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及舆情处理范文篇1

【关键词】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媒体应对策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学校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观念日趋多元，社会矛盾逐渐凸显，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并呈逐年增长的势头，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利于高校的安全稳定工作。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事实上已成为公共信息的集散地，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的主力军在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网络关注事态或表达立场，从而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舆情，他们观点的多元化和言论的失当性对受众了解事实真相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有甚者，失实的言论会使事件向恶性方向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增加了高校处理突发事件的难度。因此，准确把握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舆情演变过程，探索针对网络舆情的妥善对策，对高等学校校园管理和安全稳定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含义及特征

1.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含义

高校突发事件，指的是在校园内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社会政治因素突然引发的，以在校师生为参与主体，不以学校管理者意志为转移的，易造成环境破坏、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对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冲击和影响的事件[1]。高校突发事件一般分为以下几种：以食物中毒、传染病为主的公共卫生事件；以集会游行为主的公共管理事件；以自然灾害、人身伤害为主的公共安全事件。近年来，校园突发事件呈逐年增长趋势，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给学校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突发事件一般具有时间上的突发性和结果上的危害性，它的发生令学校始料不及、难以防范，但却对学校正常的校园秩序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

近年来，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网络成为反映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随着大学生群体网络参与度的提高，围绕高校突发事件进行的网上传播已成为高校突发事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指的是大学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受到自身教育背景、价值标准、道德情感的影响，发表自己对于高校突发事件的理解和评价[2]，这些多元化的观点在网络和新媒体上彼此碰撞、融合后形成具有一定倾向性和影响力的意见或言论，学生的群体参与和集中关注往往成为左右网络舆情的中坚力量。

2.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学生基于相似的认知或情感之上的一致行动，这种批评或反对也反映出学校某些管理制度或某些社会现象对他们的影响，是通过互联网渠道的情绪流露和爆发。高等学校里聚集着大量学生，使得发生在高校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特征更加明显：首先，青年学生比较活跃，但思想单纯、容易冲动，这使他们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比一般网民更加强烈，网络舆情一旦形成，将会持续一定周期并产生后续影响；其次，社会各界对于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关注度较高，发生在高校的突发事件舆情一旦以失实或非理性的方式在网络传播，造成的影响往往会更大；再次，发生在校园内的突发事件一般涉及学校管理和师生利益等问题，信息和舆情引导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因此需要建立成熟完备的引导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价值观念更加多元，网络上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冲突时有发生。在校园生活中，新媒体迅速崛起，并凭借诸多优势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传播的方式。相应地，高校的突发事件陷入网络舆论漩涡的频率也在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高校突发事件的无序传播引发了网络舆情的形成；相反的，网络舆情又影响了高校突发事件的发展演变，而且这种影响力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进一步增加了高校突发事件的处理难度。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要妥善应对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首先要准确把握其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通常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

1.前期：网络舆情扩散阶段

网络舆情的形成以突发性事件的出现为起点，继而引发在校学生的高度关注，然后在互联网或人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发表，通过网络信息便捷的传播途径引起更多受众的关注，进而形成网络舆情。在网络舆情扩散阶段，网络关注不断升温，网络受众持续增长，网络传播平台数量明显增加。在这一阶段，由于突发事件发生的详细原因及造成的危害程度尚未公布，舆情整体上以猜测和质疑为主，从而引发学生的广泛关注。

2.中期：网络舆情发展阶段

在舆情热点形成以后，网络受众和媒体在不断地交流和讨论后使得热点事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然，网路受众对于舆情的热情度不会持续高涨。一般情况下，当事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外界阻力或某些特殊原因，网络舆情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稳定状态；然而，一旦出现新的舆情关注点，网络舆情则会被再度激发而产生新的高潮。在这一阶段，随着对突发事件讨论的持续深入，网络舆情往往会超出对突发事件本身的讨论，而发展成为对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制度的攻击或辩护。

3.后期：网络舆情淡化阶段

舆情热点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原因逐渐明朗，网络舆情也随之逐渐淡化。此后，随着其他新的网络舆情的出现，网络受众会自动转向新目标，这一事件的网络舆情便会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大多数网民对于事件不再会过多讨论，网络受众数量明显减少，网民的关注度开始降低，事件开始逐步让出重要的版面位置，舆情开始趋于淡化。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

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变得异常复杂。网络舆情是突发事件的晴雨表，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规律，着力解决好网络舆情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对于高校的安全稳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高校一方面需要提高网络和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一方面还需思考如何发挥网络舆情在校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建立预警机制，做好突发事件防范工作

处置高校突发事件最积极有效的方法是建立预警机制，做好预防工作。当前，不少高校都制定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但是，很多预案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3]。因此，高校必须在充分结合校情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措施得当、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虽然很多突发事件都具有不可预知性，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事件是由于高校内部矛盾长期累积而得不到解决造成的。当代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大大增强，他们对于校园内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经常会用抱怨或爆料的方式在网上发泄。因此，高校管理部门应加大力气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情搜集工作，密切关注并主动收集广大师生对于学校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研并将处理情况随时反馈，从源头上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2.组建管理队伍，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工作

网络所发挥的舆论功能近年来越来越大，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为保证快速、顺利处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工作，高校应组建一支由网络软硬件部门和宣传部门组成的分工明确的舆情管理队伍。坚持网络值班制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网民的真实诉求，积极发挥协调和决策作用，对校园网上的内容进行审查，加强与校外互联网机构的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工作机制。同时，可吸纳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网络操作熟练的学生骨干加入进来，通过他们用学生的语言及时、准确地有说服力的信息，引导广大学生了解真相，作出理智判断。从高校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高校管理者要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积极引导和正面教育，培养广大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

3.完善沟通机制，做好权威信息工作

因缺乏沟通造成的信息不畅往往是各种传言的谣言滋生的温床，这种潜在的危险包含着不可低估的破坏力，使突发事件的处理陷入极其不利的局面，从而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沟通机制的建立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问题上，要完善信息报送制度，重视信息的整合与评估。在此基础上，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必然选择。高校在事件发生后经常采取的“捂”和“堵”的办法势必造成信息传播中的真空地带，各种“妖魔化”言论会甚嚣尘上，这些消息再经过网络放大后将更加难以控制，使学校的工作陷入被动之中。要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局面，就要主动争取网络话语权，权威信息，使谣言没有生存的空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保证信息畅通，积极回应网友关切，适时通报事态进展，有效的化解危机，实现与公众和媒体的良性沟通，遏制网络舆情向恶性方向发展。同时，高校还应重视和学生家长及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更好地解决突发事件。

4.健全舆情引导机制，做好舆情控制工作

准确判断网络舆情的性质和程度是控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基础。对此，高校要根据现有信息准确分析事件性质和成因，明确事件的责任主体，分析网络舆情产生的真正成因和发展态势，牢牢掌握舆情主动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控制能力。由于网络身份的隐蔽性，一些谣言和虚假信息总是随着突发事件的发生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新媒体工具的普及也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在以往的突发事件中，新媒体常常成为大学生爆料的工具，新媒体如不能发挥积极的疏导作用就很容易加剧负面信息的传播[4]。因此，对于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便显得尤为重要。在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应及时跟进，发挥首因效应，消除网民心中的成见。高校应注重使用温和的、人性化的引导方式消除学生的对抗情绪，如网络舆情在合理合法、尊重事实的范围内发展，网络管理者可以减少干预；如果网络舆情出现任何偏离轨道的现象，就应该给予及时处理；这样便能够在网络热点形成之初消除部分因反应不及时而造成的舆情隐患[5]。

5.增强高校公信力，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作为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信息源，高校的公信力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校园主流媒体应从宣传环境出发，着力提升信息传播者的媒体素养，加深对新媒体技术的了解，积极主动搭建新颖、多元的互动交流平台，通过积极回应和真诚沟通，增加校园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公众的不信任感。毋庸置疑，高校突发事件会对学校的教育教学造成很大危害，但反过来看，它又可以成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活生生的案例。高校应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及时梳理和总结，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综上所述，在现今高校突发事件频发的情况下，尽快建立行之有效的网络舆情监控、预警、引导体系，科学合理地应对网络舆情带来的危机，夯实校园舆论阵地，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澎涛，陈俊明.基于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控预警机制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2，（1）：79-81.

[2]陈强，王雅蕾，王国华.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泛化现象研究[J].情报杂志，2011，（5）：6-9.

[3]刘清生.网络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的演变及应对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3，（33）：46-47.

[4]张永汀.校园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创新[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03-108.

突发事件及舆情处理范文

关键词:舆情信息管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民众舆情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42-04

一、政府危机管理的舆情信息管理视角

(一)舆情信息管理的基本内容

在政府危机管理系统中,舆情信息管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贯穿于政府危机管理过程的始终。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在对危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和不足,遑论舆情信息管理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许多政府管理人员甚至对舆情信息管理的常识性问题都缺乏基本的认识。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

目前,国内学界就舆情信息管理研究中舆情定义的主流观点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社会中介性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政治态度。[1]这一定义把舆情的涵义仅仅限定在了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我们不认为舆情等同于民意,民意比舆情具有更宽泛的含义,但舆情是构成社情民意的核心内容。[2]从上述舆情的定义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舆情关注的主要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这种利益关系所反映的社会心理活动。由此收集民众和政府利益关系的变动信息,进而分析民众与政府利益关系的走向,是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重要内容。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目标就在于明确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定位,进而使得政府能够以此为依据采取相应措施达成这种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和谐”。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与民众舆情的关系

1.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民众舆情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和现实的社会生态环境存在严重不匹配,民众与政府在利益关系上有时可能出现对立甚至是对抗状态。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是在政府漠视利益受损民众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民众为实现自身利益需求所采取的一种非正常渠道的表达途径,从某种程度上它显现了民众与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非一致”和“非和谐”的对立状态,因此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种民众舆情状况的非正常表露或极端外化形式。[3]

2.群体性突发事件与民众舆情的互动关系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民众舆情之间的关系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具体来讲,群体性突发事件在预防、发生和应急的不同过程中会引致不同的民众舆情表现:

首先,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过程是民众舆情的潜发期。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性综合矛盾的集中性反应,它在爆发之前必然会有一个长期的多种复杂矛盾相互交织并且不断累积的过程。与此同时,由于不断累积的社会性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再加上社会新的中介事项对民众的不断刺激,民众对政府产生的不满、抗议等社会政治态度也会在不断强化和累积。这一阶段民众舆情信息的出现通常附在特定载体之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以社会谣言、政治民谣和社会思潮等公开的或非公开的形式向外界传达出来。[4]与官方公开传达出来的信息相比,非公开方式流传出来的舆情信息尤其是那些不满的或对立倾向的舆情信息更重要,因为它是来自民众心底的声音,它反映了民众最真实的利益需求。

其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是民众舆情的突发期。深藏在民众之中的日益积聚的不满情绪,在此时得到集中释放,对抗的社会政治态度由隐形转为外显并不断扩散,大量民众舆情信息突发表现出来。这些民众舆情信息内容丰富,主动公开表达,并且传播迅速,但真假共存,不易识别真伪。这一阶段民众舆情信息的表达强弱直接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强度。若民众舆情信息表达较为缓和,那么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以上访、静坐和请愿等方式出现;若民众舆情信息表达过于激烈,那么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就以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甚至更加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再者,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过程是民众舆情的持续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行为成为民众舆情新的刺激物,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方式和态度直接决定了民众舆情的方向和程度的变化。若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方式得当,民众舆情会趋于缓和直至消解;若政府管理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方式不当,或者不能给予民众满意的回应,则可能招致民众舆情的更强烈的反应。[5]民众舆情的变化进而又会刺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强度,从而在突发事件和民众舆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二、从贵州瓮安6•28群体性突发事件看我国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缺位

当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往往以“GDP本位”取代“公众本位”,把政府政绩凌驾于百姓利益之上,对民众利益视而不见,对民众舆情充耳不闻,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比如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贵州瓮安6•28事件等等。究其原因,地方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缺位是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失控的重要因素。以下笔者仅以贵州瓮安6•28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例,通过反思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来分析当前发生的众多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舆情信息管理的缺位问题。

反思6•28突发事件之一: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长时期对立是引发这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这起事件起初本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什么后来会转化为一起公共性社会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地反映在这起事件的参加人员的构成上。参与这起事件的大部分人员不是当事人及其家属,而是近年瓮安在粗放发展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民众,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来表达自己对当地政府不满的态度。这起刑事案件只不过是6•28突发事件的一个引子而已。6•28突发事件是瓮安日益积深的基层民怨的总爆发。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6•28突发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地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屡屡侵犯群众利益。[6]实际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在事件爆发之前长时期里就有很强的民众舆情表现,比如民众对公安机关评价的满意度只有59%,2008年1至6月份群众上访总量就已达348起,超过2007年全年320起的上访总量。但是当地政府对这些重要的民众舆情信息置之不理,对民众上访采取冷处理,致使唯一的利益表达机制受阻,从而强化了官民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对抗关系,为6•28突发事件埋下了伏笔。

民众舆情在事件爆发之前具有较长时间的潜伏期。若当地政府能够把握时机,及时关注民众利益诉求,对散发在民众之中不满的甚至是对抗的情绪进行有效疏通并且及时予以调节和控制,6•28突发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反思6•28突发事件之二:信息不通畅是事件的直接诱发因素。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溺水身亡停尸河边到6月28日事件发生,是6•28突发事件的“发酵期”。这段时间人们对这起刑事案件的疑点重重,主要有三个:一是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二是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为何挨打?三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在李树芬跳河之前为何做俯卧撑?政府没有对这些疑点给予及时合理解释,大量传闻和谣言通过多种渠道迅速传播和扩散。而政府又对这些传闻和谣言置若罔闻,反应迟滞。政府的这种消极反应又让民众误认为这起事件真的藏有猫腻,致使事件内外的很多民众惶惶不安。总而言之,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由此导致的信息不畅通,是诱发6•28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

在这起事件的“发酵期”内,如果政府能够具备敏锐细致的洞察能力,对事件的疑点、传闻和谣言及时澄清,信息完全公开披露,对民众舆情积极回应,民众就不会有过激的舆情表达。而事实恰恰相反,政府的消极不作为不仅使政府错过了控制和引导民众舆情的最佳时期,而且使民众舆情的反应程度进一步加强。

反思6•28突发事件之三:当前地方政府行政方式单一、守旧,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低下。从6月28日下午事件爆发到29日凌晨事件结束,整个事件持续长达7个小时。在事件持续期间,政府有关领导层层开会、个个等待,对事件束手无策。政府对事件的这种应急处置方式无疑对民众舆情产生了进一步的负激励。

在事件结束以后,当地政府就在新闻会上称,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性事件。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草率,难以让人接受;当地公安部门依照惯性思维急于寻找幕后“黑手”的做法,也很难令人信服;当地媒体趁机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

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的这种危机事件处理方式无疑过于传统老套,这些做法本质在于推脱政府责任,而无益于事件本身的解决,其结果造成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进一步对立和政府信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语境下的政府舆情信息管理

从上述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瓮安县政府在处理这起突发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事件的发生、蔓延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完全让事件牵着鼻子走。很多学者认为出现这个情形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但笔者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地政府部门找不到解决这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突破口。那么解决6•28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这个突破口就在于民众舆情信息,因为就是它把事件由隐形转化为外显,由发生推向了高潮。因此,它是厘清整个突发事件的重要线索。如果政府有一套完善的舆情信息管理制度,诸如瓮安6•28这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笔者认为建立一套完善的舆情信息管理制度,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一套完善畅通的民众舆情表达机制

在一个健康完善的政治运行体系中,人们可以通过选举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对政府决策的偏好,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游行、示威等活动表达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反观瓮安6•28群体性突发事件,它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舆情表达机制受阻的结果。建立和完善民众舆情的表达机制是政府民主行政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需要。舆情表达机制的具体内容应该有:1.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制度。对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长效的应对机制,设置专门性常设机构定期召开政府管理者、利益获得方、利益受损民众参加的座谈会或者听证会,让普通民众畅所欲言,及时听取民众意见,与民众保持好心理沟通,做好中间各方的利益调解。2.完善政府制度。就当前来讲,政府制度是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政府部门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及时回复;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完善民众舆情信息备案制度,对于民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应该积极做好舆情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工作,并及时上报。3.完善地方人大代表职能。现在很多地方人大代表的所作所为与其自身所要履行的职能要求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地方人大代表处于社会最基层,最便利掌握民众的所想所急,也有条件收集全面真实的第一手民众舆情信息。地方人大代表要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表达人民的利益要求。4.重视网络民众舆情的表达渠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舆情表达的重要渠道,也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集结提供新的场所。政府必须加强网络民众舆情的管理,通过强化对网络民众舆情快速反应能力,准确权威信息,发挥引导网上舆论的主渠道作用。

民众舆情表达的机制畅通了,政府才能真正地发挥民众舆情的“减阀器”作用,才能缓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抗情绪,达成双方的谅解。在群体性突发事件预期预警阶段,畅通的民众舆情表达机制尤为重要。

(二)建立一套完善畅通的信息公开机制

在6•28事件中,政府没有对民众舆情做出积极回应甚至采取回避态度,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误解的逐步加深。谣言止于真相。政府只有在第一时间回应民众舆情,及时披露事情真相,事态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建立一套畅通的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有助于树立高效、透明和负责的政府形象,也能够充分展现政府对民众基本知情权的尊重,政府与民众之间才能达成基本的信任。建立畅通的信息公开制度,必须做好以下三点工作:1.努力扩大信息的公开渠道。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信息公开方式,如公告栏、报刊、热线咨询电话等;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如互联网、电子邮件等等,千方百计便利民众获得及时真实的相关信息。2.健全新闻代言人制度。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应该把所掌握的全部权威信息归集于政府新闻部门,然后政府召开新闻会,把事件处理的结果及时和动态地传达给民众。即使信息不完全,也要在第一时间公布出去,因为贻误时机比错误的信息危害还要大。3.给予新闻媒体自由报道权。媒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它承担着提供信息、引导舆论和稳定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心理状态的指示器。[7]媒体是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府应该把媒体力量积极纳入危机管理体系中去。2007年6月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实际上在法律上赋予了媒体及时报道事件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媒体在及时公开信息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新闻媒体一方面要把事件状况和民众舆情信息及时传达给政府,帮助政府提出科学对策;另一方面把政府的应对措施、相关政策及时向民众公布,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8]这些报道对于改善政府形象,抢占舆论阵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6•28群体性突发事件来看,媒体在事件预防和发生阶段中的作用是缺失的,事件结束以后又一味迎合政府错误意志,没有发挥媒体独立报道的功能,只是政府的一个附庸机构。

(三)建立一套以民众舆情信息收集和处理为中心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网络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政府应该积极整合行政资源,建立针对性的危机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应该包括危机信息的收集处理机构、危机预防准备机构、危机模拟演习机构、危机的损害控制处理和事后恢复机构和危机“发言人机构”。[9]由于政府信息的收集处理贯穿于政府危机管理的始终,政府信息收集处理机构在危机处理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信息收集处理机构在政府危机管理系统中居于中枢地位。其重要职责在于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多渠道汇集民众舆情信息,并进行仔细分析和动态跟踪,针对事件所处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对事件做出准确判断,及时反馈给其它相应的危机管理机构。其它危机应急机构在获得了准确的民众舆情信息以后,对事件做出积极响应,及时找到应对事件的具体举措,然后将本机构的信息再进一步反馈给信息收集和处理部门。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套以信息收集和处理为中心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网络。

参考文献:

[1]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2.

[2]刘毅.舆情视角下的机制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5(9).

[3]温淑春.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的舆情视角[J].理论与现代化,2006(1).

[4]刘毅.突发性中的舆情信息的汇集与分析[J].学术交流,2005(10).

[5]陈月生,于家琦.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应急和预防机制与舆情[J].社科纵横,2006(7).

[6]亦菲.浅议瓮安事件的“深层次原因”[J].人民之声,2008(8).

[7]徐伟新.国家和政府的危机管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58.

突发事件及舆情处理范文

关键词：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引导原则

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平稳发展过程后，我国迎来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高校作为知识、信息及人口都高度密集的单位，突发事件数量也呈现急剧增加态势。

频繁出现的高校突发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高校舆论危机都在提醒着我们，针对高校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理工作，已经不能仅从监管和控制来解决了。需要从突发事件成因入手，建立有效的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机制。

一、高校突发事件的概念及特点

针对高校突发事件这一概念，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有学者认为“高校突发事件一般指在高校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对校园或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和损害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也有认为“高校突发事件是指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社会政治的原因引发的，在高校内部忽然发生的，大学生起主导作用的，不以高校管理者意志为转移的，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冲击或危害的事件”。综上概念，笔者认为高校突发事件应指：由自然、人为、社会因素引起的，在高校内部突然发生的，对校园和社会稳定发展造成威胁和损害的紧急事件。无论从哪一种定义，都可以看出高校突发事件具有紧急性、突发性、危害性和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的特点。

二、高校突发事件成因分类

（一）不可抗因素

不可抗因素主要是指如战争、地震、火灾、恶性疾病等。此类因素发生时极易引发群体性的伤亡事件。

（二）个人因素

大学生本身的心智处在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期；这直接导致了，多数大学生遇事容易冲动，将小事化大，最终酿成大祸。

（三）家庭因素

当代大学生多数属于独生子女，甚至部分学生的家长本身也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当中过分的溺爱和强调个性化，导致部分学生缺乏同理心，遇事喜欢采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四）学校因素

高校连年扩招，学生人数激增，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发展滞后，教师、辅导员配比严重不足，管理制度陈旧。这一系列的失衡都直接加大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增加了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五）社会因素

大学生是最具热情的群体，也是最易受蛊惑的群体。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一些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对青年学生进行“洗脑”，煽动学生，引发，借大学生之名对高校，间接对政府施压。

三、高校突发事件的舆情现状及剖析

（一）快速性

大学生群体中网络普及率高，这就导致了高校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消息会快速传播，进而引起广泛关注。

（二）被动性

多数的高校突发事件第一消息源并非高校官方，甚至不是事件当事人，多是学生之间的小道消息传播，进而引发的关注。这直接导致了后续官方跟进时对舆情处理非常被动。

（三）指向性

当学生、教师或是与高校有关的人员引起突发事件，或是参与到了热点事件中时，在一段时期内大部分网友会因对学生、教师或是与高校有关的人员的不满而将矛头指向高校，进行攻击。

高校在突发事件的舆情控制中之所以如此被动，一方面是由于高校内的事件相关部门间推诿、扯皮，丧失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高校相关部门“官本位”的行事作风，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同媒体打交道，放弃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同时，多数高校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却没有建立相应的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机制，使得事件发生时的高校官方无法把握好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四、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的基本原则

综上分析，高校突发事件出现后，在负面舆论形成之前，高校和媒体应进行有效的舆情引导。由于舆情引导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因而高校和媒体应注意引导舆情时的方式方法。为了能更好地实现高校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及时性原则

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及时让公众了解信息，发挥首因效应。首因效应是指人们对最初获得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不易改变，甚至会左右对后来获得新信息的解释。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迫切需要获得相关信息，而高校要做的就是让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得有效信息，从而避免非正规渠道消息对舆论的负面影响。

（二）真实性原则

突发事件发生后，校方应的在第一时间明确事件原因，分清责任，将事件的真实原因和经历，采用适当的方式反馈给相关部门和公众。杜绝了以讹传讹的局面，同时也提高高校官方信息的公信力。

（三）主动性原则

突发事件一旦发生，高校应快速反应，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一方面，校方应积极联系教育管理部门、媒体和相关部门、机构做权威信息，将公众的关注重点引导至有利于事件解决的方向，提升高校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校方还应借媒体之力获得舆论引导后的公众反映，共同制定好下一个阶段的引导工作方案。

（四）一致性原则

突发事件发生后，校方要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对外的信息和沟通交流工作应由专人进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高校不同部门或不同领导对事件的不同回应给学校舆论引导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更好的做到官方信息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五）多样性原则

针对不同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应建立不同的舆论引导机制。针对同一突发事件，在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应有不同的引导重点和方式。针对舆论所反映出的不同的公众反应，也应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

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运用上述原则有效进行舆情引导，一方面，可有效化解由突发事件演变而来的高校舆情危机。另一方面，也更好地促进事件的解决，维护高校和谐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汪路勇，方文明.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现状与对策[J].青年记者，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