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历史教育缺失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但作为基础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却受到冷遇。历史教学在偏重于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职业教育中被逐渐边缘化，不仅影响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而且制约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梳理高职院校中历史教育缺失的表现，剖析个中缘由，再探寻相应对策，对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应该有所裨益。

一、高职院校中历史教育的缺失

当前历史教育与高职教育之间出现断裂。一些高职院校中都没有设置历史学专业，也很少安排历史学课程，并且不断精简专业历史学教师岗位，当然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历史教育。

首先是历史学专业招生规模日益萎缩。中国高职院校数量众多，不少省份多达几十所，高职院校涵盖专业可谓林林总总，但非师范教育性质的高职院校中几乎不设置历史学专业。以2006年11月教育部启动的“百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程”（被誉为“高职211”）为例，前三批入围的109所高职院校都没有设置历史学系。2014年3月，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具有高职教育单独招生资格的院校名单，总共52所高职院校中无一设置了历史学系。2014年5月，教育部酝酿启动高校转型改革，1999年大学扩招后600多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为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省1999年以来“专升本”的11所高校都未设置历史学系，如果转型为高职院校，肯定无从寻觅历史学系的踪影。尤其令人唏嘘的是，这11所高校中，有的原来设置了历史学系，但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历史学都被融入所谓的热门院系中，如原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升格为九江学院）历史学归入政法学院，原新余高等专科学校（2010年升格为新余学院）历史学划入经济与贸易管理系，原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2013年升格为景德镇学院）历史学被纳入人文科学系，萍乡高等专科学校（2013年升格为萍乡学院）历史学被并入经济与政法系。可以想象，这4所本科院校如果转型为高职院校后，不大可能会恢复历史学系。

其次是高职院校中历史学师资薄弱。高职院校几乎不再引进历史学新教师，因为根据专业对口的原则，既然没有开设历史学专业，也就不会增设历史学的教学或科研岗位，自然不大可能引进历史学科班毕业的人才了。辅导员岗位有时会面向历史学毕业生招聘，但这些辅导员入职后基本上不能也无意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另外，已有历史学教师逐渐转型，基本上不再从事专业历史学的教研活动。随着历史学系的消失，原来的专职历史教师为适应学科转型的形势，转而从事其他热门专业的教学。虽然公共课程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历史学有关联，但同样不受重视，甚至根本不开设;选修课程中难得有历史学的一席之地。科研方面更是不容乐观，高职院校中历史学的科研项目很难获得资助，高职院校的教师很少撰写历史学专著或发表历史学论文，即使取得了历史学方面的科研成果，在职称评定、学术奖励、学科评估等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

最后是高职学生史学素养缺失。高职院校中不仅没有系统的历史学教研活动，而且很少举办历史类的学术讲座，难得举行以历史为主题的学生实践活动。遇到一些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的节日，其活动基本以时事教育与政治学习为主，很少传授历史学知识。各种晚会上的文艺节目，基本没有融入历史学元素。高职院校的图书馆很少购买历史学的报刊书籍。高职院校学生在校园里几乎感受不到历史学的氛围，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知识，无法养成历史思维习惯，很难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更谈不上具备深厚的史学素养。

二、历史教育对高职人才培养的作用

历史教育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应该退出高职院校讲台，相反，历史学作为人文性质极强的学科，在塑造学生健全人格方面有着突出优势[1]。历史教育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创新思维能力与历史责任感等都具有重要作用[2]。毋庸讳言，与普通教育或成人教育不同，职业教育更侧重于培养受教育者的实践技能与实际工作能力，但优秀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除了掌握某项具体实践技能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职业伦理，能够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不断挖掘自身职业潜力。历史学对培养学生具体的实践技能或许无能为力，但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劳动者大有用武之地。

一方面，历史学有助于学生塑造职业伦理。当下，有的从业人员丧失基本的职业伦理，这固然与环境有关，但职业教育中重技术轻伦理的培养模式难辞其咎。作为基础人文学科，历史学对塑造职业伦理具有独特的作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这本身就是汇聚历史经验与凝练历史智慧的结晶。“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学习古往今来诸多企业兴衰及个人沉浮的历史，学生可以更深地感悟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如有的企业诚信经营，最终发展成百年老店，有的企业虽然盛极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有的普通技工看似默默无闻，但在平凡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有的行业大佬曾经叱咤风云，最终却身陷囹圄，如此反差，当然未必源于职业技能的高低，而在于是否坚守职业伦理。在企业兴衰与个人成败的历史教学中渗透职业伦理教育，无疑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或法律灌输更为生动，也更能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历史学有助于学生进行职业划。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熟练掌握某项技能可谓高职学生走出校门走向就业的敲门砖。但是，成功的劳动者除了掌握娴熟的职业技能外，还要善于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即能够在综合分析社会环境、组织因素与个人条件的基础上，对自身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历程进行系统规划，确立个人的事业发展目标，并选择实现该目标的具体职业或岗位，制订相应的行动方案，并做出阶段性的合理安排。通过学习历史，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国家兴衰之道与行业发展规律，更快地获取个人职业发展乃至事业成功的秘诀。如高职学生走向社会后，首先必须就自身定位做出抉择：是不断练就过硬的技术，成为高级蓝领;还是适时创业，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事业，这当然不是凭借单纯的技能培训就能解决的，而行业发展史乃至古今中外名人的创业史无疑为个人选择提供了历史启迪。另外，即使打算坚守技术工人的岗位，故步自封，指望“吃老本”是难以为继的。现实中类似的例子并不罕见：有的从业者技能确实不错，在暂时行业竞争中不落下风，但由于只顾眼前利益，缺乏大局眼光，不作长远考虑，没有综合谋划，最终未能紧跟行业乃至社会发展形势，在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落伍。

三、高职院校中加强历史教育的对策

与普通高校相比，高职院校无论师资还是生源都有其不同的特点。要保证高职院校中历史教学取得理想效果，肯定不能完全照搬普通高校的做法，而应该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开展颇具高职特色的教学活动。

第一，将“公共历史”课程纳入高职院校素质教育体系。公共史学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认为公共史学主要是将史学知识与史学技能运用于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大众媒体、民间历史组织与各类博物馆等学术界以外的场所。公共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运用自身知识与技能服务于“公共领域”，包括“公共事务”（如政府部门和社区的决策、中小学历史教学等）、“公众社会”（如向公众传播信息与提供知识的媒体、电影、电视、出版行业等）、“公众文化”（如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历史遗址、纪念场所或公众纪念活动等）。美国至今已有近100所高校开设了公共历史学课程。中国学界正在进行积极探索，2013年11月，上海师范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联合中国金融博物馆与新历史合作社在苏州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公共历史大会，为普及公共历史学的观念作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传统历史学，将公共历史学引入高职院校肯定是更为理想的选择，不仅可以增强历史学服务公众与社会的现实功能，而且可以为高职教育乃至公共领域增添历史元素。当然，编写一套合适的教材是公共历史学进入高职院校之前的必备工作。这方面英国历史学家布来恩・爱德华兹编写的公共历史教材《看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二，开发具有高职特色的历史类交叉课程。科学技术史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可以面向许多高职院校。另外，各地各类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身地域特点，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利用不同师资资源，结合学生知识结构，研发出一些各具特色又很接地气的历史类课程。如在全国同类院校中享有盛誉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这方面就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该校动画学院开设了中国电影艺术史，计算机工程学院开设了IT史话，应用外国Z学院开设了历史与文化视角中的英文电影，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开设了集成电路（IC）简史，艺术设计学院开设了西方艺术史、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史、现代设计史、建筑装饰艺术史、家具设计史，人文学院开设了科学技术发展简史、外国音乐史、与日长存――影响中国的历史名人，机电工程学院开设了科技发展史、区域脉络的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等课程。

第三，创新高职历史教学形式。必须在坚持历史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高职院校自身的特点，开展独具特色又引人入胜的教学活动。如有的教师根据高职院校学生历史基础知识较为薄弱与社会实践能力相对较强的特点，尝试将“活动教学”引入高职历史教学中，既符合高职学生的学习心理，又能克服传统历史教学认知与情感、过程与结果相分离的弊端[3]。有的教师认为应当充分发掘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巨大功能，对高职历史教学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性[4]。有的教师总结了专门针对高职的新颖历史教学方法：融会贯通法、标新立异法、身临其境法、现实联系法[5]。另外，高职院校不应该沦为课外历史活动的真空地带，而应该利用自身资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历史知识活动，如设立校园历史活动日或历史活动周，举办历史知识展览（图片、视频），开展历史知识竞赛，撰写大事记或人物小传，编排历史题材的文艺节目，收集与整理相关历史档案，考察历史遗迹，寻访历史人物等，既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文明演变历程，又能帮助学生熟悉本地区、学校、院系、专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

参考文献：

[1]王翠珍.略论高职历史课程教学中的人格培养[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3（3）.

[2]唐晴晴.试论历史教学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J].文教资料，2010（31）.

[3]冯庆芳.“活动教学”策略在高职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当代职业教育，2011（11）.

历史学的就业方向范文

百年党史是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的历史。心有所信，方能致远。每一个令人泪下的感人故事，每一段充满艰辛的奋斗历程，都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共产党人的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百年党史是理论创新、指导实践的历史。党的百年历史表明：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理论偏离科学正确的轨道，党的事业必然遭受挫折失败。百年党史是心系群众、造福群众的历史。党史的辉煌足迹、字里行间，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百年党史是临危不乱、攻坚克难的历史。1998年的抗洪、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南方暴雪、2022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自然灾害，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走出危局、夺取胜利。

研读党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恢弘磅礴、硝烟弥漫的历史画卷，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勇于实践、勇于担当的壮志雄心。作为一名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要想在金融支持集团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发光发热，就要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从党史中汲取不忘初心的前进力量。

从党史中把握前进方向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学习党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党史写的是历史，叙的是奋斗，述的是大道，探索的是规律，启示的是当下，烛照的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学习历史、总结经验，善于从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我们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问题都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回顾集团发展的历史，1988年10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成立，并作为中国民航第一家交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机场，实行企业化经营。1994年厦门市政府为促进公司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组建了以厦门机场和客货公司为核心层，以经营民航地面运输服务为主业，同时经营商贸、酒店、广告、建筑、房地产租赁等辅业为一体的国有独资集团。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壮大，集团从一家小小的民航管理站发展到如今总资产340亿，涉及机场、酒店及物流三大产业板块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一代代翔业人的努力拼搏。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正确方向，并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始终发挥着先锋队的作用。

从党史中夯实理想信念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学习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之以恒地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当前，集团即将迎来第三次创业期，两大新机场的建设将为集团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利息支出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作为集团唯一的金融类企业，我们必须把集团的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通过多渠道多方位的融资渠道尽可能降低集团的融资成本，为新机场建设提供充裕的资金保障。同时为集团其他成员企业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方案，协助集团国有投资公司的转型发展，确保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不改向。在服务成员企业及产业链客户、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从严治行等工作的同时，乘势而上推进全年工作再上新台阶。

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研究和学习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辨是非、知兴衰，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把握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为我们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历史借鉴，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提供有益启示，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提供精神动力。“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党史不但书写着我们的昨天和今天，更昭示我们的明天。因此，我们学习和铭记党的历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为现实服务，为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借鉴，少走弯路、不走错路、少犯或不犯错误。当前，集团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彻底解决财务公司业务结构失衡、发展瓶颈等问题，我们必须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及时调整信贷营销方向，优化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将信贷系统与管贷理念有机整合，将风险指标纳入系统进行控制。紧跟集团的发展方向，在党史学习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

从党史中传承优良作风

历史学的就业方向范文篇3

【关键词】世界历史；分工；内在逻辑；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42—06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人们越来越惊叹于马克思的深刻洞见并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明确断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如果说这一论断最初曾是一种预言，那么今天它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经验和事实，而马克思早已认识到并将这一点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因此，正确理解这一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曾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28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人类进入一定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但是，在这里，世界历史不应该从纯粹的年代学、地理学意义上去考察，而应该从哲学的高度、历史观的意义上去理解，如此看来，世界历史就是对各个国家、民族日益进入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历史阶段、越来越成为一个共损共荣、荣辱与共的统一体的生动描写与真实写照。总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276列宁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776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世界历史的运动、发展，而以世界历史的名义去否定民族个性是荒谬的，或者“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4］257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空谈、臆想，而是一种可经验、可证明的社会现实运动。与此相反，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却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它不是在“可经验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以思辨理念形而上地建构起来的。马克思揭露了其“思辨”本性并嘲讽性地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2］300而且，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这样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5］536-537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理论货物都只不过是一种“无谓的思辨”，仅仅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中而已，这些流行的著作都属于“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2］301一类文献。于是，历史就被看成是与“可经验的社会现实”毫无联系、处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抽象的东西。

在批判这种完全为思辨之网所淹没、遨游于幻想太空的历史观的同时，马克思也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89也就是说，每一个从事着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一历史行动的见证人。因此，从一开始，这一行动

就取决于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内部的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程度，而且取决于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生产方式、分工和交往程度。换言之，生产方式越是完善，分工越是细化，交往越是密切，各个民族原始的、狭隘的封闭状态就越是被打破，因而，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二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使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的宽广视域中审视分工得以可能，也为开启分工的世界历史话语敞开了崭新天地。难怪，马克思曾批评指出，蒲鲁东在谈及分工时竟丝毫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6］534，也没有注意到，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一切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这里，我们将分工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首先要阐明分工在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及其主导逻辑。

大工业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大工业突飞猛进的时期实际上也是“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的阶段。换句话说，分工作为大工业的内在要素积极参与了消灭狭隘的地域历史，开启世界历史大幕的活动。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而且，作为世界历史的始作俑者，大工业消灭了一切自然形成的性质，它“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7］58如果联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著名论断，即“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8］88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大工业又何尝不是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一本大“书”呢！只不过它是在更大的空间和范围内，确切地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世界历史性展示，是人的全面性、丰富性、深刻性的世界历史性实现。正是由于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资产阶级社会也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此前所有社会组织的全新面目和独特创举出场了，具体表现为：地方共同体的解体、异质文化群体的融合、文化传说和传统的革新，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整个人类带入到一个单一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内”，吉登斯称这是“世界历史性”的创举。［9］73此外，大工业创造了便利的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大大“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10］281。可见，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大工业所具有的超凡创新性和空前革命性才得到清楚的认识，正如马克思所言：“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1］393。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随之而来的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实际上，也只有深深切中历史脉搏、从世界历史大潮中走来的马克思才使人们获得了对于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毛泽东曾这样写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2］283-284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大工业创造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之日，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取得并占居主导地位之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1］391。由于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固有本性，驱使资本家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扩张，到处建立市场，而且，“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更准确地说，是卷入到“资本文明”中来了。而且，“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276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矛盾向全球不断扩张的过程。资本越是发展，“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3］33于此足见，资本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

和强势话语，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发展态势来看，我们发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内在地包含并指向资本主义叙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开创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正如德里克所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的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观念。资本主义叙事再也不是欧洲的历史叙事了；现在非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建构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历史。”［14］468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源头在西欧，而现代化的“全球化”乃是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向世界扩散的过程，借用罗兰·罗伯逊的话说，全球化的“文明标准”不过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15］51。实际上，在上世纪的诸多现代化理论中，把现代化视为单线演化的全球性现象的理论倾向深受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源头”，他相信导致西欧走向现代的“理性化”发展过程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他也相信这一发展过程并不是随意的，而必然是具有“方向性”的，而且这一发展过程将指向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最终实现。［16］138-143在这里，还需提及的一个人就是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名噪一时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尽管他深刻地指出西方文明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但在其理论深处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仍然清晰可见。他指出：“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17］64尽管亨廷顿正确地揭示了现代社会走向全球化、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他又错误地将现代化等同于或简单地化约为西方化，实在是不足取的。因此，尽管资本是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世界历史的进程是资本主义叙事的全球化，但是如果在西方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之间划上等号却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三

在阐明分工在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及其主导逻辑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揭示分工向全球扩展的“现代性”后果和“全球化”效应，同时指出人的解放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分裂是分工向全球扩展的“现代性”后果。诚然，随着分工向全球的延伸和拓展，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在加快，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277特别是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8］169到18世纪后半期的时候，随着第一次国际分工的大规模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19］221。可以说，这也是分工日益跨越民族壁垒向全球进军，进而加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大明证。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一直都是在对抗中前行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亦是如此。随着分工向全球范围内扩展，它使全球一分为二，具体而言，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0］494-495而且，“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277，使不发达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威廉姆·格莱德形象地指出：“当发展中国家向具有动物血性的全球资本开放时，它们就开始应对魔鬼了。”［21］11在这一过程中，全世界大多数人必然被边缘化，尽管世界也会被重新建构，“但是这种重构将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制度将继续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形式产生出构成其世界结构的不平等现象。”［22］4的确，在这场应对魔鬼的战争中，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升级了，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鲍曼分析指出：“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它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23］17在一本名为《全球分裂》的

书中，作者斯塔夫里亚诺斯进一步分析指出了伴随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而出现且在不断加剧的全球分裂现象。为了符合全球性经济的扩张要求，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或经济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扭曲和重新塑造”，不仅如此，对于第三世界而言，“由于追随以西方国家为先驱的工业化进程而追赶不上”，进而导致并形成全球分裂为“发达与欠发达”的两极格局。如前所述，不发达从属于发达、发达主导不发达，因此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就只能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斯塔夫里亚诺斯敏锐地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不是依靠投入资本就能解决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24］9-14工发展的“全球化”效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詹纳感叹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没有和平合作人类未来的生存就不可能”。问题是，从全球分裂走向全球合作、人类和平何以可能？在詹纳看来，“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都将劳动分工视为在世界范围内引导进步的重要一环，同样也是对和平的一种贡献，因为通过劳动的国际分工在国与国之间产生了多样化的合作。”［21］50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的国际分工所具有的内在两重性：一方面，分工是导致全球分裂的“元凶”；另一方面，分工又是谋求全球合作的“功臣”。因为只要存在分工的地方，就存在着诸如分裂与合作、冲突与协调等成对出现且相反相成的可能性力量，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分工实现分裂、冲突的最小化，实现合作、协调的最大化。以研究技术创新理论而知名的经济学家弗里曼和卢桑共同指出：“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的协调过程的重要性，并把协调解释为各种基本趋势和反趋势——也就是冲突——的结果。”［25］詹纳也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斗争或合作的原则从来就在一种不可知的程度上主导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可以通过劳动分工使国与国和平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依赖。”［21］55而且，通过对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的比较研究，詹纳将我们引向了对分工问题的深层认识。如果说“一种真正的国际分工是基于特定领域的专业化、技术差别和设计的不同模式而展开的”［21］87，那么，将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与国内的劳动分工相提并论就是草率的。尽管“分工的原则对于一国的进步和富裕而言是很本质的因素”［21］64，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各国却很少真正去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的国际分工至今仍很难实现，最为显著的原因就在于对专业化的担忧。“当一个国家担心通过专业化而造成自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实行全面的专业化。”［21］61这就涉及到一个深层的理论问题，分工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前提。詹纳强调指出：“劳动分工一定要得到社会的赞同。因为劳动分工将经济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当一个人只会生产大头针，另外一个人只会生产南瓜籽而第三个人只会生产汽车轮胎时，他们每个人都会变得非常强大，但同时也变得非常弱小，因为他离开了其他人就不能生存。劳动分工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优势，但当这个系统由于某一个链条的破坏而断裂时，劳动分工相对于个人而言就成为了劣势。”［21］68当然，詹纳也充分肯定了劳动分工在谋求全球合作、人类和平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在现实的国际交往中乃至未来的全球合作中，分工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詹纳所言：“劳动分工意味着合作”、“劳动分工源于合作”［21］55,65。

人的解放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马克思不仅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还将人的解放这一最高使命纳入世界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来考察。他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2］291只有这样，历史才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单个人也才能彻底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同整个世界发生全面的联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面的生产，进而实现从“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的转变。如前所述，世界市场的开辟、世界历史的开启都是个人的本质力量的世界历史性展现，因此，这种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人的共同活动的力量的展示，问题是，“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

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2］89实际上，在分工的条件下，人所创造的这种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人的力量，相反，它却成了支配、奴役个人的外在力量。“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89-90诚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因此，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6］461。共产主义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让人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控制自己的一切关系，自觉驾驭这些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6］443

实际上，人的解放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而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实现这项事业本身。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的现实运动中，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整个世界，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而且，“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2］87也就是说，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就是个人的人的存在，因此，“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89这时候，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人类群体的代表，而每一个群体的作用又取决于世界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历史已经准备好从自己的‘史前史’中走出来”［27］58，于是，历史的新纪元——真正的人类史开始了。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因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力”作为客体力量和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锻造出一个新生的主体力量，即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同整个旧世界相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也是一个“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的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人没有祖国”［2］291这一平实的判断似乎已经表明人的解放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的范围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