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1篇1

一、未“富”背景下的养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富增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但是，相比我国的人口老化速度，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问题。比如，发达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长到70岁一般需要100年左右，我国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同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非常迅速，下降速度几乎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3倍。生育率急剧下降，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国的“富”赶不上“老”。

当然，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一个社会到达一定富足程度的标志，因为生育率下降、期望寿命上升等都是医疗条件改善、食物充足和社会稳定等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如何维持一个持续幸福和经济社会长期安全的发展态势。因为根据目前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储蓄资本大量上升、社会流动性下降等。日本和欧盟一些国家的老龄化对经济的负向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就我国而言，即使我们对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有足够的信心，在上述这些变化下，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适合逐渐“变老”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庞大老年群体的福利，也会影响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因为人们现在的消费、储蓄乃至生育行为都与未来的生活预期密切相关。建立覆盖全民且长期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人们就不会过多地进行私人储蓄来“防老”，就可以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促进社会投资，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老龄社会的幸福指数也会全面提升，这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将利用全国老年人口调研的大样本数据，对当前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与老年人收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二、有关“老年人收支”的文献回顾

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问题，而转型社会的老年人收入情况与福利变化更是近期的研究热点。长久以来，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经济供养；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迎来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方面提高了生活水平，尤其惠及那些直接参与增长的相关人群和区域，但同时也造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或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实、岳希明，2004）。爱德华·帕默和邓曲恒（2005）发现，经济转型并没有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造成负面影响。然而也有研究证实，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乡老年人在收入水平以及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日益彰显（杜鹏、武超，1998）。他们的研究还指出，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仍然依赖于以子女或亲属供养。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主要是低龄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远低于男性。

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与老年健康也密切相关。顾和军等（2011）发现，我国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即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但是，2002年时农村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城镇，2005年情况则刚好相反，城镇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农村。梁兆晖等（2010）和吴燕等（2012）都发现，个人收入状况是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是影响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这或许是因为在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中，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差别迥异。高收入老年人不仅能够满足对疾病的治疗需求，而且还能满足改善身体健康的生活保健需求；而对于低收入老年人，疾病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李晓西等，2008）。李实和杨穗（2011）还发现，随着养老金收入的提高，老年人自评健康明显提升；相比其他收入来源，养老金对老年人健康的改善作用更为突出。由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健康不平等会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支出，特别是医疗和照料支出，然而相关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三、我国社会保障与老年人收支情况分析

（一）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文关于老年人口收支情况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曾毅教授所主持的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ChineseLongitudinalHealthyLongevitySurvey，CLHLS）。CLHLS的基线调查始于1998年，并于2000、2002、2005、2008和2011年进行了五次跟踪调查。1998年基线调查在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①随机抽取了631个（约占50%）县市，覆盖了全国85.3%的总人口。1998与2000年调查的对象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自2002年调查起，又新增了65～79岁的低龄老人样本，这是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的老年人口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老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家庭结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等丰富的信息。本文的分析基于2005、2008、2011年三期最新的调查。表1为三期CLHLS调查分年龄段的样本量。

曾毅等（2001）根据可靠性系数、要素分析、逻辑不一致回答比率对数据进行仔细评估，10类变量的可靠性系数是合理的。举例来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指标（ActivitiesofDailyLiving，ADL）的可靠性系数在1998年和2000年的调查分别是0.88和0.87；而杜克美国老龄资源和服务计划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7，加拿大1991～1992年老龄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9。所以，本研究所采用CLHLS数据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二）养老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人收入来源

回望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多次重拳出击，加速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重点提升老年人的保障水平，例如中央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自2011年起推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试点，2013年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实现“九连涨”，养老保障体制的积极拓展已取得了瞩目的成效。例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基本情况》显示，截止2006年年底，城镇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到76%。又比如2008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7.8%，2010年新农保参保率达到15.5%，2011年大幅上涨至49.7%②。

然而，就目前的阶段看，老年人群中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严重偏低。根据CLHLS2005～2011年的调查，如图1所示，城镇地区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比例还不到40%，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虽然在2011年有所上升，但仍仅为7.3%，新农保的目标“2022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依然任重而道远。从养老金水平看，2011年③样本老人的养老金月人均为1973元，这一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11年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531元④。从样本看，城乡差距显著，城镇养老金均值为2037元，而农村地区仅为1513元⑤。性别差距同样明显，男性养老金平均为2093元，而女性仅为1712元。这主要源于就业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多担任行政管理或专业技术等职位。

图2则清晰地展示了各个年龄段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各个年龄段，仅有20%～35%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为养老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偏低；二是养老金较为微薄，不足以支付老人大多数的生活开支及医疗开支。可见，公共保障环节仍相对薄弱。在65～74岁的低龄阶段，至少有20%的老人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即仍未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家庭成员转移支付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上升，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段，50%以上的老人都依赖家庭成员的供养。虽然养儿防老的观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弱化，多代同堂的居住传统也受到城镇化和少子化的猛烈冲击，然而从现实来看，子女的供养仍是老人晚年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

图3和图4则对比了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异同。首先，与图1一致的是，城镇地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与保障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50%左右的城镇低龄老人主要依靠养老金生活，然而农村地区这一比例还不到15%。城镇地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中仍有约三分之一以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而农村地区仅有10%左右的高龄老人享受养老金。其次，农村地区老人更多依赖个人劳动收入，约一半的70岁以下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第一生活来源。城镇地区由于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老年人继续就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再次，农村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子女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远甚于城镇老人。超过70%的农村高龄老人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城镇地区这一比例则较低，在55%左右。

综合而言，得益于城镇地区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更高的养老保障水平，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然而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然缺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这意味着在“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下，年轻一代将背负庞大的照料负担，将不得已压缩投资与储蓄，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医疗、照护支出

过去十年是医疗保障体系高速扩张的十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在我国部分县市试点推行以来，参加人数以年均34%的速度迅猛增长（程令国、张晔，2011）。截至2011年底，全国有2637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农合，参合人口数达8.32亿人，参合率为97.5%，基本实现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从图5可以看到，城镇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参保率在2005～2008年三年间翻了一番，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更是翻了近三倍，从17%上涨到65%，逼近城镇医保的覆盖率。至2011年，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已高达86.4%，甚至超过城镇地区。这与2005年农村医疗保障短缺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从资源结构上看，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003年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34.8%，“看病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医疗保障的改善将直接作用于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尤其是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上涨，这是因为老年人在身体机能衰退的同时又享受相对优越的医疗保障，因此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旺盛，医疗费用高涨。在此情形下，老龄化对于医疗服务体系以及政府医疗财政支出构成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图6可以看到，基于CLHLS2011年的调查，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即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仅到95岁高龄以上才有所回升。75岁左右老年人的门诊费用达到顶峰，约为全年2000元，而在80岁左右住院费用达到最高峰，约为全年2600元。高龄老人医疗支出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相对薄弱，在CLHLS2011年调查中，87%的低龄老人至少享受一种公共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高龄老人中这一比例仅为80%。在缺乏医疗保险的情况下，部分老人可能会对高昂的医疗服务、特别是住院诊疗望而却步。二是收入效应，高龄老人经济较为拮据，绝大多数高龄老人依赖子女的赡养（如图2所示），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开支。三是选择性效应，即存活至高龄的老人往往身体更为强健，很少求医问诊，更少住院诊治，因而住院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反而有明显的下降。

如果从医疗保险的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如图7所示，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直到80岁以后才企稳。就住院费用而言，如图8所示，未参保老人的住院费用在75岁左右达到顶峰，约为全年4000元，然后随着年龄上升急剧下降，百岁老人在2011年的住院费用仅为1500元左右。相比而言，参保老人住院费用的高峰出现较晚，在80岁左右，此后才缓慢下降。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观察到，对于未参保的老年人，剩余预期寿命缩短时，健康的投资收益会下降；如果健康的投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那么他很可能会减少健康投资量，例如减少预防性医疗服务，生病时放弃诊疗，或者换用相对廉价的治疗手段。从另一个指标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11年，34%的参保老人均会进行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而仅有23%的未参保老人会定期体检。

与医疗费用紧密相关的是老年人照料费用。中国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或临终照料尚未纳入医保体系，因此失能老年人的照料费用与照料责任往往由配偶或子女完全承担。预期寿命延长可能会导致疾病发生率的增加，即老年人带病延年，那么老年人照护的迫切性与紧要性则更为突出。CLHLS调查中将不能独立全部完成六项日常活动（吃饭、洗澡、穿衣、室内移动、上厕所、控制大小便）的老人定义为失能老人，并且调查了失能老人在最近一星期内的日常生活照料费用。

正如图9所示，在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将城乡进行对比，90岁以下城镇老人的照料支出显著高于农村老人，例如80岁城镇老人一周的照料费用可达1000元，而同龄的农村老人仅花费600元左右。然而两者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缩小，特别是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农村老人的照料开支反超城镇老人。

从照料费用的支付者看，城镇老人中23%自己支付照料费用，71%由配偶、子女或孙子女支付，4%左右由政府付费。然而，仅有9%的农村老人可以自己负担照料费用，85%的农村老人的照料费用均由家属支付，不到3%由政府支付。可见，由于经济能力的约束，农村老人必须抑制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大多数的社区养老设施、居家养老服务都设在城镇地区，较少深入到偏远乡村。但事实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老年人滞留在农村，因此农村的老龄化和老年空巢化问题更为严峻，老年照料服务的重心应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的不断增长和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由于我国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形势下发生的，养老服务压力不断加重。我国政府高度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别提到了老年人的权利保障，提出要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老年人服务体系，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服务事业。所以，在养老问题上，政府在保基本、保底线的同时，也一定会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所有人都能分享。

利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的大样本数据，本研究对当前我国老人的社会保障与支出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如下四点：首先，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第二，被访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第三，从医疗保险参保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第四，从照料费用来看，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都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而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

因为劳动力流动趋势愈发明显，大中城市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目前，城乡空巢家庭数超过老人家庭总数的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全市户籍总人口127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8万人，逼近五分之一。根据联合国判断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北京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国际上通常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上海市的生育率仅为0.8左右，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左学金，2009）。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互为补充，政府还应该努力尝试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来解决养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养老工作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说明：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71003003）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项目批准号：2012ESH001）的资助。

注释：

①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

②数据基于笔者计算。

③CLHLS调查仅在2011年调查添加了“每月养老金为多少元”这一问题，因而我们无法获知此前年份的养老金水平。

④http：///cj/2012/01-20/3618213.shtml

⑤农村地区享受养老金的样本量很少，仅为182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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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令国，张晔.“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J].经济研究，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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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和军，刘云平.与收入相关的老人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基于中国城镇和农村的经验研究[J].南方人口，2011（4）.

[5]李实，杨穗.养老金收入与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1（3）.

[6]李实，岳希明.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最新变化[J].财经，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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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兆晖，郝元涛，王耀富，欧爱华.老年人群心理健康与个人收入关系的研究[J].中国老年学，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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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曾毅，柳玉芝，张纯元，萧振禹.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2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质量”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总体上的、主观性的评测以及其他内化的主观状态，例如心理焦虑和健康、病痛和不适、精力与疲劳、自尊、自我驾驭与控制感、认知能力、生理能力、社会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维护与自我护理在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健康的主观评测。

除了多元维度，Stewart和King的定义强调了生活质量的主观性。当然，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评测并不一定与客观观测者的评估一致，但限于资料的不足，本项研究暂只考虑主观评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职业分层体系一直受到教育因素的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仅比城镇居民低许多，许多农民、尤其是65岁以上的大部分女性农民，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居民同时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城镇里从事常见职业的居民，例如工

人、医生、教师、干部等，这些人群中的退休者往往能够领取退休金、享受养老保障以及市场经济为城镇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

我们把对生理健康的自我评估看作生活质量评估中的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而不是生活质量定义的一部分。这允许我们考察生活质量在职业上的差异是否源自自我健康状况评估，以及低水平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是否独立于职业历史。除了生理健康之外，作为生活质量的预测指标，我们还考察了老龄居民的婚姻状况(已婚或丧偶)、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或邻近。

三、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依据的调查由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持，教师每隔一年开设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并利用寒假和“五一”假期学生返乡的机会，通过结构式问卷在学生家乡进行调查。在2006年的问卷调查中，57名学生承担了调查任务，调查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区，调查总样本为930位农村老龄居民。尽管没有经过概率抽样，这个样本已经是一个大型样本，涉及的地域足够多元，能够反映安徽省农村老龄居民的总人口特征。问卷调查包括55个问题，涉及农村老龄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一)自变量

我们选用的自变量包括退休前的职业、生理健康状况以及社会背景。在职业选项中，受访者在包括农民、工人、职员、教师或医生、干部在内的选项中选择。

我们还选择了下列背景变量：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以及距最近子女的距离。距离包括下列选项：同住、同村或同街、同镇或同区、同县或同市以及不在同一县或同一市。我们在某些分析中将上述部分变量重新编码，以进行对比研究。例如，将“教育”重新编码为“未受过教育”，与受过某些教育相对比；将“婚姻状况”重新编码为“与配偶同住”，与离婚、分居、从未结婚和丧偶相对比；将距离中的“同住”与其他合并后的选项相对比。

为了衡量生理健康状况，我们构建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侧重五官健康，包括的问题涉及听觉、视力、嗅觉与味觉。例如，受访者可在下列对其听觉的描述中进行选择：(1)双耳都有障碍；(2)一只耳朵有障碍；(3)一般；(4)良好；(5)极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和描述也基本类似。

第二个指标侧重于身体主要部位和器官，包括四肢、消化器官、呼吸器官、泌尿与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神经器官以及心脏。经过重新编码后的选项包括：(1)有疾病；(2)轻微不适；(3)正常。在取均值之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名为“身体器官”的指标。

第三个衡量生理健康的指标覆盖了日常生活活动，包括食欲(差、不太好、正常)、睡眠(严重失眠、不太好、正常)、日常穿衣(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上厕所(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洗澡(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我们将这个指标称为“自理能力”。

(二)因变量

我们采用的关键因变量是生活质量。经过重新编码，生活质量包括下列七个范畴：对心理状态的总体评估(1：差，2=一般，3=很好)；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1=担忧，2=一般，3=满意)；对财务状况的态度(1=困难，2：轻度担忧，3=不错)；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态度(1=不舒适，2=一般，3=舒适)；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1=拒绝评估，2=一般，3=满意)；亲属和邻居的态度(1：差，2=某些态度好，某些态度不好，3=不令人满意)；对子女工作与生活的态度(1=满意，2=担忧，3=不清楚)。

(三)数据处理

问卷调查的缺失数据极少。极少数的缺失数据已被剔除。基于范畴的类似程度或分析便利，将原始数据中的某些数据加以合并。我们还评估了所有指标的连贯性与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某些指标。为了分析便利，我们将主要指标称为感官健康(cFon-bach’8alpha=0.818)、身体器官(Cronbach’salpha=0.637)、自理能力(cronbach’salpha=0.749)与生活质量(Cronbaeh’salpha=0.772)。

(四)数据分析

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分析路径，从职业与社会背景、生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交叉列表开始。然后生活质量被分解为单独的项目，并将其与退休前的职业一起考察。最后，我们控制了社会背景与生理健康状况，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对生活质量进行了预测。除了量化分析，我们还考察了问卷调查中的某些质化数据。

四、研究结果

表1报告了问卷调查中受访者的背景特征与生理健康指标。受访者的年龄从62岁至101岁，平均年龄为71.78岁，41.4％的受访者为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多数低于初中，约60％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大部分(61.6％)受访者与配偶一起生活，而受访的单身者主要处于丧偶状态；38.5％的受访者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表1还报告了感官健康、身体器官和自理能力指标的平均值。值得指出的是，总体而言，大部分受访者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倾向于“健康”，回答“患有疾病“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数据内部差异仍然相当大。

与上述指标相类似，生活质量指标的平均值(2.43)显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也是倾向“满意”的。职业方面，农民在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为59.7％，其他职业的比例分别为工人(14.7％)、职员(6.9％)、教师或医生(7.0％)、干部(11.7％)。

表2考察了职业类别与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所有比较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民与其他职业的对比可以归纳出大部分差别。例如，总体而言，农民的年龄最大，妇女所占比率最高，未接受任何教育者的比率最高。事实上，约2／3的农民为文盲，而其他职业的文盲比重要小很多。在务农妇女中，78.2％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农民、工人和职员已婚并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最有可能处于已婚与配偶同住状态。我们还发现，农民丧偶的比例最高。35.5％的农民处于丧偶状态，而其他职业受访者的丧偶比例为26.4％。最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农民最有可能与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约43％的农民与亲属同住。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的老龄居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人群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而生活质量较低的人群集中在社会经济分层的底部，即农民、工人与职员。农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医生和干部的生活质量最高。职业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4将生活质量指标分解为7个项目，并报告了每个职业对应项目的平均值。除了亲属和邻居的态度，所有比较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与其他分析一致。农民在所有生活质量指标的自我评估中打分均最低。差距最大的是“对财务状况的态度”，其中农民和干部

具有0.42的差异，后者对其财务状况最为满意。“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差异同样较大，干部的满意程度比农民高出0.31。农民对其子女的工作与生活满意程度比干部低0.25，而其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满意程度比其他职业都低出许多，尤其是与教师或医生相比较。关于“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教师或医生的满意程度最高，而农民的打分最低。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活质量的每一项指标中，打分最高的不是教师或医生就是干部。

表4的最后一行指出了与职业历史相对应的总体生活质量的差异，其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较高。与上述结果相一致的是，与其他职业相比，农民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其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最高。

通过对自变量的不同排列，我们还用回归方程进行了不同的计算。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较，农民与工人的相对劣势以及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相对优势均具有显著性。具有显著意义的控制变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婚姻以及与子女同住情况。更好的健康状况、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与配偶一同生活以及与成人子女同住都提升了生活质量的指标。

我们还对受访者主要关注事宜与担忧进行了分析。受访者的回答被归为几个类别：第一类是对自我或配偶的关注，包括健康和死亡，经济状况，例如收入、工作与住房，社会关系；第二类是对成年子女的关注，包括健康，经济状况，包括教育，社会关系，例如婚姻状况；其他事宜包括对孙辈教育、工作、婚姻与住房等的关注，对社区的关注，以及对国家和全球问题的关注。

在这些关注的问题中，普遍关注的是：自身的社会关系(25％)，自身的健康和死亡(22％)以及自身经济状况(17％)。受访者还对其成年子女的经济状况(16％)与社会关系(10％)表示出了关注。除了家庭之外的事宜，农民、工人与职员的关注事宜类型与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关注事宜类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社区和全球事宜更为关注。

五、结语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农民、工人、职员与教师或医生、干部之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然而，他们在生活质量上的共同点同样值得关注：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其健康状况处于一般与良好之间，而每个职业群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健康列为主要关注问题；丧偶是所有受访者生活中受到的主要打击；许多受访者将心理健康列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孤独感。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职业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职业层级较低的老龄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准上都处于劣势，前者以较高的文盲率为指标，后者以较高的丧偶率为指标。这些人身上的唯一优势是与亲属同住的比例较高。然而，与亲属同住同样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摩擦，因此并不总是优势，况且其有可能与较低的经济水平相关。在所有职业群体中，农民对于子女孝顺程度及其子女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抱怨最多。

从许多指标上看，职业层级较高的老龄人口生活质量更高。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财务状况要稳定许多。他们的情绪更好，生活更为健康、安全、方便。而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不仅对生活质量而且对个人发展的机会也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3

关键词：养老保障人口老龄化农村家庭养老

自世纪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据年的人口资料显示，我国岁以上老人.亿，超过全国人口的%，其中农村老人占%以上，而且增长速度也要比城市快。人口学家预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潮。我国农村在世纪初已经进人了老龄社会，而且老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增强。农村老龄化使农村社会面临着沉重的养老压力，由于农村生活条件与城市相比较差，加之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因此目前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因此，深人了解和分析农村养老保障现状，探讨现阶段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是理论和现实都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的养老需求。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导致了农村养老需求的不断增长。两种观点都认为由于政府推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其程度不断加剧，而且甚于城市。与城市相比，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人口老龄化同养老需求增长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是因为老人与其他年龄人口相比，需要家庭和社会提供更多的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需求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导致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目前全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人数不到全国农业人口的%，而%以上农村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农村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使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的压力增大，农村老年人生活非常艰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养老需求。

(二)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

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一直限于“困难的人”“光荣的人”和“富裕的人”，农村的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覆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个县，但自年以来，参保人数逐年下降，到年只有多万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仅占不到农村总人口的%可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是很窄的。资金筹集标准过低，保障能力极其有限。与城市老年人不同，农村多数老年人一生无储蓄或储蓄很少，他们除了家庭外没有工作单位，因此养老负担全部落在家庭，老来生活更为拮据。再从保障水平看，由于人们对农村养老保障的认识不足，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大部分农民采纳了最低标准，即每月交元。这在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递增%，现行养老基金计息方法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从岁交保险开始，年后农村老人领取的养老金仅为当年农村人均收入的.%，这很难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出现了保富不保贫的现象。

(三)法律保障缺失，管理混乱。

社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弱流失严重。根据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由县级政府组织实行，资金由民政局进行管理。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在管理这些养老保险金时却出现了挪用、他用的情况，出现大量的空帐、死帐和呆帐，导致养老保险资金的大量流失。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筹措不足。农民养老保险金的筹措主要靠农民自己。然而许多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民无力缴纳养老保险;集体企业发展滞后，不愿也无能为农民养老保障提供补助。因此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资金筹严重不足。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实际上已陷人了停滞状态。由于没有关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专门法规，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各地在制定本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时找不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只好各自为政，把办法确定为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和长期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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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家庭养老能力弱化。

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不容乐观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是评价一种养老模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贫困农村养老状况的调查发现，该地区老年人物质财富贫乏，精神生活匾乏，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常年累月在家中帮助做家务，部分老年人所负担的家务劳动过重，远远超出自己的实际承受能力，农村老人赖以养老的一种重要资源己经缺失。再加上近年来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该地区许多老年人负担着管理承包地和照顾孙辈的工作，生活相当艰苦。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与迁移，直接导致了农村老年父母身边子女数减少，从而冲击着中国农村家庭养老。虽然这些流迁人口仍能在经济上接济父母，但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会受较大影响。因此，农村家庭养老的能力弱化了。

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的对策和建议

(一)强化政府职能，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明确政府责任，完善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在构建农村新型社会保障体制的过程中，国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农村人口是我国公民的主体，如果把这一群体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就是不完整的。目前，大部分农村社会养老体制尚未确立，社会养老尚未立法，更没有形成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养老工作无法可依。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贫困群体在农村中的比重高，加重了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困难。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出发，必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立法工作，依法建立社会养老制度。

(二)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制度，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基金保值增值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完善农村家庭养老机制。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与传统大家庭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种方式。我国目前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养老方面，因此，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不会被社会养老完全代替。特别是在农村，我们更应积极培养、发展和完善它，尽快形成较完善的家庭养老机制，必须加强和改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工作，逐步实行规范化与制度化管理。国家应确定以社会性和公平性为原则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构建一个动态开放体系，

(三)巩固传统的家庭保障，使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相结合。

由于家庭养老具有其他养老保障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农村家庭养老作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延续数千年。虽然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养老将被其他的养老方式所代替。在现有经济条件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应继续倡导传统的家庭养老，政府和社会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增强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加强法制观念使人们意识到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而得到赡养是老人的权利，也可通过给付抚养费或给照看高龄老人的家庭以一定经济补贴的方式，鼓励赡养老人的良好行为，以弥补因照料老人而减少的家庭收人，减轻子女的经济压力。

(四)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不断探索农村新的养老形式。

年我国已全面启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制度是为收人难以维持农村最基本生活标准的人群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克服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救济范围窄、标准低、随意性大的弱点，使社会救济有了普遍的适应性。加强社区养老保障的辅助功能社区养老是指在中国农村基层社区主要依靠集体力量，来满足社区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方式。社区养老是一种新型的集体养老方式，有很强的生命力。自我养老与家庭联系紧密，但又不同于家庭养老，当养老资源完全由农村老年人自己提供时，就是自养。

三、结语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日益提高。然而与城镇老人优越的养老保障相比，数量庞大的农村老龄人口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绝大多数都只能依靠家庭的养老方式。目前我国农村占主要地位的养老方式仍然是家庭养老，但是这种单一的、传统的养老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农村社会的现状。与此同时，我国农民长期游离于社会的保障体系之外，他们的生老病死基本由个人和家庭负担，多数情况下他们又无力承担。因此，农村养老问题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巨大挑战。

1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

1.1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全国老龄办于2006年2月23日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已于1999年进人老龄社会，是较早进人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报告预测将我国老龄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2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中国将年均新增5%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2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第二阶段，从2022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30%以上。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可见，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而且城乡倒置显著、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其中最后两个特征对于农村养老保障的负面影响更显突出。其一，人口老龄化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相比城镇，乡村人口不仅老龄化程度最高，老龄化速度最快，而且城乡老龄化差距在扩大。主要原因是随着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青壮年劳动力迁移到了城镇。其二，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出现的，伴随经济高度发达和人口转变而发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而产生的结果，它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未彻底改变，农村依然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

中国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养老问题。人口老龄柱挤寸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压力巨大。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严重错位，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较弱，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养老负担空前沉重，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落后导致养老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承受众多老年人口的大量消费需求。农村地区整体经济水平低下与老龄人口众多形成尖锐矛盾，引发老年保障的许多问题，使原本有限的养老资源更加紧张。

1.2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

根据家庭的社会化原理，可以把家庭划分为直系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形式等4类。我国传统上是以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为主，也就是以通常所说的大家庭为主。大家庭由于几代同堂，人口多，劳力强，具有较强的养老能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家庭的解体趋势日益加快，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家庭平均人口仅为3.32人)，核心家庭越来越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但核心家庭的养老能力较弱。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趋势减缓，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赡养者的负担不断加重。另外，孩子的培养教育费用特别是高校高收费，可能就是经济落后地区一对农村夫妇一年或几年的收人。仅有的一点收人要在自己、孩子和老人之间作分配，无疑不得不作出痛苦选择，赡养老人的经济来源毫无保障。老年人不只是需要物质上的供养，他们更需要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中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老人滞留在农村，“空巢”家庭日益增加。由于这些流动劳动者常年离家在外，老年人的各种生活和精神照顾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情况给农村养老保障带来新的困难。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已基本达到国际公认的老龄化标准。在社会二元结构下，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且老年人口的基数大、地区差异大及老龄化水平已超过城镇，使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对人口老龄化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希望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妥善解决农村养老保障存在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养老保障是对社会中所有老年人的生活起保护作用的“安全网”。然而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下，许多农村老年人却被隔离在这张网之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由此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增无减。据国际公认的标准，我国己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比例为6.24%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己达7.5%以上。随着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农村老龄化人口的比重和数量还将不断增加，老龄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这些都对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人口老龄化及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概况

(一)人口老龄化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概况

人口老龄化的静态含义指某个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既定的数量标准;动态含义指某个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趋势。川这种界定源于人口学者对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即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见表1)。

按照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定义，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和过程，它是由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等人口自然变动因素所促成;按照联合国人口组织(WPO)公布的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就表明这一人口总体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国家和地区就属于老年型国家和地区。

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图1，描述了我国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具体清况，可以看到，我国己基本达到国际公认的老龄化标准。根据联合国预算，我国将在2040年以后逐步达到老龄化高峰。

(二)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己超过城镇。其原因除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外，还有人口迁移。人口迁移流动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进城务工的老年农村人口和退休的城里老年人口的回流也加快了农村社会老龄化的进程。

2.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不发达地区。随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打工比较收益的吸引和城市化推进等所引起的人口自由流动，使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口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可见，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

3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建国后，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结婚、生育出现高潮，当时出生率最高的年份超过400，这些婴儿在60年后陆续在各个年龄段形成人口高峰，形成老龄社会的主体。然而，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生育率己经下降到低水平，独生子女父母一代正在进入老年，少生优生是否能幸福一生正在经受考验。

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解放前，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建国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平均期望寿命在短短的10多年间提高到近60岁，每年增加1岁多。这使得50，60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

5农村传统观念和养老保障现状的影响。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上的自立能力仍然不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落后于实际需要，养儿防老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出现根本变化，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男孩的偏好，导致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概况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现状

1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老人在各自的家庭依靠子女和自己储蓄，实际上是以终身积累为基础，在家庭内部实行代际“反哺式”养老。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同时，传统孝道思想和政府的外在推动都使其成为我国农村中养老保障的主流。目前我国农村中只有6.2%的“五保”老人才能获得集体养老，其余93.8%的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完全是家庭赡养。

2集体养老。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1)五保户供养始于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由农村基层组织负责协调供养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残疾人和孤儿，供养资金以其所在村民小组为主，政府救济和补贴为辅，使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五方面得到保障。这种方式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有东方特色的养老模式”。(2)优抚保障是国家对为革命事业或国家安全做出贡献的老年军人及其家属的特殊社会保障，主要由各级财政和农民群众统筹负担。(3)农民退休养老制度。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或村，从集体积累中列支养老基金，对已进入老年的农民按月支付一定的养老金，建立了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不很规范的农民退休养老制度、

3.养老保险。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养老的弱化，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组织进行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我国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1992年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实施的，其规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筹集应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子政策扶持”。目前，全国己有2000多个县的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官方也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但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相脱离。

4储蓄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一些农民对养儿防老己丧失信心，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低利率、高膨胀、天文数字的医疗费以及农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储蓄养老己失去太大价值，但依靠平时积蓄来防老在农村仍有一定的市场: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保险业的发展，一些农民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商业养老保险。其既可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形式，也可为将来向社会化养老制度转轨奠定基础，缓和老龄化高峰期支付养老费用的困难。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的困境

1家庭养老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家庭规模缩小及功能弱化: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自理能力下降。随着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导致“4-2-1”家庭结构日益增多，加之物价上涨带来的家庭支出日益增大，一些农村贫困户日常生活艰难，养老难以保障。据统计，拒绝赡养老人的案件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然而到司法部门起诉的仅占实际纠纷案的5%左右。

2五保户供养制度的困境。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迅速膨胀，农村的相关基层组织在资金缺乏的情形下，使“五保”制度名存实亡。具体体现在:受条件限制，敬老院只能解决小部分老人的养老问题，难以覆盖老龄化到来后的所有老年群体:在农村财政普遍困难的形势下，很难保证敬老院资金到位:供养费从统筹款中开支，易加重农民负担。

3养老保险的困境。(1)管理水平低。国际惯例是社会保障基金遵循征缴、管理和使用三分离的原则，从而保证基金的安全性、持续性和收益性。但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大多地方由政府委托当地的民政部门管理，征缴、管理和使用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督，往往出现挪用、贪污、挥霍等非正常现象:(2)可持续性差。世界各国都将应对老龄化建立在战略和可持续基础上，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常是一哄而散。如要求参加先进评比的都必须完成社会养老保险的任务，对不参加者将给予处罚:还有的强调村组干部、党团员起带头作用，每人发动一定户数的农民投保，按户计酬。这样的养老保险一旦热度过去必然是虎头蛇尾，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3)保障水平低。我国农村大多地方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农民投保的保费很低。这样，农民老年时得到的养老金也很少，要解决老年生活所有所需及应对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就存在隐患。

4.商业养老保险的困境。商业保险存在着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威胁。农村商业养老由于受农村社会文化与传统观念、社会经济环境与经济机制、保险市场价格以及保险人的服务质量等影响，需求受到很大限制。由于市场不能完全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不能有目的地向农村老龄人口有效倾斜，只好通过政府社会养老保障的转移支付进行收入再分配。

5各地非均衡发展的困境。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实践表明，社会养老制度在全国普遍实施的条件并不具备。因此，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人群的农村养老方式、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不同的现实，建立与地区经济增长非均衡战略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制度。转贴于6.具体实施中面临的困境。从农村养老保障的实践看，目前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的优点如个人帐户模式有很高的透明度、政府负担较低、伸缩性大等，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1)依靠个人缴费且以自收自支方式推行，无代际间的调剂和队列间的共济及政策倾斜，只有个人自助性，缺乏社会保障的共济性，实际上并不是严格的”社会”保险行为。这证明了自主经营型农村养老保障不能适应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的客观需要;(2)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养老金的价值有可能贬值。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费用上主要依靠自行实现保值增值，为了保证养老基金的安全性，通常的做法是将钱存入银行，但事实上靠利息并不能实现保值增值;(3)我国农村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模式是个人自我平衡模式，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时期平衡模式有本质性区别，前者是资本化帐户，而后者是“虚拟”的非资本化帐户，两者不存在可换算基础，因而直接将城乡养老保险衔接起来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为未来国民保障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很大困难。

三、人口老年化下完善我们农村养老保障

(一)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思路

1.总体布局。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要根据各地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地制宜的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发达农村地区可普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等农村地区在有条件的人群中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落后农村地区可将养老保险与社会救济统一起来。

2.具体步骤。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须逐步向前推进。近期主要考虑农民群体分化的现实，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保障措施;中长期则追求城乡养老保障制度整合，将目前城镇的社会统筹部分养老金扩展到农村，使其成为全民共享的养老保障项目。可采取城市化、“土地换保障”、改“农业税”为“养老保障费”及人口政策与养老保障政策相结合等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即形成由点到片再到面的全国范围养老保障体系格局。

(二)体系架构设想

1.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国家通过立法，采取个人、单位和国家三方出资方式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制度。它是我国农村养老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社会化养老保障的核心和基础。要逐步建立覆盖农村所有人口的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村养老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老年人生活照料体系。包括两种方式:(1)集中供养。主要针对高龄老人及有特殊困难的老人。他们将住进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生活服务中心等设施，起居日常生活照料由这些老年服务机构承担下来，由老人或家庭提供一定的费用;(2)社区服务。由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为主提供服务人员进入家庭服务，或提供定时、专项服务。

3.老年医疗保障服务体系。根据国情和农民的意愿，在政府支持下，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投入，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要鼓励农民互助共济兴办合作医疗，并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通过充实医疗设备，完善医疗服务网络，提高医务人员素质，确保农村老年人享有保健医疗，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4.老年社会救助体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人，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最低生活补助，并对贫困老人减免相应税费，提供医疗方面的优惠和照顾。

5.老年精神生活体系。主要是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兴趣的需要，以乡村为单位，建立老年文化、体育、教育、娱乐活动场所。

总之，未来中国农村将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社会照料和社会福利服务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

社会保障良性运行的首要前提是源源不断的资金作后盾，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保值增值，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运作流程，这样才能保证其安全性及可持续性。对于经济基础薄弱、资金困难的农村而言，这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1.资金筹集应坚持可持续、适度和法制化原则。我国城市职工养老保障由原来的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换，造成所谓的养老金隐性负债。农村养老保障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变迁过程中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受城市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启示，应坚持个人缴纳为主，国家和集体适当扶持为辅，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形式。交费和领取的标准要保持透明，加强政府对保险基金的监管，坚持“实账户”，任何机构、部门或个人都不许肆意挪用。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1篇6

论文关键词：农民；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捉村社会保障体系；和谐社会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达5．77亿人，比例为43．9％，农村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有7．37亿人，比例为56．1％，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人群。可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仅仅关系到占总人口约56％的农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关系到衣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更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具体言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有着如下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我国将面临的严重问题。老龄化现象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能否解决与处理好这些问题，对我国的社会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养老的绝对需求增大，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在老龄化问题上，我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点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城市高于农村，而我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即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农村老龄化的趋势快于城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到2000年底，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了6．96％。另有数据显示，2000年与1982年相比，全国市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54％提高到6．42％，提高了1．88个百分点，而同期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从5％提高到7．5％，提高了2．5个百分点，呈现出农村老年人口的比例升高快于市镇的状况。在我国，截至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43亿，而农村老年人口约0．93亿。据人口专家预测，到2022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将占总人口的14．0％～17．7％；204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近4亿，农村老年人约为2．6亿，我国将迎来老龄化的高峰。显然，因老龄化带来的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将成为现在及今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问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按照养老保险的自身规律，养老保障的积累期一般需要20～30年的时间。这样看来，如果我们现在再不着手花大力气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我国未来将很难承受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老龄化危机将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有利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和计划生育国策的落实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种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也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国策的一个突出难点。尤其是在农村，“养儿防老”不只是表现为一种生育观念，更是一种社会现实，仍然有极大的市场。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属于家庭代际问互相供养的反哺型模式。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以来，农村家庭结构、规模和功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由于家庭生育水平下降，家庭子女数量减少，独生子女数量增加，农村血缘关系的大家庭逐渐萎缩，核心家庭增多。据统计，中国农村家庭每户平均人数从1973年的4．81人，降到1982年的4．51人，1990年的3．97人，1997年的3．64人，到2002年降为3．39人。29年间减少了1．42人，下降了29．52％。而且从城乡差别来看，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幅度要大于城镇。2002年我国城市家庭规模为3人，镇为3．25人，乡村为3．62人，与1982年相比，城镇家庭减少0．87人，乡村家庭减少0．95人。

农村家庭的人口结构也逐渐向“4-2-1”转化，随之而来的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为“4-2-1”结构意味着一对中年夫妇的家庭中除抚养未成年的子女外，还要承担4位老人的供养责任，也意味着一个独生子女成年后将要担负4～6位老人的养老，这种情况客观上对于任何人来说，不管是从时问和精力上，还是从财力物力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是很难承受的。老年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家庭赡养负担的加重；核心家庭的增加，又意味着代际联系的弱化。在这样的家庭结构条件下，如果单纯依靠家庭养老，那么，将使年轻人不堪重负。同时，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日趋明显，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养老供给资源减少，供给程度降低。所以单单靠传统的家庭养老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

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均寿命得以大幅度提高，再加上生产要素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这一切必然会使农村老人群体越来越大，相应地，老有所养的问题将日益突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村人口，未来大多数的老年人口也在农村。如果农民养老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就只能在经济上依靠子女。如果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多，农民年老以后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任何保障。所以，农民养老问题不解决，其结果就是要重视并恢复“养儿防老”的传统作法。农村人口就会陷入一种“高出生——低收入——高出生——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怪圈。这也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以开展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种作法，既不利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也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因此，必须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只有解决了养老问题，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庭减轻未来养老的压力，适应家庭结构出现的变化，弱化“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步消除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最大的观念和现实障碍，使计划生育国策真正得到落实。

三、有利于农业劳动者应对经营风险的增大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随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作为独立、个体的生产者，农业劳动者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再加上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风险的危害，这就使得农业劳动者遭遇风险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且，由于目前农业劳动者收入低、家庭财富薄弱，因此任何一次风险就可能把一个农民一辈子的生产和生活积累赔进去。以往那种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统种、统收、统分、统保的保障办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急需健全和完善，而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也必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四、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村区域集中了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居民是扩大内需行为中最需要重视的群体。近年来，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是，农村消费市场仍然迟迟未被有效启动，更谈不上升温。其主要表现在于，一是衣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总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很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与城镇居民相比，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基本上是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538．05元增加到2004年的2185元，增长了4．1倍，年均增长29％。但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日益拉大，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的差值由1990年的740．84元增加为2004年的4997元，净增4256．16元，差距拉大了6．75倍从相对值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之比由1990年的2．38倍增加到2004年的3．29倍，增加了38％。考虑到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部分自给特征和城市居民的福利性消费，两者的实际差距会更大一些。”二是农村消费结构不合理。从1990年到2006年间，虽然农村居民消费中的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58．80％下降到2006年的43．02％，但是2006年农村居民消费中的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讯仍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75．75％。作为较高层次需求的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消费支出却提高很少，医疗保健支出所占比重在2000年前维持在5％左右，直到2006年略有上升，所占比例为6．77％，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仅从1990年的5．37％上升到2006年的10．79％，也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较低，消费结构调整不明显。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缺少让广大衣民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要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村存在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那么，农村居民就会面临生存层面的威胁，就谈不上形成合理的生活消费结构。虽然随着济条件的好转，农民的消费能力有一定增强，也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农民普遍存在着后顾之忧，在缺少社会保障的情形下，农民必然会担心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状况，担心自己生病以后的治疗问题，担心自己未来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风险，因而不敢放心进行消费。所以，要想真正有效地启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就必须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包括农村养老保障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化解农民的后顾之忧。

五有利于破解“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目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问题上，除土地延长承包期以外，制度建设上很少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更没有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建立包括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在内的、以社会养老和公共卫生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制度建设的滞后，妨碍了“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化推进。目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完善农民城镇化的进入机制，健全农民双向退出机制和规模经营双向扩大机制，有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恢复土地的增值功能，进一步拓展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储蓄自养和家庭保障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尤其是解决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养老问题，是破解“三衣”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六、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高度分割和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性特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些具体数据计算，1978、1980、1985、1990、1998、1999、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8倍、2．5倍、1．86倍、2．2倍、2．52倍、2．66倍和2．80倍，2002年达到3．1倍，2006年更是达到3．28倍。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在享用社会保障、公有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以及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性补贴等因素，更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本来，如此巨大的差别需要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有效的调解，其中，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就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方式。但是，在一个为时不短的时间里，农村的养老保障状况却起了一个相反的作用。据2006年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城市老年人养老金(退休金)保障覆盖率2000年男性为85．6％，女性为53．6％，2006年男性为89．1％，女性为64．6％。而农村则仅有4．8％的老年人享有养老金保障；城乡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总体水平和增长幅度仍然偏低。城市中有近20％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4600元的低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年均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135万城市老年人的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村中有27％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750元的低水平，低于农村老年人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2160万农村老年人收入低于农村困难救助的水平。

为了扭转城乡居民收入之间过大的差距，国家现在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视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新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七、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在养老问题上主要关注的是城镇人口，其主要的精力也是集中在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安排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将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符合条件的城镇从业人员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虽然目前中国城镇养老保障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社会统筹基金不足等等，需要进～步深化改革，但总归是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制度框架。而作为事关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养老保障，却还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更谈不上确立必要的制度框架。这种状况是缺乏公正性的，没有体现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同时，这种状况也没有体现出对于农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回报。无论是对中国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言，中国农民均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老龄人口；劳动力流动

一、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巨大，农村老龄化程度快速强化。至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1.67亿人，其中1.05亿人是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为7.97%，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8.3%，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城市的2.3倍。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到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85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

二、农村老龄人口对劳动力流动速度的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1.2亿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2.2亿，增幅高达83%。流动人口规模扩大，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6.22%，2010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9.68%。中国人口流动主要流向是从农村流向城镇，而且转移速度在不断加快。

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所吸纳的劳动力主要发生在城市部门，而城市劳动力供给越来越依赖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老龄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减缓。特殊的赡养结构导致进入城市的劳动人口钟摆式流动，成为劳动力彻底转移的一个间断，同时大大增加了交通运输等各种社会成本。所以，如果不对农村老龄人口问题加以重视，那么不断增加的农村老龄人口必将影响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速度，从而阻滞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农村老龄人口对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镇、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为7600万；200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接近1亿，2005年达到1.7亿；2007年，约有2.3亿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地或外地转移。

大量农村老人将是最后进入城市的一个群体，将成为迟滞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下，农村老龄人口增加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大，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人口最终会减少，因为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可知，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5亿，而农村所占比重为58%，即0.9亿。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白发老人，而年轻的人口却不断减少，相伴而出现的是劳动力因不断减少而显得不足，劳动力流动数量减少，流动规模大大缩小。

劳动力流动性下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在行业间、区域间流动性的下降。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技术进步加快，新行业、新职业和新工种不断涌现，对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和区域流动提出更高要求，而另一方面中老年劳动力转换职业的适应能力和跨区域间就业的意愿下降，这就使得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区域跨度大、区际间发展差异大的国家，由于跨区域就业成本更高使这种影响会更直接和更强，我国出现“4050”人员现象和近年来沿海地区“用工荒”不断强化，充分表明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老化导致劳动力流动下降，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变动。

四、应对措施及建议

（一）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合理有序地进行

第一，要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力度，大力加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步伐，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要大量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把交通、金融、通讯、保险、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重点发展，从而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第二，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把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即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等优化组合，城市的技术交流、资金交流要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的主力军，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二）根据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规模变化不大，但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问题较为严重。要解决劳动力老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减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增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大，大力发展老龄产业，鼓励和引导老年消费市场的发展，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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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传坤.农村老龄人口会阻碍城市化进程吗？[J].世界经济文汇，2012（1）：91-105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

论文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也成为我国21世纪最突出的难题之一，给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带来了严峻挑战。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关系到农村老年人的具体生活问题，也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建立一个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老年保障体系成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要任务。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1999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就己经达到7.10%，达到并超过国际公认的老龄化标准(7%)，这也就宣告我国已经正式跨人了老龄化社会阶段。人口老龄化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给养老保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部分的分布格局，直接决定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分布状况，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老年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使得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更加突出。中国目前建立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镇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

1.1人口老龄化加重了农村家庭养老负担依据国际标准，中国于1999年正式跨人老龄化国家行列，并且2000年中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7.50%，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7.39%。中国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依旧不高的情况下迎来了老龄化，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农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动。在单个农村家庭人口数量下降的情况之下，出现“4-2一1”的“核心家庭”模式。这就使得抚养比重增加，单个劳动力的养老负担加重。目前中国农村平均每8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每2.5个劳动力就要供养一个老人。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养老保障需求的不断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快速向老龄化发展给农村家庭带来愈加沉重的养老负担，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将会愈加显现出来。

1.2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方式面临挑战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如此之快，老年人口的规模如此巨大，养老保障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过城市。目前，农民养老仍然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形式。“自我保障为主，集体保障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虽是农民养老保险的基本筹资方式，但在具体实施上，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本地企业的负担，尽量缩小了这一比例，甚至为零。随着这一部分补助的减少，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费用的“政策扶持”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在人口老龄化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速度比人们预计的要快得多。农村养老方式处在转型阶段，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削弱，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形成，如何应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正在逐步成为一个严峻而紧迫的问题。

1.3人口老龄化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而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的大多数。借鉴国际经验，针对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国应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至少20-30a,及时地建立适当的老年保障制度，进行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根据人口学专家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生育高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假设按60岁即为老年人口推算，我国将在2022年以后陆续进人老年阶段，并且人口老龄化会突然加速而达到高峰。可见，就目前来讲，我们恰好有20一30a的准备时间。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一大好时机，利用这一时差在农村建立适当的老年保障制度，来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否则，几十年后，将会使我国陷人另一困境。因此，可以说，及时恰当地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保障制度已迫在眉睫，是巫待解决的社会重大战略问题。

2、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意义

2.1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建设农村养老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因此，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不公平状况的改变，可以有效缓解城乡二元制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的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2.2改变传统养老观念.促进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社会养老的发展将改变农村传统的养老观念，这将大大降低农村计划生育的难度。“养儿防老”是一些地区农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宁愿举家出走，放弃自家的房院，也要多生一个男孩子。因为，子女特别是儿子是他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之后的主要依靠，甚至对许多农民来说也是唯一依靠。相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乡村一般有敬老院等各种老年福利设施，养老费用全部或部分由集体经济承担，“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计划生育工作比较容易开展，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比较低。所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村人口“老有所养”的问题，逐渐把农民的思想从“家庭养老”引导到“社会养老”上来，对于转变几千年来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对于促进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2.3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建立，等同于增加了农民的收人，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战略意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将大大推动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3、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对策

3.1加强农村杜会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虽然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构建，已经有了十几年艰难探索的实践经验，但一直存在法律依据缺失的问题。我国基本法律中涉及到农村养老保障的论述只在宪法、劳动法中有少数原则性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实施，而不仅仅是社会政策的形式。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制定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律法规，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法律的监督机制，以确保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收缴、支付、运营的规范性，防范社会保障资金的风险，并通过合理运作使其不断增值，以更好地满足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需要。

3.2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养老资源的供给问题。目前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主要依靠个人交费，政府基本没有投人资金。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社会，是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实现的。而能够代表社会、管理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对于养老保险，世界通行的做法也是国家出大头。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有数据可查的131个国家中，至少有129个国家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均是全部由政府拨款或由政府和雇主出大头，受保人出小头。德国联邦政府的补贴占农民年金保险总支出的80%。中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是世界较低的。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中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的投人也是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

鉴于目前我国政府财力有限，城乡差别还比较大，可以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根据当地维持村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设计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保险标准，由政府和村民共同承担保险费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险所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型”，才能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9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html/jianli/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zuowen/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sixianghuibao/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我国刚刚迈进小康社会就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一直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诸多挑战，探索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养老的现状，针对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家庭养老模式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功能基础上，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帝)度，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解决我国农民养老问题的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社会是指6o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7％。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o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4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97％以上。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保障体系残缺，农村养老问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家庭养老作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在养老保障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并呈现出诸多缺陷。目前养老方式开始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转型，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发展必然的趋势，也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理性选择。

1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1．1调查对象

安徽省长丰县阮巷、罗塘、水湖、双墩四个乡镇；蒋庄、兰桥、黄岗、邵集等十几个村；四所敬老院、一家老年公寓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走访部门有：长丰县民政局、统计局、卫生局等。

1．2调查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内容涉及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日常物质消费、受照料、健康等状况以及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等问题，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616份。

2我国农村养老现状分析及成因分析

2．1农村养老现状分析

40．09％的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31．8l％的老人依靠子女供养，5．84％的老年人依靠政府补救度日，在所调查老年人中仅有1．46％享有退休金。

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物质消费状况主要包括饮食、衣着、住房、医疗、精神娱乐等指标。从饮食状况分析，54．3％的老年人对日常饮食状况较满意，24．0％的老年人对日常饮食状况不满意；从居住状况分析，被调查老年人基本上都有相对固定的居住场所，35．6％的老人与一个子女同住、59．8％不与子女同住，少数老人在子女家中轮流居住；从医疗角度分析，在老年人消费支出中，医疗费用的支出比较大，其中20．1％的老人的收入主要用于医疗费用支出。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很大一部分老年人需要适度的护理和照料。据长丰县民政局资料显示，在所调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子女外出打工的老人占到所调查老人总数的56．3％，加上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老年人的受照料状况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有子女照料的老人仅占78．07％，其中独居老人占23．53％；无人照料的老人在所调查老人中高达21．93％，相当一部分孤寡老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宁愿独居，也不愿进入乡镇社会福利机构养老。

2．2我国农村养老状况成因分析

我国老年养老保障模式从形式上分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模式。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济条件也不尽人意，时常感到孤独寂寞，再加上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因而老年人迫切需要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但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乡迁移、核心家庭的出现及产业结构调整，将引发家庭照料提供者的减少，家庭对老年人保障的能力与愿望的减弱，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日益暴露出严重弊端，与我国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住要原因如下。

2．2．1农村劳动力弱化，家庭养老受到冲击。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城乡经济发展的长期不平衡，农村人口特别是大量青壮年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迁移加速，一方面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弱化，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不高；另一方面电促使大家庭结构向小家庭转变，老年人与其子女、晚辈共同生活的家庭逐年减少。最终导致农村养老保障严重匮乏，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给家庭养老方式带来巨大冲击。

2．2．2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基金筹集模式存在缺陷。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介于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一种保险品种，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标准进行筹集，但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益不好，政府没有对农民提供相应的补助，造成农民自己筹集资金的养老模式，同时也．没有调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状况看，仍然存在着征收成本过高、制度覆盖面过窄、基金筹集困难等弊端。

2．2．3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衰竭，供给能力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又分为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地征用，必然造成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耕地减少不可避免的情况，削弱了基于土地基础上的家庭养老的功能；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主要形式有五保户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我国各地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直接影响集体养老的普及和规模化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集体经济整体实力不强，且有下滑趋势，又导致了集体养老功能的弱化。

2．2．4家庭养老存在局限性，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滞后。家庭养老的局限性严重的干扰了农村正常的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和稳定，给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带来了负面效应，我国目前社会养老呈现滞后状态，因此必须积极探索选择新型社会养老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观念的变化，农村家庭规模逐渐变小，农村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剧，家庭赡养的功能在逐渐退化，家庭养老已逐渐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我国的农村养老必然会经历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现实选择。

3加快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转型的建议

3．1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落后是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最根本原因。不论老年人的心理、养老还是医疗问题，都需要经济的支撑。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村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市场机制加上政策倾斜解决人地结构矛盾；另一方面要适当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强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再次要加大对农村公益养老事业的投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3．2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设立“夕阳绿色通道”

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是对老年人医疗保障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此过程中，各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满足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需要。针对老年人去指定医疗点看病不方便．报销门槛较高这一问题，政府应建立特殊的医疗报销制度，扩大报销范围，放宽报销条件，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等，切实从老年人角度出发，建立“夕阳绿色通道”。

3．3制定相关奖惩制度，健全农村老年人心理保障体系

除了道德层面的宣传外，各级政府还应制定相关的奖惩制度，对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给予处罚，对孝敬老人的子女给予表彰，营造良好的敬老爱老氛围。此外，政府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老人维权机构，使老年人维权途径更为方便，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开展多渠道的农村老年人健康教育，提倡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宣传积极乐观的生活度态度，并建设老年人心理咨询机构，加大对乡村卫技人员心理治疗技能的培训，做到及早发现和有效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3．4推进保障模式的创新，提高保障能力和效果

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建立参与式发展的机制，加快调整个人帐户整体规模，使之更加方便农民，减少农民享受的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灵活多样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好处，让制度受到农民的欢迎。首先，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制建设，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其次，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解决养老保险隐形债务。同时尽快建立基金分级管理体制，加强基金监管力度。稳定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政策，建立个人自筹养老基金，实现社会保障金筹措方式的转变。

3．5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养老体系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公民敬老的教育应从小抓起。营造敬老养老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加强对青少年尊敬老人，关心老人的教育。各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老年人娱乐场所，增加娱乐设施，组织娱乐活动，丰富娱乐生活，开展老年福利事业，促进老人身心协调发展。将家庭养老的责任与义务制度化。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村养老机制，应该是国家、集体、家庭和个人相结合，形成以经济为基础，以保险基金为前提，以家庭保障为中心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体系。

3．6实现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转型

家庭养老对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农民保障需求的不断上升，给农村家庭带来愈加沉重的养老负担。

传统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我国人口急剧老龄化的趋势。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有限，要把农村养老完全抛向社会是不现实的。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协调统一，在继续支持和鼓励家庭养老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创造条件实现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型。

4结语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11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2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2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2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范文篇12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必要性

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及特点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1]。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2]。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3]。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英.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可行性[J].科技资讯,2006(17):229.

[2]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脑库快参,2005(36):1-6.

[3]刘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金融投资,2006(10):51-52.

[4]安然.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理论观察,2006,40(4):81-82.

[5]林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分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0(5):18-21.

[6]徐祖荣.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初探[J].实事求是,2006(4):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