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一、适应时代变迁: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根本动因

哲学研究模式,涉及哲学的问题意识、研究资源的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求解方式和信念的论证与调适方式等。一般地说,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其他学科研究‘存在’的具体形式,哲学研究最本质的‘存在’,其他事物(存在)都在因果系列之中,本源性‘存在’则是因果系列的‘起始’或‘终结’”[3]4。历史地看,哲学对这些“终极性”问题的追问,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巨大差异,而且阐释和回答方式———研究模式也同样具有本质的差异性。从古代侧重对世界的“本体论”把握,到近代侧重对世界的“认识论”把握,再到现代哲学研究中所谓“语言—意义—价值论”转向,研究主题、取向、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与其他流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其研究模式总体上体现为一种对人及其世界的实践把握方式。它注重以社会实践为根基,把哲学研究的主题、取向和方法与现实世界的改造联系起来,强调“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4]127。这种模式要求人们立足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依据自己时代的现实,不断更新研究主题、取向和方法。也就是说,在其总体研究模式之下,不排除一系列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具体研究模式。至于在某个时代,采取何种具体研究模式,并不单纯取决于哲学理论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实践、社会时展的客观要求。一百多年来,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荡起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批判与斗争、争鸣与共鸣、分化与整合中走过剧变,融入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迈入21世纪的今天。时代的巨变,向人类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启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将目光从原有体系转向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基于对时代精神的差异性理解,开创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全新研究路径。

第一,把握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要求。社会是一个系统结构,历史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现代化也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表现为一种社会的整体转型。据罗荣渠研究,现代化包括四个亚过程:技术化、工业化、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5]9-16。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工业化目标,后来提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步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统一纳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6]。这一发展路径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与联动,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面性、整体性要求。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决定了其发展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不仅包括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而且也包括新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就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但理论工作特别是哲学研究至今还不能说形成了新的模式。马克思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7]73。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胶着,利益分化显露,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要求我们从哲学上概括和提炼与此相关的社会特点和趋向,廓清改革开放的内涵和方向。这种时代要求,必然反映在哲学思想的流变上,反映在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上。事实上,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历经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争鸣,关于实践—价值哲学以及现代化理论的探索,虽然思潮迭起,观点各异,但始终没有脱离融合中西文化、发展中国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这一切,为哲学研究确立了不同的理论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哲学研究模式的单一性,充分体现了哲学研究模式创新的时代要求。

第二,借鉴苏联哲学研究教训的要求。传统哲学研究模式,是我们承袭前苏联研究模式的产物。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俄上升为国家哲学,信仰者空前广泛,成为各类研究机构的专门对象。列宁大力倡导哲学研究,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支持学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他从未对具体研究施加任何个人影响,保持了令人尊敬的沉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以强烈的阶级斗争方式强势介入哲学研究,催生了特定的研究模式,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研究模式。毋庸讳言,这种研究模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体现了特定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水平,但它把哲学建构为一种排他性的绝对真理体系,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目的预设论”、“单一线性进化论”和“统一性思维方式”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形成了思想文化发展的严重羁绊[8]。前苏联生产了数量惊人的哲学著作,但很少有能写入20世纪哲学发展史的经典之作。前苏联理论播种与收获的巨大反差表明,研究模式对于哲学发展至关重要。理论终究要靠正确、彻底和魅力征服人。那种长期不变、日渐封闭僵化的体系模式,无法面对不断发展更新、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理论需求;那种过度依靠政权支撑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的研究模式,势必使哲学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学术本性,丧失与其他思潮竞争求生存的本能,一旦失去政权支持就无法靠自身存活下去。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哲学始终没有从旧模式中突围出来。理论模式的致命内伤,最终导致实践的错乱与失败。今天,我们反思前苏联哲学研究的深刻教训,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就是要创新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必须摆脱苏联传统哲学研究模式的束缚,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形成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的哲学新模式。

第三,改善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现状的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对理论僵化、教条主义的反思、批判中,我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种“新模式”异彩纷呈,在多样的话语交错、交锋中酝酿涌动。从基本范式看,“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基石成为共识,其核心地位得到确立。从体系建构看,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实践本体论”、“实践的唯物主义”争鸣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了重要进展,新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实现了体系上的重大突破。在这一体系中,对一些基本原理,如主体性问题、系统问题、价值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同时也应看到,哲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研究方式看,由于尚未完全突破旧的话语模式,致使学术界许多成果停留在象牙塔里,没有得到充分转化,主要表现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理论话语与现实话语的疏离”[9]。理论争鸣往往只是“茶杯中的风暴”[10]6,只是学者们“自己的盛宴”,学术声音往往成了学者个人的“私语”和“独白”。时下一些高校理论课逐渐失去听众,从青年学生到教师,只要你讲马克思主义,人家就认为你水平低[11]。出现这种局面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理论课观点陈旧,炒冷饭,说服力不强。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和时展相脱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边缘化。

反思上述状况,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原有研究模式制约哲学应有的自我创造。如前所说,我们的研究模式长期受前苏联影响,围绕别人的理论,“从别人那里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注释他人思想、解释他人著作、转介他人观点,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自我”[12]。二是原有模式对哲学的体系分割,阻碍了各研究领域的交流对话。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围绕诸多现实问题展开了多维研究视角,中西哲学、各种新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兴未艾。但是,各种话语体系分化严重,彼此相互隔绝,自说自话。三是原有模式相对完备的范式体系相对封闭,其发展、创新只表现为在旧框框内微调,根本无法通过整合三十多年的理论成果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模式转换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确立当代视野: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内在前提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13]284哲学研究模式转换,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理论视野转换。哲学作为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模式和解释框架,表现为人看待世界的态度、理解世界的角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贯穿哲学框架的灵魂,那些范畴、原理和观点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随着时间推移,范畴、原理、结论可能被历史激流湮没,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思维方式及其影响。哲学史上每一种重要的体系和学派,都可以看做哲学思维的不同模式,如本体论中的原子论模式、理念论模式、实体论模式等。从历史特征说,同一时代的哲学往往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确立某种标志时代思维水平的新思维确立方式,实际等于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必须立足现时代,为解决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捕捉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全新视角。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发展创新,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条件下,发生在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期,发生在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全面转型时期,发生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时代内容反映在哲学研究模式上,无不要求我们从相对封闭的旧体系中挣脱出来,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研究视野。

第一,确立有别于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视野。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时代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时代,东方正在走进现代性,西方尚未完全走出现代性。韦伯认为:“现代性不是某一社会某一方面的枝节性的特征而是应该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所有领域之中”[14]。马克思作为启蒙运动之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的唯物主义,开启的正是人类的现代性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15]28叶秀山认为:“在哲学问题中,有‘古典的’问题,也就有‘现代的’问题。”[3]1推进哲学研究模式转换,就是要从根本上确立不同于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视野,由此出发回答和解决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一方面,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方传统的继承关系。长期以来,受前苏联研究模式影响,我们的哲学更多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而存在,突出的是它与中西方传统间的断裂,同时也割裂了自身思想史的源泉。因此,现时代的哲学研究首先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方传统思想成果的批判、继承关系,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哲学发展的伟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与中国传统思维视野的根本区别。当前,国学(儒学)热论煌煌,“国学(孔子)学院”、“读经班”遍呈宇内,有人甚至把“传统的东西”视为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主旨和核心”。我们不反对用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但这决不是要用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当年,孙中山用中国古代大同理想或井田制比附共产主义:“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6]507。同样,晚年也曾试图参照东汉时期的“五斗米道”互助行为,建立。他们都犯了用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时代化,而不是传统化。用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变换说法,穿凿附会,并没有把握中国化的真谛。将哲学研究置于“现代性”这一宏大话语和时空背景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它赋予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全新理论意涵。它的传入弥补了传统中国的现代性缺失,推进中国实现了巨大历史进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不断反思、建构自身现代性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是全面引入科学与民主两大现性精神,对传统文化展开全方位异质性超越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些旧文化的再度活跃,恰恰在于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现代文明,引入市场经济模式、现代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等。因此,改革开放彰显的恰恰是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世界上没有缺失现代性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的生命之源,就是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反思,立足于弘扬优秀传统,但又不执著或沉沦于传统,在超越传统中建构现代性理论,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第二,确立合理安置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视野。

理性是人独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是人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韦伯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手段’以其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7]56的利益追求活动,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即探究自然规律,能动运用已掌握的规律,创造服务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财富。而价值理性则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7]56的意义追求活动,价值理性主要回答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问题,它主要为科技、物质成就提供伦理价值引导,为人们从事工具理性活动提供长远合理计划。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互为基础和条件,前者为后者提供物质条件,后者为前者提供精神支撑。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会造成人的异化和扭曲。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使社会陷入了空前的精神文化危机。从西方现代性的困境中突围出来,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建构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中国现代性。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主调是以科学超越传统文化,集中表现为以工具理性扬弃传统理性。科学和民主的张扬,使国人精神生活跨越传统理性的“经验—实用”界限,逐步上升到现性层次,对民族启蒙救亡、国家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但是,启蒙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各种伪科学借科学之名行欺诈、迷信、愚弄之实,传统经验实用主义———道德功利主义侵蚀科学理性,使之堕落为放任的唯科学主义,淹没人和社会的价值—意义关怀。事实表明,我们在超越传统时,有时会不小心沿袭传统的老路。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模式转换,不仅要进一步开掘工具理性的力量,提供一种科学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防止传统经验—实用理性渗入工具理性操作,还要提供一种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理性视野,合理安置、规约工具理性。有人说,现代人文精神早就存在于儒学传统中,好像儒学人本—民本主义先天具有现代价值理性一样。但事实是,这种“人本”、“人文”更多地是社团主义或王权主义的,其与现代价值理性契合的形式并未发展起来,甚至它本身就是反理性的。因此,“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理性代替现性,操作现代科学。”[18]马克思主义哲学秉承的是现性精神,转变哲学研究模式,就是要充分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由此塑造和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

第三,确立超越单纯“是非逻辑”的正义性视野。

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和修正”[19]3-4。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理想,是人类特有的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征和要求,是对社会关系合理性的最高概念表达。在马克思看来,公平正义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求真”的体系,还是以真善美统一为自己立论根基的体系;不仅要研究“是非逻辑”,还要研究“正义逻辑”。哲学对真理的揭示,总是体现着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某种统一。在思维方式上,哲学区别于具体科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既立足于实然又超越实然,具有非实证性和思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我们时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其社会历史理论也贯穿着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始终体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内在契合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哲学中关于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即不完全是就事论事,其真正用意在于,从对世界形势的总体判断中,引出我们应当选择的正确国际战略原则。换句话说,它既是“是不是”的事实判断,又是“要不要”的价值判断,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作为事实判断,和平与发展反映了世界战争局部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以避免全面战争,维持总体和平,争取共同发展的基本现实和可能,并不是说世界已然完全和平了,发展没有障碍了;而世界多极化,则透视到虽然美国一超独大,但它却不可能单靠自身力量独霸、主宰整个世界,也无法遏止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多极力量,并不是说世界已然多极化了。因此,作为价值判断,和平发展和世界多极化,集中表达了一切爱好和平、希望共同发展的国家和人民,基于人类道义力量的正义主张和要求,反映了维护我国安全和根本利益的正义立场,为我们在大战未开、小战不断、单极化与多极化的激烈较量中做出有理、有利的目标选择指明了方向。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是对事实判断的超越,现代哲学不应停留于简单的“是与非”层面,还包含着“正与邪”、“善与恶”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研究模式不能仅仅执著于真理“符合论”,只关注理论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也要充分体现人类对公平正义的终极道德追求,从而坚守理论的道义阵地,不断占领人类的道德制高点。

三、保持开放状态: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基本路径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体上确立了一种对人及其世界的实践把握方式,这是一种开放的、面向时代现实生活的研究模式。哲学总是以理性的、反思意识的方式来表达———展开和呈现自己的思想信念,而不像宗教那样,诉诸非理性的、神秘的个人精神信仰。哲学思想和信念不是定型的知识,而是尚未生成的知识,不是现成的工具性物品,而是一种深含“终极关怀”的理性精神。这种终极关怀总是内聚于哲学家的文本中,可以向世人敞开,可供他人阅读、阐释和理解,而不像宗教那样,诉诸个人的隐秘体验和价值直觉。因此,任何真正的哲学──没有异化为“类宗教”的哲学都不是封闭和排他的,而是内在地、必然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对话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一样,都是当下哲学门类的组成部分,各门类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作为一种学说,与其他思想流派共同并立在一起,应当加强与其他学说的交流和沟通,海纳各家之长,促进自身发展;作为一种介入现实生活的方式,肩负着人民大众精神寄托的主导取向,所以更应当充分关注、表达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所期待的人文关怀[20]。这种开放性,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摆脱旧有模式,正确把握和处理与生活实践、与其他社会思潮、与政治建设的关系。

第一,把握好与生活实践的沟通关系。作为一种介入生活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时代、实践、人的生存状况不断交流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生活世界的脉动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21]259失去了与生活交流、互动的能力,哲学就会黯淡并走向消亡。“学院化”是哲学的歧路。真正的哲学总是蕴涵着强烈的社会责任,以引领现实生活、确立生活价值和规范、疗救社会心灵创痛、守望人的良知、建设人类精神家园为己任[22]。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抱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不把哲学看做哲学家的“私事”,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集中体现[1]120-121。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真谛就在于以自己特有的超越方式关注、引领生活。哲学关注现实生活,首先要有创新问题的能力。哲学的问题来源于生活的问题。生活不断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有些问题是原有哲学无法完全涵盖的,不能以“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了”来敷衍。我们不否认马克思文本的超越性,哲学界目前谈论的许多话题都能在其文本中找到,如世界历史、全球化等都可引为注解。问题是,在一些人眼里,找到经典依据,似乎就有了专利权、裁决权。这就流于简单化了。须知,马克思对一些问题,如市场经济的论述,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不能完全照搬于当下生活。我们的研究必须通过直面生活问题,提炼出最具时代感的原创性哲学问题。其次要有创新概念的能力。解释某类新问题,需要有某种新的概念框架。一些人习惯于传统研究模式的概念框架,认为只须运用它就可以了;尽管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仍然认为旧的分析框架依然完美无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认为,任何既有框架面对生活的巨变,阐释力都是有限的。没有新的概念框架,就不可能有新的思维创造,不可能产生更深入、更具时代真理性的思想,这必然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活力。再次要有帮助人们体认生活的能力。哲学引领生活,就是帮助人们理解、体悟生活。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几乎毋庸置疑。然而,今天一些人对它缺乏兴趣,觉得它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这是为什么?不可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强调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地位和命运。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社会历史进程,其最高价值目标,就在于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对人们生活境遇、命运最深切的人文关怀。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是整体性的社会群体,今天它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20],我们的哲学如何体现对他们的关怀,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与生活世界沟通,这是哲学研究模式转换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第二,把握好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对话关系。哲学不仅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活动。它发端于对话,倚重于对话,也推动着对话。在人类思想史上,同一时代出现的不同思潮,尽管有许多区别甚至完全对立,但认真考察,它们又有这样那样的联系。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斯宾塞实证主义,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和稍后的马歇尔经济学、约翰•穆勒自由主义,普鲁东、布朗基、拉萨尔和巴枯宁的社会主义等,有着原则的不同,但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思潮的批判是“扬弃”,既有继承和发扬,又有割舍和抛弃。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建立在与其他社会思潮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彻底批判也不是绝对排斥。没有对话,就没有彻底的批判。不能设想,其他思潮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完全消失,如现代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都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我们不能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一律将其斥为一无是处的“谬说”,而将自己限制在一条封闭的轨道内自我循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不仅体现为有彻底的批判精神,还表现在有海纳百川的理论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中,我国哲学日益呈现一种分化趋势,出现了许多分支,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理解。同时,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价值的相互激荡,也形成了对现实问题、人类存在方式的多样理解。各种社会思潮,如形形的复古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争相夺占人们的头脑,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整合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各种思潮冲突、博弈中发挥引领作用呢?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摒弃狭隘的学科壁垒和门户之见,倡导、推动论辩和对话,通过方法、视野的交流互补实现创新发展,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先进性是保持主导力、整合力的前提。一种哲学能否有效整合其他思想文化、引领时展,主要看其能否繁荣和强壮自己,能否紧跟时代,善于从其他思潮中吸收有益成分,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占领时代制高点、道义制高点,抓住大众的心理聚焦点,不断提升与其他思潮竞逐真理的能力。否则,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后起的先进哲学所取代。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历史进程与代表人物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大致脉络是：它从对第二国际在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倾向的批判发端，从方法论角度强化了历史哲学的主体性逻辑，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基调，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达到高潮。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突显为人道主义的旗帜，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又孕育出拒绝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在这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它在早期强劲地保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的人本主义倾向，而这种人本主义倾向的来源又是独特的，并且从40年代初对启蒙的批判开始，它演化出一条不同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具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发端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主体性倾向，即注重人的意志和主体性。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

（二）深化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30-6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流派主要有三个：一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萨特、梅洛-庞蒂、列裴伏尔；二是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弗洛姆、马尔库塞、赖希；三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施密特。马尔库塞、弗洛姆同时也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三）终结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6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内部冲突并纷纷转向，即在后现代的话语语境中思考和分析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另外在这一时期还要介绍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著作中的思想。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包括代表人物的归属阶段，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因此，我们对这种划分要弹性的给予理解，而不要绝对的去认识和把握。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终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也已终结了，更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终结只是“经典理论逻辑之终结”，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后现代的话语语境中感受到它的影响及其思想痕迹的存在。

国内学者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界定的意见也不一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作者仰海峰是以“后马克思主义”来表述或统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具体划分和界定理论倾向。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张一兵教授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思潮或流派，即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已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因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形式，其主导方面是借后现代主义思潮来重新构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却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实际上这一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代表人物主要有早期的德鲁兹、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晚期的德里达以及齐泽克等人；晚期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者，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的话语语境下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杰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科尔纳和波斯特等人。但有的学者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如陈学明教授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著作中，十分明确的把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列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内，认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而其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王雨辰教授在其著作《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

可见，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分歧的。但在国内有一点大家还是形成了共识，即认为人们已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国内这种研究视域转换的标志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确立。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确立，意味着这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继续和深入。特别是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基础层面考虑的话，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能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沉淀出更多的理论成果，进而为我们的事业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

明代中叶以后，封建进入晚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的思想界也非常活跃，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腾涌起了近代化的启蒙思潮。尽管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通过对传统思想作新的注释而实现的，但其对传统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即高扬个性，率性任成为这一思潮的明显特点。如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这一时期，晚明干人独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与以前相比，无疑这意味着禁锢了一千多年的国人的思想有了新鲜的气息。晚明士人对生命的冲动、对人生的热情，使晚明文坛在后代不断引起学人的关注。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的周群教授近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版)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一书正是对晚明士人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作者认为，晚明文学思潮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同时也深受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的沐染，因此，研究三教与晚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揭示晚明文学的渊源，从其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变异中把握其“新”的特质。对这一课题的选择，作者正是旨在开拓对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视角。与一般从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纵向角度研究晚明文学思潮不同，周著侧重于从同的宗教、对晚明文学的这一横向的视角进行研究，并注意文学与哲学、理论批评与创作、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之间的结合，因为文学不但受到哲学、宗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本身发展等因素的制约。

晚明文学思潮是一个内涵不太确定的概念，以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主要是万历以后的公安、竟陵等人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周著在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衰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是以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特质第一、时间界限第二的原则进行划分的。作者认为，李梦阳、唐顺之、王世懋、屠隆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着革新思潮的酝酿期。任何一种思潮的兴起都不是平地风雷的，晚明文学的发端亦是如此，它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是在对前人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起来的。如李梦阳等以复古自命，倡以高格逸调，根除了文坛台阁体的靡弱之风。尽管他们主张的“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又以新的格套束缚住了文学的发展，但李梦阳的文学情感论，不能不说对晚明文学思潮的酝酿、形成在理论上作了准备。徐渭、李贽、焦竑、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的革新思潮的高涨是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晚明士人兼宗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特点非常明显。他们错综三教，出入禅净，既祖述儒典，诗禅比附，以禅论诗，把禅引入戏曲领域，又个性豪荡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尚求抒写真情、本色自然的文学理论，钟心于自然之趣。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指以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冯梦龙等人的文学思想所显示的对革新思潮的修正。正如作者所言公安派的发展过程那样，“袁氏三兄弟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公安派变化的轨迹，这就是：宗道如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宏道如浩荡突进的狂飙，中道则如狂飙之后的熨波之清风”任何思潮达到发展的顶峰，必然走向“物极必反”的衰落趋势，这是任何领域都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这一时期的钟惺、谭元春及冯梦龙等人，或注重师心与师古的结合，或着意于“真情”与儒家教化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徐、李、袁等人的文学思想的同时，都对其“矫枉过直”之论有所修正。特别是随着国难的降临、古学的复兴，晚明文学思潮渐入低潮。

综观全书，尽管本书研究的仅是晚明的文学思潮，但在作者的运笔操纵之下，晚明思想界的特色已一展无余。正如该书序所言中所说“晚明文学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而且，作者虽涉及的是文学思潮，却处处涵蕴着丰富的哲学意味，“这种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主要是借助于对传统儒释道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作者指出，“文学与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尤其是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能流布一时，应者云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哲学底蕴”。作者的认识无疑具有性、合星性。晚明文学思潮是伴随着儒释道三教的发展与融合更趋明显和深化的特点而兴起的。儒释道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本质上是其哲学思潮，而晚明文学思潮也正是由于加入了儒释道的哲学内涵才在文学史上有了如此高超的地位。

作者的研究独具特色。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相结合是本书得以成功的研究方法之一。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更多的散见于尺牍、叙跋乃至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是作家文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前者同时又深化和丰富了作家的文学思想。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疑会增加研究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如汤显祖“至情”论的提出就具有这一特点。“情”是汤显祖人生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传世作品“临川四梦”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汤显祖在其自然通脱的文学情感论和戏曲作品中表现出“因情成梦”的旨趣。“至情”论是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所写的《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出来的，并在这一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另如袁宏道的诗禅之论是通过诗歌表现的，陶望龄的“偏至说”与“内外论”亦是通过其文学作品得以展示的。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相结合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研究方法。纵观文学思想史，不难发现，文人性格对其文学思想、审美情趣有着深刻影响的事例比比皆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形成也与晚明士人的性格特性不可分割。晚明文坛活跃着一大批具有傲岸不羁、“伉壮不阿”的个性解放精神的狂狷之士，如具有傲视权贵、疑古非圣的狂者气概，“于上下数千年这间，别出手眼”，“掊击道学，抉摘情伪”，历来被儒学正统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纵情放逸，寄情于歌场青楼，而被时人目为“狂生”、“畸士”的冯梦龙等人均在晚明文坛上影响巨大。具有狂者精神的李贽甚至成为晚明文学思潮狂飙的源头活水。钱谦益对此早有允论：“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这样一些士人的鼓荡之下形成的。作者通过对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晚明士人心态、性格的研究，深刻地挖掘了他们文学思想的根源，并找到了晚明文学思潮得以形成的最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