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1

一、受众使用媒介的变化

1.受众使用媒介需求方面的变化

三网融合时代来临，现有的产业格局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介改革都要遵循媒介格局演变的规律，即首先应考虑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和媒介的互动关系，强调内容服务的公共属性和媒介终端的用户体验。

从“猎奇需求”转向“实用需求”。信息时代是一个以信息和速度制胜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发生了改变。现在的消费者接触媒介已经从“猎奇需求”转向“实用需求”，单纯的“眼球经济”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用户。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开始向本质回归，信息开始成为受众选择媒介的最主要因素，受众的观点开始汇聚成为“主流”，精英群体权力话语体系开始消融。从媒介与受众关系的本质来看，受众接触媒介的本质目的是为了选择信息。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对于媒介的选择是第一位的，对于信息内容的组合性选择是第二位的，三网融合将彻底颠覆这个现状。在三网融合时代，受众将被赋予新的选择信息的权利，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也上升到新的层次，单纯的“猎奇需求”已经不能概括受众选择信息的完全形态，“实用需求”将成为用户选择媒介信息的最大根据。

受众需求的“碎片化”趋势。“碎片化”的概念来源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的“文化碎片化”(Blipculture)，指的是后工业社会文化逐渐分化、瞬息万变的特征。同样，受众的“碎片化”也是此意。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不同的态度观念群体的消费观不同，故而受众群体的需求层面也不断走向多样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众需求会出现不断的分裂和聚合。无论是商业型还是政治属性的媒介，都要尊重受众的需求，这也是传播规律衍变的需求。

三网融合时代，受众的不同生活行为习惯将改变其对于媒体的评价，正如西方的经典受众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所言，受众对媒介的接触是建立在媒介评价机制上的，即媒介所承载的信息给受众的印象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选择，所以媒介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在信息这个圆点上，使受众掌握自主选择组合信息的权利。

2.受众使用媒介效果的变化

全媒体环境改变受众触媒习惯。媒介的接触习惯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的结构因素决定的。媒介结构即是指在某一地点和时间里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媒介渠道、选择空间和内容系列。在三网融合时代，受众面临的媒体环境将被彻底颠覆，媒介接触成为受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梦寐以求的传播理想得以实现，受众能够控制自己消费的媒体和内容，无论何时何地，均可以多种方式进行双向沟通，获得想要的信息。全媒体环境的建立实际上是建立以受众为中心为原则的媒介环境，这样的变革势必改变受众的交往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1]

受众表达的话语空间增大。“话语权”概念来自福柯提出的话语(Discourse)和话语建构(DiscourseConstruction)概念。话语权首先是一种符号表达，其次才是一种权力体现，话语权作为公众行为自由的权限，并不是完全政治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渗透在公民日常生活状态之中。就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受众话语权的赋予象征着影响力和控制力，以及对于受众群体社会地位的肯定。故而话语权的平等分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个社会媒介形态的进步。

在三网融合时代，话语权回归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符号互动基础的平等趋向和“自媒体”(wemedia)的出现，自媒体不是一种完整的媒体形态，而是代表了一种个性张扬的信息传播形式。三网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自我分化和转型升级，为传受互动提供了技术基础，也深化了话语权主导方式的变革。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介的进步，正在慢慢颠覆我们传统的传播模式，文化精英主导的话语权系正在走向衰落，话语权将从“文化精英”主导回归到普通民众的手中。

3.受众使用媒介形态变化

作为受众生活方式的“虚拟社区”的建立。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只是日常生活中的调剂，而在三网融合时代，媒介已经成为受众生活中的一部分，用户已经深深“卷入”媒介内容之中。在互动性媒介的“虚拟社区”中，出现了强调社会心理“共同体”状态的沉迷族，人们可以脱离现实世界在网络上建立起属于自我的精神家园。虚拟社区存在于和日常物理空间不同的生活空间，社区的居民，我们称之为网民，他们根据共同的需要、兴趣进行交流，这样，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和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沉迷其中。

传受双方的深度互动。新型的媒介形态给受众提供了一个“沉浸体验”式的消费，这种消费能使接受者长时间地、完全地沉浸于媒介符号建构的符号环境之中。新媒介形态用海量的信息为网民提供“社群性体验”服务，给受众带来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的感受。

二、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1.培育新闻专业主义

在美国等传媒发达国家，传媒行业在长期积淀中形成新闻专业主义，此理论强调传媒行业特有的价值追求和从业规范，新闻媒体是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社会公器。这种内在的动力和制约，对媒介所面临的多种外部性的社会力量，起着不可缺少的平衡和调节作用。在目前的三网融合进程中，广电行业掌握有内容资源的优势，而建立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台网互动”是其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传媒变局的大环境中，传媒行业尤以广播电视业为主导，更应该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价值观念，注重职业素质的培养。

从三网融合的新闻业务角度来看，“融合新闻”是媒介变局下新闻信息表达新的践行形式，即融合多种媒介表达新闻。就整个媒介发展的历史而言，三网融合不过是整个媒介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不同介质、不同属性的媒介打破固有的形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虽然新技术的运用会使受众更深刻地参与到媒介内容的制作中，并且把关人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但是信息社会中专业的媒介信息者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新的历史阶段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也就得到了新的诠释。第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不仅要靠对内容的把关选择，还应该通过对信息的过滤、整合，凸显传播者的“引路”功能。第二，用户参与信息内容制作必然会存在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内容散乱无章。媒介从业者应坚守职业规范和专业主义精神，客观、理性地筛选信息，并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内容聚合和平台。

总之，媒介技术是推动媒介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媒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需要遵循媒介自身的发展规律，三网融合条件下，广电等媒介产业的深刻介入将为受众提供一个更为个性化的信息交流和舆论表达平台，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合理化的成分也必将会在新的媒介发展阶段得到新的诠释，媒介将承担海量信息的集散、筛选和深加工的职责，对不同的信息载体加以对接合作，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2.创新新闻报道方式

三网融合的平台创新昭示着媒介生态环境的衍变，其中包括传播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各种传播力量之间相互影响和竞合。不管是外界力量抑或原生力量，都促使着传统新闻媒介的报道方式发生转变。

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体在内容上出现很大程度的同质化和碎片化，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成熟的采编和运作机制。我们应根据本国的特点，结合我国当前的新闻体制、舆论环境等现实条件，探索媒介融合的新途径。

3.实现多元化发展

新闻传播可以综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等多种符号表达方式，并且，根据传播媒介的不同，新闻叙事也会有符合传播规律的独特个性。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新闻信息的传递由传统的以文字语言为主的架构，转向于建构多元素的视觉传达体系。

新兴媒介形态的出现，例如手机电视、IPTV和HDTV等信息载体属性迥异，信息传播者应该将媒介内容重新打包、重新定制，以适应不同媒介的属性，最大限度地挖掘新闻的产业价值，降低新闻的边界效应。随着信息渠道的不断增多，传统媒介的数字化生存与受众对于新闻内容的分享和参与将成为新闻传播的必然趋势。国外的手机电视终端出现后，相应出现了可供受众关于节目的评论和交流信息的应用，类似于微博、Twitter的社交信息平台和新闻节目打包出现，是传统新闻媒介自身角色转变的良方。因此，新闻传播实现多元化发展是三网融合背景下媒介发展的必由之路。（来源：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文/余习惠李云洁）

(余习惠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云洁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2011级硕士生)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1篇2

一、媒介融合对传播学专业的影响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融合在一起。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多元融合”的知识背景，新闻传播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要求从业人员既具有现代传播观念和全面深厚的知识结构，又具有熟练使用现代传播技术和新闻采编能力。很多专家就媒介融合时代，如何把握“融合”的度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媒介融合要求当前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能应对传统媒体的采、编、播等任务，还要熟悉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熟练掌握新媒体传播的技能。以上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网络传播技术方面的课程群或体系建设问题，但涉及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理念较多，进而影响到课程的设置问题，为本课题的研究间接提供了指导和参考。网络传播技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根据媒体形式的变化，将技术融合到新闻传播学科中，以“融合”应对“融合”，建立完善“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调整优化教学内容，将会为培养应用型传播学人才提供更好的帮助。

二、“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存在的问题

传播学专业是山东省首批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虽然经过长期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定位不够明确

由于历史原因，课程群中的部分课程仍旧按照理工类课程的教学目标设置，并没有按照应用型传播学人才的发展目标来设计。主要原因是授课教师对传播学专业缺少一定的了解，造成授课内容难度大，学生学习困难。如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传播学专业来说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要求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大致理解，不必掌握过多的原理，够用即可。

(二)课程之间衔接不良，内容重复

由于课程大纲往往由任课教师单独编写，因此难免会造成课程之间衔接出问题。部分知识点在先修课中没有讲到，但在后续课中却需要用到;或者有些内容在先修课与后续课中重复出现。如，HT-ML语言既可以出现在“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中，也可以出现在“网站建设与管理”中，如果两者没有协调好就会出现衔接问题。

(三)部分内容不适应新媒体发展，有待更新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部分课程内容出现与当前实际情况脱离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备课时，按照教学大纲指导的内容进行准备，没有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而高校的教学内容往往滞后行业的发展，这样一来就造成学生对授课内容学习积极性不高，认为所学知识对今后的就业没有帮助，产生烦躁厌学情绪。因此，应适当增加新的课程内容，如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对媒体数据进行挖掘、统计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可以在相关课程增加此类内容。

(四)技术与传播理论的融合程度不深

在多年的授课过程中发现，技术类课程往往容易脱离传播理论而单独存在，成为纯粹的技术。人们往往欣喜于一种新的媒体传播技术的出现或互联网应用形式的更新，却没有对其传播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没有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技术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利用它能为信息传播提供哪些服务，实现传播的目的，因此，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应该在传播学的专业理论框架下进行深度的融合。

三、“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建设方案

(一)建设思路

首先，传播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人才规格是面向社会生产一线，具有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能熟练运用多种媒体传播技术，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这样的人才社会需求量更大，网络传播技术类课程要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这一总体目标。其次，网络技术课程群的建设要调研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掌握当前行业采用的主流技术、发展动态，特别是行业为适应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形势，对用人提出了哪些新的标准，知道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再者，课程体系建设中应重视实践能力培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在媒体高度融合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工作者不仅要能提供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还要深谙各种媒体形式的传播要领，而这些仅仅通过理论学习是不能掌握的，必须通过实践反复练习。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过程要将整个实践课程贯穿到各个学期。

(二)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

课程群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视，其重构一般采用“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方法，纵向来看将课程群分为基础课程、主干课程、方向课程三个阶段，横向上看每个阶段分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网络技术实验课三个部分，这样总体上形成了“三个阶段，三条主线”的课程群结构。第一阶段为基础必修课，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学习网络技术课程打下基础。“网络传播概论”让学生了解网络传播的概念、传播方式及其相关理论，为今后学习其他课程做好准备;“计算机导论”是了解计算机的第一门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认知能力及学科知识;而“程序设计语言”是今后学习网络技术类课程的必备基础，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编程能力，所以放在基础课阶段开设，同时还配备课内实验，实验规模较小，可以单独完成。第二阶段为主干课程，是课程群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精专业”的原则，无论今后学生的专业方向是选择前台美工还是后台编程方面，该阶段的课程设置都可以满足需要。此阶段的传播理论课主要是“网络传播实务”，该课程从新闻传播实务的角度明确学习技术类课程的目标，让学生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把握技术类课程，而不是单纯的唯技术论。“计算机网络技术”侧重于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层技术。通过安排课程实习，让学生能够动手搭建计算机网络环境，为今后的网络传播应用建立基础。“网站建设与管理”让学生掌握网站建设的需求、设计、开发、部署、测试等完整流程。而“网页设计”与“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分别为网站的前端、后台的开发奠定基础，实际工作中需要前后台开发互相配合。第三阶段将侧重方向课程的设置。课题组通过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以及青岛市软件园等开展行业企业调研，结合自己的办学情况，设置为网站前台和后端开发两个方向的课程模块。根据当前行业需求，开设网站美工课程，主要讲授色彩、字体、创意以及用户体验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根据当前网络媒体的发展需求，开设“网络新闻编辑”课程，讨论网络新闻编辑活动的方方面面及新近发展，从理念、运行、事例到版面、图片、音视频以及新兴媒体等。这两门课都是在网页设计的基础上延伸。而在后台开发方面，承接“数据库技术和应用”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网站应用系统开发”以及“手机媒体APP开发”两门课，为媒体行业培养后台开发人员。特别是手机媒体APP，随着近年来移动传媒业的发展，具有较大市场空间。“网络媒体经营与管理”为较高层次的媒介管理理论，可以作为该阶段学生的传媒理论选修课程。同时，该阶段实习任务设置为“网络传播毕业实习”，要求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新闻专题网站的设计、开发和部署工作，可以为PC版，也可以是移动版，以此检验学生对课程群的掌握情况。纵向来看，三个阶段整体上又有三条脉络，分别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程、网络技术实习课程。传播理论从概论、实务再到管理，层次逐渐提高;实习从课内实习、课程实习，再到毕业综合实习，难度也逐渐加大。这样，在三个阶段形成了以网络技术课程群为中心主线，同时以传媒理论为辅助主线，而又同时兼顾实习实践能力培养主线，三线齐发的课程体系。在设置课程体系的同时，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及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使得各门课程间有良好的衔接，同时增加新的授课内容以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

四、结语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3

【关键词】媒介融合;英国广电业;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G229【文献标识码】A

一、作为行业理念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理念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标志。这个1922年成立的机构从最初的BritishBroadcastingCompany改为后来沿用至今的BritishBroadcastingCorporation就是其“公共服务”属性最直观的表现。但在英国,虽然“公共服务”理念肇始于BBC,但这并不代表它只为BBC所拥有或者只与BBC有关。例如1954年成立的英国首家商业电视台――独立电视台(ITV)早期除了运营模式以外与BBC几乎没什么差别,它同样明确地将“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操守与运营理念。然而后来ITV逐渐以“公众所需即我们所要提供”的商业理念代替了“公共服务”理念,这遭到了皮金顿委员会(PilkingtonCommittee)于1962年6月发表的调研报告的批驳,后者于1960年6月对整个英国广电产业格局与节目内容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调研,认为ITV所倡导“公众所需即我们所要提供”的理念“不过是一种假民主和假象而已,只是把公众当作大量的同质化的受众看待而已,这无疑低估了公众的品味、导致低俗化。1963年政府出台的电视法案采纳了该报告的建议,强化ITV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责。[1]”再例如1982年成立的第四频道(Channel4)实际上就是商业运作的主要针对少数族群的公共服务广播(PSB)。因此,就英国的广电业来说,“公共服务”并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理念”,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行业理念”。因而,若干年之后直到今天,“公共服务”理念所遭受的各种质疑或者挑战也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BBC这个具体机构所遭遇的危机,而是应该将其放置于整个行业乃至行业所处的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来考察。

一方面,“公共服务”理念的最早确立是基于一个假设――有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存在。从BBC的垄断到ITV成立之后的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就是这一假设的现实反映(JamesCurran/JeanSeaton,2003:p.364)。从逻辑上讲,若要动摇“公共服务”理念的根基就须要对这样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进行证伪,而事实上后来对于“公共服务”的质疑也的确是部分建立在对这样一种公共利益消解的基础之上的。

另一方面,历史地看,作为英国广电业开端的BBC被打上“公共服务”的标签与它和国家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国家在BBC(corporation)成立之初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新规则与创造新机制,国家对机构的监管被天然地认为会与机构内部的具体运作分离开来(JamesCurran/JeanSeaton,2003:p.367)。1925年的调研BBC发展状况的克劳福德报告(theCrawfordReport)明确指出“只有国家才能够让BBC成为一个作为国民利益信托的公共机构。[2]”1936年的阿尔兹沃特报告(UllswaterReport)则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现实中BBC与政府部门对于公共利益的观点是有分歧的。[3]”也就是说,国家监管不但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公共服务”(Garnham,1991:83),并且它还被看作是一个必要(essential)和有利的(positive)的角色。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系列报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将国家视为公共权威(publicauthority)这一重要前提,换句话说国家是全体公众的代表,公众(thepublic)是与国家发生关系(而并不是独立于国家或者对立于国家)的公众,因而国家监管的合法性实际上来源于代表公众行使权力。后来的二战强化了“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的重合,因而肩负“公共服务”职责的BBC在战时与战后重建中与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强化。此外,广电业发展的早期因为频谱资源稀缺所以需要国家来承担分配者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合法性的关键也在于是否将这稀缺的频谱资源尽可能地用于了公共服务。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公共服务”理念的逐步瓦解恰恰是建立在改写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广电业仍对公众负责,但国家的角色已经被置于这对关系的对立面了,国家不再被视为公众的代表,而被视为公共利益的最大威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公共服务”理念的改写

对于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的存在与否予以质疑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1977年出台的安南报告(AnnanReport)首次明确提出了“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pluralism)的新原则用以代替此前所有广电业发展报告里的“公共服务”原则。该报告认为“广播应该满足社会所有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作为一个道德领袖。‘每个人生都是一场,人们可以由其所愿地下任何赌注来诠释他们的人生。但是广播机构却只能把赌注下在起跑线上一字排开的所有的赛马上。’[4]”由此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如果说这个词汇依然有效的话,那么它的含义已经被置换为个体利益的总和。

如果说1977年的安南报告只是原有“公共服务”理念遭遇危机的开端,那么从1982年的亨特报告(HuntReport)开始公共服务广播的基础实际上就被完全放弃了。在亨特报告中,广播电视的产品剥离了理想层面的约束,而只被强调了“足够吸引公众购买”的要求(JamesCurran/JeanSeaton,2003:p.364)。到了1986年,皮考克报告(PeacockReport)的出台正式确认与强调了“自由市场”的理念在英国广电业中的角色。它认为“英国广电业的基础应当转向高度发展的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这就要认识到受众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喜好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通过自由购买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需求。[5]”之所以说这种认知等于完全放弃或者改写了“公共服务”的理念是因为原有“公共利益”的假设是建立在“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共同体”(community)的关系之上的,而“自由市场”、“消费自主”的假设则是建立在消解“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上的,甚至“共同体”这个概念本身也被消解了,因而一言以蔽之即皮考克报告延续并强化了取代原有“公共利益”概念的“个体利益”的总和。

而这种转向与彼时英国的政治格局不无关系。按照JamesCurran与JeanSeaton的说法,“公共服务广播原则瓦解的原因之一是国家与广播机构之间关系的破坏。[6]”1979年,撒切尔政府的上台执政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开端。撒切尔与她的支持者主张去除国家监管,提倡自由市场竞争。这种执政理念及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监管扮有重要角色的广电业来说是有直接影响的。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广电业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了独立于政府的基础之上,后者被视为对专业主义最大的威胁。但实际上试图以推行/扩大市场化的方式来谋求独立性不过是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控制”,因为此时的国家也是市场的助推器,国家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而达成并且是与市场相互成就的,此时国家的问题在于因为与市场合谋而并未很好地履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因而有意义的举动应该在于敦促国家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而不是直接与其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自身独立性诉诸于市场而放弃“公共服务”原则的广电业反而是更容易受到权力介入的。例如皮考克报告的皮考克委员会本身就是撒切尔政府授权的委员会,它对于市场化的鼓吹反映了政府意志,因而广电业实际上陷入了对立于相同逻辑的悖论。

然而吊诡的是,对于历经近百年的英国广电业来说,“公共服务”仍是一个需要被不断征用的概念,它对这个行业来说始终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甚至某种象征意味的符号,对于它“能指”层面的断然否定只会带来整个广电行业的身份危机,因此在“延续”与“消亡”之间它选择了“徘徊”。

三、媒介融合与“公共服务”的再追问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技术的发展相继出现了有线广播和卫星广播,这意味着早年为公共服务广播提供某种合法性的‘频谱资源稀缺’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SeamusSimpson,2003:p.236)。不仅如此,它们还为后来电信业与广电业的“媒介融合”提供了技术可能。

但实际上,“媒介融合”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可视电话(videophone)几乎是与普通电话同时诞生的构想,并且20世纪5、60年代就成为了现实,而早期的广播电台也并不仅仅是所谓的广播机构经营的,而是被各种各样机构例如百货公司和报业公司等所经营的。另外,20世纪早期的很多报纸也会创新地使用广播技术(StephenLax,2009:p.177)。也就是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前就存在如今所说“媒介融合”某些层面的现象――技术层面或者所有权层面等。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并不将过去的种种放进如今“媒介融合”的范畴?为什么如今“媒介融合”会被认为是一个新现象,或者说过去的“媒介融合”与如今的“媒介融合”到底有什么区别?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出现的信息技术通常被看成是如今“媒介融合”的直接动因,诚然技术的发展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但技术的发展并不直接导致“媒介融合”,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桥梁不可忽视,即丹•席勒所说的“信息商品化”,只有在信息具有交换价值的前提下,为信息最大程度的交换所搭建的融合平台(包括技术、服务、产业结构、监管等)才是有意义的。早年的信息虽然也具商品特征,但远未达到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化”的程度,所以一言以蔽之,如今“媒介融合”与早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与“信息商品化”的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英国的通信办公室OFCOM(OfficeofCommunications)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代替了过去五个彼此分立的五个部门的职能:Oftel,theIndepenentTelevisionCommission,theRadioAuthority,theBroadcastingStandardsCommission以及theRadiocommunicationsAgency,从而在监管层面去除了电信业与广电业之间的藩篱,使得“媒介融合”在“技术中立”(technologyneutrality)的旗号下得以顺利展开。所谓“技术中立”是指一种水平结构的监管模式,它抛却了不同媒介之间的差别而实行统一标准的管理。然而,英国的电信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撒切尔政府执政早期就从最初的公有到部分私有化再到完全私有化,所有的服务与基础设施完全开放竞争(SeamusSimpson,2003:p.237-238)。“技术中立”的原则模糊甚至消除了广电业与电信业之间的差别,就等于是将一个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行业与一个完全商业化的行业采用同样的逻辑进行管理。针对消费者(consumers)的“普遍服务”(universalservice)理念存在于英国的电信业中,但它与广电业的“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是一回事吗?

OFCOM是在2000年出台名为“传播业的新未来”的政府白皮书中提出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监管机构,相反,它的成立本身就是政府几个部门共同决议的结果。颇具玩味的是,这份政府白皮书先是开篇明确提出“未来针对公民(citizens)的公共服务应该作为此领域(指传播领域)公共政策的中心任务。[7]”紧接着后文便说“我们希望新的监管机构(指OFCOM)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目标是保护消费者(consumers)的利益和促进市场的开放与竞争。[8]”按照加汉姆(Garnham)的说法,只有模糊了“公民”与“消费者”的概念,甚至将二者等同,才有可能达成以市场化维护公共利益的逻辑。

然而在2003年公布的传播法案里,相关表述又发生了变化。该法案明确写到OFCOM的基本职责有两点:“进一步维护公民(citizens)在与传播相关事宜中的利益和以提高竞争的方式进一步维护消费者(consumers)在相关市场中的利益。[9]”同时该法案还对公民(citizens)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英国的全体公众(allmembersofthepublicintheUnitedKingdom)[10]”。这等于承认了thepublic是与citizens而非consumers等同的概念。然而该法案却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如何维护公民(citizens/thepublic)的利益,倒是明确提出了“要进一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特别要在选择,价格,服务质量以及价值观上尊重他们。[11]”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作为监管机构的OFCOM需要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去监管”(deregulate)的承诺之上。因而从建立的第一天起,OFCOM就不断地强调要以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代替传统的监管。但正如SeamusSimpson所说的那样,“不断的竞争只会将重点放在市场的经济监管和将用户作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后果是)只有需求与供应,支付能力等才是重要议题并且愈加突显。[12]”不过,OFCOM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2003年的传播法案颁布以后,它就试图以专门成立一个内容委员会(ContentBoard)来保证“能够维护那些竞争与市场无法达成的公共利益。[13]”这等于承认了“公共利益”并不能完全由市场达成。而监管在两种情况下具有正当性:“第一,市场失灵,或者,第二,追求合理的公共利益。[14]”就OFCOM内容委员会的职责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了对商业电视台ITV,Channel4以及Five“公共服务”方面特别的要求(具体内容详见省略.uk/about/csg/ocb/functions_role/)。这似乎是对历史的某种回应,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公共服务”是整个英国广电行业而并非BBC这一具体机构无法规避的准则。

从OFCOM的政策与运作可以看出它对于“公共服务”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既无法完全放弃“公共服务”的理念,例如在政策层面仍会保留“公共服务”的相关表述与某些抽象承诺,因为这是与整个英国广电业的历史而并不仅仅是BBC相关的议题;但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却也很难对“公共服务”赋予实质性的内涵,尤其是难以对其赋予区别于“消费者服务”的实质性内涵,即便内容委员会的成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于市场失灵的正面回应,但将原则和理念落实到具体实践却是一件尤其困难的事情。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融合”的市场动因,而OFCOM是它的直接产物,因而它很难完成超越自身的命题。因而,落实到BBC这个具体机构今天所遭遇的危机来看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差别承诺在一种有差别可得(access)的系统中如何兑现的问题。历史地看,“公共服务”始终是英国广电业发展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行业基础,因而后来至今无论如何备受挑战都未能被回避或者取消。当然如今的现实环境与百年前已完全不同,“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理念的生命力也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而这则取决于广电业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少更新的余地。

注释:

[1]胡正荣,李继东.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与社会实践[EB/OL].省略/?p=133,20081028.

[2][3][4]转引自JamesCurran,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thepressandbroadcastinginBritain(London:Routlede,2003)367,367,365.

[5]胡正荣,李继东,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与社会实践[EB/OL].省略/?p=133,20081028.

[6]JamesCurran,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thepressandbroadcastinginBritain.(London:Routlede,2003)366.

[7][8]TheCommunicationsWhitePaper(2000):1,2.

[9][10][11]CommunicationsAct2003(chapter21):3,5,4.

[12]SeamusSimpson,”Universalserviceissuesinconvergingcommunicationsenvironments:thecaseoftheUK”,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8(2004):234.

[13]转引自SeamusSimpson,”Universalserviceissuesinconvergingcommunicationsenvironments:thecaseoftheUK”,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8(2004):241.

[14]ColinRBlackman,”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TelecommunicationsPolicyVol22No.3(1998):165.

参考文献:

[1][2]JamesCurran,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thepressandbroadcastinginBritain(London:Routlede,2003).

[3]转引自MariaMichalis,”TheDebateoverUniversalServiceintheEuropeanUnion:Pluscachange,plusc’estlamemechose”,Convergence(2002).

[4]JamesCurran,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thepressandbroadcastinginBritain(London:Routlede,2003).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

陈国权：首先，我一直认为全媒体在盈利上应该没有多大突破，但是在提高报道的影响力方面，还是有价值的；其次，传统媒体运作的这些新媒体，很可能是用传统媒体的思路在往新媒体里面填充传统的内容，受众接收的效果自然就不佳了；最后，两会这种重大的时政报道，其实对于新媒体受众来说，本身的吸引力并不是很高。

记者：有人说，传统媒体缺少全媒体人才，您怎么看？

陈国权：我认为传统媒体不是缺少全媒体人才而是缺少新媒体人才，这是两个概念。最重要的是集团需要专门培养新媒体人才，而不是把传统媒体的人拉过来培训培训就是全媒体人才。这样的人才不是一专多能，往往是一专庸能，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专业性的人才，而不是到哪儿都能用的人才；到哪儿都能用的人才，往往是到哪儿都不能用，用不好。

记者：新媒体人才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陈国权：应该成立新媒体公司，这些人才应该完全属于新媒体，而不是所谓的全媒体人才。我一直认为全媒体人才、全媒体记者都是一个伪命题。人不可能做到通晓所有行业，不可能做到全面发展的。我们要培养的人才应该是专业的人才，特别是在这种多元渠道或是多元化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专门人才，传统媒体如此，新媒体亦如此。

记者：两微一端的新媒体标题制作有什么讲究？

陈国权：新媒体标题的制作和传统纸媒标题的制作完全不一样。传统媒体的人才惯性思维使然，他很难做出新媒体的标题，不是说单纯地通过培训就能写出新媒体的标题了。而且两会这样的内容标题仅仅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的题材，两会的题材并不是很适合进行新媒体传播。如果适应新媒体传播，那就要学习像人民日报客户端、微信公众账号，人民日报侠客岛客户端那样的一种思路了。他们配备的是年轻的新媒体人才，所做的完全是新媒体的套路，而不是传统媒体的套路。

记者：两微一端的阅读率、点赞率、传播率和转发率在提升传播力上哪个更重要？

陈国权：我认为无论是阅读率、点赞率、转发率还是什么收藏率等指标，归根到一点，最重要的是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有多大的提高，或者进一步说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提高后能给传统媒体带来多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包括经营价值和影响力价值。我们过多、过分注重于两微一端的什么阅读率、点赞率、转发率、收藏率，而忽视了这类东西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它们仅仅是带来了一个排位，那么，这样指标我们宁可不要，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记者：在内蒙古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少峰表示，新媒体不是媒体而是平台，怎样理解这一观点？

陈国权：在我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平台，移动互联是一个平台，各种各样不同的媒体在这个平台运作。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平台上有新闻门户、搜索引擎、购物网站、婚恋网站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这些东西也都是媒体。他们共同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面运作。还有像移动互联也是这个概念，像微信、QQ或者说移动搜索啊，都是移动互联平台中的一个媒介形态。我是这么理解这个平台和媒体之间的关系。

记者：内蒙古日报社已经确立了媒体融合的四条主线，其中一条主线就是都市系列主线，就是将大草原客户端、正北方网和北方新报社组合到一起，这种整合的利弊是什么？

陈国权：其实，在我看来，一个集团它本来就是这些媒体的组合。如果一定要把这些新媒体的产品组合成一个公司，那么，不要硬把他们黏在一起。它们还是不同的产品形态，它们之间应该独立核算，在内部市场化机制下进行运作。如果硬要把它们黏在一块，往往得到的是负面效应，它们之间不会产生1+1>2的效果。就是说，传媒集团无论是集团还是公司，如果它拥有多种产品的话，内部必须有市场机制。

记者：媒介融合和媒体融合的概念有什么区别？

陈国权：我们要分清楚媒介融合和媒体融合是不同的范畴。媒介融合是指一个媒介拥有多种形态，拥有多种功能。按照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教授的说法：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这叫媒介融合。比如，手机就是一个媒介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下媒介融合的产物。而媒体融合是指一个传媒集团拥有多种媒介形态，一个产品多种分发，这是媒体融合。中央所提提倡的就是媒体融合的这个概念，而不是媒介融合。

记者：大数据对提高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力有什么价值，定制新闻会有读者市场吗？

陈国权：没什么价值。从大数据新闻的角度来说，现在推的主要是新闻的可视化。新闻的可视化充其量所提供的是对新闻可读性的一种提高。比如春运图，用数据连成一个图，让读者一看就明白原来这个是这么发生的，飞机的频繁起降程度、人流量这些图，都是大数据抓取的记录。这样就形成新闻的可视化，它充其量仅仅能够增加新闻的可读性。但是，大数据对纸媒盈利能力来讲，到底能有多少提高呢，这是值得质疑的。前段时间我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利用大数据进行报纸的量身定制。比如给读者一张《内蒙古日报》，这厚厚的一叠全都给你了，但其中读者需要看的仅仅是一个版面。那么如果利用大数据就可以把这些集团内所有的新媒体的数据都汇集起来，知道读者想看什么内容，这样就可以进行量身定制，为读者提供所需要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思路就导致了未来的报纸会成为一个私人订制的报纸，而不是说将报纸上所有厚厚的内容都呈现给读者。也许给相应的读者的版面仅有4个版面，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就是提高信息的价值含量。那么，报纸的量身订制就要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要想对读者有清晰地了解，就要依靠大数据。

大数据也有完整的一套系统。它是通过新媒体的后台系统来分析用户的接收习惯。同时要具备强劲的后台服务运营支撑。目前市场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记者：在内蒙古地区，两微一端的盈利模式有哪些？

陈国权：首先，在内蒙古地区得了解少数民族农牧民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其次，城市里的市民对于两微一端能有什么消费需求呢？应该说很难。现在全国市场做了那么多的两微一端，但真正能实现盈利的非常少。包括澎湃新闻现在也没有实现盈利。澎湃新闻的传播力，现在也在下降，整个客户端的传播力都在下滑。微信、微博是在别人的平台上唱戏，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没什么意义。而新闻客户端呢，是我们自己的平台，但是影响力正在剧烈下滑，传统媒体做客户端必须认清这一点。

记者：现在提出的互联网+，传统媒体应该+什么？

陈国权：怎么说呢，我认为传统媒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就是互联网+的工作。传统媒体可以+汽车、房产等，以前我们一直都在做，现在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

记者：现在有没有针对传统媒体文化产业的项目？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5

媒体融合和媒介融合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介是信息传播所需要的载体、介质，如纸、图片、网络、视频；媒体是“传播和交流信息的各种载体，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它更强调的是依据某种介质而形成的传播业态、传播机构。媒介是学理概念，媒体是社会概念。媒介融合是指不同的传媒介质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如电子报、手机客户端等；媒体融合则是包括媒介加内容、生产组织体系的组合。但在实际论述中，往往不辨明晰，混同一类，因为它说的都是一码事，其目的和用意都是讲如何将媒介或媒体进行有机地整合，实现信息资源的多介质合成、多渠道送达，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各种需要。所以，学术上的争议，并不影响媒体的改革、向融合方向推进。

二、全媒体的建设与运营是媒体融合的条件和基础

全媒体也即多媒体，只是全媒体涵盖的内容更宽泛、种类更齐全。由于新媒体总是在不断的生成，致使全媒体的内涵也即成为变数，故而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固定概念还存有许多争议。但为表述方便，业界还是以此来指代同一集团由多种形态媒体组合而成的集群或集合体。

媒体想要将素材多媒介一次采集、分类型多次生成、多渠道分头，首先需要媒介健全，或者说是媒体种类要齐全。就当下来说，全媒体主要包括纸媒、视频、网络、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没有健全的多媒采集、合成和传输渠道，就不成其为全媒体，更谈不上融合。所以，媒体融合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全媒体的建设和有计划地合作运营。像今年3月上半月的全国两会报道，各媒体大都采用了全媒体的报道形式，立足本媒体，同时借助已经建立的其他媒体，进行多形式、多渠道。这是全媒体建设的结果，也是媒体融合的初步尝试。至于平台技术的深层运作，经营、管理的融合再造，还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特点、专长继续做深度的探索。

三、媒体融合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多材料的数据库

媒体融合不是多媒体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将一次性采集和多次补充以及以往的材料进行有向性地综合和制作，其中不乏有多重链接、前后对比、多方位的诠释。对于一个媒体的某一产品，一次性采集的全面性固然重要，但总会有缺失，不可能全其貌；多个媒体的同期采集，总免不了雷同，难以标新立异。要想创制自身的特色产品，全面满足受众，就要借助媒体自身的数据库，用数据库的“数据”来弥补不足、重组创新。所以说，一个媒体要想避免同质化、在社会中生存，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而且是越大越好、越全越好，甚至还要尽量新、特、精。

数据库说白了就是一个资料库，只是要按照电子数据结构进行组织、存储和管理，以便于用户增删、更新、提取和共享。过去我们写东西、制作节目，需要借助资料室、图书馆，而今我们可以从数据库中搜寻、截取，甚至可以运用云计算在网络中直接生成。所以说，建立一个数据库、一个大的数据库，对于媒体特别是网络电子媒体来说至关重要。从某种角度上说，同质媒体相拼，拼的很可能就是数据。当然，这些数据既要有大众共有的，更要有适合区域特点和自身特点的专有数据。

四、内容的采集与制作是媒体的根本

当下，“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在人们当中争论不休。传统媒体多以“内容为王”来立身，新兴媒体更看重渠道。随着新媒体的大量涌现、人们使用新媒体的陡增以及传统媒体的式微，新闻信息的传输渠道愈显重要。特别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使用，使得媒体的内容制造更趋多样化、再生化，原生内容似乎只是一个支点，更多的要依靠平台包装、再造去完成，似有超内容之势。所以，提出“渠道为王”也不足为奇。

但我们知道，能够吸引受众用户的主要还是原生内容。媒体不是兜售数据库，而是以传递即时新闻信息为己任；人们关注媒体，主要还是想从其中获取新近发生的事情及其相关内容。如果没有原生内容，所谓的新闻再造只能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尽管新媒体的生成能力具有极大的空间，可以使新闻数字化、图表化、可视化，形成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是它的出发点和制作本源还是原生内容，各种形式和样式都要以原生内容为基础。故而内容的采集仍然很关键、最主要，媒体人还是要在内容信息的采集与制作上下功夫，坚持“内容为王”之根本，然后再进行拓展。

五、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是融合发展的关键

媒体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新闻信息再多再好，没有人的发现也会自然流逝；新闻信息不管怎么生动感人，没有采集者的形象再现，编发者的艺术加工，也会淡然无味。同时，相关匹配的各项工作都是由人来决策制定，实施完成的。现在，各家媒体都处在转型期，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建设使用、功能拓展，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融合媒体的顶层设计与建构，都在要求媒体人急速转向对多媒体及其相互融合的熟悉、掌握和熟练运用。而且，这些人才不仅要技术过关，还须懂新闻传播规律。就目前来说，由于各家媒体的多媒融合大都处在试水阶段，所以人才问题更显重要。可以说，媒体的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

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外乎三种途径：学校、社会和本部。学校可以培养知识技能型能人才，但不能培养政治社会型人才。学生要成为全能人才，还得走进媒体实践、进入社会学习，在实践社会中提高。这种人才的采用因媒体编制及招聘数额的限制，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媒体可以从社会上挖掘、征聘人才，特别是懂行的新科技人才，这种人才不一定太多，在对媒体和新闻传播有所了解后，即可发挥其巨大能量，开拓新领域，带动全媒体，起到引领作用。但就目前的现状看，在岗的传统媒体人仍居绝大多数。媒体要转型――开拓新媒体、走向融合发展，自我要生存――依靠媒体、奉献传媒业，传统媒体人就必须得顺应新形势，转变旧观念，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实现新价值。在同一媒体内，可以讲授指导，达到相互了解；同一机构内，可以新老搭配，采取互带互学的方式，尽快实现人才的全能化。

六、传递信息、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求是媒体的目的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6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辨；区分

如今，媒介生态学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带来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廓清这些认识，理清与北美“MediaEcology”的关系，已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不是“原发的”

在中国媒介生态学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美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比我们早很多年，但是“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展开与它们并没有什么渊源。[1]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媒介环境学的区别，而忽略了国内外媒介生态学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将2001年后，“MediaEcology”在中国的独创性发展作为了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点。

（一）中国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来源于西方

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正是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然后又是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所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

（二）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一开始就注意运用平衡、和谐和系统等生态思想来研究媒介，并侧重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研究，关注人、媒介、社会、受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构建。但是早在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宣称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之后，西方很多学者便开始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秩序。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就非常重视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他还运用了一个生态学暗喻，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2]可见，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思维范式取向上异于西方，但是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研究存在学术渊源”[3]。

二、“媒介生态学”是不是中国的原创概念

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4]笔者认为“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于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直译，只是后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存策略”以及“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原创性的理论。中国学者使用此概念绝非巧合，更非原创，而是与北美“MediaEcology”有着密切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Media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北美

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是1996年3月召开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后被收入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业现状与趋势》一书。然而，早在1967年，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一书中就最早提出了“MediaEcology”的概念。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作演讲，首次公开介绍并明确提出“MediaEcology”一词。后来，波兹曼又在纽约大学拓展媒介研究课程，并将这一术语转变为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二）中国最早出现的“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态学”概念都是“导入”，而非原创

有学者评价说，裘正义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系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导入‘媒介生态’概念的专论”[5]。这里的所谓“导入”，即引入，也就是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引入到另一个地方。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媒介生态”概念的出处，但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北美提出“MediaEcology”20多年之后，而“MediaEcology”的中文直译就是“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

中国学者尹鸿、崔保国、邵培仁等最早明确地将“MediaEcology”引入中国的时候，都是将其翻译为“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被认为是“国内新闻界杂志中最早提到‘媒介生态学’一词的”，但“尹鸿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6]

三、中国学者把“Media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是否存在误译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进而用社会大环境是水，媒介是水中之鱼来诠释“媒介生态学”，违背了北美“MediaEcology”的基本观点。[7]笔者认为北美“MediaEcolog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都具有多向性，中国学者的翻译并不存在误译问题。

（一）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Ecology”属于同一个学科范畴

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Ecology”的理论前提预设和逻辑起点一致。它们都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媒介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媒介现象的本质，实现生态学和媒介学的对接与融合。它们都属于媒介生态学的学科范畴。

北美的很多“MediaEcology”研究先驱在一开始就有生态学互动、平衡、和谐的意识，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谓“技术生态”的思想，谋求技术的人性化、技术的有机化，强调人类生态的平衡不能因为机械技术的到来而被打破。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生态学的思想，但他们的著作有关生态学的暗喻随处可见。[8]“MediaEcology”学会的章程第一条还开宗明义地写道：“媒介生态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邵培仁更是为媒介生态学正名道：“但凡能以生态的眼光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其实统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圈中”，而“‘MediaEcology’从字面上看，其准确恰当、无可争辩的译法就是‘媒介生态学’”。[9]

（二）北美“MediaEcology”具有多种含义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背离了北美“MediaEcology”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依据波兹曼本人在1968年给“MediaEcology”的界定：“MediaEcology”是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主要探索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的生存。[10]52

其实，波兹曼本人就是一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人，其观点也存在先后的不一致，以至于梅罗维茨没有沿用他的导师所定的“MediaEcology”这个名称，而是另起炉灶用“MediumTheory”来称呼这个研究传统。[10]65李明伟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中也没有把波兹曼列入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原因是波兹曼对“MediaEcology”的某些认识和分析更倾向于批评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包括波兹曼本人等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吻合。而何道宽则表示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处于中心位置；而“媒介环境”是一个中观概念，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媒介营造的环境。可见，在中国学者眼中的媒介生态学是广义的，包括被波兹曼界定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媒介环境学。波兹曼对“MediaEcology”的界定只是为北美“MediaEcology”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并非其全部内容。

四、“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是否需要区分

美国“MediaEcology”学会副会长林文刚、深圳大学的何道宽都认为：“把‘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11]

随着对北美“MediaEcology”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起源、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鉴于此，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将两者区分开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助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弥补不足，不断完善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不关注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和组织准备的严重缺位，研究方法趋向于定量研究，不作结构性分析。而北美媒介环境学着重探讨媒介本身的变迁和发展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融入并借鉴了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理论根底扎实，知识渊博，思维方式也是多元的。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有助于看清各自研究的轨迹和特点，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的交流，并借鉴媒介环境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阔的学术视角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得出更多创新性的成果。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多个要素。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以不同要素为中心也就形成了不同偏向，构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以媒介为中心，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其生存发展的制约，构成媒介社会学范式；北美媒介环境学以人类社会为中心，考察媒介创造的生态对人类的影响，构成媒介环境学范式。两者之间互相补充矫正，正好成为媒介生态学之树上的两朵璀璨之花，形成珠联璧合之效果。

（二）有利于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的拓展与深化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可以为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指明方向，使其更加清楚地审视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路径和特点，积极引进和借鉴国外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分析当前中国的传播现象，关注中国语境下的传播环境问题，深化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挖掘中国本土的媒介环境思想，吸引更多跨学科人才的介入，开展跨学科领域的研究。

学科的发展就是理念不断清晰、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在不断地发展演进、充实和完善，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层次和范式。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J].中国传媒报告，2003(2)：20.

[2]孙滔.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构建、创新与困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6)：30.

[3]袁靖华.生态范式：走出中国传播学自主性危机的一条路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6(3)：72.

[4]阳海洪，赵平喜.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J].新闻界，2009(2)：68.

[5]宋超，赵凯.深水静流(1929-200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57.

[6]杨婷婷.论中西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差异[J].新闻界，2005(3)：79.

[7]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7(1)：46.

[8]陈浩文.中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状况和理论反思[D].广州：暨南大学，2008：33.

[9]邵培仁.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181.

[10]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角(总序)[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农村地区；传播偏向；多元融合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6）176-0037-02

1概述

1.1媒介融合的概念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课题，但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仍处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

美国新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他强调了“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之后，美国学者李奇・高登提出了媒介融合的“五种融合说”，总结了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得媒介融合的概念更加清晰具体化[2]。

国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2]。此外，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2]；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2]。

虽然各学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一个共性：媒介融合并非排他或者替换，而是互补共享，在传播过程中保持自身的个性优势。而媒介的传播偏向维持着媒介自身的个性优势。

1.2传播偏向的提出

伊尼斯在他的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了“时间-空间偏向”理论。他认为：“根据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另种媒介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v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3]。

传播偏向理论又将媒介的传播偏向分为了四大类：口头传播偏向、书面传播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的偏向。由于时代的局限，伊尼斯的大部分研究放在了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上，只有少部分涉及了广播传播偏向。其继承者麦克卢汉则有涉及对电视传播偏向的讨论，却还是无缘于新媒体时代的研究。之后也有学者对传播偏向论进行相关研究，梁艳芬等人的《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学术渊源》，从伊尼斯的学术渊源和思想谱系，探讨了传播偏向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具体媒介的传播上进行传播偏向相关研究的有：胡婉婷的《论网络媒介的传播偏向――对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推进》，杨腾飞的《电子书的传播偏向――以亚马逊电子书Kindle为例》，廖雨思的《对电视养生节目节目话语的传播偏向研究》，胡昌龙的《微博的传播偏向研究》等；而操瑞青的《传播媒介的消极偏向：由批判三部曲解读波兹曼的媒介批判理论》则从媒介传播偏向的文化批判视角进行论述。

以上大部分的研究几乎都围绕着媒介传播偏向的理论渊源、单一媒介偏向以及文化批判几个方面展开，对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偏向导致媒介融合多元化的趋势却鲜有甚至没有相关研究。直面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媒介，依循前人的研究路径来探索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偏向的特点是我们的荣幸和责任。

2016年，笔者有幸参与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其主要针对新媒体影响下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渠道的方面进行相关调研。调研中发现，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涉及新媒体、传统媒体和最原始的人际传播，形成了以新媒体为主导，传统媒体和人际传播三者交织的传播格局。为什么新媒体没有取代传统媒体而一枝独秀？传统媒体为何能在新媒体环境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而人际传播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却也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亡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将以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为研究基础，从媒介传播偏向的视角对新媒体时代农民获取信息媒介传播偏向进行相关研究。

2媒介的传播偏向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乡镇、农村3个地域公众最常用的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均以计算机网络、电视台和报纸为主，辅以图书、电话、电台，而农村公众还热衷选择像乡政府、村能人、农技员以及集市等人际传播渠道。由此看来，农村公众在选择获取信息的渠道时，首先会选择兼具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新媒体；其次选择单一偏向的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作为补充媒介；再而可能会选择去集市道听途说或是同邻居闲聊，虽然这些道听途说可能不够客观，渗入许多个人感情，但这却是任何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见表1）

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3]。像报纸媒介，其本身具有的图文并茂，保存时间长，传阅率翻阅率高等特点决定了其偏向于空间的传播，但其时效性和消息相对滞后的特点却导致了在时间传播上受阻。相反的，电视传播在现代化技术的支撑下，其信息采集、处理与达到了与事实现场的同步效果，使得电视在传播的时间偏向胜一筹。当然，因为传播的时效性也造成信息在保存时间上的缩短，以致其在传播的空间偏向上稍逊于报纸媒介。

在农村地区，按照“时空偏向”理论解释：报纸媒介因为具有空间偏向，更适合于广泛传播；而电视媒介的时间偏向，则更适合于生活节奏较快的城市地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公众获取信息时除了运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外，还习惯到集市、商店等人群较多的地方打听相关信息，或者跟邻居聊天，或者跟村能人取经等，人际传播方式在农村地区依然占势。农村公众在选择报纸渠道上相比城镇少了很多，但其他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都在相应增加。这说明了农村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乡土本色使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写道：“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统万有的真理，这是乡土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特点”[4]。同样的，乡土社会的人在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时也是不追求“万有真理”的。这就使得农村公众在训责获取信息的渠道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可以说，任何媒介在乡土环境中都适用，却没有哪一单一媒介独自在这里适用。

其二，对新媒体的新鲜好奇感使然。新媒体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特征是其成为信息时代的宠儿。数字化作为新媒体的技术基础，使得新媒体可以海量的存储信息及光速传输，让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能够共享资源，实现媒介大融合。交互性即互动性，在新媒体时代，每个新媒体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到媒体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这与传统媒介的单向、线性地接信息模式完全不同。在传播过程中，新媒体的用户拥有更多的参与感，而这种新媒介的参与感又恰与人际传播最为贴切。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介，只达到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还不够，还需要将人际传播在内的如口语传播作为桥梁来平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理想传播方式。笔者比较赞成伊尼斯的观点，毕竟人是社会中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除了需要时空带给我们历史感，还需要情感给予我们当下感。在人际传播中，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有强烈的参与感，可以对信息进行及时处理和反馈；而且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情感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纽带作用，或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传播效果只有在人际传播中才能真正实现。

人类的现实生活极其复杂，交流方式更是多种多样，任何一种单一偏向的媒介都不可能满足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海量信息，从信息量的角度来说，可以说相当充足。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面对着同一信息，公众也时常会翻开报纸看看相关报道，也会偶尔打电话问问请教相关的专家学者。正所谓媒介有偏向，生活却无偏向。媒介传播偏向的多元性正是因为其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感情的三位一体之结合。因此我们说，新媒体时代传播偏向的多元融合趋势不可阻挡。

3媒介传播偏向的多元融合

农村的日常交流重视人际传播是事实，但当代的年轻农民或现代农民每当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不像年长的村民找村能人咨询，而是首先会想到上网，因为网络具备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的特征和优势，它融合了多种媒体的功能，是一种兼具多元偏向的新媒介形式。总之，现代农村选择多媒体集一身的网络媒介，既是迎合了媒体融合本身目的即为了让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畅通和多元，也是为了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在互联网和数字传播技术条件下，许多媒介的个性可以实现共享。如手机报的出现，不仅实现将报纸自身进行了媒介形态的转变，消除了传统的报纸媒介时间偏向的阻隔。同时将移动互联网时空偏向的媒介传播形式引入进来。至此，报纸真正意义上实现时空的跨越，不再担心传统媒介传播偏向带来的阻碍。

新媒体的传播已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呈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使用传播媒介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来实现和他人的交流沟通，以及满足个人内心交流所需。

4结论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人体本身是一个集视、听、触、嗅、品于一体的综合媒介。随着文字、印刷品、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的外在媒介的出现，人的感觉渐渐地被分割成若干部分。文字分离了人的视觉系统，广播分离了人的听觉系统，虽然电视将人的视觉、听觉进行了融合，却最终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了。如今，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不仅集合了传统媒体的优势，而且将人的感情也尽可能纳入技术的框架内，并对人体感觉的完整性施以了新时代的观照，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让人重新找回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感觉。

参考文献

[1]丁柏铨.媒介融合：概念、动因及利弊[J].南京社会科学，2011（11）：92-99.

[2]刘颖悟，汪丽.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J].中国广播，2012（5）：73-75.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1篇8

论文摘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3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editorandpublisher.dec.24.1910,20.

5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9

关键词媒介融合组织战略弹性

任何企业组织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其生存的客观环境，当组织处于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时，它需要有机的结构、创新的文化和非常规的技术的综合性组织支撑，即战略弹性是必需的。媒介组织所处外部经济环境、技术环境与资源环境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不同媒介间的相互融合，在美国的媒介融合践行者布拉德里(bradley)看来，“在新闻业推行融合更需要智慧、努力和时间。”

国内的媒介融合最初是以任务导向型的临时融合团队的形式出现的。这是组织在面临外界环境变化时率先调动最活性资源的表现，从操作过程来讲，深度的媒介融合必然带来媒介组织、技术、文化等一系列内部管理体系的调整与更新。媒介组织是否具有战略弹性将直接影响媒介融合效果。本文将从媒介组织、战略与环境的层面来谈媒介融合背景下构建媒介组织战略弹性的重要性及其建构方式。

一、媒介融合与媒介战略弹性的概念界定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提出，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化，中西方学者对于媒介融合的阐释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但对“媒介融合”概念本身并没有作出清晰的有针对性的界定。综合来看，广义上的媒介融合包含了业务的融合、技术的融合、产品的融合、组织的融合以及市场融合。

弹性是来自于变革管理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战略弹性作为一种不确定管理的基本方法，“能够为企业提供改变战略的能力。”参考战略弹性的理论，本文认为，媒介战略弹性是指媒介企业动态地发挥公司战略和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功能与能力，它由媒介组织学习能力和战略管理机制相互整合而成，实际上就是媒介战略变革的能力。

二、媒介战略弹性对媒介融合的规制作用

融合媒介能否高度共享资源、节约成本，实现融合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媒介战略弹性将发挥重要的规制作用。

首先是要素规制。从媒介战略弹性的生成机制来看，媒介战略弹性的资源要素、结构要素与文化要素对媒介融合过程与效果将起到不同程度的规制作用。

资源是任何战略得以制定与实施的保障，弹性资源主要是指能够快速、低成本在不同用途中转换的资源，媒介组织中的资源弹性决定媒介融合战略的替换程度。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问的联盟，各种形态媒介的资源状况不尽相同。提升媒介资源弹性，增强现有资源的灵活性与累积性能促进不同形态媒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的共享；

环境、资源与组织结构是相互适应的，环境变化会引起组织结构的调整，组织结构弹性主要是指企业的组织结构对内外部环境改变的延展性，组织结构决定了媒介资源的配置和流动模式，规定了媒介业务流程与从业人员的协同关系，所以结构弹性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具有框架性作用，当它与媒介融合战略相适应的时候，会引到保护与促进的作用，反之亦然：

企业文化弹性是主要是指企业文化的重塑性，文化融合需要媒介组织的企业文化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与适应性，因此，企业文化弹性在媒介融合过程中起到黏和剂的作用。

其次是进程规制。媒介融合代表了当前媒介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主流趋势，但其并非是同一媒体市场上所有媒体的最佳策略，具体的媒介融合的方式也需要媒介组织根据内外部环境与产业环境进行评估与决策选择。战略弹性的进程规制体现在媒介组织进行战略认知、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的三个阶段对各形态媒介技术、条件等新知识的整合。

在战略认知阶段，由于媒介融合变革的诱因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媒介组织的能力弹性将发挥整合资源的主导性，具有能力弹性的组织能主动鉴别、分析和预测媒介宏观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受众环境的变化，能把握企业自身的优劣势，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准确地选择与评估媒介战略与整合方式。比如，传统媒体正是感受到来白于新兴媒体的竞争压力，才重新评测自身的优劣势，选择与新兴媒体的战略整合；

在媒介战略的制定阶段，媒介组织中的结构弹性、文化弹性与技术弹性将合力以战略形成的方式整合媒介内部融合所带来的新知识，结构弹性、文化弹性与技术弹性围绕整合的媒介产品的生产、营销而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实施媒介融合战略的过程中，资源弹性将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媒介企业固有资源将改变其资源配置方式与利用模式，与媒介整合战略相协调一致。

三、增强媒介战略弹性，促进媒介融合的途径

媒介融合背景下。可以通过增强媒介组织资源弹性与协调弹性来增强媒介组织的战略弹性。

1增强媒介融合中的组织资源弹性

(1)培养复合型与学习型的媒介人才，增强媒介组织人力资源弹性。

对于战略更新期的媒介组织来说，业务培训只能解决技能层面的人力资源转换，而最终影响人力资源转换时间与成本的决定性因素是企业的人力资源弹性，即组织内媒介从业者的知识结构与内在能力。

弹性人才资源首先具有复合纵深的知识结构。内化的知识体系最容易进行资源的转换。在媒介融合时期，对于媒介管理者而言，它表现为对不同媒介传播特点与传播效果的把握，对于记者来说，表现为多种技术工具的综合性的运用。“背囊记者”的出现即是体现了媒介融合时期对多媒体记者的需求。“背囊记者”的特点是能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工具，既能为报纸供稿，又能为广播电视，还能为网络提供报道素材。如《广州日报》滚动新闻部的背囊记者就是由传统记者转换而来，能进行全媒体采访，外出采访时要携带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和录音笔等设备，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滚动报道。

其次是敏感度。敏感度是建立在内在知识体系基础上的一种应变能力与辨别能力。他包括了对媒介发展趋势的敏感度，对信息价值判断与取向的敏感度以及对受众市场的敏感度。比如《成都商报》曾在西部报纸的市场化进程中储备了一批具有市场意识的传媒人才，在2006年成立的成都传媒集团中，《成都商报》作为集团的成员之一，其人力资源得以在集团内部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种媒体形态间流动与调配。

(2)优化新闻资源的开发与配置体系，增强媒介组织新闻资源弹性。

首先是新闻信息资源。弹性的新闻信息资源即是深度开发的新闻信息资源。一般而言，新闻信息采集是传统媒体的强项，信息资源开发越深入，能使各个融合媒体利用越充分，从而更大地实现新闻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

其次为受众资源。受众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可转换的资源形式，决定了媒介融合变革的方向与进程。提升受众资源弹性即是建立认知、管理受众资源的系统，促进潜在受众向目标受众转移，促进受众细分到整合，从而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实现受众资源的调整与增值。

2增强媒介组织中的协调弹性

组织协调弹性主要包括结构弹性、文化弹性与技术弹性。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提高组织的协调弹性可以采取以下的策略：

(1)构建具有适应性的水平网络式组织结构，克服结构体系惯性，增强媒介组织的结构弹性。媒介融合时期，媒介产品内容的改变必然引起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全面的重塑，也可以是局部的调整，以期与环境的变化相互适应。具有结构弹性的媒体组织更能够适应组织结构的调整要求，快速配合媒介融合战略的实施。

首先，媒介融合体现了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传统媒介角色定位正逐步向信息管理者转变，水平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将更有利于信息集中处理的多媒体平台的运作。如美国甘奈特报业集团为了适应媒介产品生产流程的变化，在组织架构中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甘奈特信息中心取代新闻编辑室的原有部门设置(如城市、经济、体育等新闻采编部门)，而是将其分为七个功能部：数字部(以数据库为基础快速搜集新闻和信息)、公共服务部(媒介监督)、社区对话部(原评论专栏的延伸，帮助实现传－受交流和受－受交流)、本地新闻部、内容定制部(为小众市场定制专门信息)、数据部(生活类“有用”信息)以及多媒体内容制作部。

我国媒体对于融合背景下的媒体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8年9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集团的层面成立了独立的“新媒体事业部”，全面负责新媒体业务的运营和业务拓展，在权力分配上，新媒体事业部的工作由集团一把手直接分管。而在此之前，广州日报新媒体业务的主要阵地是大洋网，处于垂直管理模式下的大洋网难以协调集团资源获得自身的发展。组织的调整减少了管理层级，增加了管理幅度，推动了报业集团新媒体战略的布局与发展。

其次。采取渐进式的变革思维，克服组织结构调整中的体系惯性与路径依赖。对于大多数传统媒体而言，工作中长期密切协调的配合关系，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采编操作规范，组织中的部门、岗位设置，职责、权限分工已相对固定与成熟，撤消与合并岗位在行政操作上并不是难事，而如何克服组织成员对以往组织架构的心理惯性与思维惯性才是组织管理中的难点。

正是基于结构变革中的路径依赖，西方研究者主流观点认为循序渐进的战略变革过程更为可取，对连续更新观的支持者来说，“繁荣到萧条之间交替循环的战略转变模式，就像尽全力用短跑速度跑完马拉松，然后站着一动不动地调匀气息，但是，优秀的短跑运动员是不会赢马拉松的。”战略弹性应该持续的调整和精致的微调。我国目前的跨媒介融合集团尚处于探索发展期，对于产权、人事、管理的企业化转制也正处于初步调整阶段，结构更新需要一个过渡适应期。

(2)建设创新型的媒介企业文化以增强文化弹性。首先企业文化具有异质性。企业成长背景的不同会培育不一样特质的企业文化。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融合过程中，异质文化间出现了排异现象，美国在线是一个年轻的互联网公司，企业文化强调操作灵活、决策迅速。而时代华纳的企业文化则强调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诚信之道。企业合并后，两种价值标准的企业文化产生碰撞冲突，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在媒介融合初期，要尽量避免各种异质文化的直接冲突，如美国坦帕新闻中心对位于同一房檐下的《坦帕论坛报》、网站tampabayonline和电视台wfla-tv这三家不同形态的媒体，新闻中心制定了如下规定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和关系：不能对不同平台的媒体新闻的标准品头论足、指手画脚；不允许说伤害感情的话；不允许因为报道方针的不同而迁怒他人。

其次，培育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创新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是兼容并包、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的文化。媒体本身是创意产业的平台，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创新型企业文化能发挥更大的参与性与兼容性。因此，媒介企业要开发与保护员工的创新性的思维，并通过组织和制度将创新型企业文化落到实处，比如《广州日报》采编部门制定采编人员新媒体发稿激励机制就是通过制度鼓励采编人员了解与熟悉新媒体业务，发挥创造性思维。佛山传媒集团作为我国第一家跨多种媒体的传媒集团，从前整合期的多媒体联合到后整合期的深度融合，同样确立了打造创新型文化的集团建设目标。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10

【关键词】媒介融合；融合新闻；组织融合；媒介管理

简述“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

尼葛洛庞帝在1978年首次正式提出“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而在世界范围内传媒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美国，媒介融合才从根本上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质的飞跃。关于“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具体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目前还未出现公认的定论。例如美国教授浦尔曾指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类媒介逐渐呈现出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则是由电子科技发展造成传播形态出现聚合而导致的。”另一方面，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却指出：“媒介融合实质上是各类传播形态的媒介进行联盟合作的状态，一般包括了视频传媒、印刷传媒以及数字传媒等。”［1］在我国，中国人民大学的著名学者王菲是这样定义“媒介融合”的，她认为：“媒介融合必然是出现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不同媒介之所以发生融合互动是因为新闻信息消费者的终端需求。”［2］现代人对新闻信息的消费早已呈现终端多维化趋势，平面终端、电视终端、电台终端、手机终端、PC终端、LED终端等消费形式多时间段融合。在具体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所谓媒介融合同时涉及新闻内容融合、媒介网络融合以及媒介终端融合这三大过程。

“融合新闻”的概念首次出现于美国的论坛公司以及媒介综合集团，通常我们认为它是媒介融合发展背景之下的必然产物。而国内初次引入“融合新闻”这一概念是在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介绍引进。［3］尽管历年来传媒业不断针对“融合新闻”展开研究讨论，但是并没有对其基本定义得出一个公认定论。在结合研究学者的定论背景之下，本文认为所谓的“融合新闻”实际上是媒体工作者在利用社会发达网络技术的基础之上，将所收集的新闻信息进行整合归纳而后在统一平台上进行公布，而信息接收者则可以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接触新闻信息，如社会民众可以借助手机、电视、电脑、电台等媒介工具了解实时新闻信息，其融合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融合、融合上，即统一平台、至多媒介终端。

如上所说，“融合新闻”本质上是媒介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但绝不是唯一产物，同时“融合新闻”的良好发展也能够推动媒介融合走上更加稳健的发展平台。在实际传媒发展过程中，要想使“融合新闻”成为改变传统旧模式的有力手段，就必须培养有良好新闻素养的工作团队、采取有效的新闻改革措施并帮助新闻公众构建一定的媒介素养。总的来说，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其实是相互依靠的统一发展机构，在进行传媒业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融合新闻”的发展情况，更要关注二者的契合度。而本文将针对媒介融合下“融合新闻”的发展情况进行讨论分析。

二、媒介融合下“融合新闻”为我国新闻业带来的挑战

首先，为保证“融合新闻”合理性发展，就必须设置完善的媒介规制以及传媒业内部的管理准则。之所以在发展“融合新闻”的进程中要注重相关规则制度的设定，是因为媒介管理体制中所涉及的各类规则制度将直接决定媒介融合的质量，而“融合新闻”恰恰是媒介融合中的重要产物。具体来说，我们不仅仅需要瓦解原有媒介管理中的区域分割与行业分割制度，更应该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将单一媒介形态作为发展基础的传统传媒发展模式。而新制度的建立以及旧制度的瓦解都需要经历较长的一个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新闻业也将遇到很多发展阻力。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全媒体新闻中心，例如烟台日报传媒集团2007年开始研发并在2009年成立的全媒体新闻中心就是一次很好的媒介融合实践。这种全媒体新闻中心在统一平台的基础上，融合至少三种及以上媒体组织，最终实现在一定范围内采集不重复，发行多渠道，尽可能一文多用，创造新闻采编的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大范围地实现新闻的受众满足。这种形式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它打破了原有的媒介机制，对多维度的媒介组织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在经济效率、人力效率上能够实现优化。

其次，由于“融合新闻”所直接涉及的传播媒介与新闻内容的多样化、丰富化，发展“融合新闻”需要一支高效优质的新闻工作团队，因而目前国内新闻工作者本身的职业生涯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成为符合“融合新闻”发展的新型人才，努力提升其全方面素质，争取成为全能型的记者编辑人才或者新闻行业管理人才。全能型的记者编辑人才除传统的新闻采写编评技能外，还要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化采写工具——电脑、智能手机、摄像机、照相机等，能够同时满足手机新闻、网络新闻、纸质媒体文字图片需求以及网站、户外LED屏的视频需求。

最后，新闻业在发展“融合新闻”的同时还必须得到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需要社会公众表现出一定高度的媒介素养。这是因为“融合新闻”在正式推广的过程中不能单单依靠新闻业单方的操作，也必须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互动，达到一种新闻共享的局面。然而如何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和谐地加入“融合新闻”的发展中来，就成为目前新闻业的一大难题，积极争取媒介之外的个人力量参与到“融合新闻”的发展过程，从而使新闻业呈现“分众化”，也是极为重要的挑战难题。［4］

三、“融合新闻”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由于目前我国的媒介融合形态并不完善成熟，因而“融合新闻”的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之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阻碍，出现了以下列三点为主的发展困境：

首先，目前国内的新闻发展业对于数字信息内容还未能进行有效管制，或者说尚未为联盟平台构建起系统化的信息分享平台，而具体的生产商之间也无法针对数字信息进行相互沟通交流，导致新闻信息的分享途径遇到阻塞。在这种信息孤岛的合作背景之下，很多资源信息都在无形中被浪费，“融合新闻”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目前，国内很多媒体尚未掌握部分新闻信息的采访报道权，特别是在跨地区以及跨媒体的采访活动中其所受到的阻力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正常运作。另外，部分媒体虽然掌握了一定的采访报道权，但是由于信息传输媒介之间的融合尚不成熟，对于数字信息内容的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因而很多新闻报道编辑环节都无法朝“融合新闻”的方向前进。

前文所提到的全媒体中心，其举措固然好，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于这个“全”是有限制的“全”，是在某个媒介集团内部的“全”。如果未来全媒体新闻中心能够以市或者省为单位，并且能够以一定制度为保障，实现新闻的无障碍跨地区采编，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全”。

其次，由于“融合新闻”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崭新的信息平台之上，因而新闻业需要在新的媒介生产流程之中开展工作，而新事物新方式将会给新闻业发展带来转型期的压力。在传统媒介生产流程中，新闻工作都是以采访编辑为其核心内容，而在新媒体的介入以及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新闻工作必须突破原有信息流动上的阻碍。在新型发展模式之下，为了更好地推动“融合新闻”，就需要组成互动性较强的新闻报道团体。目前而言，媒介融合将要求电视、报刊以及网络媒体进行互动性合作，通过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报道来体现“融合新闻”的多样性与进步性。但是由于不同媒介之间原有操作流程各不相同，因而在短时间内进行磨合合作是较为困难的，新闻业也因此在平台整合上面临着困境。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的记者属于全能型记者，他们采写的稿件除了文字外，还可以同时满足集团所属媒介的图片需求以及网站、户外视屏的视频需求。同时，新闻中心和各媒体之间的稿件分两条线：一是特约稿件，设定保护期，为特定媒体专供，保护期内其他媒体无法看到；二是待编稿件，除特约稿件外的所有稿件进入待编稿件库，纸质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网站等媒体编辑部各取所需进行“深加工”。这样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新闻信息的流动，同时记者编辑原有的工作岗位大致不变，流程上略微改动，但是整体流程简化，这就保证了新闻平台磨合度的减少。那么是不是我国其他地区都能照这个模式来呢？也未必。每个区域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媒介发展重点，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这个中间还要涉及不同质媒介之间的合作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另外，统一平台的新闻该如何利用实现其最大化利益，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像有的全媒体中心就设置了类似管理的平台，哪里用了、怎么用的都能查询到，避免出现同一媒介上重复使用的情况，也能保证不同媒介在使用技巧上不重复。

最后，在媒介融合的新型时代，新闻业的媒介公信力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我们往往将民众对新闻媒体的认可度以及采信情况作为衡量其权威的标准。一般来说，传统媒体虽然在信息传播速度以及形式上无法超越新媒体，但是传统媒体在民众之间的权威性却相对较高。因而目前新闻业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之上发展“融合新闻”时就容易受到公信力的质疑。

因此，新闻业应当通过正面宣传工作为新媒介树立积极的舆论形象，使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能够相互磨合、共同引领新闻舆论视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尤其应该重视网络媒体新闻信息的真实度。一直以来，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偏低是不争的事实。“融合新闻”首先要保证新闻的可信性，才能增加融合媒介的公信力。如果在媒介组织中设置采纳新闻信息的核查制度，就能够大幅减少网络假新闻信息的不良影响。

针对上述所提及的“融合新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第一，我们应当尽快通过完善制度来促进新闻业各媒介组织之间的融合。从本质上来说，之所以新闻业发展到今天需要进行媒介组织融合，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新闻信息的规模化以及差异化要求。此外，人们不仅主观需要即时掌握一手新闻资讯，科技网络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传统新闻模式无法再满足社会文明进步，因而媒介融合就成为必然趋势。而为了能够促使各媒介之间和谐稳健地合作发展，就需要借助于相关的规则制度。这里所提出的规则制度不仅仅局限于媒体企业内部，更是指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由于新闻工作是为服务社会而设立，适当的新闻信息引导以及舆论指引往往能够协助政府部门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因而政府应当从制度政策上给予新闻发展以支持。就媒介融合发展过程来看，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来鼓励社会成员参与到新闻活动之中，从而扩大媒介终端的信息数量；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当给予媒体终端的发展一定的资金支持，通过提升技术设备的性能使资源信息开发共享更加便利，也可通过鼓励政策来推动社会范围内的媒体技术创新。

第二，“融合新闻”在发展进程中应当借助于科学化的媒介管理，从而进一步进行媒介定位。由于媒介工具本身的多样性，以及新闻信息的多样化发展，所以只有在正式发展“融合新闻”之前完成媒介定位操作，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媒介的不同新闻影响力。举例来说，为了能够达到“融合新闻”的高效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单位就应当及时成立赶赴事发现场的报道小组，而他们在现场所收集的实际信息即是进行后续新闻编辑的一手资源。但是这类报道小组并不单一性地属于电视媒介内部组织，或者报刊媒介内部组织，而是由新闻单位统一管理，现场带回来的视频、音频、文字等资料再交托给不同的媒介进行区别化编辑。而区别化编辑的过程就是展现不同媒介不同新闻定位的过程，网络媒介一般更偏重于视频剪辑，往往强调在第一时间将编辑完成的事件视频发到网络上进行公布；而报刊媒介则更关注于从各类资料中提炼主要信息，通过专业的新闻写作者进行语言组织后再排版出刊。这样，融合后的媒介能以网络的广度、报纸的深度、手机的速度以及其他媒介形式的特色，搭建起更好、更新的传媒平台。在新的平台上，新闻信息能够更好地被、被吸收，达到“融合”的目的。

第三，新闻媒体应当借助品牌塑造来提升其社会公信力。几乎对于每一种市场产品来说，品牌对于建立其市场竞争力以及公信力都有重要影响，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亦是如此。不同媒介之间所存在的竞争往往都是其媒介品牌之间的竞争。以传统媒介来说，其品牌公信力往往取决于其成立时间，由于通过了时间的检验与筛选，因而在社会公众之间颇具权威性。而对于新媒体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树立起媒介品牌并树立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借助于深刻的宣传推广工作。以新浪、搜狐等网络新闻平台为例，为了能够树立起媒介品牌，其纷纷推出新浪微博、搜狐视频等非完全新闻类平台，事先吸引民众关注与认可，而后逐渐发展成为权威以及公信力较强的新闻媒介平台。并且，媒介组织可以尝试以旧带新地推出并建立新的品牌，扩大其媒介平台的涉及范围。

四、结语

社会科技发展、经济文明进步以及国际竞争压力都迫使新闻业不得不进行媒介融合的革新之举。而目前“融合新闻”作为媒介融合过程中的主要产物，完善相应制度、科学化媒介管理以及树立媒介品牌等都是推动“融合新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媒介融合以及“融合新闻”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新的挑战总是伴随着新的契机，只有跟随社会发展脚步，以服务为宗旨，才能保障“融合新闻”朝着成熟完善的方向逐步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许颖.媒介融合的轨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王菲.媒介大融合［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蔡雯，李从军.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11

【关键词】媒介融合;模块式教学法;护理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护生数量越来越多，学历层次越来越高，加之临床设施与技术更新的速度较快，临床护理带教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护理临床教学是护理专业学生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之后，在临床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参与临床实践活动，验证、巩固、深化所学理论知识，成为一名合格护士的必要途径和重要环节[1]。现阶段我国护理专业专科、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除了在政治思想和身体素质方面要达到国家教育部提出的大学生基本要求之外，在专业培养目标上大学专科的毕业生应成为临床第一线的高层次实用人才，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而本科毕业生除了要具备临床实际工作能力之外，还要具备教学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管理能力以及进行社区护理的能力[2]。我院每年都要接收大量的大专、本科护理实习生，如何正确引导、提高实习生的各种能力，做好临床护理带教工作，提高护理临床实习质量，是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课题。

1媒介融合的概念

美国马塞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最早提出了媒介融合这一概念。媒介融合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会随着不同体制下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态[3]。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4]。

2模块式教学法的引入

临床护理带教模块化的教学模式，是基于一定的教学理论而建立起来的教学活动框架和程序，是教学理论的具体化，也是临床教学经验的概括化，直接面向和指导临床教学实践。作为结构框架，它突出了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模块式教学法”的主要优势在于根据培养人才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等，按需施教，目标明确，在优化教学资源、整合教学内容、培养能力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等[5]。

3媒介融合模块式教学法在临床护理带教中的应用建议

3.1媒介融合的方式将印刷形式的讲义、杂志、书籍、电脑多媒体课件、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互联网等媒介有效结合应用于临床护理带教中。

3.2教学模块的分类及考核建议

3.2.1基础理论和技能强调《护理学基础》中涵盖的基础理论和技能在护理实习生整个实习过程中的强化学习和应用。带教老师可以通过制作课件、分发讲义、示范操作等途径向护理实习生有效传达教学内容[6]。待实习生出科或结束实习时予以理论考核、技术把关。

3.2.2专科理论和技能根据各科室的自身特点，在临床护理带教中渗透本科室典型病例，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情景模拟教学法或标准化病人模拟等多种途径，以求护理实习生能够有效掌握相关专科知识与技能。待实习生出科或结束实习时，整合基础理论和技能给以系统化考核。

3.2.3沟通能力整体护理的理念已被现代护理界广泛认可，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有效实施整体护理的必备条件。在沟通过程中护理美学、护理心理学、护理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交叉其中，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护理实习生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临床护理带教工作要重视实习生沟通能力的培养，通过入院宣教、操作前评估宣教、操作中合理解释沟通、操作后健康宣教、出院前指导等多种途径为实习生创造沟通条件，给予合理化建议，达到最佳沟通效果。待实习生出科或结束实习时，可征求患者同意进行实用性考核。

3.2.4专业英语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护理人才与护理对象日趋国际化，护理教育正逐步与国际接轨，培养国际化的高级护理人才成为临床护理带教的一个重点。临床带教老师可根据实习学生知识需求，制定适宜的专业英语学习目标，为之创造积极的语言学习氛围。待实习生出科或结束实习时，进行情境模拟法给予考核。

3.2.5科研能力借鉴研究生教学中的导师制教学形式予以带教，鼓励实习生参与科室内的课题研究，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习生的临床科研能力。综上所述，媒介融合模块式教学法是一种倡导融多媒介于教学工作，将教学内容细化、目标化，优化教学资源，力图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的一种方法。目前，媒介融合模块式教学法应用于临床护理带教工作的系统性研究尚少，研究者可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1邱瑞娟，梁桂兴.临床护理带教模式的研究进展.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09，15(2)：186-189.

2沈宁.护理专业教学改革研究报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内涵及其演进路径.当代传播，2009，(5)：50-52.

4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中国记者,2005，(9).

媒介融合的概念范文篇12

论文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与策略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和网络技术在教育和教学中广泛运用，改变了百年依旧的教学环境，创新了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和生活，已逐渐成为信息化时代人们新的学习方式和生活习惯。但与此同时，主宰着家庭教育的家长，主导着学校教育的校长和一线教师们，“谈网色变”的现象却十分普遍，一方面，学生们极其喜欢在网络环境中进行学习与探究；而另一方面，家长和学校又总是严格限制或者禁止学生上网，这种矛盾人人皆知。究其原因，因为家长和学校都担心学生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做着与学习无关的事，担心学生会网络成瘾，担心学生会轻信广告信息被骗等等。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一方面媒体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等现象进行过强化报道，为家长和学校担心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我国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令人担忧，他们缺少对媒介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因而，大力倡导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增强中小学生的媒介素质，已成为中小学素质教育一项新的课题。

一、媒体、媒介、传媒与媒介素养概念

由于媒体、媒介、传媒这三个名词是来自于英文“Medium”（Media的复数）一词。英文中“Medium”的意思是指“一种中介物、工具或机构：它是一种用来承载或传递效果或信息的物质或渠道”。但译成中文后，对应出现多个名词，在应用中就出现了疑惑的现象。“媒介”是“使双方（人或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它是以语言、音效、图像等符号来承载信息的物质实体。“传媒”是指“传播媒介，特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工具”。由于“媒体”、“传媒”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为“组织机构”，而“媒介”的侧重点在于“产品”或“渠道”，对机构无法进行教育，而对已成为现实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媒介，探讨其与人的关系却十分必要。因此，从教育角度出发，更侧重于使用“媒介”这个概念。关于“媒介素养”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诠释。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媒介研究学者张开于2003年就给出了定义：“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2008年又对该定义进行了更新。另外，媒介教育研究者白传之、闫欢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批判性地解读和欣赏多种媒介讯息与作品以及利用媒介获得自身和谐发展的能力”。相对来说，张开的定义较为清晰，易懂，把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表述其中。而后一种定义相对简洁，其中白传之和闫欢的定义中不仅强调了“批判性解读能力”，还强调了“利用媒介发展自己”的观点。综合以上定义，我们可以析出，“媒介素养”最为关键的素养就是“批判性地解读信息”、“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发展自己”等。显然，这种素养是信息社会中人人必备的一种素养，它有别于传统的听、说、读、写能力，是需要急待提升的一种新型基本素养。

二、媒介素养内涵的发展

媒介素养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欧洲，在过去几十年间，媒介素养经历了四次大的范式转移。最初是基于保护主义立场。当时，报纸、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刚刚开始普及，基于大众媒介对人们的负面影响这一背景，为了对青少年“保护”而采取的一种“免疫”措施，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打预防针，防止侵害；20世纪60年代，媒介素养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这一时期，电影电视进一步普及，多元文化观念渐渐被人们接受。因而媒介素养教育由简单拒斥向辨别鉴赏转型，人们需要提升的不再是免疫力而是分辨力，以辨别不同媒介内容、品质、品位的高下，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20世纪80年代，媒介素养的重点是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的巨大潜力，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由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念，而媒介正好代表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所以媒介素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批判解读能力；20世纪90年代，对媒介文本批判性解读转为“赋权”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在国际上有关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同时，中国大陆有关媒介素养的研究近年来重要性也不断凸显。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者卜卫1997年第一次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中国大陆，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媒介素养理论与实践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但到目前为止，大陆无论是面向公众，还是面向中小学和幼儿园都还很少开展正规的、系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就是和台湾地区相比差距也非常大。因此，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新领域，全面培养中小学生媒介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与内容

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媒介素养研究的深入，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许多国家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科目纳入学校课程内。尤其是世纪之交，媒介素养研究与教育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1990年和1992年加拿大的媒介素养协会主办了两次国际会议，1996年后美国各州中小学课程标准，开始大量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尽管如此，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根据自身的国情，确立了不同价值取向和教育内容的媒介素养教育，如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侧重于“批判性教育”，而日本媒介素养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侧重于对媒介信息的接受和利用的“传播能力”。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就侧重于平衡媒介内容、媒介生产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引导青少年对媒体文本进行正确的解读。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主要有两种观念：一是“赋权”式的启蒙导向与“适应”式的宏大价值导向。前一类观念主张以“赋权”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赋予权力是一个过程，受众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批判地运用存在于他们直接经验之外的知识与方法，目的是加深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以“赋权”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目标，具有借助媒介启发人们摆脱蒙昧的意义，能够启蒙受教育者个人的权利意识，引导人们以批判的思维解构媒介，从而理解自身的社会处境，学会利用媒介维护自身利益，积极主动地争取个人的自由幸福以及社会的民主公正；后一类观念主张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要“适应”国情并体现宏大价值。主张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和捍卫者。这类主张致力于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维护民族的传统的“文化意义”，偏重于社会层面的诉求。我们认为在媒介素养教育中这两者都需要考虑，既要培养受众个体的自由和利益诉求的主动性，同时也必须考虑国家社会层面的需要，做到“赋权”与“适应”兼容。我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重点关注“批判性地解读信息”、“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发展自己”三个方面重要素养的培养。要养成这三个方面的媒介素养，可借助美国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媒介素养中心创立者伊丽莎白。托曼提出的“五个核心概念”和“五个关键问题”来阐释和剖析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五个核心概念是：所有的媒介信息都是建构的；媒介信息是用媒介语言按其自身规则来被建构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信息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媒介包含价值和观点大多数媒介信息是为了获取利润或权力被建构的。五个关键问题是：谁创造了这个信息？应用了什么创新技术来吸引我们的注意？不同的人对这个信息理解与我可能会有怎样的差别？在这个信息上，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价值和观点被表达或略去？为什么这个信息被发送？对“五大核心概念”和“五大关键问题”的深刻理解过程，就是受众的“批判性地解读信息”、“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发展自己”三个方面媒介素养的培养过程，这也正是我们进行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

四、媒介素养教育策略

参照其它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在我国中小学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普及和弥补过程中，建议采取如下策略。

1.政府部门通过立法来推进“媒介素养教育”，高校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专业支持。在我国，政府是教育的主导部门，因而从政策和体制层面保证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开展是关键因素。政府可以通过成立专门机构来负责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建立相关的评估和监督机制保证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推行。同时，高校应为政府决策机关提供专业上的支持，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和培养资源，只有这样才保证媒介素养教育真正落实到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中去。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国外已有很多先例：如20世纪80、90年代，由于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的努力，安大略省最先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课堂教育，成为北美第一个正式从法律上规定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为必修课的地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K-12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