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

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

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三、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

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

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

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

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

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学科归属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自建立以来，学科体系便得到不断地发展，理论基础不断地深化，研究内容不断地拓展，研究方法也不断地创新。但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起步较晚，在各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和困难，其中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无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中还是在其实践活动中都会涉及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就显得比较困难。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为了更好地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必须首先明确其学科归属。

1明确学科归属的必要性

由于学科归属不明确，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很容易造成对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知识的简单拼凑；学科队伍的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队伍成员主要来自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队伍之中，缺乏社会人士的加入，这些问题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建设的艰难进行。

由学科不明确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以看出，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归属的重要性。

（1）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归属有利于这一学科体系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建构目前尚不成熟。学科归属的明确是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础，在学科归属明确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学科范畴等问题，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体系。（2）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归属，能够明确学科定位，保持学科的正确发展方向。只有明确了它的学科归属，才能给这一学科以科学的定位，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并不断地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拓展其方法，促进学科更好地发展。

2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科归属存在的争议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其学科的发展无论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还是与心理学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学科归属的问题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该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学科，但又有学者认为它应归属于心理学这一学科。

（1）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归属于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同心理学一样也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但是它主要是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人的心理活动的规律，而不是研究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规律。“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教育者要根据教育对象现有的思想品德水平组织活动，而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在一定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下人们内在的知、情、信、意、行诸要素辩证运动、均衡发展的过程。”①心理是思想的基础，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借鉴了心理学的知觉、感觉等方面的理论知识。

（2）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客体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涉及到人的心理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而凡是涉及到人的就必然会涉及到人的思想，人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按心理活动规律进行的，而且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心理支配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为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服务的。

从这方面来说，许多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该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

3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该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

（1）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这门学科成立的背景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背景下创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③党中央领导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历史命题，一些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进行挖掘整理、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正是在“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历史命题下，通过有意识地借鉴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逐步产生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母系学科。

（2）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规律。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归属在学界还存在着争论，但是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如武怀堂的以心理学为视角的著作《思想教育心理学》中指出：“思想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思想教育过程中的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④姜相志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⑤胡凯、荣复康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以人们的思想行为形成和发展的心理规律以及依据这种心理规律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⑥虽然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定义不同，但是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作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它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有效补充。“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视角一般侧重于教育者和教育内容，而对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研究不够。”⑦这样的结果就是灌输式教育，但是在注重以人为本的今天，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使教育更加重视对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心理现象和个性心理特征。

总之，从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成立的背景、研究对象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作用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该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学科。

注释

①②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③胡均.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现状综述[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1（4）.

④武怀堂.思想教育心理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⑤姜相志.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坎南、塔洛克等学者发展起一门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以及政治过程，并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传统政治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1]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领袖人物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关键的因素是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2]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3]因此，作者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或者说创新价值在于方法论的创新，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所称：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换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不仅如此，我们从丹尼斯缪勒对公共选择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其方法论的重要性。[4]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一)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布坎南把经济学的交换模式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因素。他认为经济学是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学者将这种观点用于对政治过程的观察，将政治学也看作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换范式共同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按照这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在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曾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二)经济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贡献，而公共选择理论者将这以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过程的分析：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等。(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它要探讨个人的偏好、决策、选择与行动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中是如何产生某种复杂的总体后果，即探讨个人选择如何加总为集体的选择而产生某种总体后果，这一过程在私人活动中表现为市场过程，而在集体活动中表现为政治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的这一方法论，集体行为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而政府被视为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机构。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假设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基础上，而西方的政治学则是假定个人是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的。这是公共选择学者对于这种传统政治学假定的否定是一种创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作为人，其行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政治家。因此，经济人可以用于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方福前教授在《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人，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未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支配个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动机都是多元的。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我们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5]

(二)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理论、官僚体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投票规则分析等理论都使用了大量的定量数学模型来推导结论，如：奥尔森在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采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6]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之一正是它指出了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都应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有成本和收益，一项好的政策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三)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也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个体的累加，试图从个体行为推导出集体行为，这实际是一种机械论。

参考文献

[1]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寻租理论，官僚理论和Acemoglu的政治科斯定理等。

[2]参见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2月，30页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8页。

[4]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