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红河流域土司制度族际交往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文化植根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各民族生活场景的缩影，均有自己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同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存在差异，都在不断的互动和变迁中，当不同民族彼此接触时，自然会发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现象。红河流域同样如此，土司制度建立后，汉族开始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族际交往加深，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越来越明显。纵观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有诸多外部因素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汉人的到来。迁移到红河流域的汉族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观念、思想、制度等软文化，以各种手段或方式，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和传播。对于动态的族际交往和文化互动，我们无法判断当下汉族对少数民族产生的具体影响，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对已有的历史遗存―土司制度加以判断。本文通过回顾土司制度在红河流域的发展历程，探讨土司制度在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中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缘起

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和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政权形式。土司制度源于秦、汉、宋、隋、唐等推行的羁縻政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汉宫仪》说：“羁，马络头也；縻，牛也”。

忽必烈建元后，中央政权得以重新确立，元王朝拥有一个疆域广阔，民族繁多的国家。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在总结唐、宋“羁縻政策”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法。但是，地理位置、交通、战乱等因素影响，西南地区各民族发展不均衡，所属的社会制度也不一样，白族、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已进入封建社会，瑶族、苗族等处在奴隶社会，拉祜族、布朗族等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些众多民族不可能同时跨入封建社会，加之各民族生活习俗的差异，要构建一个比较稳定的西南民族地区，特需拉拢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其服务。

元朝统治者深谋远虑，为了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用“土官参政，土流共治”的土司制度讨好和管控少数民族首领，并把土司制度作为一项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公开颁布。在当时背景下，土司制度既考虑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又可以起到流官和土官互相牵制，消除或减少地方势力割据的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了再次出现大理、南诏、自杞等少数民族地方割据的局面。

红河流域的土司制度

红河流域是个广义的地理概念，包括红河干流及支流流经的广大地区。红河的支流主要有小河底河、李仙江、绿汁江、盘龙江、藤条江、南溪河、普梅河等。红河流域地区含盖大理、楚雄、玉溪、红河、思茅、文山等地州市。学者杨世华认为：“红河流域少数民族与内地关系的真正沟通以及中原文化传入红河流域并对其文化产生影响，应开始于元朝”。①公元1254年，元始祖带领蒙古军进攻云南。1255年，蒙古军灭了大理国地方政权，设置了云南行省。忽必烈为了巩固中央王朝的统治，在西南红河流域地区先后设置了大小不一的封建领主―土司制度，据史料记载，红河流域境内先后设置过彝族、哈尼族、傣族、壮族大小土司49户。这些土司，掌有生杀大权，是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的最高长官。世世代代在其所辖区内代表中央王朝管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境内的一切山水草木、田地、农民等归他们所有。

从元朝土司制度建立，明代土司制度的兴盛，清代土司制度开始逐渐衰落，民国土司制度残延，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制度彻底终结700余年间，红河流域土司制度存亡形式多样，有一个大的土司分解成几个小的土司，三五个小的土司吞并成一个大的土司，有的昙花一现。据记载，红河流域地区，元朝时共有哈尼族、彝族、傣族10余个土司，笔者收集了部分土司的资料，具体情况如下（见表1）：

表格1：元朝红河流域部分土司情况一览表

土司一旦受封，世守本土时代相传。其承袭法规定长子继承，无子也许弟袭。即父死子袭，先嫡后庶，嫡系无子，庶系继承，庶系无后，近支继承，嫡系年幼，由母亲或伯叔代办。土司的职能部门称为司署或土司衙门，最高长官称土司，集军、政、财于一身，统辖司署。红河流域的哈尼族、彝族、傣族、壮族等少数民族首领，若被中央王朝选中委任为“土司”，他们就会主动积极地学习和吸纳外来文化，打破“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将视野投向当时最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以开放的姿态重塑本民族文化。同时，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差异性，任何一个文化都在不断互动中调适自己，而文化的互动是双向的，在追求先进文化的同时，相对落后的文化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要素。代表先进文化的外来汉族，长期与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少数民族诸多文化要素，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新现象。

土司制度视阈下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模式，时至今日，不同民族在价值理念、日常习俗、节日仪式等方面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个性，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哈尼族的长街宴。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模式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统治下，互动交融，取长补短。土司制度建立之前，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受中央王朝的影响小，与汉族社会交往也不多。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了密切的往来，并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消除了民族偏见。民族偏见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或由于战争、利益冲突、宗教、文化的因素在族群间产生的排斥或敌意的一种态度。主要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有某种怀恨、戒备和神经过敏的倾向。红河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偏见会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土司制度建立后，中原汉族文化开始在红河流域传播，文化交流与族际互动，加深了相互了解，取得互相信任，终结了“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的隔阂时代。生活在红河流域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就像邻里关系一样，不敏感、不特别。差别只是体现在不同语言、服饰，而不是民族情感。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丰富民族文化内容。土司制度建立后，中原地区汉族先进价值理念、生活习俗等文化陆续传入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这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和发展，也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例如汉族许多故事和寓意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唤醒了少数民族对艺术作用的认知，鼓舞了人们对艺术美感的追求。文学艺术成为少数民族表达“喜怒哀乐”思想感情的一个重要载体。如红河流域少数民族文献典籍《灶君神》、《灶神家神》、《申仲妮》、《仲依妹》、《土地神》等就是根据汉文化思想创造而成的故事。又如，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婚礼中，虽然新人还住在蘑菇房，身着哈尼族服饰，但小桌上摆满了汉族地区传进来的糖果、饼干，燃放鞭炮，这里面已经吸纳了许多汉族的习俗，显示着汉族生活的某些元素。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传播了先进知识。红河流域地区，原始的知识文化传授者为族内长者或当地的“毕摩”、“贝玛”。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自销自产的族长、贝玛、毕摩无法担当汉族先进知识的传授职能。少数民族首领急需聘用熟悉管理和外交事务的汉族师爷，协助其治理辖区内的各个民族，制定或颁布各种法规典章，仿造中原汉族模式建造土司署、私塾、办案大堂、监狱、军队等。汉族知识分子借助土司制度的创建，将一系列的汉族文化潜移默化地注入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首领自然接受汉族文化的不断渗透。同时，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土司衙门，受到了辖区内少数民族的纷纷效仿，外来的汉文化开始在红河流域民族地区生根发芽。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消弭身份的差异，有利于调适民族关系。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里，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巩固男性的统治权利，通过“父子连名”的取名方式延续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如……溪处处遂遂配配束束克……。但是，这种取名方式，所有的家庭成员只有名没有姓。土司制度的传入，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取名方式，少数民族首领为了显示自己的进步，与汉族官员平起平坐，各自小名前加了一个汉姓，如：（马）黑奴、（番）普也、（李）阿则、（普）服远等。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然而个体的认同意识，尤其是族群中的精英的行为往往对群体意识起着导向性的作用。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土司开了取汉姓的先河，使用汉姓成为了一种进步的标志，一种荣誉的象征。于是，少数民族群体间开始效仿启用汉姓，如朱、李、高、王、曹等汉姓在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大力普及。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开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自由联姻。一直以来，红河流域少数民族严格遵循族内婚姻，违反者会遭到众人唾弃，并一律按照族规惩罚。但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汉人大量迁入并相互交错居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婚姻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反对、默许到公开认可。现在，在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二者通婚已成为一种常态。通婚圈简单概述就是择偶距离，通婚圈的变迁是文化互动的晴雨表，不同的通婚圈，既是族群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社会资源获取的一个途径，还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②。只有当不同族群的大多数成员存在广泛的社会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彼此间相近或高度和谐时，两族间才可能出现较多数量的通婚。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导致了族际间生计趋同。一个民族要生存，必须发展出一套能从生存环境中谋取食物的方法。人没有了食物，就要死亡，文化也就不存在。霍华德（MichaelC.Howard）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习俗性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人类群体学习如何协调其行为、思想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③。红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客观上促使汉族调整以前的生计方式，效仿少数民族谋生方法，依山伴水开垦梯田种植水稻，培育高寒耐温的茶叶、玉米、烟叶等经济作物。同时，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能适应环境，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文化互动中自我调适。红河流域山高路陡交通极为不便，马帮成为了对外交往的“丝绸之路”，担负着日常用品、物资流通、信息传递的职能。“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一古老的运输方式，不仅充当商品流通的市场，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经济观念，而且把神秘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到了中原，丰富了汉族文化。

结语

学者庄孔韶指出，族界标志是指一个民族决定或表达成员身份的方式，用来证明或者指明群体成员身份的明显因素④。民族之间的界线本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不同民族间因接触而产生彼此认同与区分，而一层层的边界就是人们进行相互区分与认同的社会场域。土司制度在红河流域的创立，较之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而言，红河流域少数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汉族的关系非常密切，红河流域族群的社会交往与交际网络显示出延展性特点，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十分频繁，个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较高，民族交往整体上具有开放型、拓展型取向。具体有如下的表现：

土司制度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土司制度在红河流域建立，移居于红河流域的汉族形成了零星分散，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分布在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村寨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殊格局，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加深了感情，消弭了族际间的文化差异，有利于民族的和睦与边疆稳定。

土司制度冲破了禁闭和禁锢，增强了开放意识。红河流域山高、路远，深谷地势极为复杂，交通闭塞，形成了封闭的社会环境，长期处于“种田为吃饭，养牛为耕田，养鸡生蛋点盐巴钱”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生活。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大军平定云南，据史载，当时驻滇明朝军户就高达30余万⑤，与军队一同迁居云南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红河流域的汉族及其他工匠、商人等不计其数。他们开始在红河流域投资建商店，设摊点、餐馆、诊所、典当等等，这种状况很快打破了红河流域自然经济状况，不仅方便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看到了山外的世界，刺激了少数民族生产商品的欲望，并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逐步学会了开发带有商品性质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开放意识、商品观念日渐增强，打破昔日封闭、半封闭状况。

土司制度确保了自治权，提高了民族与国家双重认同。“土官参政，土流共治”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少数民族首领享有地方自治权，为了世袭“土司”的特权，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中央王朝存在着高度的认同，同时，少数民族首领对本民族同样存在坚定认同。两者和谐共生，互不矛盾，这一状况与当时土司制度促进了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包容性。

总之，土司制度视阈下，红河流域少数民族与其他群体（主要是汉族）在社会交往中充分显示出多元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呈现出流动性、包容性、开放性的特点。

（作者单位：云南红河学院；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生态移民视野下西南边境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CSH048）

【注释】

①杨世华：“文化互动与社会变迁”，《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

②曹贵雄，何绍明：“哈尼族婚俗与女性婚姻变迁”，《红河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③徐杰舜：《人类学教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④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论文摘要：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着越南文化。中国文化主要以直接推行、交通贸易、华人移居、跨境民族交流等方式传播到越南，探究中国文化传播越南的方式，有益于进一步认识越南文化和加强两国文化交流。

越南与中国毗邻，边境线全长2449公里，中华民族与越南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由于古代越南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关系甚大，和长期使用汉字等原因，使古代越南全面吸收中国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越南的典章制度、兵制、独尊儒学、历法、宗教文化、生活习俗、节日等各方面都效仿中国。因此，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越南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直接推行方式

越南的历史极大地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在公元前214年至公元968年的1182年间，越南被纳人中国版图内，直接受到中国的统治，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北属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王朝所实施的各种政策直接在越南推行。

在北属时期之前，从传说和史书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到，越南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由首领锥王、锥侯、锥将统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后，实行进一步开发西南的政策。公元前214年，秦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末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推行“南北交欢”，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后赵佗称臣于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军灭“南越国”，并设南海、交趾等九郡，其中有三郡在今越南。在所设的九郡之上设交趾部，委派刺史统管，正式把今越南的一些地方纳人中国版图。公元40年，爆发了“二征”起义，汉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定叛乱。公元43年，马援平定二征起义后，大量的士兵留在了交趾、九真等地，并与越人融合。汉代以“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三国时期，循吏士燮治理交州政绩突出，社会安定、繁荣。公元226年，昊国将交州和广州分离为两州。唐代时，在越南设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唐律、建学校、开科举，对越南的郡县统治制达到了高峰。到北宋初年，越南最终走向独立，和中国形成宗藩关系。

在北属时期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长足进步，尤其是给越南文化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期间，越南大部分被纳人中国版图，属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把中国文化直接推行实施，主要包括有以下方面:

1.汉字和汉语的传人。秦始皇在岭南建三郡后，从中原大量移民与越人杂居，随着秦朝时统一文字，汉字和汉语便传人越南。以汉族统治者赵佗为首，建立的南越国对今越南部分地区的有效治理的同时，进一步传播汉字和汉语，为以后吸收汉语语言，把汉字长期确立为官方文字奠定了基础。赵佗在今越南地区设有交趾、九真二郡，并派汉人治理，这样汉字和汉语便在地方官吏和中原移民影响下得到传播。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趾被正式纳人西汉中央政权管辖后，汉字汉语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在交趾地区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和使用。在唐朝时，为加强对安南的统治，更是加大力度推行汉字和汉语，使汉字成为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朝廷都十分推崇汉字，曾明文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在越南的科举制度中规定“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均使用汉字，而且要求书法规范，笔画整齐，横平竖直，字体端正，每行首字不得涂改。文章中字迹涂改达十处者，试卷作废。”到20世纪初，越南的大多数政治文告、史书、医学书、法典、文学作品等是用汉文字书写。“古代越南学者用汉文写书的实例不少，今有影响的《安南志略》、《大越历史记全书》、《岭南撅怪》、《历朝宪章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和《大越史略》等，是多种著名史籍的代表”。

越南人曾在汉字的基础上，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组成一种复合体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都由一个或几个表音和表意的汉字组成，这种字叫字喃。但字喃在书写上比汉字复杂，难以推广，所以无法取代汉字。

在汉字推行的同时，汉语也得到大力的推广。在唐朝统治时期，大量的汉语词汇进人越语中，形成“汉越词”。汉语不仅影响到越南的词汇，而且也使越南语法受到一定影响，使越南“几乎所有的政治术语都发源于中国语言”，根据语言学家统计，现代越语中，汉语借词占70%以上;现代越语的成语也由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汉语，被称为汉根成语。

2.直接推行文教、科举制度。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文教的推行。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就把中原先进文化教育制度推行到越南。史料曾记载“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

当汉代将交趾地区纳人中央政权后，更是大力推行教育。在交趾的两任官员任延、锡光“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批儒士进人交州避难，他们在交趾著书立说，办学校、兴教育，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授当地人，被越南人尊为“南交学祖”。

唐朝时，设立安南都护府，在安南开办学校，培养当地儒生;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送进士17人、明经10人到礼部，会同全国各地的乡贡、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唐朝还在科考中选取安南人，在当地或人朝做官。唐德宗时，爱州军宁县(今越南清华省安定县人)姜公辅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为唐名相之一。唐宪宗时，安南诗人廖有方也考中进士。

科举制度在越南的直接推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这一制度被后来的越南统治者采用，它先后在越南实行了800余载，对越南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丰富了越南的政治文化，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促进了越南教育的发展。

3.宗教的传播。道、佛教作为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被推行到越南，并渗透到其民族精神内部，形成其“国粹”。越南通史上记载有“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趾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扳依了这些宗教。

越南在北属时期，中国历代统治者在越南所实施的政策，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为后来独立的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通过中越交通贸易方式进行传播

在中越交通上，古今先后有马援故道、滇越铁路、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等通道，这些历史上的通道，既是一条贸易通道，又是一条传播中国文化的通道。

东汉初年，从滇池经责古(今蒙自)、蛮耗至交趾北部的麓冷的道路已经明确见于史书记载。这条交通路线使从滇中地区南下到今个旧，经建水、河口、沿红河水道南下，至今越南永富省寿地区，再到交州，是一条水陆相接的通道，史称“马援故道”。那时，云南的地方官员时常利用这条道路与中央王朝保持联系。这条路向南延伸到达南端的日南郡，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个要津。在两汉时期，东南亚、印度及欧洲的使者，常常取道这里前往中原地区，他们带着本地出产的犀牛、白难等珍奇物产去汉朝的都城，之后又带着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返回。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沿着这条道路传人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因此，它是中国与越南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伴随着这条线路的开辟、发展，中原人士进人交趾，把蕴含有丰富文化的物质制品输人交趾，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越南。铜鼓的传播就是最好例子。“作为这种交流的重要标志，是云南铜鼓传播高潮的出现。从战国到西汉时期，晋宁石寨山型铜鼓经今邱北、麻粟被等地出境，传到今越南清化地区后，铜鼓的铸造及加工艺术在当地骆越人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水平较高的东山铜鼓。”东山文化是越南的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哺育下成长发育起来的。

通过这古道传播的还有中国的医学，越南很早就产生了中药材。根据史料记载，一世纪时马援由交趾运回慧该;二世纪时中国人从越南运回龙眼、荔枝、葺蒲等药物。药材贸易也是中越贸易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医学也随着这条道路传到越南，使越南医学成为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另外中国的数学、印刷术也通过这条古道传人。

据史书记载，自先秦至元代红河航道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从汉代起既为中国通往今越南北部的重要水道，至唐朝时期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繁荣，中国文化通过这条道路传人越南。

滇越铁路作为近代交通运输工具，是法国人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夺取云南资源而修建的，但它一定程度上对中越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取到重要作用。它的通车加速云南的近代化进程;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停运后，1958年国际联运开通后，滇越铁路成为我国支援越南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抗美战争的重要运输通道，大量援越抗美的人员和物资就是经由滇越铁路进人越南的。1991年11月10日，中越两国两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1996年2月起，滇越铁路恢复国际联运，古老的滇越铁路再次焕发青春，成为云南与越南之间开展双边贸易，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重要通道。今天泛亚铁路东线的建设，将更大程度促进中越文化的交流。

三华人移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华人移居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华人移居必将中国文化带到越南，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作出巨大的贡献。秦设三郡后，把大多数士兵留下“滴戌”，同时从内地征调15000名女子与留守士兵婚配，成为早期进人越南的华人。

汉武帝时设九郡，把大量华人迁移到交趾、九真、日南郡。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政局混乱，许多华人避难于越南。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二征起义后，一些士兵被留在当地，并逐渐融人锥越的居民中，历史上称为“马留人”。东汉末年和六朝时，由于中原世局混乱，有大批的移民到越南。

唐朝时有一些的文人学士旅居住越南。

宋代时，由于越南独立，建立了大瞿越国。不少的中国人看到商机，移居到越南。

明朝时期，明成祖调80万兵人越平乱的大部分士兵留在越南;明中期，到越南经商的华人增多;明末年，一些抗清志士流落越南。

清朝时跟随孙士毅伐越的大多士兵也留在了越南。

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为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采取一些手段吸引中国劳力到越南。“到一战前后十年间，移居越南的华人达12万，1921年增加到19.5万人，1931年为26.7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有近10万人移居越南。据统计，到1951年越南有华人150万人。

华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部分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越南民族的一部分。移居越南的华人不仅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了过去。赵佗建立“南越国”时，首次从中原地区吸收了一批具有汉文化的人到越南地区推行汉诗书，设立学校教授汉学，发展汉文化。东汉时期，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鼓励推行“教民礼仪”。东汉末年，避难于越南的中原名士有桓哗、许靖、许慈等，他们的汉学问和思想影响着越南。三国时期，士燮更是鼓励学习中国文化“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由于他政绩卓越，被越人尊称为“士王”，并人云南历代帝王庙。唐朝时期，旅居越南的中原志士，更大的传播了中国文化。历代华人办教育、建文庙传播儒学。此外华人在传播宗教道德、音乐、建筑艺术、绘画雕刻、民间工艺、医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通过跨境民族交流传播中国民族文化

从民族源流来看，越南的主要种族和民族都可以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在跨境民族中占大多数，若按中国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壮、傣、布依、苗、瑶、伦佬、汉、哈尼、拉枯、彝等10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83.13%"其中越南的一些民族就是历史上由滇越通道迁移而去的。如越南泰族就是由云南迁移去的。公元二世纪初，白泰人迁人越南，在红河右岸、今莱州省、沱北和清化等地。公元十世纪以后，黑泰人从云南西双版纳沿红红河达红河三角洲的，以后又有一部分人从越南西北部经老挝到清化、义安和河静等省区。越南的哈尼族是300年前由云南金平、绿春两县迁去，主要聚居莱洲、老街省。越南的拉枯族也是从金平、绿春迁去。这些民族迁徙，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了越南。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语言现代汉语规范化发展

网络语言是指人们在互联网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形式。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我国的日益普及，网络语言开始融入现代汉语，成为汉语普通话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网络语言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增强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给人新奇的感觉；另一方面，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突显，在网络交流中，“词不达意”、“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情景时常发生。当前，对网络、网络语言的研究渐成学术界的热点，本文拟对网络语言及其对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并力图找出一些规范网络语言的途径、方法，以促进现代汉语在网络普及的背景下朝着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网络语言的特征

网络语言是以传播媒介网络来命名的，正如其他语言样式并不仅仅决定于呈现方式一样，其特征不仅体现于独特的载体，更决定于它独特的语言特点。网络平台赋予的虚拟即时交流性、开放性、自由性，决定了网络语言不同于其他领域使用的语言。网上交流具有快捷性、视觉性强、时效性强的特色，与此相适应的网络语言在文字、词汇、语法方面就形成了既不同于口语，也不同于书面语的特点。

1.符号数字化。在网络交流中，人们常常使用一些“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面部表情”是一个个常用字符组成的画，看似一张脸。这是一套眉目传情的文化，而且国际通用。如：―D（表示非常高兴地张嘴大笑）、:C（表示生气）、@:―）（表示一头卷发）、o―o（表示戴眼镜）等。这些符号组成的脸谱，有的含义在一种以上，有的含义还截然相反，这正是比汉字更形象生动、简约丰富的网络符号语言的魅力。

数字网络语在聊天室以及OICQ中最常见，以简洁的数字来表示发言者的思想感情。如：555（呜呜呜，表示哭）、9494（就是就是）、526886（我饿了拜拜了）等。这些数字谐音语言让初涉网络者很难弄清其所代表的真正含义。还有些数字网络语特别另类，如：―7（夫妻）、286（反应迟钝的人或落后被淘汰的事物）等。

2.广泛运用缩略语。网友们为了加快交流速度，往往把一些常用的、较为固定的语言单位，取其汉语拼音词语的首个字母合成缩略代码，如：GG（哥哥）、JJ（姐姐）、MM（美眉，即漂亮妹妹）、GXGX（恭喜恭喜）等。

在网络交流中，网友们使用英语字母的缩略语也广泛存在，如：LOL（放声大笑，Langhingoutloud）、HTH（希望能帮上忙，hopethathelps）、TIA（先谢了，thanksinadvance）、FTF（面对面，facetoface）等。这些词最明显的特点是英语单词首字母构成的常规缩写，其中，有的是名词词组的缩写，具有名词的语法功能，如DOS、BF；有的是动词性词组的缩写，可作谓语，如DIY。

3.通俗简明化。网友们为了节约时间或求新求异，常常在交流时创造一些通俗而言简意赅的新词新语，如：把E-mail叫做“伊妹儿”，把Java戏称为“娇娃”，把Cookie称为“甜饼”，把丑女称为“恐龙”。网络酷爱者被称为“网虫”，初涉网络者被称为“爬虫”，网络高手被称为“大虫”，男性网民被称为“网蜂”，女性网民被称为“网蝶”。这些通俗简明的网络称谓是网络语言的一种形式，是当代语言变异最快、最丰富、亦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活跃因素。语言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是语言的生命力的表现。没有创新，就等于扼杀语言的生命。

4.多词等义化。由于地域不同、翻译方式的不同或者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异，网络语言中出现很多一词多说，多个词表达相同含义的现象，如：Internet又叫“因特网”、“国际互联网”、“全球互联网”、“互联网”“国际计算机互联网”、“国际电脑网络”、“英特网”、“交互网”等；Download既是“下载”也是“卸载”，还叫“荡”；E-mail可叫“电子邮件”，也可叫“伊妹儿”；网上超市还有“网上商业街”、“网上营销”、“电子商店”、“在线商城”等多种说法。

二、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语言现象，同样应遵循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标准，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一方面，“网络语言是对我们媒体和交际类型的补充和发展。同样是对我们汉语的一种补充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交流的日益盛行，网络语言暴露出的不规范现象更加明显，对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消极影响，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1.乱造、滥用汉字，造成用字混乱。在网络交流中，网友们为图方便省事，往往随心所欲，乱造简化字，滥用别字，随意使用符号、数字、字母代替汉字，导致用字混乱，影响正常交流。

网友们一味求简求快，在网络交流中常敲出五花八门的简化字、别字，如：跳午（舞）、系（是）、偶（我）、泥（你）、知本（资本）。网友们还常用字母、数字、符号代替汉字，或把汉字与字母、数字混用，如：201000（爱你一万年）、3X（谢谢）等。这种用字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所认可而盛行于网络，引起读者理解困难，无疑偏离了汉字规范化的轨道。

2.滥用外来词、字母词、数字词、方言词等，引起词汇运用的分歧和混乱。网友们刻意求新猎奇，把较复杂的意思塞进相对简单的语言形式中，导致外来词、字母词、数字词充斥网络，这就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及构词原则，使网络用词显得极为纷乱和不规范，如：“秀”源于英语“show”，取其“展示、表演”义，与汉语“秀”含义明显不同，而网络交流中却衍生出了“秀出青春风采”、“姚明上演处子秀”等流行语。

在网络语言中，很多汉语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被同音词或谐音词代替，网友们热衷于将“美国”写成“米国”、将“邮箱”写成“幽香”、“版主”写成“斑竹”。这类同音或谐音代替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常生活用语的混乱，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

3.随意遣词造句，显失语法规范。网络语言的使用随意自由，言语的组织搭配往往打破语法规则，违背语法规范，如：“她很淑女”、“她很灿烂”、“你有上网吗”等。这在规范语言中是决不允许的。又如：网上常见的“E我”，是给我发E-mail的简化，“call我”，是给我打电话的意思，这种格式在书面语中一般不用。

4.网络语言表现出的色情、暴力倾向，有损汉语的纯洁和健康。有些网友将网络当作情感宣泄的窗口而恣意妄为，显示出某种动物本能，用词用语有色情、暴力趋向。在网上，少数网友把对异性的渴望欲念表达得而不加任何遮掩，以创造各种用来表达阴阳交合的动词和固定词组为时尚并流行于网络文学，“TNND”、“TMD”、“SB”等网络粗话已成为有些现代媒体的新宠。网络语言由色情粗俗进而发展到语言暴力，“德国人痛饮红魔血”、“泰森要灭刘易斯”等充满暴力的血腥。网络语言的色情、暴力化倾向，如股股浊流有损现代汉语的纯洁、健康，对其规范化发展形成较大冲击。

三、规范网络语言，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

网络语言的出现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无疑是一种挑战和冲击，对那些自身或其变异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负面影响或者太低级趣味的用词用语，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

1.树立法制观念，完善管理机制，倡导正确的语言观。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则首次明确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的人员作了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并达到相应等级的要求，还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具，从而确立了普通话、规范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法律地位和使用范围。这是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开始走上法治轨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社会各界要知法、守法，语言文字工作职能部门更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于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社会传媒、影视、报刊、出版机构及教学单位、公务人员以及借助语言文字使用（如广告宣传、物品包装等）以谋取经济利益的商家企业，一定要严格要求，规章配套，认真执法，奖惩分明，以期起到健康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语言文字工作者还应对网络语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网络用语的规律，在网友中倡导正确的语言观，对网络语言的发展进行客观指导，使网络语言健康发展。

2.统一审定并规范新词新语的翻译，促进翻译规范化。当前，网络语言中的“泊来品”日益增多，如不大力加强对新词新语翻译的规范，就会出现对新词新语的滥用、乱译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自然科学词汇的翻译极不统一，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等多种外来语借用手段兼而有之，自然科学界内部各部门情况也不相同。因此，必须由国家权威部门（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统一审定并规范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于海峡两岸因长期地域分隔造成的等义词现象，两岸学者应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展开交流，共同制定具体的规范标准和实施细则，合力扭转这一不规范现象，这样才能使现代汉语更好地消化、吸收和转化这些外来用语，使互联网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3.加强语文素质教育，促进汉语健康发展。语文应用能力是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构成人的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提高人的语文素质，对促进人们整体素质的形成、发展和发挥具有很大的作用。在上网族里，学生占了很大比例，网络语言中用词、用字的混乱和不规范现象与使用者语文素质低下密切相关。普通话、规范汉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学校应将语言文字规范化教育纳入素质教育轨道，加强对学生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教育，从根本上保证汉语使用的纯洁、健康。

总之，由于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与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需要，我们应加大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力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树立法制观念，加强规范意识，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引导，特别是对大、中、小学的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化教育，尽可能地规范网络语言，促使现代汉语沿着规范、健康的轨道发展。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网络语词研究》（编号：07SA033）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三联书店，1998.10。

[2]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语文出版社，2001。

[3]李军：《浅谈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2.6.

[4]闪雄：《网络语言破坏汉语的纯洁》，《语文建设》，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