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3―0009―04

金融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Bagehot(1873)，他注意到了金融中介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King和Levine(1993)使用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经济效率提高总是高度相关的。Fry(1988)在研究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模型的基础，运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证明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Levine(1997)指出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等功能，这些功能又分别通过影响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

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路磊(1998)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金融资产与国民生产总值高度相关，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也在不断增加，并且两者在时间上呈现平行上升的趋势。谈儒勇(1999)通过对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冯军(2002)运用中国1978-1999年数据，分析了中国货币、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并结合Gma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中国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的结论。

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周立、王子明(2002)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0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陈先勇(2005)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金融的不平衡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金融支持系统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四川省的经济和金融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且成都在历史上就是四川钱庄、银行聚集地之一。鉴于金融发展对不同区域增长存在差异性，本文拟分析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为四川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环境。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变量选择

本文借鉴MarcoPagano(1993)模型构造AK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的社会边际产出、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提高金融中介影响私人储蓄率这三种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即：

g=A(φs)-δ(1)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资本的社会边际产出，φ代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s表示为私人的储蓄率，δ代表为折旧率。以等数的形式，将方程(1)重新整理如下：

g=A+Inφ+Ins(2)

方程(2)中表示3个主要机制的集合，通过这些机制的作用，金融市场可以引致内生经济增长。本文将选取一定的变量来代替上式中三个机制的行为特性。由众多文献可知，A的行为直接受资本产值率的影响，由此，本文将用四川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K／Y)的比重来表示。φ的行为(也可认为是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则用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来表示。s(私人储蓄率)则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存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一般来说，高储蓄率会产生高投资率，高投资率能推动经济增长，但也有学者认为是经济增长率决定储蓄率，而不是储蓄率决定增长率(Rodrick，2000)。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用GDP或用人均GDP来测量经济的增长。Heston(1994)指出，人均GDP数据易比总GDP数据出现更少的错误，因为一些影响GDP水平的估计错误也影响对人口的估计，这样错误可以被抵消。基于此理由，本文用人均GDP来衡量四川省经济增长(g)。则本文可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g=a0+a1In(K／Y)+a2Inφ+a3Ins(3)

在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指标中，一般要引入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来反映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展，通常采用戈氏指标，即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其基本计算公式为：FIR=金融资产总值／GDP，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由于我国目前在地区层面上缺乏金融资产总值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指标，而只能利用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周立、王子明，2002)，本文也借鉴这一指标设计方法，即：FIR=存贷款之和／GDP。

故方程(3)进一步变为：

g=a0+a1In(K／Y)+a2Inφ+a3Ins+a4InFIR+u(4)

二、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四川地处内陆的现状，本文选取1990～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减轻数据变动幅度，对有关变量取对数值(见表1)。本文所有的实证分析均借助于Eviews5.1软件完成。

由表1可以看出：四川省人均GDP逐年增长，自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10％左右，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规模(FIR)持续上升，由1990年的1.091增加到2007年的2.207，这说明在四川省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上层结构的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加迅速，金融资产规模超过经济基础结构的规模。储蓄转向投资(φ)指标从1990年的(1.296)到2007年回归到理性适宜值(0.658)，说明金融中介效率不断提高。私人储

蓄率(s)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比重一直在50％以上，这反映出居民投资渠道的匮乏和消费意愿的低下，说明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消费尚待启动。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等传统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时，如果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则容易产生伪回归，从而使模型不能真实地反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因此，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首先应对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都是平稳的，即Ing,InA、Inφ、Ins、和InFI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这样就具备协整检验的必要条件。

2协整关系检验。协整检验主要是用于考察非平稳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因此，在前述单位根检验结果证实变量都具有非平稳性后，本文采用协整检验方法来考察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相关性。根据Jonhansen检验可知，Ing、InA、In中、Ins和InFIR之间存在唯一的一个协整关系，根据方程(4)建立的协整方程如下：

Ing=11.229+2.295InA-0.272Inφ+2.048Ins+0.822InFIR(5)

(29.629)(9.178)(-0.909)(5.216)(3.207)

R2=0.973修正后的R2=0.964F=117.555

可以看出，方程(5)的拟合度很高，且各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即资本产值率)、私人储蓄率和金融发展规模分别以2.295、2.048和0.822的程度促进经济增长。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向则对经济发展起负作用，可以看出目前四川省金融市场发展并不完善，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手段。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结果只告诉了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AIC原则和sc原则并结合L.R.检验，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为4，对各变量的因果检验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4阶和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都是金融发展规模(FIR)和私人储蓄率(s)提高的Granger。经济增长促进私人储蓄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增长使居民收入得以增加，一部分居民收入会在短时间内转化为银行存款等金融资产(孙力军，2008)。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在长期关系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即资本产值率)、私人储蓄率和金融发展规模与四川省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向则对经济发展起负作用，可以看出目前四川省金融市场发展并不完善，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手段。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表现为个体及私营获得贷款的比重近年来虽有增加但未超过1％，金融贷款主要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经济。

2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经济增长都是金融发展规模(FIR)和私人储蓄率(s)提高的Granger原因。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本的产值率A)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与四川省的实际情况也相似，因为近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呈增加趋势，带动了经济的增长。而储蓄转向于投资的比例(φ)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川省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完善的投资渠道。

(二)政策建议

金融经济范文1篇2

金融地理是一门近年来才兴起的边缘性交叉学科，也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区域金融中的地理学专业研究可以为有关研究人员有效揭示指定区域内、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金融发展变化，对政府及有关单位如何调控区域金融差异提供地理要素层面的思考方向，同时也能够从地理学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区域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地理产业结构和空间地理结构布局出发，地理金融经济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内，不同经济金融资本经过不同的交流与碰撞后产生的一个特定的金融地理空间。在这个地理空间下，大量的地理要素与金融资本碰撞和分解，并形成新的地理金融要素。

随着国内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金融影响，中国的地理金融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近年来，中国区域地理经济政策不断发展，普惠经济概念开始兴起并传播。其直观含义是向有金融需求的区域阶层和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其中“普惠”的概念主要是指借助“普”制化的手段，实现“惠”民的目的。党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不断深化普惠金融体系，建立普惠经济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区域地理金融经济的研究势必面临着新的经济增长要素与金融环境影响，需要进一步完成综合性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地理》一书是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金融发展研究性读物。该书为第十八届国内经济地理专项研究年会和中国地理经济学术研究研讨会会议收录文集。全书分为4个部分，主要包括当前中国经济常态下区域地理发展与城市化经济研究、地理经济发展与经济区域划分研究、经济地理区域相关金融问题研究以及经济地理与区域经济理论分析等内容。该书集合了当前中国地理金融经济研究最新的研究论点，客观论证了地理学层面的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中国区域地理范围内的商品服务生产以及区域地理经济要素的消费效用转换模式。全书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各项主题介绍均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包括聚集经济、空间地理下的经济作用、市场经济机制、自然地理资源与生产技术等内容，深刻讨论了中国正在探索的主要地理金融经济领域，包括多地理区域经济、地理经济区位论、空间市场以及城市经济体系等。此外，编者在书中还补充说明了2种主要地理金融趋势理论，构建了完整的地理金融经济研究发展体系，该书可以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教材。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地理》一书指出，当前中国区域地理下的经济活动布局呈现明显的活动分配模式，不同区域内的地理经济活动均存在相互联系。这些空间区域经济活动分配是由大量的地理金融经济要素与经济发展决策造成的，所以当前经济常态下，中国的地理金融经济研究是为了客观展现区域地理环境下经济空间决策以及经济景观演化下的经济活动作用模式。这些模式虽然有着行为表象上的区别，但是存在固定的地理金融经济逻辑。除研究目的外，该书还客观探讨了中国金融地理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外部环境对国内金融地理的影响问题。书中指出，当前中国金融经济地理发展，需要保证经济主体的地理性研究。区域地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主体，所以眼下金融地理的研究需要以主体为核心，对周围金融地理环境进行递进式的要素划分，明确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经济主体作用。中国的金融地理经济发展较为特殊，其发展道路表现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空间市场化经济过渡。随着普惠经济环境的出现，国内的地理经济研究需要不断挖掘经济主体的资本功能，明确其在区域经济地理中的作用，从而建立明确的区域经济地理发展方向。针对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金融地理影响的问题，书中强调所有的地理经济主体都免不了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核心影响因素包括国际经济法律政策、科技生产力、全球化经济等。因此，中国当前区域经济地理研究必须根植于地理学视角，遵循发展要素影响路径，通过分析传统不同区域地理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积极进行地理环境的类型划分，最终获取正确的区域地理金融发展方向。

总之，金融地理对中国地理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研究地理经济可以为我们深刻揭示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发展差异因素，并为我们就如何面对金融发展差异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地理》一书直观地展现了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了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总结，同时也是学科研究的有效指导用书，具有鲜明的使用价值。

金融经济范文篇3

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中国加入世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在经济方面尤为明显。

近来的金融不稳定带来的经济损害有多种形式，比如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外汇储备的损失、GDP下降等等。计算发现，日本在1992—1998年间和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分别达到各国年GDP的21.5％和14.7％。北欧国家自1990年以来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达到其年GDP的10％—30％。这样的事实向我们深刻的说明了金融危机带给经济发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经济倒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动荡，对银行信用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及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可称之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金融安全是对立的，靠的是国家金融竞争力、国家的金融系统抵御能力、国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对这样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如何使经济的发展减少影响或者拉升经济发展就成为了我们所面对的必然问题。

二、经济发展的机遇

危机，从经济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危机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一种特殊现象。经济结构的进步完善中，寻找机遇并抓住机遇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在金融危机下，本文从经济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1.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下银行、企业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时这些行业也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妨可以提升对其他行业的投入比例，如农业、小商品、轻工业等。根据金融危机的危机空白时段拉升这些行业，存储资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常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失业问题。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担心的事情，然而这时也正是我们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机遇，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资源的素质也是一大问题。在金融危机时，面对这方面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便保障生存，这样也就给危机时的人才质量带来了很大的保证，当金融危机度过后，优秀的人力资源带给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是非常巨大的。

3.技术发展，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都能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在金融危机时，一切和金融有关的行业都可能崩溃，但技术却是一个例外，任何时刻先进的技术都会给经济发展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促进经济的提高。

4.发展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注定是要先以农业为主要部门转为以工业为主，进而转为以贸易及服务等产业部门为主。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金融危机下的过渡时期不妨把视线转入区域经济，投入区域经济，带动区域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进步。

三、金融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融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资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

例：2003年，爆发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发性、预知性很低、求援依赖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国人民度过了“五一”长假，然而因为SARS，银行闭门休假、企业调整等给金融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SARS人们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费、旅游一系列活动，国民经济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

评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发，把人类逼到了危机的面前。这里的危机就是指具有严重威胁，并具有不确定性和有紧迫感的情绪。危机是几乎来不及反应的，在这次SARS疫情中，对我国的金融也有很大影响，银行的闭门休假每天将产生的不便、人们出行的不便、社会各行业的结构等紊乱同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从SARS看金融危机，当信息混乱、事态扩大、特别是用来弥补和恢复危机的资源供不应求时，只有当人们有了明确、真实的信息，看到解决危机的资源供应充足，才会感到危机的规模在缩小，个人和社会的危机恢复力就会增强。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样，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会有消极的心理，经济发展就需要从不同位置全面的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证券化及金融并购都会对金融危机的解决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开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进公司企业的发展，危险和机遇并存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可以带给我们发展的契机。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经济中灵敏的把握住机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机也同样会带给我们经济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欧永生:金融危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金融经济范文

1、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2、金融的内容可概括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

3、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学习可为众多的职业选择打下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对理解与指导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对帮助人们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进行理性决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科学中科学性较强的一门学科，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充满了活力，金融则是经济学应用最为广泛与深入的领域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金融经济范文1篇5

金融创新的时代需求

对于中国、亚洲乃至全球来说，接下来的几年都将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时期。各大机构近期的经济预测不约而同地认为，尽管全球经济会有些许改善，但2016年仍将是不容乐观的一年。几年来，为促进经济复苏，全球机构和各国政府不断寻找解决方案，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正在阻碍复苏，诸多现象表明，世界经济有落入低增长陷阱的风险，而世界领导者们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激活全球经济的有效方案，包括通过何种货币政策和金融秩序更好地改善现状。

在此背景下，区域合作成为大部分国家的选择。其中，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从东至西带动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互利共赢的经济带。其中，金融互联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在此大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应运而生，给地区和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高水准地发挥投资促进作用，是亚投行需谋划并解决好的问题。有理由相信，亚投行在未来将在亚洲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鉴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经济自身转型发展的影响自然举足轻重。中国政府“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对中国金融业提出了必须要攻克的课题，即如何更好地为创新与实体经济服务，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型。作为现代经济之“血液”，如何满足更广阔市场的金融需求，如何有效支持企业的创新发展，如何培育市场多元主体形成互补，如何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都是中国金融体系应当解决的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创新应成为金融业的核心。

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是科技。在中国，互联网技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世界闻名的企业异军突起，随之而来的是电子商务、O2O、共享经济等模式的兴起，它们正改变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面貌。这种互联网浪潮带来的创新不可阻挡，中国金融业亦不例外。“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好些年，深刻地改变着金融业态。2015年，互联网金融在金融体系及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到肯定，《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及《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两大文件相继出台。互联网金融前途远大。

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融资结构扭曲、直接融资结构失调等问题，还难以满足各层级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包括农村市场、小微企业在内的金融服务的短缺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互联网的出现，为金融业突破时空限制、降低业务成本、拓展服务边界提供了新的工具。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向公众开放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一系列金融实践，包括在线支付、网络银行、网络保险、在线融资等业务。在中国，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也广泛利用互联网展开了在线业务，形成新的营销渠道和服务平台。最常见的，是各大银行推出的网络银行与手机银行。依托互联网展开金融业务正在中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并不断演进。

随着互联网不断渗入中国经济与民众日常生活，在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实践基础上，出现了包括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银行、人人贷（Peer-to-Peer）、众筹融资（CrowdFinancing）等依托于互联网的新兴金融机构和业务。这一时期的互联网金融从市场实际金融需求出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便利性和交互性上具备了独特的优势，并打破了传统金融业务在时空上所受到的限制，正深刻改变着中国金融业生态，并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首先，大部分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出现在传统金融业务难以覆盖的领域，包括小微企业融资、农村金融市场、大众理财以及消费金融等。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余额宝引发的大众理财热潮。中国经济正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如何挖掘亿万消费者的潜力是必须解决好的难题，在这方面，第三方支付与消费金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小微企业融资难以及农村金融服务匮乏也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障碍，包括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在内的互联网银行，以及P2P与众筹等新资金平台可利用互联网优势，有效改善这两大市场的金融服务现状。从这个角度说，互联网金融是对原有金融体系非常有益的补充。

其次，以支付宝、余额宝、微众银行、众安保险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基本是由阿里巴巴、腾讯等国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推出的。随着行业发展，包括百度、京东、苏宁等互联网企业也纷纷推出相关金融业务，出现了一批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的新兴、小型和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互联网带来的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业务范围的拓展，给民间资本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与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实现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趋势一脉相承。

最后，尽管互联网金融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了冲击，但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主体仍是传统金融机构，这体现在市场份额上，也体现在资金存管量上。新兴机构与新兴业务正激励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加速相互渗透，从传统的网络银行、网络保险到直销银行、银行系电商等新模式，传统金融机构正快速进入互联网领域，并给后者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的理解和认识、风控与声誉的优势，互联网企业很难企及；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文化优势又很难被金融机构取代。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人员流动性增强、产品创新需求加大，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姻将不断增多，融合发展为一种“互联网+金融”态势。

传统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电子商务企业、运营商、设备制造商、清算机构等，正争相挤入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已形成一个引人瞩目的产业集群。随着中国政府出台互联网金融相关指导意见和监管细则，“互联网金融2.0时代”已经来临。

鼓励新金融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和用户规模，均已超过其他国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跟中国转型发展激发的旺盛的金融需求有关，也跟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有关。这将给“互联网+金融”提供肥沃的成长土壤，新的金融生态、多元金融机构以及新兴金融业务都将获得巨大成长。

我们仍要看到，金融业不同于其他产业，风险控制是顺利开展此项业务的核心。客观来说，目前互联网金融在风险控制方面仍存在巨大漏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P2P平台跑路的消息不绝于耳，这对有关行业的未来发展是致命的威胁，也是障碍。同时，包括传统与新兴金融机构在内，产品研发、用户管理、商业模式等环节仍然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与国外领先机构相比，国内机构还处于“以量”而非“以质”取胜的阶段。此外，对监管者来说，一方面，层出不穷、相互交织的金融业态给原有监管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与市场需求对有效的金融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距离成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如何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一、要重视互联网带来的新变化。互联网给金融带来的冲击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持金融产品和业务不断创新；二是理念层面，互联网具有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互联网金融更多以“用户”为核心，产品与服务呈现多样化、定制化、便利化的特点。这与传统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方式有着根本不同。如何利用互联网实现真正的金融创新，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与内涵。

金融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

一、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发展特点与机遇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一个相对于中国典型经济“旧常态”而言的概念“。旧常态”是指在全球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到来的前20年，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典型特点，主要特征为：追求数量、发展粗放；主要靠资本的净流入和投资的拉动来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为了应对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在新的经济危机到来之前，中国经济所做出的应对措施，为恢复经济活力所做出的策略，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模式，即经济新常态。用新常态判断中国当前的经济特征，并以战略的方式提出应对的措施与策略，体现了中央深刻认识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增长的规律，并通过选择经济宏观策略和对企业的升级与转型，这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指出中国经济具有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有：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长转变；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投资和要素动力向创新动力转变；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在升级和优化。新常态使中国有了更多的经济发展机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而实际经济增长量仍然在较高的水平。中国经济若保持7%左右的速度增长，按照中国现有的经济体量计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体量仍然名列前茅。其次，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化，增长速度也更加趋于平稳。中国目前已经确定的发展政策和战略储备，使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化解在经济危机中出现的各种经济风险。为了避免依赖出口而引起的外部经济风险，应增加国内消费的需求量以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为了化解经济危机中不确定的经济风险，中国正在努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并协同发展。再次，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并进行升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又稳又快，促进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并降低了中国单位GDP能耗，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最后，为应对新一轮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将通过简政放权政策，提高我国市场经济活力。

二、新常态下的互联网金融

在经济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突破了传统的金融格局，并向其发起猛烈进攻，互联网金融创新正在改写我国金融业态的版图。而当下的互联网金融面临着监管、信息、技术不对称与线上线下一致等因素的约束，我国相关机构必须沿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路线走大数据之路，加强开放合作，促进个人征信发展，全面提升安全防范水平和技术。我国互联网金融要不断深化创新。面对新常态，我国商业银行等各机构要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而非置身事外，这样才能使我国互联网金融紧跟时展的步伐，迎接新常态下不可多得的机遇。

三、新常态下的普惠金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常态的大趋势下，全面发展“普惠金融”在金融方向上已经是成为深化改革的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重点提出，“将发展普惠金融融入到国家的战略经济层面中来”，为此，国家的社区金融的服务中心，互联网金融，民营金融等多种表现形式的“普惠金融”即将迎来崭新的局面，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十分广阔的意义，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指标，同时关系着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仅需要金融机构在制度、产品和服务理念等方向上创新，还需要相关的监管部门和各级领导政府，在信用环境、监管政策、顶层设计等方面做好相关的支撑保障工作。中国想要从根本上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首先要找到普惠金融发展的出发点和最根本的落脚点，简单地说，准确找出普惠金融所要服务的对象和中国发展正处于发展什么阶段的问题，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金融业对特别贫困的服务明显不足，在这些人群中“贷款难”是存在普遍的问题。

四、互联网金融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将加强对资本主义市场的体系构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由于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移动互联网络和互联网的使用中，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直接或间接的催生了网民们对金融服务的大量需求，由此，金融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2015年1月微众银行成立，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一家互联网金融银行，微众银行的注册资金为30亿元人民币，该银行的主要业务定位于“个存小贷”，通过腾讯收集大量网民客户资料，加强个人及小微企业等与银行的合作，微众银行的发展方向恰恰是定位于普惠金融。新型的微众银行将与传统金融机互相合作。微众银行的成立，表明了互联网金融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向。

作者:张义斌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陈鸿祥.互联网金融的经济逻辑与演进安排——基于普惠金融的帕累托改进视角[J].吉林金融研究,2014,11:4-11.

金融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新常态;结构调整;金融转型;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5（2）-0032-06

“新常态”一词最初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和・埃尔埃利安提出，用来总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等所发生的变化。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我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针对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趋好，但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客观形势，提出了要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一重要论述，对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基本遵循。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是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9个基本特征进行了系统阐述。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的基础是实体经济，经济的新常态也对我国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金融业必须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与业务面。

一、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一）经济增速的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GDP保持年平均近10%高速增长，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2012年以来的三年时间里，经济增速一直在7.3-7.9%之间徘徊（见图1），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是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巨大的经济总量，使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面临着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总人口比重双降，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老龄人口比例上升，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储蓄率的下降和资本投入的放缓，我国潜在生产率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进入结构转型期以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二战后日本曾出现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达到10%。受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严重冲击，加上劳动力短缺以及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使过去日本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和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日本经济进入转型期。1974―1984年期间，日本的GDP平均增速降至4%。韩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保持了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为11.2%。1980年，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新形势影响，韩国依赖外部市场需求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韩国开始了“科技立国”、“调整改革发展阶段”。1997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增速一直呈下降调整趋势。

（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从经济失衡到转型升级再平衡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升级，逐步进入新的优化再平衡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2011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2014年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出7个百分点（图2）。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出口增速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也是多年来宏观调控希望达到的效果。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业逐步成为主体。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工业以来，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此趋势继续延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9.10%，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比工业增加值占比高3.4个百分点（图3）。由于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较高，近两年服务业发展较快使整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图4）。同时，工业内部结构也在优化升级，2014年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整个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态势明显。三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东部地区。在2014年前三季度，除山西外，其他中西部西省份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四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居民更多地分享到发展成果。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了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收入法GDP结构中，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自2009年持续高于企业（图5）。

（三）动力机制的新常态：从要素驱动到改革创新驱动

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尤其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升级的转型阶段，发展动力由过去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更多地依赖改革推动和创新驱动。首先，改革红利将全面释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作出深化改革总体部署，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并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改革企业登记制度，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宽金融、铁路、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市场准入，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其次，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党的十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调控方式的新常态：从大水漫灌到精准发力

面对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确定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调控思路，并创新了SLO、SLF、MLF、PSL等一系列符合国情和市场需要的新型货币调控工具。一是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即GDP增长目标在为7.5%左右，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当经济运行接近区间下限时，宏观调控的的重心转向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区间上限时，调控的重心转向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之内，则加大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明显增强。二是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不采取大规模刺激，而是抓住“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通过宏观调控方式的新常态，有效保障宏观经济的总体平稳健康运行。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一）传统金融业的高速增长态势难以为继

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过去30年我国银行业了保持近20%的贷款增速，过去10年间银行业资产规模年均增速超过18%，特别是“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2009年银行贷款和总资产增速达到历史高点，分别为31.74%、26.24%。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受经济增速放缓、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商业银行业务增速下降和盈利增长放缓也将成为常态。2011-2013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分别为36.3%、18.9%和14.5%（图6）。商业银行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的背后，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再加上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银行作为主要融资渠道，更容易受到实体经济风险的冲击。近三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均呈小幅上升趋势（图7）。这就要求银行业必须主动适应经济的新常态，改变过去追求大规模、高速度的发展模式，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扩张转变，努力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是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2013年末，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近六成的银行业资产和贷款，股票融资额占全国总额的近一半，保险密度和深度也明显高于中、西和东北地区（图8）。二是融资结构不完善，金融供给严重依赖间接融资渠道。在2014年三季度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渠道融资占比80.3%，企业债券占比14.2%，股票企业融资仅占2.4%。三是贷款投向结构不尽合理，贷款主要投向大型、国有和工业业企业，对小微企业、“三农”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在2014年三季度，陕西省小微企业贷款仅占全部企业贷款的18.77%，私人控股企业仅占全部企业贷款的8.1%，明显低于大中型和国有控股企业比重;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22.25%。同时，银行贷款过于偏重资产抵（质）押方式，使缺乏“硬资产”的小微企业、“三农”通过银行融资较为困难。四是银行业自身业务结构也不平衡，盈利模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单一，贷款占全部资产的一半，存款占全部负债的80%以上，单一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了商业银行对利率风险、市场风险和金融脱媒的承受能力。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主要依赖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仅占20-30%。而国外先进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达到50%以上，汇丰、花旗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入达70%以上。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即将完全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加剧金融体系内竞争的背景下，长期依赖利差收入的银行盈利模式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

（三）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新动力方面尚有欠缺

居民消费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发展消费金融不仅可以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也是金融业自身实现转型的内在要求。但目前我国消费金融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消费金融产品供给主体单一，商业银行是消费金融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除此之外则是少量规模较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消费产品结构较为单一，以消费贷款为主，且主要集中在住房贷款，总体规模偏小。2014年三季度，我国个人消费贷款仅占各项贷款的15.31%，其中91.5%的消费贷款是住房贷款。而在消费金融发达的美国，消费金融机构除传统商业银行外，还有专业性的消费金融公司，如金融财务公司、小额贷款商等;消费金融产品种类丰富，有房屋净值贷款、分期付款、个人信用额度贷款以及发薪日贷款等。

现代服务业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与传统服务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如科技和文化产业，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特征，同时这些产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有形资产少、市场风险高，收益又不稳定，无法满足商业银行追求低风险和固定收益的信贷条件。加上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受《证券法》限制以及最低资本规模、经营年限的要求，对刚起步的新型中小企业来说门槛太高。风险投资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外部融资难题，但其规模有限，对投资方向、运行机制等有着严格的规定，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风险投资。

（四）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对货币金融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使用，借助网络实现资金支付、融通和信息中介服务的互联网金融在我国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业态，以“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核心模式对传统金融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一是加剧金融体系内部竞争，倒逼传统金融业进行自我改革和创新。如支付宝等互联网支付平台、P2P、众筹融资平台对商业银行传统支付、贷款业务产生一定冲击，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对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分流。为应对互联网金融竞争，各金融机构正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搭建电子商务和网络金融服务平台，如建设银行“善融商务”、招商银行“非常易购”等，众安保险更是国内首家纯线上的互联网保险公司。二是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支付宝和余额宝用户之多、涉众之广，使其在金融体系具有相当的系统重要性，成为“大而不能倒”机构。互联网金融需被纳入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三是互联网金融各种业态的发展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创造了新的流动性，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货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对传统以货币供应量为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积极探索新常态下金融业健康发展新模式和新路径

（一）金融业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意识，坚守服务本质，保持适度增长

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石。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业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过去，一些金融机构过于强调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攀比存贷款规模和盈利增速的倾向较为明显。有的金融机构通过迅速做大理财、同业等影子银行业务，拓宽收入来源，通过不规范收费和不合理定价扩大收入来源，导致信贷资金内部“空转”。其宏观结果，则一方面使总体流动性（M2/GDP）过剩，另一方面则出现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造成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一定程度的脱节，产生“货币逋尽毕窒蟆1韭止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是大势所趋。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发展受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制约，也会进入增长平缓期。金融业应主动适应经济增速换挡要求，调整对业务发展速度的心理预期，正确认识金融业整体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围绕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战略部署，主动在经营策略、绩效考核、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调整，把优化业务结构、提高发展质量、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金融总量与经济总量相协调、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协调、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达到经济金融协同发展、共生共荣的和谐格局。

（二）加快金融业改革与创新步伐，以推进经济转型为主线，实现金融业自身的转型

一是优化贷款投向产业结构。降低对产能过剩、“两高一低”产业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将有限的资金资源支持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做好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新兴行业的金融服务。二是积极调整客户结构。针对实体经济中难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信贷资源对中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的倾斜。同时，改进贷款流程和授信条件，使金融服务更加有效。三是拓宽消费金融供给渠道，支持消费转型与升级。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在满足居民购房消费、耐用品消费、汽车、教育、旅游、医疗保险等领域合理需求的同时，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市场参与者教育等方式，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观念，实现消费升级，从需求端促进消费金融发展的广阔空间。四是积极转变金融机构盈利模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创新和差异化经营，主动寻找和开辟业务蓝海，大力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突破传统业务饱和对金融机构发展的根本制约。

（三）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经济下行带来的金融风险

金融业有着较强的顺周期特征，随着长期内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一些金融领域的风险也逐步显露，相关的风险防范和监管问题也日益凸显。一是民间融资风险与监管。近年来受经济下行、流动性趋近影响，我国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地区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由民间融资引发的风险事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冲击。应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融资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平台功能，拓展民间资本投资实业和金融领域的渠道，疏堵结合，促进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发展。二是正规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问题需高度关注。对正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变化保持足够敏感，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明显上升的地区，应深入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加强分析和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走势，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更多防范化解风险、保持健康运行的可行方案。三是金融业综合化经营与监管问题。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推陈出新，跨行业、跨市场的新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跨界发展，使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更加复杂。在当前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跨市场风险，应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四）经济金融环境的新常态，也要求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进行改革与调整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在此背景下：一是未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没有改变，继续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同时，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等工具，完善中央银行抵押品管理框架，调节好流动性总闸门，保持货币市场稳定和市场利率尽量处于偏低水平，既有利于稳增长，又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服务。二是继续实施定向调控，优化基础货币投向结构，定向支持棚改、“三农”、小微等薄弱环节，促进信贷结构优化。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将直接融资和证券化“节省”的信贷资源优先用于支持小微等薄弱环节。三是进一步拓展和优化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外汇占款维持中低位可能趋向常态化，外汇占款在货币投放领域的作用逐步减弱，当前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需要在再贷款、SLO、SLF、MLF和PSL的基础上，创新更多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完善基础货币供应机制。四是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打造“利率走廊”，实现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探索前瞻性指引的有效路径，形成合理稳定的货币政策市场预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参考文献

[1]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新华网，2014-11-9。

[2]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13-9-12。

[3]评论员.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上）[N].人民日报，2014-8-5。

[4]评论员.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中）[N].人民日报，2014-8-6。

[5]评论员.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下）[N].人民日报，2014-8-7。

[6]厉以宁.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J].中国金融，2014，（24）：19-22。

[7]易纲.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N].人民日报，2014-11-3。

[8]马骏.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模式[J].中国金融，2014，（11）：45-46。

[9]张云.主动适应和服务经济新常态[J].中国金融，2014，（21）：19-21。

[10]利明献.银行转型应适应经济转型[J].中国金融，2014，（21）：28-30。

TheNewNormal，NewEconomyandNewFinance

――TheFutureChallengesFacedbyChina’sFinancialSectorandRespondingStrategies

WANGGang

（Xi’anBranchPBC，Xi’anShaanxi710075）

金融经济范文篇8

然而，在过去近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金融业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县域金融改革始终沿袭着外生供给型的发展路径，这与相对更加活跃的县域经济发展很不匹配。

2013年1月6日，总理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深化“三农”金融改革，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并要求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立足基层，主要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这些政策思路，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尤其是县域金融提供了更大可能。

县域金融演进歧路

金融制度演进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发展的连续过程。中国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制度共同演进的结果。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民间金融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主导下，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选择。1952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和私营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方针，对私营钱庄实施公私合营，或者自行淘汰；对合营或联营的大银行整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改造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下的公私合营银行，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基于稳定社会、打击投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消灭所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借贷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此前的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性质被终止、没收与兼并，摧毁和剥夺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

其后建立的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事实上剥夺了“三农”金融发展权。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这一制度基本上否定了现代金融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金融机构只是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个核算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成为必然。

1959年以后，公私合营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他国有银行先后并入当地人民银行，形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银行，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被集体化、准国有化后，已经不是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组织机构，以利息、租金为基础的民间金融交易被全面禁止，“三农”金融发展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剥夺。

多年坚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剥夺了“三农”金融的内生需求权。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主要途径。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只有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才能保证经济剩余流向重工业部门，摆脱资源短缺的约束。

为了实现农村金融剩余的集中，并将农村金融资源转化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政府把农村信用社纳入到公有制经济体系。

农村信用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参与的基层金融组织，承担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政治任务，成为政府获取农村金融剩余的工具。国家通过对农产品剩余和农村金融剩余的强制性索取，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商业性生产、交换、消费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金融内生性需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

小农经济长期以来难以形成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中国传统上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小农经济长期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所要求的货币化、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只有少量以货币为中心的商业换。广大农民生活在这种以小农经济为纽带社会里，导致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缺乏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货币化支付只是起着非常小的作用。

1979年，中国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主要以余粮的实物形式上缴给国家，通过劳役地租形式相互交换和调节劳动力的使用，这种非货币化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普遍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和落后地区，直到本世纪初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工作和生活没有普遍货币化，这意味着生产者普遍缺乏市场，对于货币收入只是例外而非常规的社会，很难产生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排，却严重地束缚了“三农”金融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高度集中公有制背景下进行的、模糊所有权的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所有权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户只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土地资源分配制度，是依靠政府指令使农户与集体共同达成协议，而不是在自由契约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机制。

这种制度对土地资源交换与流转形成制度性约束，农村土地自然失去了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式创造利润的机会，农民也不能享受土地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级差地租。结果农村土地生产成本很高，而使用效率很低，农村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受到进一步限制，难以形成满足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外生供给型制度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姓“国”姓“民”的体制障碍，束缚了县域民间金融发展。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具备农业现代化生产条件，传统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三农”经济的市场化、货币化水平较低，需要小额、分散、灵活的金融服务。民间金融是一种基于借款人私人信息的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融资，较好满足了农村地区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民间金融蓬勃发展出现了部分金融风险。面对民间金融的大好局面，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间金融活动。

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对基层金融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形成的认识，难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因此严格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2006年以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允许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但相关政策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

金融分业的垂直体制，导致金融脱离县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分支式组织结构在全国各县市形成基层金融服务体系，较快解决了县域金融服务主体缺乏问题。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主要追求目标，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县域信用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贴近项目信用资金普遍缺乏。相应地，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普遍出现上移、上沉状况，主要集中省市一级。

30年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垂直管理体系，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必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济发展，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农村信用社准国有化制度安排，导致金融脱农进城趋势。

1979年，中央政府决定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地位，但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组成的合作金融机构，而是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的准国有银行，已经失去了基层农户合作的性质。农村信用社作为中央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外来型金融组织，并不是诞生于“三农”内生性需求的金融服务主体，这实际上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合作服务领域，压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2003年，国务院进行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为核心的信用社改革，人民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移交给省政府。省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出资人，成立省联社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管理。

省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县联社的联合体，其产权属于省级政府，通过统一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对县联社实施管理和控制。县联社彻底失去了名义上合作性质独立法人地位，间接成为省联社下属准分支机构，成为“三农”资金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集中的抽水机。

外生型“三农”金融服务难以平衡商业性与政策性。中国“三农”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跳出外来机构范式这一模式，即重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存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三农”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

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经济的商业性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三农”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

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县域正规金融机构都是从外部降临的金融组织，与县域经济并没有多大联系，造成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错位、错配，难以支撑县域经济发展，很难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寻求到平衡点，国家出台的“三农”金融政策难以贯彻落实，形同虚设。

风险控制优先的金融监管，压制了县域经济内生性金融需求。

改革开放后，民间金融先后恢复出现，中央也出台了支持其发展的政策性文件。1996年底，全国已有2.1万个乡级和2.4万个村级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规模大约为1500亿元。由于农村合作基金开始向非会员以外区域扩张，资金出现非农化现象。

从1998年起，国务院和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取缔了一系列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逐渐地下化。

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禁止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这实际上主要是由中国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所造成，县级及其以下行政区成为金融监管弱化、监管空白区域。

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面对数量众多、监管成本较大的基层民间金融机构，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受到农村金融监管信息、监管成本等方面制约，对民间金融发展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的原则，通过强制性行政干预禁止、取缔各种民间金融活动，导致各种民间金融只能转入地下，走向灰色发展，间接成为影子银行、地下银行。

走向内生需求型的金融制度

中国县域经济将继续承担重要的发展使命，为此需要推动中国金融制度的变化，从“外生供给型”向“内生需求型”转变，具体建议是：

第一，建立县级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赋予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创办权、监管权，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

第二，为农村小微金融机构设置差异化、风险容忍度差异化、金融考核差异化、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差异化、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贴息等方面提供法律层面支持。

第三，加快对现有外生供给型县域金融机构的改革创新，引导县域正规大型金融机构对县域重大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进行投资；利用支农惠农的政策推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与加工；推动省联社改革，改变省联社脱农进城的现状。

第四，加大对县域新型金融组织体系培育，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具有合作性质的农业产业基金、农业创司、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第五，成立县级政策性土地银行，促进土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创新政府补偿方式；成立农业信贷机构，对“三农”提供抵押贷款、灾害补贴、差价补贴以及仓储等其他涉农贷款；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或者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为农林牧渔涉农生产提供担保。

第六，加快推进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县域分支机构和乡镇金融网点，推广信用村、信用乡镇范围，建设农村现代支付系统，加大对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登记、评估工作，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中介服务机构。

金融经济范文篇9

新时期以来，金融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实体经济，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存，具体分析如下：

1.积极作用

由于金融经济发展迅速，因此在国民经济领域的位置愈加突出，这也是更多的社会资源向金融经济范围倾斜，在整体经济发展中，金融经济的资源配置、资金盘活作用更加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消极作用

如果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发展失衡严重，就是使金融经济失去约束力，甚至出现金融经济妨害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同时也会对经济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从本质而言，金融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两者之间关系分离的化，实体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两者之间制衡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必要，必须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分离进行防范管理。

二、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变化成因分析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分离，是由于金融经济的快发膨胀造成的，如果这一趋势不加以遏制，必然会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伤害。造成两者之间关系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资产占比扩大

随着金融资产占比的不断增加，其市场风险也在持续扩大。如果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滞后于金融经济，则会造成经济环境失衡。无论从国民经济基础法系还是发展历史分析，实体经济都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支撑，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实体经济后，才能为金融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由此可见，金融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背景，只有实体经济繁荣，才能带来金融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实体经济进行交易必须有外汇支持，而这正是金融经济的影响范围。金融经济能够在国际交易中发挥中介作用。而金融经济的参与和渗透，必然会带来多种金融风险。在这一因素作用下，金融交易的频度和额度也会超越实体经济，从而造成金融资产占比明显提升。这一现象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环境带来了新挑战，由于金融经济高度集中，会造成社会经济的损失。

2.制度以及技术因素的影响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技术因素的影响。从制度层面而言，由于金融经济的膨胀，使金融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投机主义、非理易、盲目交易等行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金融经济约束力下降造成的，制度的缺失使金融经济的发展缺少必要的制约。从技术层面而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金融经济的种类更加丰富，金融交易数量的增加，造成金融资产所占比率不断上升。

3.金融管制缺失造成金融经济自由膨胀加速

金融经济范文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危机内在诱因启示

金融市场的内在经济特征

汇率的内在波动性：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当需求和供给相等时，汇率达到均衡。有所不同的是，汇率是一种相对价格，两种货币的相对供给等于相对需求时决定了汇率水平。但有些因素会引起两种货币供求不平衡：货币政策变化是潜在不对称的根源，其它非对称变化，例如财政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对世界货币的需求的变化，也能影响汇率，甚至是事件本身是对称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反映不同，汇率也会发生改变。

一国的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必须不断地干预市场，如果干预政策有效，为了抵消起初的非对称变化导致的汇率改变，相对货币供给必须相应发生变化。

但是基于一些原因，外汇交易干预很容易变得不可能：一是外汇储备不是无限的，这适用于本国货币遭受攻击的情况，如果要使本国货币停止贬值，当局必须卖出外汇买入本国货币，但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外汇储备面对全球市场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连续不断地买入而不断地卖出，每天在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上易手的货币数量超过所有IMF成员国的外汇储备之和。

另一个原因与丁伯根定理有关，该定理表明，为了达到政策目标，独立政策工具的数量不能少于独立政策目标的数量。在目前环境下，工具是货币政策，目标是汇率稳定和国内经济稳定，一般来讲，一种政策工具不能达到两个目标。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干预市场，然而却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究竟是优先考虑汇率稳定还是国内经济？一个国家一般准备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或资本自由流动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尽管如此，外汇储备的匮乏会使该项目标成为不可能，汇率不能简单地一直保持固定不变。

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汇率是金融市场中的价格，它们的特点与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息息相关，金融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劳务市场。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很低，交易迅速，短期内大量资金能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市场预期、传言和当局的可信度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和上面第一点原因，金融市场的价格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盛行，债务人比债权人具有更多的偿还债务方面的信息，这不仅容易导致逆向选择，不良项目得到融资，而且“无知”市场参与者受到意外事件冲击时容易诱发金融恐慌。进一步地讲，由于金融交易的隐蔽性和低交易成本性，市场交易者和监管部门也具有不对称信息。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显著强于其他部门的道德风险。没有其他机构能取代金融中介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金融危机的诱因

在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中，前三个特征随金融全球化而得到强化，他们构成了触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有些经济萧条或政策失误就会触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跨国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金融市场的特征足以诱发国内金融危机。

如果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危机就会更加严重。国际借贷增大了资本流动的数量；如果发生金融恐慌，国外资金比国内资金更可能被抽逃；当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动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恶化，两个国际经济机构比两个国内经济机构更可能具有不同背景，当局获得国外企业信息更加困难，尤其是建立在“避税天堂”中的企业；如果一国货币是可兑换的，货币当局就不易控制货币事件，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

汇率易变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经济逻辑演绎的结果，具有普适性，每一个参与国际经济流动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并不是新兴金融市场的个别现象，金融市场的特征决定了金融危机容易转化为经济危机。这是因为，金融中介维持着经济系统的血液循环，一旦货币或金融中介活动陷入无序状态，整个经济就会迅速而又严重地受到冲击。

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启示

当前，在入世的推动下，我国正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国内金融领域向国外开放已经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前面所论述的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在我国也开始发挥作用。根据前面的论述，由于无法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政策并不能很好地改变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我们只能采取措施降低危机发生的程度和频率。

保持竞争和保护之间的均衡

如果一国想分享全球储蓄有效分配的利益，资本管制无论如何也无法永远存在下去，一旦一国解除资本管制，诱发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就会凸现出来，政策能改变的两个基本因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完银行造成的损失后，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应再替市场中的商业银行承担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参与者确信没有最后求助贷款，道德风险就会减少。

逐步对国外竞争者开放我国金融部门。换言之，资本流动管制不同于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对减少金融危机的频率与规模具有深刻含义。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金融部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一国金融中介标准的唯一化，如果一味排斥国外竞争者，金融中介标准就会促进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风险，一个方法是开放本国金融部门参与国际竞争，这种措施具有下列好处：国外金融机构一般要求更多透明度，规定与标准将愈加全面；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我国的金融机构不仅在产品数量而且在风险管理中也必须是有效和有效率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过程中，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学习到外国同行的先进做法，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如同我国家电行业的发展那样；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策当局将逐渐放弃对本国企业的特殊照顾，政策当局的活动将更加透明，这将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也将会看到要求建立健全维持稳定的竞争性环境的法律框架的迫切需要。

但是，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过度竞争会导致金融部门的不稳定，这与竞争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以稳定市场的目的抵触。显然，我国国内金融部门引入竞争要比在其他部门引入竞争需要更加慎重。

货币当局需要权衡，金融部门的过度竞争会阻碍经济稳定和发展，这就是一个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需要管制和固定的汇率的缘由。然而，金融部门的过度保护会诱发道德风险，降低金融中介标准的透明度。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则

与世界公认的监管规则相协调一致，如果各国的金融中介标准一致，金融业务就会便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汇率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发生变化，根据定义，趋于一致意味着更弱的信息不对称，从这种意义上讲，不考虑究竟会趋于怎样的共同规则，共同规则本身已经令人非常满意。如果共同规则能确保透明度和信息揭露度，它将更加有利。金融交易标准应该保证合同和原则向每个人公开，这种标准就是理想的“全球标准”。

参考文献：

金融经济范文篇11

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深层原因

记者：次级贷款、债务担保证券、信用违约掉期和金融衍生这一大堆金融概念，在近期关于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新闻传播中反复出现，一般读者也很难理解，您能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次金融风暴成因的认识?

杨万东：香港电影《无间道》中有句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简单的说，这次金融风暴就是美国对其在近10年全球化经济环境中不当经济行为的一次集中偿还。在近10年的全球化环境经济发展中，美国和中国被认为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其中美国的“贡献”在于金融创新和需求拉动，中国的贡献在于世界工厂和廉价产品的提供。

美国经济被称为“资产依赖型经济体”，美国人的资产构成是以股票和房地产增值为基础的，尽管个人收入增长一般，但美国的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这些年却大幅度增长。美国私人消费在2007年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75％，美国市场整体消费是中国市场的4倍，而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也就是说一个美国人的平均消费是中国人的16倍。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达到可支配家庭收入的133％，简单地说就是他们花的钱要比他们挣的还多。

记者：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杨万东：美国经常性项目逆差吸收了约75％的世界剩余储蓄，2006年数额就达到8110亿美元，2007年更高。说白了就是，美国依靠他们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的地位，特别是美元作为国际通用支付货币和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通过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金融工具和会计准则的设计，描述了一种资金只有在美国才能更快升值的神话故事，吸引全世界的资金都来玩金融游戏，金融游戏的过程表现就是美国房地产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持续走高，持续走高的价格又吸引来更多的资金投入游戏。

货币本质上是一种通用等价交换物，金融本质上是经济资源调控手段。金融活动所创造的价值本质上在于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和效益提升的分成，不与实体经济活动交互的金融活动，本身并不创造真正的财富。而华尔街这些年，实质上就是以“假设”和“如果”为前提，设计了一大堆“金融创新产品”，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传播手段，将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卖给了全世界，制造出大量的金融泡沫，然后用以支撑高于“世界工厂”人均16倍的消费。传统的金融中，你花的是你已经拥有的钱；现代的金融中，如果你现在能挣钱，你就可以现在花将来“能”挣的钱；在华尔街的金融中，美国人还可以花“假设”将来可能有的钱。

记者：这个“假设”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会一直持续走高吗?

杨万东：是的，这个“假设”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会一直会波动性地持续走高。因为是假设，所以就可以无限放大，其中一种叫“信用违约掉期(CDS)”的“假设”，从2000年的8000亿美元膨胀到了2008年的60多万亿美元，比整个美国股市总市值的2倍还多。其他类似衍生金融产品的数量，到现在还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

当这个“假设”被现实证明只是“假设”的时候，相信这个“假设”并购买了这个“假设”的资金，就成为了牺牲品，而整个华尔街也就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这次金融风暴的影响范围、深度和强度，都类似于1929～1933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从实质上来说是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一次挫败，表明单纯依靠市场自我医治机制，实际上是一次成本高昂的社会性试错，必须有一种理性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创新进行监督和完善，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知识界和媒体界，但其执行必须通过能及时反应的政府组织。

世界经济的走向会发生什么变化?

记者：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将会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呢?杨万东；一觉醒来，发现脚下站立的不再是大地而是浮冰。做什么事都需要一个稳定衡量的尺度，美元至今仍被大多数人当作经济活动的稳定衡量尺度，今天石油价格变了，明天粮食价格变了。金融风暴后大家才明白，变的不是石油，也不是粮食，变的是美元。货币本质是一种等价交换物，当这种“物”变来变去的时候，特别是当有人可以任意让它变来变去，通过变让你的钱不断变少的时候，你还会用“它”当等价交换物吗?

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金融创新，在布雷登森林体系解体之后，重新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主要交换货币以及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次金融风暴使得金融资产证券化，特别是衍生化广受置疑，美元和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

全球化经济活动中，如何确定稳定的交换衡量尺度，以及这种尺度如何规范使用又一次成为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种能够稳定衡量的交换尺度确定之前，全球范围内经济交换活动都将受到影响，各国经济发展都将受到拖累，世界经济增速将放缓。

记者：具体到国家地区会是怎样的呢?

杨万东：这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分工有关，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自然灾害过后一样，经过华尔街金融风暴的荡涤，国际经济次序中那些人为的、浮华的、虚拟的价值都将被荡涤，而那些关乎人类基本生存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矿藏、粮食等农产品价值将真实显现，具体表现就是其价格上升，拉美、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资源富集国家会受益，但日本、欧盟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等，因其以制造业为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品贸易中其利益将会受损。

中国经济走向何处?

记者：中国经济的走向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杨万东：中国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这场波及全球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受影响和伤害相对来说是可能是较小的，这得益于前两年我们已经完成的金融体制改革和我国金融界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教训的借鉴，我国的银行和金融监管体制对金融风险的警惕性要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得多。但受伤害较小不等于说中国金融和经济体系不需要变化，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可以主动选择变化。

记者：您是说中国金融体制的变化吗?

杨万东：是，但不仅仅是金融体制。华尔街金融风暴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势必面临一场大的调整，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国际主要交换货币的形成机制和管理规范调整，像美元这样不受限制的国际主要交换货币机制必须也必然得到改造，相对应的是我们国内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导向都需要做出调整。

我们以往都认为美国的金融体制是最有活力最有创新性的，我国的金融体

制改革基本上也是以美国金融体制为蓝本来设计的。这次以“次贷危机”为先导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提醒我们，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创新”必须考虑中国国情，金融企业必须设立“防火墙”，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充分认识金融体系所具有的脆弱性和风险危害性，努力控制风险，应该构建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目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

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导向也必须进行调整。我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学习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采用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依靠极低劳动力成本和以环境、资源的牺牲为代价，依靠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随着全球金融环境的改变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我们已不能，也不应该继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导向了。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美国人“资产”的大幅度缩水，其购买力和市场需求将大幅度萎缩，欧盟和日本执行的是内部相对平衡的经济战略，它们不可能接受中国“强大”的产品生产能力对它们市场体系的冲击。而我们改革开放30年，随着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人民也应该享受一些经济发展的“红利”了，低劳动力成本也已经成为难以忍受的事情。同时，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下，你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轻而易举地就会化为乌有。我们前10年拥有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时候，石油是不到30美元一桶，我们可以买70亿桶石油，我们干了30年拥有接近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时候，石油变成了大约130美元一桶，我们只可以买大约140亿桶。

美元大幅度贬值，并将持续贬值的趋势使得中国用于购买美元资产的巨额外汇储备处于不断缩水的状态，相当于我们后15年的累积价值以实物计算还不如前15年累积的价值，我们辛辛苦苦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转眼之间成为了国外金融资本的红利。所以我们必须，也只能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导向，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导向，为满足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生产。其中的关键是启动和激发国民的资产和创业需求，彻底理顺市场经济所需资源的法律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落实物权法和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关键的问题。

记者：具体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有哪些变化呢?

杨万东：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价，另一个方面是理财。美元贬值、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外热钱的“避风”涌入，加大了国内的流动性，将拉动了国内的物价上涨，加上国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的价格管制，成品油、电力、生活用水及其他管制品会保持持续的上涨压力，可能会使通胀长期化。在理财方面，购买了外汇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应该尽早考虑避免风险的方法。

记者：中国经济前景会一片黯淡吗?

杨万东：不会，如果处理得当，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反而会成为中国经济又一次腾飞的机遇。

对内，我国改革30年，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只限定在土地承包责任制范围内，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圈的基本上是沿海和城市经济，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如果我们这次能主动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及时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导向，配合理顺市场经济所需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法律关系，将极大地激发国民的资产和创业需求，将城乡及沿海内地经济发展联结起来，创造出很大的内需空间，使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大幅度增长。

金融经济范文篇12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9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97)及Wallick(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03年间(860年～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00)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