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今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从推进阶段向突破阶段转型的关键年头，承前启后。笔者作为基层非遗保护的一名工作者，站在新的起点、新的时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目前非遗保护工作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有待我们去破解、去突破、去解决、去落实。比如：非遗的规划编制问题、数据库问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展示场馆建设问题、后续保护问题、深度挖掘问题、运行机制问题、开发利用问题、机构编制问题、非遗生态问题、新农村非遗保护问题，以及乡镇站所、村两委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广大非遗工作者逐一认真地去分析、去思考。为此，笔者就如何实现非遗保护工作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着手做好规划编制

规划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根本依据，是保障非遗资源有序发展、科学传承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根据国遗项目“八个一”要求，对部级和省级名录分门别类地编制中长期保护规划。同时，要着手调研和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规划》以10年为期限，以“非遗法”、“省非遗保护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以各级非遗名录项目为重点，以保护、保存、传承、传播为主要任务，以政府主导、服务、保障为主要条件和手段，对非遗资源后续保护、深度挖掘、开发利用、活态传承、文化生态等明确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保证非遗资源能够依法保护、依法管理、依法利用，使其真正成为提升软实力、增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资源。

二、着手提升硬件设施

各地经济基础不尽相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也有所不同。而非遗展厅、非遗传习所、非教学基地等硬件设施，对发展和传承非遗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建成多层次的，能够代表各地形象的，能够促进各地项目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此外，各地要充分利用村级文化俱乐部、村级文化礼堂、村文化活动室等途径，积极开辟非遗场馆建设的新路子。特别是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可以试行村级非遗传承展演展示馆建设，探索村级层面非遗保护的新措施、新方法和新模式。

三、着手培育人才队伍

非遗保护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传承人和民间艺人队伍，二是非遗保护和管理队伍。各地党委、政府或文化部门应该及时出台《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非遗中心、非遗馆的人员结构，落实对传承人保护、再传人培养政策和扶持措施。同时，每年举办一期由全县各乡镇文化员参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会，从乡镇一级层面对非遗保护知识进行同步更新，以加强对乡镇一级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在村一级层面，应该将重点加强对乡土文化人才等非遗保护队伍和非遗特色表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这批队伍在村级非遗保护工作的引领作用。

四、着手完善运行机制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机制对策

贵州是历史悠久的大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明先进程度的具体表现，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民族或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其文化，其专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甚至文明的发展情况，都可以由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利用、保护的程度从侧面反映出来。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可估量的，不论是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发展经济，还是人权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十分重要。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也就是“民间文化”、“民俗”、“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统称。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各种实践、知识、技能、和形式的表达及其相关实物和文化遗址、工艺品、工具由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作为它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上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立足于我国实际国情的同时，规定了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不完全列举的概念立法模式。规定了如下含有文学、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的保护：（1）传统的口头文学；（2）传统的美术和传统的表演艺术；（3）竞技、游艺、传统武术等体育活动；（4）节庆、民俗活动、传统礼仪；（5）历法、传统医疗方式等传统知识；（6）以及传统的手工技艺；（7）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发展现状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有效手段可以分为私法和公法保护两种方式。随着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丧失，需要尽快进行保护工作。针对保护的主要形式——公法保护的体现和成因作了以下简要分析。

1.公法保护的体现

行政法保护也是公法保护，国家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了法律法规、行政手段，对文化遗产的技术、资金等方面采取扶持政策，并开展宣传、存档、审查工作。公法保护已经在许多的法律政策上存在了，比如《文物保护法》《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都能对此类立法保护行为的理论基础进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统筹管理，利用法律的方式确保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用法律进行规范以外，还需要对各地方的保护进行部署，同时还要提倡民众亲身参加保护工作。贵州还需加强民众保护意识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统计、建立一个存档资料库等等，公法保护性质都体现在了这些方方面面。

2.公法保护的成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基础，公民有义务和责任维护祖先留下的文化本质和生活，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族精神，团结了贵州省乃至祖国的同胞。但现在是市场经济，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如果使用私法保护他们所有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会卷入到市场竞争中，原始风格的特性也将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消亡。此外，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快，所以对于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可以尽量能在最快的时间内达到期望的效果。私法保护需要的时间较长，有时涉及利益矛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保护工作顺利。而公法保护刚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二）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存的问题分析

虽然目前贵州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没有建立完整有效的法律体系；（2）对外的宣传教育不够；（3）缺乏高级专业人员；（4）管理体制不顺；（5）整体思考及长远计划的缺失；（6）经费的不完善保障。

三、贵州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法律保护机制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包括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提升公民共同参与保护意识的行政法律保护机制；民事法律保护机制；以及法律救济制度。并前提加强群众监督机制，以防止当出现只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需要涉及到公众诉讼，实现公益诉讼时，公众有诉讼权。具体实施如下：

（一）防止流失，健全制度

贵州的所有、集体和个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物体对象，都受到法律保护；文化部门应当要求每个级别妥善保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数据收集、实物，严格审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资料，实物出入，防止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及实物在海外流失；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境内开展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和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进行合作。

（二）建立数据库，组织普查活动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组织的力量对其进行调查，进行全面的调查，收集、记录和整理工作，资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满足“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请条件，应当整理好材料，然后申请，形成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濒危遗产，例如，检索应该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三）成立保护基金

由于我国政府出资保护的能力非常有限，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面临着损坏、消失和破坏的威胁，所以非常有必要成立基金来保护非物质文化。其中基金的资金来源涵盖如下五点：（1）基金资金的存放所得到的利息；（2）从人们中的遗赠或捐款、赠款；（3）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拨下来的保护基金；（4）为本基金开展活动所得的和募集的资金；（5）其他资金。

（四）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对一些典型的少数民族村落视为文化生态村庄并进行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特点，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社会结构等文化生态保存较为完整，存在特殊保护价值的村庄或指定区域，可以规划成为一种文化生态保护区。

（五）建立代表作名录

贵州工艺技术在民间传统中资源丰富，舞台艺术表演品种繁多，各种行当中存在着不少“身怀绝技者”。日本最开始于1950年代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定了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间国宝”制度。

四、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机制的优化措施

（一）妥善调整利益分配方式

面对利益分配不均匀的问题，需要对贵州采取利益完善分配的制度，让其他使用者和实际权利的主体分享利益的权利，当然，知识产权利益共享的原则，并不使用在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知识产权并不是平等的。在实际的开发工作中，开发人员通常利用原始所有者的市场经济概念薄弱的缺陷，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对其蓄意欺骗，甚至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业主的根本利益。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国家立法，区分所有者和开发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自的义务和权利，在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使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得到保障。

（二）加强宣传，培养良好的法律保护意识

首先，需要针对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置系统，完善各部门的法律体系，确定科学的思想指南，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政策和监管部门，视察保护工作的实施是否到位。此外，保护工作单位进行宣传教育，如对高校、科技产业等，为了培养学生们的保护意识，开设一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课程，。最后还需要让群众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个维护历代祖先思想结晶和劳动成果的使命，也是中国人民必须承担责任，自我约束，一起为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做出奉献。

（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3

【关键词】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1【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根据全国人大于2011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遗种类繁多，但一般均具有非物质性、民族性和文化性等特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

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特别是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坛，星汉灿烂，涌现出众多开宗立派的文坛领袖，独领数百年；诗词、书画、戏曲、音乐作品灿若群星，形成特有的“江西现象”。“瓷都”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享誉全球。湖口青阳腔、文港毛笔工艺、全丰花灯、赣南客家文化、傩舞、采茶戏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蔚为大观。根据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江西省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8项，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但与此同时，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短缺。从当前非遗的管理体制来看，江西省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通行的做法是在同级文化部门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人员编制得不到保障。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专业人员短缺，大量非遗保护工作只能由其他文化部门临时调剂人员来解决。

2.非遗传承人、从业人员青黄不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江西省拥有部级非遗传承人36人（其中2人已去世），省级传承人314人，市县级传承人1945人。部级非遗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也有43岁。其中60岁以上的有28人，比重达82%。传承人年龄总体偏大，使得非遗传承日渐力不从心；再加之时代变迁，商业冲击，非遗从业人员回报偏低，造成非遗从业人员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境，部分非遗传承人面临着“人死艺亡”的困局。

3.非遗保护专项资金杯水车薪。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我国逐年加大非遗保护投入。自2006年起，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14亿元用于非遗保护。与此同时，江西省政府对非遗保护的拨款也逐年增加。公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7年，江西省每年投入100万元用于非遗保护，2008年增加到300万元，2009至2011年增加到400万元，2012年投入更是高达1933万元，2015年，江西省财政厅设立关爱非遗传承人专项资金150万元等等。尽管省财政对非遗保护的投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是如果均摊到数以百计的部级、省级项目上，实际上每个项目能得到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西省每年从数百项非遗项目中挑选几十项进行重点支持，其他项目只能等以后轮流解决。但即便如此，资金缺口依然非常大。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非遗项目的资金支持问题，将会使非遗保护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

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对非遗项目保持每年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政府的财政投入构成了非遗项目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加强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国家于2006年出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于专项资金的分类及开支范围、申报与管理、监督与检查等作出了制度性的规定。这是国家相关部委对专项资金监管出台的第一部部门规章。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江西省财政厅、文化厅也于同年出台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对国家层面规定的细化和具体化。为了进一步规范非遗的保护和管理，明确法律责任，国家于2011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西省也加快立法进程，于2015年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应该说，针对非遗保护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

国家和江西省两级制定的《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都是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资金来源均为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均要求接受财政、审计、文化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更进一步的，两级《暂行办法》均要求建立健全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机制和绩效考评制度，文化等相关部门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组织或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检查和绩效考评。两级《暂行办法》为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提供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明确若干问题。

首先，专项资金接受财政、审计、文化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但由于我国体制的原因，财政、审计及文化等部门对公共资金的监督职能多有交叉和重复。比如，财政部门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专项资金预决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监督，对专项资金使用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这些职能与审计部门的职能有较大的交叉和重复。考虑到财政部门财政监督任务非常繁重，以及当前国家和地方机关简政放权的背景，我们建议财政部门将部分监管的权力委托授权给审计部门。这样既可以使财政、审计部门的权力边界更清晰，又可以解决专项资金多头管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其次，对于专项资金的监管，财政部门是否比审计部门有更多优势？我们注意到，两级《暂行办法》在开篇就指出，制定该办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而我国传统财政监督的主要职能是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查，这些审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则制度作标准。但一旦涉及审查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对“效益”的界定、评价标准、模型等重大理论问题尚处于探索过程中，财政部门对资金使用效益的审查并无更多优势。相反，审计部门长期处于审计理论与实践的第一线，对审计资金效益有更多探索，积累了大量审计案例和经验。此外，审计部门拥有更多的审计专业人才，这也使审计部门具有更多的专业优势。

综上，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发挥审计部门的作用和专业优势，一方面可以解决专项资金多头管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专项资金的科学化管理。

三、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现状

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因此，对专项资金的监管主要是通过政府审计进行的。那么，江西省针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政府审计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1.绩效审计已是政府审计的主流。早在《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已经明确要全面推进绩效审计，提高财政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表示到2012年，所有审计项目都开展绩效审计。《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要把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来抓。2010年出台的《江西省审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绩效审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后续3年审计厅开展绩效审计的项目要占到全部审计项目的40%、60%及80%以上，2013年后所有审计项目全部开展绩效审计。应该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已将绩效审计提高到战略高度，绩效审计已经成为政府审计的主流。

2.针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理论和实践仍然鲜见。尽管绩效审计已经成为政府审计的主流，审计署和省审计厅也在大力推进绩效审计在政府审计工作中的比重，但有关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案例和经验不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交叉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一方面，非遗保护已经成为学术热点，理论成果颇丰；另一方面，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也如火如荼，成为审计理论研究的一大流派。但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理论成果，换句话说，从政府绩效审计的角度来研究非遗保护的理论成果仍然非常少见。（2）审计实践案例匮乏。查阅省审计厅、文化厅、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相关网站，以及上述部门的相关文件发现，几乎难以看到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的案例。通过查阅近年年鉴，在审计相关栏目中，难以看到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的描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从江西省范围来看，对于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广度和深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绩效审计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呢？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又具有怎样的“特性”呢？

四、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实施的障碍分析

前已述及，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理论和实践仍然鲜见，具体表现在：实践上，相关的审计案例和经验不多；学术研究上，存在着非遗保护研究和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两张皮”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政府绩效审计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我国审计规范体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民间审计领域。在政府审计领域，全国人大于1994年8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并于2006年2月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决定》。此外，审计署于2010年9月颁布了《国家审计准则》。纵览上述法律条文，没有发现用以专门指导和规范政府绩效审计的法律法规。

例如在《审计法》中，就没有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相关职责和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在《国家审计准则》总则中，规定审计机关要“监督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从总则对“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解释不难看出，政府审计关于“真实性”、“合法性”的规定，更多是对财务审计的要求；“效益性”虽然反映了绩效审计的部分特征，但它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后评价，与绩效审计强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还有相当的距离。此外，被国际审计界普遍认可的政府绩效审计“3E”评价标准（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在上述法律法规中也没有作出规定。实际上，我国政府绩效审计仍处于一种尚未完全的法律授权状态。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如深圳市、珠海市、湖南省等先后出台了《审计监督条例》，对绩效审计进行了法律上的探索。但国家层面亟需研究制定统一的政府绩效审计法律法规框架，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权威的规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审计的特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文化个性化的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民族性和文化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审计具有与其他审计对象不尽相同的特点。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使其产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市场化运作并形成产业，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对繁荣文化产业也有积极意义。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多样，有些适合产业发展，有些则不适合。王志平、郑克强（2012）按“能否进入市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为规模开发型、市场培育型及静态保护型三种类型。按照这一分类，规模开发型项目具备市场上一般商品的属性，可以按市场规律进行产业开发；市场培育型项目也能通过适度的产业开发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对这两种类型可以按通用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也适合按审计准则进行审计。与前两者类型不同的是，静态保护型项目往往对其存在空间、文化地域性有着严格要求，一般不宜进行市场化和商业开发，就其会计核算而言，产出或收益就无从计量，如果对其进行绩效审计，“绩效”就无从评价。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公共品”的特性对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提出挑战。我们知道，当前绩效审计评价标准为“3E”标准，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3E”标准已得到国际普遍认可并进行了广泛实践。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其“准公共品”的特性。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1）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公共资源）的支持；（2）市场规律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存在空间和文化地域性的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不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从而导致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难以准确定价，成本和收益就无法准确计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营者无法保证通过项目获得盈利，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需要政府主导，市场只能充当“配合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特征，给为纯经济项目“量身定做”的“3E”标准提出挑战。换句话说就是，“3E”标准已经无法全面评价一个非遗项目传承和保护的“好”或“坏”，应该为非遗“定制”其他标准。

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经营管理者的会计核算水平也给绩效审计提出挑战。前已述及，江西省非遗传承人、从业人员青黄不接，许多非遗项目属于独门绝技，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纵观江西省非遗传承人，或生活困顿，或年事已高，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断代和失传的风险。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非遗项目采用的是家族式、小作坊的运营方式，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会计核算水平不高，对于专项资金的管理难以达到国家的相关要求。如果不能准确核算相关的会计项目，不能提供完整的会计资料，那么绩效审计就无从谈起。

（三）政府审计人力资源短缺。何永清（2010）对江西省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状况进行过详尽的统计研究。研究显示，江西省审计机关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非业务人员比重较大（22.5%）；（2）审计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中青年比重较低（30岁以下占9.9%）；（3）高学历（研究生学历）、高职称人员比例较低，分别占1.2%和6.6%；（4）人员专业结构较单一（会计审计以外专业比重为9.6%）。近年来政府审计工作日益繁重，政府审计人力资源的缺口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刘蓉.关于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现状的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3，（5）.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4

关键词：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保存

一、保存、保护和传承

民间音乐保护的基本模式就是收集、整理、研究、传承，它们常常由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人员来完成。在保护和传承方面，涉及到歌种、乐种、剧种、曲种，以及各级传承人，具有不同的难度。在保护的同时，传承也十分重要，从总体看，传承可以分为较专业的传承和普及型的传承。按照目前中国式的传承方式，一种就是相对传统化、较原始式的表演，另外一种就是新创作式的表演，即旧瓶装新酒，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很普遍，这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传承的一种标志性形式。近几年，在许多地区，利用中小学校进行一些普及型的传承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运用，即让学生表演传统的音乐，但常常已有大量的改变，因而也只是一种局部的、片段式、形式化的传承。非遗”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在今天已十分艰难，历史上的家族式、师徒式的传承方式已逐渐消失。人们常常将保护与传承一起陈述，事实上这二者之间在具体操作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必须区别对待。

如果说保护就是将非遗”材料收集、整理、出版的话，那么传承的问题则要困难许多，目前在许多地区都面临这样境遇。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定要传承？今天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已天壤之别，客观上有许多非遗”项目很难传承；即使一些今天看来似乎还能传承的项目其实很快就会中断，这也符合这些文化遗产的自身生存规律。而目前大量的伪传承、假传承，事实上是走向了传承的反面。

二、保护和研究层面

目前主要的非遗”活体的保护力量主要是文化机构和基层文化干部，而且后者是保护的主体力量，是具体的工作者。但客观地说，其中的一部分是流于形式，只是应付前者下达的任务。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较多，首先在许多地区，非遗”的内容和项目并未得到理解和尊重，缺少具备基础知识专业的人员，基层文化干部的编制性质、经济待遇、专业知识均有多种问题，另外行政结构的多层次使保护经费的大量流失，导致经济杠杆缺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非遗”的第一级保护，使得基层的具体保护不能真正落实，举步维艰。

当非遗”成为某种项目或课题时，相应的研究也会开展，研究者有文化干部，也有高校教师，特别是后者，他们是目前非遗”研究的主体力量。但由于非遗”研究其实是一份专业性十分突出的工作，因此研究质量难以保证。目前的理论研究者较多，但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研究者与最基层的文化干部之间缺少联系，与非遗”缺乏应有的情感沟通和联系，即使是采风也是走马观花式，只是将非遗”作为科研的项目，而不能真正体验非遗”生存的历史感、空间感，因此难以真正接近非遗”，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它们；另外研究者自身缺少必要的学科训练，只是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音乐材料的基本分析、传承人的口述采访等等的综合，结论所面对的非遗项目。这样的研究方式目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非遗”的保护方式之一是活体保护，也就是传承人的保护；目前传承人根据非遗”项目的性质、成就，以及专业水平而划分为部级、省级和市级。客观的说，目前现存的传承人基本上还曾经得到过真正非遗”传统的传授，也就是得到过真传的，以后将很难再有这样的传承人。针对目前各种观点和情况，对各级传承人进行音像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是最合理的选择，这与发展和传承的任何观点也不冲突。但这样的音像资料收集应该由一个相对专业和规范的机构部门来完成，审核的程序很重要，所以设立完善的制度十分必要。

三、研究性保护

在音乐类非遗”的保护形式中，研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针对民间音乐的多元组成，研究者们一般关注音乐遗产中的基本理论、民歌歌种（准歌种）、器乐乐种（准乐种）、戏曲剧种、说唱曲艺曲种、宗教祭祀类的仪式音乐，另外还有相当的研究则关注与这些民间音乐相关的民俗、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研究方法方面，一种是以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手法为主，即重视非遗”的音乐形态的研究认识，一种则是以民族音乐学的方式进行，即重视非遗”中的音乐对象与文化、历史、民俗、仪式等元素的关系。二种研究方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目前音乐类非遗”研究范围在涉及面较宽的局面下带有某些不平衡：一是民族范围不均衡，即汉族地区居多，少数民族的研究少，原因是少数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困难、方言复杂、研究者科研经费少、时间缺少、研究周期长、少数民族地区科研力量缺少等；二是地域不均衡，平原地区多，山区少；三是体裁不均衡，声乐形式多，器乐体裁少；特别是关注民歌类的多，戏曲说唱类的少；四是具体音乐形态关注少，关心民俗的多；五是关注目前生存状态的多，对其历史功能认识的少；等等。目前的研究成果包括：专门著作、各级课题论文、研究生及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等形式。

目前学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音乐类非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级文化部门定期举办的非遗”新项目评选、新传承人评选，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艺术研究学会、高校等学会部门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与许多研讨会一样，这样的会议常常是将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小范围的交流，但事实上很难交流，发言者一般是自说自话，与会者也很少了解其他的非遗”项目，所以一般只能起到信息互通。所以现在常常设定会议的主题，从而使得每一个问题的认识得以交流、上升，以获得一定的结论。

目前的非遗”研究中间，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对音乐的研究少，特别是对具体音乐形态的研究更少，这个现象的发生有多重原因：一是基本的音乐训练不合格，不能记谱，不能分析既有的音乐材料；二是过分强调文化、历史、民俗，事实上离开音乐本体去谈及文化本身就存在较多的疑点；三是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面临的实际困难，而一味简单地强调保护、传承；这样的结果往往并不能为非遗”贡献任何作用。以上所陈述的现象其实也是研究者所存在的困难。针对这样的现状，对研究者的培养机制有待形成和完善。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5

1.功能与价值

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洪洞通背拳作为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洪洞通背拳成为研究武术文化很好的载体。

2009年5月，洪洞通背拳走进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栏目，在“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平台上进行了自我展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世人感受洪洞通背拳技术精湛的同时，其背后谜一样的历史与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因为洪洞通背拳的起源至今尚无确切定论，洪洞通背拳与陈式太极拳的渊源关系也众说不一，其中洪洞通背拳始祖郭永福与陈家沟陈氏家族第十四世陈有孚为同一人的说法.更是给洪洞通背拳的起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洪洞通背拳的技术特点来看，其技术特点之一就是高度重视“缠法”。另外，该拳以九排子、一百零八式为母拳套路，原始风貌完整，又因与陈式太极拳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成为武术研究的重要“文物资料”，颇具“考古”价值。对于这一稀有拳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2.洪洞通背拳的传承与保护中出现的问题

随着太极拳的兴盛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洪洞通背拳逐渐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2008年12月，洪洞通背拳成功入选山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5月，洪洞通背拳走进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栏目，在“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平台上进行了自我展示，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2011年，通背缠拳名列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行列。

虽然洪洞通背拳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果，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其背后还隐藏着诸多问题。如，欠缺相关理论研究、缺少传承活力、缺乏保护力度、宣传开发不足等问题。这些都将会是制约其发展的障碍，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如何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促进其发展关键。

2.1系统的理论研究欠缺

洪洞通背拳的整理、研究工作还相对滞后。有关洪洞通背拳的论著少之又少、目前洪洞通背拳的相关论著有：洪洞通背拳第六代传人樊一魁编著的《忠义堂图文本》、《拳经总论》、洪洞县流传的成丰年间手抄本《通背缠拳》(菊轩主人：通背第四代拳师)、田原先生编著成《洪洞通背拳正式》、《洪洞子母鞭杆七十二路》。对于洪洞通背拳的理论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洪洞通背拳的历史发展、传播以及如何传承等方面论证不够充分。

2.2缺少传承活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传承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传承人的复述、表演、制作，人们才能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因此，保护、培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然而，目前洪洞通背拳推广普及的主体较为狭窄，参与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青少年人群的比例较小。传承人群日渐稀少，让人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一珍惜拳种会慢慢的走向消亡。而且，这一稀有拳种传承范围十分狭小，并隐秘存在于某一区域(长期以来其传承仅限于洪洞县周边地区)，不为外人所知，即便知道也多不明其详。该拳种还面临着传承的濒危性，传人很少，在开放化的现代社会极易面临断代失传的危险。

2.3缺乏保护力度。

在洪洞通背拳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像其他一些地方较为相似的问题。如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洪洞通背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中缺少法律保护的意识，同时，对于如何开发和如何保护等管理问题还缺少监督管理力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文化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安全”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念，保护民族文化成为各国重要的课题，“国家文化安全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战略”。面对全球的一体化进程，如何很好的保存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是维持文化多样性，是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力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坚持名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建设文化大国成为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可以增强国家软实力深厚精神资源和文化根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增强本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是从而加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

2.4宣传开发不足

洪洞通背拳这一稀有拳种之所以濒临消亡，其问题还在于传承范围狭窄，传承人较少、、而洪洞通背拳在宣传开发方面的不足，是造成这问题的原因之一。山西洪洞县拥有较多的旅游资源，当地在对文化景观进行宣传开发、投资的同时，却忽略了洪洞通背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山西省洪洞县不但有中华民族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大槐树，而且有“明代监狱”(苏三监狱)、佛教名刹广胜寺等旅游胜地。但当人们醉心于问祖寻根之时，却忘记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技艺。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将人文、历史资源优势与体育文化旅游很好的结合起来的结果，只是我们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3.洪洞通背拳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2011年，通背缠拳名列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行列。洪洞通背拳成功申请成为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明其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已经被世人所认可，洪洞通背拳作为山西洪洞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着地方的文化生命与内涵，应该在国家大力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抓住时机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突破。在发展过程中，应做到克服自身缺点，加强宣传、加强管理力度，促进其文化价值的实现。

3.1强化相关的理论研究

科学的理论支撑是一个学科和领域发展的基础。对于洪洞通背拳的发展保护也应该从强化相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做起，体育史学、武术史学和地方史学的专家应该全面开展对于洪洞通背拳的历史考证。目前，关于洪洞通背拳与陈式太极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说纷纭，另外，对于洪洞通背拳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未解之谜”。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科学研究，早日展现其真实的一面。在重视洪洞通背拳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也要重视在实践过程中的发掘工作，武术拳种作为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随着时代的不同、习练者的不同，武术拳种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于武术拳种的保护还应当从实践发掘的角度去研究。体育理论工作者应通力合作构建起洪洞通背

拳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3.2引入学校并活性传承。

针对目前洪洞通背拳缺少传承活力，传承基础薄弱的现实，需要将洪洞通背拳这一珍惜拳种引入学校扩大其传承面。学校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通过将洪洞通背拳这一文化资源引入学校，是对其进行有力的保护的重要手段。同时，将其引入学校以后可以很好的利用学校教育力量，通过培养学生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可以实现培养传统文化的接班人的作用。在学校设立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和科研优势可以使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更好的保护。如由安徽亳州市市委宣传部、市体育局、教育局文明办联合举办的将五禽戏引入亳州市的各个学校。在学校中开展“晨诵弟子规，午做广播操晚练五禽戏”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对于五禽戏这一文化资源保护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这种探索给其他地区做出了榜样，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青年学生充满了激情与活力，他们是民族进步的中流砥柱，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培养大批的人才，这对于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具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将洪洞通背拳引入学校的同时，也要注意洪洞通背拳生存环境的保护，“努力营造适合无形文化遗产生存的外部环境与加强人才培养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只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匹配才能做到无形文化遗产的‘活保护”’当前，洪洞通背拳面临着传承基础薄弱的问题，将其积极的引入学校，使学校成为传承和保护洪洞通背拳的稳定力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出路。

3.3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管理力度。

立法保护是国际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通常做法，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例如日本在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韩国于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两国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我国也根据新形势加强了对于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如先后颁布了《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有关文化的法律法规，又于2003年，文化部主持起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次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委会的建议下，该草案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样通过不断的完善法律法规的方式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有了法律的权威性作为保障还不够，对于文化保护的执行力还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力度。目前非物质遗产保护机制仍不完善，尽管越来越多的传统体育和竞技项目正进入国家、省、市、区(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多流于形式：“重申报、轻保护”，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极大地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因此，加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监督与管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文化管理部门应合作协调，不能出现管理“脱节”的现象。

3.4结合人文、历史资源优势，开发体育文化旅游资源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1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4-0263-01

一、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一直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而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认识的提高，从而使得这一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我国还初步建立了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完成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同时，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省、市、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这样，不仅加强了对一些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将非遗保护工作推入了依法保护的轨道，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更深入人心。

另一个方面，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过度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申报而进行造价等现象，这样不仅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特点，同时也使得文化趋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二、新形势下优化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措施

1.根据非遗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方式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所以在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方式。

首先，对于一些以物质或载体为依托的传统手工技艺、美术类项目剪纸、木刻、石雕、绣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说，因为其与民众的信仰和心理诉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在历史上就被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下来，所以在现阶段对其进行保护时，应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律而使其进入到市场中来，并为其发展提供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可以采取商业经营的方式进行，但是不能将商业经营看成是产业化经营。而是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将产业化转变为个体手工业。对于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相关部门不能将其完全推给市场进行发展，而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来确保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次，对于一些以口头表演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历史发展至今，人们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城镇化时代的到来，要想做到完全的保护和继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情况下，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扭转这一困境，对此，我们可以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采取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并通过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等相关基础性设施的建设，来保存和展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

最后，对于一些以艺术表演为主的如音乐、舞蹈、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和参与性，其能够离开所属区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和开发。对于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其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和调查，并按照不同的类型将其进行分类和整理。此外，在掌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还应该认真学习和挖掘其潜在内涵，并运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手段和新的理论知识来对这些文化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对其进行继承创新，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把握创新的尺度，避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走样的现象，不能将其艺术的传承变为商业气息浓厚的演出。

2.加大对非遗保护与继承的宣传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所创造出来的，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说，也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的宣传力度，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民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一些企业、学者，对其的开发与传承都应该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参与。所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我们应该利用传播媒介，加强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意识。如社区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开展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发挥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志愿者的作用，广泛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还可以通过展览、演出、培训等方式来提高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意识和保护意识。此外，还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相关内容编入到学生的课本中去，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在课堂上通过开展作品表演、专题讲座的形式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让青少年学生成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3.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其在参与精神文化活动时，对于精神的追求往往高于对物质的追求。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重视与其思想交流，让其感受到自己工作对于我国文化的重大意义，有利于传承人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益。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身上所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技艺或者知识，而是某个时期以及区域的文化精华，要想使这些文化得到保护和继承，就应该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权力，并通过法律保障措施来促进非物|文化遗产的传承。

4.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继承营造良好的环境

面对现阶段文化保护和传承体系不完善、资金投入少等问题，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减少或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如通过采取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基因的方式以及政府相关保护政策的支持等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是发展我国文化公共服务事业的有力保障。所以，我们要做好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使其在新形势下通过各种方式来融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为我国生产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学科建设；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既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珍贵记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建立并完善了具有方法、预案、规范、条例作用的工作指南，展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重托，为达此目标，我们愿吃尽天下所苦，且虽百死无憾！”的学者风范和文化使命感令人钦佩。作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来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总结，该著作的问世必将为保护工作者正确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学术指导和理论支撑。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

根据部门的责任分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责，旅游产业发展是旅游管理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产业的发展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定量评价”成为当前研究的主题。旅游开发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积极的作用、比如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为其保护提供资金等，但旅游开发不能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是促进文化的传承，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目的是丰富旅游资源，加深旅游的文化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目的是不同的，这必然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索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以及如何避免或消减两者之间的消极影响和放大两者之间的积极影响。理解两者深层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从机制的层面来探讨如何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推进。本文在深层次理解非物质文化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两者相互推进的机制构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的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关系密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种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此定义的两大特点是“活态性”和“同人结合密切”。“活态性”这一特点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鲜活的文化，社会各因素均会影响到其发展变化。“同人结合密切”的特点指的是这种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依赖特定人群而存在，是同传承人结合在一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出来的文化价值使其和旅游有了密切的关系，将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成旅游产品，既可以作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吸引物，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可以作为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二）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

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难点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两个特点：活态性和同人密切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

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依存性

旅游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新的保护方式、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培养群众基础。这是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影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的积极影响则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增加了旅游资源的数量、增强了旅游者的文化体验。两者之间的积极影响使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从某种程度上，一方从另一方的汲取营养和力量，从而使两者统一起来。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相互推进相互推进的协调机制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是，在现实的旅游经济发展中和遗产保护中，两者之间的积极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不能脱离旅游产业来单独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能抛弃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独探讨旅游产业的发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时下紧迫的问题。如何使两者之间相互协调推进，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紧密结合，相互依存，需要充分发挥一方对另一方的积极影响，消弱甚至消除一方对另一方的消极影响。机制是决定管理功效的核心问题，因此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之间相互推进，就需要从机制层面进行构建，建立促进两者双赢的长效机制，特别是要建立两者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要建立两者之间的共享机制，具体包括人才共享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

（一）人才共享机制

人才共享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才共享，是指在不改变人才原有身份的情况下，通过有偿使用，平等协调、利益驱动、多方共享，达到人才利用的最大化。不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旅游产业的发展，都必须以充足的人才优势为支撑，以强大的人才队伍做后盾。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活态”传承方式的，以人为主的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无形”的文化遗产，最主要的是其技能、技术和知识的可传承性，是和传承人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想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特比的关注，在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要突出了人的因素，发挥传承人的创造性和主体地位。

（二）信息共享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旅游资源，并发挥其独特的引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旅游产业发展，使更多的人感受到、接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增加了广大的受众，扩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政府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网站，借助于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扩大自己影响力。旅游网站也凭借自己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从网上预订酒店和门票。两者之间的资源要从宣传媒介、传播媒体等方面将两者进行绑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与物质资源明显不同，信息资源具有共享性，信息资源的使用价值只有通过共享中才能体现出来。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由于原生态的信用信息高度分散在社会各个部门之中，造成信用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阻碍了信用交易的顺利达成。具体到遗产管理部门和旅游管理部门，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备的复合价值是通过形式多样化的信息展示给旅游者，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拥有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远远超过旅游管理部门掌握的废物文化遗产的信息，这是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所具有的优势。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众的旅游者而言，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因贴近旅游者，能够获取旅游者对旅游资源的偏好、以及旅游者所希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场馆构建等。信息沟通的补偿、以及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旅游者不能充分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并不完全充分，因而导致旅游者的满意度不高；信息的不畅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是：遗产管理部门并不能完全了解旅游者的需求偏好、不能完全赞同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馆建设并不能完全符合旅游者的需求。

（三）利益共享机制

利益共享，既是管理的手段，也是管理的目标，本质上说利益分配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价值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成为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很好的方式。借助于旅游所来的大量的旅游者，增加了感知、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众，加深了旅游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提高了旅游的满意度。协调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利益争夺成为能否实现两者相互推进的关键所在，是有效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保护者的积极性，并实现旅游产业发展的途径之一。

旅游产业发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与开发中增加了旅游者数量，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这部分经济效益应不应由旅游产业产业独享，应通过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补偿，从而是两者利益共享。同样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也从旅游产业发展中提升了知名度，夯实了传承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将自己的收益部分相应的补偿给旅游产业。

课题来源：

1、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11998055Y，项目名称：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共赢机制研究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9

关键词：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流行文化、汉族文化正严重冲击着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长期传承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土俗、弱势，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因此有效地保护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变得十分紧迫。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的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疆民族众多,13个主体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均有无可达及的造诣,每一个民族都有口述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戏曲曲艺、传统工艺和技艺、传统礼仪、节日庆典、游艺活动等传统文化。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种文化的不断冲击,许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已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下面我们以木卡姆为例简要谈一下这些非物质文化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1.生存环境问题

现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近20多年快速发展的交通、通讯和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倾向,极大地改变了新疆相对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条件的变迁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尤其对于各类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由于其古旧的风格特点不能满足现代人对时尚的生活和要求,日益不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流行音乐和庸俗音乐风靡市场的主要原因。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以前每逢节日、喜庆,人们几乎都会请民间艺人表演木卡姆和其他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现代流行音乐进入后，由于流行音乐音响强劲，用人不多，花费较少，传统音乐正逐步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群众中能演唱木卡姆歌曲，表演木卡姆舞蹈的人数已日益稀少。

2.传承与创新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靠一代一代人的口传心授来传承,这种文化的继承与扩散方式的持续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继承人的影响,所以人的问题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疆,各种民族民间艺术大都以群众或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下来,人走艺亡的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位民间艺人能完整地演唱、演奏十二木卡姆了;有的木卡姆的某些部分如刀郎木卡姆的舞蹈,旧时表现的是刀郎人狩猎生活的全过程,但在“文革”中却被批判为“野蛮”、“落后”和“低级”的,如今在民间已经走了样,现在在某些刀郎地区,能表演狩猎舞蹈的只有三五位民间艺人了。其次对于有传承创新责任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多的是接受现代文化,文化的全球化使年轻一代人更容易接受社会的主流文化,“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不感兴趣”,新疆木卡姆尤其如此。今天的维吾尔青少年，对木卡姆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都知之甚少，更不用提进一步发扬创新了。这也是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重大问题。

3.曲目整理需完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生态环境一样，一经破坏是很难再恢复如初的。一旦消失,如果没有很好地记录，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但过早地因人为原因被毁灭和抛弃了。近5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始终以“半口授半定谱”的传承方式平行传播着，随后才是完全定谱阶段,而对已留下的《十二木卡姆》的录音从结构上进行推断，存有明显缺漏。目前，已出版的几种维吾尔木卡姆，都未做到“音谱同步”。学唱和研究各种维吾尔木卡姆的可靠版本，尚待编撰。

4.保护经费短缺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短缺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存在，“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们共同面对是保护经费匮乏的问题”。对维吾尔木卡姆传承，民众和社会专业机构有着迫切的要求但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木卡姆以前的录音、录像资料由于保存手段落后，目前急需将它早期录音、录像资料，转换成数字化载体，以利于多种方式的异地储存，但由于工程浩大，没有有力地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间木卡姆表演机构和团体也因观赏人数稀少，都难以维持自身运转。《十二木卡姆》的庞大篇幅和演出长度，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存在矛盾，除了专业艺术团体在剧场中的演出和少数人偶尔欣赏的活动之外，日常生活中已很少见到完整演出。

5.保护理念需发展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特殊的精神创造，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一种生态之中的链条,不可孤立看待。如果为了保护的方便和有效，我们把保护对象从它的生存环境中抽绎出来，给以特别的关注；那些在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传承人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又当如何保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在保护的同时又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三、保护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1.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问题,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保故纳新，自我调节变革，保持其核心价值，以找到生存的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命存在，它与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群体发生关系，当这些自然、社会、历史和群体发生变化时,它本身不可能不产生变化，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吸纳新的东西，以新的内容和更加多彩的形式与时代同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在面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市场化时，我们应适应这种社会变化而不是回避它,但这并非是说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而是通过市场为媒介让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有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同时还可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人、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但这一过程必须坚持生态原则，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原定的文化氛围，民族性、地方性的特色将不复存在。遵循文化原生态原则就是要以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型为准则，依托文化母体，注重文化生态,主张在原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开发保护。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关键词：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218-02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流行文化、汉族文化正严重冲击着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长期传承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土俗、弱势，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因此有效地保护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变得十分紧迫。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的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疆民族众多,13个主体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均有无可达及的造诣,每一个民族都有口述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戏曲曲艺、传统工艺和技艺、传统礼仪、节日庆典、游艺活动等传统文化。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种文化的不断冲击,许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已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下面我们以木卡姆为例简要谈一下这些非物质文化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1.生存环境问题

现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近20多年快速发展的交通、通讯和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倾向,极大地改变了新疆相对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条件的变迁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尤其对于各类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由于其古旧的风格特点不能满足现代人对时尚的生活和要求,日益不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流行音乐和庸俗音乐风靡市场的主要原因。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以前每逢节日、喜庆,人们几乎都会请民间艺人表演木卡姆和其他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现代流行音乐进入后，由于流行音乐音响强劲，用人不多，花费较少，传统音乐正逐步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群众中能演唱木卡姆歌曲，表演木卡姆舞蹈的人数已日益稀少。

2.传承与创新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靠一代一代人的口传心授来传承,这种文化的继承与扩散方式的持续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继承人的影响,所以人的问题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疆,各种民族民间艺术大都以群众或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下来,人走艺亡的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位民间艺人能完整地演唱、演奏十二木卡姆了;有的木卡姆的某些部分如刀郎木卡姆的舞蹈,旧时表现的是刀郎人狩猎生活的全过程,但在“文革”中却被批判为“野蛮”、“落后”和“低级”的,如今在民间已经走了样,现在在某些刀郎地区,能表演狩猎舞蹈的只有三五位民间艺人了。其次对于有传承创新责任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多的是接受现代文化,文化的全球化使年轻一代人更容易接受社会的主流文化,“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不感兴趣”,新疆木卡姆尤其如此。今天的维吾尔青少年，对木卡姆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都知之甚少，更不用提进一步发扬创新了。这也是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重大问题。

3.曲目整理需完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生态环境一样，一经破坏是很难再恢复如初的。一旦消失,如果没有很好地记录，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但过早地因人为原因被毁灭和抛弃了。近5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始终以“半口授半定谱”的传承方式平行传播着，随后才是完全定谱阶段,而对已留下的《十二木卡姆》的录音从结构上进行推断，存有明显缺漏。目前，已出版的几种维吾尔木卡姆，都未做到“音谱同步”。学唱和研究各种维吾尔木卡姆的可靠版本，尚待编撰。

4.保护经费短缺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短缺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存在，“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们共同面对是保护经费匮乏的问题”。对维吾尔木卡姆传承，民众和社会专业机构有着迫切的要求但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木卡姆以前的录音、录像资料由于保存手段落后，目前急需将它早期录音、录像资料，转换成数字化载体，以利于多种方式的异地储存，但由于工程浩大，没有有力地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间木卡姆表演机构和团体也因观赏人数稀少，都难以维持自身运转。《十二木卡姆》的庞大篇幅和演出长度，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存在矛盾，除了专业艺术团体在剧场中的演出和少数人偶尔欣赏的活动之外，日常生活中已很少见到完整演出。

5.保护理念需发展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特殊的精神创造，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一种生态之中的链条,不可孤立看待。如果为了保护的方便和有效，我们把保护对象从它的生存环境中抽绎出来，给以特别的关注；那些在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传承人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又当如何保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在保护的同时又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051-03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5000年的古老文明，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显现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种类或世界独有，或世界第一。据统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万项，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项目有7万项之多，其中1028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部公布了3488名部级项目传承人，各省、市、自治区公布了6332名地方项目传承人。此外，我国还建立了闽南、徽州、四川羌族等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520多座专题博物馆，197座民俗博物馆。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原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范围和特点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上述两种定义，表述有所不同，但都表明：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艺术表演活动、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活动、手工艺活动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文化遗产的内核。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之总称，因此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民族性。遗产则是从文化的形成与传承的角度强调人类社会知识与实践之成果的历史久远性。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及相关濒危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即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日、庆典活动、游艺活动等；（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即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5）传统手工艺技能，即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第一，具有特定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均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该民族成员的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以特有的语言进行口头表述，以特有的民族风格表演自己的艺术成果，以特有的方式举行各种礼仪活动和节庆活动，以独有的方式表达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民众对自然界和宇宙认识，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具有历史传承的手工艺技能，这些均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具体表现。第二，具有活遗产性。它不仅向人们传递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经一定时期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有文化传统信息，而且更应当具有世代传承的可能与必要，因而也就具有了“活遗产性”。有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活遗产”。第三，具有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以口头形式通过人们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在成员内部集体性地传播、演绎与发展。口头性和集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突出表现。前者是指人们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和演进已有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认识和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后者则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者团体的产物，而是在不断地被民族内的众多成员传播、演绎过程中，受到无数的传唱者、讲述者、表演者、礼仪司职者、手工艺者不断的琢磨与加工，同时也融入了许多听众、观众的意见和情趣，从而使文化内涵不断丰满。第四，具有利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者享有的权利，其内核是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主要以有体物为其载体而体现，但也包括未被物质载体固定的利益，如人们的表演、技能实践所体现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通过从道德、伦理和哲学等角度对人的人格认识所产生的一种观念利益。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在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从一个陌生的名词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从政府到学者到普通群众，都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物产抱有相当大的热情。2000年，我国开始为非遗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昆曲名列第一位。当时进入这个名录的，还有日本的能乐。但是当时我们所有的新闻媒体，只是用一个很小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情。而日本却是用通栏的大标题，把能乐进合国的非遗名录当成他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荣誉来报道。说明我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这个观念上的差距比2001年中国和日本经济上的差距还要大。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平台所具有的综合实力，社会对于文化传统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像“非遗”这样的议题才可能成为社会的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是我们文化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于中华民族宝贵文化创造力的珍重和关切，这种认识上的提高正是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实力的提升相联系，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是一种更有力度的支撑。中国现在是进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现在我国昆曲、古琴艺术等有26个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还有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三项被列合国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就在最近，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颁证仪式，向参与申报工作的95个单位颁发证书，再一次表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重视。

尽管如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不够。由于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政府部门长期不够重视，普查工作力度不大，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我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也相对滞后，如陕西户县的农民画、陕北的安塞腰鼓、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新疆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壮族的“三月三”、苗族的姊妹节、云南傣族泼水节等，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世界总量的很大份额，但仍没有申报成功。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滞后，资金技术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系统性解决，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等工作相对薄弱，保护、管理资金不足。观念滞后表现在：一是轻视或忽视民间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认识和实践及法制建设中，“文化遗产”被“文物”所取代，“文物”保护被等同于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得不到足够重视；三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是一种客观必然，主张任其自生自灭，无须保护；四是认为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无暇顾及，等经济高度发达后，再进行保护。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对有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3.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只是将有形文化遗产列入保护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该法的保护之下。虽然少数地方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仍不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

4.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传承渠道不畅。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非物质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我国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年轻一代的公民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在充斥着网络、选秀、圣诞节的环境中，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中华民族5000年绵延不断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其独特性是其他依附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在落后的记录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一些独特的语言、文字和习俗迅速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断层；如民间戏曲、戏剧在衰落，年画、剪纸、皮影正在逐渐消失，许多传统的民俗文化艺术如萨满调、子弟书等已经绝灭，岔曲、古琴也濒临绝灭，剩下的摔跤、拉洋片、庙会等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一些国家极力在全世界推销其思想文化，在文化上推行“单边主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安全。保护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依据，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1.加强立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单靠“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保护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加强立法，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保护。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尚不健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虽然将杂技艺术作品列为保护的客体，但仍没有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列入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也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的客体。由于立法的滞后，致使许多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不能得到明确的法律保护，制度性因素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加大立法的力度。1950年，日本就颁布《文化财产保护法》；1960年，韩国颁布《无形文化财产保护法》；1966年，突尼斯颁布《文学和艺术产权法》，用法律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1976年，美国制定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现在世界上以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已有50个左右。当然，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已逐步展开。1997年，国务院出台《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和贵州先后颁布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2002年8月，《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出台，后该法名称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协调各方加快该部法律的立法进程。2005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立法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加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相关的法律原则并通过立法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

2.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国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及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在这里面起一个主导作用，人的素质的高低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保护程度的高低。但就我国目前的国民素质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提高全民素质这句话已经出现很多年了，但现在看来似乎作用不大。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中国教育体制上的问题是一个根本原因，很多学校不大注重学生传统道德品质，民族意识的培养。相反外来文化在中国社会流传开来，现在的学生流行的是过洋节日，对国外的东西十分推崇。当然，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他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不要忘记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3.切实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的、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首先，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地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产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条不紊地做到全面普查，建立县（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

4.尽快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普查、建立名录的目的，是使其大量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有序地传承和发展，以建立和光大传统文化氛围。为此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要做到：（1）建立部级、省级、地市级和县（市）区级的四级保护体系。各级政府应按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范运作形式，对纳入各级名录的代表作，通过财政拨付、财政补贴和社会捐助等方式，资助有关历史资料的抢救、整理，以保证其得到切实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管理工作运行机制。要真正落实[2005]18号文件提出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责任、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类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导作用，也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保护工作之中。各级政府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书记任主任。文化行政部门应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立起完备的领导管理工作运行机制。各级政府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为当前普查、申报及长远的保护提供理论支持、专业咨询、项目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服务，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支懂专业、善管理的人才队伍。（4）构建文化（艺术）馆系统的业务运作体系。现阶段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与我国现行的以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培训、艺术创作和辅导，特别是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为其主要职能定位的文化（艺术）馆系统的工作内容非常接近，理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业务纳入其业务运作范围，担负起所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整理、申报工作，并很好地完成所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库、数据库等信息系统的建立，所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展演等任务。（5）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各新闻媒体可开辟专题栏目，教育部门可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当地各种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土教材，供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

5.各地方政府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应该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盲目地去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用一个妥善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而不是为了获得本地经济的发展不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设立专项基金。同时，加强宣传，将本地的文化遗产推向全国、全世界，例如，通过举办文化节的方式，加强地区之间的交流，因为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是个人的，或者某个国家的，而是全人类的。应该加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互相学习。

6.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与国际接轨。要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同时在立法上，既要结合本国经验，又要能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可以通过在国外进行文化节的形式，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全世界，让世界来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1篇11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技艺；非遗；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316-02

一、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法律保护的现状

传统知识和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传统部族在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知识、技术、诀窍的总和，一般具有经验性、整体性、与环境要素的兼容性、另类科学性及描述形式等特征，同时具有权利主体的群体性、权利客体的公开性、历史性以及经济利益未实现性等法律特征。

传统技艺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法是否可用来保护传统知识，学术界和司法界尚存争议。否定论认为，知识产权法不足以保护传统知识，知识产权概念与传统部族的实践和文化存在冲突和不相容。肯定论认为，知识产权法与传统知识和技艺保护没有冲突，可以知识产权法保框架护传统知识。从专利制度看，肯定论认为传统知识只要被创造或发明出来，就可以用专利法来保护，专利保护延伸到传统知识是最直接的保护办法；从商标和地理标志角度看，肯定论认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可以授予传统社区的代表，从而使传统知识和技艺获得保护。专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则存在立法位阶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足、统计指标体系不全、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具体依据和可操作的保护措施等现实状况。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冲突

1.独创性认定。知识产权体系中，独创性与时间相关，时间推移，价值变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这个趋势恰好相反，传承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内涵逐渐丰富，总体价值呈现随时间增大的趋势。

2.权利主体。知识产权体系中，有明确具体的权利主体，即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某一民族或某个区域中不特定群体持续创造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较难确定具体权利主体。

3.权利性质。知识产权体系表现为私权救济。如果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采取私权救济的方式，则效果欠佳，若采用公权保障的方式，又会出现权利主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或保护不完全的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困境，从法律文化认知的深层视角看，在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科学认知和权属规则上的不同。差别主要有：对知识的认知不同，现代文明秉持的普适知识的理念与东方文化背景下推崇的地方性知识和观念存在对立；对科技的认知的不同，现代科学所建立的依靠实验得出科学的论证和东方国家盛行的经验式、感受式的知识观念和技艺相冲突；财产属性和法律确认不同，现代财产观念和制度保护基于知识创新而形成的私权利，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维度上主要限于代代际以内，东方财产观则注重对历史沿袭的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改进，认为传统知识是集体权利，具有社区共有和公共权属的特征，注重非遗保护的历史传承性质和超代际的永久时限保护[1]。

活态流变是非遗文化中传统知识和技艺的显著特征，目前非遗法律保护途径，主要是行政手为主的公权利保护方式和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主的私权利保护方式。同时应该看到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综合命题，涉及法律问题，对知识的认知和评价，对科学的分类和评价，以及对财产性质和主体在认识上的突破等。立法方面，完善非遗的地方性立法同时，需重视少数民族习惯法保护传统知识技艺方面的作用。

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法律保护的建议

构建本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主要基于三个层面的探索：一是理论层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从译介、移植、反思转向实质性的理论建设；二是学科层面，建构本土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体系；三是实践层面，将社会需求、政府决策、民众实践与理论研究整合，将遗产事业与遗产知识体系相统一。

商标权保护模式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静态保护向文化效益的合理开发、利用模式转变，与其他民事权利保护相比较，其综合优势在于：有利于促进非遗开发和经济效益的实现，产生更直接的经济利益；基于非遗的活态文化特征，通过商标注册，可以保护非遗自身的活态性；可以有效解决非遗的保护期限问题，商标权保护模式下，不存在因非遗年代久远而无法申请注册的情况，且注册商标续展制度可以为非遗提供长期的有效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中，可以大致分为已公开的内容和尚在保密状态的内容。二者的法律保护有所区别，构成商业秘密的传统技艺，很多通过口传身授的师徒制传承，保密措施有限。注重个体经验的总结和体验式的传授学习，具体传承的方式是家族祖传、师徒相传、自我学习和寺院式的教育。其中民族医药知识和技术的传承，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间宗教对其传承影响较大，知识技艺和诊疗方法的保密状况比较复杂。受各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更为注重亲疏关系的不同，许多秘方只传授给直系血亲，部族、家族和社区的极小范围口授身教式的传播方法，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传播方式的冲击下，面临的困境更多[2]。

传统知识和技艺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以及何者是法律和经济意义上的真正权利人，一直是非遗保护的普遍性难题。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化进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优异经验，同时应该看到，如果只停留在对非遗保护法律规范的形式移植上，并不能有效解决传统知识和技艺传承面临的困境，通过公权保护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行为做出规范，防止过度商业化，非遗保护的价值目标，在于保持这些知识和技艺的生活场。重视本土资源的挖掘与整合，进行分类分级数据库建设，在专利申请、审查时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查新，对于影响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作为国家机密，受国家保密法的保护等。

传统知识与技艺在内的非遗文化开发，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共担机制。理想形态是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的双支撑模式。知识产权制度除了保护最新成果外，还应对智力源泉的保护和利用给予一定的空间。传承人是非遗文化中重要的活态载体，有其脆弱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建立和完善非遗传承项目档案和非物遗杰出传承人档案。档案载体的多样性特点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具有特定价值和意义，使传统知识和技艺的表现更为直观、具体和全面，传承人与传统知识和技艺的发源地能够从商业开发中获得合理利益份额，也有利于保护和传承。

非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开发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开发，发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发展特色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加强商业开发机制，发源地充分参与，提供法律咨询、技术咨询和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当地能力建设，提高发源地的传承、保存、保护、开发与创新能力；融入大区生态文化旅游圈，通过非商业性开发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综合社会效益；遵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途和转让的限制，履行发源地和开发者的义务，尊重当地居民和传统社区的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共商条件，最大限度保护发源地的利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自然人是非遗的载体，是非遗保护中重要因素。对非遗保护制度，落实到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安排，关键是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以免出现权利的悬置、虚化和孤化。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传统知识和技艺因由来已久，源头无法溯及和求证，被归入不受保护的公有领域，或是归入现有技术体系。而利用传统知识和技艺产生的新成果，做适度改良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较易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有保护价值的信息脱离其原始的载体和环境被复制的现象，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也容易做到[3]，对原住民族聚居地群体的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艺造成非公平侵害，应该建立防御性、低门槛的全面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不同于知识产权等相关权利的取得，权利主体是传统知识和技艺所在地的社群、原住民以及传承人，权利主体往往是集体概念。主体可以通过法律注册取得权利，但未经注册或不能成功注册，并不影响主体的实际权利，只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基本要件即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

对非遗保护措施的完善建议：一是利用民族地方立法权限的制度优势，推进传统知识和技艺保护的地方立法体系化，并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二是具体制度设计上，借鉴地方立法的有益经验并提高行政保护的效能；三是探索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知识产权战略联盟等途径，加强区域间的非遗保护合作，促进地区民族团结。

参考文献：

[1]严永和.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与制度框架[J].民族研究，2006，（2）.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范文篇12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就地保护；可持续使用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58―09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等多项举措，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分三批公布了合计1219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省级政府陆续公布了8566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地（市）、县级政府公布了18186项地（市）级非遗名录项目、53776项县级非遗名录项目；各级非遗名录项目总计达到81747项。2012年12月20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498名，加上此前已公布的前三批名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到1986人。至此，全国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总数超过11550名。如果按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统计的话，数量将更加庞大。以安徽省为例，列入部级非遗项目名录的有60项，涵盖非遗项目的10大类别；省级非遗名录有273项，市级非遗名录641项，县（区）级非遗名录1728项，合计达2702项。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3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09人。

此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项举措，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命名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象山）、晋中文化、陕北文化、潍水文化、大理白族文化、迪庆民族文化等12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通过比照非遗保护的国际建议和国际公约中的相关理念、思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要求，针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探讨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更加广泛的非遗保护路径的可能性。

一、国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回溯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了。而这个概念的形成，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还是有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出现过民俗（folklore）、传统文化与民问传承（traditionalcultureand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heritage）、口传遗产（oralheritage）、口传和非物质遗产（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等名称与概念，最后在2003年的国际公约中采用了“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CH）这一总括性术语。这一概念由日语翻译成英语，最初出自1950年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法》。简要回顾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个领域保护思想的产生初衷及其保护理念流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完整地分析国内非遗保护实践中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关保护对策。

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的认同过程可谓举步维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第一章关于UNESCO使命中即有“保存和保护世界遗产，包括图书、艺术品、历史和科学的纪念物”的阐述。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召开的数次政府问文化政策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才开始要求UNESCO在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方面提供支持。1976年11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规划项目》，旨在促进对文化特性，包括不同传统、生活方式、语言等的正确评价和尊重。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提议在《世界版权公约》中增加对于民间文学艺术及文化资产保护的条款，1975年UNESCO提出一份起草于1971年的《建立保护民间传承国际准则的可能性》的文件。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UNESCO共同通过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使用和其他损毁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法条》。此后，经过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会议等形式的长期研讨和观点论战，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9年9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国际文件：《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的建议》（以下简称《国际建议》）①。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认可并通过了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会上缔约国还签署了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该公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为主要目标（第一条）。传统知识作为遗传资源的构成内容在第8条第10项有明文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相关的知识、创造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由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其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而获得的惠益。”

此后，UNESCO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努力，试图参照《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这些行动和努力体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报告》、《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实施计划》（2002）以及2002年《联合国文化遗产年宣言》等多项国际文件和报告之中。

1995年，UNESCO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提出了处理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并在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CreativeDiversity）的报告中呼吁：对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型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应当正式承认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质遗产和财富。1998年，UNESCO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计划。2003年10月，UNESCO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国际公约》），2005年，UNESCO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的基础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7年，WIPO所属专门委员会通过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的表现形式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传统知识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等决议草案。（参见，表1）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遗保护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活动，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保护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全球行动的组成部分。从《生物多样性公约》注意到传统生活方式、民间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联性，延伸到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再到呼吁保护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其中，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mirror）和“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traditionalculturalexpressions）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公约以及其后的文化多样性公约制定，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二、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TK）解释为经由数世纪形成、适应当地文化和当地环境、来自实践积累、经由身口相传的知识、技能、创造和经验。该公约基于这样的理解：传统活动、土地和资源的使用可以稳定和保护生态系统，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尊重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样一来，维持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条件，作为民族文化、地方传统、民间习俗及审美的具体体现，它们依托于本地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记忆为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为主要延续方式，也是“活”的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正如《世界文化报告》（2000）所指出的：“可以预期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持续性活力。……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和更新，却面临新的挑战。……全球化正在为文化交流创造新的机遇，新的容忍形式和新的入侵形式也正在出现。”而这其中的巨大悖论又在于，“虽然人类是一种物种，但是基因突变给了他们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代代相传的能力，这种突变，解释了人类成功地扩散到地球各处的历史。不幸的是，这种能力正在导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其后果难以预料。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应被看作是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过程。”

各类文化遗产与其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历史环境状况、文化环境背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影响巨大。极具地方特色且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空间、场所环境，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构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而早在1995年《我们创造的多样性》报告中，就把文化的繁荣视为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别强调“就地保护”（in―situconservation）的方式，即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以及维护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考虑到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的直接联系，应当优先采取在非遗产生和成长的原生态环境中保持它的生命力的“就地保护”（in―situpreservation）。正如1989年《国际建议》所确认的：“民间传承（或传统的大众文化）是指基于文化社区传统的全部创造，由某一群体或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反映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艺、建筑及其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是深深扎根于该地原住民的生态、文化与社会环境中，若为了追求发展而脱离滋养它的土壤，将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活切割开来，那么原本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与动机，转眼间反而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生活经验的结晶，与当地的地理生态、历史文化和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存在，但是若忽略了它的真正本性，即容易脱离‘生活’，而变成为了发展旅游或是城市行销的展示名片，转变成为了畸形的‘表演’取向，而被商品化了。”

反观国内一些地方，多采取将非遗项目集中于博物馆、博览园区展示观赏，而在原生态、原环境中保护传承、保育培育的实践案例则相当稀少。非遗项目旅游开发，表演性、节庆游览活动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方面，“重集中展示、轻社区传承”的现象十分突出（参见表2）。对传统项目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保持、采用或改进传统生产工艺、流线等）将一些传统手工艺、技艺或有生产性的项目组织起来，使之得以利用、传承或再生、活用。它的前提是传统的生产性方式的保护传承，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性开发。但在现实中，部分非遗项目成为了企业商业开发的包装或产品的标志，也有部分项目其现代生产工艺技术与传统工艺、手段等没有任何关系。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培养传承人，传承传统的生产技术、手工艺和其他技能，不应以追求产业化和规模效益为目标。

摆在非遗保护实践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势不可挡、规模巨大的旧城改造使城乡环境、自然生态、地域风貌、乡土景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为了经济利益和旅游市场需求，“假古董”的大量建设和人造景观快速的开发，也对真实的历史环境与多样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和不当的负面干扰。2011年9月6日，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前任总理曾尖锐地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三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伴随古村落和现代农村的消失、农民失去土地，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的冲击。农村地区聚落的消失和村庄“空洞化”问题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影响最大，大量非遗项目存在于农村地区，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剧减，文化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三、完善保护制度与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即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也就是文献化（documentation）保护。文献化也是保存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对于那些濒危的遗产或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继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保存方式，也是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清单名录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在它产生的原生态和原环境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1989年《国际建议》主要着重于对遗产的记录和研究，而2003年《保护公约》侧重鼓励后一种方式，强调创造和再创造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人群和社区的重要作用，指出应当优先考虑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原始氛围中促进它们的再生。2003年《保护公约》第二条对“保护”的定义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防护、促进、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涉及遗产各方面的振兴。

下面对各项保护措施的含义做些简要的说明。确认（identification），指对特定项目的专业性描述、分析以及技术性判断、鉴别；立档（documentation），即通过文献化方式对项目进行客观记录、建立资料档案，包括数字化处理；研究（research），指与遗产项目及其保护相关的文献调查、田野调研和科学分析探索等；保存（preservation），是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得以维持的方式；防护（protection），指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不遭受损害；促进（promotion），是指采取积极的方式引起社会公众对遗产保护的广泛关注；弘扬（enhancement），即改善其生存环境的状况并增进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关联性；传承（transmission），是指通过获取文献资料、指导或其他方式向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传播社会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观念；振兴（revitalization），指促进某些衰退或消亡中的非遗项目再生的过程或措施，作为保护政策也指通过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促进遗产所在地社区的整体复兴。

我国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传播制度以及相关保障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明确了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在面对建设性破坏的紧急局面下，各地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重申报，轻保存”等不尽合理的现象和问题。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保护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泛化和扩大化倾向，一些地方已完全消失的项目，已经不存在传承可能性的项目，或是多地申报、不同级别名录重复登录的项目，可能也不在少数。2012年9月4日，文化部了《关于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105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撤销的决定》，对105个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调整、整改和资格撤销，标志着文化部在对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动态管理方面有了实质性开端，也是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举措。

非遗清单登录制度，不只是收集资料数据、整理形成项目名录的简单过程，而且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针对相关传统实践和民间传承项目的状况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与保存数量、状况、稀缺性、濒危状况以及环境生境变化等因素，实事求是地确定保护名录，并制定适当的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此外，在非遗学术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的基础研究，如非遗项目发生史，传播演变过程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目前针对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大多沿用民俗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调查方法，从文化遗产保护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明显不足。以2006年列入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的“傩戏”为例（项目编号为Ⅳ-89），公布时包括武安傩戏、池州傩戏、侗族傩戏、沅陵辰州傩戏、德江傩堂戏等项目；2008年6月，将万载开口傩、仡佬族傩戏、鹤峰傩戏、恩施傩戏作为扩展项目列入；2011年5月，在公布第三批部级非遗名录时，又将任庄扇鼓傩戏、德安潘公戏、梅山傩戏、荔波布依族傩戏扩展进来，项目涉及多个省份和地区。而这些地域分布相当广泛的各种类型的傩戏，其产生、传播和演变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又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四、尊重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

在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非遗保护活动中，地方居民和社区团体参与较弱是其中的一大缺憾。正如重庆文理学院谭宏教授所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呈现‘两头热’现象，一头是政府为了发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价值，使之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而摇旗呐喊；另一头是学界为了挖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而相互争鸣。而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力军的广大民众却认识不足，参与不多。”

前文的分析已经阐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应是在现代生活背景下自然发生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外部干预应尽可能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就地保护”、“活态传承”的最好方式应当是以非遗项目原有的形态，在原生环境中相对自然地流布、传播和传承，尽可能少地实施外部干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少非遗项目在公布之时，可能已经处于濒危状况之中，其存在的生态环境已失去平衡，甚至遭到了破坏，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就有可能彻底消失。因此，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抢救保护，但政府主导的干预和技术管理等要做到适度和适当。政府的有效管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保障，在这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地域民俗活动等非遗项目的管理，是需要认真研究分析并科学决策的，因为政府管理的影响可能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在韩国和日本的保护实践中，政府的有效管理作为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制度保障必不可少。而民众的自主参与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保障，一个民俗活动如果失去了民众的自主参与，失去了精神和信仰的传承，脱离了生长和发育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走向枯萎甚至消亡。

韩国安东河回村是一个传统的小村落，六百多年形成的河回村历史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存、保护，在2010年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山水环境、村落格局和历史建筑外，这里还是韩国假面文化的发源地，即“河回别神祭神面具舞”保护传承之地。近年来，当地建立了假面博物馆，设计制造出新的面具纪念品。在表演方面，韩国安东市开始举办国际假面舞节，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假面舞表演团体来这里演出，自然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百万的游客到这里旅游观光。河回村的传统面具舞与中国的傩戏类似，但无论是池州傩戏，还是安顺地戏，在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和可持续使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与韩国安东相比差距还是不小。

非遗保护与传承首先要尊重社区、个人和团体的意愿及他们的文化权利。人类的一切创造物都处于不断消失的进程之中，UNESCO文化部国际标准司司长林德尔・普罗特（LyndelPrott）认为，“不能因为保护那些已经不在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文化因素而破坏社会进程”，“保护遗产的意愿应是：让传统文化的掌握者能够继续为竞争型生活方式的造就者们提供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非遗保护应当考虑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产生新的发展模式，以此来满足当地的差异性需求。以承认“传统文化”价值、增进尊重与了解为前提，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决策需要更透明、更具包容性（但不应排除专家参与）。有时为了保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有必要舍弃招商引资模式的开发计划，有时候甚至要放弃某些基金的资助。例如，城市港口地区的码头号子，由于生产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已经基本脱离了现实环境，只能通过舞台化表演等形式来展示。而在巴东县神龙溪景区，据说是应游客要求还原恢复了“拉纤”表演，这种所谓的原生态拉纤完全是为适应旅游观光活动而产生的，恐怕已经涉及到人权保护等问题。

非遗保护还要切实关注文化生态保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注重对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WIPO在该领域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WIPO所属的“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政府间委员会”（IGC）第七次大会上形成了保护传统知识的目标与原则的相关文件。其保护政策目标涉及承认价值、增进尊重、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防止对传统文化的不正当占有等多项内容。相关文件中提出了两项关键要求：第一是要求承认传统知识持有人拥有传统知识的相应权利，第二是要求第三方高度关注未经授权获得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的行为。为此，制定并实行了两种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保护措施：（1）积极的保护：给传统知识持有人以权利，使其能够针对滥用传统知识的某些形式采取行动或寻求补救办法；（2）防御性保护：防止他人通过不合法手段得到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

在国内，已经出现过非遗保护的知识产权之争。2011年5月底，被称为“中国非遗保护第一案”的安顺市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人案败诉一事成为新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的“安顺地戏，，（项目编号为Ⅳ-90），为傩戏的一种，形成于明代初叶。据史料记载，其产生与明初来自安徽、江苏、江西等地的安顺屯军有关，因随军流动，经常选取野外的低洼旷地进行演出，表演者所戴面具靠头部前额并略向上倾斜成为其造型的主要特征，故名“地戏”。2004年张艺谋在云南丽江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曾邀请安顺市詹家屯的詹学彦等8位地戏传人前往丽江参与演出，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但在影片中却称此为“云南面具戏”。

2010年，安顺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三人，为非遗讨署名权，经过一年多的诉讼，北京西城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影片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虚构，并不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并驳回了文化局的。表面上看，《千里走单骑》拍摄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顺地戏在2006年5月才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安顺文化局无权主张署名权。但这一事件还是说明了当年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传统文化缺乏保护意识，而像张艺谋这样的著名导演，作为艺术家也没有注意在文化艺术品的生产过程中传播正确的传统文化信息。即便该作品在主观上并不存在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等行为，但由于电影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还是对广大观众造成了安顺地戏相关信息的误导与混淆，也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项目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保护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即便是出于对非遗及相关法规的尊重，当事人也应当做出道歉声明。

五、结语

文化生态本身即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自然条件、技术、经济、历史等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技术和方式进行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应当纳入文化大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早在1980年代，UNESCO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计划中就有“作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文化遗产赋予每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可识别的特征，是人类经验的宝库。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应是任何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石”的指导意见。2011年11月，UNESCO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城市保护的新国际建议――《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建议再次强调了历史城市整体保护的重要性，指出，“在全球环境变化中，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是提升城市地区宜居性、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对资源的有效规划和管理，因而保护就成为了一种战略，旨在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