的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的操纵和冲击等。全球化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双重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全球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它有利于吸收外国资本，有利于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有利于本国产品走向世界，有利于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等等。另一方面，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有明显不利的因素。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第一，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外商的控股和技术垄断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构成威胁，外债超过一定限度时会潜藏很大的风险，外贸和资本对外依存度的增大可能削弱防御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规模开放金融市场则可能极大地增加金融风险等。第二，削弱国家的。参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必须遵守业已存在的国际惯例、国际公约和相关协定，而这些国际性的契约大多数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和标准制定的，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有时不得不对某些管理权限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18]。

正如许多学者清醒地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约参加了《国际人权和公民权利公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条约，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正在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也正是绝大多数国内学者的共同呼声。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双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一是机遇，全球化过程将为发展中国国家引进资本、吸收现代技术、发展外贸、推动经济市场化，并逐渐进入全球市场提供历史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主动抓住机遇的典范；其二是挑战，全球化过程也将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基础受到侵蚀，受到发达国家某种经济霸权的威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血泪的过程，最近的东南亚危机正是其特定表现”[19]。东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对许多原来热心于全球化的国内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他们更多地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小心地、审慎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强调选择参与的时机和方式。

首先，不少学者屡屡指出，鉴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鉴于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事实上为少数发达国家所操纵，中国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步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步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把它当作中国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必然会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受制于其他国家，而且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只会起到拨苗助长的作用。针对少数学者提出的“同步全球化”观点，许多学者作出了强有力的反驳：“有的观点认为，我国已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与市场经济国家保持‘同步’，否则便无法正常地推进改革、发展经济。这种观点把全球化及其条件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看问题过于简单化，是脱离国情和片面的，而且也相左于一些现代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20]。其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能全方位地参与全球化进程，而应当有选择地有保留地参与。与政治和文化比较而言，经济全球化应当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同时，即使在经济方面，中国也不能无保留地全面参与，而应当是适度地向全球经济开放。为此，应当坚持从国情出发制定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强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监管，始终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霸权，有限度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经济全球化策略。

最后，有些学者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应当建立在经济民族化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发挥民族经济的优势。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一对合理的悖论，在经济领域也一样。经济全球化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传统壁垒，加速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民族化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而日益明显。例如，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每一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各国之间各种类型的贸易大战此起彼伏，各种国际性的冲突每每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得以表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呢？或者说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加速与全球经济接轨，还是放在发展民族经济上？一部分学者明确主张，应当把重点放在经济的民族化上面。在他们看来，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快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的意义，恰恰相反，各国都力图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明显。所以，他们的结论是，“那些片面强调开放而忽视保护民族经济的思想和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只有发展民族经济才是个根本的硬道理”[21]。全球化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从已经发表的围绕全球化的论著来说，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分别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虽然这场讨论还刚刚开始，远没有结束，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某些特征。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相关大讨论相比，我们发现它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发展。一是它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中－西”范式，二是它正在逐渐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

注释：

[1]《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2]蔡拓：“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3][17]谭君久：“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同[2]，第127页、第131～132页。

[4]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

[5]杨朝仁、韩志伟：“全球化、制度开放与民族复兴”，同[2]，第138页。

[6]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1页。

[7]张颐武：“全球化：亚洲危机中的反思”，同[6]，第82、第86页。

[8][15]李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发展”，《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

[9][16]朱景文：“善于法律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胡元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02页、第111～119页。

[10]穆光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

[11]薛荣久:“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挑战”等，《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

[12]刘力：“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11～12期。

[13]刘军宁：“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年第3期。

[14]俞可平：“从善政到善治”，《方法》1999年第1期。

[18]王朝才等“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柳剑平“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安全战备的选择”，同[9]，第180～200页。

[19]黄卫平：“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2]，第50～51页。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7

美国之所以在世界经济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从目前的情况看，主要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遥遥领先的GDP总量，第二是无可替代的美元国际地位，第三是美国在国际性经济组织中的绝对主导权。因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一极地位优势在短时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撼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增长并迅速崛起，欧盟和日本虽然经济实力式微但总体力量强大，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三个主要优势也面临挑战。正如已故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未来世界政治将是一个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文明的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冲突，世界经济多极化也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一极优势地位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极化趋势、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趋势和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三个方面：

（一）增长多极化趋势

以1764年瓦特改进工业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在18世纪下半叶率先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发展以及对北美殖民地区的带动促使欧美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一直主导着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西方式的文明一直引领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持续至今。2000年以前，G7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以上，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也主要来源于这些国家，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二战后，随着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许多获得独立的国家纷纷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制定和实施各种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先后出现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经济腾飞以及拉美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成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增长奇迹等等。进入21世纪，以新钻十一国（E11）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头十年里已经超过了OECD老工业化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1世纪将是一个增长多极化的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会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二）储备货币多元化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国际经济贸易中所使用的国际性货币主要是英镑、法郎和马克。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二十年时间，美元和英镑成为主要的国际性货币。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际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其建立之初就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即“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一国的货币而充当世界货币，必须要能保证其币值的稳定。这一方面要求美国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保证兑换的可实现性；另一方面要求其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换句话说美元在国内和国外都不能贬值或剧烈波动。但是，随着各国间贸易往来的不断扩大和对国际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使得以上两个方面对美元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建立起来的是沿用至今的“牙买加体系”，它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多元浮动的国际货币和汇率制度。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保持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相对地位有所下降，英镑、马克和日元充当了与美元相抗衡的角色。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的国际储备除了美元、英镑、马克、日元外，还有法国法郎、瑞士法郎、荷兰盾等，出现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随着欧盟的正式成立以及随后欧元的正式发行，一度形成了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多种国际货币同时使用的局面。另外，黄金、特别提款权（SDR）、石油等储备资源也占国际储备的一定份额。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地位更受到质疑，各国纷纷呼吁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2009年，占全球经济份额15%的“金砖四国”首脑峰会首次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会议议题之一便是对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积极倡导储备货币多元化发展，打破美元在世界金融系统的统治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也一度高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署名文章，呼吁创造一种超的国际货币。储备货币多元化将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趋势。

（三）区域性经济组织蓬勃发展

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各国纷纷组建和加入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使得区域性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一般来说，区域性贸易安排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协定比WTO框架下的协议更优惠，与WTO现存制度也不存在冲突，因此对成员国来说更具有吸引力。据WTO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3个，在60年代有19个，在70年代为39个，虽然在80年代下降到14个，但是在90年代又迅猛增加到82个。进入新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和重要潮流。据统计，2002年，已向WTO报告的区域性贸易协议达到250个；2007年，在WTO登记的区域性贸易协定为380个；2010年底，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达到400个；2011年，向WTO报告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区域性贸易安排为505个。在所有这些区域性贸易协定当中，自由贸易区协定是最主要的类型，占总贸易协定的90%以上。目前全球2/3左右的贸易是发生在这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内部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让位于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目前，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主要有：欧盟（EU，1993）、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199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2010）、安第斯国家共同体（CAN，1969）、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991）等；其他非正式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89）、上海合作组织（SCO，2001）、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1981）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贯倡导的是不结盟，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不得不改变一贯的政策，积极加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政治、军事组织。目前，中国已经与东盟（2010）、智利（2009）、巴基斯坦（2009）、新西兰（2008）、新加坡（2009）、秘鲁（2009）等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成立自贸区，与澳大利亚、海合会、冰岛、挪威、哥斯达黎加、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国家和经济组织的自贸区协定处于谈判阶段，另外与印度和韩国的贸易优惠安排正在研究之中。

二、国际经济治理格局将发生显著变化

国际经济治理指的是，为了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平衡发展和共同繁荣，防止和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剧烈波动，世界各国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国际性经济组织、领导人会议等）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调节世界经济的市场秩序和国际收支平衡。金融危机以前，国际经济治理框架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主导，以IMF、WB和WTO为载体，以G8为协调平台。过去，国际经济的治理主要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说了算，他们制定的规则和政策措施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占世界经济的绝对比重，所以他们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提高，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最近二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壮大，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如果缺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当前，面对世界经济放缓和由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各国意识到全球治理必须打破以往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治理的局面。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发达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态势正在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反映出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国际经济治理格局的缺陷。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催生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修正也产生了影响。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国际经济治理格局正悄悄的发生革命。2010年，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份额提高到了47%，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几乎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三大股东国，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的投票权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传统的经济大国，特别是北欧的发达小国的投票权份额则有所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也从3.72%上升到了6.394%，跃居世界第三位，也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但是IMF的重大决策都必须要有85%的通过率，美国的投票权份额为16.83%，因此美国还是享有实际的决策权。尽管如此，世界经济治理格局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性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不足以左右规则和政策的制定，但是这种投票权份额的上升对正在崛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改变，是实至名归的举措，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体现。

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国际经济治理是从二十国集团（G20）的部长会议和峰会机制化以后才形成的。2008年11月，金融危机的蔓延震惊世界，为了避免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G20国家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峰会。随后，俄罗斯提议从2009年开始G20峰会实行机制化。在短短4年时间里，G20已经举行了七届峰会。G20机制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国际合作的必然结果，它从1999年9月成立到2009年机制化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不断上升，G20已经不同于以往的G8或G7，因为G20中的11个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不能缺少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兴经济体是国际经济治理格局调整的根本动力。有人怀疑G20的有效性，认为在危机中发达国家急于拉上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成立的G20，只是为了增强全球经济的信心使世界经济早日摆脱困境罢了，一旦全球经济转好，G20就不能在经济领域更广泛的发挥协调国际经济治理的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毕竟通过G20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得到了重视，呼声诉求得到了一定的实现，至于危机过后是否仍旧能保持影响力，要看今后的经济发展状况。2009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崛起的一年，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包括国际金融的协调管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其治理就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三、南北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将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

（一）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

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巨大后发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如人口结构较合理、劳动力供给充足、资本积累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国内需求和消费能力潜力巨大以及技术的后发优势与创新能力等等。这些是新兴经济体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根据OECD的预测，2006—2008年“金砖四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2009年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1.1%的情况下，亚洲地区新兴国家（中、印、印尼、马来、泰、菲、越）的增长率仍达到6.2%，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5.1%，OECD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2.8%，而亚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3%，是OECD国家的3倍。2011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为4%，发达经济体低于2%，而新兴经济体达到6%以上。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二）从全球GDP的比重来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的比重不断上升

2007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占世界GDP的43.7%，这一数字于2009年上升为46.2%。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2025年新兴经济体（E11）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1%上升到20%，2050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各占50%。“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1/3，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根据IMF在2010年公布12月的数据，“金砖五国”占全球GDP的18%，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5%，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逐渐向亚洲转移，中国、东盟、印度的崛起，加上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三的日本，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能够与美国、欧盟相抗衡的一极，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有国外学者预计，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2012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33%，整个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75%。基于这样的增长速度和GDP比重的不断上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将会缩小，南北差距进而缩小。

（三）从经济结构和生活水平来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8

[关键词]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于1月17日至20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应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多次诚邀，中国国家主席出席本届年会，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论坛年会，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论坛聚焦全球治理体制、增进身份认同、振兴全球经济、改革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引起热烈反响。

一、世界经济论坛的源起与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因论坛冬季年会都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故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0年，时任日内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的施瓦布看到了法国政治家兼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撰写的《美国的挑战》一书。该书指出，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后于美国，主要原因并非技术和资源差距，而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使胸怀欧洲复兴梦想的施瓦布深有感触。他说，“我想为欧洲商业领袖构建一个平台，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企业管理”。[1]施瓦布设想以“欧洲管理论坛”作为欧洲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一种对话的新形式。他的计划得到欧洲委员会的支持，第一届欧洲管理论坛讨论会于1971年1月在瑞士东部的滑雪胜地达沃斯举行，故欧洲管理论坛亦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欧佩克对西方工业国家的石油抵制，促使论坛逐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把关注的焦点从企业管理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并从1974年开始邀请政治领导人参加年会。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欧洲扩展到全球。为改善西欧和中东的紧张关系，论坛举办了欧洲—阿拉伯国家讨论会，取得成功经验后，又举办了欧洲—拉丁美洲讨论会，以加强同拉美地区的合作。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世界竞争力报告》（后更名为《全球竞争力报告》）。这标志着论坛由一个以组织会议为主的机构转变为充分利用其能力创造知识的机构。如今，论坛年度研究成果的范围已扩大到多个地区和领域，包括行业竞争力报告和区域竞争力报告、年度杂志，如《欧洲的竞争力和变革报告》《阿拉伯世界竞争力报告》以及《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等。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将其活动扩展到其他领域。1982年，论坛举行首次世界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邀请一些国家的内阁成员和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多边经济组织的领导人。他们除了参加论坛会议外，还与各大公司、银行的负责人举行非正式会晤。从此，论坛提供了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进行非正式沟通的新渠道。通过这种渠道，他们增进彼此了解，交流思想和解决需共同应对的问题。由于论坛活动范围及其议题的日益全球性，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除企业界外，世界经济论坛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学界、媒体高层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成为全球政界、企业界人士以及民间和社会团体领导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和进行商务谈判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其所探讨的议题早已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以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和社会事件等热点或趋势性问题，也成为论坛讨论的内容，论坛在缓和地区矛盾、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88年1月的论坛年会上，希腊总理和土耳其总理举行了第一次实质性会谈，随后签署了《达沃斯宣言》，使两国紧张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在1989年1月的年会上，朝鲜和韩国政府官员在达沃斯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谈。在1994年的年会上，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加沙—杰里科协议草案。如今，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来自全球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论坛拥有全球500强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对全球未来经济发展及其舆论引导具有重要影响，故被誉为“经济联合国”和“世界经济风向标”。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历届论坛年会先后围绕变化中的力量、构建危机后的世界、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及商业和社会的影响、全球新局势、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于重振国际社会信心，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作用。

二、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令施瓦布敏锐地感觉到这必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决定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1979年的世界经济年会。为此，中国成立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与论坛进行联系。1979年年初，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使得论坛成为第一个有中国参加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当年4月，施瓦布率团回访中国。此后的30多年间，中国一直与世界经济论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81年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都联合在华举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研讨会”（1996年起更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直到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方停止活动。1992年1月，在施瓦布邀请下，中国总理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年，该论坛举办了中国经济问题专题讨论会，来自数十个国家的70多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步推进，特别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的作用，中国话题开始在达沃斯升温，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热议的焦点。2005年，在发达国家经济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之时，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颇为引人注目。当年论坛年会第一场讨论会的主题便是中国，会议期间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达六七场之多。2006年的论坛年会更是专门组织了题为“中国的崛起”研讨会，“中国”日渐成为论坛最热的话题。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热，令施瓦布萌生了在中国设立“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想法并很快付诸行动。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也是该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2007年9月，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要、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围绕“变化中的力量平衡”这一主题，就新形势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如何走向全球、竞争中的新问题、新领军者的基因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9月在中国大连和天津交替举办，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出席年会并发表讲话。与会嘉宾相继围绕重振经济、推动可持续增长、推动创新创造价值、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等主题，共同探讨在科技创新背景下，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生问题和紧要议题，并就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制定有效的全球、行业和地区解决方案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定期举办，不仅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了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而且为世界经济论坛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使国际社会有更多机会、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窗口。一批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会员的中国企业，籍此学习到世界著名企业先进的商业理念、管理模式、信息网络，逐步成长并走向全球。

三、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

中国智慧与贡献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抬头，欧洲联合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希腊和意大利在解决债务危机过程中，屡屡以退出欧盟相威胁。2016年6月，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1月，主张“美国至上”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美国贸易政策走向扑朔迷离。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时任总理伦齐宣布下台，“疑欧派”占据上风。以排外和退出欧元区为主要政策主张的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支持率上升，欧洲民粹主义蔓延。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疲软，金融市场波动不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4%，[2]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值为3.2%，全球经济仍将低位运行，成为共识。世界贸易组织最新贸易展望报告中将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下调到1.8%～3.1%之间，这是世贸组织首次提出区间预测，意味着2017年全球贸易仍将难以回暖，不确定因素增大。[3]加之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形势变数增大，乱象增多，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走向和未来前景感到迷茫。凡此种种，也折射出全球领导者提高责任担当意识的必要性。在如此背景下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之所以将“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确定为主题，旨在号召全球领导者重新审视支持全球合作的一系列现有国际体系，并对这些体系加以重塑，以适应当今更复杂的多极世界，推动更包容和平等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效显著。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把加强全球治理能力，早日走出困境的期盼目光转向了中国。主席在演讲中既深刻诠释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又不回避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主张。他强调，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经风雨、见世面，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才是正确的战略抉择。经济全球化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存在的不足，应积极引导其走向。各国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4]主席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阐述，深化了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思考，厘清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效应的认识，坚定了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信心，有力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主席从根源上为世界经济“号脉”，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是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并对症下药地贡献出中国的“良方”：打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4]他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全球自由贸易和互联互通，推动创新发展理念、政策手段、增长方式，呼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坚持多边主义，促进社会公平。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部分领域隐藏风险的担忧和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疑虑，主席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过38年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大力建设共同繁荣的对外合作格局。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主席还深入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指出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迅速扩大。主席的精彩演讲，不仅直面外界对中国前景的疑虑，为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理念、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全面视角，而且展现出中国的大国风范和责任担当，拉近了中国同世界的距离，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施瓦布表示，在当今世界充满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主席这次到访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演讲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提及的是，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当天的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签署了《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未来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创新与应对第四次科技革命等战略合作重点展开交流，标志着论坛与中国的合作步入更加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历史证明，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见证者，中国则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如同施瓦布所说：“主席的演讲表明，中国将继续作为增长的关键力量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并致力于推进战略性的改革进程；展示了中国将继续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致力于推进全球化。主席的演讲向世界传递了重要信息，注入了正能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令人鼓舞的信心。”[5]

参考文献：

[1]党建军.克劳斯•施瓦布更想是艺术家[N].广州日报，2007-10-07.

[2]IMF.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EB/OL].，2017-01-13/2017-01-30.

[4].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3）.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9

关键词：执政文化；建设；国际

执政文化是政党的灵魂，是政党存在与发展的维系和支撑。由执政党建立、培育和推行的执政文化，是政党统治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主导，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出现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形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等新特点。这是党对新世纪、新阶段、新时期的新形势下，世情产生新的深刻变化背景，所做出的科学总结和总体把握。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升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产生新的深刻变化的世情，对执政文化建设提出的崭新要求。

因此，深入分析研究当前面对的国际新形势，把执政文化建设置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最终增强执政能力，提升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是适应和应对世情的深刻变化，适应和应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需要，也是加强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

一、面对新时期世情产生的新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集中体现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社会已经到来，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等。

（一）面对日益明显的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并没有出现多极格局，但是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谋求独霸全球的战略，其霸权主义和构建单极世界企图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抵制。近年来欧盟一体化整合进程逐渐加速，在政治方面其整合目标是各成员国用一个声音说话，其对世界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日益剧增。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废墟上破旧立新，由于其不甘于长期屈居在美国的阴影之下，外交战略逐渐由对美国的追随战略转向积极进取外交，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俄罗斯采取了务实稳健的经济政策，普京及其继任者重视经济发展，并且强调务实外交，以最大限度维护俄国家利益为总原则，为国家复兴服务，目前其大国地位有所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新发展势头，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较快，实力有所增强，是促使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变，维护世界和平和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构建新秩序的基本力量。

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力量都要维护自身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转向屈从于他国利益。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最终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博弈和对比。格局发展的总趋势是多极化，但是多极化格局，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博弈、对比。

世界政治格局由二极向一超多强的转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苏联解体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将其执政实践置于科学执政理论指导下，从而丧失了执政地位。这告诫我们，面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从而为党的肌体注入崭新的生机与活力，把执政实践置于科学执政理论指导之下，客观真实地判断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党控制全局能力；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稳妥、更科学、更坚实有力地完成时代和人民赋予党的历史重任。

（二）面对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国际贸易的高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国际间相互投资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促使各国经济进行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广大发展中国家饱尝贫穷落后的悲苦。

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使世界政治产生了深刻变化，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也必然产生相应变化。这对党的执政实践提出了新挑战，表现为：由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界机构的干预，国家权力相对缩小；由于超国界机构和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未来政治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得政府行使国家时，政治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

为了克服上述挑战，更科学有效有利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更谨慎稳妥科学地避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高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党的执政实践活动能够更迅捷科学有效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

（三）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管理。而这两者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提高生产力诸要素素质，才能改善生产管理，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科学技术在近代得到全面发展以后，日益呈现出加速化、综合化、社会化和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特点。

在新科技革命的支撑、生产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经济竞争的推进等背景下，21世纪必然是知识经济世纪。其主要特征是：知识成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资源，成为了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经济伴随着信息社会化、经济全球化时代而到来，它具有全球性竞争与合作的特征。

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低，最终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这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国际背景下，意味着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低，最终要用是否为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是否为科技发展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的标准来衡量。目前，科学技术发展在我国面临以下困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产业升级难度较大，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科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占优势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克服艰难险阻，摆脱上述困境，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更迅捷、更及时、更科学地认清体制机制中的弊端，更有效、更有利、更合理地制定铲除弊端的科学方法和配套措施，更严谨、更稳妥、更科学地执行这些方法和措施，公正、公平、公开地评价这些行动的效率、效果、效能，并且建立畅通高效的结果反馈机制；由前一改革阶段的结果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完善各领域改革间的统筹协调措施以及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更科学合理、有效完善地进行下一阶段改革；从而将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与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更有利、更有效、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最新成果来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四）面对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想文化，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是现代文化的取向，这也是整个世界在全球文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要求，并且是发展的可能结果。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互动，彼此间认知、整合的速度得以大大提高。同时，文化的民族自觉性也在全球化刺激下日益高涨，本土文化在民族感情影响下和全球化形成了强烈互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要适应全球化浪潮大趋势，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鲜的生命力和活力，不仅要容忍与其他文化共存，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不断地从其他文化汲取所需要的养分，以求壮大自身。这一点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化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增强执政能力，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领导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出最本质的，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加深和加速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真正融入全球的共同发展，不断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精华和优点，使得世界范围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可以为我国所用。从而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更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辐射力，遏制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图谋；最终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强有力地为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的措施建议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

关键词：执政文化；建设；国际

执政文化是政党的灵魂，是政党存在与发展的维系和支撑。由执政党建立、培育和推行的执政文化，是政党统治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主导，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出现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形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等新特点。这是党对新世纪、新阶段、新时期的新形势下，世情产生新的深刻变化背景，所做出的科学总结和总体把握。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升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产生新的深刻变化的世情，对执政文化建设提出的崭新要求。

因此，深入分析研究当前面对的国际新形势，把执政文化建设置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最终增强执政能力，提升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是适应和应对世情的深刻变化，适应和应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需要，也是加强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

一、面对新时期世情产生的新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集中体现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社会已经到来，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等。

（一）面对日益明显的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并没有出现多极格局，但是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谋求独霸全球的战略，其霸权主义和构建单极世界企图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抵制。近年来欧盟一体化整合进程逐渐加速，在政治方面其整合目标是各成员国用一个声音说话，其对世界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日益剧增。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废墟上破旧立新，由于其不甘于长期屈居在美国的阴影之下，外交战略逐渐由对美国的追随战略转向积极进取外交，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俄罗斯采取了务实稳健的经济政策，普京及其继任者重视经济发展，并且强调务实外交，以最大限度维护俄国家利益为总原则，为国家复兴服务，目前其大国地位有所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新发展势头，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较快，实力有所增强，是促使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变，维护世界和平和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构建新秩序的基本力量。

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力量都要维护自身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转向屈从于他国利益。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最终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博弈和对比。格局发展的总趋势是多极化，但是多极化格局，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博弈、对比。

世界政治格局由二极向一超多强的转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苏联解体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将其执政实践置于科学执政理论指导下，从而丧失了执政地位。这告诫我们，面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从而为党的肌体注入崭新的生机与活力，把执政实践置于科学执政理论指导之下，客观真实地判断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党控制全局能力；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稳妥、更科学、更坚实有力地完成时代和人民赋予党的历史重任。

（二）面对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国际贸易的高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国际间相互投资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促使各国经济进行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广大发展中国家饱尝贫穷落后的悲苦。

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使世界政治产生了深刻变化，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也必然产生相应变化。这对党的执政实践提出了新挑战，表现为：由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界机构的干预，国家权力相对缩小；由于超国界机构和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未来政治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得政府行使国家时，政治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

为了克服上述挑战，更科学有效有利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更谨慎稳妥科学地避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高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党的执政实践活动能够更迅捷科学有效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

（三）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管理。而这两者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提高生产力诸要素素质，才能改善生产管理，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科学技术在近代得到全面发展以后，日益呈现出加速化、综合化、社会化和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特点。

在新科技革命的支撑、生产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经济竞争的推进等背景下，21世纪必然是知识经济世纪。其主要特征是：知识成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资源，成为了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经济伴随着信息社会化、经济全球化时代而到来，它具有全球性竞争与合作的特征。

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低，最终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这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国际背景下，意味着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低，最终要用是否为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是否为科技发展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的标准来衡量。目前，科学技术发展在我国面临以下困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产业升级难度较大，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科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占优势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克服艰难险阻，摆脱上述困境，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更迅捷、更及时、更科学地认清体制机制中的弊端，更有效、更有利、更合理地制定铲除弊端的科学方法和配套措施，更严谨、更稳妥、更科学地执行这些方法和措施，公正、公平、公开地评价这些行动的效率、效果、效能，并且建立畅通高效的结果反馈机制；由前一改革阶段的结果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完善各领域改革间的统筹协调措施以及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更科学合理、有效完善地进行下一阶段改革；从而将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与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更有利、更有效、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最新成果来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四）面对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想文化，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是现代文化的取向，这也是整个世界在全球文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要求，并且是发展的可能结果。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互动，彼此间认知、整合的速度得以大大提高。同时，文化的民族自觉性也在全球化刺激下日益高涨，本土文化在民族感情影响下和全球化形成了强烈互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要适应全球化浪潮大趋势，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鲜的生命力和活力，不仅要容忍与其他文化共存，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不断地从其他文化汲取所需要的养分，以求壮大自身。这一点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化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增强执政能力，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领导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出最本质的，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加深和加速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真正融入全球的共同发展，不断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精华和优点，使得世界范围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可以为我国所用。从而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更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辐射力，遏制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图谋；最终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强有力地为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的措施建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向深层次领域的延伸，世界形势的新深刻变化必然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如果不针对这种变化进一步进行加强，就难以更好地指导党的执政实践，难以适应新情况、新任务的要求。党的执政文化建设需要从以下两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首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在新时期世界形势产生新的深刻变化背景下，必须进一步拓宽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思路和视野。其次，建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执政人才队伍，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因此，必须按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要求，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全体党员要不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敢于并且善于学习世界范围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为执政文化建设开创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陈元中.加强执政文化建设,提高党的执政竞争力[J].传承,2007(6).

2、吴秀,严以振,查英青.科学技术与社会[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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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明哲.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思考[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4(1).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篇11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从不同方面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应对措施

一、前言

经济全球化，通常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资料等活动的全球化，使全世界经济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也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正因为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所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众多国家需要面临的经济难题，中国也不例外。基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目前已走在改革的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尤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因此探讨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相应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一）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影响和深度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艰难历程中，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对外开放的道路，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许多发展活力，但是其作用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经济加快了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不仅仅局限于引进外资、发展简单加工制造业，而是在资金、投资、生产资料等多方面的活动中积极参与，与世界经济日益接轨，同时也加强了与各国经济往来沟通的联系，成为全球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国家。搭乘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发展在新世纪迈出重要步伐的表现。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鼎力支持，中国经济更好的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是当前世界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有利于中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基础基于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由此要求经济的发展更多是有市场经济自身发挥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的深度和广度。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要更多的注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从外部环境方面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避免出现改革进程缓慢，政府在经济中管理过宽。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竞争，有利于中国经济尽快走出去，避免陷入改革陷阱，同时也是顺应时展要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必要措施。

三、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经济全球化中倡导积极竞争，讲究优胜劣汰，给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扩大开放的中国吸引了许多外商投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技术、新思想等新鲜事物，给中国本土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竞争激烈，使得中国本身已有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可能会引起收入差距过大、人民生活水平参差不齐、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对于年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需要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关注，并积极采取相应举措调整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给我国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更大挑战

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尚不完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大挑战。在西方国家日益成熟的创新发展模式下，中国微观企业创新驱动能力不足，难以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同台竞争，会进一步挫败中国企业竞争力，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转移，中国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低端、无附加值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聚集区，威胁自然环境的同时，也不利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全球化虽然带来了资金、技术的交流，但同时也加剧了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限制。

四、中国经济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措施

（一）政府政策方面

应对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各项挑战，政府政策制定方面需要诸多努力。首先，应当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从顶层设计方面，限制政府活动，避免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继续推出经济开放区的开放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注入的同时，为我国企业发展走出去提供广泛平台，扩大开放领域和深度。最后，加快完善我国贸易政策法规，规范国内市场准入原则，促进良性竞争，同时积累外贸摩擦处理经验，为应对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做好准备，减少我国企业商品走出去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损失。发挥政府政策的规范性作用，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竞争中，有利于提高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

（二）微观企业方面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表现出积极参与的姿态。中国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更要注意自身的发展契机。一方面，企业应该从各个方面增强自己参与经济竞争的实力，这样才能更有自信的站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比如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改善服务态度、专注产品质量等方面，为跻身于世界知名企业而努力。另一方面，企业在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定位，汲取先进经验，改善自身不足之处，为企业发展走出去积累经验。微观企业的主观努力发展，是决定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恿Γ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三）文化觉醒方面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方面的冲击，也给中国国人以强烈的经济文化冲击。外来文化给本土文化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与本土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适应的过程，是中国迈入世界经济大门的重要表现。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众多影响，是继续坚持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给中国经济发展严重冲击，在此关头，中国人民需要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影响，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抵制西方不良文化的侵扰。

依据本国国情，以积极的心态应对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发现自身优势，取长补短，从政府政策、微观企业、文化觉醒三方面积极措施积极协作，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施咏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J].国际经济观察.2006，（1）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1篇12

一、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成因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表现

对经济全球化的含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一是经合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跨国商品及服务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三是法国学者雅克阿达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尽管这些观点对经济全球化含义的表述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点还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强调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客观事实。基于上述观点，结合对经济全球化的表现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基础上各国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

a)生产的全球化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以分工和协作的方式进行的，市场则起着分工媒介的作用。分工深化的程度反映着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传统的国际分工是一种垂直型分工，即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按照不同的产业进行,其主要特征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从事工业制成品生产，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农产品生产和采掘业活动，然后发达国家拿工业制成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煤、木材、矿石等）初级产品进行交换。垂直型国际分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落后的农业国从事农业生产及初级产品的生产，先进的工业国从事工业制成品生产，由此形成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其特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的生产分别属于两个不同产业。第二阶段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在同一产业的不同部门间形成垂直型国际分工，如玩具、鞋帽等生产属于加工制造业，它同汽车、电子等同属第二产业，但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者则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垂直型国际分工虽然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但是，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由于作为分工基础的产业本身在产业发展顺序中的重要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在分工链条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存在很大差异。从事加工制造业和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达国家往往对从事农业和采掘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优势并构成控制。再者，垂直型是以生产要素的相对凝固为前提，流动的只是商品，因而无法实现各国经济的融和，经济一体化程度处于较低层次，不可能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水平型国际分工则是高层次的生产专业化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分工在同一产业的同一部门之内，按照产品生产的不同工艺环节，或按照产品零部件或按照产品型号进行。这种分工以资本、技术、劳动、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前提，以跨国界组织生产为核心，以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为标志，它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是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美国波音“747”喷气式飞机,共有450万个零部件，它们由分布在8个国家的1100个大型企业和15000个中小企业协作生产，最后由美国组装而成。美国“朋蒂亚克?莱曼”牌小汽车，在德国设计，由澳大利亚制造发动机,美国、加拿大合作生产变压器，日本生产车身薄板，新加坡提供无线电设备，而韩国供应电器设备和轮胎，是名副其实的“万国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水平型国际分工的形成为生产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为每个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也为经济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显现了机遇。国际水平分工使各国成为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整个地球俨然是一个大工厂。

贸易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迅速扩大，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参与贸易的国家急剧增加。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标志是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19的?1995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世界服务贸易额1985年仅为3809亿美元，19%年急增至12300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商品和服务）中的比重从16.3%跃升到18_8%。1998年，全世界的商品出口总额为54U8亿美元，按现价计算，比1950年增加了100多倍。此外，在1950年还可忽略不计的服务贸易，到1998年已增至13263亿美元。1998年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占该年世界GDP总额288622亿美元的23_4%，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每年平均有近1/4的GDP不经过国际贸易就无法实现。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一个包括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一体化贸易体系即将建立，没有歧视和强硬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市场将形成，一句话，贸易的全球化正在成为现实。

金融的全球化基于生产和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也在大大加快。首先，国际债券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大。1973年，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融资额为622亿美元，1979年则为1450亿美元，增长了2.3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5%。进人八九十年代，这一势头仍然持续，1990年与1996年上述三项融资的规模分别达到4276亿美元与15139亿美元水平，年均增长率为23.5%。其次，国际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迅速发展。国际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国际性市场，近十年来该市场呈现快速成长之势。1994年全球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为151240亿美元，到1998年跃升至274621亿美元，增加了81.6%;与国际股票市场的发展相联系，基金市场迅速成长，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力。基金市场是一种机构投资者取代个人投资者成为主体的集体性投资市场。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基金市场一直呈现扩大态势，到90年代中期，上市交易的基金数量在纽约与伦敦已分别达到5300个和1935个，其所管理的基金资产额，美国与英国已分别达到21000亿美元与1450亿英磅。从国际基金市场金融资产的增长情况看，1990年各类机构投资者的总金融资产为139500亿美元，到1995年上升为236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3%。其中，投资基金类公司在1990年拥有的金融资产为27000亿美元，到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56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7%,居各类机构投资者增长速度之首。再次，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全球各类金融市场正在向连成一片的方向发展。目前美国、欧洲与亚洲三大区域的外汇市场已连为一体，其运作方式、交易品种与手段基本保持一致，投资者可以在一天24小时内的任何时间进行操作。只要投资者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大量的资金就可以瞬间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现在，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

企业经营的全球化企业经营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据统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母公司已达到6万家，附属机构已有30多万家，它们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年，跨国公司从事和控制着世界生产总值的30%,世界贸易的60%,技术转移及民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的80%，以及90%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1994年国际间的直接投资额约为2260亿美元，1996年达到3492亿美元，1999年超过了7000亿美元，2000年接近10000亿美元。此外，跨国公司的规模也大得惊人。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约90%的总产值低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销售额。若将国家实体与跨国公司放在一起排队，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实体中，有近一半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使生产、资本和商品的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它已经把所有国家都吸纳到自己的运行轨道了。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经济全球化呢？是什么原因使经济全球化得以实现的呢？具体来讲，引起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起就已经开始，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则是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以微处理机进入办公室和家庭、超级计算机问世、卫星通讯与光导通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为标志。这次科技革命以最便捷的方式沟通了各国、各地区、各企业、各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且打破了种种地域乃至国家的限制，把整个世界空前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先进的信息传送手段不仅加快了信息传送的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送的成本，使生产要素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3]。

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人类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与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相联系的，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相比，跨国公司是与经济全球化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组织形式。跨国公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以来，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超越了原先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信贷资本流动以及国际人力资源的运动，是一种综合了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众多要素的、整个生产行业的跨国转移。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国公司投资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它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也曰益明显。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大大地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商品和资本在全球的流通，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在国际间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开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相应地带动了资本、技术、商品、人力、服务等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才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赖以存在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市场经济。从80年代初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滞胀而不断减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同时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90年代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转而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国际社会，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民族国家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大大放松，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成为时代潮流，同时世界各国均把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及其他资源以实现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基本国策。所有这些都为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贸易的扩大、国际生产的大规模进行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

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后果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其影响的程度又有所不同。经济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是积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发源地，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是大量的利益。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分工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追求最优配置，这可以带来巨大的分工利益。但对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来说，全球经济仍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状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同时，国际通行的制度和惯例是由它们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这样，当这些国家的政府、企业或其他经济主体在不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它们也可以利用在国内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国际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竞争力。

目前，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新兴的金融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其主导产业。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由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凭借其垄断性竞争优势扩展市场份额，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往往把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作为制定规则的基本原则，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是极不对称的，它们作为不同的市场主体，在进入市场以前的资源禀赋差异极大。从这种不对等的实力状况出发，在市场上进行自由贸易和所谓的“公平竞争”，其结果只能是弱肉强食，导致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公平。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也有积极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在全球加速流动，为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提供了机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对外转移过剩资本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吸引资本、技术，接手外来的产业，加快国内工业化的完成。外来的资本、技术有助于改善国内的资源供给结构，使得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此外，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人较低，市场容量相对较小，经济全球化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解决产品销售问题，以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目前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结果，大多数的国际规则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或者干脆就由发达国家制定出来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和服从的。如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加进环境和劳工条款，借口发展中国家不顾环境污染，限制其产品进人本国，扬言发展中国家不使用“人道主义”的劳工标准就要遭到报复；在国际组织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自己水平和能力的责任等。可以说，在公平的旗号下实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借执行国际规则之名行维护自身利益之实，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在经济上长期控制、剥削发展中国家。

二）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扩大，不但改变着各国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范围，也在改变着各国控制自己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方法。但是，也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它在带给当代世界积极变化的同时，其迅速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伴随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变成一种跨国公司主导的过程产业结构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体，一国经济的竞争力，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因此，为了增强经济竞争力，各国都十分重视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说，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种带有浓厚民族国家色彩的经济活动。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巳不再纯粹是个别国家的事情了。实际情形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及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开展，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已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跨国公司的影响，相应地，产业结构的调整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立足于全球的世界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积极主动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使之服务于本国产业结构调整，这有助于增强本国经济的安全度，提髙国际竞争力。但是，如果政策运用不得当，任凭本国产业遭受跨国公司的激烈冲击，则会使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二，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象征，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如今经济全球化已冲破了国家界限，摆脱了国家疆域的束缚，原来完全为一国所独立拥有的权利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体拥有的权利，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例来运作。这样一来，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甚至是冲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是局部受到约束，而不是完全消亡，恰恰相反，国家主权是经济独立的根本保证。削弱乃至取消国家主权，既不符合当代世界各国所共同遵循的“主权至上”的原则，又会导致世界经济秩序陷人混乱，阻碍各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第三，“数字鸿沟”出现，国家间贫富差别扩大与经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由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通行的是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法则，所以客观上就存在着导致两极分化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并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但是，发达国家以因特网技术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的普及程度远远大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给投资者和技术拥有者带来了巨额“数字红利”，而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与数字技术无缘，这就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与低收人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1980年为32.8:1，1990年为51.3：1，1995年又扩大到59.0:1。世界上最富有的20%和最穷的20%的人的收人之比，1991年为61:1,1995年为81:1。目前世界上仍有30亿人，即占人类的一半生活在严重贫困之中。

第四，“新经济”与“旧经济”相脱节，加剧了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背离新经济指建立在数字信息技术等基础上的经济，旧经济指非信息的实质经济或者建立在传统产业基础上的经济。在新经济条件下，髙科技产业，包括电脑、通讯、网络、生物工程等相关行业成为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它们不但直接增加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通过向传统产业提供新技术而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生产力，进一步增加了社会财富。但是，“新”经济在“丨日”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则中运作，它给人一种可以持续带来滚滚财源的幻觉，其表现是髙科技产业的股价一再高涨，这意味着高科技产业在通过创新改造旧经济，形成一种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经济的同时，又使其自身泡沫化，走向与实质经济相脱节的道路，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业已存在的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失衡。

第五，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追求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间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环境，现在第三世界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同时也成为发达国家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当前，发达国家以仅占世界25%的人口，消费着全球能源总量的75%，排放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5%。同时发达国家还通过各种手段转移污染。经济全球化下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第六，经济全球化存在着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市场经济原本就具有二重性，它除了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的优点外，还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陷，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和缺点也全球化了。在一国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可以靠政府干预来纠正，而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缺乏这样的调节机构和机制，这样，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在全球范围内就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甚至危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震动全世界，接着巴林银行倒闭，1997年7月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1998年俄罗斯、巴西又先后陷人金融危机。现在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受到危机和衰退的困扰。这一切表明，一个缺乏有效防范和监控体制和机制的全球经济，必然是危机四伏的。

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大趋势之一，它与当代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果从18世纪中期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算起，至今已有两个半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若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逐步向经济全球化阶段过渡，到80年代中期，进入了经济全球化阶段。当代世界经济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在当前世界近30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近6万亿的出口贸易中，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70%以上；在世界640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1998年）中，它们占90%以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力量雄厚，高科技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上占据巨大的优势地位，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是由它们制定的。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空前密切，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大大加强，在这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离不开谁。但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中，又充满了矛盾和竞争。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地增值，追逐最大利润。在这种强烈欲望的驱使下，资本的对外扩张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这又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扩大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全球化经济中取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各国经济的可调节性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无序运行之间的矛盾、全球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导致全球经济总量和结构及世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失调，进而导致全球经济的起伏不定、动荡和危机。

最后，经济全球化使贫富差别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间加强经济协调和合作，从而缓解经济发展中的重重困难；经济全球化也意味着有可能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有利于各国经济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协作，有利于各国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速度经济的优势。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都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但是，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存在巨大差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可以获得最大利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较弱，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则非常有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众多贫困人口的存在，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是资本积累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