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1

一、组织机构

成立县农村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二、排查任务

（一）排查对象

1.各乡镇低收入家庭，重点是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以下）和相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5000元以下）。

2.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原则不纳入贫困户登记：有公职人员的家庭（父母或子女），全家外出打工半年以上的家庭，户籍不在本县的家庭，有轿车、客运车、货运车、工程车和大型农机的家庭，有电脑、空调、热水器等高档非生活必需品的家庭，有商品房的家庭，有实体产业的家庭，村干部家庭，存款在5000元以上的家庭，有法定赡养人且赡养人有赡养能力的家庭。

（二）排查方式。采取入户走访，逐户填写“自治州农村贫困人口排查情况统计表”，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逐级汇总审核上报。

（三）排查分工。县人民政府总体部署，成立工作机构、责任领导和参与此项工作的相关部门，协调落实排查任务和工作人员，及时掌握和督促排查进度，保证排查质量；负责乡镇排查信息数据的审核、把关和汇总信息数据的终审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排查工作的组织实施，乡镇主要领导负总责，统筹安排工作任务，在每个行政村设立排查工作组，乡镇结合各自实际，每个行政村委派1名排查工作组组长（可以是包村领导、站所长、村“两委”负责人、住村工作组成员）和指定1名信息录入员，各排查工作组可根据本村人口规模及分布情况，成立若干个调查小组，如期完成各行政村排查信息数据的录入和乡镇汇总信息数据的上报工作。行政村积极配合开展入户普查工作，及时组织抽调人员，联系居住偏远的农户，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负责本村农牧民贫困家庭基本情况统计数据的初审工作，确保采集各项数据准确无误，调查工作按期完成。

（四）排查统计。行政村排查工作组负责逐户填写本行政村农牧民家庭的“自治州农村贫困人口排查情况统计表（农户）”（以下简称“户表”），完成“户表”微机信息录入工作。“户表”要经调查对象、调查员签字确认，报乡镇人民政府存档，电子版表格报乡镇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汇总填写“自治州农村贫困人口排查情况统计表（行政村）”（以下简称“村表”），完成“村表”的微机信息录入工作，“村表”由村党支部书记签字、加盖村委会公章，一式三份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县各存档一份，报州扶贫办各一份）。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统计汇总“村表”信息，汇总填写“自治州农村贫困人口排查情况统计表（乡镇）”（以下简称“乡镇表”），完成“乡镇表”微机信息录入工作。“乡镇表”由乡镇长签字、加盖乡镇人民政府公章，一式三份（乡镇、县各存档一份，报州扶贫办一份）和“户表”电子版表格报县人民政府。

县人民政府负责审核“户表”、“乡镇表”，汇总填写“自治州农村贫困人口排查情况统计表（县）”（以下简称“县表”），完成“县表”微机信息录入工作。“县表”由县长签字、加盖县人民政府公章，一式两份（县存档一份，报州扶贫办一份）。“户表”“村表”“乡镇表”电子版表格经县审核后，报州扶贫办。

三、普查时间安排

（一）前期筹备阶段。制定全县排查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及时召开排查动员会议，安排部署排查的相关工作；各乡镇制定本乡镇工作方案，成立工作机构和排查工作组，召开党员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确定本村低收入家庭并公示，经公示后确定入户调查对象。

（二）入户调查阶段。各行政村排查工作组入户调查，逐户填写“户表”，汇总“村表”，并完成微机信息录入工作。3月1日前将“户表”、“村表”报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三）统计上报阶段）。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审核“户表”、“村表”，汇总填写“乡镇表”，完成微机信息录入工作，于3月5日前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负责汇总填写“县表”，完成微机信息录入工作，于月日前报州扶贫办。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村贫困人口拉网式排查工作事关全局，量大面广，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县人民政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安排和落实责任。各乡镇主要领导要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亲自负责，加强调度，掌握进度，督促工作，确保排查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各乡镇（村）党委（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严把排查数据质量关，保证100%排查面和排查质量，圆满完成排查工作任务。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2

一、总体要求

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验收的总体要求是：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848户危房改造任务，D级危房拆除、农户搬迁入住、水电路基本到位。具体做法是：核查档案资料，清点建房（维修房屋）数量，检查五项内容。在年12月29日以前完成验收工作，做好迎接省级验收的准备工作。

二、验收内容

按照总体要求，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验收分资料检查、现场检查两个部分，具体内容有：

（一）资料检查：

1、查验并收取各乡（镇）危改办机构成立的相关资料。

①各乡（镇）成立本乡（镇）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情况，并专门进行发文，有公文材料；

②各乡（镇）有专门危改小组的成员名单，并配备了危改专职工作人员（在公文材料中有体现）；

2、查验危房改造农户档案资料：

①是否填写《县二OO九年度农村危房改造户花名册》。要求：有乡镇公章，填表人、负责人签名；

②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是否公示。公示内容要求：1、房主姓名、家庭人口、家庭收入情况、家庭住房情况、危房危险程度，乡（镇）主要领导电话和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电话，公示期为一周；2、公示相片清晰度要达到能看清监督电话并在8月20日前已张榜公示；

③是否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三年规划”鉴定材料。要求：每户的鉴定报告书、危房情况统计表、危房情况汇总表三份材料齐全；

④是否提交整体验收申请书。要求：填写数据真实，有据可查；

⑤所有危房改造补助对象的档案是否做到一户一档。存档资料是否齐全，要求：一式三份，资料规范、三张相片齐全、印章和签字等情况俱全，证明材料与收入情况相符，时间相符，面积符合规定，无明显错误；每户现场验收时，填写《省农村危房改造建房（维修）户验收表》（见附件），要求：验收人员现场签字，乡镇出具验收意见及加盖公章；

⑥集中建房点是否办妥用地手续。如手续正在办理中，须提供相关文件材料复印件；

⑦所有危房改造补助对象的档案信息是否录入互联网。要求：录入完整，特别是三张相片要齐全，且无明显错误，面积符合规定。

（二）实地核实、查看补助对象建房情况：

1、清点建房数量：

清点建房数量是这次验收的主要工作。根据各乡（镇）提供的《农村危房改造户花名册》，逐户清点建房（维修）房屋数量，核查建房竣工（房屋封顶，门窗安装完成）和维修房屋竣工的总数与农村危房改造计划数是否一致；核查有无以旧代新，以非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维修）的房屋抵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维修）房屋的情况。

2、核实维修对象：

随机抽查10%的农村危房改造维修户，对照花名册、户口或身份证，询问住户，核定是否属于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

3、检查五项内容

（1）现场验收：

在清点房屋数量的同时，对每户建房户根据《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竣工验收标准》要求进行现场验收，填写《省农村危房改造建房（维修）户验收表》（见附件），并安装“政府资助援建”标识牌。要求：验收人员现场签字，乡镇出具验收意见及加盖公章；标识牌应在补助对象住房的显著位置进行悬挂，做到每户必挂。

（2）规划执行情况：

①新建房屋选扯科学，是否遵循村庄规划要求；

②是否做到“四避开”，即：一避，就是避开山体滑坡、泥石流、土质松软地段；二避开水道、风道；三避开高坡、高地、高台上建房；四避开高压电线，地震断裂带；

③集中建房点是否按规划进行建设，是否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土地确权资料；

④新建住房面积是否符合规定。

（3）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①水到家，解决建房户生活饮水用水；

②电入户，装配规范，无乱搭乱接现象；

③道路平整，排水顺畅；

④检查附属用房，即猪牛栏、禽舍与住房是否分离。

（4）工程质量情况。

现场入户查验：检查农户新建住房是否符合国家建设部门颁布的质量标准，是否存在基础下沉、墙体裂缝、屋面漏水等质量情况。

（5）拆旧还基情况。

现场查验旧房拆除情况：查验D级危房是否全部拆除；异地建房户的旧房宅基地是否交回；集中建房点是否办妥用地手续（如手续正在办理中，须提供相关文件材料复印件）。

三、验收办法

验收按《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验收评分表》，对各乡（镇）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进行打分。评价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类。按百分制计，得分在90分（不含90分）以上的为合格，得分在9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验收评分表》中档案资料情况占30分；建房数量完成情况占20分；检查其他五项完成情况（补助对象、规划执行、水电路、建房质量、拆旧还基）占50分。

对验收不合格的乡镇，要限期整改，并进行补验；验收合格的，原则上不进行补验。

四、方法步骤

（一）验收由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原则上成员单位挂点哪个乡（镇），就负责哪个乡（镇）的验收工作。具体任务安排见附件。各验收检查组组长由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担任。

（二）验收组到达各乡（镇）后，先听取各乡（镇）关于本乡（镇）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后查阅文件、档案资料、有关表格等，并深入村、组逐户清点建房（维修房屋）情况，对建房（维修）农房进行验收。

（三）各组完成验收工作后，由负责该乡（镇）验收检查的单位将有关材料（含汇报材料、档案资料及相关资料、评分表等）汇总，报送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时间安排

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验收安排在年12月24日开始至12月29日结束。具体安排为：

（一）各乡（镇）按照本实施方案的要求于12月23日以前完成验收资料、档案资料准备和自查自验工作，并于12月23日以前将本乡（镇）的《二OO九年度农村危房改造户花名册》等材料报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年12月24日开始，各验收组人员将分赴各乡（镇）进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的验收。具体验收时间由组长单位与受检乡（镇）商定，但必须在12月29日以前结束验收工作。

（三）各成员单位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的验收情况报告，于年12月30日前报送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工作要求

此次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验收，是对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一个总检验，具有政策性强、任务重大等特点，各乡（镇）和各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此项事关党和政府形象、事关困难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工作，受检和验收的单位务必相互配合、协调，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细致、严格地做好验收的各项工作。

（一）对受检乡（镇）的要求

1、各乡（镇）要对照验收的内容先进行自查和总结，并完整、真实地提供本乡（镇）的验收档案资料和工作总结；

2、为验收工作组配备相应的能到达各农村危房改造现场的交通工具；

3、严格按照县验收方案要求及县绩效考核标准进行考评，数据要求准确无误，不得弄虚作假，若出现数据失真，将按照误差率翻倍的原则扣除该乡（镇）工作考核分，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4、对在验收工作中弄虚作假、违法违纪的，将视情况追究有关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对验收工作人员的要求

1、各成员单位和乡（镇）要选派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有责任心的同志参加验收工作；

2、要充分认识验收工作的重要性，不怕艰苦，不厌其烦，实事求是地进行验收检查；

3、验收实行验收组组长和组员共同签字负责制，对核点的建房（维修）数量、拆旧还基和其他验收事实负责；

4、要廉洁自律，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和任何礼品，做到严格公正，严格按照县验收方案要求和县绩效考核标准进行考评。对因、马虎了事或不实事求是而造成情况不实的，将视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5、往返各乡（镇）的交通工具由各成员单位自行安排。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3

一、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效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农业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安排布署，结合农经站工作实际，组织全站干部职工认真参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农经站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3月底开始，分“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3月底至4月底已结束。通过深入动员，组织学习培训，各股室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开展农经工作调研活动。第二阶段从5月上旬至6月底，通过征求群众意见，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撰写分析检查报告，组织群众评议等一系列活动，对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检查自身存在的不足，紧扣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剖析思想根源，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理清科学发展思路。在活动中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提高对学习实践活动的认识，端正态度，增强信心，进一步明确了农经工作的目标，真正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精神和农业局党组部署上来。

（二）加强领导，切实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

1、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全面贯彻落实农民负担“四项制度”，继续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2、贯彻落实“一事一议”管理办法，做好筹资酬劳监督管理，今年4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业厅**省一事一议筹资酬劳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了村民筹资上限标准和以资代劳工价标准，报经市政府审核同意实施。

3、为更好地做好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加强对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的宣传，让广大农民全面准确地了解直补政策，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三）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执行力度，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逐步步入法制化轨道。

1、继续贯彻落实《省政府转发农业厅关于做好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工作意见的通知》，全面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工作步伐，力争近期能够全面完成补换发工作。

（四）进一步加大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及财务规范化管理，加强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1、配合市财政局组织召开了全市全面推行村级财务会计委托服务工作会议，并负责起草《**市推行村级会计委托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市推行村级会计委托服务工作实施细则》，报**推行村级会计委托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经市政府申批后下发各县（区），推动各县（区）工作的开展。

2、组织申报2009年省级财政扶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根据《**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09年**省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市及时布置，认真组织收集审核汇总上报19个项目。

况写成文字材料上报省站。

4、完成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实施绩效评价工作。根据《**省农业厅关于开展2008年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自评。并将绩效评价情况写成文字材料上报省农业厅计财处。

7、组织开展2008年省级示范项目实施情况总结。对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项目资金到位、管理使用以及实施进展情况等进行检查验收总结，涉及检查项目项目7个，通过市县两级的检查，没有发现项目资金被挪用、截留等违纪情况。资金到位及时，管理规范。目前，除宁洱县民安村仔猪养殖协会项目还在实施当中，其他项目已按计划实施结束，通过项目实施，部分已初见成效。

8、认真做好项目挂牌工作。截至2008年**市得到省级财政扶持项目35个，为了切实加强项目管理，根据省财政厅、农业厅项目相关管理要求，市农经站组织各县（区）农经站对2004—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项目单位全部进行挂牌，设立示范项目标识牌，并指导帮助项目单位开展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五)加强农经统计工作

2、按时完成上报农业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统计监测分析工作。

（六）加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信息网络体系

1、开展业务培训情况。2009年5月31日前，全市共举办“数字乡村”工作培训29期，475人次，其中县（区）级11期，69人次，乡（镇）级18期，406人次。

3、网站维护及信息情况。我4、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工程进度。市农业局分管领导及业务负责人通过网络、电话、报送进度统计表、到实地督查等方式检查促进我市“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使工程建设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二、下半年工作重点

1、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严格按照农业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的要求，按照规定的程序，认真完成各个阶段的任务。

2、加强对村级财务委托工作的督促检查工作及2009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组织实施。

3、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步伐，加大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力度，力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年初制定的50个的发展目标。

4、认真抓好农业部、省农业厅各项统计报表的培训、布置工作，做好2009年各项统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汇总和分析上报工作，做到及时、全面、准确。认真开展下半年农村入户调查工作。重点做好农民收入、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查、资料整理、预测和分析。

5、认真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好服务“三农”的信息通道工作。完善和稳定工作机构，加强信息管理人员的培训，下半年市级计划开展技术人员培训一期。

充实完善栏目内容，突出信息的重点。加强对本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宣传力度，扩大我市名特优农产品的知名度，发掘我市各地乡村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潜能；提供劳务信息、产品供求信息的，培育农村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劳动力转移、乡村旅游的发展。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4

一

“五不清”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目前村级会计基础工作差，具体表现在：一是帐簿设置不规范。“糊涂帐”、“流水帐”、“包包帐”较多，核算乱；二是原始凭证不规范。白条抵库现象严重，签字手续不全，自批自报、自买自报等现象时常存在；三是报表不齐。有相当部分乡镇企业有年报无季报或有月报无年报；有的报表数字是根据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倒算出来的，采取“统计加估计”的方式上报的，结果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四是会计档案不全，有些凭证、帐簿、报表没有及时分类归档保留，一两年就遗失了。

2、管理体制不明。目前在村级财务管理权问题上一直意见不一致，客观上存在着乡村两级财务由乡级农经站，乡级财政所或乡镇企业局两线管理，造成了机构重叠，人员冗多，管理职权、范围不明确。

3、财会人员素质不高。据调查，目前村乡财会人员普遍年龄老化，文化程度低，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培训。

4、对管理者制约不严。不少乡村领导不熟悉财会知识，“外行”管“内行”现象履见不鲜；而且有的乡村领导财经法纪观念淡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个人说了算，长官意识严重。

5、财务监督不力。不少乡镇很少对村级财务进行定期审计，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审计组织机构，缺乏民主理财和群众监督意识。

二

农村财务管理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同时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农村基层组织、思想、政权建设的需要。由于目前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着“五不清”问题，造成了目前村级经济的重大损失，影响了村里工作的正常运转，使得村党支部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各种公益事业难以兴办，所以完善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审计、民主理财制度在当前是刻不容缓。为此笔者建议：

1、围绕“统”字，加强财务规范化管理。首先要统一思想，规范监督程序；二是统一帐、表、册、据，规范会计操作程序；三是统一审批手续，规范支出管理；四是统一业务培训，规范交接手续；五是统一档案专柜，规范财务资料。为此，乡镇领导必须提高对村级财务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领导、强化管理，使之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强化“责”字，加强会计资料管理。村级财务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村级业务的重要证据，是村级财会的信息载体，因而必须要管理好财务档案。首先是对会计凭证、帐簿、报表以及其它会计资料进行全面清理，逐月逐年装订成册，立卷归档；二是要专人保管，专柜专地存放；三是对会计档案存档、移交、查阅，要建立存、交、查登记簿，完善手续，明确责任，避免资料的丢失。

3、明确“章”字，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建章立制是村级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要解决村级财务混乱状况，最迫切的任务是在一定区域内制定一套统一的，切实可行的财务规章制度。为此，首先要建立村级财务跟踪审计制度，尤其是不相容职务控制制度，设立主办与出纳会计，实行帐款分开；三是建立“一支笔”审批制度，控制多头批款，多头报销现象。

4、着力“训”字，努力提高业务素质。财会人员是村乡里的“内当家”，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和法制观念，要有较高政治觉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此，各级领导应重视对村级财会人员的培养，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争取尽快地把国家改革的有关政策和新的财税制度，贯彻落实到乡村一级；同时乡村也要建立会计人员认证上岗制度，即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上岗，按照其资格证的级次，持证应聘相应岗位之职。

5、注重“稳”字，保持财会队伍稳定。多年来财会人员队伍不稳定问题一直困绕着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会计队伍。因此，首先应健全财会人员任免制度。凡经群众推荐，村委会上报，乡镇考核合格，应由乡镇会计管理站审批并统一颁发聘书；二是建立财务人员人事管理制度。对村级财会人员的配备、考核、聘任以及劳动报酬、岗位责任制等均作出明确规定，不经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任意调换和聘任财会人员；三是对乡村财会人员进行全面清查，建立会计人员档案管理网络，以便储备和统一调配整个乡镇的会计人员。

6、突出“严”字，定期开展财务审计。针对一些乡镇存在的财务不民主，帐目不分开等问题必须建立一整套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约束和外部监控制度。因此，首先县、乡两级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审计组织，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审计人员，对村级财务实行定期审计、专项重点审计和不定期抽样审计相结合的审计制度，努力做到“民主评议，逐月定审，季度复审”，及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二是逐步建立乡村会计报表必须经会计师审签有效制度。由社会专业机制根据“两法”、“两则”等法规，配合政府财税的工作来行使社会监督职能，从而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良好社会氛围。

7、坚持“明”字，真正做到民主理财。农村财务能否如实向群众分开公布，能否接受群众的监督，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的稳定，因而农村必须要实行财务分开，进行民主理财。对财务公开的时间、内容、地点，管理及效益要进行逐一规范。时间上要定期公开；地点应设在住户集中，位置显眼，群众易看到的地方；公布时，所有的帐目必须都是上级审计部门审计合格的；公布后，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要本着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财务公开中揭发出来的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要在群众进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该纠正的纠正，该查处的一查到底。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5

民众最大的担忧不在于收入的差距，而是公平，即拥有均等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应得的回报。

在中国，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社会民众都普遍认为现今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众多巨大社会挑战中的一项。大家的担忧源于此差距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现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大约为3：1。进一步说，一个城市居民的年均收入为2.4万元，较之，一个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8000元。那么，这样的差距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是太高还是太低？如果此差距持续扩大，这将是好还是坏？

并不在这个领域的人常常会陷入误区，认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以降低城乡居民差距为目标，同时认为此差距的升高即意味着政策的失败。这样的分析仅仅着力于数字层面理解，并没有联系其数字背后的牵动因素，因而它不一定总是正确，反而常常会引出错误的结论。我一向推崇挖掘数字背后深层含义，以重视理解数字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之前关于GDP变化的讨论中，我就提出如果没有对导致这一总数变化的动态因素的分析与理解，那么单单GDP这一数字是相当没有意义的。同样的，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言，我们也不能仅从数字层面理解，有时候差距的扩大，恰恰预示着一个国家的好征兆，甚至是非常好。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有三。前两者是性质上的解释，而第三点我将借用一个数学例子，进一步阐述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益处。

第一，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阶段时，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比如在中国。较之农村收入。城市居民的收入应当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从而足以吸引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如果说这样的流动应该停止，那么中国的整个经济运转模式将失去一股重要的推动力。近期由宁波诺丁汉大学在中国西南地区农村所做的调查中显示，由于城市的高开支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其原本的经济优势，在当今，即便是3倍的收入差距也不足以完全说服广大农民放弃他们的土地、家庭与乡村并移居到城市（虽然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静态”结论，并没有考虑到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后可能实现的未来收入增长机率这一动态发展）。

第二，往更哲学方面说，就像我之前阐述过的，当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得到富裕，这将会激起剩余人口对高收入的期望与追求。在这里，城市居民可以被称为相对富裕的人，而农村人口则为剩下的人口，这样的状态会使相对贫困的人在脑海中产生特定的期望。而这期望带来了不断追求“名利”的动力，推动低收入人口加倍地劳作，直至跻身于富裕人之中。要使得这由本能产生的牵动力有效，就需要公正的社会系统以及每个人获得同样工作的均等机会。虽然当今社会还未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遭遇不公平，因而民众会受到激励撸起袖子发奋劳作，带动更多的生产。

如果以上两点都没有使你信服，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数学例子，它更好地说明了为何有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是一种好的迹象（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太懂数学的朋友不用担心）。

假设一个农民离开原有乡村转而到城市寻求新的工作，当他离开时他的收入恰好为全国平均农村人口收入，即每年8000元。那么。接下来会有两种情况发生：

A.他作为城市居民的新收入低于全国平均城市人口收入，也就是说少于24000元。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作为农村人口，他的技能等各方面在城市市场中都处于相对的弱势。

B.他作为城市居民的新收入高于全国平均城市人口收入，也就是说高于24000元。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他虽然是农民出身，但是很好地融入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并且成功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致富之路。

相比之下哪一种情况更好呢，A还是B？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收入越高越好，因而很显然在理想状态下，我们一定会选择B。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是A还是B，平均农村人口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拥有平均农村人口收入的农民离开农村）。在情形A下，这个由农村人口转换而来的新城市居民由于赚取的收入低于平均城市人口收入，这将会拉低总体的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在第二种情形下，这个新城市居民提高了平均城市居民收入，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加大。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所期望的情形B，恰恰会加大城乡收入水平差距。

以上所说，并不代表我赞成无上限的收入分化。我在这所强调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好的迹象。至于这差距具体应为多少？我无法给出答案。一方面，民众视这一差距为不公平的预示，但是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民众最大的担忧不在于收入的差距，而是公平，即拥有均等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应得的回报。比如，若一个技能并不如我的人，却以某种方式如裙带关系，赚取的收入与我相同，此情形下所形成的1：1差距比例，却同样是过高。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1篇6

一、大力开展“回头看”活动

（一）强化组织领导。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乡长为副组长，分管副乡长、乡扶贫办工作人员、驻村干部、各村支部书记、主任为成员的乡精准扶贫“回头看”活动工作领导小组，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抓好此项工作。

（二）明确工作责任。本次精准扶贫“回头看”活动实行签字负责制，自查自纠由驻村帮扶第一书记、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驻村干部签字负责，签字人对自查和上级部门抽查结果负全责。

（三）强化工作措施。一是再次全面筛查贫困对象，逐户摸排。综合分析农户家庭收入、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实际情况，及时将建档立卡之外确实贫困的农村人口识别出来，把不符合条件的清退出去，做到不漏一人、不错一人。若有变动，于11月19日12时前向乡扶贫办反馈变动情况。此次贫困户复核数据将作为各村贫困户最终数据。二是重新审视贫困户识别程序。严格按照“宣传发动、农户申请、群众评议、初步公示、村民审议、村委公示、乡镇审核、乡镇公告、县级审批、县级公告”十步工作法评定程序，必须评议到位、公示到位，做到程序规范，文字影像资料齐全。对新进贫困户户主姓名、家庭成员、贫困户属性、致贫原因、生产生活情况等信息一一摸排，并准确、如实填报《贫困户登记表》，以备录入系统。三是脱贫规划和帮扶措施不实的要完善规划并落实措施，确保“一村一个主导产业、一户一个致富项目”。驻村干部、村社干部要沉下身子，认真核实贫困对象，同时做到工作轨迹清晰。

二、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个别村对贫困户识别标准不明；二是个别贫困户家庭信息有误；三是脱贫规划和帮扶措施不实；四是贫困户人口太少，不能全部纳入。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7

【摘要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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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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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14]〔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周中建.二三十年代苏南农家收支状况研究[J].中国农史，1999.(4).

[16]江苏教育[J].1932.(3).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8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

根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江苏省2022年稻谷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苏财建〔2022〕54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我市2022年稻谷补贴（实际生产者补贴）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补贴范围与对象

1、补贴对象。稻谷实际生产者包括种植水稻的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涉及土地流转、托管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的，补贴对象为实际种植者，其中土地流转协议明确稻谷补贴归属的，按照协议处理。

2、补贴计发依据及标准。稻谷实际生产者补贴计发依据为2022年稻谷种植面积。结合省下达补贴资金，补贴发放标准确定为：种植水稻50亩及以上主体补贴110元/亩，50亩以下主体补贴80元/亩。

二、工作安排

1、制定方案。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要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稻谷实际生产者补贴对象、补贴工作流程以及相关的职责分工、工作要求和时间安排、保障措施等。

2、组织申报。稻谷实际生产者补贴由村民委员会根据市制定的实施方案，组织稻谷实际生产者申报种植面积（附表1）（具体补贴面积以实际种植面积和土地流转协议为准），并登记造册（附表2）。稻谷实际生产者签字确认，经村委会主任和经办人签字并加盖行政村公章后于9月22日前报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3、公开公示。稻谷生产者补贴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对各村造册上报的补贴面积进行核实，核实无误后加盖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公章，并于9月23日前组织各行政村以村为单位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应在行政村公示栏和村民小组醒目位置一并进行。公示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姓名（名称）、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乡镇（街道）财政、农经部门举报电话等。公示有异议的要及时查实更正并再次张榜公布。公示内容须拍照建档，并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存档。

4、资金发放。稻谷生产者补贴面积公示结束无异议后，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汇总填报《兴化市稻谷生产补贴申请汇总表（乡镇级）》（附表3），由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并加盖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公章后于9月30日前正式行文上报至市农业农村局，乡镇（街道）财政所（局）应同步将相关数据录入“江苏农民补贴一折通”信息系统。市农业农村局对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上报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并会同市财政局上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后，作为补贴发放的依据。市财政局根据市人民政府审定的补贴面积和金额，组织乡镇（街道）财政所对录入“江苏农民补贴一折通”信息系统的数据进行修改、审核并确认后，将数据传送至银行直接打卡发放到户。

三、保障和监督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稻谷生产者补贴工作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负总责，乡镇（街道）农经、农技、财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农经部门负责政策指导、种植及补贴面积的申报核实和汇总等工作，向财政所（局）报送分户基础数据信息；农技部门负责种植品种核实工作；乡镇（街道）财政所（局）负责对农经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录入“江苏农民补贴一折通”信息系统并进行确认。

2、强化政策宣传。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印发补贴政策告知书发放到村，使广大农户、各类稻谷生产经营者了解稻谷补贴政策的意义和内容。市、各乡镇（街道）都必须设立热线电话，接受农户咨询及投诉。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篇9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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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为确保XX乡后进转化帮扶工作的顺利实施和帮扶任务的圆满完成，根据乡制订的帮扶工作方案，成立帮扶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倾斜后进村委的项目扶持，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山区村委、计生落后村委也进行帮扶方面的倾斜，促进本村经济发展，转变生育观念，从根本上扭转工作被动局面，促进全乡人口计生工作平衡发展和整体提升。乡党政主要领导、分管计生领导及挂点村党政领导，负责对帮扶工作进行指导、规划、协调，确定帮扶项目，落实帮扶措施。党政主要领导每月定时进村检查和指导帮扶工作，分管领导每月三次下村检查评估帮扶成效，解决在工作中的困难。同时把计生帮扶工作作为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实行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为帮扶工作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措施落实，成效显着

按照市、县的帮扶规划及XX乡的后进帮扶转化工作方案，帮助计划生育家庭户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今年，在乡党委、政府的直接带领下，结合XX乡实际情况，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乡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利用乡、村两级人口学校对广大群众举办了四期科学技术知识培训班，大力发展种植产业，项目有：芭蕉、桑苗、百香果，养殖业有：养猪、养鸡、养蚕、养羊等，在政策、项目和资金上扶持，并优先给予10户诚信计生家庭贴息贷款的优惠政策，实现了经济增收，达到预期目的。

根据南人口发[2014]11号文件要求，XX乡列入南宁市重点帮扶转化后进乡镇，得到市、县重点帮扶转化后进乡镇专项经费10万元，又根据南办发[2010]147号文件通知要求，XX乡是市扶贫办挂点帮扶的一个乡镇，今年，南办发[2014]64号文件通知要求，新的定点帮扶人口计生基础薄弱乡镇改为南宁市城乡数字化建设办公室。这二、三年来得到了市挂点单位从资金、项目上对XX乡大力帮扶。年初，市扶贫办领导深入XX乡进行调研，听取乡党委、政府、人大及计生所领导的汇报和座谈，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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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城乡信息化差异数字鸿沟对策

根据2006一2022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信息资源的普遍应用、信息网络的广泛普及，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资源也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安徽省委、省政府一直对信息化工作高度重视，在信息基础设施、电子信息产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农业农村信息化和区域信息化方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信息化工作。2009年，安徽各县(市、区)政府也全面建设信息服务站。然而，安徽省的总体发展水平同国内其他省市相比还比较落后，加上安徽省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加快安徽省的信息化发展更是当务之急，也是促进安徽省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1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现状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也存在差异即所谓的城乡数字鸿沟，而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和信息交流的差异、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产品结构的差异以及信息消费水平的差异等。

1.1城乡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是:在城乡之间优先保证城市。结果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能优先得到保证，而农村的却很难得到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3月，安徽省城市人口2485万人，固定电话达到658.5万户，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26.5%。但是安徽省农村通信发展却相对滞后，安徽省农村人口3650万人，固定电话为694.7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为19.0%，只是城市水平的71.7%。

根据表1可以看出，安徽省2005一2008年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台数农村居民拥有数相对较少，分别是城镇水平的3.0%,3.4%,4.9%,6.4%。虽然城乡居民对家用电脑拥有比例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总体来说城乡居民对家用电脑的拥有量还是相差悬殊。可知，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拥有更充足的信息基础设施，城乡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2城乡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和信息产生与传播的差异由于城乡居民文化水平和信息素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对网络信息资源、教育信息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等的利用远不如城市居民利用的充分和有效。根据安徽财经大学2009年暑期“三下乡”对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农村的电视覆盖率为75.96%，有线电视覆盖率仅为8.31%，农村居民通过广播获取信息资源也只有10.79%,可见农村的信息资源相对贫乏，而农村居民又不能充分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更扩大了城乡信息化差距。城市是经济发展和信息交流的中心，能产生大量的信息，而且交通运输和信息交流都十分便捷。农村地区生活较为稳定，产生的信息较少，采集和传播信息也相对困难，使得多数媒体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城市而不是农村。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信息交流越来越便捷，而农村由于信息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信息交流不方便，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差异也日益显著。

1.3城乡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和信息产品结构的差异城市经济较为发展，把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医疗、交通运输以及能源利用等多个领域，而农村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不高，没有充分挖掘信息技术的潜能，各个方面多运用传统的方式而没能广泛的应用信息技术。城乡居民拥有信息产品的结构也存在差异。安徽财经大学2009年暑期“三下乡”对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居民对普通彩电、VCD机和DVD机等信息产品拥有率较高，拥有率分别为92.1%,70.7%和63.2%，而对照相机、录像机和电脑等信息产品的拥有率较低。相比而言，城市居民减少了对VCD,DVD等逐渐被市场淘汰产品的使用，他们更多的拥有和使用现代更先进、更时尚、科技含量更高的信息产品。

1.4城乡的信息消费水平差异在信息消费方面，比如农村百户拥有的电视机数、移动电话数、计算机数以及书籍报刊和杂志的购买量都远比城市少。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在精神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也远小于城市。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安徽省城镇人口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指数为1.0733，而农村人口的消费指数为0.9568，城镇与农村的消费指数之比为1.1218，可见城乡己经形成深深的数字鸿沟。

2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

当城市居民接触并拥有大量的信息不知如何选择的时候，农村居民却面对着信息h乏的状况。造成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就城乡居民在收人、文化以及信息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方面来分析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

2.1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尽管各行各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城乡差异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日益扩大(见表2)。

根据表2的数据可知，1980年、1990年、2000年以及2005-2008年，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年收人占城市居民人均年收人的百分比分别是53.7%,39.8%,36.5%,31.2%,30.4%,31.0%,32.4%01980年到2008年比例从53.7%降到了32.4%，可见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不仅很大而且日益显著。收人差距大，进而导致了城乡居民对信息产品消费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城乡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2.2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差异安徽省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据统计，2004年安徽省在全国总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12.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文盲和半文盲率所占比重为1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百分点。安徽省居民受教育普遍较低，而相对来说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更低。据调查，城市居民利用图书、报刊杂志、网络资源接受信息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信息素质要远低于城市居民，因此对于图书、报刊杂志、网络资源的利用率较城市居民低。在农村信息资源相对匾乏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较低而使得信息资源的利用更少，久而久之，城乡居民的文化差异最终导致城乡的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2.3城乡信息产品的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差异城市信息产品的供需相对充足，而农村信息产品的供需相对不足，是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农村居民的收人水平较低，不论是电话的初装费、电话费与互联网上网费用，还是文化教育的费用，都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过高。

由表3数据计算可知，人均文教方面的消费额占人均年收人的比例，城镇为3.3%，而农村为9.8%，相对来说农村居民的文教消费占收人的比重较高。因此，农村居民就会减少对信息产品的消费。另外，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较低，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也较少。在信息产品的供给方面，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较小，而且各小村镇离城市较远，电信和通讯网络的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都较高。在市场驱动下电信和网络公司会向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会相应的减少对农村地区信息产品的供给量，最终加剧了城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

3促进城乡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已经渗透到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水平差异现象将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它会对安徽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缩小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实现城乡信息化协调发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工程。

3.1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当今信息经济社会下，信息被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和财富，贫富的差距也将取决于对于信息的拥有和利用水平。城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使城市居民接触并拥有大量的信息，成为信息富有者;而农村居民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少，而且运用信息的能力较弱，成为信息的匾乏者。这种信息的富有和匾乏，最终会导致资源和财富的富有和匾乏。如果不对农村的信息化工作进行改进、不加强农村的信息化建设，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城乡的数字鸿沟将加大，贫富差距也会扩大，很有可能导致城乡居民财富的两极分化现象。所以政府应统筹规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从而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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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鸿沟信息技术信息化城乡数字鸿沟地区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指数DDI

一、前言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数字鸿沟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将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日益成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

准确测量、客观描述数字鸿沟的发展现状与变化趋势，是客观评价政策效果、提出正确应对策略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信息中心从2005年起组织“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对中国数字鸿沟现状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本报告是第四份关于中国数字鸿沟问题的年度报告。

本报告继承了此前报告的主体框架、内容和方法，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在考察内容方面，重点考察城乡数字鸿沟、地区数字鸿沟和性别数字鸿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数字鸿沟总水平测评。鉴于区域数字鸿沟是地区数字鸿沟的表现，而教育数字鸿沟很大程度上是原因而非结果，所以本报告对这两类数字鸿沟不再进行单独反映。

在考察变量方面，主要以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的普及应用为依据。

在测算方法方面，继续采用“相对差距综合指数法”计算“数字鸿沟指数（DDI，DigitalDivideIndex）”[1]。

数字鸿沟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客观反映，其形成原因、作用机理相当复杂。鉴于人们对其内在规律的认识还刚刚开始，国际上对于数字鸿沟的测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尚没有形成有公信力的方法或报告。本报告本着数据完整、理论通用、内涵直观的原则，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不足之处希望能得到各方反馈和斧正。

二、总体概况

⒈信息技术扩散进入快速扩张期

按照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新技术的扩散总是一开始比较慢，然后当采用者达到一定数量（即“临界数量”）后，扩散过程会突然加快，直到系统中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到达饱和点，扩散速度又逐渐放慢，创新采纳者的数量随时间而呈现出“S”形的变化轨迹（即S曲线）。一般来讲，一项新技术在普及率达到10-20%时将进入快速扩散期[2]。按照这一理论，目前中国信息技术扩散已全面进入快速扩张期。

尽管如此，仍有两个原因使得数字鸿沟变化呈现多样性特征。一方面，一项新技术在不同人群中的扩散轨迹不一样，导致数字鸿沟在不同时期表现迥然不同。比如，城市计算机应用已进入快散期，而农村计算机应用还刚刚起步，使得城乡计算机差距长期处在高位。另一方面，特定时期内不同新技术在同一人群内的扩散轨迹也会差别很大，也会使引起数字鸿沟的变化。比如同样在农村，移动、电话、彩电已进入快速扩散中后期，而互联网、计算机还处在起步期，也会带来数字鸿沟变化的不一致。

――互联网：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

我国互联网实现1亿用户规模大约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2006年互联网普及率首次突破10%（实际为10.5%）后，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实现第2个亿级用户只用了两年的时间。2007年底全国互联网用户达到2.1亿户，普及率上升到16%。考虑到互联网普及的饱和点在80%左右，我国互联网扩张期还有很长时间。值得一提的是，现有网民中宽带用户已占到77.8%，宽带用户普及率也已达到12%，也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参见图1）。

――计算机：整体处于快速扩张初期，但城乡差别较大

城市居民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在2001年达到13%以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07年达到53.8%；而农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到2007年还只有3.7%，离到达快速扩张所需要的临界数量还有较大的距离（参见图2）。全国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在2003年达到12.1台后，从理论上说也已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但由于受农村影响，随后几年整体上快速扩张的形势并不是很显著，2006年达到22.2台后快速扩张的趋势得到强化。即便以每个家庭拥有1台计算机作为基本饱和点，我国城乡居民家庭计算机扩张的空间也非常巨大。

――固定电话：出现低水平上的停滞现象

我国固定电话到1999年7月实现第一个用户总量过亿，总共用了约50年的时间；此后进入快速扩散区，2006年总用户36781万户，普及率达到28.1%。按照国际上通常在50-60%达到饱和点的常规，我国目前的普及率水平应该正处于快速扩张区。但2007年出现了用户总量（36545万户）和普及率（27.8%）都比上年下降的现象（参见表1、图3）。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固定电话普及率都出现了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移动电话的普及造成的，即所谓的“移动替代”。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如北京）移动替代现象在前几年也开始出现了，但全国普及率在如此低的水平上出现下降绝不是用简单的移动替代现象可以解释的。从多数农村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家庭既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固定电话现象可以得出结论，目前在固定电话扩散过程中出现的是虚假“饱和”。造成这一现象的表面原因是“需求间歇”，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普遍服务原则没有落实，以及由此产生的支付能力与资费水平之间的不适应。

――移动电话：正处在快速扩张期

与固定电话的低迷相比，移动电话的快速扩张可谓是如日中天。在2001年首次突破1亿用户、普及率超过10%以后，移动电话开始进入快速扩张区。此后大约每一年半就新增1亿用户，并在2003年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到2007年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5.47亿用户，普及率达到41.7%（参见表1、图4）。从国际上看，移动电话的饱和点在100%左右，已经有部分国家达到这一目标，我国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已达到或接近这一水平。从全国来看，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⒉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

到2007年底，全国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2.1亿人，比上年增长53%；城市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3.8台，比上年增长14%；全国固定电话总用户达到36545万户，比上年减少236万户（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总体用户下降）；移动电话总用户达到46108万户，比上年增长17%。与此同时，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关注数字鸿沟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电话、电视村村通工程继续推进，新农村信息化建设渐成热潮，这些都对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来看，城乡、地区间数字鸿沟仍很突出，依然是困扰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大难题。

2002-2007年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2007年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46，表明仍然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从变化趋势看，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继续呈下降趋势。2002-2007年，中国数字鸿沟缩小了19%。

2007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指数为0.64，表明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总体上看，城乡数字鸿沟呈稳步缩小态势，2002-2007年缩小了13.5%左右。

2007年中国地区数字鸿沟指数为0.53，表明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2002-2007年，地区间数字鸿沟缩小了10.2%。

2007年，中国性别数字鸿沟指数为0.20，比上年继续缩小。2002-2007年，性别间数字鸿沟缩小了47%。总体上看，性别数字鸿沟已不是十分明显，与发达国家情况基本相似。

三、城乡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

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是反映城乡数字鸿沟水平的主要指标，代表城乡数字鸿沟的大小，由城乡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普及率5个相对差距指数构成。其中互联网、计算机、彩电各占1/4权重，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各占1/8权重。

为适应对比分析需要，在进行城乡数字鸿沟分析时，同时测算了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但在合成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时一律使用相对差距指数。

⒈城乡互联网差距

城乡互联网差距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的差距。城乡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互联网）以城乡居民互联网普及率为考察指标，考察城乡互联网数字鸿沟。

2005-2007年中国城乡网民普及率情况如图6所示。农村网民大幅增加是2007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亮点。2007年底，农村网民数量达到5262万人，比上年增长127.7%。一年之内农村网民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也使得城乡互联网差距首次出现明显缩小。

2007年城市网民普及率为27.4%，比上年提高7.2个百分点，增长了35.8%。农村网民普及率为7.2%，比上年提高了4.1个百分点，增长了132%。

从相对差距看，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3.8倍，与上年6.5倍相比差距缩小了41.5%。

从绝对差距看，城市网民普及率高出农村20.2个百分点，比上年增加3.1个百分点，差距比上年拉大了18%。

农村网民普及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5%，差距指数为0.55，比上年的0.7缩小了21.4%。

城乡之间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为0.74，表明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与上年相比，城乡互联差距指数下降了12.9%。在此之前，城乡互联网差距指数一直稳定在0.85左右。

2007年农村互联网用户规模的大幅扩张，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互联网应用已开始进入快速扩散期，城乡居民对网络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二是近几年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减轻农民负担，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民支付能力有所增强；三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电话、广播电视村通工程等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提高了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掌握了一定的信息知识和技能；四是涉农信息资源整合服务开始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了信息对指导农业生产经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⒉城乡计算机差距

城乡计算机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计算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PC）是用来考察城乡计算机数字鸿沟的主要指标。

2002-2007年中国城乡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变化如图7所示。2007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算机53.8台，比上年增加6.6台，增长14%。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算机3.7台，比上年增加1台，增长34.8%。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4.6倍。

2002-2007年中国城乡计算机绝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8所示。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城市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比农村多50.1台，比上年高出5.6台。

2002-2007年中国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情况如图9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指数为0.93（农村比城市落后93%），表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计算机应用上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从变化趋势上看，2002年以来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总体变化不大。

城乡计算机差距指数居高不下，与城乡计算机扩散所处阶段不同有关。按2006年全国户均人口3.17推算，城市居民计算机普及率（百人计算机拥有量）大约是在2005年开始突破10%，2007年达到17%，正处于快速扩散的前期，可以预计今后几年的扩张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而农村居民计算机普及率迄今也只有1%左右，还处在早期创新阶段，离快速扩散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一时期出现城乡计算机差距难以缩小甚至扩大都是可以理解的。

从农村基础条件看，支付能力不足是计算机推广应用面临的最大难点。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而目前市场上比较便宜的台式计算机一般也在4000元左右，对大多数农民来讲，用一年的收入去换1台计算机简直是不能想象的。相比之下，目前1台计算机的价格约占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这才有了近几年普及率的较快上升。从这一角度看，要尽快达到提高农村居民计算机普及率的目标，有两个因素可以期待：一是农村收入进一步提高，二是计算机价格进一步降低。

知识技能欠缺是限制农村计算机推广应用的另一个障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显示，“不懂电脑/网络,不具备上网所需技能”一直高居非网民不上网原因的首位。2007年的调查显示，48.9%的非网民不上网是受到知识技能水平的限制，比4年前的37.7%有大幅度的提升。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普遍的受教育水平相对更低，这方面的限制就会更为明显。要快速提高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并提升应用效果，大规模的计算机基础知识技能的培训就显得非常迫切。

⒊城乡固定电话差距

城乡固定电话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固定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城乡固定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固话）以城乡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为考察指标，考察城乡固定电话数字鸿沟。

2007年全国固定电话用户数为36544.8万户，比上年减少236.4万户。其中，城市固定电话用户24859.4万户，比上年减少279.3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11685.5万户，比上年增加43万户。2001-2007年中国城乡固定电话普及率变化情况如图10所示。

2007年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为41.9%，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也是中国城市电话扩散历史上首次出现普及率下降。如果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的电话机数量从2005年起就已经开始下降了[1]。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源于3个原因：一是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已超过每家一部电话，到达饱和点后出现“拐点”；二是随着宽带应用，许多家庭撤掉了原来专用于上网使用的专线；三是“移动替代”，即部分城市家庭使用移动电话后不再使用固定电话。

与发达国家固定电话普及率到达60%甚至更高水平才开始下降有所不同，中国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在2006年达到43.6%即开始出现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固定电话扩散在还没有到达理论峰值时就迎来了移动电话快速发展，因此“移动替代”现象相对提前了；二是受支付能力和消费水平制约，多数家庭从节约开支的角度考虑，如果不是必需，不大可能保留多余的固定电话线。

2007年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为16.1%，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上升速度明显放慢。与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下降的原因有所不同，农村固话普及率增速放慢不能简单地用“移动替代”来解释。2001年农村固话普及率开始达到10%，按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应该有一个大的提升阶段，而实际上扩张增幅最大的2004、2005年每年也只有1.4个百分点。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扩张幅度在2003年达到7.9个百分，2001-2005年平均每年扩张5.6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农村固定电话到了该快速扩张的时候却出现了停滞现象。即使按家庭普及率看，2007年百户家庭拥有固定电话线路也只有51%左右，也就是说刚刚有一半的家庭使用上了固定电话，离每家拥有一部电话（线）的饱和点还差得太远。那么是不是由于移动电话发展阻滞了农村固定电话的扩张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从统计上看，农村移动电话拥有量仍不足城市的一半，远没到达可以替代固定电话的程度。农村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多是外出务工者，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对固定电话的需求还是大量存在的。

真正阻碍农村固话普及的原因还是成本太高，或农民支付能力偏低。固定电话费用大体包括3个部分：一是初装费，一般为120元/部。二是月租费，每月15元左右，全年180元。仅此一项，约占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3%。三是通话费，2007年全国平均每年固定电话本地通话1780次，按最低话费算约为391.6元；平均每部电话拨出国内长途283分钟，约需话费198.1元（本地电话全部按营业区内每次3分钟收费0.22元计算；国内长途按0.07元/每6秒计算）。仅次两项通话费合计589.7元，约占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2%。月租费和通话费加在一起，一部电话的支出合计约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8.5%。当然，实际上农村电话的通话费会少一些（因接入电话不收费，许多农民为节省话费支出就尽量只接电话而少打电话），但仅月租费一项也远远超出了实现普遍服务的标准（资费水平不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的1%）。近几年各方面关于取消固话月租的呼声很高，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另外，农村通讯基础设施的落后也是固话普及难度大的原因之一。从行政村通电话的比重看，2007年行政村通电话的比重已经达到99.5%，说明村村通工程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行政村通电话的比重不代表自然村通电话，更不代表电话线已经通到了各家各户。2002-2007年中国农村固话普及率与已通电话行政村比重对比参见图11。

由于城市固话整体水平开始下降，城乡固话差距呈进一步缩小趋势。2002-2007年中国城乡固定电话普及率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变化分别如图12、13所示。

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城乡固定电话普及率绝对差距为25.8个百分点，比上年减少2个百分点，缩小幅度近8%。从图12可以看出，城乡固定电话绝对差距从2002年的13.1个百分点一路攀升到2005年的27.8个百分点，2006年出现徘徊，2007年首次出现下降。尽管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变化趋势已非常明显。城乡固定电话绝对差距缩小，主要原因是城市固定电话接近饱和以及移动替代现象而出现普及率下降。这一变化趋势从农村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差距变化曲线也可以看出。

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城乡固定电话相对差距指数为0.62（即农村落后于城市62%），表明城乡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从图13的变化趋势看，城乡相对差距在2004年达到峰值，2006年后开始缩小，两年内差距缩小了近5%。农村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呈现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⒋城乡移动电话差距

城乡移动电话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移动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主要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城乡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移动）是用来考察城乡移动电话数字鸿沟的主要指标。

2000-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移动电话拥有量变化情况如图14所示。2007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65.2部（由于无法得到按城乡划分的移动电话普及率数据，本年度报告仍使用城乡居民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统计数据。与固定电话有所不同，移动电话机拥有量与移动电话用户数更为接近，以其进行差距比较仍有较高可信度。），比上年增加12.3部，增长8%。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77.8部，比上年增加15.7部，增长25%。城市家庭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1倍。

2000-2007年中国城乡移动电话绝对差距情况如图15所示。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数量高出农村87.4部，比上年差距缩小3.5部。绝对差距首次出现缩小，主要是因为农村移动电话扩散正处于加速扩张期，而城市移动电话普及已进入扩散中期，速度开始放慢。

按户均人口3.17人计算，2007年城市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2%（即每百人拥有52部电话）。国际上一般将移动电话普及的饱和点设定为100%。据此观察，中国城市移动电话扩散已越过快速扩散峰期，扩张速度越过拐点后会调整放缓。同年，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约为23.5%，正处于快速扩张的前期。可以预测，今后几年城市移动电话普及扩张幅度会有所减缓，而农村将加速扩张，城乡移动电话差距会逐步缩小。

2000-2007年中国城乡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情况如图16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城乡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为0.53（即农村落后于城市53%），比上年下降10%。从2002年起，城乡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逐年缩小，表明农村移动电话增长速度快于城市。

⒌城乡电视差距

城乡电视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城乡彩电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彩电）”来表示。主要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

2000-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变化情况如图17所示。2007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量为137.79台，比上年增加0.36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94.38台，比上年增加4.95台，增长5.5%。城市家庭彩电拥有量是农村的1.46倍。

2000-2007年中国城乡彩电绝对差距情况如图18所示。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城市居民百户家庭彩电拥有量高出农村43.4台，比上年减少4.6台，差距缩幅近10%。与2000年相比，城乡彩电绝对差距缩小了36%。城乡彩电差距连年缩小主要是因为城市彩电扩散已接近饱和，扩张幅度明显减缓，而农村彩电扩散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判断彩电扩散的饱和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2007年城市居民百户家庭彩电拥有量最高的地区是上海，达到183.41台/百户，仍比上年增加了4.75台。农村居民百户家庭彩电拥有量最高的是北京，达到178.83台，比上年增加了12台。从最高地区城乡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及全国城乡同一指标变化情况看，尽管扩张幅度（每年增加百分点）有减少趋势，但拥有量毕竟还在增加，说明即使是最发达的地区，城市和农村彩电普及率都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彩电普及率的增长空间显然要大得多。

2000-2007年中国城乡彩电相对差距如图19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城乡彩电相对差距指数为0.32（即农村落后于城市32%），比上年下降8.6%。从2000年起，城乡彩电相对差距指数逐年缩小，表明农村彩电增长速度快于城市。

⒍城乡数字鸿沟综合指数

城乡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城乡DDI）是由5项城乡信息技术应用相对差距指数加权计算得出的一个合成指标，它反映的是城乡数字鸿沟总体水平。其中互联网、计算机、彩电相对差距的权重分别为1/4，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的权重分别为1/8。2002-2007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及其变化情况如图20所示。

测算表明，2007年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64，即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总体水平落后于城市64%左右，表明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

四、地区数字鸿沟

地区数字鸿沟是指各地区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对象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数字鸿沟总指数（地区DDI）是反映地区数字鸿沟水平的主要指标，代表地区数字鸿沟的大小，由地区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彩电5个相对差距指数构成。在计算地区间考察指标的相对差距指数时，本报告统一使用以各年最低地区普及率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计算。

为更好地反映地区间差异及其变化趋势，本报告还对地区间基尼系数1进行了测算。

⒈地区互联网差距

地区互联网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的主要差距。考察指标是互联网普及率。

2007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6%，比上年增加5.5个百分点。在31个省份中，北京互联网普及率最高，达到46.6%；贵州最低，为6%（参见图21）。北京互联网普及率是贵州的7.8倍（2000年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的78倍）。

2000-2007年中国地区互联网绝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22所示。从绝对差距看，最低地区普及率与最高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都呈进一步扩大趋势。2007年，最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这一差距水平是2000年（相差1.52个百分点）的6.6倍。绝对差距的扩大是互联网扩散在不同地区间所处阶段差异的表现和结果。2007年已经有26个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突破10%，其中有7个省份达到了20%以上，表明先进省份已大多进入快速扩散期，扩张幅度明显提高。而同期最落后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6%，尚未进入快速扩散期，扩张幅度相对较小。这一现象如果用最落后地区与最先进地区进行比较，结果会更加明显。2000年最落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最先进地区落后19.91个百分点，到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40.6个百分点。

2000-2007年中国地区互联网相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23所示。地区互联网相对差距呈下降趋势。2007年地区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互联网）为0.63（即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63%），比2000年下降了26.7%（即差距缩小了26.7%）。

2001-2007年中国地区互联网基尼系数变化情况如图24所示。2007年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基尼系数为0.2930，在上年首次低于人均GDP地区基尼系数的基础上继续下降。基尼系数下降也表明地区互联网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⒉地区计算机差距

地区计算机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计算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因缺乏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有效数据，这里仅以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指标替代。）。

2007年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3.8台，比上年增加6.6台，增长14%。在最近的5年中，每一百户城市家庭中约有7家成为新的电脑拥有者（参见图25）。

受家庭收入、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地区间计算机普及率存在很大的差距。2007年上海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率最高，每百户居民拥有计算机103.9台；城市家庭电脑拥有率全国最低，每百户居民拥有计算机18.4台；最高地区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最低地区的5.7倍（2000年这一数据为32倍）。与互联网普及率相比，计算机普及率的地区间差距要小得多。

2000-2007年地区计算机绝对差距情况如图26所示。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每百户拥有计算机量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35.39台，比上年扩大7.73台，差距扩大了27.9%。由于发达地区计算机应用正处于快速扩张区，导致地区间绝对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2007年地区计算机绝对差距是2000年的4.1倍。如果拿最低地区与最高地区进行比较，则地区间计算机绝对差距还要大得多，2007年最高地区比最低地区高出85.52台。

2000-2007年地区计算机相对差距情况如图27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地区计算机拥有量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计算机）为0.66，即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66%，表明地区间计算机应用存在明显数字鸿沟。从变化趋势看，近几年地区计算机相对差距缩小幅度不明显，近两年还有所扩大，表明发达地区计算机应正处在快速扩张期而落后地区扩张速度较慢。

2001-2007年中国地区计算机基尼系数变动情况如图28所示。2007年城市家庭计算机普及率的地区基尼系数为0.1997，比上年下降约10%，比2001年下降近40%。总体上看，城市计算机普及应用的地区间差异呈逐年缩小趋势。

⒊地区固定电话差距

地区固定电话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固定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固定电话普及率。

2007年，全国固定电话普及率为27.8%，比上年降低0.3个百分占点。北京固定电话普及率继续下降，2006年曾将全国第一的位子让给了上海，但2007年由于上海普及率下降更快，北京又重新坐回全国第一的位置（57.8%）。普及率最低的地区仍是贵州，为14%，比上年上升了0.8个百分点（参见图29）。最高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是最低地区的4.19倍（2001年这一数据是6.47倍）。

2001-2007年中国地区固定电话绝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30所示。从绝对差距看，以2004年为分水岭，地区间固定电话差距从不断扩大开始转向逐渐缩小。走在前列的发达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已经接近饱和，加上近几年受“移动替代”现象影响，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开始出现固定电话普及率出现绝对下降。而同期落后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还不高，仍处在上升阶段。因此，地区固定电话绝对差距逐步缩小是一个必然趋势。2007年固定电话普及率最高地区比最低地区高出44个百分点，比上年减少了5.4个百分点；全国固定电话普及率比最低地区高出14个百分点，比上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

2001-2007年中国地区固定电话相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31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最低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地区固定电话相对差距指数为0.50（即最低地区落后于最高地区50%），比最高峰2004年的0.59下降了15%（即差距缩小了15%）。

2001-2007年中国地区固定电话基尼系数变化情况如图32所示。2007年我国固定电话的地区基尼系数为0.2024，继续呈下降趋势,也表明地区间固定电话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⒋地区移动电话差距

地区移动电话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固定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移动电话普及率。

2007年中国各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布情况如图33所示。2007年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41.6部/百人，比上年提高6.3部。北京在继2006年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每百人拥有百部以上移动电话的地区之后，2007年移动电话普及率（101.1部/百人）仍稳居全国第一位，但绝对水平比上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移动电话普及率最低的地区仍为贵州，达22.2%，比上年（17.5%）提高4.7个百分点。最高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是最低地区的4.55倍（2002年最高时达到10.1倍）。

2001-2007年中国地区移动电话绝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34所示。从绝对差距看，最低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7年二者相差19.4个百分点，比上年增加1.6个百分点，差距扩大了9%。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较发达地区其移动电话扩散进入了快速扩张区，导致全国平均的扩张速度比落后地区要快一些。如果用落后地区与最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则会发现，情况已出现明显变化：最低地区与最高地区间的差距从2001年的39.05点一路扩大到2005年的84.8点，2006年后便开始下降，到2007年差距缩小到78.9点。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最高地区（北京）已达到移动电话普及率的基本饱和点（100部/百人），扩张过程基本结束；而最低地区刚刚进入快速扩张区，扩张速度正处在上升区间。

2001-2007年中国地区移动电话相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35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地区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移动）为0.78（即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78%），比差距最大的2002年下降了12%（即差距缩小了12%）。从变化趋势看，相对差距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是在2005年以后（当年最落后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3%，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

2001-2007年，移动电话普及率地区基尼系数从0.3602逐年下降到0.2061，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地区间移动电话普及率的差距在逐年缩小（参见图36）。

⒌地区电视差距

地区电视差距是指不同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彩色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用“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彩电）”来表示。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

“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彩电）”由“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和“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两个指标构成，二者各占1/2权重。

⑴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

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城市彩电）是反映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在拥有和使用彩色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

2007年中国不同地区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分布如图37所示。

2007年，全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37.8台，比上年增加0.4台。全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在1997年首次突破100台（为100.5台），之后每年仍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拥有1台以上的彩电。

2000-2007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变化情况如图38所示。2007年最高地区（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83.41台，比上年增加4.75台；最低地区为105.34台，比上年增加0.68台。

2000-2007年中国城市彩电地区间绝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39所示。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最低地区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32.45台，比上年减少0.32台；最低地区比最高地区落后78.07台，比上年增加4.07台。

2000-2007年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40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城市彩电）为0.24（表明最落后地区的城市居民在彩电拥有量方面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4%），与上年基本持平。

⑵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

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农村彩电）是反映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彩色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

2007年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分布以及200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变化情况如图41、42所示。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94.4台，比上年增加5台。2000-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平均每年增加6.5台，是同期城市居民彩电扩张幅度（+3台/年）的2倍多。这也表明城市居民彩电需求逐步趋于饱和，而农村居民彩电需求还存在非常大的空间。2007年最高地区（上海）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78.83台，比上年增加12台；最低地区为53.96台，比上年减少3.33台。

2000-2007年中国农村彩电地区间绝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43所示。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最低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40.42台，比上年增大8.28台；最低地区与最高地区比落后124.87台，比上年增大15.33台。

2000-2007年中国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变化情况如图44所示。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农村彩电）为0.43（表明最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彩电拥有量方面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3%），比上年增长19%（即差距扩大了19%）。

⑶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

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彩电）是反映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电视方面存在差距的主要指标，由“地区DDI-城市彩电”和“地区DDI-农村彩电”两个指标合成（权重分别为1/2）。

2000-2007年中国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变化如图45所示。2007年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为0.33（表明最低地区城乡居民在彩电拥有量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33%），比上年上升10%（即差距扩大10%）。

从变化趋势看，2000年以来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最低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7年中缩小了30%。差距缩小主要得益于地区间农村居民在拥有彩电方面差距的缩小（7年中缩小了47%），而同期地区间城市居民在拥有彩电方面的差距实际上还有所扩大（7年中扩大了50%）。

⒍地区数字鸿沟综合指数

地区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地区DDI）是反映不同地区间在拥有和使用主要信息技术产品方面存在差距的综合性指标，其基本含义是最落后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综合差距。“地区DDI”由互联网（权重1/4）、计算机（权重1/4）、彩电（权重1/4）、固定电话（1/8）、移动电话（1/8）5个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构成。

2001-2007年中国地区数字鸿沟指数变化如图46所示。2007年地区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53，即最低地区的信息技术综合利用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53%左右，表明地区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

从分类指标看，2007年地区数字鸿沟在各主要技术应用方面都很大，而计算机方面最为突出（0.66），彩电方面的差距最小（0.33），中间依次是互联网（0.63），固定电话（0.50），移动电话（0.47）。

从总体变化趋势看，2006年以前地区数字鸿沟呈逐年缩小趋势，2001-2006年地区数字鸿沟指数下降了16%左右。2007年地区间数字鸿沟比上年有所扩大，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和彩电方面的差距有所扩大。

五、性别数字鸿沟

性别数字鸿沟是指不同性别的人群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

性别数字鸿沟总指数是反映性别数字鸿沟水平的主要指标，代表性别数字鸿沟的大小。本报告主要用互联网普及率指标来反映性别数字鸿沟状况。

2007年底，我国男性网民总数12012万人，比上年增加4025万人，增长50.4%。男性网民占全国网民比重为57.2%，比上年降低1.1个百分点。男性网民普及率为17.7%，增长48.7%。2007年底，我国女性网民总数8988万人，比上年增加3275万人，增长57.3%。女性网民占全国网民比重为42.8%，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女性网民普及率为14.1%，增长55.6%（参见表2）。

从变化趋势看，在2006年男性网民普及率达到11.9%、女性网民普及率达到9%后，互联网扩散的速度开始明显加快，2007年分别比上年增加了5.8和5.1个百分点。

从绝对差距看，2007年男性网民普及率超出女性3.6个百分点，比上年增加0.7个百分点。总体上看，绝对差距有扩大趋向，但幅度不大。

从相对差距看，2007年性别数字鸿沟指数为0.20（即女性落后于男性20%），比上年进一步缩小。表明女性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与男性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体上看性别数字鸿沟不是很大。

从变化趋势上看，在互联网兴起初期，性别数字鸿沟比较明显，1998年男性互联网普及率是女性的5.6倍，数字鸿沟指数一度达到0.82。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间的差距整体上出现缩小趋势。从近几年情况看，2002-2007年性别数字鸿沟共下降了47%。

参考文献：

1.“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07[M].//王长胜，张新红，杨桦，等．中国信息年鉴，2007：371-382

2.罗杰斯EM.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4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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