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1

1．主观上的问题

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性，可能会面对烈日炎炎、满身泥水，因此会有同学对这一行业忘而却步，特别是现在的一些独身子女，吃苦精神不够，专业思想不牢，甚至对农业有排斥的心态。这种专业思想不牢固会造成学生对毕业实习与论文写作不够重视，参与积极性不高，不能以严谨的态度与科学的作风来对待。另外，有的同学可能认为毕业实习就是干活，甚至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很好，写作没有问题，不需要锻炼，这些都是误区。毕业实习的科研工作肯定会有一定的工作量，农学类专业还会需要田间操作，可能会有比较苦、比较累，但要认清正是在这些实践工作中得到锻炼与提高，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的写作与平时的散文等写作存在较大区别，更需要逻辑思维和科学严谨的试验依据，是需要一个系统的锻炼过程的。对于这些要有清楚的认知，才能得到很好的实习锻炼效果。

2．客观上的问题

(1)考研热给毕业实习带来了一定的难题由于就业观念趋向的变化和大学生扩招带来就业压力增大的影响，报考研究生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些同学在大三到大四这段时间里一心投入在考研的学习冲刺上，争分夺秒，忽视了毕业实习工作。导致毕业实习投入的精力不够，花的时间较少，严重影响了毕业实习质量和毕业论文的质量。(2)就业压力带来的影响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多数集中在最后一学期，这半年里是毕业实习的关键时期，也是毕业生择业就业的关键时期。现在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农科类大学生就业压力尤其突出，而且现在的就业是双向选择，都需要一个考察选择的过程。所以很多同学在四年级就开始到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实习，严格按照单位的作息制度上下班，而且为了更好的展现自己，一般不会请假。这就使同学没有时间参加毕业论文的试验研究工作。(3)毕业论文内容、效果上存在一定偏差现在的本科生毕业论文都是以做老师的科研课题为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很多同学的论的太尖、太深、面太窄，这对于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工作有较好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本科生同学毕业后是面向基层，或是到企业上班，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这些太尖、太深、面太窄的研究内容毕业后用的较少，甚至根本用不上。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一般作物是一年一个周期，现在的多数同学毕业实习和论文试验工作只能是作物生长的某个阶段，不能跨整个生长季节，这使实习效果受到一定影响。对于本科生的毕业实习最好是能经历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实践。

二、提升农学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1．巩固专业思想，提高对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与参与积极性

专业思想的培养与巩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育:一是学科的发展前景与重要性;二是干一行爱一行的思想与意志;三是人生职业规划的引导;四是教师和班主任队伍与学生的沟通与谈心。学校要求班主任老师与学生谈心时，把“学农爱农、立志务农”的专业思想教育作为谈心的重要主题。通过专业思想教育，大大增强学生学农爱农务农的信心与决心。

2．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考研同学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写作问题

总体原则是采取把毕业论文课题内容与考研方向结合起来的方式，如果导师的研究内容与学生考研方向差异较大，可以考虑转导师，转到研究内容与考研内容相近的导师。尽量探索一条两全齐美的办法。另外，毕业实习对考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参加与考研学科相近内容的毕业实习，可以增加对研领域的深入了解，增强本领域知识的系统性，对考研题目的答题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考研试题一般为综合性较强的题目，需要应试同学对学科知识掌握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3．研究如何对待提前到就业单位上班的问题

针对当前就业压力大的形势，对于毕业生提前到就业单位边实习边进行双方选择的问题不能一律禁止，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是要从方法上着手，尝试在就业单位设立导师，探索一条学校导师与就业单位导师联合共同指导模式，即要求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安排一位指导教师，与校方的指导老师共同拟定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毕业论文题目，由双方导师共同指导实施。特别是加强就业单位导师与学校导师的对接模式，论文选题的思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与创新，共同联手来提高农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实习效果与毕业论文质量。

4．鼓励和加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应用性内容研究

选题内容向应用理论或应用技术研究转型，探索拓宽知识面、增加系统性的选题思路，避免太深、面太窄、实践应用性不强的的选题内容，提高学生毕业后应对实际工作的能力。在这方面，本研究团队在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也做了新的尝试，以应用研究为主，注重设计系统性强、内容涉及面较宽的题目。通过尝试，感觉学生在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已把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把这些想法与创新的方法进行总结集成，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并在本科生实习中进行新一轮的实践。另外，考虑到作物生长的周期性问题，已尝试从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期间开始安排学生利用暑假期间提前进行毕业论文的内容实施，在第七学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和周末参与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这样同学在毕业实习中可经历作物的全生长周期，使实习内容做到系统化。

5．加强毕业生实习过程的监控与管理，建立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的评价体系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政治；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国内政治经济理论

[作者简介]周智（1966―），男，河南信阳人，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硕士。（河南信阳464000）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经有所成就，并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为了深化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改进农村政治的现有研究方法，学者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农村政治研究中科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因此，评介西方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西方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几大学派，包括政治发展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研究学派等。本文主要评介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革命的根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是在分析农民革命如何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运用结构分析法，认为农民革命产生于世界经济结构，这种世界经济结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则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心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增长是对边缘国家、特别是落后经济国家剥夺的结果；这些落后经济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原材料和农产品；通过贸易倾斜机制，物化劳动力机制或者跨国公司的机构，资源从边缘流向中心；边缘的落后就成了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欠发达地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处于被剥夺的国际地位；欠发达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使它们产生了革命潜力。[1]

这种分析源于二十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关于东欧革命可能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其中对一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主要是想了解工人阶级与国内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时的行为倾向。两种争论都想弄清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发展的主要利益冲突存在于国际而非国内，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了“成熟”经济的相对繁荣，而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2]这实际上就是后来被称为殖民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些早期争论因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兹甚至后来的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和安德勒・冈德・弗兰克的研究而重放光芒。通过各种形式，他们成为发展研究的现代化学派的替代者，并对现代化学派形成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够说明为什么政治暴力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前工业社会中。

但这种理论也有一些重要的不足之处。主要的弱点是把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所有主要部分都装进宽泛而不加区别的范畴中：代表剥削性世界经济的部分和被剥削因而欠发达的部分。这种宽泛的两分法与现代化理论家的“传统―现代”两分法相比，没有更多现实意义。只不过是前者认为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进化，是和平过渡；而后者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不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因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状态，对立的结果就是革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没有强调欠发达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因此也不能洞悉欠发达的国内原因。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理论的产生在于策略的争论；在于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生阶级联盟，建立帝国主义霸权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动员的策略要求，这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假设之上。[3]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不足是，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部门区别开来，不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就不能找到从农业文明过渡出来的动力。这种不足限制着理论家们，使他们不能彻底认识农村发生抗议的原因。特别是不能认识到国内制造业和工业――这些部门的崛起是发展过程的标志――正努力从农村汲取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农村本身的部门利益内部冲突就爆发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忽视了这些内部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农民的许多不满，而正是这种不满促使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做出政治反应，使农民具有政治性。

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村发展的类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沿袭了现代化学派的发展定义，即发展是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社会转型的一种运动。但与现代化学派相比，它找到了发展中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根源。认为许多斗争都是产生于发展过程本身，特别是产生于资源从农村输送到城市的再分配过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批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在于国际经济；而在于农业经济有自身转型的潜力。农村政治要研究的不是国内和国际经济之间的市场关系，而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农村内部的阶级关系。

国内政治经济理论有两个学派。一是结构转型理论，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为基础；一是原始积累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这两种理论不仅早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传统，而且早于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当六十年代末的知识爆炸和政治爆炸把发展研究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帝国主义理论时，这两个学派就对发展过程中的农业地位给予了分析，并力求从国内经济发展中找到政治发展的动力。

两个学派都赞成发展的基本概念，即发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概念上产生了一致认识。他们认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生产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的缩小。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中，西方著名学者西蒙・库兹耐、沃特・罗斯托、W・亚瑟・刘易斯和豪利斯・切奈利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来源的结构转型规律是最有意义的。这种规律标志着国民经济和人均国民收入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增长。[4]这些学者通过研究农业向日益发展的非农业经济部门释放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方式，研究发展的国内动力。

结构转型理论的农村政治学有三个研究主题。首先是关于城乡贸易竞争的研究。这种竞争决定了农业资源在促进非农业增长时所得到的回报。因此，农村政治研究注重不同的城乡竞争，比如苏联的“剪刀差”、美国的麦金利关税和“平价制度(Parity)”，以及英国的谷物法等。[5]其次是关于农村萎缩的政治研究。以前曾是经济核心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却被替代和边际化了，农村政治就是研究农业如何被替代和边际化的。农村萎缩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保守且固执的农村部门的征服过程，如苏联的集体化道路。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逐渐萎缩的农村部门中的精英的吸收或补偿过程，如在日本，土地权利换来的是安全和财政上的保证；在普鲁士，黑麦关税换成了钢铁关税。一种是把封建政治经济中的精英地位直接换成工业化国家官僚制中的精英地位――这是一种趋势，也是国家导向型的工业化军国主义模式崛起的结果。[6]再次是有关农村内部自身冲突的研究，其中效率较高的农场主代替了效率较低的农民，而后者则离开了日益萎缩的农村部门，加入城市移民或工业无产阶级行列。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却不同于结构转型理论。结构转型理论强调，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和双赢效果。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认为，发展过程中有赢家和输家，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建立在强力剥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英国工业化分析中简明扼要概述的原始积累理论，把农业看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农场使大批的农业人口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家是通过工资劳动才保证了剩余价值的获取，并获得积累力量，从而产生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重大复兴。这种复兴建立起几个农村政治的研究主题。一是贫困化理论：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农民的暴力驱逐以及他们自愿进入正在萌芽的工业中心的基础上。这一主题贯穿于英国工业化历史的始终。六十年代E．P・汤普森的著名研究重提这一主题。虽然这一理论受到R．M・哈特维尔、J．D・钱伯斯和剑桥地理历史学派强大且有说服力的挑战，但它仍然保持着发展研究的正统地位。二是强行剥夺理论：工业化并不是要求农业资源必须流向工业部门而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也得到较高回报），而直接是对农业的强行剥夺。强迫而非交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种观点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许多实践家赞成把“挤兑”农业作为迅速增长的保证。发展资源应该并能够从农村地区通过强力获得的假设，虽然受到英国工业史经验分析的强大挑战，但它依然是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假设。三是农村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起源在于为控制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在库拉克（Kulak）“村社食堂”(mir－eating)或其假设的反面、坦桑尼亚的富裕农民、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和美国合作农业的胜利、或者第三世界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基地的出现中都可以看到，是农业商业化（农工综合体）使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农村阶层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对农业生产群众的剥夺。[7]

讨论经济发展中农业地位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原始积累理论，均是“宏观”研究，因为它们分析的都是整体经济的转型。对这两种理论来说，发展的源泉在于农村。其中对结构转型学派而言，正是农业供应功能的进步性前移启动了“MillsMarshalltreadmill（蛋形积累）”运动，并导致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的不断流动。对于原始积累学派而言，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主义农业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农业资本家努力扩大并适应市场。但针对现代化学派，两种政治经济理论都持相反观点，即认为发展的源泉不在于现代部门对落后农业部门的成功干预，而是农业部门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对农村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这种类型研究为农村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总之，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还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派，都是西方学者对农村政治研究进行的有益探讨。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研究结论彼此相异，研究方式各有利弊。而正是研究的多角度、多层次、丰富性为农村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3

【关键词】以色列;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农业投融资体制

以色列农业自然资源贫乏,而农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除了其具有由农业科研管理与研究机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农民培训与教育体系等构成的较完整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还在于其有较完备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这一机制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其科技投入与管理保障机制;二是其科技政策与法律保障机制。

1科技投入与管理保障机制

以色列农业自然资源的贫乏,使以色列农业发展选择了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的道路。政府每年的农业科研专项经费有上亿美元,占农业产值的3%。在国家农业部的农业科研经费中,有50%是定向拨给国家农业研究组织,剩余50%和政府其他农业科研基金按分类管理,统称为“竞争性基金”。第一类是首席科学家基金,资金总额约1000万美元,资助对象为研究所和大学单个项目的自由申请。第二类是农场主以交纳销售税的方式提供的研究经费,总额约为800万美元。主要用于资助经济效益比较明显、针对性较强的技术开发项目。第三类是国际基金,包括美以合作的“巴德计划”和欧盟资助的研究基金。第四类是科技部与教育部的有关农业科研基金资助。以上3类研究经费主要是用于应用性研究项目。第五类主要用于基础性研究,每年约3000万美元以上。此外,以色列企业也提供农业研究经费,主要用于引导和补贴应用性研究,如化肥、化工以及农业机械产品等。在以色列农业科研经费的投资构成中,约有10%用于基础研究,70%～75%用于应用研究,15%～20%用于农业科研成果的开发和推广。这些经费中,农业部的投入约占60%,主要用于应用性研究;科技部与教育部约占20%,主要用于基础性研究;企业约占10%,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以色列的农业科研资金管理正逐步向基金化管理方向发展,实行优胜劣汰,鼓励竞争,并推行严格的项目追踪式过程管理监督、评估机制,大大提高了科研投资效益。[2]

2科技政策与法律保障机制

以色列政府努力为农业高科技发展创造条件,大力支持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给投资者和企业家制定多种优惠政策,包括优厚的投资津贴、政府贷款保证、免除税额和高风险企业创业基金等各项优惠政策,如1984年以色列就通过了一项“鼓励投资法案”,设立农业开发风险基金,主要是为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便利。以色列还专门制定了《鼓励研究与开发法律》等法规,促进农业科技的创新。

在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方面,以色列实行了对重点技术重点扶持的政策。首先,他们加大了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投资。农业部、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研究开发基金会以及科技部、教育部等均设立生物技术研究基金。同时,以色列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设立和吸引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已吸引了近5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将其中很大一块投向生物技术。其次,以色列也十分注重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在农业灌溉以及设施农业中温室的供水、施肥和气温调控,农产品加工质量控制等均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控制,为此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另外,农业生产部门还非常重视农业信息的收集、传播与反馈,通过互联网及建立的农业远程技术服务网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相关信息,为农业科研提供详实的基础资料,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目前以色列农业现代化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许多农业生产过程实现了全自动化程序管理,农业高新技术的应用普及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色列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给我国以诸多启示。

一要进一步创新农业科技投融资体制。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与扶持。从我国情况看,农业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短时期内涉农企业还不能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政府应成为农业科研经费投入的主体,并通过各种扶持与激励措施,鼓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科研。其次,要促进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的形成。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企业实力较弱,只有政府建立起规范的农业科技投入体制,才会引导非政府投资的介入。此外,在农业科技的推广领域,也要创立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机制。这需要将各种农业技术按“公益性”程度,按科研成果能否物化、以及其在市场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大小进行分类,“公益性”技术的推广由政府农技推广部门承担,“私人性”技术推广可以市场化,通过建立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对推广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以加快农业科技项目的推广。

二要建立稳定支持与适度竞争相结合的农技分类发展激励机制。政府必须对各种农业科技按“公益性”程度分类,确定哪些产品技术创新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承担,哪些技术创新由非政府部门的企业、公司和民间组织来承担并推向市场。鉴于农业技术大多具有易扩散性和公益性等特点,为保护研究人员的利益,鼓励科研人员持续创新,政府对重大公益性农业科研成果应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此外,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为尽管农业技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而且有些成果具有一定的保护难度,但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成果保护制度,鼓励私人和农业企业通过市场需求决定其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2]

三要加快农业科技投入、科技推广方面的立法进程和执法力度。1993年我国颁布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和《科技进步法》,进入新世纪根据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入世后的新情况,国家对上述法律先后进行了修订。比如,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修改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该法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公益性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村群众性科学技术组织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的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服务,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培训。该法还规定,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6类事项的投入,其中就包括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但总体上看《科技进步法》、《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应通过进一步修订对对国家投入比例和资金管理程序进行界定,同时辅之以《国家农业科技进步中长期发展规划》,使之更具体和更具操作性。

参考文献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

一、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2.专业设置、教师配备遵循“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刘瑞龙的农业教育思想中，始终贯彻专业设置必须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对院系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43个单位（包括林学院）调整为30多个院校，将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23种137个专业。”经过调整后的院系和专业，基本上体现了服务当地农村经济，照顾了农业的地区性，专业设置更好的体现了服务地区农业经济的基本思路。

在教师的配备方面，刘瑞龙特别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兼任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高等农业学校和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密切配合，可以适当吸收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兼任教学工作，利用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在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吸收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兼任教师，以此充实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对于当时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开展科学研究和很好地培养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教育模式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模式上，刘瑞龙通过加强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者的紧密结合，以此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刘瑞龙多次强调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要服务农业生产的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认为，“学习了生产技术，反而不从事生产，害怕劳动，只愿搞科学研究、考博士、当专家，不愿到农村参加劳动、指导生产，不去做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者，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假如科学不为我国生产发展贡献力量，试问人民要科学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农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来服务的。在教育方式上，刘瑞龙十分关注以实践为本位的教育方式，他指出：“要使学生不仅有基本科学知识，还要有实践知识；不仅要读好书本，做好室内试验，而且要深入田间，通过生产实习，把课堂讲授、实验研究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使他们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就从目的和方式上确立了“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凸显了农业职业教育以农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服务农村、农业、农民的农业教育模式。

二、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如何使这种互动向互利双赢的方向转换，其中，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所具有的职业教育性与现代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确立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

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我们不难发现，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注重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和区域化，在遵循我国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原则和方向下，应该根据本地区、本校实际，制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思路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单一地就教育而论教育，而是把整个农业教育放在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全局中去把握，在发挥农业教育服务农业生产、优化资源配置和突出区域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当展农业职业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层面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而新型农民培养的重要基地则是各类农业职业院校，要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就必须面向农村，以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为目的，搭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平台，实现学校发展与服务“三农”相结合。

2.从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出发，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来调整专业设置

目前，“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已进入了求规模、数量发展转向求内涵、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高等农业职业院校应该根据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来开发课程，调整专业设置，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方面应该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对此，我们有必要吸取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的有益经验，他认为，“为生产各部门培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但必须注意到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只能在一门专业中当状元，而对其他方面缺乏必要的常识，要想有效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是困难的。”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一方面，可以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出发，设置一些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短线”专业，动态地培养社会紧缺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有些专业设置可以与职业资格证书联系起来，学生学完某门课程体系就可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从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的长远角度来看，还必须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长线”专业，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发展的整体性以及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如开设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农村家政服务以及小型农场管理等相关专业，从而使专业设置符合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

3.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刘瑞龙指出：“农业生产，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工作，是唇齿相依、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是互相推动、互相发展的。”为此，在农业院校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须贯彻教育、生产、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的方针”。由此可见，刘瑞龙早年对农业教育模式实施产学研相结合就有所思考并付诸实践。

今天，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我们更应该要求有条件的农业高职院校实施以学建产、以研兴产、以产促学的产学研模式。首先，建立自己校内的农业生产基地，将现实的农业生产环境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先做后讲或边做边讲的教学方式；其次，要加强校企合作的步伐，注重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加大对科技产品的研发力度，从生产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最后，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为出发点，将现实生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时反映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课程中，使学校对农业生产需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授的农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可以适当聘请富有经验的农业专家进行实践教学，利用现有的农业生产资源，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从而提高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1篇5

关键词：农学专业人才培养就业专业改革

一、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1.学校农学专业概述

农学专业是华南农业大学最早设立的专业之一。在近百年的办学过程中，专业实力不断提高，其中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和生态学科被列为学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该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特色专业，2012年成为广东省的重点专业。

2.农学专业教学模式分析

2001年，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张桂权教授提出，要结合当下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趋势，为农学专业设立更为细致的方向，在专业下设立了三个方向，即农业信息技术方向、农产品标准化与贸易方向、农业生物技术方向。每个方向的培养方案各具特色，同时实施教师队伍的培养提高、教学方法的改革等措施。

在各个专业方向课程的安排上，有五分之二的课程相同，涉及通识课及专业课，即农学专业要求每一位学生具有扎实的农学基础理论知识，专业上总体呈现大同小异的特点。

在技能方面，农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田间试验和统计分析、进行作物高产栽培、培育作物新品种、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农产品质量检测和农产品经营管理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3.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1）特色实践教学模式。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在课程体系中加大实践课比重，提出了实践教学体系的指导思想：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办学，建立特色实践教学模式，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专业人才。

（2）导师制培养方式。华南农业大学教学相关文件规定，农学专业学生大二即启用导师制，导师负责指导学生进行试验及毕业论文，每位学生选择导师一般是先考虑本院系内老师，若是对其他院系老师的研究方向感兴趣，亦可跨系选择导师，甚至可以跨学院跨学校选择导师。

（3）设立本科生科技创新项目。科技创新项目的开展对于培养大学本科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团队意识等都有着促进作用。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近3年的项目审批情况来看，各类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已超过82项，参与人数约350人，结题率高达98%，投入金额约10万元。对比往年数据，每年参与科技创新项目的学生获得各类奖学金的人数都在递增，在专业学习、综合能力提升等各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

二、农学专业毕业生近年就业情况分析

1.就业形势好转

《2008-2010年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数据资料显示，农学专业就业形势逐年好转。据有关媒体报道，近两年广东省应届大学生就业率高达95%，农学类本科生就业率超过95%。

经统计，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就业率在2008年至2012年逐年提高，近两年排在同类专业的前列，2011年农学院三个不同方向的农学专业就业率达到100%。除此以外，2012年农学专业有5名本科毕业生因获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的资助而出国深造。

2.就业流向多样

调查显示，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生在2010-2013年的就业率依次为96%、97%、97%、99%。针对农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流向进行调研分析，进入国企相关机构的所占比例连续三年维持在的10%左右，进入私营企业的比例呈增长趋势。

升学深造占农学类总人数的比例依次为8%、12.2%、31.9%、23.4%，农学类专业本科生选择升学深造的人数越来越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学生考研的动机是为了职业发展，考研成为农学专业本科生重要的毕业去向。

3.就业对口率低

针对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就业流向进行调研分析，近四年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毕业生所占比例依次为45.8%、57.5%、37.9%、36.7%，比例逐年下降。跨专业就业的毕业生中，30%迫于家庭压力，28.3%对农业不感兴趣。

三、农学类人才培养与供需分析

1.人才供给分析

通过对2013年毕业生进行就业跟踪问卷调查，发现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学生在培养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具体分析如下。

农学院2013届毕业生318人，约64%的人认为影响就业的最大因素是个人实际能力，有20%的人的认为是所学的专业，接着是计算机技能、英语能力、学校社会声誉、家庭背景等。因此，学好本专业知识和提高个人的实践能力，对农学毕业生来说是就业的重要筹码。

有64%的毕业生认为求职过程中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是专业不对口或专业面太窄，24%的毕业生认为是信息严重不足。因此，多方面发展自己，增加就业技能，重视拓展就业信息，重视自己的职业规划，应该是农学院毕业生必须考虑的。

2.人才需求分析

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农学和过去农学有许多不同。农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农学专业毕业生会使用现代信息技术、高端测试设备和仪器，从而能在先进的实验室里学习知识和技能，在现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技术平台上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

通过对吸收农学专业人才相关农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总结各用人单位在选聘毕业生中考虑问题的星级指数，可看出，综合素质与学生专业是用人单位最看重的两个要素。所以，农学专业毕业生在农业领域就业的竞争力是最大的。

四、农学类本科人才培养建议

1.明确培养目标，开展特色培养

华南农业大学对农学专业进行整合改革后，构建了“四模块”的教学体系。因此具体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可依循通用型教育的思路，并密切结合市场实际人才需求开展特色培养，使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优化。

根据人才市场需求，从本专业、本学校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毕业生反映的专业面太窄这一问题，研讨出具有广泛性、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把培养能力作为专业教学的重点，培养能在新形势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2.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专业培养应该提供较多高质量的课程实践，使培养计划落到实处，使学生专业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同时学校应该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课程或学习平台，这样可以提高学生除专业技能外的其他综合能力。

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填鸭式”教学日趋严重，因此应对施教方法进行改革，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可通过设立论坛演讲答辩、讨论解析、师生自由辩论等多种形式，把学生放在教学主体地位，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得到训练，提高语言表达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等多种能力。

3.推动校企交流合作，增强人才培养实效性

从企业一线岗位的优秀人员中聘请、聘用一部分流动师资，这些优秀的工作人员相对于长时间待在学校“编制”内的教师有更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能传授给学生更贴近实际的管理、营销手段。两种师资相结合，既能保证课程理论体系的完整，又能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使学生将来更快地适应市场的需求。

4.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

根据农学类人才的特点，利用本校本地区学科与教学优势，学校可以开展与动植物生产、电子商务及特色农产品开发等相关的特色创业培训。在国家农业创业政策、农业市场环境分析及生产技术环节上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指导，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五、对其他农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建议

1.创新农学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社会对农学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华南农业大学调整了农学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在农学专业教育改革上多次进行创新，形成了较为成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把专业课程设置的横向拓宽与纵向深入统筹起来。

通过建立教学和就业实习基地，适度、适量地增设研究型课程与实践型课程，同时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并强化了社会实践环节，把社会实践和教育实践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

同时，华南农业大学还聘请一线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走进课堂，讲授栽培、育种等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设计和人生规划。

2.优化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企业及学校双方注重“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联合培养不仅限于毕业实习，部分课程实习亦可在企业完成。首先，整个农业行业的企业为学生提供机会和平台，学生可以学以致用，提高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让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同时，企业也能提前发掘适合自身需要的人才，解决人才缺口问题。

3.加大科研支持力度

农学专业学生培养除了依靠专业知识教学外，科技创新项目申报也起着推动作用。一直以来，华南农业大学积极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同时鼓励学生毕业论文与教师科研课题相结合，不仅能巩固农学专业毕业生的专业知识，还有利于培养其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今后走上科研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向东，张桂权，苏雄武.基于现代农业的农学专业改革与实践――以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2（9）.

[2]李伟，刘春燕，王维.农学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近三年实践教学为例[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3]刘圆，陈霄.近两年广东应届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5%[N].羊城晚报，2014-11-09.

[4]朱冬莲.地方农业院校农学类本科专业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江西农业大学，2012.

[5]刘向东，郭海滨.现代农学专业实验课整合改革研究――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J].中国农业教育，2013（5）.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6

关键词：乡村科技创新；供求机制；多元利益主体

一、引言

随着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业已经逐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乡村科技创新发展越来越迅速。众所周知，要研发农业科学技术，满足乡村科技成果受众，就要依靠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部门提供必要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来保障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如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等。在多元利益协同的目标下，提供各类先进技术的科研部门要通过最低的成本来换取高额的利润，而先进技术的需求者则希望能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于生产，故而也就出现了乡村农业科技创新供求不平衡、科研与资源关联度不高、科研创新偏离市场需求等困境，影响着我国乡村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根据相关困境进行研究与讨论，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乡村科技创新供求问题

（一）农业科技创新的供求不平衡

当前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实行激励机制，缺乏将客户成果推广的专业人才，再加上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尚未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高。另外，目前农业科技创新的供需关系不匹配，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校等是农业科技研究的主体，是农业科技的供给方，但是他们一般远离市场，对需求了解不够，最终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不一定是市场所需求的，而农户作为农业科技的需求方，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供给方提供的科技成果，这样就导致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不适配。

（二）农村科研与生产资源的关联度不够

目前农业科技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农业科技研发机构诞生之初，就存在着规模偏小、性质不稳定、功能不健全等问题，这些严重限制了农业科研向着集团式、多功能、复合型项目方向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科研项目远离生产实际，农业科研未对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利用，这些都限制了农业供给关系改革的推进力度。农业科研创新项目一般都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的研发阶段的农业产品有着不同的产业化特点。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农业的生产分属两个不同的主体，农业科技项目的过程一般要经过科技研发、新品种试验、农业科技成果广泛推广、规模化批量化生产等过程，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各有特色，分属不同的主体来实行。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组织，如果其内部不能有效协作的话，就会对农业客户创新成果的顺利推行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使农业科研偏离市场需求

目前我国农业科研创新进程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诸多农业科研机构为了让政府为其提供更多的研发资金和支持，就偏重构建和推进与政府的沟通。政府主导模式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便利之处，当科研项目成立以后，政府可以稳定地为其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可以让科研人才心无旁骛地进行科技研发。然而政府主导模式的缺陷也很明显，会导致大多设立的科研项目都倾向于符合国家政策，满足政府需求。即使知道科研项目并不适合市场需求，最终也不一定能被农业市场接纳和投入实施，但是因为国家会投入资金支持，所以不影响项目的设立和研究。尚不完善的农业科研市场体制，无法合理调配农业科技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不能建立以农业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农业科研新体制，此外，农业科研资金的投入也不能切实与市场需求相符，也缺乏必要的制度引导科研机构加大对市场的调查和认识。

（四）信息不对称性增加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推行成本

由于农业科研活动存在信息内闭的特点，导致农业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农业科研机构方面因其自身的优势，掌握着绝对的科技项目信息，远比农业科技需求方掌握的要多得多。农业科研机构凭借其自身的信息优势，在与科研成果需求方进行博弈时处于上风，不断缩紧需求方的利益范围。这些都在不断扩大农业科研成果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和适配度，从而导致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的瘫痪，制约了乡村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外乡村科技创新供求机制的特征

（一）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实现农业科技供求有效对接

通过对国外农业领域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科研工作还是推广宣传，均注重以需求作为基本导向，致力于采取更多的创新手段，促进各方主体之间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科研层面来看，以美国为例，在农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中，研究组织以及选题等方面均是以基本需求作为导向。在美国相关部门出台的《2018年美国农业法案》中，结合当前所存在的各类问题成立与之相匹配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在2022年，为了促进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则发表了《美国农业部科学蓝图—从2022至2025年科研方向》，在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市场需求作为研究的指导方向，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贯通。在科技推广领域，例如在日本以及荷兰等国家，则采用构建推广体系的组织机制，将所存在的农业科技需求反馈与知识技术输出进行有效结合，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科技供求关系的融洽度。就像荷兰建立超20个相应的联络办事处，作为科研、教育与推广各环节有效转化的桥梁；而日本的重点工作是在农业科研的供求方和需求方之间普遍设立专门的指导员，通过采取适应性试验的方式，对实用新技术进行广泛推广及应用。

（二）调动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能动作用

对于不同国家来说，企业的战略地位也会有所不同，以日本为例，在相关领域中企业位于附属地位，而法国却对私人企业研究机构予以了高度重视，其地位甚至可以与政府科研机构相持平。然而针对农业发达国家而言，更加倾向于刺激企业产生更多的积极性，加大创新力度，对此所采取的政策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例如补贴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比如美国，不断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优化，鼓励私人企业投资育种产业和基因工程项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荷兰政府为了促进跨区域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推行了可持续动物产品技术创新的补贴计划，旨在采用技术创新的方式，扩大小企业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为农民群众带来更多的收入途径。法国则制定了法律制度，同时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采取多种方法措施为乡村创新型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四、优化乡村科技创新供求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来减少供求关系的矛盾

有效增强供求双方要素资源的培植，鼓励科技创新的主动性。重点转化优质的科技成果，确保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目标性。着重调整结构，不断推行农业机械装备、种业、生物肥料等现代化产业科技的转化，推动农业转型的进程，完善供给体制。着重品质的提升，不断发展绿色生态科技、清洁生产科技等技术整合和转化步伐。着重效益提升，不断发展健康养殖、高效生产和疫病防控重要科技项目，还有规模化、设施化、工厂化的农业项目等科技的整合和转化进程，全面发展农业现代化。不断发展农产品加工行业、休闲游乐农业、“旅游+”产业、“生态+”产业、现代物流和信息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的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创新产业的推进工作。

（二）推进农业科技研发和产品的资源整合

农业科技产业化的实施主体，是进行农业科技研发的产研一体化组织。目前农业供求方和需求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展农业科技的产业化。自动化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多种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才能有效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有效将涉农科技行业的创新成果成功注入到农业产业中，促使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保障其健康长久发展的动力。诸多的农业科技人才统一加入到部分农业科研教学机构，科研人才与农业科研体系有效结合，为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保障。农业和产业机构的共同目的是实现科研和生产的合理配置，充分集合各方资源进行科研，实现科研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资源和信息共享，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科研成果生态体制。

（三）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模式

遵循以政府主导为主，多元化供给、供需关系平衡，职能具体化的建设，主要对策如下，第一是要构建农业科技服务的公益性，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推进农业科技服务的同时，还要不断设立各级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增大科研服务覆盖面积，如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推广农产品的质量检测等；第二是推进农业科技服务的营利性，创新农户私有的服务产品，比如某些企业能够提供部分盈利性质的技术服务供有需要的农户进行选择，确保农户农产品可以产生收益，全流程遵循市场机制进行，发展前景可观；第三是自主型的农业科技服务，可以充分激发农户的主动性去进行农业生产。

（四）培训农户文化进步缩小信息的不对称性

某些地区农业科技创新供求不平衡的原因，是未进行合理的组织管理，所以必须强化农户的组织管理工作，如成立专门的农业技术协会，专门为农户准备专业的科技服务产品，有效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减少损失，提高收益，协助国家宏观政策的有效落实。此外，还要推广科普教育宣传工作，对农户进行有关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的培训，加深农户对科研创新产品的接纳力和主动性，激发农户对科技创新成果的需求度，不断推进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红玉.科技创新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思考[J].农业经济,2018(0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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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段莉.典型国家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经验借鉴[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04):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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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游文亭.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山西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模式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8,30(12):134-139+145.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7

关键词：农林高校经济发展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212-02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人才资源无疑是各类资源中最为关键的部分。高等院校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特别是行业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行业人才优势更为明显。同时，我国广大的农村和林区发展需求大量人才资源支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广大农村和林区也为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充分施展个人抱负提供了广阔空间。如何实现农林类高校人才优势与农村和林区发展人才需求的有效对接，不但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速度和建设实效，也是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以黑龙江省为例，农林资源禀赋优势非常突出，顶层设计改革红利释放空间巨大，如何实现有效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破解人才外流，加快农村林区发展，不仅需要农林类高校自身改进人才培养，更需要从体机制方面进行深入创新，建立农林类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平台和保障平台有效科学运转的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一、高校“就业难”与地方经济发展“人才饥渴”悖论

一方面，高校扩招以来，就业难就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越发乏力。2015年，全国毕业生人数达到749万，从总量上看，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足以吸纳如此巨大的就业需求。据有关研究，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吸纳100万左右的就业量，换句话说，就业难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就业难直接涉及到社会总体、个人以及家庭福利改善，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行业性背景较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业景气度依赖性极强，农林类高校表现更为突出。

另一方面，农林产业利润率低下，导致就业吸纳能力下降，而农林产业的发展对于人才又处于饥渴状态。随着广大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农业劳动力密集产业特征逐步褪去，农业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加之农业产业利润率低下，农村人口呈现净输出状态。广大林区，特别是国有林区，受到资源危机与经济危困的双重影响，就业吸纳能力甚至为负值。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市每年高考升学人口迁出大约在6000-7000人左右，而每年就业档案回流仅有不足1000人。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大兴安岭地区这一现象就更加明显。同时，农林产业发展又非常需要人才支持，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生产经营理念和技术的人才。以林业为例，在当前生态功能为主要林区发展定位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林业经营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如何实现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发展林区特色经济，人才的作用毋庸置疑。

这就形成了“高校就业难”与地方经济发展“人才饥渴”悖论。以往对于高校就业问题的研究多致力于高校与学生就业政策与观念等方面寻找问题解决突破口，没能从行业特征出发分析；而对于农林等弱质产业地区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问题，对策也都集中于如何增强产业发展自身吸引力角度出发，没能分析清楚因果关系，即提高农林产业利润关键之一就在于人才。而这种将二者分割开来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有一定弊端，解决就业难，就要迎合社会需要，虽然农林产业发展存在对于人才的需要，但却不能形成有效的人才流入，导致很多农林类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偏离产业背景，一大批行业背景特别突出的专业被调整，而对于一个像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讲，农林类高校存在、行业背景突出的专业存在当然不仅必要且具战略意义。

综上，农林类高校“就业难”与地方经济发展“人才饥渴”悖论的关键在于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统一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而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就是要确立一套长效机制。

二、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吸引人才的关键

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资源聚集能力的提升，从根本意义上是依赖于当地的资源优势，这里的资源可以是人力资源、社会资源以及自然资源等等，即使是自然资源非常富集的地区的经济起飞也一定是依靠当地其他资源的支持，比如良好的政策环境，人力资源丰富等。如斯坦福和硅谷之间的良性互动。当然，经济学里还有关于资源诅咒之说，即当一个地方资源过于丰富，容易形成某种依赖，使得当地经济发展乏力。以东北为例，这里无论是工业基础、人力资源以及自然资源都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大约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东北经济发展处于失速状态，进而有人用“资源诅咒”来解释。应该说，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当资源优势的边际获利能力没有消耗殆尽时，人们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创新不足，更重要的是创新环境的改善不足。

但是，即使存在某种资源诅咒，东北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依然明显。东北的农业资源异常丰富，加之国家对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充分重视，良好的发展前景预期是东北广大农村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广大林区，特别是国有林区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适应生态安全需求处于首要地位的广大林区为大学生就业，尤其是拥有良好行业教育背景的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舞台。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优势都是潜在的，农林行业的弱质低利润性依然是吸引人才的关键障碍。

农林行业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虽然农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农业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社会稳定，所以，不能期望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对于农业弱质性的战略补偿，是国际通行做法。同时，林业的外部性、公益性以及事业性就更为明显，这是一个市场失灵领域。所以，将农林产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政府应该为进入农林行业的大学生就业以及创业提供政策支持，以弥补弱质产业与平均利润行业之间的利润差额。

这里需要强调的问题是，诸多研究成果认为政府应该在高校农林专业学习的学生提供支持，以鼓励更多人学习相关专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效果明显不如补偿进入农林行业就业的末端补偿来得有效。

总之，将农林行业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是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向农林行业流动的根本举措，而这种转化，要依赖于政府将行业利润差额予以补偿。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突出，必然会吸引更多人才，有了人才，才会有更好发展。

三、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是高校发展与行业发展良性互动、融合的必然选择

政府支持可以弥补农林行业利润低的不足，推动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但是，这还只是将人才需求单方面的行动，形成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即高校智力支持地方发展、地方发展推动高校发展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政产学研”平台建设是必然选择。政产学研平台可以作为政府施政提供参考和指向，克服农林产业弱质性以及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实现政府施政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政产学研平台可以高效率地将行业需求转化为学校科研方向，行业生产实践推动高校科研进一步提升，实现生产与科研融合；高校利用智力优势成分发挥市场创新，为行业生产提供市场营销保障，实现生产与市场融合；行业发展趋势走强，可以进一步提升对于高校人才与科研创新需求，实现高校与行业发展融合。

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关键是选择适合农林行业特点和农林高校特点的合作模式。现阶段，农林行业经营比较分散，即使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也很难形成有效的智力服务需求；农林类高校受制于行业背景限制，在专业设置上有较强的退出意愿。针对以上特点，农林类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政企研合作模式可以采用以下模式展开。

一是实践基地模式。农林类高校行业背景特殊，在传统就业观念束缚下，农林行业一直不是大学生就业的热点。这就要求农林类高校强化学生实践、实习方面的投入，建立政产学研平台是一个合适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平台的人才流动应该是双向的，要积极鼓励企业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到高校担任兼职教师。实现人才联合培养，订单式就业，既有利于企业积累后备人才资源，更有利学生提前熟悉行业发展，培养兴趣和形成适合自身的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

二是科研机构共建模式。政府提供科研基础设施服务，包括支持建设科技园区、制度环境建设服务等方面，推动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同建设实验室、研发机构，实现企业技术优势、市场需求信息优势与高校科研优势有效集聚。以市场为导向，实行政府政策支持与龙头企业出资结合提供科研经费，高校提供科研人才服务，实现资金与人才对接。构建科研机构独立研究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行委员会制度，具有独立的经营自，以科研成果产权为核心，建立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成果产业化利润分享机制，给高校科研积极性提升以最大化激励。

三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公共科研资金为基本保障，充分利用高校智力资源优势，创建面向农村和林区的公共科级服务平台，为农村和林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资金支持高校开展面向农村和林区需求的科技创新活动，以购买产权的方式向需求方提供技术创新支持，有利于减少需求方资金负担。同时，在购买创新成果时可以考虑给予一定奖励，可以考虑以企业利润比例分成的方式对高校进行补偿，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提高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有机融合，更好地推进成果转化落地。

四、促进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健康科学运转的保障机制

政产学研平台健康科学运转的关键是构建高效的保障机制。该机制的核心在于为高校提供足够的激励开展面向农林行业的科研创新活动。因为，高校在这一平台建设方面激励明显不足，从解决就业难角度来看，高校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转变办学方式以及专业设置。但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特别是从行业安全角度出发，农林行业虽然不能提供充足利润空间以吸引人才流动，行业发展依然对高校开设适合农林行业的专业和学科具有必然要求。所以，农林类专业不能过度追求适应就业市场变化，开设和并提高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水平意义重大，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科学的保障机制推动促进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健康科学运转。

一是公共资金投入保障机制。从顶层设计出发，针对农林类高校、服务农林的专业进行定向补贴。农林行业具有天然弱质性以及较强的外部性特征，中央财政补贴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建立由中央财政支持的专项补贴制度，降低农林类专业学生求学成本。设立专项科研创新基金，鼓励高校学生结合行业需要进行科研创新；设立人才流动激励基金，鼓励毕业生向农林行业流动。

二是高校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激励机制。除了应用科研以及就业鼓励政策激励以外，为更好地提高高校创办农林行业类专业，考虑由省级地方政府统筹，建立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即省级政府根据本省农林行业发展需求，以及社会、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情况，通过订单式培养，定向就业，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更有利于农林行业吸纳专业人才。

三是企业和高校合作利益分享机制。通过政府购买、企业有偿使用等方式，提高高校科研创新积极性，核心是保证创新成果的产权明晰。由政府公共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实行政府科研成果购买，并向企业有偿转让，降低企业知识产权购买成本，同时，以企业利润分成方式给高校以一定补偿；以企业出资支持的科研项目，建立企业和高校成果利润共享机制，保障企业和高校的积极性，同时，有利于促进成果落地；由高校自主创新的科研项目成果，实行政府兜底创新成本以及企业提供利润分享机制。对于人才联合培养平台，订单式培养等除企业设立奖学金方式降低学生求学成本外，对于面向农林行业公共服务就业的学生，要保障学生就业后与高校的紧密联系，降低行业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信息不对称成本，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1]李锐洪.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根源剖析与对策研究.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9）

[2]王有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3]王有志.制度成本、林区困境与生态补偿.林业经济问题，2015（4）

[4]李锦斌.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现代教育科学，2005（7）

[5]王清义.高校应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转型.决策探索，2015（3）

（作者单位：王有志，沈自峥，东北林业大学；宋阳，哈尔滨金融学院金融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1篇8

[关键词]中华农学会农学研究所学术建制移植与研究

随着近代科学在华传播，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资源到制度设计均发生了空前变化，在“量”激增的同时，其承载主体也日益“西化”。近代产生的各级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农学研究所等西式学术建制样式，体现了农业知识更新带动的制度变迁。从晚清以至民初，移植域外农业新知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重心；到1920年代前后，知识界观念剧变，重心转移，举办研究所风行南北。号为全国农学界领袖的中华农学会登高一呼，倡导设立中华农学研究院，意在扭转学人偏锋，开启研究新风，为后来树立典范。农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设，有助于推进中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中国学术整体演进的重要一环。梳理相关史事脉络，可以深化认识“农业科学化”的时代思潮，以及中国学术近代转承演化的全貌。

一、外来影响

中国知识界倡导研究所，很大程度是受了欧美各国的影响。20世纪初，德国形成大学、政府和产业研究机构三种基本建制形态，研究风气在世界首屈一指。尚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注意到，美国后殖民时代建立的大学多受日耳曼大学学风影响，“注其力于研究科”，服膺“大学之极轨，研究天地间之万事万物，作天下人学问之明星”。除美洲大陆之外，欧亚各国也受到这股风气熏染，设立形式多样的研究所，推进本国的科学发展乃至产业振兴。就中国而言，将研究所的思想付诸实际，相比同在学习欧美的日本为时并不算晚。从晚清学制中的大学院、通儒院、学士院，到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再到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构思与实践，是为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近代研究机构大约有国立综合研究机关、大学研究所及各专门研究机关三种。

晚清民国视“科学化”为摆脱农业困局的康庄大道，仿照西方设立本土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研究所，移植域外农学知识以改造传统农业。从晚清开始，南北各地便效法日本，设立各类试验场，到民国初期已达30余处。1906年，大连成立奉天植物研究所，农商部设立林务研究所。以上各种机构成立虽早，但实际状况难以尽如人意。留美生邹秉文1916年在安庆观察到，农事试验场不过农田数十亩，技师毫无农业学识，维持尚有困难，遑论研究与改良农业，“殊无发展前途”。这样的描述大概是晚清以来农事试验场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当然，原因复杂多歧，关键还是缺乏真正致力于农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直至1917年全国性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创立，这种情形开始逐步改观。

在留学时代，中华农学会会员中不少人怀有创立本土农学研究机构的梦想。1918年，留法的蔡无忌以为“农学研究所者，农学或关于农业科学之研究处之统称”，如农业试验场、植物病理研究所、种子试验室、机械试验室等，德国和美国此类组织“最多而最有势力”。前者以“分工及分权的普及”最引人注目，各科别立为专门研究机关；农、工业联合出资予以扶助，使其“位置益稳固而势力益扩张”，如Bromberg各院及柏林的发酵工业院；研究所附设于高等农业学校或农学士院，使教员、学生“同得其利益”。后者颇能继承德国精髓，“甚为完备”，研究范围各异，侧重于所在地农业特点，每所均受“农学试验场办事处”监督，使其互有往来，并与议会或民众交换意见，FarmersTusfitutes即为显例。法国也仿照德、美等国设立研究所，使农学、农业日进。由此，蔡氏认为，“吾国之幼稚农学，实不能与泰西各国相抵抗”，故“欲改良中国之农业，以与世界相争，则非自设立研究农学之机关不可”。

留美学人亲炙欧美学风，对建立本土研究所贡献尤大。1914年，时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等发起科学社(ScienceSociety)，发行《科学》月报，“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秉志、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章元善等科学社元老成为不久以后创立的中华农学会的骨干成员。社长任鸿隽特别强调“学校”与“学会”是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学界”的重要手段，当肩负“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正在破产的时候”，“研究所”成为“制造科学家的时势”的“终南捷径”。任氏另辟蹊径的观念转变，显然与教育界的风向有很大关联。当时不少人诟病清季以还的农业教育为“书本的”，裨贩有余而研究不足，“食洋不化”，难期实效。任鸿隽认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有两大缺点：“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捷有效值途径”。因此更须“研究所”推进“研究”事业。1925年10月，留美生唐钺发表《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一文，直指学术界“重编译而轻研究”的偏向，欲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必然要从“裨贩进而为研究”。学界鼓吹“研究”，恰是“研究”不足(尤其教育疏离研究)的明证。到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大体划定，因而后创，再造中国的学问日益成为学界共识，并且主张通过研究所的集众研究快速推进。

行动始于文史学领域，多以大学为据点，而后扩展至理、工、农、医等科，并越出大学校园。深谙德国洪堡教育理念的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学术化”改造，他认为“大学重点，不在讲堂，而在研究所”，将裁撤之列的法科(法、商、工等科被认定为“术”科)纳入大学学术化轨道，酝酿创立包括法科在内的9门研究所，引领教育及学术界。随后，政府及各学术社团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科学社移步南京高师后，于1922年8月正式创立生物研究所，分设植物部、动物部，先后由康奈尔校友、中华农学会会员秉志、钱崇澍、陈焕镛主持。秉志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官费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入研究院，师从世界知名学者尼丹(J.G.Needham)习昆虫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入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及生物学研究所(TheWisterInstituteofAnatomyandBiology)，为研究学侣，随神经学家杜纳森(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海外的研究履历为其实际主持所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经验。

在尼丹及其中国弟子共同推动下，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得以诞生。尼丹的中国弟子众多，诸如中华农学会会员邹树文、秉志、陈桢、胡经甫、刘崇乐、朱元鼎、吴福桢等中国最早一批生物学学者，均是其及门弟子：邹秉文、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等与其也有授受渊源。1927年9月，他应中华文化教

育基金会之邀来华访问。按照双方约定，本只“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但金陵学界的众门生却寄望借助乃师之力，设立专门研究所，树立学术典范之际，也可张皇英美一系势力。秉志、邹秉文和胡先骕领衔，广为联络康大校友任鸿隽等人，联名致函范渊濂，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学术大师若“只在学校授课及往各处演讲，其影响较小；若请其组织生物调查所，本其平生之经验，大约一年之内，可以训练人才，使该所之工作渐有端倪。……将来尼氏离华后，其研究者可以与其计划进行，数年以后，必有较大之成绩”。由此，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正式设立，秉志出任所长。

并立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东南大学农科，由于大量留美人士加盟，其办学水平很快跃居全国一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学教育与研究中心。另外，这两所学校与同处一地的科学社、中华农学会等学术团体往来密切。中华农学会浸淫在浓重的学术氛围中，并有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直观示范，于1922年提出“将设立各项研究所、试验场、演习林，代社会解决一切疑难问题”。1923年，第六届年会建议政府设立农业研究所，但因经费拮据与政局动荡，皆未能实行。1925年，上海年会和干事会相继提出设立棉业研究所，组织农村问题研究会、改进茶业及推广海外贸易研究所等项，列为重要会务。中华农学会对“研究”的自觉意识，除自身观念转变外，正如时人所道及是受了外来因素刺激，其中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明治初期，日本引进美国式大农业主义失败，转而移植德国农学，着手建立研究所，大获成功。日本实现从“日本科学”到“日本的科学”转换后，遂按照本国学术典范在中国建立研究所，进行文化输出。1923年3月30日，帝国议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庚款余额在华举办文化事业。次年2月6日，分别在沪、京两地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者初设医学、理学二部，理学部下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四科，与中华农学会同人专业密切相关。它声称以“自然科学的纯粹学术研究”为目的，办成“由中日科学家共同从事合作研究的场所”。实际包藏祸心，难以掩盖文化殖民的凶险用心，更甚者实际充当日本官方情报据点，而遭致中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教育和学术团体联合抵制。尽管如此，此类机构仍不乏学术典范效应。

学界的反对声音最终未能奏效，退而谋求加入研究。至1925年底，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加入为会员，计有章鸿钊(中国科学社副社长、地质学家)，郑贞文(中华学艺社社员、化学家)，胡敦复、伍连德(中华医学会会长)，谢应瑞(中华医学会董事)等。中华农学会设法参与研究，但对方态度不甚积极，未能如愿，因而大生不满。汪厥明愤而指责，“只见医学者占多数人，而无一农学专家插翅其间，岂非恨事!夫医与农，皆与生物有关之应用科学也，医如斯，农岂可落后”，农学界应“急当有所表示也”。而中华农学会并不甘心受此“冷遇”，力图扭转局面。1926年4月首次组团赴日参观考察时，汤惠荪在日本农学会和日本农艺化学会联合大会的讲演中，提到中日农业问题极为相似，两国农学界需要“相互提携”，应在上海自然科学所增加农学部，并请予援助。不久，会员在广州年会上再次提出此案，经大会审查通过，并以学会名义致函中日文化事务委员，但仍未获得肯定答复。这对中华农学会应是不小刺激，会员当即提出“农业研究分科陆续举行建设案”，并获大会通过，预示其自办研究机构的启动。

二、沟通中外

民族主义激发朝野人士自觉追求学术“自立”，超越知识“裨贩”旧轨，树立“研究”新风。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则远非放言高论所能奏效，须有谋事之人，更须具备办事之力。当时南北分立，政争不断，各政派无暇顾及学术事业；学人社团高谈理想，但因经费困顿，无力实施。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中华农学会对于研究机构一直“预”而“未立”。它试图争取一部分退还庚款，促成农学研究机构本土化。民初，法、英、日等国相继宣布退还部分庚款，引发中国朝野激烈争夺。英国决定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收入赔款，拨充中英两国“有利事业”，本息每年合计300余万磅，用途并不限于教育。用款指无定向，颇引起社会论争，各方的分配方案分歧极大，口水战背后却是利益之争。主要有教育学术、实业与军事三种用款取向，“教实”双方是论争主力。在华英国商会主张用于“英国式之中国教育”，并补助在华英国文化教育及医学教育；英国工程师学会坚持用来修筑中国铁路，并联合吴佩孚争取。中国科学社力主用于“研究学术”：纯粹研究，如设立研究所、补贴各大学等：补助研究机关，如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等；还有人呼吁用于“改良司法”。蔡元培在英岛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发表七项意见，其中第一、二项关系农林研究，主张设立科学研究所，并辅助国内有名大学或专门学校，创设或扩充急需的科学或工艺特科，如农林等科。各方激烈争夺，相持不下。

“教实之争”体现了国人对于发展实业与教育，孰先孰后与孰重孰轻的判断取舍，以及争夺双方为实利而各自放大的倾向。农学界鼓吹庚款兴农，由邹秉文首先发起。1924年，邹氏公开提出要规划四项事业，设计一项组织。他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若能拨一部分从事于农业改良的科学研究，是为“协助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之盛举”，将促进中美邦交“敦睦”，符合美方之愿望；将利用庚款延聘美国专家，帮助中国改良农业。其核心观点是设立“中国农业改良局”，设董事会，由中美双方7至11人共同组成，局内设立棉作、林业试验场和血清制造所，推进试验、研究工作。他主张改良局与各地农事试验场、农科大学合作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并与全国各县立农场、农校及乡村小学合作推广所发明的新种子、新方法。这体现了将农业改良各环节连贯衔接，实现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全国各农事机关联络一体的思路。邹秉文地位举足轻重，此举对中华农学会应有不小影响。实际上，中华农学会早于1923年便议决加入北京对日庚子赔款问题协会，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展开实际工作，直至许璇主会，相关事项才又提上日程。而此时，外籍人士也颇为关注中国的农业教育与研究事业。1926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禄(PaulMonroe)列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讨论利用美庚款设立中国农业研究机关。4月，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威灵顿爵士、胡适、丁文江一行6人，赴沪征集各界意见，为中华农学会接洽建言提供了契机。这确与邹秉文有的放矢、直指美国庚款的做法不同，略显被动，“此款重要点虽在主权问题，但既来征求意见，亦应有所表示”。中华农学会与教育、实业界均有人脉与利益相系，其不太积极或许与顾忌卷入教、实纷争有关。既然英方主动相邀，发表看法倒也顺理成章。

英庚款代表团来沪，受到社会各界热捧。中华农学会几经周折，才与该团商定晤谈日程。29日上午10时，中华农学会会员庄景仲、过探先、吴觉农、陈同白、陈焕镛、侯朝海一行，赴客利西饭店代表团寓所，与委员团全体委员相晤。首由威灵顿发言，次由庄景仲宣读《中华农学会致英庚款委员团意见书》，由陈同白翻译。他们以两国国情为由头，陈述请款理由：一是中国虽为农业国，“但因水利不修，童山满目，栽培之法，又沿用旧习，故作物生产未能增进，农民生活难以改善”，故“欲谋中国国民真正之福利，非设法从农业上发展不可”；二是中英双方可互利双赢，“英国系工商国……如能从事中国农业之发展与改良，非但能供给多量与优良之农产品原料于英国，以资英国工业上之应用：且于英国之工业品销售，亦有莫大之利益也”；但“中国因农业生产未能改良，农民生计亦渐人窘境，因之最多数之国民购买力甚为薄弱，故从事改良与发展中国农业一事，实系中英两国最有利之事业”。而且，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负担庚款数额最大，“以庚款谋中国农民之利益，以发展中国之农业，又实最适宜之用途”，也可“增进两国国民真正之友谊”。为此，此款用途应为增进农业智识、改善农民生计、治理山林水利、补助中国各种农学团体等。实际上，中华农学会重点表达了两项主张：一是应将英庚款的大部分用于农业改良事业；二是农民及农学团体代表应参与基金董事会事务。双方又经自由发表意见，互相讨论，最后委员团成员一致表示予以采纳，将就大部分庚款用于农业，并请拟具详细计划书。表面看去，接洽相当顺利，其实对方只笼统表示用款意向，并未明确“花落谁家”。但正因此机缘，催生了中华农学研究院的蓝图。5月1日下午3时，中华农学会召集干事及专家会议，郑辟疆、顾鸣岗、陆焕文、邹秉文、于矿、林骥、沈宗瀚、朱凤美、史国英、侯朝海、陈廷煦、朱羲农、吴觉农等13人与会讨论计划书事宜，推举邹秉文、于矿、沈宗瀚、林骥、郑紫卿、侯朝海、朱羲农等7人为委员，负责草拟事宜。2日晚，草就计划书；3日，缮写中英文本各一份，送交委员团。计划书全名为《中华农学会提交英庚款委员代表团之计划书》，主要围绕“中华农学研究院”展开，详述其旨趣、组织、人事及所开展事务各项。它侧重从“沟通中外农学”的角度阐释研究院设立缘起：“欲借以沟通中外之农学，为中国农业贡献，更进而为世界谋其贡献之道也；抑更有进者，有此研究院之设，则可以借此聘请各国学者，相互研究，相互发明，同时而中国之后学，亦可借此而培植其学力，以为农业尽其力；则研究院之设立，如能见诸实行，其有益于中国与世界之农业，顾鲜少耶!”

为争取英庚款，中华农学会设计计划书时，刻意吸收英国学术因素。从整体框架看，欲仿照英国著名农业研究中心RothamstedResearchCenter，将试验与研究融为一体。1923年，钱天鹤认为它是近代农事试验场的“源头”，虽为私人组织，但成为英国全部农业研究的发轫地，并引领世界农业研究机构潮流。美国农业研究机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以此为学习对象，既有助于沟通中英两国农学界，争取对方的同情支持，也将对改进中国农业大有裨益。但计划书并非全部照搬Rothamsted模式，又融入美国的Comell因素。中华农学研究院的架构与功能，与此前的中国农业改良局多有雷同。

此份计划书极有可能由邹秉文本其既有蓝本而成。首先，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及改进中国主要农产物，以稻、麦、棉、茶、蚕丝为主，畜牧、森林、水产等次之，并培养农业特种人才，发表、推广研究结果。其次，确立中华农学研究院组织系统，由研究院、试验场组成。研究院下设动植物育种系、农艺系(土壤、肥料、作物)、农艺化学系、农业生物系(动植物生理、动植物病理、动植物分类、昆虫)、农业经济系；试验场分列稻作、麦作、棉花、茶、蚕丝、森林、畜牧、水产等。相应人事安排：设立院长，由在农学界素负声望、外国著名大学毕业，并曾在农业机关任事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担任；各系主任，分任研究与试验部，研究部设立指导员、研究员、助理员、研究生；试验部则设立研究员、助理员和研究生，并且详细规定了任职的学术资历。邹秉文不同时段的计划书实际有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即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但因依附主体不同，侧重各异。中华农学研究院的建制图式更类似于此前全国农业讨论会通过的《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附设于大学的研究院，注重研究与试验，推广则稍显次要；农业改良局要直面农事实际，故凸显试验与推广的地位。农学研究院规划出台，意味着中华农学会对于农业改良，渐次走出纯粹的知识移植，着意于农事试验和农业推广实务；既引入农学学理，又重视研究本土实情，两相结合，开出科学新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农学研究机构的蓝图，尽管理想成分较大，但毕竟体现了时代需求与学界动向，并对后来产生深刻影响。

对于庚款利用这样牵动各方利益的敏感事件，不仅各集团之间主张各异，集团内部也意见不一。是年5月，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杨靖孚主张发展实业与教育相统一，颇有平衡教、实冲突的意味，建议每年拨款200万元，创办“全国教育基本财产林”，以每年收入充为教育经费，既可减少水旱灾害，又可巩固教育基础，一举两益，惠及全国。8月，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九届年会，陆精治提出“将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划出一部或一半以上为筹办交通事业及发展实业并请通电全国一致协助案”；杜时化提出“确定庚款三分之二为发展农业经费草案”。会员对此颇有分歧，经大会审查决定暂为保留，待时机成熟再议。另外又决定：反对各国有条件退还庚款及“不当的支配用途”，以示“我农学界之公意”，并派员参加“请求其余各国退还庚款运动”。对英庚款的处理，中华农学会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陆精治的意见，转而主张以一半款额作为发展农业经费，另一半用作交通事业，再将后者所得收益仍作为农业发展基金，并取部分充为中华农学会基金。可见，在各方互不退让的情形下，中华农学会的主张不得不有所调整，兼顾教、实利益。

三、本土化顿挫

中华农学会虽然未能加入上海自然科学所，但传达了会务重心转移的信息。1927年9月5日，杭州第十届年会通过筹设农学研究所案，将“筹设高等农学机关”正式列为章程的九大事业之一，意味着从制度层面确立研究所的重要地位。其缘由大体有三：其一，许璇是直接的推动者。许氏系浙江瑞安人，受特殊地缘文化影响，颇具事功之志，如马叙伦所言，“承先世及永嘉诸子之说，志于事功，以赴国家之急”。他性情笃实，服膺“知行合一”，厌弃坐而论道，“本会既为农学团体，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责，但此非空谈可以做到”。故从长会始，确立农业调查、研究和推广三项事业计划，筹设农学研究所即为整体工作的展开。其二，邹秉文等留美人士的影响至关重要。从人事安排看，邹氏尽管属于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前期始终没能执掌中枢。究其原因，内部或明或暗的美、日派系竞争及其实力对比依然是主因。日本留学生为会员主体，且通过同窗、乡谊等多重人脉结成一系，长期掌控学会，直到抗战爆发，权势式微；留美生则随中美关系拉近，地位提升，邹秉文开始掌控中华农学会。但他长期充当精神领袖的特殊角色，政出其门。许璇主导规划的学会新路线当与邹秉文等人的竭力鼓吹有重要关系，同时也是农学界趋向美国农学使然。农学研究所的蓝图也多以邹氏的学术理路为圭臬，而远源则可追溯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其三，中国传统的经世务实学风与西来研究精神相契合。中国古来士夫观念视农业为“经世”要政，与现实须臾不可分离。但近代生吞活剥地“贩运东西洋外国讲义”，学转贴于校所授知识不仅与本土实际格格不入，也与中西学风相抵牾，多被学人与社会所诟病，促使其发生根本转向。中华农学会认同农学为实学，不能仅仅停留于学理授受，更应做切合本土的应用性研究，并与试验、推广相衔接，以改良农业，改善民生。英国RothamstedResearchCenter恰好将研究与试验相结合，堪称应用农学研究机构的典范，欲步其后尘，设立农事试验场是当务之急。

杭州年会结束后，农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启动，试验场率先成立。9月7日，第一次干事会议推举许璇、陈嵘、吴庶晨、王舜成、钱天鹤、葛敬铭、陈方济等7人为组织委员，确定农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分设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和农业推广三部；章程规定其宗旨为“图农业之发达及农产之改良”，主要事务是先从试验着手，进而为学理的研究。但中华农学会经费困难，单靠日常所人难以支撑，故寻求能够赞助资金的合作伙伴尤显必要，而德国爱礼司淡气肥料公司的出现让它看到了希望。11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办农学研究的合同。据吴觉农追述，对方意在进行该公司出产的“狮马牌”化学肥料对稻、麦、棉等农作物的肥效试验。合同规定外方负责提供有关图书和仪器设备。每月拨官银1000两作为试验经费；中方负责具体试验。中外合作不仅可解决开办研究所的经费问题，也可推进农艺化学研究工作；德方则可获产品试验与推销的双利。德商加盟，使得研究所筹备工作迅速推进。25日，中华农学会第四次干事会推定许璇、陈嵘、吴桓如、过探先、钱天鹤、汤惠荪、侯朝海、黄枯桐、徐澄、葛敬铭、袁皙、江汉罗、吴觉农、周汝沆、陈方济等15人筹备研究所，制定了试验场组织大纲及进行计划。在资金方面，提取会务基金充为筹备费，至此前期筹备基本就绪。试验场选址工作遂即展开，由袁绍、周汝沆负责接洽。众所周知，农业受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甚大，故选址工作相当关键。当然，地价与消费也是考虑耍项，“惟上海附近，住民之多，低价之昂，欲觅相当试验场址，诚为筹备中之最感困难者也”。历时两月余，于沪宁线真茹站附近择定场址，面积约32亩，平坦整齐，灌溉便利，为试验佳地。翌年1月15日，农事试验场正式设立，场技术员周汝沆与工人迁入开始办公。

农学研究所生产部的各项工作同步展开，包括征集种子、报告，组织图书室和标本室等。1928年2月14日设立研究所筹备处，许璇当选农学研究所所长。生产部、经济部也遂告成立，并确定各部人事，梁希任生产部主任兼研究员，陈方济任研究员，周汝沆为技术员，王志鹄、厉熙勤为助理员，孙尚良为会计员；黄枯桐为经济部主任，发行农业经济杂志，专载农政、农村和农民各项重要问题，并拟向欧美及日本各国捐募图书，设立图书馆等。农业经济部的设立缘由：一是农业经济恶化，日益受以农村为中心问题的时势所迫；二是许璇等人的影响，许氏系农业经济学家，深感农业改良政策、农村问题迫切，有必要联络同道共谋出路。至此，除推广部之外，先期规划各部相继成立，农学研究所架构初步确立。7月1日，许璇提出研究所暂行总则及办事细则，并获通过，研究所正式开始运转。此种建制与中国农业改良局皆突出试验与推广，精神内核又与英国Rothamsted十分符合，强调试验工作的重要性，兼容了英、美两国研究所的风格。此举既开农学研究之新风，也为农学界树立典范。试验场成立后，即整理耕地，添置农具、测候器具、肥料试验用具、谷类试验用具等，然后试验，分棉作、水稻、麦作，栽培试验、肥料试验等多个试验区，研究育种施肥以及各种改良，成效显著，声名远播。沪上媒体称其设置农事试验场、农业化学实验室及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各大系，实乃“会务发达”之“界标”。1928年以来，中央大学农学院师生、第二集团军军官农事训练班学员等相继进场参观。农事试验场的良好运作与陈方济和周汝沆的努力密不可分。此二人与许璇渊源甚深，具有同籍、师友多重关系，又因试验经验丰富而颇受重用。陈方济系浙江海宁人，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林科毕业，先后加入中华农学会、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等团体。1926年4月，他受中华农学会委派，赴日西原中央农事试验场、丰田村静冈县立农事试验场参观，重点考察遗传试验，并与高石政次郎和石井三十郎等知名学者交流。周汝沆系浙江诸暨人，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为许璇门生。1921年周氏毕业留校任教，任试验场技士。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9

l主要成就与水平估计

1.1建立了一支配套的农业气象科技队伍

1953年以气象、农学专业人员相结合，开展了农业气象研究，举办过提高不同层次的讲习班。1956年在大学建立第1个农业气象专业，1958~1961年相继有5所大学设立了农业气象专业。先后有近40个研究单位设立了农业气象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农业气象专业人才，造就了一些与世界同一专业相当的农业气象学家和专家，一大批有才能的中青年农业气象学科技人员正在成长，他们是农业气象发展的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4000多从事农业气象研究和业务工作的科技人员，居世界第1位，其中研究人员约80。余人。

1.2形成了分支学科较齐全的专业结构

农业气象在切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世界农业气象发展相呼应，与国家经济建设孺要相适应，由单一的农业气象发展有作物气象、农业气候、农业小气候、畜牧气象、森林气象、农业气象灾害、农业气象预报、农业气象仪器与监测等专业。这些专业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内容，得到新的发展，一些新的领域正在出现，以温室气体大气成分对气候与农业影响的研究已开始，农业生物学与气象关系的微观结构的研究起步，农业气象数值模拟已开展，并向动态模拟模式发展，农业产后气象学扩大了小气候的研究领域，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的农业环境气象已经提出或起步。这些为农业气象学科注入了新的内容，促进农业气象学的发展。

1.340多年农业气象取得了一批主要成果

在农业气候资源利用和农业气候区划、农业气象预报、农业气象灾害、早地农业的类型和防单体系，作物气候生产力、区域农业气候和局地农业气候等都获得过国家奖或重大进展，其中许多项达到国际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如中国农业气候资源与区划、中国农作物气候规律，以农业气候与小气候为依据的橡胶北移成功、湿害防御技术、亚热带东部山区农业气候与小气候、农业气象预报等取得重大成果，早地农业类型与防早技术体系、干热风、低温冷害等也取得重要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促进和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4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农业气象理论和技术的支持

农业发展规划、农业生产布局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作物栽培、农业气象灾害防御对策、农业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利用、农业设施的结构设计优化与小气候调控等得到农业气象学有效的理论和技术的支持。如橡胶北移成功是以气候资源、地形小气候和生物气象理论为基础的，种植制度的调整是以气候条件的分析为主要依据，早地农业水分调控和节水农业措施是建立在气候的水分平衡的基础上，气候变化和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为农业生产波动找到原因和对策，农业气象预报为农业生产安排与保护提供了有效保障，农田生产管理科学化的实现和高效，浦要协调作物生育、技术措施与水、热、气、肥关系，亦是以天气气候为基础、以小气候规律为指导的。一大批农业气象基础工作如农业气候资源图、作物气候图、各种农业气象著作等在农业生产中起到积极作用。由此不难看出农业气象理论和技术原理，正在农业生产和农学各个领域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巨大的知识力量。

1.5水平估计

目前我国农业气象科学的学术水平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地位，在农业气候、农业气象灾害、农业气象预报等领域和其它领域个别环节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比美国、日本、原苏联、以色列、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有些方面有差距，比其它国家略高，但在应用方面处在世界的前列。我国与世界农业气象学科主要差距:美国的农业气象体系并不明显，但在基础研究(水分平衡等)、基础资料积累、农业气象模拟、农业小气候等方面领先;日本整体水平较高，基本上适应农业生产，在低温冷害方面的研究领先;原苏联在机构设置、资料积累和研究工作方面都有较坚实的基础，在农业气候、作物气候方面有许多先行的研究，但由于基础理论较薄弱，近年没有重大进展。其它如英国在植物小气候、德国在森林小气候、荷兰在农业气象动态模拟等方面领先。我国除在这些湃究领域有差距外研究设备和手段方面差距很大，基础工作的基本资料、积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差距。

2主要问题

经过40多年的努力，农业气象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2.1研究工作面很广，但深入的少;研究的间题多，但重点不突出

我国的农业气象工作从早期研究面狭窄走向多方面研究;不限于研究各分支学科内的问题，而且研究的对象很广，涉及农业生展间题也多，但系统深入研究的问题少，许多研究工作只走完第一步即中止。如低温冷害在气候规律、某些机制上取得进展，但到进一步解决低温冷害时由于条件限制未深入;湿害在解决实际问题有明显成效，但在理论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由于研究的问题广，没有进行梳理和聚焦，在一个阶段没有形成重点，或形成重点但对学科的发展没有“带头”作用，对农业气象学的发展促进不大。2.2模仿引进的多，创立的少大部分农业气象基础研究没有摆脱模仿阶段，没有建立、提出新思想、新理论。当前兴起的农业气象数值模拟，其模型大多是引用国外的，没有创立中国的模拟模型，没有走在世界所建模型之前开展研究，没有创立模型的凉型，使许多研究工作长期与国外保持。时问差”，处于紧迫的状态。这是有碍于我国农业气象学发展的。

2.3基础工作薄弱，农业气象装备落后

许多方面基础研究不够，缺乏必要的资料和数据，而许多农业气象科学数据是弓{用国外的，有些极为重要的数据如温室气体的农业排放量，由于缺乏观测资料，在一些国际会议卜沙有充分发言权。此外，大多数研究单位设备简单，仪器和信息采集及处理手段落后，主要是资充源少，使农业气象设备长期得不到更新换代。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研制农业气象仪器设备机构，研究手段长期落后的状态，必然影响农业气象的发展，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

2.4理农业气象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缺乏解决农业实际间题的能力

成为农业气象学的三大理论基础都是从其它学科中移植过来的，如生物气象来源于生物学的某些领域，农业小气候理论基础是微气象学，农业气象预报的理论是借助于气象预报理论与方法。农业气象的交叉与边沿地位应该体现在研究领域和学术问题上，而不应长期处于依附的地位。在理论基础薄弱的同时，农业气象技术体系也未建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发展农业气象学科至关重要的根本。

3农业气象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从世界与我国农业气象研究的发展过程看，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起伏。西欧70年代，在植被与大气环境理论、植物生长与作物生产模拟，美国在生物环境小气候方面，日本在低温冷害、温室环境控制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进入80年代农业气象的理论成就并不十分显著。美国近期转向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又有起色。我国的农业气象因多种原因而起伏更大，曾三起三落。这说明农业气象学科稳定地位的基础并不牢固。当前我国的农业气象学正处在关键时期，一方面如不奋起加强和改革，又有落人低谷的危险;另一方面又面临农业要求农业气象必须发展的形势，也即是说当前农业气象处在不断增长的客观需求和自身理论与技术极不完善的双重艰巨任务下发展，这对农业气象科学来说既背负生存和发展，又面对挑战和机遇。

3.1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农业气象科学参与国家农业发展战咯决策。我国的国民经济要求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农业上两个台阶，农业气象可以从农业气候资源，农业发展重大措施的农业气象依据等方面提出决策建议，虽已错过某些时机，但仍有大量工作可做。

3.2我国农业生产不稳定性，是围绕农业发展进程的长期因素。我国处在东亚强季风气候区，大陆性又很强烈，农业气象灾害十分颇繁，是造成我国农业生产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农业气象学要为保证农业生产稳定性发挥重要作用。40多年来，粮食生产最大波动可达17.6%，一般年景可达5%左右，在粮食总产4boo多亿kg的水平，每年约损失200多亿kg。解决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使农业生产稳定发展，这是农业气象学科的重大责任。

3.3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形势仍然严峻，同时对多种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的环境因素是气候。解决我国的农业生产问题，不仅对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十分重要，而且也是对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重大贡献。因此，要求农业气象学科更快拿出更多、更高的理论与技术成果，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农业气象问题作出贡献。

3.4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许多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换代，新技术、新方法、新观点应运而生，冲击着农业气象学科的传统阵地，使农业气象面临前所未有的形势，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和条件。但是，在当前形势下，作为农学的基础分支学科的农业气象学科，不能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相适应，还没有形成独立理论体系与技术体系，严重地影响了农业气象的地位和发展，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时机，既要发展，又要创新、既要引进，更要创立，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科技发展形势和农业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也是农业气象学不能回避，又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

3.5农业气象学科还面临着没有引起重视而已存在的问题，即多学科伸向同一个农业气象研究间题，既开展协作，又展开激烈的竟争，如农业干旱间题，虽是农业气象间题，但是农学各分岁学科、地理、水利、大气、植物、生理、环境、自然灾害等学科都会伸向这一领域，一旦列为重点课题，争夺这一课题会激烈化。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竞争机制，也势必加剧科学研究的竞争。当然，这对发展科学是十分有利的，但也对农业气象学科提出了严重警告，如不加强和提高，增强研究实力，必然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迫使农业气象加快步伐，加强基础工作，提高竞争能力，以适应未来科学研究的发展形势。

4当前农业气象学科发展的生要趋势

除了一些共同的特点外，诸如研究的问题愈来愈深入，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广，难度越来越大等，从当前看农业气象学科的发展趋势:

4.1农业气象由单纯学术间题研究向农业生产重大问题靠拢。如由开展气象与作物关系研究、气象灾害危害规律和特征、农田小气候特征、农业气候资源数量评价等研究转向农业水资源及水分问题、农业气象灾害、农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大工程的农业气象评价、农业发展战略决策等重大农业生产问题。世界范围和我国进人70年代，有关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间题的研究，80年代关于农业水分间题研究，用于农业发展战略和布局的农业气候资源和区划，种植制度的气候向题研究等等，都是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间题，农业气象向这些重大问题靠拢，开展大规模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依据，也为解决这些重大间题发挥了学科作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和提高农业气象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这是农业气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美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也认识到农业气象不与经济间题结合起来是没有生命力的。

4.2农业气象理论引进在加速，同时促进农业气象向农学各分支的渗透。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推动农业气象学的前进，使农业气候出成果的速度加快;采用遥测遥感等现代信息科学手段，使农业气象预报理论和方法迅速更新，准确率大为提高;模糊数学应用使农业气象的许多工作的定量化更明确了;摘的观点引进，阐发了生态环境劣变导致嫡增，更易诱发灾害和群发性的关系，大气温室气体增加的气候变化效应，引发了大气成分对农业影响研究等令。这些引进推动了农业气象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农业气象的内容，有利于促进农业气象学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建立。与此同时，农业气象学科也加强向有关学科渗透，农业气象由处于解释农业生产问题的作用进而伸入有关学科，达到共同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如以生态气候为基础，根据天气气候分析，与植物保护学科共同探讨农业昆虫迁飞的规律;根据气候季节变化和农田小气候规律，与栽培学科共同解决作物生育促控的条件与措施，农业小气候关于近地层热水平衡或热水输送的研究，使早地农业研究更深入一步。总之，农业气象学的介人，促进农业生产各要素协同理论得到发展。

4.3农业气象当前有向微观结构探入，向宏观综合联系扩展的趋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业气象学广泛地探讨气候与农业的一般关系，这在农业气象初期发展阶段中起过重要作用，但没有适时地引向深入，使农业气象学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徘徊境地。近年来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如霜冻的研究，利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和摄影可以记录到植物霜冻过程的微细结构;霜冻冰核活性细菌成冰作用和提早与加重危害影响的发现，对霜冻提出新的见解。其它如湿害、干热风向生理反应的研究方向发展，生物工程的微环境研究已开始。大气湍流扩散以及热量传输等物理过程和动力过程的微细结构已进入农田边界层的研究。生物与气象条件的微细结构的深入研究，将使农业气象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利用光、温、水因子对生物生长发育和特性的影响和控制，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农业气象产业。在宏观联系方面向大范围、多因子扩展，如农田小气候由单一结构的研究进而研究大面积朴体系统能量与物质输送，在气候生产潜力方面从单项气候条件与产量关系进而研究农业诸多因子与气候的关系，作物栽培中研究各要素与气候因子协同的关系，农业气候区划由单纯的气候条件区划到考虑农、林、牧和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区划，在山地气候研究方面向小、中、大尺度相结合的研究发展，农业气象与社会经济领域相结合有利发挥农业气象学参与宏观调控的作用.农业气象的这种综合研究动向将导致农业气象学产生更大的效益。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10

关键词：农业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研究生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199-01

随着IT行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农业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招生规模也在逐渐进行扩大，并且农业院校的研究生招生方向也在变得宽阔。由于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学生们有着不同的年龄和经历，所以专业和层次也就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影响下，研究生的思想状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也变的越来越复杂。因为高校存在的这些复杂的情况，所以农业院校的研究生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就会变得更难，这就让农业院校的研究生管理工作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只有去改善和创新研究生管理模式才能更好的去适应我国农业对高层次人才的诸多需求。农业院校研究生管理工作者需要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去培养有良好专业和思想素质的高层次农业人才。研究生管理工作是高校培养高技能和高素质人才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研究生管理工作是贯通于高校教育的全过程，它贯穿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这几个环节中。

1农业院校研究生管理模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院校对研究生的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一般的农业院校认为研究生从本科阶段到研究生阶段无论是在心理还是知识方面都会比本科生的能力强的多。一些院校的研究生甚至曾经参加过工作，这样的研究生的生活阅历很丰富，同时他们就拥有了自己处理事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农业院校就忽略了研究生这个群体自身的特点，只是把管理本科生的那套模式照搬到研究生的管理模式中。农业院校的研究生管理工作只是停留在信息通知和学籍档案及安全管理的简单层面上。而且各个院系缺乏对研究生管理的重视程度和专业型的管理人才。由于种种的因素也就造成了目前“放牛式”的研究生管理的工作状况。

1.2农业院校对研究生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不到位

有的研究生已经成家立业，所以他们身上不只是肩负着社会责任还肩负着较重的家庭责任，他们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都很现实，有部分研究生的年龄比较大，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过度的依赖家庭来完成研究生学业。研究生的管理人员不便于对学员的安全教育、奖惩制度、宿舍管理、就业指导等日常事务进行集中管理。其次，研究生的管理人员认为研究生己经具备一定的自我解决事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也就没有把管理个人日常事务作为工作的重点。导师的精力不能分配均衡，在教和研之后也就不能抽太多的时间来指导和关心自己的学生，让导师们不能更好的集中精力对研究生进行科研、学术以外的事务进行指导。

2加强和完善研究生管理模式的方法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科学技术逐渐地变成了第一生产力。所以在农业院校对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做好管理工作是社会蓬勃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农业高校的工作者应该分层次、分重点、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这些工作步骤都应该根据研究生工作的特点。研究生的素质高不高和能力强不强可以代表一所高校的综合能力水平。所以，农业院校的研究生的管理工作应该在明确方向，有步骤的前提下去提高高校研究生管理的综合水平。

2.1加强对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因为研究生管理工作在农业院校的综合实力发展中占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研究生管理工作又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院系应该对给予研究生管理工作高度重视的态度。各个农业院校的领导应该去重视研究生的管理工作，这样研究生管理部门和科室才能有重视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态度，他们也就能够很好地配合和实施研究生的管理工作的任务。研究生的管理工作不能零零散散，应该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工作力量去开展研究生管理工作。研究生管理工作应该是结合各院、系的分散管理，想要把研究生管理工作做到最好应该因地制宜，这样的工作方法就可以利于发挥专职的研究生管理人员、各院系和导师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专职的研究生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

2.2强化研究生的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

农业院校的院系管理工作人员应该去强化关于研究生的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力度，这是做好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研究生辅导员是经常和研究生联系的工作人员，所以研究生辅导员一定要加强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随时了解他们生活状态和思想，辅导员应该从日常生活起居就关心研究生，这样就能和研究生建立友好的关系立和师生之情，辅导员的工作可以为做好研究生管理工作提供良好和重要的保障。农业院校和院系应充分的去发挥他们的服务和管理职能，为研究生群体的学习和生活创造更加方便和有利的条件。

3结语

综上所述，农业院校研究生管理工作一定要针对研究生这个群体的特点、情况，去找寻研究生管理工作模式的新的形式、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路，使他们成为视野开阔、知识广博、综合能力强、道德修养高的合格建设人才。总之高校做好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无论高校采取何种研究生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深信，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推进，高校管理模式也可以随之深入进行和创新，高校的研究生的管理部门可以为管理和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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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办学规模、教育质量、总体实力都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强，建立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有质量保证的研究生培养制度。长期以来，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教学工作能力的人才。但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已更多地从教学、科研岗位转向实际工作部门。为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更好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实现研究生教育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质量标准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与学术型研究生有所不同，它突出体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做好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必须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科学合理定位，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律，创新培养理念，改革培养模式，确保培养质量，这在《教育部关于做好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文件中已经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因此，培养和造就大批为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服务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是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是适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完善我国农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举措。

2非农高校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农林院校具有得天独厚的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农业推广专业人才的优势。而对于非农高校，由于缺少农林相关学科的支持，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发展较为缓慢。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农业产业化转型时期，对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农业推广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极大，而现有的农林院校又有限，其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现有的人才需求条件。这就为非农高校招收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创造了条件。另外，农林院校分布地区不均衡，部分地区没有农林院校，也导致农业推广专业硕士人才培养途径不足。而对于非农高校来说，开展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招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充分发挥高校教育资源的潜力，完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具有重大作用。而且随着非农高校近来年的发展，专业设置越来越合理，越来越注重与社会需求的衔接。因此，培养农业推广专业学位人才，对非农高校来说是拓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好机会，也使得非农高校招生单位积极性越来越高，并且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农高校农业推广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

3非农高校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3.1创新教育理念，构建合理的农业推广人才培养理论基础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这种高层次要求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作为行动的先导。掌握农业推广领域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农业推广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农业推广技术或农业推广管理工作的能力，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是农科院校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目标。一方面，促进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为地方高校强化“三农”社会服务提供新的契机和平台，也为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功能向农村延伸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实现复合型农业推广人才的培养，研究生教育可与地方政府、企业等联合，共同研究、开发项目，走“产、学、研”共同发展之路；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实验中心等实践场所；引导研究生进行实习、调研和座谈，这是检验所学知识并将其应用的过程。同时，研究生还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课题研究，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最后再用研究结果去指导新一轮的实践，从而实现“学习—实践—研究—再实践”的有机结合。

3.2合理调整培养计划，更新课程设置体系

我国受农业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农业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等因素的制约，与国外相关学科课程设置相比，目前的课程体系还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人文社科、轻科学技术等缺陷。为了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在设置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兼容性，做到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有机结合，实现文理有机渗透；②不变性，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更加注重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的讲授，特别是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化、市场化运作的基本规律上多下功夫；③前瞻性，课程建设始终应是动态的，不仅要使课程及内容具有知识性和系统性，而且要使之面向市场、面向未来；④宽平台，以课程建设为切入点，在一级或二级学科平台基础上，向交叉、相关学科延伸，构建宽广的知识平台。⑤改进教材，注重实践运用。在教材选用上，采用了国内外影响大的、被同行专家认可的高质量教材。

3.3提倡研究性学习，加强对学生知识整合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面对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传统的以传授理论知识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面临挑战，“填鸭”式课堂授课方式已不合时宜。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应该更多地体现为探索型、创造型，教学过程中应启发学生对该专业重大农业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要积极采用课堂讨论、学术论坛等多种方式，利用案例教学、模拟教学、课题组研究等教学手段，搞好学生个性创新精神综合能力的培养。此外，在培养模式中还应提倡研究性学习，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渗透到日常的教学和管理中。

3.4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导师队伍

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离不开一支高质量的导师队伍。尽管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研究生具有更加自主、独立和个性化学习和研究地位，导师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也从传统的教授转变为指导。导师对研究生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学术水平。正因为如此，不少导师切身体会到，提高研究生水平的关键就在于导师自身的素养。这此素养包括：①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科学态度，能严谨治学，为人师表；②了解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在学科前沿开展学术研究；③有明确的主攻方向；④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有创见的科研成就；⑤有较强的科研组织能力。在优化导师知识结构的同时，注重引进竞争机制，可根据导师承担科研课题的数量和经费的多少来给定导师所带学生的名额。对科研课题较多、科研经费充足、勇于创新且精力充沛的导师，适当地增加学生名额。同时为了让导师更多地指导研究生，还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质量与导师指导水平评估挂钩，以进一步增强导师的责任感，将有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4结语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范文篇12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部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ofScience》、《Historyof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注释：

⑴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