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例(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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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1
一、CEPA的缘起
1、CEPA是中国应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抉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几乎同时进入了两种并行发展的时代:一个是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标志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时代”,一个是以各种类型的区域贸易安排为主要特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这两种趋势对于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自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形形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加上一些发达国家不按国际贸易共同规则行事,致使取代GATT而统管全球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屡屡受阻。这种状况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从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或自由贸易区中寻找出路,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形式多样,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式体系,其典型代表为欧盟:其一体化范围从过去的单一产品、部门、领域向更广泛的贸易、经济和社会领域延伸。同时,区域贸易安排的数量持续增长,参加区域贸易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在北美和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据统计,仅在2002年至2003年间,全球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达19个,其中部分是WTO成员在WTO框架下组建的。但在实践中,这种区域贸易集团都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其内部的优惠不会向集团外的成员提供。因此GATT1994第24条和GATS第5条在对缔约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持认可态度的同时,也对建立这类区域组织的方式和宗旨有明确的规定。如GATT1994第24条第4款规定建立关税同盟的目的是“便利成员领土间的贸易,而非增加其他缔约方与此类领土间的贸易壁垒。”可见,尽管区域贸易集团给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带来了一些障碍,但在符合WTO的目的和宗旨下,这种状况最终会加快全球贸易自由化。因此,建立区域贸易集团,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但不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障碍,反而是其营造物。在此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积极拓展双边、地区经贸合作,参加已有的或组建新的自由贸易区,是内地与港澳共同应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确抉择。
2、CEPA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内地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内地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内地加入WTO,这些重大举措,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更重要的是使我国的经济与国际经济出现了更紧密融合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21世纪的中国不仅需要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国内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安全战略。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与时俱进,于2001年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加入了APEC这个论坛性质的、不具有约束力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些举措只是从框架上构建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安全的需要,因此CEPA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实施的第一步,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CEPA的出台,也是内地与港澳间有效地整合资源,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需要。随着港、澳的回归,三地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如香港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转口基地、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而内地也成为香港最大的港产品贸易和进口及转口对象。但是自加入WTO后,内地市场对外商更具有吸引力,港、澳商在内地市场占有的地位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香港在内地贸易伙伴中排名后移,实际使用外资也不断下降。且近年来,香港经济遇到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困难,不但减弱了与内地的联系,而且也出现了产业结构空洞,大量就业困难等现象。CEPA的出台,给港澳带来优于入世承诺更优惠的安排,将加快香港经济转型的进程,实现港澳与内地之间产业结构调整的互补,充分利用三地之间的资源,提升内地与港澳间的经济联系。
二、CEPA的性质
1、CEPA是一种具有国内法律安排性质和国际法上效力的区际协议
CEPA作为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贸易自由化的法律安排,一方面是在遵循“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缔结的,另一方面,也是在WTO框架下谈判缔结的产物。在“一国两制”前提下,香港和澳门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同属于一个国家之下,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在WTO体制之下,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是WTO成员之间平等成员的关系,分别享有平等独立的代表权、平等独立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独立的申诉权,分别实行独立的责任制度。缔约主体的双重身份使得CEPA的性质在实践中难以识别,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主张CEPA实质上是一种国际条约。理由是:港澳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为单独的关税区,享有国际经济法主体资格,具有一定的缔约能力,因此其与内地政府间的协议实质上是一种以经贸安排为内容的国际条约。有的学者主张CEPA实质上是一种国内的中央政府与地区之间的国内法律安排。理由是:香港、澳门和内地政府隶属于同一国家,CEPA实质上是双方为了共同促进经贸繁荣,而达成的一种国内法范畴的协议,笔者认为,上述说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失偏颇的一面。
首先,香港、澳门不是国际法主体,不具有国际公法上独立的法律人格。所谓国际法主体是指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且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者。而香港和澳门根据我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只能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对外缔约,它们不能享有象国家一样的完全缔约能力,当与其他国家发生国际经济关系时,必须得到国的授权。因此CEPA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但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和香港、澳门特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享有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高度自治权,具有独立从事国际经济交往的主体资格,而且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享有单独关税区的地位。根据GATT1947规定,不论是否为国家,只要构成一个单独关税区,均可按加入程序成为GATT的缔约方。WTO协定沿袭了GATT1947有关成员资格及单独关税区的规定,因此在WTO体制中事实上已形成了包括内地、港、澳、台“一国四席”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达成的CEPA,事实上是一个国家内统辖不同的单独关税领土的政府间区际协议,带有准条约的性质,而不是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条约。
其次,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间的贸易关系,既不是不同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关系,也不是中央与地区间或地区与地区间的内贸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这就决定了CEPA所调整的仍是一种国内经贸关系,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的CEPA,必然会打上国内法律安排的烙印。
最后,CEPA作为一种具有国内法安排性质的区际协议,其缔结是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特区政府在“一国”的前提下,并在WTO的框架下达成的,其制定程序完全WTO关于自由贸易协议规定,并且缔约程序正当合法。根据“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古老的习惯法规则,CEPA不仅对缔约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而且对WTO具有信守义务的其他成员国同样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
2、CEPA是一种类自由贸易区协议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多种组织形式。按照区域成员间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实现程度,以及内部经济和社会政策,对外关税税率及贸易政策的一致性程度等项因素划分,通常可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其中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松散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它在成员间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实行自由贸易,而对成员与其他非成员之间的贸易则无统一措施,由各成员实行各自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关税同盟是在取消成员间贸易歧视,相互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建立共同对外关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因此较之自由贸易区更为积极;共同市场是在商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经济联盟是存在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实现完全市场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市场不统一很难消除。与上述传统的区域式的制度安排相比,CEPA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从CEPA的宗旨来看,CEPA的唯一目标就是在内地与港澳间逐步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事实上,按照“一国两制”的政策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因此,内地和港澳至少在这50年内既不能实行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无法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和贸易政策,当然不可能成立共同市场或经济联盟,加之内地和港澳目前的经济制度、发展水平、关税和贸易政策方面的差异,短时期内在两地间成立关税同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在目前阶段,根据CEPA协议安排,采用较松散的自由贸易区形式为合理的选择。
其次,从CEPA的内容来看,它规定了内地与港澳间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内容,根本未涉及统一的对外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也未涉及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内地与香港的CEPA为例,规定其具体目标为:①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②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③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考察CEPA的具体内容可知,CEPA的内容基本符合自由贸易协议的本质特征。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CEPA是一种以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分别设立自由贸易区为内容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我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尽管CEPA与自由贸易协议间有相似之处,但其毕竟是一种新型的区域贸易安排。
第一,从地理角度来看,以往的自由贸易区发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之间,即超越国界,属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经济一体化安排;而CEPA发和于一国之内两个不同的关税区之间,属于一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安排。
第二,从协议的范围来看,CEPA的范围比一般的自由贸易区要广泛,地区间的合作程度可能会超越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协定的紧密程度。一般自由贸易区只能为货物贸易提供便利,而CEPA则涵盖了货物、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资本的更广泛的内涵。
第三,从协议的形式看,一般自由贸易协议常常一次定型,尔后也可修改、提升,而CEPA作为一种安排,一开始就确定“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这就意味着CEPA本身可以随国内情势的变化而修改和扩充。因此,内地与港澳间的经贸合作安排,仅是一种过渡安排。此时将之称为自由贸易区,时机尚未成熟。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2
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中国企业投资欧盟带来了新的机遇。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以来,中国对欧盟投资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欧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近2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15亿美元,比2008年末增长了8.9倍,而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1.9倍,对香港、东盟、美国等其他主要对象投资存量则分别增长1.6倍、3.4倍和6.1倍。欧盟已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企业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
另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2年欧盟吸引中国投资净流入为35亿欧元,2008年则为净流出0.4亿欧元;而同期欧盟自全球吸收外资仍未恢复到2008年欧债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根据国际私募股权基金ACAPITAL提供的数据,2012年,中国企业对欧盟并购金额高达126亿美元,同比增长21%,欧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目的地。
在欧债危机仍然持续的大背景下,欧盟将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欧盟成员国日益重视来自中国的投资,不少欧盟国家与中方合作,加大了对华招商引资力度,波兰甚至为吸引中国投资还专门开辟了“走向中国”网站。
近年来,中国企业投资欧盟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从投资领域看,中国企业对欧盟制造业行业的投资明显增多。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中国对欧盟投资存量中,制造业领域存量资产位居第三,达63.0亿美元,但2012年,中国企业对欧盟制造业领域投资达到18.1亿美元,同比增长1.8倍,占当年对欧盟投资总额的29.5%,高居首位。2012年,中国企业一些大的并购项目涉及欧洲具有传统优势的工业品制造领域,例如三一重工收购德国老牌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股份有限公司(Putzmeister),广西柳工收购波兰HSW工程机械事业部,山东重工收购全球豪华游艇巨头意大利法拉帝集团75%控股权,光明集团收购英国谷物食品制造商Weetabix等。
其二,从投资方式看,中国企业以少数股权方式对欧盟的投资增多。近两年,中国企业在对欧盟开展大项目投资时越来越注重与欧盟企业加强合作,尤其是涉及欧盟国家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等敏感性行业的投资并购。这是中国企业在对欧盟投资实践中不断总结并吸取经验教训的结果。据ACAPITAL提供的数据,2012年中国对欧投资金额的58%属少数股权投资,如中国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国家电网25%的股权,中国投资公司购买英国泰晤士水务8.68%股份和希思罗机场10%股份,山东重工收购德国叉车制造企业凯傲集团25%股权等。以少数股东形式入股欧盟企业,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收购审查,而且在后续合作中更有利于学习欧方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
其三,从投资地域看,中国企业对欧投资主要集中于欧盟核心国家。经过近30年的布局,中国对欧盟投资逐步形成西欧、北欧、南欧和东欧四大地域。在北欧,中国企业主要投资于瑞典;在西欧,中国企业主要投资于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南欧,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东欧,中国企业主要投资于匈牙利和波兰。2012年中国企业对欧盟超过1亿美元的收购案中,投资遍布上述主要地区。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是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首选地域。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对英国、卢森堡、法国、德国、瑞典、荷兰6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90.3%。其中卢森堡因为避税地的关系成为中国企业对欧商务服务和金融业投资的首选国家,占比达到28.5%。
二、全球投资政策变化趋势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国投资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国内层面,如何引导外国投资最大限度地为本国可持续发展和内生增长服务成为各国外资政策优先考虑的重点。国际层面,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安排下的国际投资协定不断增多,大有取代传统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趋势,有望推动未来国际投资合作进一步迈向一体化。
(一)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投资促进仍是全球外资政策主流
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投资促进成为各国利用外资政策的主流。从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看,2012年全球共有53个国家出台了86项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政策措施。其中61项措施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投资促进相关,而政策的核心内容无外乎私有化、建立经济特区、减免公司税等。
从欧盟的角度看,各成员国吸收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主要聚焦于加速产业开放,尤其是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如航空运输和发电领域的私有化,成为这一轮产业开放的主要内容。债务危机久治不愈加速了相关重债国国有产业私有化的进程,如意大利的通信设施领域的私有化,希腊石油、天然气、邮政、铁路的私有化,葡萄牙国有机场管理公司及其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私有化,都给中国企业与欧盟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加强战略性产业监管成为各国外资政策的次选
尽管市场开放是全球外国投资政策的主流,但从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13世界投资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与外国投资相关的管理和限制措施仍在不断加强,占整体投资政策措施的比重从2000年的6%增至2012年的23%,而2013年前4个月,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至38%,发达国家在使用投资限制措施的数量上超过了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投资限制性政策措施较多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发达国家利用外资政策在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以往政策目标在于保护弱势产业,而今天则是为了确保国有龙头和战略性企业的竞争利益,以及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免遭外资侵入。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各国国有企业和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的增多以及外资对资源类项目(主要为矿产等采掘业和农业)的兴趣有增无减,感受到压力的许多发大国家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审查制度。第三,经济和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对相关产业关注的回应,需要通过限制外来投资抵制日趋增大的竞争压力。
从市场准入的角度而言,与新兴市场相比,欧盟等发达市场在制造业领域已基本对外国投资全面开放,而在服务贸易领域,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欧盟、美国、加拿大等21个经济体遂另起炉灶,在日内瓦启动了服务贸易诸边谈判,希望以此进一步推动参与谈判方开放批发零售、金融等服务部门。
但就欧盟而言,成员国在天然气、电力、水务、金融等战略领域方面对外国投资存在限制,并建立了严格的跨境审查机制。如匈牙利政府2012年修改其宪法,确保只有本国公民可以购买本国的农场;意大利政府要求对从事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企业资产建立交易评估制度,对能源、交通和通信部门的重要战略活动也要建立资产评估机制。欧盟限制外资进入相关战略性产业的措施,使得中国企业与欧盟开展相关产业投资合作遭遇不小障碍。如在公路和机场建设,电信改造等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企业至今还未能在欧盟市场站稳脚跟。
(三)全球外国投资体系迎来改善和巩固的时机窗口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3196项国际投资协定安排,其中双边投资协定2857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339项(以区域合作协定居多)。双边投资协定的泛滥,造成当前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充满复杂性、不一致和反复重叠,其副作用在于:一方面,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存在模糊性和法律公正性问题,如纠纷的解决究竟以哪个协定为基准;另一方面,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同一个政府可能多次面临同一个投资者基于完全不同法律体系的挑战。而随着双边投资协定的陆续到期(2013年底将有1300项双边投资协定到期),以及新的区域协定安排逐步取代双边投资协定,不仅国际投资协定数量将大幅减少(例如欧盟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同时取代平行的20个双边投资协定),而且国际投资协定制度面临的上述种种问题将有望得到改善。
从中欧合作情况看,中国目前同欧盟26个成员国签有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2月中欧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确定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以取代原有的26个双边投资协定。应该说,中欧之间投资协定安排符合全球投资协定发展的趋势。以一个新的基于区域一体化形式的投资协定取代原有不完善的多个双边投资协定,不仅可以解决困扰中国企业的对欧盟市场准入问题,使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领域能够面对较为公平的环境,而且可以通过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ISDS)机制为解决中国企业投资欧盟遭遇不公平待遇提供法律诉讼渠道。
三、扩大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的对策和建议
在当前形势下,扩大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应遵循四方面原则:一是双边贸易与双向投资相结合。通过扩大对欧贸易推动对欧投资的新发展。二是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相结合。通过购买欧债危机国国债,以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等间接投资行动,进一步密切与欧盟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三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结合。国有企业侧重于能源、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民营企业则可将重点放在与欧盟中小企业的对接。四是国别重点与行业重点结合。企业应结合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针对欧盟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
(一)政府层面应为扩大对欧盟投资打造良好环境
一是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的讨论和制订。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特别是联合国贸发会议主导的多边投资协定的讨论和制订,以多边促双边,宣介我国有企业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及与欧美国家国营公司之间的差异,促进欧盟改善对我国有企业在欧投资并购采取双重标准的不合理做法,减少投资壁垒。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双边投资合作制度建设。尽快启动并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水平;抓紧修订同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争取在欧盟形成共同投资政策前,为我企业投资欧盟构建较为全面、完备的法律保障;扩大我国与欧盟国家商签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覆盖面,减轻我国企业投资欧盟的税务负担。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欧盟投资促进和公共信息服务。扩大并充实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欧洲国家部分,为企业提供更详实、准确、及时的欧盟市场信息;充分发挥我国驻欧经商机构、商务部投资促进局的作用,利用好国内外信息咨询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有关欧盟法律、税务、资信调查等方面的信息和商业性咨询服务。
四是加大对“走出去”企业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制订相应的财政和金融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对欧盟投资和项目并购;扩大政策性金融保险的覆盖范围,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政策性风险,特别是欧债危机国家的债务风险;通过成立产业投资基金或发行产业债券等方式,帮助企业筹集资金,深度拓展对欧“走出去”业务。
(二)中介机构应为扩大对欧盟投资提供便利服务
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对欧投资促进体系,将之提升到与出口促进体系同等重要的地位。为适应中国企业对欧“走出去”迅速发展的形势,国内金融、保险、法律、税务、会计、工程咨询等中介机构有必要同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向对欧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进一步完善在欧中资企业商会,使之一方面发挥与欧盟国家政府交流和交涉及融入当地社会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成为中资企业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对欧“走出去”提供更为贴身的服务。当前多数中资商业银行在欧盟国家分支机构的业务还主要集中于零售领域,对企业在欧投资的金融支持较为有限。从国际经验看,企业对外投资发展到一定阶段,需本国金融机构跟进提供服务,否则很难将业务做大。为支持我企业对欧直接投资,中资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布局已刻不容缓。
(三)企业层面应采取更为策略化的对欧投资模式
一是需要立足企业自身发展。贸易是投资的先期阶段,可以为企业提供后期投资市场的一切数据,包括消费者偏好、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经过贸易积淀,当时机合适时,企业投资欧盟就能做到水到渠成,减少盲目性,降低投资风险。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3
关键词:多边贸易政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
一国的贸易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其制订和实施又要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约束,因此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效果也不同。
一、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目标
澳大利亚虽然是个贸易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利亚仅是世界第26大商品出口国,出口量仅占全球出口量的o.9%,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1.2%,排名第19位。可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因此,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证明,实施自由贸易对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及市场准入的增加都能使它从中受益。澳大利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宜称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澳大利亚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WwW.133229.COm二、澳大利,2e的贸易政策策略那么,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是怎样的?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是否能顺利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多边贸易政策策略:
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工具和舞台。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加入二战后重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之一,gatt的23个创始国之一,wto的成员。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和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是相一致的,也只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迅速、全面、深入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因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都不遗余力,尤其是1986年成立的以其为首的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欧盟、日本等农业保护主义成员坚决作斗争,才使得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并成立了约束性更强的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认为,wto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成员方忠实履行他们对wto的承诺,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澳大利亚更是充满期待。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浅一体化”和“深一体化”的纷争,澳大利亚气定神闲。不管是“浅一体化”(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边境壁垒),或者是“深一体化”(投资、竞争等领域的自由化),澳大利亚都能从中获利。“浅一体化”可使农产品贸易的壁垒降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要求改革农业保护和补贴的前沿,这也是它本轮谈判的主要诉求,其要求包括:1、改进农产品的市场准入;2、大幅度削减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3、削减并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果农产品贸易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化,澳大利亚农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肯定会使它成为大赢家。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农业补贴减半,澳大利亚每年将增加农业收入13亿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及其所领导的凯恩斯集团不仅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倡议;同时由于凯恩斯集团一半的成员是坎昆会议中出现的g-20集团成员,因此澳大利亚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协调两个集团的立场,与日本、欧盟等传统农业保护强国针锋相对,极力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说,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深一体化”则可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服务业的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同样毫不逊色。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改革,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近10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每年约以7%的速度递增。2001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生产总值达4070亿澳元,占全澳gdp的比重为77%。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期间,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矿产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9.4%,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2%。200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3%,仅次于制造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份额为46%),超过了历来被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两大支柱及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矿产业。(矿产业出口份额为18%,农业出口份额为9%。)根据wto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
利亚的服务出口和进口额均占全球份额的1.2%,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支持本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将积极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竭尽全力敦促各国政府取消服务领域内的贸易壁垒,为澳大利亚出口商争取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主要包括以下行业:金融、通讯、专业商务服务、建筑工程、高等教育、环保服务、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电子商务、旅游等。
澳大利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apec。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以及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中心应该转向亚洲,才能给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借访问韩国之机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并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关注apec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成员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力促各项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达成与实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经济利益,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前10位贸易伙伴中亚太地区的成员均超过一半。对于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服务业来说,亚洲市场占澳服务贸易出口的50%,并且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有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澳大利亚在apec中并不能算是主角,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也是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市场准入,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实用主义的标准。但是,令澳大利亚苦恼的是,apec毕竟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组织内各成员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进展很慢,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另外,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内还有新的组织,除了早就存在的东盟,中国也要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图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照此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在apec中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澳大利亚不甘示弱,也积极主动在组织内部寻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04.1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联合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表示,fta已经成为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只要奉行贸易自由化,都能从中获益。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追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不仅有英国单方面的开放,许多国家更热衷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使得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然而,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毕竟只局限于两个国家,自由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
不过,就在多哈回合举步维艰、前景无光之际,在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却重新受到了瞩目,谈判国家之多、协定数量之大、谈判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11月27日,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协议;11月30日,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2月12日,智利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前智利还与韩国签订了同类协议。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法案。布什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除了新加坡,日本政府在2002年还与新西兰、墨西哥及几个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日本要与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古巴、以色列、泰国和韩国等。而韩国曾经是最反感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国际宏观-[飞诺网feno.cn]
毫无疑问,双边贸易协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角。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双边贸易协定浪潮,澳大利亚是与潮共舞,还是望洋兴叹呢?
其实,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新西兰签订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外,澳大利亚一心一意着力于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汹涌的双边贸易浪潮可有点让它坐不住了,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被排除在更自由的、获益也更大的经济体之外,而且,多哈回合前途未卜,谈判要取得成果更是遥遥无期,短时间内难以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进市场准入,因此澳大利亚也果断地加入这一浪潮,并且
成绩斐然:2003年2月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2004年2月与美国签定自贸协定;2004.7与泰国签定自贸协定;正在谈判和将要谈判的还有中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获得主要市场全面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从已签订的协定中,澳大利亚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澳美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获得的主要利益有:1、制造业方面,97%的制造业产品可免关税、开放地进入美国市场。纺织品和鞋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为零。两国将建立消除非关税壁垒机制。制造业可扩展到每年40亿澳元的出口2、农业方面,澳农产品对美出口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获得改善,包括牛肉和乳制品。66%的农产品立即获得免关税对美出口。牛肉的进口配额将逐年取消。乳制品配额初期增加的量占美国产量的o.17%。从澳进口的奶制品将是目前的三倍,并且每年增加配额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就可增加乳制品出口约5500万澳元。海鲜行业则将获益几千万澳元,第一年取消关税就相当于创造财富2000万澳元。3、服务贸易方面,澳服务贸易提供商进入美国专业服务、教育、环保、金融和运输服务市场的条件将获得改善,澳公司将获得非歧视性待遇。4、每年2700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澳公司开放。价值在58550美元以上的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合同对澳公司开放。澳总理霍华德称在未来10年内,自贸协定可为澳带来将近600亿澳元的收入,并创造3万多就业机会。
泰澳自由贸易区涵盖贸易、服务业和投资等多项领域,泰国取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53%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两国间95%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制造业获益,尤其是对汽车、奶制品、小麦和牛肉等行业,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预计在未来20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将每年增长67亿美元。
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其中金融业可获益6000万澳元,教育出口可获益5000万澳元。
与中国的自贸谈判,澳大利亚期望更高,中澳自贸可行性报告表明:协定签订后将为澳每年带来30多亿澳元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澳投资、服务业和能源业将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热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光是要享受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全面的市场准入,希望中国向澳开放能源、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
至于日本,则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因此若双方能实施自由贸易将给澳大利亚商家带来巨大好处。澳大利亚也期望能与日本建立全面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巨大瓶颈使双方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三、多边、区域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哪种方式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
从表面上看起来,澳大利亚确实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进出口迅速增加,如2004年,货物出口同比增加26%,进口同比增加23%,服务贸易出口增加20%,进口增加22%。但是,以双边自贸协定的形式来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能不慎重考虑。
其实,虽然贸易自由化符合其最大利益,各种途径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化,但是各种自由化的途径代价不同,效果也不同。
很显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是代价最低的,除了本国贸易壁垒的降低,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代价,这对于自由化原本程度就较高的澳大利亚来说所要付出的牺牲是较小的;而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往往要附带其他代价,如政治代价,这一点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进行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看出,如美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区域间的合作或是希望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提高本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的地位,进而利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跳板来胁迫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宏大的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承认,这些双边协议是推动新一轮多哈全球贸易协议谈判这一宏大战略的关键所在。这就像1989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使欧盟感到经济上的孤立,从而促使欧盟积极促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一样;日本则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因此首选新加坡作为“双边”伙伴,以检验日本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被东南亚国家接受,同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根据其构想,打算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自由经济区的探讨,继而吸纳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逐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完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筑;欧盟政治扩张的野心也很明显,所
以,澳大利亚在与他们的谈判中政治色彩木浓厚。
从收益来说,虽然双边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给惠来源毕竟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因此可得到的市场准入的增加是较大的。
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较低,如果澳大利亚具有谈判权,那么它只要与主要进口国谈判就可以;如果澳大利亚不具有谈判权,那它也可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中受益。对比于双边谈判中各领域都要与每个成员进行谈判,成本显然要低很多。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耗时甚长,但是双边谈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大,每个谈判对手的情况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从双方彼此有贸易自由化的意向开始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具体的谈判,往往耗时甚长,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同样的市场开放效果,谈判成本往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数倍;
双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国而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适用的进口措施不同,这会带来极大的实施和管理成本,对比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统一适应性,成本高出许多;
双边贸易谈判会影响日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筹码。若一国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减让太多,日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要求其将此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如日本,之所以不肯对澳大利亚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不仅是因为遭到国内农民的反对,更担心一旦日本降低澳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标准,同样作为对日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也将争取同样的权益,使日本国内市场遭受巨大冲击;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加从澳进口的糖配额,也主要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在多边谈判中和欧盟、日本讨价还价,达成农产品贸易全面的自由化;若直接将双边谈判中的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该国总的自由化程度又可能会太高,超出其承受能力;若不把该减让给予其他成员,又可能阻碍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影响总的谈判进程,自己无法从中受益。
双边贸易谈判中,各方受益不均。大国比小国有着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最终可能还是小国吃亏。如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包括:1、99%的制造业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化工、汽车、塑料、信息技术等行业受益最大。自贸协定每年可为美制造业增加出口20亿美元。2、美国所有的农产品获得免关税对澳出口。3、澳大利亚的电讯、快递和计算机服务业对美国公司开放。4、澳大利亚的政府采购项目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工业界估计美国对澳出口会剧增,由目前的20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而对于占澳农业出口四分之一的糖业,美国政府毫不留情地拒绝增加配额,并且当协议完全生效后仍然要保留糖的关税和配额。事实上,绝大多数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没怎么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提出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开放纺织品进口等等,就很难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反而,美国在迄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不无强烈要求贸易伙伴们遵守各自的环境和劳动法,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经济制裁。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4
急于兑现竞选承诺
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新总统施政的第一个100天被视为可以突破规则制约、力推政策议程的最关键时期,也是新总统与国会磨合的“蜜月期”。这个开局好不好,对新总统此后四年施政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特朗普也不例外。
早在大选投票前一个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发表竞选演说时,就概述了其一旦当选并就任后第一个100天内的行动计划。当选后,特朗普过渡团队立即建立了14个工作小组,分别制定了就职后第一天、第100天和第200天内的行动计划,并于1月20日当天就在白宫官网上公之于众。
特朗普就职当天即签署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解除奥巴马医改法给美国人、企业和政府机构带来的“负担”,特别是冻结有关法案的强制保险条款,作为废除医改法的第一步。
在正式工作的第一周,特朗普又颁布一系列行政令,包括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申禁止联邦资金资助实施或支持堕胎的国际组织,暂停一些联邦机构招录新雇员的工作,冻结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由能源部制订实施的能源效率标准规定,重启美国与加拿大拱心石XL(KEYSTONEXL)石油管线和达科他石油管线建设,要求美国国内企业使用本土制造的钢材,取消奥巴马政府“延缓驱逐儿童时期非法入境人员”项目,指示国土安全部开始在美墨边界修筑围墙,对在移民执法上不配合的所谓“庇护城市”取消联邦资助,停止接受叙利亚难民,暂停向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也门、苏丹、利比亚、索马里等七个国家公民发放入境许可等,可谓“雷厉风行”。
特朗普在上任头九天共颁布了15道行政令,涉及经济、贸易、移民、能源、环保、军事、反恐等领域,“办事效率”超过此前任何当代美国总统同期。特朗普还分别召集国会两党领袖、商界大老、科技界精英、工会组织领导人开会,商讨振兴经济、增加就业的对策;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并先后与以色列、俄罗斯、日本、德国、韩国、法国和墨西哥领导人通话。特朗普政府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也在就职第一个月内出访韩国、日本。特朗普还正式提名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填补前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2月去世留下的空缺。
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加保守主义
上述行动充分显示了特朗普急于兑现竞选承诺以扭转奥巴马执政八年自由主义政策轨道并展示强势总统形象的心态。通过这些行动,“百日新政”的框架趋于明朗,美国内外政策开始打上“特朗普烙印”。
国内政策方面,奥巴马“遗产”为主的庞大保守主义政策议程,把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和变更医疗保健改革方向作为优先考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制造业回流,阻止就业机会继续向海外流失,为此已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有:把税收改革定为最优先的立法议程,以大幅削减公司税,由目前的35%降低到15%?20%,同时对美国企业在国外生产进而在美销售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边界税”,以阻止美国公司继续把工厂外迁;砍掉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旨在对企业经营和金融业运作加强监管的大部分规则,暂停颁布新的联邦规制,要求联邦机构每制定一个新规章就必须废除两个旧规章,以_到砍掉75%的联邦规制的目标;重塑贸易政策,大力鼓吹“公平贸易”、反对自由贸易。
移民政策方面,重点是强化边界安全,收紧签证,大幅削减美国接受的难民数量,增加边境巡查人员,并废除过去对非法移民“抓了就放”(catch-and-release)的政策,以堵住难民潮和防止潜入,兑现“让美国重新安全起来”的承诺。针对前述七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移民限制令”是过去40多年来美国难民政策的最大调整,同样被暂时禁止入境的还有拥有七国之一美国双重国籍的人,以及拥有美国盟国护照但在这七国出生的人。美国官方统计表明,自1975年以来,美国共接受了330万名难民,其中2016财年为8.49万名。奥巴马政府制定的2017财年计划拟接受11万难民。
对外政策方面,以推进美国现实国家利益为重点,通过收缩海外力量分布、增加防务开支、扩充军力、加强与盟国关系、打击“伊斯兰国”来增进安全,实现“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目标。特朗普政府的一大外交重点是加强与欧洲、东亚地区盟国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与此同时坚持谋求改善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持续恶化、近期又因“黑客门”事件和奥巴马政府对俄制裁而更趋紧张的美俄关系,寻求与俄罗斯在反恐和叙利亚问题上开展合作。
安全和防务政策方面,把反恐和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放在最优先位置,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军兵种拿出具体行动计划,并拟重新增加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驻军人数,增加空中打击的次数。特朗普认为近年美国军事能力下降,战舰、飞机和坦克装备松懈尤甚,已签署备忘录要求国防部在一个月内作出评估,制定扩充军力的计划,特别是要求增加海军舰艇数量,由目前的274艘扩充到355艘,加强前沿部署。同时,加速核武器现代化和开发导弹防御系统,为“以实力谋和平”提供坚实基础。
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把“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作为总体目标。过去十多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把美国的现实描绘成一幅灰暗的图景,称这一切都是华盛顿建制派造成的,希望通过努力让美国重现昔日辉煌。
“百日新政”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特朗普在就任前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没有任何从政或从军经历,其注重实际利益的实用主义风格必然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直接影响。他把“美国第一”奉为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强调实际获益,而不太注重秩序和原则等“空洞的理论”。他把美国就业流失归咎于外国竞争,公开倡导“购美国货、雇美国人”,声称“保护主义将引导美国走向伟大繁荣和实力”,虽然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反对多边自由贸易的政策与共和党自由派和的一些主张并不冲突,但总体上带有强烈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
在实用主义理念的指导下,特朗普对外施政的方法策略强调交易和讨价还价,也很重视双边外交,相对来说不太看重多边协议,实际上就是主张“交易的随意性”(freewheelingpursuitofdeals),不循成轨,刻意保持外交政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反对自由贸易、鼓吹“公平贸易”,反对多边贸易协定,主张与外国一对一开展贸易谈判,是特朗普贸易战略的基本方面,退出TPP和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墨西哥开展双边谈判就是具体体现。退出TPP预示着美国在处理与关键伙伴贸易关系的新战略,即注重美国工人的经济获益和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而不是战后两党都追寻的多边贸易协定。
没有蜜月的“百日新政”
特朗普是在美国经济相对稳定和持续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的形势下入主白宫的,没有迫切需要处理的危机,这给特朗普及其团队相对充分的自由依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议程。与此同时,共和党全面控制白宫和国会,为特朗普推进“百日新政”、实现“新愿景”提供了难得机遇。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是在美国社会和政治日趋极化的大环境下竞选和就任总统的,这又必然使其“百日新政”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从大的社会环境看,本次大选反映了美国社会在非法移民、种族族裔、贫富差距、文化价值观问题上陷入的巨大分裂。特朗普当选后,不少大城市出现了美国选举史上鲜见的抗议浪潮,表明美国社会围绕这次大选产生的分裂短时间内仍难以弥合。对于希拉里・克林顿败选原因的探讨、反特朗普运动的持续、威斯康星州的计票纠纷,特朗普就职典礼前后美国和世界各地爆发的“妇女大进军”(Women’sMarch)和反特朗普的游行示威,都充分说明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特朗普政府政策议程的实施。
从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视角看,特朗普的当选和就任并没有改变美国两党政治的轨迹,相反两党斗争愈发激烈。特朗普的许多政策议程,有的通过颁布行政令即可,更多则需要国会立法才能实现,如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改法、税收改革、扩大防务开支、订立双边自贸协定等。特朗普的一些经济议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反对自由贸易等虽不一定会遭遇国会的反对,但在移民、医改、税收等议题上分歧严重,抵制的力量不会小。共和党虽已取得国会参众两院的主导权,但共和党在参议院只占微弱优势(52席比48席),并没有达到60票以上的绝对多数,要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中保持优势并非易事。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议程,包括一些内阁成员和大法官人选的提名,必会遭到参议院各种方式的阻挠。
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以及共和h内建制派与极端保守派之间在一些关键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也对“百日新政”的立法进程有不利影响。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施政议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国会共和党人的配合才能实施。虽然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提出了数十年来最为庞大的保守主义议程,这为废除奥巴马医改法、削减公司税率、取消奥巴马的环保法规提供了极大操作空间,但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人仍存在分歧,比如在美俄关系和用什么方案替代奥巴马医改法的问题上。在经济议题方面,特朗普和国会众议长保罗・瑞安虽然都支持削减公司税和简化联邦税制,但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瑞安则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弥合这些分歧以及如何拿出一揽子税改方案还需艰难协调。特朗普在美墨边界筑墙的行政命令也遭到本党保守派和的反对。
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引发美国的一些盟国的担忧和不满,特朗普的不少政策主张和行政令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特朗普移民限制令除引发美国国内穆斯林群体和民权团体的抗议外,也激化了美国与一些中东国家的矛盾,将对特朗普总体对外政策目标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民调支持率下降也将对“百日新政”的实施有不利影响。特朗普是过去数十年来就任时民调支持度最低的总统。在过去七任总统中,特朗普是唯一一位当选后到宣誓就职时民望下跌的。盖洛普民调显示,特朗普就任时民调支持率只有45%,是盖洛普开始此项调查以来首位就任时民调支持率低于50%的总统,只有奥巴马2009年宣誓就职时的一半,甚至比小布什2001年就职时还低。这表明多数美国公众对特朗普当选以来的表现和政策支持度正在下降,有可能削弱其推进政策议程以及与国会讨价还价的能力。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1篇5
2022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8大部分30小条,正式压向70万教培机构。
7月24日这一天,双减”出台,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必定是载入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行业震荡,企业惊慌,股市暴跌。众多的教育股应声暴跌,一些公司跌浮60、70%,乃至跌停。
很多人认为,来势凶猛的双减政策是为了将培训机构赶尽杀绝,不留一丝余地。所以,除了培训机构焦虑,家长们也很焦虑。且随着最近各大机构对双减”的不同解读”,出台了花样百出的告知书,迷茫的家长越来越多,也有不少报了我曾推荐过的课程的家长咨询我,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思来想去,我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看法,希望给迷茫的家长一些参考建议。
此次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简称双减”,共8大部分,30小条。
8大部分的内容,从校内、校外以及教育整体环境三个维度做了要求和规范。
一,校内维度
从校内的维度来看,国家下决心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从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以及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几个方面,全方位的帮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减少作业压力,规范教师职责,让教育回归学校,彰显教育的本质。
我个人非常赞同健全作业管理机制中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这两项内容。让家长回到家长该有的位置,不要因为作业问题影响亲子关系。从而让孩子的负面情绪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发泄口,减缓孩子的学业压力。
在保证课后服务时间”这一条里,要求学校要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从时间上就切断了晚托班、托管班等辅导作业性质的可能性,可见国家的力度和决心。
另外,双减政策中还提到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
我认为对于面批讲解,答疑辅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都能专门行文规范,或许未来教育模式也会发生些许变化,满足个别吃不饱”的学生,也是有可能的。
二,校外维度
从校外的维度来看,双减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可谓精准狠”。
1、坚持从严审批机构。
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这一条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路都堵死了,除非你乐善好施,愿意以非营利性质来开展培训公益事业。另外,严禁资本化运作教育,简直大快人心!让教育回归本质,是多少人心中的渴望,不应该让资本控制教育。
2、规范培训服务行为。
要求: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这一条将一直以来提倡超前学的机构敲了警钟(比如奥数),同时禁止了境外课程(比如英语各类境外教材)。不仅如此,还不允许培训机构占用国家法定假期,休息日以及寒暑假进行培训。
所以,你能想到的路,都给你堵死了。还想怎样挣扎呢?
3、强化常态运营监管
要求:线上培训要注重保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首先,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国家不允许培训时间超过晚上21点,所以孩子从放学(约5点半)到晚上21点之间能利用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便能上课,还要兼顾课时长度和课程间隔时长,这晚上的时间也就被分离的差不多了。
第二,拍照搜题”这种app终于下线了,孩子终究还是得学会有问题要自己思考,而不是一味的依赖抄作业神器”。这一点我个人非常支持,怒赞!
从校外维度的各项要求和规定来看,家长要将课外培训班妥善安排在周一至周五,做好时间统筹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家长面临最大的挑战。
三,整体环境维度
1,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充分激发办学活力,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
2,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学校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提高难度、加快进度;降低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不得有提前结课备考、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试排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坚决克服唯分数的倾向。
3,深化高中招生改革。
坚持以学定考,进一步提升中考命题质量,防止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杜绝违规招生、恶性竞争。
4,纳入质量评价体系。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将双减”工作成效纳入县域和学校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及培训费用支出减少等情况作为重要评价内容。
这几条是从国家层面来规范约束与双减相关的制度,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
四,学科和非学科如何区分?
因为双减政策的出台,对于学科和非学科的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为此,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专门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
1,根据国家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规定,在开展校外培训时,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按照学科类进行管理。对涉及以上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外培训,均列入学科类进行管理。
2,在开展校外培训时,体育(或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按照非学科类进行管理。
因此,但凡符合国家对学科类规定的培训机构,无论机构自己如何力证身份,都属于本次双减的范畴,不用质疑。
五,学龄前儿童还能上什么学科培训班?
双减政策意见非常明确: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
可以理解为:学龄前的学科类型培训班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不允许。线上非学科的培训也不允许。
对于双减政策带来的退课还是继续上课问题,我个人建议:学科类的培训班不建议续课。如果目前手头还有大课包,能退则退,如果课包所剩不多,就抓紧时间,火力全开排课吧。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6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2009年全国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1.45亿人,其中60%以上是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如权利意识更强,希望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受到公平对待、享有法定权利;诉求更高,希望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逐步融入城市等等。具有新特点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劳动关系造成深远影响,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妥善研究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更高诉求引发利益争议
从劳动关系理论看,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争议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利争议,即围绕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发生的争议,基本诉求是要求对方履行法定义务,使己方享有法定权利;另一类是利益争议,即围绕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外的利益而发生的争议,基本诉求是要求对方履行高于法定最低标准的义务,使己方享有高于法定标准的利益。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争议基本上属于权利争议,主要是因企业不履行法定义务,如不签订劳动合同、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不支付加班工资、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给予工伤赔偿等而发生的争议。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些企业集体停工劳动争议,并不是由于企业存在违法行为,而是因劳动者尤其是诉求更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求提高工资但企业不同意而引发,其性质属于利益争议。这是我国劳动关系领域一个重要动向,其是否意味着劳动争议进入到利益之争的新阶段,需要高度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强权利意识导致权利争议触发点下降
尽管目前出现了利益之争的劳动争议,但劳动争议总体上仍然以权利之争为主要类型。在宏观层面上,发生权利之争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主要取决于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和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约定的情况,以及劳动者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忍受程度。从企业守法情况看,近些年来有了较大进步,无故拖欠工资案件数量下降、劳动合同签订率上升、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从劳动者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忍受程度看,权利意识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忍受程度降低,比如难以忍受超时加班,要求依法按照150%-300%的标准支付加班工资,不愿意从事苦脏累险岗位的工作,要求劳动条件符合法定标准。
在以上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尽管企业守法情况总体上有较大进步,但由于权利意识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忍受程度降低,使得权利之争的劳动争议触发点下降,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可能呈上升势头。
化解争议需要充分认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战略意义
加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是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到202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举措。
对于加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上也有担心甚至反对的声音,主要是担心加强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会影响就业,影响企业成本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但从理论上分析,加强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尽管有可能使单个企业减少劳动者数量,但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又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尽管企业成本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占比大、劳动者占比小的宏观格局决定了总体上适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是企业可承受的;尽管可能会使我国劳动力成本高于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但我国劳动者相对较好的素质、完善的产业配套、便利的交通通讯、巨大的市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企业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尽管有些企业会因不适应新形势而被淘汰,但更多的企业会做大做强、新的企业也会不断创立。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认为该法过于加强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会影响就业,影响企业成本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很强烈。但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保率,增强了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法律意识,为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裁员减薪等行为提供了依法处理机制等,而且就业形势保持平稳,大量企业外迁或破产的情况没有出现,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综合辨证地看,加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是十分重要和必须的。居安思危式的担心可以理解,它促使政府和社会要更加周密审慎地抓好落实,尤其要做好有关劳动者的转岗再就业工作、有关企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衔接工作、中小企业的扶持工作等,努力预防和减少阵痛。不过,不能因担心而影响加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的步伐。
化解争议需要增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自觉性
加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回顾近几年的发展,在推动维护普通劳动者权益上有几次大的动力和压力:
一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残疾人就业条例》、《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三法两条例”颁布,并自2008年起实施。这是国家主动通过法律手段大力推动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二是2008年四季度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显露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变。这是国际经济冲击要求加强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三是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底以来,部分地区出现招工难现象,显示出这些地方普通劳动者权益状况已经难以吸引普通劳动者,需要加以改善。这是国内劳动力市场施加压力要求加强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
遗憾的是,面对紧迫的形势,很多企业和有的地方政府仍然固守“廉价劳动力”模式,在加强普通劳动者权益维护上思想还不够自觉、力度还不够大、步伐还不够快。目前,部分地方出现了企业劳动者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要求提高工资而引发的停工事件。停工事件影响所在企业甚至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对当地社会稳定也存在风险,是各方面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因此,社会各方面,尤其是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强维护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权益的自觉性,主动维护其权利,避免停工事件发生。
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争议的具体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劳动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预防和减少权利争议。广泛宣传普及劳动法律法规,提高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加强监察执法,对企业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充分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强化调解、仲裁工作,依法及时处理权利之争的劳动争议。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7
各级、各种会议召开的高度密集期,新年伊始。为了给基层和市直单位工作上加压、开会上减负,市委、市政府决定用一天半时间,集中召开六个会,今天的双优”工作总结表彰会就是其中的第一个。这次会议是荣登全省“创业服务年”考核评比榜首的喜庆背景和氛围下召开的刚才,会议隆重表彰了先进单位和个人,建平同志通报了工作情况并提出了具体要求,此,受市委谢亦森书记委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同志们过去一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获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下面,就做好“双优”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要以“鸡蛋里面挑骨头”精神。
双优”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近年来。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也成为了全省的一面旗帜。市的招商工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经济开发区去年各项经济指标再上新台阶,其主要原因就是抓住了优化发展环境这个重点,努力在环境上创特色,招商中扬优势。前不久,省委苏荣书记到调研,特意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实地检查指导,对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现在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设施,市行政服务中心都走在全省前列,某些方面甚至遥遥领先。去年的创业服务年”工作考评,位居全省前列,全省网上审批现场会已定在召开,主要在于我市的双优”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肯定成绩的同时,千万不能有骄傲、自满和歧视情绪,要以鸡蛋里面挑骨头的精神,认真查找工作中的不足。一是功能上的硬伤。昨天我市经开区走访交友对象—联威公司的总经理,企业将在3月18号正式投产,生产线、流水线还在调试,都是全球一流的设备,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海关,这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功能上的硬伤,将直接导致投资者、企业家对我市投资环境、创业环境不满意。为此,市政府又再次形成请示报告,恳请省政府批准设立海关机构。再比如,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产业链上的一两个环节,使产业链无法延伸,产品附加值大打折扣。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进一步深化“双优”工作中要深入思考的大家不要认为现在投诉少、举报少而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二是效能上的软肋。现在窗口办事,工作时限已经不是问题,但往往会出现个别打着讲政策、守纪律的幌子,拖延办事。经常听到一些反映,该给客商办的事没有按时办,或者拖着不办,但问到为什么没办,客商往往就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就意味着一些职能部门给他软钉子碰,看起来是冠冕堂皇,找不到任何问题,实质上成了发展的绊脚石。常说,环境好对投资者、企业家是吸铁石,但个别人甘当绊脚石,破坏我好环境。上述问题,第一点是明的硬伤;第二点是暗的软肋,也是最危险的事情。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以坚决的态度加以解决。
二、要以“没有最好。再创“双优”工作新优势
不少方面成为典范。但争先进难,虽然我市“双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保先进更难。要以更高定位、更大力度,力争硬件更硬、软件更软,努力再创我市“双优”工作新优势。
创新举措,强化服务,将行政服务中心这一平台做实做优。一是运行质量上要有新提升。要把提高行政服务中心运行质量作为优化发展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强力推进,真正把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成为服务群众的民心厅、招商引资的窗口厅和遏制腐败的阳光厅。具体要落实好“三项工作”一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两集中、两到位”改革。进一步巩固深化成果,加强工作督查,切实将未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行政审批服务项目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全部纳入厅内办理,把涉及行政审批的中介机构全部引入中心办公,坚决杜绝厅外办理和体外循环现象发生,真正实现“一个门进场、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据了解,目前还有个别单位及审批(收费)项目应进而未进驻市中心,请市纪委监察局加大督查力度,凡有令不行的要按规定问责。市委、市政府对此态度鲜明,任何单位不得讨价还价。二要强力推进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工作。所有审批事项都要在审批系统中办理,所有环节都要在审批系统中体现,所有审批相关人员包括部门相关科室人员和审批领导都要使用审批系统审核审批,确保每个事项的每个环节都在电子监察之下。有关专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作指导和人员培训;市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跟进工作督查,将系统使用情况列为单位“发展提升年”活动的重要考核指标,确保全市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的优势、效用得到真正发挥。三要进一步抓好便民服务网络建设。各县(市、区)要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切实加强村组代办点建设,把优质高效的服务理念向下延伸,全面推行全程代办制,把“发展”和“为民”统一在全程代办之中,逐步形成市县乡村组五级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服务体系,确保“办好事、办实事、多办事、办成事”二是效能建设上要有新作为。行政服务中心作为效能建设的主战场,要充分发挥职能,配合相关单位,把握“三个环节”一要在清项目中提高效率。不仅要纵向对照上级项目目录进行清理,而且还要横向比照兄弟市项目目录进行清理,要求凡是上级已经取消的审批事项,要一律取消;凡是外地取消的审批事项,原则上也予以取消,并通过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广泛监督,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和投资者。二要在优流程中提高效率。各部门要进一步理顺内部关系,加强相互协作,精简相关环节,合理流程设置,提高工作效率。对涉及多部门的审批事项,坚持实行并联审批,特别是对基本建设项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工商企业证照等项目,要全部实行“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完成”制度,以充分体现行政服务中心的集约行政效能。三要在压时限中提高效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机关效能年“三个缩减30%工作成果落到实处,并根据企业和群众的需要,进一步减少办事环节,压缩办事时限,真正在全省做到程序最简、时限最短、效率最高、服务最优”四最”要求。三是作风建设上要有新成效。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举措,完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大力推行“5+2白加黑”工作模式,提倡办事“不过夜”作风,一)进一步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要瞄准“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目标。全面实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努力做到全天候、高效率、零障碍地为企业、客商和群众办理行政服务事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公务人员勤政廉政、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树立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
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政府增收节支,二)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过去的一年。有效预防腐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部分交易项目场外交易;一些地方交易中心职责不清、制度不健全。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规范化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具体而言,要做到三个严格”一是严格统一进场。按照《招投标法》统一进场、管办分离”要求,市本级包括“三区”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经营性土地出让、矿产权出让和产权交易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都必须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土地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中心必须全部进驻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确保单位和项目真正进场,杜绝交易项目“场外交易”现象的发生。二是严格规范运作。加强交易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切实杜绝交易过程可能存在串标、围标等问题,确保交易活动规范有序。要加强内部管理,狠抓人员廉政教育和业务培训,为交易平台规范高效运行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三是严格交易监督。要切实加强交易电子化管理系统建设,积极推进公共资源网上交易和电子监察工作进程,加强对交易各个环节规范化操作的监督。对不依法按规组织交易活动,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要进行严肃查处。
抓好政策创新。进一步调整完善已有的政策措施,三)进一步创优投资发展环境。一是着力打造宽松灵活的政策环境。一方面。力争做到政策的优惠程度上,决不低于周边地区,费用的收取标准上,决不高于周边地区。要善于学习借鉴外地好的经验,不违背国家大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引用;凡是上级政策和规定有一定弹性幅度的都要从有利于的发展出发,把涉及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放到相对宽松的程度,放到企业和纳税人最满意的程度。另一方面,抓好政策执行。这些年,市委、市政府围绕支持企业发展,创建最优发展环境,出台了入企检查备案、涉企收费“三零两减半”办法以及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现在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希望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到位、坚决兑现到位,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着力打造公正严明的法制环境。坚持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严明执法,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坚决做到六不准”一不准乱收费,确需收费的一律按下限收取;二不准乱处罚,必须处罚的要事先告知“双优”办备案并按下限处罚;三不准乱摊派,严禁以任何理由增加企业负担;四不准乱检查,确需检查的必须经“双优”办备案后才能实施;五不准强迫,不得要求或强迫企业接受中介服务;六不准刁难报复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企业进行刁难或报复。这是创建最优发展环境的纪律红线,也是发展提升年”活动的基本要求,各级“双优”办和行政投诉中心要坚持原则,真督实查,敢于碰硬,对企业和投资者投诉的问题要实行专项督办,特别是对违反审批制度,弄权勒索、梗阻政令落实、损害企业和个人利益的行为,以及新老“三乱”行为,要做到有诉必查,快查快结。一经查实,一律严肃处理,垂直管理部门的通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时要加大对企业周边发展环境的整治力度,严肃整治各种阻工扰工、堵门堵路等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行为,对蛮横无理、蓄意滋事的不法分子,政法机关要及时掌握证据,依法从重打击,切实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着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始终保持严打整治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街霸、路霸、装卸霸等各种“霸”字号势力,净化市场环境。要加强公民的诚信教育,推动建立包括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全社会信用体系,切实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和企业、个人的信誉度,致力打造“诚信”品牌,全社会形成“做诚信之人、办诚信之企、兴诚信之举”良好风尚,努力打造诚实守信、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
三、要以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双优”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必须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
切实提高保障力。双优”工作要继续实行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一要加强领导。市“双优”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督促工作,市“双优”办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牢牢抓在手上,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工作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落实。双优”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亲自主持谋划、亲自安排部署、亲自督查落实;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及时协调解决发展环境中遇到重大问题;其他领导既要抓好分管业务工作,又要抓好分管部门的环境建设,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分解任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要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今后所辖范围内一旦发生损害甚至破坏发展环境的案件,不仅要严肃查处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真正做到级级有责任、逐级抓落实。
切实提高执行力。去年,二要加强督查。市“双优”工作领导小组针对市直单位优化发展政策执行情况和涉企收费减免情况分别进行了督查,效果很好。从今年开始,此项工作要常态化,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发现问题要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市“双优”办作为全市优化发展环境的牵头部门,要多组织一些评议活动,不断改进评议方式,拓宽评议范围,确保评议成效。要定期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经营者代表、外来客商和行风监督员组成督查组,对各部门、各单位优化发展环境工作情况进行阶段性督查。对那些群众意见集中、反映强烈的部门和单位,要实行重点督查督办,坚持做到哪里不落实就跟踪督查到哪里,哪里难推动就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哪里,努力促进各地、各部门改善管理、转变作风、提高效能,真正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行政规范的管理新体系。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1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5%。在48771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5%,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占到全国当地总数的46.9%,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3]。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4]。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影响的对策
通过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进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1.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部分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则给部分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现在许多企业感到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因此,劳动保障局要强调提升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执法的同时要做到服务至上。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帮助一些用人单位了解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未雨绸缪,规范用工行为。做到裁员不欠薪,失业有保障,既维护企业利益又保障职工权益;采取积极手段,及时贯彻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市有关“应对危机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政策,如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费率等,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2.保增长,促发展,坚定发展的信心。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我国经济遇到许多困难,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这场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大都对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心理压力增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感到迷茫。在经济困境时,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和采取了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长、促进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应从多方面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使企业度过艰难期,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严惩恶意逃跑企业主、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跨国追责。
劳资双方共渡难关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转嫁危机,防止借共渡难关为由,企业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工人承担。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盈利,企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当经济不景气时,有的企业主为逃避责任而逃跑,把责任转嫁给员工。为此劳动监察部门事先监控重点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要做好预警工作,各级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防范企业主逃跑,使之图谋不能得逞,对逃跑企业主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严惩,起着警示作用。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国家将跨国追究责任。
4.工会教育员工和企业主共渡难关教育。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机下,劳资互信互助互谅,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业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现困难讲清楚,使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措施正确、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有长远的考量,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双输”局面。
5.劳资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个别企业趁机见缝插针侵犯劳动者权益,还拿出“应对危机,无奈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还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试图把法律规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机不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选择的,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无止境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度时艰”[4]?当然应该是后者。金融危机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劳资矛盾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劳资矛盾越是增多、劳资冲突越是加剧越应该保护处于弱势劳动者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冲突降到不至于爆发大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400.
[2]乔健。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的治理[EB/OL].2009-05-13.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9
一是税务人员缺失相关技能。大部分税务人员仅熟悉税收政策,并不具备确定房屋重置成本的技能。此外,虽然住建部门能够提供房屋建造成本的一些数据,在对房地产项目清算时各地对房屋建造成本也进行公示,作为房地产项目清算的参照依据,而重置成本则因不同地段、不同年限、不同功能、使用年限等因素,相关部门不能提供此方面的信息,税务人员更是无法判定。
二是取得旧房交易土地时的成本难以确定。实际征管中,在测算增值率时,一般要求以取得土地时的基准地价作为土地成本扣除的依据。土地基准价格需向当地国土部门获取。从基层实际操作的情况看,一般仅能从当地国土部门获得近期几个年份的土地基价数据,如若转让房屋所涉年代较为久远,则相关旧房交易土地基准价格数据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因为国土部门人员更换、档案流转等原因,致使基准地价信息缺失或不全。这使得税务部门对土地成本的核定失去了合法的依据。
三是放大了税务执法和廉政风险。在日管中,我们常常面临这样一种境况: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地方政府常常以低价出让土地的优惠条件吸引相关投资,投资方往往能够以低于甚至大大低于基准地价的价格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旧房交易土地基准价格核定增值率给税务人员带来了一定的执法风险,更有甚者可能利用按户测算增值率的政策,增加执法随意性并从中谋利,给税务人员安全履职带来相应的廉政风险和后期监督成本。
四是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支出。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和税务部门一再强调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轻纳税人负担、简化办税流程。转让非住房目前并不处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范围之内,道理上讲应当给予交易的便利。由于《通知》有相关规定,税务机关在难以测算增值率的情况下,为了消除自身的执法风险,一般会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应的评估资料,而提供评估资料必然会增加纳税人的评估费用支出,也就相应增加了纳税人尤其是个人的交易负担。加之转让非住宅的群体正常不固定,每交易一次都需要税务部门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与纳税人多次对接并开展相关的调查、测算或者评估,遇有争议必须耐心地、反复地宣传、解释和沟通;而且此类交易的涉税事项一般都不能一次性或者当场办结,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征纳双方的矛盾。
二、结语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
进展
众所周知,克林顿虽然在其担任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然而,在推进NAFTA南扩方面,他却是个失败者。与之相比,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尽管在对付国内经济方面没有多大作为,却在NAFTA南扩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概述起来,进入2002年之后,NAFTA在南扩中取得如下较大进展:
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自从1994年1月1日NAFTA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后,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前总统克林顿绞尽脑汁,却始终没有得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道”授权。这项“快速道”授权规定,对于美国总统与外国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国会只能予以批准或者否决,不可修改贸易协定的内容而使审议的过程久拖不决。这项授权最早产生于1974年,直到1994年NAFTA组成后,方予以终止。鉴于1992年NAFTA草案批准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就劳工和环境问题提出质疑,因此,当1994年国会赋予NAFTA法律文件后,此后,美国国会便没有批准延长这项授权。在现任总统布什之前,共有5位美国前总统享有这项外贸谈判权力。
近年来,特别是2001年至2002年期间,由于美国外贸逆差不断加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以推动美国贸易出口,布什强烈要求美国国会批准恢复给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即“快速道”授权,为此,布什曾亲自到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在布什的多次亲自游说下,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7月27日以215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这项授权法案。随后,美国参议院也在2002年8月1日以64票对3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在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后,布什总统最后于2002年8月7日正式批准该项法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任总统期间,虽然不止一次地向拉美国家许愿,美国将与这些国家或以集团名义,或以国家名义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快速道”授权,结果每次出访,都是无果而归。布什于2001年初入主白宫后,虽然参加了2001年4月下旬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但因手中没有美国国会赋予的“快速道”授权这柄上方宝剑,结果,布什也不得不扫兴而归。而这次从美国国会手中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它为NAFTA南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为拉美单个国家或贸易集团同北美三个缔约国分别签署双边贸易协议打下坚实基础。
智利在2002年底加入NAFTA已成定局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初步组建后,按照原先的设想,智利将成为首批加入NAFTA的候补成员国,并在1995年5月成为NAFTA的正式成员。这是因为,智利在拉美国家中是第一个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况且,该国经济在拉美所有国家中比较稳定,与美国较早实施经贸合作,是美国政府比较看中的国家。同时,智利还是拉美安第斯贸易集团的重要成员国。因此,吸收智利加入NAFTA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往来,还可以在整个拉美国家中率先起到加入NAFTA的示范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和大农场主的拼命阻拦以及美国政府态度暧昧,以至于延误了智利加入NAFTA的大好时机。虽然如此,NAFTA的另外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是分别于1995年8月和10月先后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美国没有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结果智利成为NAFTA成员国的愿望告吹。智利虽然没有加入NAFTA,然而,南方共同体市场却向它伸出了欢迎的双手。经过多次谈判,智利终于在1996年6月底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个联系成员国家。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要在国际上加强反恐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汹涌澎湃的地区经贸合作面前,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可把其传统势力范围——拉美地区拱手让与他人。正是在此情况下,美国又重新对智利与拉美经济一体化产生浓厚兴趣。由于NAFTA的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先后同智利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于是,从2001年底开始,美国将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到了议事日程。进入2002年以后,美国与智利外贸官员进行了多次接触,还就双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但是,由于在2002年上半年,美国正忙于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因而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被搁置起来。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谈判加快了进程。当2002年夏季,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立克访问智利与拉美其它国家时,他又与智利贸易谈判官员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问题再次进行磋商。此后,智利贸易谈判代表也多次到华盛顿与佐立克就双边条约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谈判。双方按照NAFTA程序,分别就取消进出口关税限制、市场准入、加强私人投资、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尽管目前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协议谈判基本已告一段落,但还要经过法律专家逐条进行仔细推敲,方能最终予以落实,估计到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便可大功告成。
美国与中美洲国家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加快凡是组建地区经贸集团,按规定一般都应遵循由近到远的原则。在这方面,将NAFTA向南扩展,当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更何况,美国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经贸关系一向十分密切,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早在1991年秋季,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就首先同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草案。以后,方与南美各个贸易集团分别就草签贸易协定进行了接触。美国现总统不可能超越其父亲的办事原则,因此,在美国与拉美各贸易集团中,首先同中美洲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过去,在美国与中美洲的经贸关系上,都是中美洲国家比较主动,而美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次美国却一反常态,率先主动提出与中美洲国家进行贸易谈判。2002年1月16日,在美国总统访问中美洲国家时,布什总统提出美国将同中美洲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并倡议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加强相互了解,争取早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在布什总统的倡议下,截止到2002年3月底,同中美洲国家已举行了四次会晤。2002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访问墨西哥和秘鲁后抵达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伯利兹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讨论美国与中美洲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问题。2002年3月25日,即在布什同中美洲国家领导人就自由贸易协定会谈的第二天,洪都拉斯等中美洲七国首脑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加快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加快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等问题。这表明,美国与中美洲国家都有增强相互经贸往来的愿望,预计在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后,美国同中美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将逐步加快。
帮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缓和金融危机美国的NAFTA南扩计划,除了分别同智利与中美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外,下一步面临的紧迫任务,便是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双边贸易条约。但是,目前在南方共同市场四国中(智利除外),只有巴拉圭还尚未爆发货币金融危机,至于其他三国,即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都已陷入经济金融危机动荡之中。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它们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顶梁柱,这两个国家若被金融经济危机搞垮,那么,不仅南方共同市场将面临厄运,NAFTA的南扩计划届时也必将落空。正因为如此,帮助上述三国摆脱经济金融困境,也将是NAFTA南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帮助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摆脱困境,实际上也是挽救南方共同市场,理所当然地成为NAFTA南扩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体现。
现在看来,在阿根廷2001年10月以来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中,美国采取了拖延战术。即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予理睬,等到阿根廷筋疲力尽之时,美国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着手对阿根廷经济金融予以挽救。2002年上半年,就在阿根廷经济即将陷入崩溃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给阿根廷提供4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从而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阿根廷经济获得了喘息机会。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举虽然迟了点,但最终还是为阿根廷经济渡过难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乌拉圭经济面对危机的紧急关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之提供了16亿美元贷款,这对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小国同样是雪中送炭。而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的金融支持,则被一些报刊称为“姗姗来迟的务实行动”。拥有人口1.7亿人,排名全球第九大经济体的巴西,在当前面临巨额债务,经济十分困难的关键时刻,若不予以金融支持,那么这个国家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将给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乃至日后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组成带来重重困难。在美国总统布什看来,尽管巴西常常与美国在NAFTA南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时间和方式等问题上唱对台戏,但是,一旦失去巴西,那将对整个美洲经济一体化是个重大损失。理由很简单,NAFTA南扩离不开巴西,它对美国和整个美洲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因为巴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在2002年8月上旬,在布什总统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宣布向巴西提供300亿美元贷款。
总之,NAFTA南扩需要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而美国支持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支持,恰恰是NAFTA在南扩中不得不面对的紧急课题。2002年以来NAFTA的南扩步伐所以加快,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其一,从美国自身看,纯粹是出于开拓市场之需要。由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消除各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忧虑,所有这些,都促使布什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开拓市场运动。正如美国报刊所说,鉴于以上情况,“布什不得不把开拓市场运动,作为美国推动NAFTA南扩,即推动达成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的需要”。美国把推动双边贸易称为“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可见绝非是出于单一方面的考虑。鉴于美国在这场全球性的双边协议中已经落后于欧盟和其他国家,为了急起直追,就不可能单纯只为开展贸易而进行双边活动,而必须把开展自由贸易放到全球战略的位置。在这方面,布什政府把这种战略又称为“竞争的自由化”,也就是与美国认为的战略性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同时,通过NAFTA的南扩,进一步推动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并且开展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会谈,最终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后期限为2005年。为了发起开拓市场的运动,以便达到在2005年同时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和WTO多哈会谈这两个战略性目标,布什在NAFTA南扩中,首先把智利作为首选的战略国家,通过降低智利对美国生产的拖拉机和小麦的贸易壁垒等,力图早日把智利纳入NAFTA中。与此同时,美国还把中美洲作为NAFTA南扩的重要战略性国家,因为,对美国来说,中美洲不仅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同中美洲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就可以对其他拉美国家发挥积极影响。它只能对NAFTA南扩,甚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加速器作用。
其二,拉美国家近年金融动荡和外资的减少,促使它们融入NAFTA过程有所加快。许多拉美国家对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若不是墨西哥已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美国也不会及时给予该国大量金融资助。正是墨西哥业已成为NAFTA正式缔约国,方得到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达500亿美元的金融贷款。
关于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的经济金融动荡,以阿根廷为例,在这次阿根廷金融经济危机中,倘若该国已成为NAFTA成员国,美国也不会故意采取拖延战术,致使阿根廷发生金融货币危机。当然,其根源在于内部,但是,从这次教训中阿根廷也应重新认识到,为了推动本国经济振兴和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它也有必要在加入NAFTA方面迈出其关键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流入拉美国家外资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也十分不利于NAFTA的南扩。当前整个拉美,除个别国家外,总的来看,都处于经济萎靡不振,债务增加,外资大幅减少的几重夹击之下。单以外资而言,在1999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等国家对拉美直接投资曾达到创记录的1050亿美元。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以来,流入拉美的外资则呈现大幅减少态势:2000年由1999年的1050亿美元减少到了880亿美元,2001年又减少到了800亿美元。纵观拉美近年外资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该地区改革进程速度放慢,其中私有化更是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这无疑是NAFTA南下的一个较大障碍。有鉴于此,不久前,拉美经委会在谈到本地区外资减少时指出,应加强本地区签署贸易协定,还要积极采取与本地区大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而加速NAFTA南扩,就是解决美国与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积极引进美国和加拿大外资的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途径。
此外,欧盟自2000年以来与拉美不少国家纷纷签定双边贸易协议,也成为外部推动NAFTA进程有所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难题
有必要指出,与以前相比,尤其是同克林顿政府时期比较,布什政府于2002年推动NAFTA南扩并加快其前进的步伐。然而,这并非表明,在推动NAFTA南下的过程中,就一帆风顺。实际上,近年来NAFTA南扩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难题: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推动NAFTA南下的一大障碍。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虽然加快了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的进程。但是,美国在积极与其它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将其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2002年3月中旬,美国借口其国内钢铁生产不景气,单方面推行了限制外国钢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隔不到两个月,美国又借口欧盟等增加农产品补贴,布什政府于5月上旬制定了在今后10年内对美国农产品补贴增加1900亿美元的措施。美国推行的上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不仅招致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非议,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在拉美国家,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美国一边让别人开放本国市场,全力投入到本地区的一体化中去;但自己却把大门紧闭,不准其他国家的谷物和水果等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显然是阻碍了本半球的贸易协议进程。所以,美国若不采取措施限制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NAFTA南扩也将不可能顺利进行。
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时间表的看法不同。关于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问题,本来,在1994年12月的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1996年3月的哥伦比亚第二届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上,与会的美洲34个成员国(古巴除外)都赞同美国提出的“速战速决”方案,即各国立即就自由贸易协议问题加快谈判步伐,力图把原定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提前。然而,由于美国在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而且,人们对美国在大会上的霸道表现也强烈不满,从1998年4月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始,以巴西为代表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提出,由于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加之,美洲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薄弱的产业,需要一些时间把这些产业尽快发展上去。因而,理应依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而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案。看来,美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时间表的分歧,已是NAFTA南扩的又一难题。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采取何种方式,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严重对立。在美国看来,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理应以NAFTA为基础,通过NAFTA向南扩展,最终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个问题上,以巴西为主的南美洲国家则强调,现在美洲经济一体化有多种模式,不只是NAFTA一种方式。因此,现有的美洲次区域集团和小地区组织,包括NAFTA在内,应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采取集团对集团的谈判方式,最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当前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陷入金融经济困境,如不妥善解决,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在南美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以南方共同市场搞得最有起色。该组织自从成立以来,在减少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及对外开放市场方面,都走在拉美其它一体化组织的前面。然而,自从2001年10月阿根廷首先步入货币金融危机开始,紧接着,乌拉圭和巴西纷纷陷入经济金融动荡之中。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陷入经济金融动荡,对该组织可以说是个灾难。因为,阿根廷和巴西作为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仅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NAFTA南扩,进而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也是较大的。所以,南方共同市场若不渡过经济金融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组建。
关键的2003年
到2005年底,离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还有三年时间,而2003年无疑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因此,对2003年NAFTA的南扩进行展望,便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2001年4月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重新确定了12个谈判工作小组的议题,将在2003年全面展开。由美洲34国专家组成的12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立主席一名,再由他主持的谈判工作小组就以下12个专门问题开展工作:市场准入、海关方式和原产地原则、投资问题、贸易条例和技术障碍、卫生和植物检验措施、补贴、反倾销和赔偿权利、小国经济问题、公共企业的购买、知识产权问题、服务业问题、竞争政策问题、调解贸易争端。上述12个谈判工作小组面对12个专门问题,本来,在1998年4月圣地亚哥会议上已经确定,但因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陷入中断,再加上美国没有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结果,在2001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不得不再次提出此问题。既然“快速道”授权已经到手,其他各项程序业已基本就绪,因此,就应该从2003年起,全面落实12个谈判工作小组提出的12个专门问题。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篇11
里根执政后对售愈烈,中国严正应答、据理力争
卡特政府遵照建交谈判中的承诺,在1979年没有与台湾进行新的武器交易;但到了1980年,新一轮对售交易又开始了,在台湾提出的求购武器清单中包括了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
1980年11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里根是共和党的保守派,他在竞选中曾发表了许多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入主白宫后,里根把对抗苏联作为他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选择了黑格作为国务卿。黑格原是一名军人,曾任北约盟军司令,属于主张对苏实行强硬路线的鹰派。在尼克松政府任内,他是基辛格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官员,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黑格率领先遣队来华,曾受到单独接见。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比较了解,认为“中国是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关键,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结盟是战略的必需”,他急切希望把卡特时期建立起来的美中两国的战略关系发展成一种“战略联系”。1981年1月,黑格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审议他的任命而举行的听证会上,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他说:我觉得从战略意义上说,在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一种一致性和共同利益。我认为继续从尼克松时期开始、福特时期得到推进、卡特政府进一步推进了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国防部长温伯格也对此持类似的看法。
可是里根总统却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在中美关系方面发出不合时宜的言论。里根政府中的一些成员,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白宫助手迪弗等与当时里根的看法大致相同。艾伦赞成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战斗机,对美台关系给予更多的外交重视。财政部长里甘、总统法律顾问米斯也都持亲台观点。
中国政府对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一向高度重视,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动向更是十分关注。
在里根待任时,1981年1月4日,邓小平乘接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的机会,表示“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做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坦率,批评了某些美国人持有的错误观点,特别强调了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忍下去。中国肯定要作出相应的反应。”
中国最关注的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1月中旬,荷兰政府不顾中方的多次警告,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政府立即决定将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人民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我们决不容忍任何国家搞‘两个中国’,或‘’的阴谋,也决不容忍任何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我国政府在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任何人以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会拿原则做交易,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中国官员经常提及此事,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警告。
3月9日,《华盛顿邮报》披露,台湾当局希望从美国购买新型战斗机。虽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当天的新闻会上对此予以否认,但此事已引起中国政府极大关注。由于中美双方在建交时已经达成协议,在建交以后继续谈判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此时中方希望迅速重开谈判。
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黑格觉得,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向中国出售一些经过选择的军事装备,中国政府对美国对售就会比较容忍。这无疑错误地估计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6月1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如美竟然不顾我一再坚决反对,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我势必作出强烈反应。”实际上,中国政府确实在进行这种“强烈反应”的准备。
就在黑格访华前夕,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
6月14日,黑格抵达北京。邓小平会见黑格时,着重谈了售台武器问题。他说:“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我讲的这些话不是外交辞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的话都讲了。”
邓小平的这番心里话,显然对黑格触动很大。他回国后,即着手制订一项表明台湾不需要FX战斗机的决策:他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了一项各部门的联合分析,得出台湾不需要FX战斗机的结论;同时继续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向台湾出售武器。他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供选购的武器清单,以缓和中国的不满情绪。但美国政界支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势力仍然强大。6月下旬和7月上旬,数十位亲台国会议员先后致函里根,敦促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所有这些,都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8月20日至2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扎布洛基率领众议院访问团抵达台湾作了3天访问。他们与台湾当局讨论了售台武器、台湾防御能力以及《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情况等问题,还信口开河地向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次年年初就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作出决定。8月26日,新华社记者发表题为《休想以美国之法管中国之事》的述评,指名道姓地抨击扎布洛基在台湾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
此后,为了表明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尤其是先进战斗机的态度,中国政府推迟了副总参谋长刘华清的访美日程。早在7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就表示,虽然中国希望与美国发展战略合作,但如果美国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办事,中国已经做好了让中美关系倒退的准备。这篇采访到8月25日才发表,显然中国政府在静观事态的发展。8月底,访华回国的参议院外委会成员格伦向报界表示,中国领导人向他指出,中美关系很可能因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而倒退。
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同时,在和平解决方面又采取了一项重要步骤。9月30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了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两国谈判一度陷入胶着状态,中国政府多管齐下灵活面对
为了表示对里根政府的不满,中国政府在1981年下半年邀请了众多美国前政府官员访华。中国政府向这些访华人士一再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克服困难,进一步向前发展,期盼他们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美国前政府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8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卡特时,强调了中国在上的一贯立场,表示“真诚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卡特在访问结束时表示中国领导人给了他一个清晰的信息:如何处理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里根政府此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黑格向里根建议,暂缓就售台新的武器问题作出决定。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即将于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合作与发展会议期间,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和里根直接进行讨论。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与里根进行会谈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我们处理荷兰问题,就是给美国的警告,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霸权主义。因此,在同里根会谈时可以说,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
10月23日,在里根离开坎昆后,黄华外长与黑格继续进行会谈。黄华正式提出,中美两国立即开始就美国停止售台武器的具体日期进行谈判,如果美国拒绝,那中美关系只好降格,中国政府将从美国召回大使。美方则表示愿意继续与中方进行会谈,在此期间美方将谨慎行事。
12月4日起,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先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韩叙在北京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美方同意此后售台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但拒绝承诺到一定期限完全停止售台武器,只表示将逐步减少,最终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仍然坚持要把美国减少售台武器及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与中国和平解决直接联系起来。
1982年1月1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一行抵达北京。黑格在给他的指示中说:里根政府决定不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而只是与台湾继续联合生产F-5E战斗机,并同意与中国政府进行限制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谈判。在反复考虑了6个月之后,里根终于决定,不能因为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而使中美关系倒退。
霍尔德里奇离华后,章文晋与恒安石继续谈判,但进展缓慢。美国仍然竭力要把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联系起来,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
针对谈判的胶着状态,为了再一次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邓小平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举措。2月中旬,他接受了《望》周刊的采访,坦率地表示,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他警告说:“现在我们等着瞧,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老布什的来访使中美对售谈判出现转机
1982年整个春天,中美关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3月间,霍尔德里奇甚至对两国继续谈判是否还有必要怀疑起来。为此,他以私人身份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馆政治参赞冀朝铸,冀朝铸鼓励霍尔德里奇为达成协议继续努力。
在黑格的极力敦促下,4月5日,里根致函邓小平和,建议副总统布什在预定的大洋洲和东亚之行中访问中国。5月3日,里根又在给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我们将不允许让美国人民与在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我们对这一原则的承诺。”也是这天,当布什一行已经到新西兰时,他才收到中方同意他访华的信息。
5月5日,布什一行到达杭州。5月8日,邓小平会见布什。
一见面,邓小平就满怀信心地对布什说:“你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你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们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
布什说:“我们感到美中两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在我离开贵国时,我们双方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根本性质。”
据随行的霍尔德里奇回忆,在双方按照惯例互致欢迎辞后,邓小平建议他和布什进行15分钟的个别交谈。于是,邓小平、布什、恒安石以及中方的一位译员走进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时后他们的个别交谈才结束。霍尔德里奇从未从布什或恒安石处听说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但他推测,邓小平和布什之间取得了某种谅解。
会谈期间,邓小平以其特有的率直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布什访华时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稿。这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起草、然后由里根亲自修改的。在邓小平会见布什两小时后,中方立即提出了对案。
黑格认为,必须抓住布什访华所带来的势头,把谈判推向前进。由于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黑格与里根的关系也越来越不融洽,他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推进谈判。他向里根建议,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保持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维护美国的荣誉,并通过对售来保证台湾人民的福利;军售的减少是与中国和平的立场相挂钩的。美国的一切政策都要从这些原则出发,美国要让中国了解,美国不可能走得比这更远。与中国达成的任何谅解都必须是公开的,秘密协议在国会和公众面前将不堪一击。
黑格在辞职之前,于6月29日向里根提出两项建议供选择:第一,设定期限结束售台武器;第二,只要台湾海峡地区处于和平状态,就逐步减少售台武器。黑格还表示,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美中关系的重大危机,那么他本人将带头公开谴责里根的外交政策。
里根选择了黑格的第二项建议。
“八一七公报”终于呼之欲出
尽管中美之间已经原则同意达成协议,但拟订公报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中方要求美方确定对售的最后期限,美国不答应;美方要求把减少对售与中方和平解决的承诺联系起来,中方不同意。美方谈判人员始终坚持,美国不能使用任何暗示终止售台武器的语言。
此时,美国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战斗机的合同即将期满,白宫必须在8月20日前向国会通报其是否继续与台湾联合生产的意图,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必须就美国对售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美两国就可能永远达不成协议,而且中国政府势必对美合生产战机作出强烈反应。
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决定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
7月13日,恒安石向邓小平递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以及美方的公报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除将上述意向写入条文外,还表示:美国无意使售台武器在数量和性能上超过美中两国建交后几年的供应水平,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直至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5天后,中国方面放弃了要求美国设定售台武器最后期限的条件,同意以逐步减少售台武器作为条件。
8月15日,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并定于17日公报。公报共九条。在第五条中,美国重申了“无意侵犯中国的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的政策”。这三个“无意”都是较之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更为明确的承诺。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进一步阐明立场
在公报正式公布前,邓小平接见恒安石,就公报中的一些规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请恒安石向里根代为转达:
一、中美“八一七公报”已达成正式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公报中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这一规定在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中国不希望看到由于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公报中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停止最终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
二、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的政策,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
三、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幽默地说,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
8月17日,里根发表声明,称“公报中所阐明的政策同《与台湾关系法》是完全一致的,军售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予以继续,并且完全指望,中国政府对解决的立场将继续是和平的”,“的任何解决都应该是和平的,我们对此有着持久的关注”。
可见,公报刚刚达成,中美双方对于公报就有不同解释,或者说,双方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同时,里根还口授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只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平衡能得以维持,美国就将限制对售。如果中国将其军事力量升级,美国也将帮助台湾使之与这种改善相匹配。这样,里根实际上就篡改了刚刚达成的协议的实质性内容。这份备忘录被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以后,凡是产生对售方面的问题,政府官员就取出这份备忘录,看看当时制定公报时里根的原意是什么。与此相应的是,美国政府一些人士不断发表曲解公报文字和精神的言论。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
美国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我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为5195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4.1%,比重较上年微幅回落0.0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贸易顺差5107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2507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49.1%,比重较上年提高5.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中进出口贸易额578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5.9%,比重较上年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7343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3%,比重较上年小幅下降1.8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特朗普政府主要经济政策
主张及影响
一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拟实施1万亿美元“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二是减轻税负。降低个人所得税,公司营业税从35%降至15%。三是减少贸易逆差。施政伊始即退出TPP,重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四是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高金融机构活力。五是减少能源开发限制。大力开发页岩油气、清洁煤等化石能源。六是减少政府开支。实施“紧缩政府开支计划”,预计未来十年减少政府支出1万亿美元。
下面来分析一下特朗普经济政策主张对我国工业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贸易政策,可能会导致我国工业品出口大幅下降,一些行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减税有望提升资本在美投资热情,在吸引美国企业回迁本土的同时,也将吸引更多海外制造业包括我国制造业企业落户美国;增加基础设施建O投资对我国企业而言,挑战和机遇并存。
电子行业。我国电子行业相对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电子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38.4%和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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