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意义与价值范文

关键词：新闻；事实性；价值观；探究

1从宣传论的新闻定义到信息论的新闻定义

在新时期以来，对新闻的定义在逐渐变化，从认定新闻的内容是某种“思想”，是属于宣传或者舆论的现象到认定新闻的内容是“事实”或者“事实的信息”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著名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在《新闻理论基础》中认为：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甘先生认为，所的新闻，具有两个基本功能：报道事实和对此事作出评价或意见。除此之外，还认为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的思想或者影响舆论。因此，新闻被界定为是一种用来影响人的思想的特殊的手段。至此，新闻的核心内容被认为是某种“思想”，记者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界定新闻的观点。其中以王中先生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王中先生在所发表的《论新闻》一文中指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由此可以看出，王先生将新闻的主要内容界定为“事实”。同学，还有一大批国内外的学者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随后，伴随着信息论的广泛使用与传播，更多的学者认为新闻是“信息”或“事实的信息”。由此，实现了新闻内容从“思想”到“事实”的转变。

2新闻的事实性

新闻的事实性指的是新闻所反映的事件，即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本来面目，即“事实”。新闻专业里出现最频繁的概念之一就是“事实”，因此也带来很多的争议。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事实”仅是一个模糊的认识，因此，对这一概念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是有必要的。首先，“事实”这一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客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二是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对“事实”的理解需要与意识相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事实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件、事物、运动等现实状态，是具体的状态和环节。因此，事实的最本质的含义是与观念相对立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一般而言，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是指“事件”，只有那些特制的已经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件”才可以称为“事实”，那些未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不能称之为“事实”。由此可见，“事实”一定是“事件”，但“事件”不一定是“事实”，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象，人们运用一定的工具、手段，并且积极的调动自身的知识，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认识“事实”，因此，“事实”是人的认识目标，是通过主体和客体互动后产生的结果。以上介绍的是关于“事实”的概念方面的内容。新闻作为事实的报道，首先强调的是事实，石狮市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所谓的“事实在先，新闻在后”，说的就是事实与新闻的之间的关系，二者的顺序不可颠倒，首先要有事实，然后才有关于事实的新闻。从新闻的传播过程来看，共包含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相对独立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新闻事实到传播主题，第二个阶段是从新闻文本到受众。这里涉及到新闻价值和新闻的价值的区别，有人将第一阶段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定义为新闻价值，而第二阶段中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定义为新闻的价值。首先，在第一个阶段，传播主体（包括记者、编辑或者媒体）是主体，而新闻事实是客体，新闻价值是指新闻事实所固有的属性和功能对传播主体效用之间的满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新闻价值的客体是新闻事实，主体是传播主体是合理的。能创造出新闻价值的人，比如记者、编辑等对新闻事实加以选择、加工、创造，其目的就是制作出满足人们需求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人才能作为传播主体，而不是认识。所以，在创造新闻价值的过程中，人必须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能根据希望或者意识来描写事实，新闻价值的大小主要由“传播主体是否能真实的反映新闻事实本身的价值大小”来决定。

综上所述，新闻的事实性是新闻最本质的属性，在创造新闻价值的过程中，将事实性放在首位加以考虑是最直接也是最必要的方式。只有报道真实的内容，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可信度，才能将新闻真正的意义体现出来。

3新闻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新闻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内容上来看，新闻的内容是多维的，不仅包含着对新近事实的反映，也包含着对新近事实的观念。所谓“观念”，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种属于知识范畴，即新闻传播者对客体存在“是什么”的概念看法；另一部分，是主体对客体存在所做出的评价，即价值判断。新闻与人的价值观有着紧密的联系。新闻往往体现着新闻传播者对于新近事实的评价。任一新闻都在传播一定的价值观。比如，报道某种疾病的新闻，看似为客观报道，实际包含着新闻传播者对于生命的思考与珍视；报道自然界的奇异现象的新闻，则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无止境的探索精神的肯定。总之，新闻的报道与价值观紧密相关。所以，新闻不仅仅是传播知识、信息，也在传播价值观。从本质上来区分，知识不是价值观，知识为价值观提供基础和选择范围，而价值观则指导人们利用已有的知识对事件进行价值选择、定位。因此，价值观是新闻除了事实性之外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内容。这里的价值观首先是新闻传播者对于新闻事实所做出的评价，对于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其次是民众在了解新闻报道后，所形成的自己对于新闻事件的看法、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新闻的内容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包括新近事实的信息在内的属于知识系统的认知性内容；另一部分是价值观的内容。新闻不仅仅是传播新的事实，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对这些事实的传播，使人们更加及时的了解社会上新近发生的事件，引导人们关注、思考一些社会现象，同时，也要选择性的传播积极乐观向上的内容，指导人们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价值观。

4总结

新闻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既具有政治上的信息产业属性，也具有文化上的社会文化事业性质。新闻工作在现代文化建设事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应该具有基本的分辨能力。对于那些真实的新闻报道，我们应该给予积极的关注，并且思考这些新闻报道给我们带来的利与弊，通过新闻传播者对新闻事实的评价指导培养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总之，新闻工作者要深入的了解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把握社会的主流，准确及时的报道事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人们也应该自觉地意识到新闻的价值观内涵，自觉意识到新闻传播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具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使得新闻报道越来越好的将事实性与价值观相结合起来，更好地贴近人们的生活，讲述真实的事件，并给予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杨立川.新闻：事实与价值观—关于新闻定义的再思考.西北大学学报，2011（1）.

[2]李鹏，程英玲.事实客观性与新闻真实性的再解读.新闻界，2008（3）.

新闻传播的意义与价值范文

[关键词]国际传播价值观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合作日益加强。传播技术的进步，催生了国际互联网、卫星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国际传播也由以往面向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受众转变为跨越民族国界、无疆界的全球化传播。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界限呈现逐渐模糊的趋势，新闻传媒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重要。提高新闻传媒的国际竞争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

新闻传播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媒介集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则很微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参与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日益频繁。同时，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迅猛发展，国内媒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媒体实力不断壮大，媒介环境不断改善。但此时国际传播媒介开始登陆我国，国际卫星已全面覆盖了我国上空。这种无疆界的传播，对我国国内传播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日见突出。在加快国内媒体发展的同时，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却没有得到同等的提升，在国际上发言的声音还不够响亮，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符合。为改善这一状况，我们需要加强已有的国际传播媒介建设，同时，更要提高我国新闻传播媒介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积极主动地应对国际新闻传播发展的挑战，将我国的声音更加及时、有效地传播到国际社会，为中国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巩固我国新闻信息传播。

我国有着与各国交往的悠久历史。《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海外殊方异国的位置、风俗、异闻。如《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这里的“燕”指现在的中国河北、辽宁西部一带，“盖”则指朝鲜半岛上的盖马，“倭”即为日本列岛。《汉书·地理志·燕志》也有着如下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证实当时中日之间的年分频繁交往。《后汉书·倭传》则有汉光武帝向倭奴国王授印的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以印绶。”1984年春，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刻有阴文三行五个汉字“汉倭奴国王”的蛇钮金质印章，从实物上证实了《后汉书》的这段记载。在隋唐时期，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更加频繁，不仅有遣隋使、遣唐使这种官方之间的交往，也有留学生、僧侣、工匠等相互往来。中国汉代不仅与东邻日本、朝鲜有着频繁的往来，与位于西部的欧洲、西亚也同样交往甚多。公元97年汉朝开始与罗马帝国（大秦）相互遣使，直到中国晋朝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大秦仍有遣使来中国。到了中国的唐代与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如与古阿拉伯即大食（Tazi或Taziks）的交流，与古印度的交流。散布在古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千佛洞、吉木萨尔西大寺等等，以壁画和文字的形式记载了这种国际传播的大量史实，其中壁画中的文字不仅有汉文，也有波斯文、婆罗迷文、古回鹘文，这些洞窟佛寺沿古丝绸之路经过敦煌、河西走廊，直至长安。

这些记载证实了当时古老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在当时由于受到地理、传播技术的局限，这种国际传播当然无法与现代传播的范围、速度相比。

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国际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使得国际传播最大限度地打破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局限性，尤其是国际互联网这种媒介的诞生。

通常，人们认为国际传播中的冲突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不同的文化造成的。这种认识在一定的意义上并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时不难提出，决定文化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也就是决定政治冲突、经济冲突、文化冲突的更深层因素是什么？通过对国际传播的深层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同一个新闻事实，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们会做出不同的评判，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由于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使然。

世界观要回答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价值观则要回答的是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

价值观也就是价值观念，“是人们生活的知识和经验在人们头脑中的积淀而形成的有关价值和价值关系的一种观念系统，是一定社会的实际价值取向的反映。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化了的范型意识，它是以往人们生活实践经验和价值选择活动的总结和概括，又具有规范人们的价值活动，调节、过滤和控制人们的情绪、兴趣、意志、态度的作用。”“价值观念实际地构成了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区别。”[1]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会发挥其主体追求价值的行为动力，并且作为评价标准而判断人们行为的利害、美丑、善恶，决定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取舍，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态度，调节主体的行为指向一定的价值目标。价值观念包含着价值追求，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并带有鲜明的意向和感彩。评价功能是价值观念全部功能的实质和核心。[2]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选择和判断。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这种价值观的选择、判断功能尤其明显。

不同的价值观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文化方式的基础之上形成的。马克思认为：“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如主要依靠集体协作生产的“亚细亚”共同体以及主要依靠个体生产的“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共同体等等。[3]在生产方式上中华民族从诞生开始就采取了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在利用和征服自然的问题上需要集体的力量，这时的集体组织形式主要是氏族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氏族共同体集体协作从事耕种劳动，共同分配劳动成果。而欧洲“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共同体则主要是采用游牧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商品交换活动，需要个体与自然界的抗争。由此，在古老的中国逐渐形成了集体主义的观念，个人是依附于集体的，而在欧洲“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共同体则主要形成了个人主义的理念。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产生过个人主义的学说。与孟子同时代的杨朱就以“为我”、“贵己”为自己的主张。这种思想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遭到集体主义价值观势力的猛烈抨击。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一种“邪说”，这种“邪说”“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会堵塞“仁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因此要“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拒绝杨朱、墨翟，驳斥邪恶的言辞，使邪说无法从心中产生）“我亦欲正人心，息（止息）邪说，距（拒，排斥）诐（bi，邪僻）行，放（放逐，驳斥）淫辞，以承三圣者”（禹、周公、孔子），“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这里所说的“群”用现代语言表述，可以理解为集体主义。这种对于“群”的认同，体现在国家观上，就是“先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家”，因此要齐家、治国、平天下。

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张，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体是唯一的具有独立性的单位，“个人利益至高无上，所有的价值观、权利和责任都源自个体”。不论是性别的、社会的还是民族的事情，美国人的自我一直居于关键地位。以致有些美国人会认为那些不能展示个人主义的人脑筋出了毛病。个人主义主导着美国文化。[4]个人主义出现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就被扼杀，而集体主义价值观最终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是偶然的，正是由于中国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逐渐传入中国，将西方的价值观带入中国，从此，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与本土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展开了长达百年的博弈较量，至今这种博弈仍然在继续。

不同的价值观体现在国际新闻传播活动中，主要是对事实的选择和评价上。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表述，是借助语言、文字、声像等中介符号进行的一种事实的传播，通常受众并不在事实发生的现场，尤其是远隔重洋的国际新闻传播。国际新闻受众要了解其他国家发生的新闻事件，更多的是依赖于新闻传播媒介，所接收到的事实实际上是传播者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一种主观的选择，其中包含着传播者对所传播的事实的价值判断。无论怎样标榜自己客观公正的传播者，其所传播的事实都已经潜含着主观因素，即传播者的价值观。新闻传播活动是一个过程，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的选择、加工、整理、报道的过程，在这个完整的传播链条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事实，即本原性事实、采访性事实、编辑性事实、报道性事实、受众性事实。这些事实中，除了本原性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外，其他的事实都具有价值选择的性质，采访性事实、编辑性事实、报道性事实、受众性事实的形成也是编码、解码的过程。

编码的过程包含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从纷繁的事实中选取符合一定价值观的事实，尽管这种价值选择的实现并不一定是刻意的，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自觉行为，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这种习惯受到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难以胜数的事实，新闻媒介是无法将所有的事实逐一加以报道的，这就需要一个选择的标准，从难以胜数的事实中撷取其一部分编码成新闻事实，左右选择标准的坐标系就是价值观。尽管我们抱怨在信息社会媒介的信息有同质化倾向、新闻信息重复泛滥等问题，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无法否认不同的新闻媒介所报道的事实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是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为什么会有着明显区别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层面是对同一事实链条中的不同因子的选取，不同角度的选择。任何新闻事实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发生的，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介在传播同一新闻事实时，都会以本国的价值观念从中选取符合本国价值观的部分，即使对新闻背景的选取也是如此。如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报道中，美国NBC体育评论员科斯塔斯在报道美国游泳运动员范·戴肯夺得100米蝶泳金牌时评论到：“范·戴肯击败了有使用兴奋剂的严重嫌疑的中国的刘黎敏，夺得金牌。”这种背景交代的方法不仅是西方新闻媒介的叙事方法，更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介的价值观。

从传播者角度考察，对事实的选择受到价值观的明显左右。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短的国家，脱胎于大英帝国，深受英国的价值观影响，并且把英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发展到了极致，成为当今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随着冷战结束，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以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逐步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发展成为“美国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其判断标准是是否符合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由主义经济、基督教文化模式，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时，都是以美国的标准划线，将其他国家划分为不同的势力，体现在新闻传播上，则以上述划分以不同的标准进行报道，亲疏明显，泾渭分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媒体在全球对报道内容的取舍起着决定的作用的时候，也就相当于决定了国际上对于一件事会给予多大程度的关注”。[5]为了实现美国的价值观，西方媒介甚至在国际新闻传播中严重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制造假新闻，如1989年12月23日和24日，西方捏造出的罗马尼亚“蒂米仕瓦拉大屠杀”事件。1998年8月4日，德国记者埃里克·莱特费德尔宣称他在科索沃发现埋有567具阿尔巴尼亚族人尸体的四个大坟坑，其中有430具尸体是儿童。在伊拉克战争前捏造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有联系的谣言。这些捏造的新闻事件和谣言都被事后证明纯属子虚乌有。这表现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推行其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博爱的价值观可以不择手段。

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对新闻事实的评价比起新闻报道更具有价值观的色彩。如果说新闻事实的报道中隐含着价值观的话，作为对新闻事实评价的新闻评论则更为直接地表现出传播者所在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正如美国学者康拉德·芬克在教科书中开宗明义地写到的那样，当你学习新闻评论写作开始就“从客观性写作转入主观性写作，你必须在写作中注入你的观点和你的情感，而不是消除它们。”[6]新闻评论是媒体或作者对新闻事实的一种归纳概括后的认识，它表达的是一种观点、意见。在当代社会中，各国媒体发表的新闻评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本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来看待、分析、阐述新闻事实，那些不符合统治思想的杂音会被屏蔽或摒弃。

我们知道，新闻传播活动具有设置议程的功能，这种议程的设置受到价值观的强烈影响，而国际新闻评论所设置的议程更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尽管西方学者曾经断言冷战结束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国内也有人提出国际新闻报道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国际传播中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考察美国新闻媒介在冷战结束后其新闻评论在中国问题上设置的议题，不难证明这个结论。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一直把中国视为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介尽管在国内事务方面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却与美国政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表现在新闻评论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新闻媒介的社论、评论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议程是人权，包括、等民族分裂势力、、核机密泄露、监狱产品出口等等。就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发生后，以维护人权而自居的美国主流新闻媒介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设置了中国偷窃美国核机密的议题。在短短的几周之内，美国各家主流媒介发表大量社论和评论文章，其中包括《时代》周刊的《中国窃取了美国核导弹的详细资料》（1999年5月11日）、《洛杉矶时报》社论《中国盗窃了美国核导弹的核心机密》（1999年5月11日）、《华盛顿邮报》的《美国遍地是中国间谍》（1999年5月16日）、《纽约时报》社论《中国盲点》（1999年5月12日）等等。在短时间内采用捕风捉影的方式，狂轰烂炸的评论，似乎在做着早期传播学中的魔弹论的实验，不仅转移了公众对美军无端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注意力，更展现出美国主流新闻媒介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担心中国对其世界霸主地位构成威胁，于是，“中国”应运而生。美国主流新闻媒介通过社论、评论，在中国问题的议程设置上，更多的是贸易摩擦和贸易制裁、中国产品威胁、军事威胁、文化威胁等等，其中对于中国经济设置的主要议程有“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抢走了东盟国家的饭碗，偷走了投资、[7]“中国完全可以凭其‘世界工厂’的地位要挟和制约美国”、[8]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严重危害美国经济、[9]“对华贸易正成为美国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等等。[10]

西方的新闻媒介似乎总是要为受众寻求新的刺激，在炒作已经不够新鲜的中国产品威胁之后，近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闻媒介又开始集中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重新拣起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总之，中国的经济社会每前进一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闻媒介总是要按照其价值标准评论一番，掀起新的一轮轰炸。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永远是错的，因为中国虽然正在实施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他们在价值观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中国完全接受了美国之音在其节目中为中国设计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对美国俯首贴耳，中国也仍然会对其构成“威胁”，这就是西方人的逻辑。这种思维逻辑我们可以从西方历史中找到价值观的根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分析雅典娜与斯巴达连年征战的原因时认为，国家为求自保，必须强化军备、开拓资源，以扩展生存空间，当有大国崛起时，必然影响既有国际体系的稳定，而对于霸权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11]这种安全困境的思维框架一直影响着欧美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

然而，中国既不会对任何强国俯首贴耳，也不会威胁任何国家。在本文开头时作者之所以提到中国国际传播具有悠久的历史，那是因为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就在于和、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和谐。在国际交往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与邻为友的，不论强盛繁荣到什么程度莫不如此。那些大谈中国的人们，要么是对中国的价值观无知，要么就是另有企图。

我们指出西方在国际传播中的价值观影响，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效果。西方的新闻传播中叙事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种叙事方式就是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事实叙述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对外传播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是正确的，如果是在对外传播中放弃价值观，放弃意识形态，那却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价值观、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可能终结的。

注释：

[1][2]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4][美]拉里·A·萨默瓦、理察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闵惠泉、王纬、徐培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张苏、苏丹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美]康拉德·芬克：《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柳珊、顾振凯、郝瑞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7]美国《商业时报》：《东盟必须联合起来行动》，2001年7月24日

[8]美国《商业周刊》：《当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时候》，2002年第7期

[9]美国《洛杉矶时报》：《中华人民产品共和国》，2002年10月20日

[10]美国《华尔街日报》：2003年8月12日

新闻传播的意义与价值范文篇3

风险传播是新闻传媒义不容辞的职责

风险存在是不容争议的客观事实，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风险不只来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无视或漠视风险的存在是夜郎自大的盲目表现。正视风险并寻找风险传播的最佳方式方为新闻传媒的合理选择。

首先，科学的决策离不开公民的广泛参与。社会的变迁与科技的进步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里出现的问题因其多面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公民广泛积极地参与，仅靠科技专家和政府参与决策的模式已经不能够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无法预测的副作用。

风险的影响力不仅对现代制度和技术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且渗透到个人生活之中，转化成生活风险。如何规避、减少以及分担风险不再是行政部门与企业之间的问题，而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维持存续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公民的广泛参与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对此也持肯定态度。

其次，广泛的公民参与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传播。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办法很多，比如听证会、意见征求等等。但就广泛的公民参与而言，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传播。公民参与的过程分为获知、参与两部分。就公民对政务信息与社会公共信息的获知而言，不同群体情况不同。就信息普及程度而言，大众传播媒体排在首位，网络媒体排在其次，之后才是政府公报等其他形式。不知则不能参与。离开新闻传播的风险传播，广泛的公民参与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风险决策民主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沟通。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的决策方式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政府职能也由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传统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国家社会与市民社会共存的社会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因此，决策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一个复杂的、充满风险的社会里，决策的民主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沟通。决策是从多种方案中作出的选择，没有比较，没有选择，就没有决策。新闻传媒可以提供决策需要的各种信息，包括风险信息，提供风险沟通的平台，从而使利益诉求与风险分担双方面都呈现在公众面前，帮助人们预测各种科技革新与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果，帮助人们在经济技术发展与健康和安全问题之间进行风险判断，作出自己的选择。没有信息的传递，决策则无从做起，决策的民主也无从谈起。

风险传播的传播方案与策略

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不同，危机传播是在紧急状况发生后新闻传媒对其内容信息的传播，它所传播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事实。风险传播报道的对象是风险，某种潜在的危害。对于风险的认知只有在有关的知识中才能展现出来，因此专家、学者关于风险的预警成为风险传播的重要消息来源，对风险的表征和陈述成为风险传播的内容，风险传播成为信息的传播，而不是对事实的传播。

鉴于风险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网络媒介应该联合进行风险传播。这是既进行风险传播，又把风险传播的负功能降到合理区间的有效办法。

公众对风险议题的获知与参与是科学决策的保证。就风险传播而言，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两套方案。第一套是常规方案，即在风险传播的获知方面，可由大众传播媒介担纲，在风险传播的风险沟通方面，由网络媒体作为主战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公开性决定了新闻传媒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尽可能大的空间进行风险传播。因此，在风险的获知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采取预告的方式，将人们的视线引导到网络媒体所呈现的风险议题中。第二套方案则是在适时适度的情况下，由大众传播媒介完成整个风险传播。

目前关于风险传播实践，即在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灾难之前对风险议题的呈现、风险论争的发起与风险沟通，从数量上看，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并不多见。相比较而言，网络媒体上数量相对较多。在网络媒体上，百姓经常从生存环境的保护出发对某些决策风险进行阐述。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放大镜”与“探照灯”效应比网络媒体更强，会给政府与相关部门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情境，强人政府和温和政府应对矛盾激化的办法自然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应对舆论压力成为首选，而是否有利于风险应对则在其次。因此，大众传播媒体的风险传播必须存在某些限定。

有鉴于此，网络媒体的风险传播要放开。因为网络媒体的海量特点可以集纳所有相关的风险沟通。网络媒体的平等特点可以使公民获得与组织与政府平等的身份与话语权，有利于公民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与看法，公民可以呈现风险争议，发起风险论争。网络媒体的互动特点，有助于各种不同观点的呈现与论争，平等基础上的风险沟通，有助于公民提高风险认识，主动地参与到集体的决策中，为决策民主培养合格的参与者。从某种角度上说，网络媒体还是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了解民间对风险的看法，进行风险沟通的平台。互联网上点击率最高的风险争议自然也就是社会上最关心的问题。

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

新闻价值是指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采访、编辑、评论、制作等活动中用来进行判断的一种标准和依据。判断主体是新闻从业人员，主要是记者、编辑、评论员；判断的对象是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判断的标准分为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是指能满足公众需要和兴趣的内容，形式要素是指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是否重要、新鲜、及时、显著、接近、有趣味。由于新闻价值实质要素与形式要素并非单一要素，而是要素群，因此，在判断的时候各要素间必然有所侧重和取舍。这种对新闻价值各要素之间的侧重与取舍，即是新闻价值取向。

价值理性是判断人与社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①是人们对于自身实践活动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它崇尚道德理想，强调终极关怀，主张通过美的、善的手段来探求真理，发展科学，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和谐发展，是一种非自我利益的理性。②

在新闻传媒的风险传播中新闻价值的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因为风险传播是指在决策之前，对决策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肯定与否定、有利和不利因素的报道，特别是否定和不利因素的报道，寻找决策本身、决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对社会、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不利之处。虽然风险传播不是要恶意地否定决策，而是要善意地呈现决策中存在的潜在不足之处并完善它，使决策更加合理与科学，并能更好地应对风险；但是由于风险传播的内容包含着对否定和不利因素的主观认知，如果采取的是非价值理性的选择与判断方式，则易于掉入工具理性的窠臼，从而基于功利目的驱使而发起风险论争，呈现风险争议、进行风险沟通。这也许在短时期可以给新闻传媒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讲，不仅有损新闻传媒的公信力，而且对于公民、社会、国家而言，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的价值理性是指风险传播要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具体来说就是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对于风险争议的呈现、风险论争的发起，风险沟通的进行要把关注点与落脚点放在公共利益上，在采写编发新闻时不能借口新闻价值的某些形式因素――及时性、新鲜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而忽略和漠视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

要做到这点，担当风险传播的新闻传媒必须坚守公共媒体的功能定位，以沟通情况提供信息、实施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为己任。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与形式要素一定要统一。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是新闻报道的源泉和目的，新闻价值的形式要素是为了实现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而提供的工具手段。在公共利益和公共兴趣之间，就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不得以公共兴趣为理由漠视、损害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

决策风险和制度风险是风险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最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的“人化”特征，也就是说，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生产范围的扩大，人类的决策和行动对自然与人类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增强，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风险转变为人为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风险的问题凸显。③因此，新闻传媒在预警风险、报告风险、化解风险之外，也有可能放大风险、转嫁风险甚至制造风险。新闻传媒在制度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具有相当的风险性。④

虽然说公共媒体与新闻价值取向上的价值理性提供了风险传播降低决策风险和制度风险的可能，但仅仅依靠新闻传媒是不能实现风险传播的全部意义的。公众与政府行政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风险知识和媒介素养，特别是对于风险社会与风险传播的理解判断。只有这样，风险传播才有可能对社会、国家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帮忙而不是添乱。

（国家九八五创新基地项目《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责编：胡江银

注释：

①刘文勇：《价值理性与中国文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7月版，20页。

②彭国甫，张玉亮：《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绩效管理》，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