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资金保障制度范文

关键词：机场反恐；机场信息化；队伍规划；机场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4）26-0152-03

1机场信息化反恐的重要性

基于近年来恐怖主义在国内有蔓延的趋势，特别是2013年来各地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已经说明过去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仅限于区域性活动范围，更是呈现散点爆发、公众聚集区域发生的特点。为强化对付恐怖主义和社会安全的控制，一方面，国家层面已经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统筹国内外安全战略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也在积极重视事件的预防工作和应对处理措施等工作的建设和完善。机场的反恐和安全早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就已经成为恐怖组织、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共同关注的对象。

机场的日常运营管理已经基本信息化，机场的各项业务活动已经完全不能脱离各级信息系统而运转。为此，保障机场信息资产的安全，提升机场应对内外信息的防御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不仅仅是组建一支兼职的机场信息安全委员会队伍所能完成的工作。考量专职的反恐与安全的信息化团队建设，机场管理者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课题的必要性与如何推进工作的

开展。

民航机场专职的信息化反恐与安全的团队，对外旨在收集各类恐怖信息、信息安全问题，分析可能存在的民航安全问题，并向机场管理层及时报告情报；对内旨在站在机场信息安全检测的角度，充当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蓝军角色，模拟攻击、筛查系统漏洞，并向机场信息资产的建设者和运维管理者提供详尽的安全整改和防范方案。

2队伍建设

目前，国内的客运、货运民用机场共有190多个在运营，2013年，旅客吞吐量75430.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258.5万吨，分别比上一年度上涨了11.0%和4.9%。信息技术的应用及信息化系统的落地推广在这类民航业绩上扬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1队伍建设必要性

2.1.1信息资产的重要性要求专业化队伍来管理。民航信息化系统目前在构建完善的生产运营体系方面起着支撑作用，一方面串接各生产调度单位（航空公司、空管局、机场）的业务运作；另一方面互联互通围绕民航服务的外延企事业的企业活动，如航空餐饮、贵宾服务、机场交通、酒店旅游；再一方面还支撑起了航空信息服务提供商的专业化产品服务。因而，机场信息资产可以被列为企业的首要保障目标，且要求由专业化队伍来执行保障工作。

2.1.2国内外安全形势的严峻性要求一支特殊的队伍来收集各类不良情报信息。劫持民航飞机的恐怖活动是人类航空史上主要的犯罪形式。自1948年7月国泰航空公司发生在中国领土的第一起航空恐怖劫机事件以来，我国已经发生了50多起劫机事件。纵观这些民航安全事件，大多数是由于机场安检失察、罪犯数据共享问题、情报信息缺失及延误等信息收集机制机构不完善而导致的。正是由于民航领域内缺少这样一支专业化的情报互联互通队伍，导致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直接威胁民航安全。

2.1.3信息化环境要求信息建设工作具备对等机制。这类对等机制即：民航机场信息安全既要求有建设者机制，又要求有破坏者机制，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类机制，机场的信息安全才能真正构建一套稳定强大的信息互联互通的运营管理系统。目前，机场的信息资产有：互联网络系统、电话系统、数据中心、中间业务逻辑处理系统、各级业务系统、外联网关，这类信息资产组成的信息网络完成了机场的业务运营的支撑，但是业务运营的保障，只依赖了商业性质的通用防御体系，如各类防火墙、防病毒软件。机场在邀请外部网络安全企业检测其内部信息安全漏洞时，往往是漏洞百出。因此，机场必须拥有一支内部队伍，能够负责以破坏者身份向信息安全体系工作提供结果集依据。

2.1.4体制建设要求有一支信息安全保障的执行队伍出现。在国安委成立的大环境下，国安委只负责制定安全方针政策，推进安全信息化的策略。而各级政府、武警部队等也只是负责社会通用层面的安全情报预防和处理。企业信息安全和反对的执行还得靠自身的量体裁衣式的工作。这样的一支小分队的出现，既能响应上级政府的政策，又能在知晓自身缺陷的情况下做出某些检测补救，其中，后一种说法在IT界称之为白盒测试。

2.2队伍工作目标

针对机场信息化而构建的反恐与安全保障的团队，其目标有两个，其一，收集国内外的情报信息，预防预报影响机场安全的各级信息；其二，制定模拟攻击的方式方法，以攻击者的角色冲击机场信息的安全防护体系，从而为构建更加稳定可靠的机场信息化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3队伍职责规划

根据队伍的工作目标及机场服务特色，信息化反恐与安全方向团队的职责规划如下：

2.3.1对接政府反恐工作部门，做好情报收集与反馈工作。

2.3.2构建与航空公司、空管局、航空信息服务提供商、机场航空服务单位的情报互联互通网络，及时共享情报信息资源。

2.3.3关注社交网络与通信网络，准确收集与分析国内外机场有关的情报资源信息，向上级主管报告所有情报信息。

2.3.4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安全风暴，评估机场信息安全风险，向主管机构提出风险应对措施及弹回计划，包括必要的成本投入。

2.3.5规划机场信息资产的破坏性工作，不定期模拟攻击机场信息网络。

2.3.6针对模拟攻击结果，向机场信息系统建设者出具信息网络检测攻击报告及参考的补救方案。

3核心工作框架

3.1主体工作

从宏观方面讲，涉及到机场反恐与安全的信息包括机场信息资产以及各类情报信息。机场的信息资产大致包括：互联网络系统、电话系统、电视系统、数据中心、中间业务逻辑处理系统、各级业务系统、外联网关、楼宇智控、节能暖通等信息及系统。而情报信息则包括：社交媒体信息、通信软件信息、机密情报暗语、政府企业公文密报等海量不可控的信息。反恐与安全的团队工作，即围绕这些信息来开展。

3.1.1信息资产类。调研机场信息化建设情况，对比机场及其他行业类似信息资产的安全保障措施和行业技术更新情况，定期预测这类信息资产可能出现的信息安全风暴及风险列表情况，出具有价值的风险评估报告，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可供选择的应对措施、弹回计划。其中，应对措施及弹回计划涉及到了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效益产出估算等等可量化的信息。

而针对机场信息资产拥有者及建设者们所做的防范措施，团队的工作之一是不定期地制定一些不符合常规的入侵攻击计划，并执行这些模拟攻击计划，以求获得机场信息资产的抗压抗暴的强度测试数据，为下一步的机场信息技改方案提供有力的依据。

3.1.2情报信息类。这类工作的内容通常杂乱无章但具备一定的特征性。首先，情报信息是需要多部门、多单位互联互通，才可以收集完整、确认准确、监控到位。这就要求机场信息化反恐与安全的团队加强与政府反恐工作部门、企业单位的沟通和协作，建立可行的沟通渠道和信息编码解码模型。其次，情报信息目前呈现出网络社交化、小众团体化、信息软件化。当下，大多数的与攻击事件，发展源头都有出现在互联网络及社交网络软件中，且限于利用通信软件达到宣传和协作的效果，若无社会力量、主导组织来举报收集这类信息，暴力恐怖事件、信息安全事件则容易

发生。

故机场信息化的反恐与安全团队，需要为这类信息研究出暴露规则及监控措施，尽可能地为打击恐怖主义和信息安全事件提供技术化手段。

3.2队伍建制优势

在集团化管控的机场管理模式下，反恐与安全的团队发展呈现出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双赢的局面。

3.2.1专业化的团队建设，更能解决这类棘手的恐怖主义及信息安全问题的存在。

3.2.2集团化的企业，更有能力投资成立这类型队伍，使之不仅仅服务于核心机场企业，更能服务于体制下的分子企业，使之受益全集团。

3.2.3基于个性化的信息资产而构建的信息化队伍，企业更是能集中优质人才对付熟知的企业病症，能够为自己对症下药，完善机场安全的管理。

3.2.4集团化的机场企业，大多数属于省管及联盟航空公司管理，其配合政府反恐工作、构建反恐与安全网络显得更加容易。

因此，在目前民航机场圈子内，特别是北上广等机场集团企业，快速成立机场信息化的反恐与信息安全专业化队伍，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也是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必需品。

4结语

机场反恐和机场安全随着社会及社会不良信息的发生而产生，遵循一般IT治理体系的要求，机场信息化工作理应由专人专职做好信息治理类工作。结合当下反恐和信息保障的网络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特征，反恐与安全方向队伍的产生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希望机场管理者们努力抓好这类团队的建制与管理工作，为机场及民航业的安全发展提供坚实的依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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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财政保障公共危机管理国外经验策略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公共危机事件也屡见不鲜，成为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生态秩序的危机性事件。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紧迫性、资源短缺、破坏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一旦发生便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政府对此类事件必须及时做出应对。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公共危机事件增多，这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公共财政的支持对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事件十分重要，为此，本文试图从政府财政保障角度来探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与不足，并分析国外的公共危机财政保障机制，以期对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有所启示。

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概况

首先，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我国已经建立起基本的公共财政保障体系。财政部门在财政预算中已经编制专门的用于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于保障公共危机时期国家的安全、人民的生存权以及社会的稳定。我国在2004年出台了《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预案》，对财政部门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职责做出具体规定，同时督促各级财政部门尽快制定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财政预案。为了更好地落实公共危机财政保障机制，我国在法律、制度等方面也出台相关配合政策。国家还加大了对应对危机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大投入健全公共危机预警网络；建立专业的应对危机机构。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更是为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次，我国用于公共危机的财政资金来源途径多样化。在不断的公共危机实践中，财政部门也不断积累了更多的应对公共危机的经验，不断创新财政管理方式，以更好地应对突发危机事件，减少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资金主要来自公共财政资金、商业保险赔付金、社会捐助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有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到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并成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资金来源之一。

最后，为了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我国还建立起相关协调机制，确保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公共危机保障资金能够快速到位。此外，财政部门也有责任创新自身管理体制来与应急管理部门配合，破除部门间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的沟通壁垒，提升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效率。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对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建设的一次考验。在汶川地震中，财政部门为地震拨款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次便拨付5.612亿人民币投入抢险救灾，之后又根据灾情追加6000多万元。四川省各级财政部门相互配合，共计向灾区调拨25亿资金，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帐篷、食品、饮用水、棉被等物资被迅速运往灾区，及时而充足的财政保障为汶川地震救援的迅速开展提供了物质支持。这也证明了我国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财政保障能力。

我国公共危机财政保障机制存在的不足

在汶川地震等公共危机事件处理实践中，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对危机的处理和解决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危机事件处理的经验总结和反思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还存在不足之处。

一是资金投入总量不足，这削弱了财政保障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但目前很大一部分公共财政都投入到地方基础建设之中，用于民生的财政资金相对不足，而这其中用于公共危机事件的财政保障资金所占比例更少。我国在《预算法》中规定，要求提取1%～3%的财政预算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预备费，而在实际预备费预算中，各级政府都在规定范围内按较低比例提取，如2005年中央本级提取的预备费占总预算的1.23%，2006年为1.05%。近几年，国家愈加重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预备费的提取比例有所提高，2008年为2.65%，2010年为2.49%，尽管如此，在具体的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财政经费需求与预算差距还较大。

二是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削弱了保障效果。进入转型期所带来的各方利益矛盾冲突导致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财政保障资金也因此大幅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陡增。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发现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基本防御体系来缓解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财政压力。但从目前的财政体制来看，我国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在预算支出中编制防御性财政支出，导致这部分预算资金与实际支出额度都偏低，不能真正满足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的财政资金需求。加之我国的行政程序繁琐，在具体的资金拨付过程中还存在截留挤占现象，这使得用于公共危机事件事前预防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待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的财政压力凸显。

三是财政保障金的监督制度不完善。我国在公共危机处理方面是分灾种处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这种多头管理的方式导致管理混乱，资金分配散乱，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各种程序中被拖慢降低，行政成本增加，财政保障金在解决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作用大大降低。而且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当财政进行资金拨付后常常出现乱花钱现象，在资金层层下拨过程中，出现资金截留挪用、违规使用行为，严重阻碍公共危机事件处理。

国外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模式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较早意识到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危机管理机制上有着较为完善的体系，其中用于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资金投入也十分充足，这得益于其较为完善的财政保障机制。

美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财政保障机制。“9・11”事件为美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敲响警钟，之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阻此类事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重视财政资金的投入，还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架构上的改革，形成了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提升了美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

首先，美国将国土安全办公室升级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并赋予其统一指挥的权力，美国国土安全部能够调动美国情报局、警备队、海关署、移民局等资源，突出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指挥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预警、指挥、响应和救援四类工作，这有利于统一协调各部门统一开展救援，减少危机事件带来的损失。在国土安全部内部又设有独立的20个机构，这让国土安全部内部分工明确，同时又能够相互协调联系。这一部门为美国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美国对联邦调查局进行改革，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预防和解决大规模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上，它的主要任务便是保护美国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联邦调查局还与中情局等部门进行合作，提升自身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的能力。美国政府还赋予联邦调查局国外调查权，成立反间谍组织，保障国家安全，预防公共危机事件发生。

再次，美国还对移民局和社保局进行整改。在“9・11”事件后，美国对移民局和社保局进行整改，对驾照领取、信用卡申请等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审查，主要是为了防止国外进入美国，并利用各种手段骗领社会保障号，伪造身份进行恐怖袭击活动。

最后美国还成立了美军北方司令部，提升国家的国防能力。这一全国性军事部门除了负责美国国内安全外，还将负责范围扩大到南至墨西哥，北至北极地区，既负责恐怖活动，也负责自然灾害事件。除了建立完善的政府应对部门外，美国公共危机事件的快速处理还得益于民间组织、志愿者的援助。

日本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财政保障机制。为了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日本早期便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灾害对策基本法》、《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等，这些法律有着明确的具体实施措施，尤其是在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日本在立法过程中力求措施的可操作性，如日本为了应对多发的地震灾害，便在法律中具体规定了民居建设流程图，以此减少地震对人员和房屋的损害。近几年，面对新的局势变化，日本进一步提升了公共危机管理应对级别，相继出台了《在发生大规模恐怖活动危险时政府的应对措施》、《武力攻击事态对应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等法律法规，为日本的公共危机管理奠定了法律基础。

与完善的法律法规相对应的，日本建立了多层次的危机管理组织体系。其中内阁首相是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最高负责人。日本将自然灾害、国家领土安全、社会综合治安等事项都纳入到公共危机管理之中。日本建立了危机管理中心作为统一的领导机构，其他政府部门也常设危机管理组织，下设危机分级、分类管理处，当相应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立马启动相应部门进行处理。

完备的法律和部门设置让日本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反应迅速，如2003年5月日本宫城县发生的7.0级大地震后，造成人员伤亡100多万，多条铁路干线停运，但第二天这些受灾地区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便得到恢复。

国外公共危机应对的财政保障机制建设经验。尽管国情有所不同，但美日两国在应对公共危机进行财政保障方面的建设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是美日两国为了确保公共危机管理中财政资金保障的到位而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体系。美国日本都从法律上确认为公共危机事件提供财政保障的重要性，而随着公共危机事件新情况的出现，美国和日本都及时补充和完善法律法规。此外，两国在立法过程中都十分注重法律实施细则的拟定，确保法律具有可执行性。

二是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注重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合作。日本在2003年非典疫情应对中，就极为重视各个部门的合作应对，首先是加强机场检查，培训机场人员进行模拟救治演习，确定收治非典病人的特定医院，各级政府都加大对医院的财力、物力投入，确保医院能够进行救治，社会民间组织也在政府号召下编写非典宣传册等。这些部门的协同配合让日本顺利渡过了非典疫情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不难看出各个部门的协作需要财政部门的支持。

三是形成以公共财政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共同应对危机模式。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政府的预防体系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号召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这样的应对体系更加有效，以便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迅速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如美国针对性的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工商业界、民间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日本还给民间团体拨款补贴资助其进行应急演练。

加强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的策略

完善公共危机财政保障体制的法律体系。在立法方面，政府应该明确建立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效的预防、控制和解决突发公共事件，并最大程度上降低它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一目标指导下，我国应该在宪法层面上来确立公共危机财政保障法律的基本原则，如在公共危机中，公民有权在受到损害时获得国家公共财政的救助，同时公民也有义务参与公共危机事件的解决；宪法还可以就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做出规定，明确财政分担的比例。宪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共危机的财政保障机制建设具有总领性和指导性的作用，要想它得到贯彻实施，还必须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在具体的财政保障性法律制定中，应该明确财政保障金来源、预算制度、保障资金监督制度等几个方面的问题，确保政策的贯彻落实。

建立我国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公共危机管理的财政保障机制应该包括预警、运行、应急、监督、跟踪五大系统。在预警系统建设方面，财政部门应该对预警的范围、等级差别、危机预判、紧迫性程度等有所明确，这样财政部门才能够根据情况做出相应的财政计划，使得拨付资金及时用于解决公共危机事件。在公共危机财政运行机制建设中，需要根据危机事件的种类组建不同的管理系统。公共危机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要求运行机制必须建立一个应急指挥系统，使之在短时期内就公共危机管理做出安排和统筹。公共财政的善后追踪机制主要包括灾后重建、资金补偿到位以及责任追查几个方面的内容。各个机制的相互配合和协调，才能够让财政保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设公共危机救济物资保障机制。完善的救济物资保障机制能够大大减轻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的财政压力，但若每一地区都进行救济物资保障机制建设，又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负担，且有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因此，在公共危机救济物资保障机制建设上，可以采取地区协同合作的策略。首先，中央政府可以对救济物资建设做全面规划，防止地方政府出现重复建设现象；其次，地方政府要对专项救援物资和地区性物资储备进行管理；最后，国家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救济物资保障机制建设中来，发挥民间力量，让物资迅速到达公共危机事件影响地区。

加强对财政保障金的监管。在我国的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政府拨付的财政保障金被截留、挪用、贪污的新闻屡见不鲜，这让公共危机管理雪上加霜，为此我国应该建立一套财政保障金监管机制，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可以建立起财政保障金的绩效评估体系，这主要是为了规范财政保障金的预算、拨付、使用程序的规范，并据此评估结果，确保保证资金使用的合法、合理，政府还可以鼓励外部力量，如媒体等对用于解决公共危机的保障金使用进行监督。其次，政府也应重视财政资金审计工作的开展，审查保障资金的去向、使用额度等，对于多余的拨付金额应回收，对于现象要及时处理，追究责任。为了保障审计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可以邀请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财政保障金的使用进行审查。最后，政府可以建立“危机―保障”预算制度，加强对保障金使用过程的管理。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公共危机事件制定不同的财政保障方案，如对那些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的公共危机事件，应由高一级政府来对财政保障金进行调配和统筹规划；对于那些小范围内的危机事件，可由当地财政部门提供财政保障支持。在危机事件爆发后，政府部门应该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根据事件特征来制定多种方案，权衡利弊，选择最优方案，这不仅能够将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还能够提高财政保障金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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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预期心理影响不可忽视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特别是因“9・11”恐怖袭击事件而引起的阿富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停止其军事行动，而将下一个打击目标锁定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国际市场反应最快以及波动最大的就是国际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进而使以美元报价的美元汇率波动明显，无论对欧元或日元、英镑、甚至瑞郎都处于收缩阶段，使得美元货币政策取向也难以预料和显示清晰走势。因此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明显加大，总体不景气愈加突出，比较突出的动向是战争预期加大中的金融投机性明显，进而使主要金融和资源产品价格交错跳动性加重。国际舆论对战争的预期为2003年2月爆发，而战争一旦爆发，直接消耗与影响最大的就是石油。但经济较快的发展与新技术创新的推进，国际石油价格并非必然走高不能控制，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市场报告预测，2003年世界日均石油需求量为7640万桶，而目前全球的原油日产量大约为7800万桶，由此可以看出，目前世界的石油开采量能够基本满足各国石油需求。加之，美国逐渐增加能源储备，已经达到5.92亿桶，为25年来最高水平；OPEC也表示需求增加时增加产量，以稳定石油价格；非洲等地新发掘石油也会缓解油价的压力。因此，在油价上涨的同时，并不存在严重的石油供需硬缺口。石油价格能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国际局势的安定与否、国际社会协商与合作的程度，尤其是战争因素是最直接的影响。

国际金融市场2002年较大的变化，对经济实际影响有限，但对市场心理干扰突出，特别是经济条件与环境不同，其价格结果也各不相同。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突出，而财富缩水、生产过剩以及裁员失业的上升，以及恐怖性突发事件的影响，使人们生活优裕之后的恐慌脆弱性上升，信心不足心理忧虑进一步加大石油与黄金价格上升中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心理因素已经是影响经济调整、政策制定、效应结果以及预期心理十分重要的支持与依托，并随时加重市场动荡与经济混乱的诱因。

美元主导份额趋势不可逆转

而与战争因素密切连带的金价和油价的动荡上涨趋势，都与美元资产的价值与美元政策紧密联系。美元汇率较大的波动与下跌，与国际局势紧张状况以及美元自身的不支持性直接有关，原因在于以下四点：

其一是战争恐慌心理打压突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仅是2002年世界经济金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且也已经延续为2003年世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干扰因素。目前战争的紧迫性愈加严峻，随时具有爆发的可能。面对世界经济环境不景气与不确定的状况，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将进一步打击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尤其对美国经济弊多利少，前白宫经济顾问林西预估的战争代价是GDP的1％～2％，大约为1000―2000亿美元；白宫预算花费在500―600亿美元左右；为此，布什总统表示，对伊拉克的战争将损及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元汇率过去一年下跌趋势的加大，此时的战争因素只能进一步加重心理恐慌或不安定，进而导致抛售美元资产加大，其中当然也不排除市场技术与策略上的配合与运用。

其二是美国经济不支持性明显――岁末年初的一些经济指标无力拉动或刺激美元走强，投资迷茫依然明显。比较突出的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上年12月份的数据从11月的84.9下降至80.3，对美元打压加重。而从2002年美国公司破产数据看，全年达到3680亿美元，明显高于上年2590亿美元，破产公司186家，尤以电讯业为多，高科技受创明显，企业公司假账问题突出。同时与美元资产价值密切相关的股票缩水继续呈严重下跌趋势，2002年底股票盘整数据显示，三大指数下跌趋势进入第三个年头，道指、纳指和标准普尔指数分别下跌17％、32％和23％不等，对年初投资信心的冲击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导致美元继续下挫走低。

其三是市场惯性推进作用加大――美元贬值是2002年引起关注的焦点，新一年货币政策依旧是强势美元的取向，进而市场技术与策略的推进加大美元走低。加之主要货币国经济数据的有所差异，经济与货币压力同样明显的趋同性，使欧元涨势进一步加大，但经济面并没有支持欧元明显的依据，经济困惑较为明显，市场铺垫炒作空间明显上升；而日元有违于日本货币当局的意向，对日本经济复苏不利；欧、日两货币的走强并非经济与政策的需求，而市场技术运作的惯性十分突出，因而周末呈现向下调整，美元略有上升。

其四是相关因素干扰不可低估――引起关注的委内瑞拉石油罢工已经持续近30天，石油生产陷入实质性停顿，原油供应出口中断，直接导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纽约市场一度突破33美元水平，达到两年来的最高；同时委内瑞拉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引起社会不稳定，而且已经上升为。而从国际角度看，委内瑞拉为美国提供13％的原油，进而愈加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复苏。委内瑞拉国内动荡因素已经对于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具有牵动与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面对美、欧、日三个主要货币国经济层面的明显差异与对比，美国好于欧元区和日本，无论是经济增长指标、或是政策调整空间与效果、美元依托面优于欧日。而从历史发展积累看，美元在世界贸易、金融交易、储备手段以及国际比重中占据绝对优势，强势美元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意义十分明显。20世纪90年代强势美元有利的缓解了世界经济疲弱的痛苦，并使美国经济创下10年繁荣周期，而当今世界经济仍需要强势美元刺激全球经济重上增长之途。为此，布什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元近1年中下跌了12％。但从规模、实力、份额、比重与政策技术角度看，美国依然有能力继续维持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不仅可以支持美国经济恢复年率3％左右的增长率，有效抑制通胀上升，而且世界经济的复苏也需要强势美元。

国际金融风险值得关注防范

当前世界形势政治化因素突出，“反恐倒萨”引起国际政治关系转变，引致资金流向发生变化。例如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有所变化，沙特富翁遂从美国撤资3000亿美元转向欧洲，导致美元资产信心下挫，欧元上涨强劲，使美国经济金融都面临新的挑战。国际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在提高，但风险压力依然较大。从目前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总体形势看，全球金融风险还是有限的、可控的，主要依据在于三道防线的支持性与保障性。

第一道防线――全球防范金融风险意识与能力的提高，成为金融环境稳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黄金、石油价格较大波动中的经济金融相对稳定，拉美金融波动加大中的银行相对稳定，尤其是美国经济衰退与复苏不确定中的相对稳定更为明显。

第二道防线――全球宏观调控水平的增强，成为金融改革与调整的保障。主要体现在2002年全球经济下降、金融动荡中，各国驾驭水平和承受能力经受考验，金融市场稳定运作；美国经济、股市风险预期加大，但金融市场有惊无险。

第三道防线――国际合作意识与行动的增强，成为防范金融风险和抑制金融危机的屏障。全球经济与金融合作趋于更加密切与一致，官方与半官方以及非官方的商讨、论坛连续不断，金融合作意愿与表现明显加强。20国集团的加强对话与合作，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更为密切，关系缓和有所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