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范文

一、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

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不仅指严格意义上按照法定程序提出立法的议案，而且包括对地方立法的项目提出建议的机制。地方性法规的提出与立项是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工作，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对于整个地方立法工作至关重要。

从一个地方来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地方立法来保障和推进；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地方立法来规范和调节。因此，地方立法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紧紧围绕本行政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立法决策同改革、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地方立法，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需要用法规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为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现在，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快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促进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应当成为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主体就越趋多元化，利益关系变化就越大。原有的利益格局打破以后，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这些都需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我们在制定地方立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和安排地方性法规具体立项的时候，都要把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为原则。要由以往“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模式转变为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制定一个。凡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规，就要积极立项，加快起草制定，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发展中亟需用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应该采取“急用先立”的办法，及时立项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子在加快，在地方立法中，不仅要注重法规的规范保障作用，而且要发挥法规的导向功能。地方性法规的立项和制定，不能仅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矛盾进行规范和调节，而且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进行展望，对发展过程中即将或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进行预测，对发展市场经济中应兴应革的事情超前立法，积极引导。因此，要加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加强立法预测，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趋向，要有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预先考虑安排立法规划。

改进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要发挥好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继续发挥好政府及其部门在地方性法规提出机制中的作用。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肩负着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了解全面，尤其是经济综合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哪些方面需要及时运用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掌握更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更有针对性。要把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或议案作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调动他们这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其在这方面的责任感，强化政府这方面的职责。二是权力机关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在执法检查、调查视察等行使职权过程中涉及各方面工作的面比较宽，了解情况比较多，而且具有比较超脱、不受部门利益局限的优势，因而能够及时客观地提出立法的建议或者议案。要改变以往在地方立法中被动等待政府提出议案的局面，发挥权力机关主动提出立法议案的职能。三是发挥人大代表在地方立法提出机制中的作用。人大代表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第一线，与人民群众朝夕相处，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为关注，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最深，因而也最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好的立法建议。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建议和议案最主要的途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都能提出很多好的立法建议。如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建议，要把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地方立法的重点，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并建议就企业改制后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城市下岗事业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民生活保障、公共建设中被征地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问题，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都是改革和发展中需要及时通过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重要问题。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就要对人大代表关于立法的建议和议案，高度重视，认真采纳，积极实施。四是重视人民群众在地方立法中的意见和建议。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他们对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对于用地方立法来规范这些问题要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对于地方立法不乏真知灼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和立项时，要认真听取和采纳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要畅通这方面的渠道，广泛地听取民意、集中民智，通过人民意见征集、、走访座谈听取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于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特别要注意多听取弱势群体对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在制定地方立法五年规划时，更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可以面向全社会公开征询地方立法的建议项目。

二、改进地方立法的起草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立法的步伐难以跟上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跟不上。现在，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基本上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承担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起草部门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或是迟迟拿不出法规草案，或是可能更多地站在本部门的角度，在法规草案中过多地强调自身的利益。由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政府部门享有很大的权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都涉及到权利的再分配，而一些部门往往倾向于把本部门原有的权利和利益合法化。而且，几千年来“人治”的传统和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立法就是用法律法规来“治民”的思维定势，在法规草案的起草中还存在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政府部门起草法规草案，工作是难以做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一些急需的法规难以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应当在继续发挥政府部门在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改进法规草案的起草机制。

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性法规起草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地方立法权是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而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法规起草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应增加自主起草法规草案。目前，地方性法规草案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规草案，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的还比较少，但实践证明其效果和作用都非常好。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江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时，考虑到这一地方性法规事关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这一工作涉及到政府的多个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决定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带队，组织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的同志，深入基层，走进农户，不仅听取农村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法规草案。由于情况掌握得准确、全面，规定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充分保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同时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这一法规制定颁布以后，得到了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施行以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多年来，地方人大积聚了一大批立法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完全有能力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发挥“挑大梁”的作用。二是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要提前介入。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可以提前介入到政府部门的法规起草中去，把大量的工作做在法规起草过程之中，把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这样，既可以保证法规草案的质量，也能够提高立法的效率。

发挥各方面专家在地方性法规起草中的作用。在地方立法中，有很多事项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技术问题，起草这类法规，仅有一般的工作知识和经验远远不够。为了保证这类法规草案能够及时、准确地起草，必须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起草工作。可以邀请专家对正在起草中的法规草案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有些专业性很强的法规，可以打破常规，采取委托起草或者招标起草的方式，直接把法规草案交给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起草。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地方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等法规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将《湖北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省社科院起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范文篇2

关键词：亚太经济共同体，，对外经贸政策

年月日，在首次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英文缩写）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提出以为依托，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这一建议当即遭到亚洲国家的普遍反对，克林顿旋即对其设想进行调整。此后，曾就是否建立共同体问题进行过数次探讨，但终未在成员间形成共识。直至今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是本地区领导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领导人会议提出“走向一个共同体：应对挑战、适应变革”的会议主题。年的汉城（今首尔）会议继续将“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和富有活力的共同体”作为主题。美国还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并未在成员间达成共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对外开放程度与年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于是否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中国需要从国家根本利益的角度独立看待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历史上就其发展方向进行过怎样的争论，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又应如何重新审视当今的亚太经济合作进程？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发展争议与深层解释

．发展过程中的争议

纵观历史，确实在亚太乃至全球事务中独领风骚，成为许多前沿性议题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在全球事务的层面，年的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乌拉圭回合谈判进程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催化作用，使之于次年初完成。年，率先提出制定全球信息技术协定，并得以实现。年“”事件后，于当年月在中国上海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深入讨论反恐问题并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是“”后第一个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名义共同发表的反恐声明。在区域合作层面，根据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特点，先后提出弥合数字鸿沟，协调粮食、环境、经济与人口增长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打击腐败等新议题，并制定合作框架。

在国际机制创新层面，最具独创性。国际机制通常指“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传统的机制模式所要求的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方式是制定有严格约束力的组织章程，决策通过内部谈判而达成，并有普遍的约束力。没有走这样一条老路，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年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茂物目标”，即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承诺将分别于年和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次年的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合作的“两个轮子”。年，进一步确立了它独有的合作方式，这就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当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高度概括的“方式”，即“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江主席在会议上指出：“在集体制定的共同目标指导下，成员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原则和做法，照顾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它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这一方式成为此后指导进程的基本原则，也是在引导区域合作总体方向和探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

然而，在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争论。首先是西雅图会议的“大小”之争。年月，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其基本内容包括四项：（）鉴于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决定增加对该地区，特别是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把亚太地区变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推行其“扇形经济结构”，以美日为中心，逐步向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该地区其他发展中成员辐射，进而全面推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战略。（）在亚洲继续驻军，以确保美国安全战略的实施。（）推行人权外交，改变亚太地区的人权状况。［］“新太平洋共同体”是一个融经济、安全和人权为一体的制度化构想，美国并未在中全盘托出，而是先强调了亚太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为此代言的是以美国学者博格斯滕为主席的知名人士小组。该小组于年月提出了名为《走向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报告，主张要为贸易投资自由化设立时间表，解决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中难以解决的贸易问题，以此带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即要走向一个在全球贸易事务中起到领导作用的经济共同体。［］美国政府据此在西雅图会议前夕抛出一份成果文件，明确写入要把建成亚太经济共同体（英文为大写开头的）。

此建议遭到中国、韩国及多数东盟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建立这样一个亚太经济共同体，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根本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必将处于劣势；在政治上难以避免让美国当盟主，进而使之可以大肆推行其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这样亚太地区事务的决策将远离民主，而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这表明在目前情况下，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想法，既不反映也不符合亚太地区的现实。［］面临强大压力，克林顿在西雅图会议的领导人晚宴上不得不转换基调，称美国政府的设想是希望建立一个各成员和睦相处、集中进行经贸合作的“大家庭”（英文为小写开头的），暂时搁置了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动机。但西雅图并不是克林顿亚太战略的终结，美国从未放弃初衷，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断以不同的方式推动走向其设想的亚太经济共同体，只是因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而未能如愿。西雅图会议对大家庭的内涵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所谓的大家庭，意味着只是一个经济论坛，还是一个半机制化的区域合作组织，亦或是一个松散的经济共同体？尽管方式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但由于美国对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而其他成员考虑也各不相同，在自身定性和发展方向上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

年在印尼茂物举行的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围绕设立贸易投资自由化时间表的争论，是方向之争的再度较量。当年的知名人士小组提出第二份报告，虽然报告明确反对走向欧盟式的内向贸易集团，主张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成果可在双边互惠基础上给予非成员，但建议所有成员于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尽管这是一个没有量化的自由化目标，但它一旦为各成员领导人所认可，将至少具有政治上的约束力。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坚决反对这一时间表，强调每个成员都有权选择自己开放市场的方式与速度。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合作的时间框架将失去动力，最终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双方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妥协。分歧的根源仍然是对的未来方向有着不同的考虑，要不要时间表将决定是走向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是仅仅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是以强制性的条约为执行基础，还是保持以政治共识推动具体合作的作法。因此，要哪一方放弃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困难的。在此情况下，印尼总统苏哈托显示了一个老牌政治家的睿智。印尼自身亦不愿设立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限，但处于会议主席位置上的苏哈托避免了走向前台的做法，而是提出设立两个时间表的建议，即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年和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这样，既保留了时间表，又给了发展中成员年的缓冲期，他们可逐步开放市场。会议最终通过了含有这两个时间表的成果文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茂物目标”。

最近一次的争论是有关“部门提前自由化”建议的实施，这也是历史上在发展方向问题上最白热化的一次较量，并且到了摊牌的地步。年加拿大主持会议期间，为加速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员的倡议下，一项名为“部门提前自由化”的建议出炉，其内容是选择环境产品与服务、医疗设备与仪器、汽车、珠宝、玩具等个与亚太地区经贸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先于茂物目标的期限实现自由化目标。个部门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激烈讨价还价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成员都希望将市场开放具备优势的部门纳入进去，将需要保护的部门排除在外。在部门最终确定后，经过了近一年的密集磋商，各成员都派出包含部门专家在内的庞大代表团，对个部门逐一进行审议，但分歧依然十分明显。矛盾集中的焦点是，主动推动部门提前自由化的成员要尽量淡化甚至扔掉茂物目标的两个不同的时间表而制定统一的新时限，被动参与磋商的成员则坚持要在制定新时限时体现茂物目标中的差别待遇。对于中国而言，还遇到更为特殊的障碍，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部门提前自由化建议中的要价已超过中国在入世谈判中的承诺，这种“超世贸”的自由化速度对于当时的中国及其他内尚未入世的成员来讲，显然是不现实的。马来西亚一贯对贸易投资自由化采取保守姿态，而作为当年会议主席却转变了态度，希望促成这项新建议。但因各方之间的矛盾在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后难以调和，最终无法达成协议，会议决定将此建议一揽子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讨论，部门提前自由化在内以失败收场。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范文

会议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

会议指出，在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对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确保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顺利实施，把好事切实办好。一要完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按照预算办理各项支出，严禁挤占、截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二要规范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收费项目和标准要经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三要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随迁子女，要统筹安排在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四是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按照当地公办学校免除学杂费标准，享受补助。

会议强调，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同时，各地要进一步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经费投入继续向农村倾斜，重点加固和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增加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的补助，逐步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待遇和农村留守儿童在校学习生活问题。

会议指出，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技术推广应用，行使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赋予的权利，需要对现行专利法加以修改。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对专利权的授予标准和程序、专利权人的保护、专利技术的推广运用等现行规定，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完善。会议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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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草案）》。

会议认为，为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加强和改善对保险市场的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有必要针对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现行保险法进行修改。保险法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保险行业的基本制度和自律规定作了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强化了保险监管机构的职责和监管手段，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为适应国际收支形势的变化和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必要修订外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便利贸易投资活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对均衡管理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国际收支应急保障制度，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健全外汇监管手段和措施等作出了规定，并相应明确了有关法律责任。

会议认为，经营者通过合并或取得股权、资产等方式实现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等经营者集中行为，直接关系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控制经营者集中是反垄断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为防止因经营者集中导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有必要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草案根据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上一年度全球营业额和境内营业额两个指标，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经营者集中达到规定标准的，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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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会议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在新形势下，加快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一地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指出，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显著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发展的动力；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强化服务和辐射功能，充分发挥对周边地区、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带动作用；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共同进步。

会议要求，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二是全面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三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四是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构建完备的城镇体系，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五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六是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发展支撑能力。七是提高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水平，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全面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八是推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九是继续推进重大改革试验，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会议强调，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上海、江苏、浙江和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合作机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在高起点上争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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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2年）》。

会议指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乡建设的重要依据，是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一项基本手段。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关系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指导方针，统筹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新修订的《纲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从保障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出发，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到2010年和202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围绕规划目标，《纲要》明确了土地利用的主要任务：一是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补充耕地的法定义务，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提高农用地综合利用效益。二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引导城镇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提高基础设施用地效率，重点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的控制。三是协调土地利用和生态建设。加强天然林、天然草场等基础性生态用地保护，强化土地生态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改善土地生态环境。四是统筹区域土地利用。根据各地区土地资源条件、利用现状和潜力，加强各类主体功能区域的土地利用调控，实行差别化的区域土地利用政策，强化对省级行政辖区土地利用的调控。五是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措施。严格执行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目标责任制，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健全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市场调节机制。推进土地利用规划立法，从严制定用地标准和供地政策。

会议强调，各地区要根据《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组织修编好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严审查各类规划用地规模和标准，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须及时调整和修改，核减用地规模，调整用地布局；加强规划实施动态监管，切实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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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送审稿）》、《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草案）》。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在新起点上实现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明确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重点和重大政策措施，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着力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着力深化改革和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着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走出一条符合宁夏实际、有特色的新路子，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优化水资源配置，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节水型社会。二是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拓宽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三是加快建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重节能节水降耗，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改善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群众基本生存条件。五是加快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物流，发展旅游和金融等服务业。六是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宁夏发展的根本目的。七是不断深化改革，继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八是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支持和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特别要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引导。要加强对宁夏的帮扶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要立足发挥自身优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我国是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废弃淘汰的电器电子产品大量增加。为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并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人体健康，有必要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条例草案规定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目录管理、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国家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基金。草案还规定了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维修机构、售后服务机构、回收经营者和处理企业的责任及政府监督管理职责。

会议认为，为加强对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畜禽遗传资源，促进我国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办法草案规定了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条件，规范了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审批程序，加强了对外转让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的管理，并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

会议决定，上述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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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会议指出，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24次会议要求，发展改革委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国内外社会各界意见，并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总体规划做了修改完善，进一步明确了恢复重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建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总体规划是开展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依据，对加快灾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建美好家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会议指出，修改后的总体规划围绕用3年左右时间使灾区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的重建目标，提出了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一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安排恢复重建的空间布局，将规划区的国土空间划分为适宜重建、适度重建、生态重建3类，并分别明确这3类重建区城乡、产业布局和人口安置的基本原则。二是根据城乡居民住房建设和消费的不同特点，明确居民住房恢复重建的要求和相关政策。三是按照恢复完善功能、统筹安排的要求，优化城镇布局，增强防灾能力，改善人居环境。四是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相结合，恢复重建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一批优质粮油、特色经济等生产基地。五是根据城乡布局和人口规模，推进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自然遗产、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六是根据地质地理条件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建设标准，恢复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设施，增强安全保障能力。七是合理引导受灾企业原地重建、异地新建和关停并转，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八是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和综合减灾能力建设，提高灾害预防和紧急救援能力。九是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十是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塑灾区群众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抢救和保护具有历史价值、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规划明确了财政、税费、金融、土地、产业、对口支援、社会援助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对资金、项目和重要物资的监管等作出了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