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播新闻现状文化内涵

一、体育传播学的概述

与西方相比,我国体育新闻传播起步较晚。早期来华传教士就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者在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过程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了大量体育传播的研究,比如马约翰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就专门介绍过上海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情况。随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面对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时,传播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被逐渐发现和认识。体育传播学是体育理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也是传播学中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体育传播学具有鲜明的学科边沿性。

二、体育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体育发展都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错误观念,认为文化只能是从内向外传播。导致许多体育类项目如:武术、球类、养生及各种民间游戏等都形成独特的个性,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致使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

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传播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在体育领域,全面、深刻的交融是体育文化保持活力的前提,人类专门设计出各种身体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增进身体健康,并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获得特殊的身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属于人类体育文化的范畴,都是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的产物,而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融,各种体育文化的传播,才能促进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区域性、不同民族性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传播。

1.传播者队伍的建设

以往我国体育传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即由体育记者或者编辑介入,对各种赛事和体育活动进行报道,这种格局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因素,由于长期与体育打交道,容易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于体育圈子之内,忽视其他内容,不擅长或者不习惯开展文化报道,少数体育报道甚至于体育文化传播思路是对立的。因此这一局面应该改变,我国传媒必须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基础上首先完善传播队伍,在报道队伍中充实熟悉文化传播的记者、编辑,负责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记者、编辑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产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高度自觉,并将这一理念注入其传播活动中。

2.传播内容变革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体育文化内涵,并且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不加以整合,容易造成体育文化传播的混乱局面。因此,要加强体育文化的整合,将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作为传播的重点,在这些方面寻找突破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统一”等核心内涵,目前就应成为我国传媒对外体育传播的重要内容。

3.传播策略的选择

采取介绍与诉求并重的传播方式,提升信息传播内容被受众接受的机会。传播活动是内容结合的有机体,单纯考虑传播内容,忽视传播形式,必然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尤其如此。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对外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本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经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发生冲突。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把体育作为提高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手段等等,这些都为我国传媒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只要加以正确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就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传播策略的成功包含两个方面: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所以传媒在开展对外体育文化传播时,应将说理性介绍和倾情式介绍结合起来,但又避免变成另西方反感的宣传,这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策略。

4.体育新闻传播的平台构建

建立与世界可以匹敌的传媒机构,提升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球体育文化传播之所以受西方主导,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世界顶端的传媒机构。目前,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继续蔓延,除了外界因素外,媒体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靠强大的传媒机构,才能使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好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世界级传媒机构,是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体育新闻传播的不足

1.重竞技轻大众的报道策略降低了体育新闻的可读性

竞技体育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竞争的激烈性,使之成之广大读者的宠儿。各类新闻媒介也以此为报道重点,加以突出和宣传。这是由于,大多数体育新闻报道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满足更多民族对竞技体育的热情,把竞技体育的报道看作是体育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育评论缺失,没有主流报道的声音

新闻的力量是事实,言论的力量是道理,一个摆事实,一个讲道理。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真理就是言论的生命,只有说真话,讲道理,体育新闻传播才能起到旗帜、灵魂和风向标的作用。对于体育新闻来说,体育新闻评论代表了媒体机构的立场和声音,是媒体表述事理,引导舆论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媒体主流和权威的体现。同时,还可以因对体育事件的及时客观的阐述吸引更多民众,使之能从中得到启发。因而,体育新闻传播要增强评论的可读性、导向性,就要求我们对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事情做出快速、及时的反应。如果总是放“马后炮”,已经时过境迁,即使评论文章写得多么正确、多么精彩,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反响。

参考文献:

[1]王良义.谈体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教育功能[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5,(2).

国外体育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学科视域校外教育理论建设

引言

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一样，都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校外教育机构自出现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学校教育系统的独立的网络体系与运转形式，对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意义重大。但因为校外教育方面的研究尚且难以满足其发展速度，对校外教育的职能定位还不够明晰，其功能与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此，本文将从学科视域出发明确校外教育机构的概念和类型、阐释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为加强校外教育理论建设提供研究根据。[1]

一、校外教育概念界定和机构类型

1.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

综合国内外研究中对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其表述主要有几种：

一是将校外教育定义为教育系统中独立于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之外，由相关的专门机构或组织团体对青少年进行的教育活动。二是认为校外教育指在学校教育之外的场所与时间内，学生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接受的语言文化、科学技术、体育等范围较宽泛的教育活动。三是称校外活动为由少年宫、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科技馆、图书馆等校外的教育场所机构组织学生进行的以教育为目的的有计划的多样化活动。四是将校外教育作为非正规教育的代称，即正规学校教育之外所能接受的所有教育形式，既包括少年宫等机构的教育活动，也包含成人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形式的教育活动。五是认为校外教育分为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的自我学习为目标接受的教育活动与所参加的校外教育机构发起的教育活动，也就是说包括了青少年自发组织进行的校外活动。[2]

纵观上述的几种对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尽管存在广义与狭义的分歧，但其中体现出的校外教育的共性可总结为几点：一是校外教育是在学校这个教学场所以及正规课程的时间之外进行的教育活动。二是校外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儿童与青少年。三是校外教育的类型丰富，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四是校外教育的组织主要由专门的校外教育机构或组织团体承担。[3]

2.校外教育机构的类型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校外教育机构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面较全的网络体系，而这些教育机构的类型主要为以下几种：

一是少年宫、公共图书馆、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兴趣活动场所。这些机构主要由政府计划并兴建，服务对象为儿童与少年，一般在周末、节假日及学生的寒暑假期组织丰富多样的各种公益性的兴趣活动或教育培训活动。我国自参考苏联模式对这类机构进行建设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遍及全国各地、覆盖到县级行政单位的较完整的体系，并主要由政府的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以及共青团等共同进行管理。[4]

二是专业性的校外教育场所，包括主题性的教育基地、科技馆、博物馆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兴建一般既有政府的计划与投资，又有民间组织的参与与投入，通过参观与定期组织活动的形式进行校外教育活动。此外，其管理所属的机构或组织不仅仅限于政府部门，属性较为复杂，且在儿童与青少年之外往往也为其他受众人群提供服务，可以说既是校外教育场所，也是社会教育机构。

三是技术学校、学生补习班、学生兴趣班等校外的教育培训机构，一般是由个人或团体进行投资兴建，以提供教育咨询和服务的名义注册的营利性质的机构，采取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对儿童与青少年进行收费的校外教育活动。其管理责任也由所有权人承担，但由于这类机构的数量众多，因此也是校外教育机构的主要类型之一。

二、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

1.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

校外教育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主要有几点：一是要有体系建构与问题取向相融的意识，将每一分支的研究都置于学科体系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虑，对体系的逻辑性、关联性与完整性加以更多关注，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点确定研究目标与方向。二是协调共性与个性，在研究中既要充分考虑到校外教育的特殊性与各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又要兼顾教育研究的整体性来对校外教育进行探究。三是要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尽管目前校外教育的学科建设中研究范式已有雏形，但还没有形成完整明确的理论体系、分析框架与实践流程，这一点还需要在对不断推进的各方面研究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探究校外教育的具有独特性的研究范式。

2.学科建设的实践逻辑

在学科建设的理论体系搭建之外，实践逻辑的探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其中要注意的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在理论的研究要落实到教育实践进行检验，尽管研究者对校外教育的职能发挥与起到的教育效果有较高的期待，但事实证明许多理论在应用到实际中时与预期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理论的建构要有实践做衡量标准，研究理论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二是要将教育实践的结果反馈到理论建设，实践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完善理论体系，实践中得到的结果应再次纳入理论研究中，从理论层面对实践的结果进行解释，从而实现其学术价值。

结语

总而言之，校外教育的发展与完善对于我国教育系统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要重视校外教育的理论建设，让校外教育体系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职能。本文对校外教育的概念与机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探究了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为校外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了研究根据。

参考文献

[1]赵建国.校外教育发展的科学研究[J].青年时代，2016（13）：122-122.

[2]劉登珲.我国校外教育功能定位流变及其现代转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15（5）：114-119.

[3]焦霞.关于青少年宫开展校外教育实践活动的几点思考[J].教育科学：全文版，2016（12）：20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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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外陶行知研究；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生成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4-0001-05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

综观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尤以美日德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在兼具评介和功用价值的早期研究基础上，牧野笃、阿部洋、张国生等日本当代学者更加注重领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将教育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贯穿其中，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费正清、孔斐力、姚渝生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陶行知研究的集结地。内克曼、克尔斯滕?赖希、丁伟祥、余蓓荷等研究者笔耕数年，成果显著，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分析海外博士论文的研究走向可以为我国博士论文的撰写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选题角度更具主体的人本回归，研究思维凸显生成性的转向，间架内容与论述方式更加注重深层的文化挖掘。

一、早期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

海外最早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是赵冕于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论文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并列有专章引介陶行知的全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他称赞陶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文章以对中国民主教育和陶行知的评介为主要目的，代表了美国陶行知研究的初级阶段。如果联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便可以体谅作者的意图，“介”的用意要大于“评”的用意。克伯屈在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2］。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共列八章，分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作者以发展的理论和视角透视陶行知，特别提出了陶行知创办的暑期学校是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史上的开端；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晓庄学校访问小学的田野考察实践，学校与公众和谐互助的关系都是中国教育的首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陶行知的乡村活动与乡村改造更是把中国改造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重要因素等突破性论断。［3］朱宕潜的研究很明显将陶行知的个人影响，特别是其教育实践的价值纳入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发展轨道历程中，看到了陶的教育改革对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政策倾向的价值。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4］对于赵冕和朱宕潜来说，一个是陶行知昔日的学生，一个是经常向陶请教的青年教师，加之两人都曾经踏着陶行知的足迹，践行陶的教育理想，他们对于陶行知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内部视角，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陶行知。相比当前的研究来看，赵文和朱文重在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内容的陈述和介绍，缺乏关键问题的分析，这是海外早期陶研博士论文的一个特点。但是不可否认，早期的博士论文对后来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从1951年开始出版发表《新中国教育之父――陶行知》起，几十年来历经中日两国政治风雨变幻和陶行知声名的起起落落，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说斋藤秋男的研究成果不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版，但是他开创了研究陶行知思想缘起的先河，提出“民族土壤”在杜威和陶行知改革思想之间起媒介链接作用的论断。斋藤秋男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5］，影响着众多陶行知研究者。

二、新视野下的海外博士论文研究走向

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等思潮的影响，海外的教育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论证和结构思维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撷取当前美日德三国关于陶行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美国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的《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牧野笃教授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的《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思路。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注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第一，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求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6］6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他提到：“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7］149，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第二，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于洋：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地吸收并寻求资源启迪。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思想，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牧野笃在肯定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的全新观点：其一，陶行知对于杜威的学习和改造实际是其自身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二，陶行知思想的各个阶段变化不是孤立的独自转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汲取还是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改造，都是其自身民族意识生发的必然过程，运用教育争取民族解放也是其内心民族意识的反映。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中，而是“民族土壤”始终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姚渝生与牧野笃在探寻主体思想本源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姚渝生认为，陶行知的思想源自他对各种思想的接纳，从中甄别出有利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部分。牧野笃则认为陶的各种选择是他内部民族情结交感而成的必然结果。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亲眼所见战争的磨难以及的迫害，都使他们能够理解农民的需求，反对强权暴力，追求民主自由。该文以社会史的视角探寻陶行知和莱西维恩的思想本源，有利于读者对人物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对读者的理解的关照体现了学术视野下移的研究方向。

（二）语境中建构：研究论证的多元阐释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是由语言交往开展的、作为交往活动的背景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还原性视角的基础上构建差异语境的价值体系和认同，会生成研究论证的多元解释。分析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均注意展示教育人物的隐性心理因素，差异语境中的不同话语扭错使现实感更加突出。这样的多元阐释突破了显性的教育史实的表象，剔除了单一的对于人物定性的价值论调。

姚渝生通过类比论证，驳斥了以往美国学者将陶定位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8］和“马克思主义者”［9］的说法，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改革更加激进。首先，陶行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要用“教育救国”的手段革命性地打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无阶级的社会，他在追求民族重建方面远比杜威的思想要坚决得多。其次，作者认为陶行知和中国传统及新教育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促成了他力求彻底改革的激进主义。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格局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10］牧野笃批判过去日本教育学深受历史发展法则的蛊惑，没有充分认识到强烈个性支撑的历史普遍性的特点。他在论文中建构了生活教育思想与陶行知主体融结合的理论框架，认为陶行知始终执着地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11］的自我价值，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也主动地接受历史的制约。陶行知将这个政治课题主体化为“抗战救国”的教育课题，是对开辟人类普遍性的“近代化”的摸索。黄冬认为陶行知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民主斗士”和爱国的“改革教育家”，［7］151在政治立场上，陶行知属于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依附于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股“第三势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权肆虐地压制民主，而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与姚渝生的论点是相悖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说强调，通过对传统进行诠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也正如克罗齐所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可以通过主观解读的。当前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者们在把握相对确定的史实基础上，从不同的语境下生发，通过主观论证浸润研究对象，研究论证的结构、内容和语言均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性，呈现出多元化阐释的倾向。

（三）生成性思维：结构上重关系而非实体

本质主义思维蕴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它试图消融差异，导向权威主义。生成性思维提倡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2］主张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模式。体现在文章的框架结构上，则表现为不以单一的一种政策、理念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受动于主体的引导或者反作用于主体。当前海外的教育研究抛弃以往的线性研究，也没有在固有的实体存在和价值地位等附加产物的分析方面驻足。他们运用生成性思维建立关系网的结构模式，在整体的文章架构上注重分析思想与实践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既关照到了横向空间的关系，又将纵向的历史史实贯穿其中。

姚文既注重美国国内的先行研究，又与中国的陶行知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作者撷取了三部美国陶研群体的论著，发现前人研究结论变更的现实，并总结出这种变更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姚渝生发现，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巴雷?基南关注到了多种力量在晓庄实验过程中对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影响，但依旧认为陶行知是“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受“反欧中心论”的影响，布朗则认为陶行知观念和行为的源泉是根植于自身，对中西文化的接受持模糊态度。姚渝生还发现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阶级标准的简单化”［6］6的倾向，而当前中国的陶行知研究开始步入全新的阶段。综合中美两国的陶行知研究，姚渝生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有利条件，“陶行知在中国的复兴中出现的大批新材料以及美国学者近期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新研究都使陶研的新思路成为可能”［13］。牧野笃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日本现实的教育问题相联系：当前的日本学生生存在偏差值教育的竞争体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却愈发丧失，而陶行知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施行的改革方案，有利于当代日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专门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建立同日本教育问题的比照。黄冬的研究主要结合中德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类比陶行知和莱西维恩标新立异的教改举措，揭示了两位教育家在文化、政治生活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共同之处。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不谋而合。

无论是谈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论证与考察，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在史与论的融合方面相得益彰。行文中并没有刻意的历史渲染痕迹，也没有理论的生涩雕琢硬套。在史实的呈现中有理论模型的建构，在理性解释中又有历史的印证。

三、对我国博士论文的启示

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需要兼顾传播的效用，以思想的价值挖掘作为打通推广引介的途径，当前的研究则自主地采用还原视角，在多元论证中体现生成思维。两种切入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后者的研究方式更加注重研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人本”旨归，力图还原，同时又不排除对于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博士论文选题、结构和研究思维的长处，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由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转变。在学术研究中，实体性解读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引介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既能够深入体现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本质，又可以通过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引发更多的启发性联想，并运用到实践的指导中，产生有效而实用的研究结果。实体性解读有着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固然稳妥，但当研究愈发深入时，研究者可能会出现“以论带史”的倾向，即为服务于理论而反求历史，历史被碎片化，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是为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的服务的，会失去研究对象本体的原貌。正如福柯所言：“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14］这种偏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追求不变的本质是一种虚妄，生成性思维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对唯一知识观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逻辑的怀疑”［15］。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提供一幅完美的图景，而是在勾画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

第二，注重回归主体性研究及影响因素探究的层面。海外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的一大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博士论文中多将形成因素的分析作为人物介绍的宏观背景，此确实为完成人物思想的传承完整性考虑，然而真正目的却是服务于功用的价值。研究模式易模式化、单一化，忽视研究对象的“人本”价值。只有确立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意识，回到人物思想形成过程的本真探讨，才是对人物、对历史真切的把握。否则一旦将研究对象“英雄化”的定性，一切价值与成就就会变成“神像”式的膜拜，并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更不利于教育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实现。这也正是当前学术视野下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不仅要关注平民教育，也要将对待精英的视野下移到生活的层面，去探寻精英真实的、朴素的本源因素。

第三，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在选题角度、视野范围、理论分析和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相当的水平，但客观地来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资料不够翔实、史实考证还有所欠缺等。当然，应该考虑到海外的研究者群体在资料搜集方面，是有种种困难和不便利因素的，但他们在理论分析、模型建构、研究方法方面却要比国内研究略胜一筹。研究问题也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一般性的评介，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而国内的研究者则需要发挥对国内资源的最大利用，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分析的视野，做更加深入、多元的研究。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提到的“自我指涉”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只要研究和观察自己，也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观察‘他者’如何观察，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可以系统看到自己观察的盲点”。［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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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8.

［13］YaoYusheng.RediscoveringTaoXingzhiasaneducationalandSocialRevolutionary.［J］TwentiethCenturyChina,2002,27(2).

［14］参见Foucault,M.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TheFoucaultReader［M］.NewYork：Pantheonhouse,1984.转引自: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