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民商合一；商法；关系

自20世纪以来,大量商事单行法的颁布,使得民法典已经难以包容全部的商法内容。因此,人们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不再将民商合一简单地理解为商法含于民法中,而是在民法之外颁布商事单行法,有人称此种模式为相对式民商合一模式或单行法模式。其实,无论在何种体制下,要谈商法的地位,就不能不联系到民法和经济法,即使在相对式民商合一的模式下也一样。在这里,商法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它既区别于民法又区别于经济法。

1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民商是一家,商法永远都无法割裂与民法的联系,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一般说来,学界普遍认为民法与商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基于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统性,它有着由一系列抽象的规则组成的完备体系。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法律表现,是对构成市民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基于营利而建立起来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具体性和实用性,它是由众多具体的市场组织规范和市场交易规范集合而成的。就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规则,商法提供的则是具体规则。

1.1价值取向

在民法的诸项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而在商事立法中,最高的价值取向则是效率。在处理效率与其他法律原则的关系时,采取的是效率至上兼顾公平与其他。商法只不过是将这种对效率的追求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将社会经济的行为限定在一定的制度范围内。

1.2适用主体

民法在适用主体上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法。而商法的适用对象则通常仅限于商人,作为商事主体,商人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商人范围较特定,要求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商法的规则体系和规则内容。

1.3伦理性

民法体现出很强的伦理性道德规范,商法则属于技术性而非伦理性立法。商法首先应体现基本的法律伦理,比如要求人们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但由于商法以经济效率为主要追求标的,更由于现代商事交易中更多地融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更注重交易的快捷和安全。

2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的讨论是伴随着商法的公法化和经济法的兴起而开始的。商法“总在不断地扮演着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其在社会化思潮中,又一次首当其冲。因此,“私法的公法化”主要发生在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领域。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民商法对微观经济领域调节的缺陷才日益突出,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和个体权利本位倾向遇到了挑战。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是以公、私法为基础的,是传统公、私法交互渗透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们必然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无法抹煞的联系。也正是基于此,商法的边界才出现了模糊化的趋势。

基于此,本文将从商法与经济法在立法理念、存在价值、使用范围、作用基点和作用内容以及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不同来进一步分析。

2.1立法理念

经济法的产生,就在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来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是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的观察角度来调整经济关系。而商法则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本质,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总而言之,商法与经济法有着不同的理念。商法是以个别经济主体的利益为基础,着重调整其间的利益关系的;经济法则是以国民经济利益为基础,着眼于超个别经济主体利益的全体的调整的。

2.2存在的价值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效率、自由和秩序要求。经济法的价值内容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商法虽也强调自由、平等、公平、效率、安全等法律价值,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经济法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强调社会整体效益和交易安全。而商法则侧重于从个体方面理解和阐释,即强调个体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平等、个体相互关系的公平,以及个体行为的效益和安全等。

2.3适用范围

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其适用的地域范围往往被限定为一国的主权领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虽然经济法的某些法律规范存在着趋同的趋势,但由于经济法总是与一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直接相关,基于特定的利益,各国经济法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特色”,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在空间上适用于具体的“地点”,因此,经济法必须进行有效的“本土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不可能超出国内法体系。而商法则完全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法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其实前面提到的商法边界的模糊化不仅指商法与公法的边界模糊,更是指商法与国际商法的边界日益模糊化。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民商合一的体制下,商法仍然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一方面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以单行法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区别于经济法。当商事实践活动变化和发展时,商法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和发展。因此,对该学科的范围作严格的定义无疑只会阻碍它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王端.商法本质的变迁[J].政法论坛,2002(6):67-68.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关系范文篇2

关键字：跨国银行并购

一、银行并购理论比较

(一)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当企业能以低成本得到高产出的时候，企业就拥有规模经济。从本质上说，规模经济理论是描述企业规模变动与企业平均成本变动之间关系的理论。规模经济的核心是适度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时的企业规模。如果企业规模小于适度规模，表明规模继续扩大仍然可以使平均成本下降，收益率上升；反之则表明企业的现有规模不利于企业，此时只有缩小规模，才能使平均成本下降。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的单位营运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银行规模经济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单个银行由于通过银行并购和跨国并购，提高银行规模，增加新金融品种，扩大金融服务领域，获得更多的利润，在银行内部引起收益的增加。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整个银行产业规模扩大而使得单个银行得到了良好的人才、信息、资金融通、联行清算等服务而引起的收益递增现象。银行规模经济的目的是通过控制经营规模，达到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平衡，最终达到赢利的目的。

(二)范围经济理论

范围经济主要研究经济组织的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范围经济与一般厂商的范围经济在基本概念上是一致的，是指银行经营品种的增减或业务领域的扩张或收缩所引起的边际收益提高或者边际费用降低的现象。如果银行业务范围扩大或收缩后，边际收益增加或者边际成本下降，则表明银行实现了范围经济；反之，边际收益下降或边际成本上升。则表明银行范围不经济。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银行可以通过经营不同领域的业务以取得范围经济。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而且可以经营证券和保险等投资银行业务，甚至还可以经营房地产和贸易服务等非金融业务。同时，随着银行国际化发展，银行实施范围经济的地域也得到了扩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银行已经认识到范围经济在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通过并购和跨国并购等方式来追求范围经济。

(三)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银行并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增强对银行经营环境的控制，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份额，并取得长期获利的机会。企业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带来垄断利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是：增大公司规模将会增强公司实力。市场势力理论近年来已成为国际银行并购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一般银行而言，以下三种情况下通过并购活动可以增强市场势力：首先，在需求下降、服务供给过剩的削价竞争的情况下，几家银行合并，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其次，在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资银行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银行通过大规模联合，对抗外来竞争；最后，由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使银行间包括合谋等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的情况下，通过合并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虽然作用机理不同，但都能达到扩大市场势力的目的。横向并购通过行业集中，减少了银行数量，使并购后的银行对市场控制力得以增强，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垄断；纵向并购使银行业务范围扩大，利润来源增加，市场影响增强；混合并购则扩大了银行的绝对规模，使其拥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达到独占或垄断基本业务领域的目的。

(四)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又称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的重要特征是通过企业家而不是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和组织经济活动。并购是银行这种企业组织以企业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过程。也就是说，当交易费用很高时，就可以通过企业家将交易内部化――将原来较小规模的银行与外部市场的交易转变为合并后的大银行的内部交易来节约成本。因此，节约交易费用是银行并购的动因之一，银行内部的协调管理费用越低，银行并购的规模就越大，并购的最佳点应在降低交易费用与由于扩大规模而增加内部监督管理成本相等之处。

由于人的因素和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企业只有用内部机制来代替市场机制，即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企业组织中较强的合作意识加上有效的内部控制与决策，使得并购比市场机制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交易费用理论用于解释银行纵向并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业务相近的银行合并往往伴随着大量分支机构和人员的裁减，银行组织机构更精干合理，既减少了硬件设施的耗费，又降低了各项管理费用，使合并后的银行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扩大业务范围，提高盈利水平。

二、银行跨国并购因素分析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银行跨国并购的在动力

银行通过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从而使得单位营运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银行首先在内部由单个银行通过银行本土并购和跨国并购，扩大银行规模，增加新金融品种，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其次在银行外部招收良好的人才、收集相关经济信息、进行资金融通等服务而引起的收益递增现象。在范围经济理论下，银行通过业务范围扩大或收缩寻求边际收益增加或者边际成本下降，在这个动态的模型下，保持银行利润持续增长。

(二)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是银行并购的外在动力

从目前现状来看，那些高效的、常处于竞争环境中、富有经验、已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拥有经常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内用户的银行更容易成为并购者。研究通过衡量效率和利润水平，发现大银行并购中小银行的优势在于前者的资本更有效率、利润更多、资本金更充足。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可以使一个银行更富有经验(从而效率更高)，这些经验将促使银行把产品、技术创新和管理技巧运用到新的市场，而并购是迅速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一方面，在新市场的经济结构的脆弱对比下能体现跨国银行的成熟、高效；另一方面，若新市场的竞争程度远高于此跨国银行的本国竞争程度，那么此跨国银行可以在激烈竞争中得到充分完善，并更高效地运作。

(三)主营业务的吸引力下降是银行并购的直接驱动力

在招商引资的大环境以及建造开放、一体、便利的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各国通过放松银行金融管理政策，使得传统的银行信用中介业务受到极大的挑战。融资手段的多样化、金融信息快捷的传达速度，使得银行作为传统的信用中介地位发生了动摇。银行通过并购相关金融衍生公司，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些不熟悉的领域，扩大自己的新利润增长点。

(四)东道国的社会构成是银行进行跨国并购时必需考

虑的因素

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呈现的特点是人口多而集中、消费能力低、主要业务还集中在传统的储蓄与贷款的业务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并购已经在国内各地区建立分支机构的东道国银行。这样的银行已经拥有完善的经营渠道，缺少的是先进的管理技术、更适合市场的金融产品，所以收购这样的本土银行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实现跨国银行的规模效益。

(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银行跨国并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快，并形成了对当代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欧盟以及NA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扩大区域性市场容量，促进贸易发展，解决区域性贸易纠纷，加快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对银行跨国并购有一定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区域经济的政治稳定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对银行的并购监管法律规定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或重新立法。

三、国际银行跨国并购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一)明确发展战略，走特色国际化路径

走出去是好的，但不是每一个走出去的银行都能成功地盈利。其本质区别就是银行如果选择自己的跨国之路。路线选择错误，做出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工夫。选择相应的风险运行模式、金融服务工具、金融衍生下具、银行企业本土策略是成败的关键。

(二)走海外新建与跨国并购相结合的道路

单单依靠海外新建不足以使银行业真正迈入国际银行业的行列。海外新建纵然设立方便，但若是真正融入当地经济，在当地经济建立品牌效应、快速适应当地的市场，还是需要通过并购这一手段实现本土化。海外新建事实上就是规模经济中的内部扩张经济，它通过在海外复制国内银行的运营模式来扩大规模经济效益；跨国并购则是规模经济的外部扩张经济，它不通过自身复制而是通过直接将外国银行业转变为本国经营模式扩张效益。

(三)跨国并购以提升银行管理与风险操控水平，实现金融手段创新为目的

对收购对象的网点分布、业务能力、风险操控等因素的综合考察是跨国并购考虑的核心因素。并购还需要考虑收购对象的市场地位、品牌价值、产品优势以及服务经验等内容。事实上，对于那些业务能力低、品牌价值不高的银行进行收购也具有很大的利润提升潜力。以我国银行独有的管理经验和金融服务手段对当地银行业进行改造，会产生跨区域效应。

(四)尽快出台银行跨国并购法

目前我国的银行业对外并购还没有可依据的具体法规，这就使得当我国银行对外进行投资并购时，一旦受到当地政府不合理或非法的征收、与当地银行在并购过程中发生纠纷，就会让我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没有可依据的准据法，使得我方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当地政府的法律管辖，因而，尽快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跨国银行并购法规势在必行。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关系范文

共性特征

1.官员高配下的政治与经济联动。属于不同发展阶段而处于同一行政级别的城市，因增长驱动力、要素配置方式、资源利用效率、约束条件等迥异，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而非市场，副省级城市官员高配决定了与其他层级城市不尽相同的增长模式。市委书记通常是省委常委，由此决定了发展的权利禀赋不同于地级市。政治与经济联动体现为两个方面：

（1）省域范围内经济分权治理。由于副省级城市多为省会城市，发挥引领省域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带动相邻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地级市不同，副省级城市辖区面积小，经济体量大。在独特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市委书记可以直接参与省级用地指标、财政收入等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及城市发展的决策制定。

（2）副省级城市政治治理权力略高一筹，政府行为主导城市增长模式。省级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城市体系分为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城三个层级，各自的发展遵循由高到低的发展规律：城市规模的大小通常由其行政级别的高低决定，官员的政治级别与城市所属的行政层级相对应，存在权力配置的增长效应差异。

2.党政官员高职称化与更换高频次。从市委书记和市长进入省级或中央部委的晋升轨迹看，不同省份副省级城市的同级别官员通常展开纵向而非横向的竞争，市长和市委书记的配置对城市增长起决定性影响。表现为：

（1）党政官员配置高职称化趋势明显，长期追求经济增长。1990年以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力与分工日渐明确。副省级官员之所以关注经济增长，主要是治理行为遵循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权力配置、治理方式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此外，新上任的党政一把手逐步年轻化，一般都有硕士甚至是博士学历和学位，对应的职称主要是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等。

（2）通过城市行政治理实现城市增长。主要手段是调整行政区划、高频率更换市长和市委书记。

3.依靠土地资本化和城市规模扩张来促进经济高增长。同一行政层级城市的规模扩张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20世纪90年代，副省级城市政府开始土地资本化运作，此后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以土地换增长、以增长促发展是副省级城市运行的主要特征：

（1）依靠农地非农化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工业化，推高经济增长，带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以此实现土地资本化与城市经济高增长的互动。

（2）隶属于同一行政管辖层级的副省级城市，其吸纳外来人口的动力在减弱。

转型建议

历时20余年，副省级城市创新了增长模式，但转型升级背景下，也面临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人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副省级城市人口和规模增长已经建立了自主增长的积累机制，走人口与经济均衡发展之路是其必然选择。城市的物理边界应当由经济和人口规模而非土地和辖区范围来决定，土地资源应当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进行省域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实现全省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依靠市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适应超大城市服务型经济运行“新常态”。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更应当以经济密度作为制定城市和产业规划的严格标准。为突破土地资本化所造成的增长束缚，国家城镇化战略制定应当趋向于超大城市所辖区（县）域城镇化，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促进城市区域内外人口与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良性互动。当副省级城市发展面临转型时，打破土地约束等同于扩大行政管辖地域及城市物理边界。

2.在省域范围内，协同处理好副省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行政治理的关系，打破区域和行政分割，发掘城市人口红利。尊重城市发展内在规律，打破城市增长偏倚土地的发展“怪圈”，跨越经济高增长阶段后，需要更加注重人口增长，重构土地规模无扩张但城市却能发展的逻辑，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以此作为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以人口市民化为目标，确立相对不变的发展重点，以产业结构转变、人口规模增长来识别城市成长所处阶段，实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联动。通过经济集聚、产业升级实现人口可持续增长，重塑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联动关系，地处北方、毗邻东部沿海的副省级城市有待进一步发挥地理优势，增强人口吸纳能力。

3.立足发展阶段跨越的常态认识，通过经济与社会联动发展，提高城镇化治理水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据副省级城市发展经验，市长和市委书记配置的高知识化、年轻化有利于驱动城市发展。党政官员的任期安排不宜过短，市长任期应该保持在三年以上。在现存经济与政治体制约束下，可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地级市，对党政主要官员予以高配，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增设副省级城市。在省级层面，发挥副省级城市发展的示范效应，推进城市群经济发展，促进全国和省域范围内合理竞争。

4.根据城市发展的跨越阶段，确立适宜发展思路，谨防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同质化竞争加剧，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城市人口和城区规模增长的联动关系看，未来有必要依据城市经济密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与城市规模界定相关的立法工作。一方面，深刻认识副部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所赋予的发展优势，充分利用省域范围内的决策权、话语权和城市影响力，统筹协调与省内其他地级市的政治与经济联动关系；另一方面，遵循城市自然形成、常态发展的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依靠市场手段处理好产业分工与人口集聚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