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1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多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中国产油井管与轮胎等的诉讼，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动向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复杂多变，一方面是频繁举行的、级别又不断生格的经贸战略对话，中美经贸关系在博弈中似乎有着很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另一方面是中美经贸摩擦有增无减，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争端案将中国推向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上。今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承受着贸易摩擦的巨大压力，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中国面对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案多达58起，所涉金额愈80亿美元，由此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欧主动启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多“应诉国”。其中，今年以来，从轮胎特保案到其他贸易争端案，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然应接不暇，中美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进入高发期。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和金融需要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以及正逢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当前美国挽救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国，给摩擦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更多的负面影响。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油井管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产轮胎启动特保调查，涉及金额约47亿美元。从2009年初的“购买美国货”到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凸显了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和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

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

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美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重性”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1篇2

【关键词】对外贸易；浙江贸易方式；进出口贸易

一、中国对外贸易所处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

从国际贸易环境来看：世界经济温和复苏的态势已经基本确立，从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来看，美国已经基本渡过金融危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都处于持续向好状态，经济进入了稳定增长的轨道；欧洲由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加大，因此经济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日本由于结构改革不容乐观，但消费税率上调的影响逐渐减弱，因此经济也是处于微弱增长状态。虽然外国经济已经基本渡过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旧存在，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也还未完全解决，世界经济复苏的力度较弱。世界经济处于低速增长的调整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由于政府债务的进一步上升，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效应减弱，居民消费动力减弱，企业资金不足，生产动力减弱。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增大突出了矛盾，欧元区的通货紧缩压力增大，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面临困境。除此之外，新兴经济体制的改革矛盾突出，有的国家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难以达到改革的目的，有的国家财政问题突出，经常账户赤字导致无法有效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导致全球经济慢速增长的原因，从而也降低了各国居民的消费力，各国往来贸易也就减弱。

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美国的经济复苏，劳动力市场恢复了正常状态，美联储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在2015年内会进入加息周期。这一举措有利于防范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资产泡沫的产生，但是其外溢效应将吸引短期资金流向美国，提高全球金融市场的利率。在其他发达经济体都处于增长乏力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的状态下，美联储这一举措将会导致其他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抑制其他各国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贸易保护主义仍旧存在。虽然世界经济已经处于复苏状态，但是由于不少国家的失业率较高，其新兴的经济体制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用以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扶持其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对市场的开放是有所保留的，全球的贸易摩擦依旧处于高发状态，双边贸易、多边贸易仍旧处于疲软状态。尽管2013年底世贸组织达成巴厘岛一揽子协议，但由于一些成员态度消极，协议迟迟得不到落实，多哈回合再度陷入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主要经济体之间掀起商签自贸协定潮流，自贸区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深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推动力。但一些自贸协定可能导致世贸组织不同成员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经贸集团，对协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产生挤出效应等不利影响。

地缘冲突事件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威胁：第一，自2011年初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已经进行了快四年之久，而“伊斯兰国”的强势介入则令该国局势“剪不断，理还乱”。在2015年，该国的冲突如果蔓延到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邻国，则局势会进一步升级；第二，巴以冲突风波再起。以色列将于2015年3月再度举行大选，而主张强硬政策的当前右翼政府仍有望大获全胜，如此可能导致此前早已旷日持久的巴以局势在年内进一步激化。双方强硬势力的互不相让，加之外部势力的暗斗介入，都可能使这个地缘局势传统火药桶爆炸威力不减。这些地缘冲突都将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威胁，对其未来的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将会影响未来的国家经济与经贸的往来。

（二）国内背景

从国内的贸易环境来看：虽然我国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成本下降加之处于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以及各有关部门将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来促进贸易的稳定增长和转型增值，积极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改革开放的经验也是十分宝贵的，一带一路的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进入实施阶段，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方面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仍旧存在，中国本身工业产能过剩，企业资金运转困难，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等问题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相应的对外贸易经济方面也是减弱状态，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们都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是复杂的，值得我们更加重视去研究找到其新的增长点。

二、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

（一）基本现状

根据海关有效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全国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下降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下降13.2%；贸易顺差3.69万亿元，扩大56.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今年外贸形势比往年更加严峻，即使贸易差额还是顺差，但是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根据有效数据显示：我国与欧盟、日本双边贸易分别下降7.2%和9.9%；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下降6.5%和12.1%；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10.6%。从以上数据看出，我国对外贸易在贸易对象、外企以及贸易种类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12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31.2，较11月回落0.8，表明2016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压力仍然较大。

（二）新的变化与亮点

除了复杂严峻的局面之外，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的亮点与积极变化：第一，我国现如今的贸易格局变得更加稳定，对外贸易的方式更趋于合理，根据有效数据显示，我国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值为13.29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4%，与上年相比提升了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了2.2%；第二，出口商品种类不似往年那样某一种类一枝独秀，而是变为更加均匀，机电产品、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类产品出口贸易额达11.08万亿元；第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对象变得更加多元化，由此前的美国为主逐渐发展成对欧盟、美国以及东盟三大贸易伙伴齐头并进，同时东盟、印度与我国发展的双边贸易反应良好；第四，民营企业对外贸易贡献突出，彰显活力；第五，我国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其中，进口铁矿砂9.53亿吨，增长2.2%；原油3.34亿吨，增长8.8%。同期，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11.6%。其中，铁矿砂、原油、成品油、大豆、煤炭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跌幅较深。同期，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1%，跌幅明显小于同期进口价格总体下跌幅度。

由此看出，我国国务院的“稳增长、调结构”相关措施的大力推进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建设是非常有效的。也意味着我国贸易价格条件明显改善，对外贸易效益有所提升，同时说明我国对新兴市场抱有信心，这也是我国贸易对象变得多元化的原因之一。

三、浙江对外贸易的优点和劣势

面对以上在国际上存在的诸如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美国大经济体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加息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等困难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的新的变化和现有状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一些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以下介绍浙江对外贸易的优点和劣势：

（一）浙江对外贸易的优点

1.地理环境的优势。浙江省处于中国东南沿海，属于长三角经济区，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政府就大力扶持外贸企业的发展，加之沿海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省外贸企业充分发挥了其自身存在的地理优势进行对外贸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现在我们是处于新常态的经济体制之下，在促进经济发展及转型、结构改善等需要我们重视的发展道路之下，贸易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也是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变是基于产业结构改变之下的，而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变也会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改变，浙江的对外贸易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就需要认清浙江对外贸易结构上的优缺点，进行扬长避短，使对外贸易能可持续的增长。

2.跨境进出口贸易方式的成功表现。跨境电子商务的试点深入，使浙江的对外贸易额度再一次冲上全国前几位，新的贸易方式给浙江对外贸易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二）浙江对外贸易的劣势

1.出口产品低成本优势削弱。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民的劳动力成本也大大增加，而浙江省有将近40%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产品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在劳动力成本上不占优势，价格优势也因此逐渐弱化，而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部分外资撤离寻找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省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

2.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从海关数据统计中可以发现，浙江对外贸易的种类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类，而高新技术产品却很少，在产业转型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或者多边贸易，这对我省以后对外贸易的发展才会起到更加大的推进作用。

3.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过大。义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三年后于2014年11月正式实施，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出口规模已和加工贸易相当，在这一点上是取得成功的，根据有关部门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2015年市场采购贸易出口1766亿元，增长42.6%，占全省出口的比重从上年的7.4%提高到10.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3.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外贸出口的重要增长极。一般贸易出口13361亿元，增长0.3%，占全省出口的77.8%，拉动全省出口增长0.3个百分点；而加工贸易出口1827亿元，下降8.9%，占全省出口的10.6%。我省的贸易方式也在慢慢改变，但是一般贸易的比重还是过于庞大。

4.贸易摩擦依然复杂严峻。虽然世界经济体已经慢慢渡过金融危机，但是由于经济的慢慢复苏，许多国家为了不让自己经济体再售冲击，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来势汹汹，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外发起涉华贸易救济调查97起，其中不少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省外贸转型升级形成冲击。

四、浙江对外贸易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分析

面对以上劣势我们更应该认清形势，寻找新的对外贸易突破点，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是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政策的实施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对外贸易增添了新的动力。

（一）新丝路将成新增长点

“一带一路”战略措施的实施，使新丝路沿线国家市场将成为我省对外贸易新的发展市场，我省在贸易转型的同时发现新的市场并且生产产品去适应新的市场是十分必要的。随着“一带一路”的国际化经济发展战略布局逐渐展开，将对浙江省未来拓展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新空间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二）贸易方式的改变

在制造业发展尚未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时期，以促进新型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或将成为对外贸易增长的新的动力。也就是说跨境电商的产生使得我省跨境进出口为我省对外贸易产生新的增长点，而我省为跨境出口量身定制的“清单审核、汇总申报”模式也为我省对外贸易提供了便利，使得我省对外贸易不如一个新的增长时期。除此之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诞生也为我省对外贸易总量做出了贡献。新的贸易方式的产生使得我省能有效面对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以及贸易方式的不均衡等的冲击。

（三）签订自贸协议

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的签订，不仅有望进一步扩大我省对韩、对澳的贸易投资，而且有望打开新的市场，使我省对外贸易的宽度变得更加广泛，同时该协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贸易摩擦频繁发生，有利于扩大我省与韩、澳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走上可持续的、健康的贸易的道路。

五、总结

总的来看，受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以及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影响，加之国内低成本优势的削弱，正处于贸易转型、产业转型、结构优化时期等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及作用这些挑战之下，认清我国对外贸易的形势是复杂多变的现实，借“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以及国家各部门对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等的机遇，来寻找我国对外贸易新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是我国政府和对外贸易企业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关嘉麟.中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2，（1）.

[2]邢孝兵.贸易模式与贸易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许统生，殷功利.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国际比较、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际贸易，2012，（8）.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3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Abstract：Inthepolicymoving,Thecitizenparticipation,whichenuoghesafeguardsmasses''''shost-status,whichttrueimplementsdemocratizedprincipleofpublicpolicy,hasextremelysignificantandprofoundduringmakingscience-reasonably-fairpolicy.Thecitizenparticipationalsoisthecoreconceptofdemocraticprocedure,Theindeeddemocracyneedscitizenparticipationnowandthen,itcanunderstandwhatisdemocracy,canmergeandestablishdemocraticstyleinheart,cangetdemocraticskillandmethodinbehavior,thenthismayguarantpeople,whichcontrolstheoperationofsociety.

Keyword：citizenparticipation；publicpolicy;democracy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1]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2000,(3).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4

论文摘要:本文对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对中小企业减税，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

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

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2）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务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5期。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5

2012年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要适应城镇化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统筹考虑城乡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以及当地农村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教育条件保障能力、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因素。”然而，在该意见近三年后，笔者作为吉林省农村小学教育工作者，深切感受到农村义务教育存在诸多布局问题。

一、农村义务教育的城镇化困局

原镇所属每个自然村存在的小学撤并殆尽，部分地区仅镇上存在小学，周边自然村的学生均要到镇上小学就读。初级中学数量也大幅减少，仅在部分城镇设置。政府部门部分论调甚至提出对农村学校“不予重点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投放到了县城和主要集镇，使县域教育“过度城镇化”。农村百姓不得不选择进城陪读，导致“城镇学校学生人满为患”和“农村学校老师比学生还多”并存的现象。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未来如何布局尚没有统一的政策和决定性结论。许多人把农村教育发展方向定位在“城镇化”，有人把城乡教育一体化直接等同于农村义务教育城镇化，甚至提出“小学进镇”“初中进城”直至“消灭农村义务教育”的观点。

二、农村义务教育城镇化的反思

笔者作为农村教育工作者，不否认“乡校衰败”的事实，但这成为“农村教育城镇化”的理由是值得存疑的。“乡校的衰败”说明的正是城市教育与农村义务教育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中国既要解决城市化问题，还要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而且，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新型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许多产业完全可以向农村聚集与转移，城市与乡村融合的田园城市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片面地将城镇化教育等于农村教育城镇化，不仅会导致城镇学校的畸形发展和班额的严重超标，也将使居住在城镇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成本增加，进而损害农民子女的教育利益和教育热情，也违背了我国农村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发展规律。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方向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前提假设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否则就不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而是农村义务教育城镇化了。要发展农村教育，就必须推进城乡教育的双向一体化，即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达到一定阶段后，通过破除城乡二元教育体制和机制障碍，推动各类教育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双向流动，实现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育要素合理流动和城乡教育互动发展。为此，需要建立城乡教育双向一体化的制度体系。

（1）要切实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就近入学的权利，强化办好必要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农村人口的居住地点较为分散，撤并地处偏远的村小和教学点不仅剥夺了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就近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额外增加了学生的上学距离和时间，导致学生人身安全风险的增加和课外业余活动时间的减少，使被动辍学可能性增大。对于那些负担不起陪读成本的农村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女就无法接受同等质量的义务教育。因而，要在保持现有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数量前提下，对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进行合理的区域设置，增加师资力量、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设施配备、提高教师待遇，建立符合农村教学实际情况的教学评估、评价标准，进而保证提升农村小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2）要突破完全市场化的城乡教育要素流动机制，强化政府导向的“城市教育反哺农村”的新型农村教育机制。目前，笔者所在的吉林省永吉县城乡教育差距十分明显，如果仅仅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根本无法实现优良的教育、教学资源从城镇逆向流向农村，因而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教育反哺农村”的新型农村教育机制。笔者建议国家或省级政府制定农村教育的基本指导政策，规定享有优势教育资源城镇地区定向帮扶落后的农村地区，并将帮扶效果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目标。可以采取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城镇小学与农村小学“结对子”的方式，由城镇小学为农村小学提供网络远程教学、教师培训、学生交流等支援，促使城市优质教育资源援助农村。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1994年，三大政策引发"7•29"行情

事件背景：随着三大政策的出台，沪深股市暴涨。1993年2月到1994年7月，股市经历了长达17个月的熊市。上证综指从1559点下跌到326点，跌幅达79.1%。在7月下旬，管理层推出了著名的“三大政策”。

政策内容：7月底，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公布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若干措施。7月30日，各大传媒刊登了新华社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的决策》，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效果点评：因为当时没有涨跌停板制度，8月1日两市指数分别上涨31.29%和33.46%。上证指数很快从325.89点上涨到1994年9月13日的最高点1052.94点。但在股市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情况下，股指的暴涨为暴跌埋下了隐患，9月13日见顶后一路回落，10月7日最低跌至546.79点，跌幅达51.9%，随后股市进入调整期，到1995年2月7日才见底524.43点。

1999年，搞活市场的"六项政策"引起"5•19"井喷

事件背景：1997年5月18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较1998年6月3日的阶段性高点分别下跌25.4%和24.9%，已跌至1059点和310点，短短一年内，市场下跌幅度超过25%，在这一过程中，不少股票和基金先后跌破发行价格。

政策内容：5月16日，面对股票市场的长期低迷，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媒体称《搞活市场的六项政策》），提出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机构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允许部分B股及H股公司回购股票。5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上“6点意见”；5月19日，中国证监会就此意见召集全国券商展开讨论；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主要领导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认为当前的行情“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效果点评：5月19日，市场行情出现变化，当天下午，大量涌入的场外资金开始不断推高指数，成交量大幅放出，市场骤然升温。市场做多信心迅速膨胀，场外资金蜂拥入场，上证指数在30个交易日内上涨64%。特别在《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发表后，市场信心进一步恢复。在6月30日，沪深两市更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1756点和520点。在此期间，市场先后经历了多个热点板块的猛烈炒作，几乎95％以上股票的涨幅超过了50％。

信心的恢复为此后的市场行情的进一步走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充沛的资金吸引力，但不可否认的是，“5・19”行情是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靠政策强行“拉高”的，这也是未来资本市场“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这一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为日后的暴跌埋下了巨大隐患。

2000年，券商股权质押贷款、市值配售制度掀起牛市

事件背景：经历过“5.19”短暂的井喷行情后，199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再次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调整时期，自1999年6月至2000年1月，历时6个月的时间，从阶段性高点的1756点下跌至1341点，最大跌幅超过22%。

政策内容：2000年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颁布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作质押品向银行贷款；同日，证监会发出《关于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5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文取消证券投资基金配售新股特权后，将市场配售新股比例调整为公开发行总量的50％。

效果点评：“市值配售”发行新股的方式革命性的将新股发行与持仓市值紧密联系了起来，迫使一级市场专门认购新股谋利的资金回到二级市场，使二级市场上投资者都有同等的稳定的获利权利和机会。为以后加快扩容节奏，谋求双向扩容取得双赢的局面。券商股权质押贷款，同样为股市注入了资金。

在利好政策刺激下，市场亦应声而起。从1999年年底起步，到2001年6月，股市走出一波罕见的牛市行情，18个月内涨幅高达67%，上证指数更是在2001年6月14日达到历史性新高的2245.43点。

2002年，暂停国有股减持引发短暂“井喷”行情

事件背景：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新发、增发股票时，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以市价出售后，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一政策的最初目的在于筹集社保资金及挤压股市泡沫。

这项政策的出台立刻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短短四个月内市场下跌了将近700点。此后，虽然管理层对国有股的减持问题作过多次解释，但市场中的恐慌情绪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至2002年1月，上证综指已跌至1339点，整体跌幅超过40%。

政策内容：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2002年1月26日，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公布了国有股减持方案阶段性成果，同时强调指出，公布的方案仅仅是框架性和原则性方案，并非是最终的操作性方案。2002年6月24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国有股减持计划暂时搁置，把它留给了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

效果点评：2002年6月24日，在“国务院正式叫停国有股减持”这一政策出台的次日，沪指跳空高开142点，上涨9.25%，几乎所有的A股全线涨停，最终报收于1707点。两市成交额亦放大到156亿，形成多日以来的天量。但这一“井喷”行情并没有如投资者所希望的产生持续性，在次日上冲至1748.89点后，即折头向下，熊市格局未被打破。

2004年，“国九条”出炉创阶段性高点

事件背景：受SARS影响，A股市场至11月13日1307点，市场跌幅已超过20%，并且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形成一次像样的有力反弹。11月底市场在连续7个月的调整后终于止跌企稳，随即展开反弹行情，进而也确认了中期调整的结束，行情转入相对良性的发展周期。在以钢铁、港口、汽车整车、石化、电力和有色金属等支柱型行业中大市值、低市盈率公司为代表的蓝筹股的带领下，市场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涨行情。

政策内容：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鼓励合规资金入市，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保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入市比例；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为证券公司使用贷款融通资金创造有利条件，稳步开展基金管理公司融资试点；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研究制定鼓励社会公众投资的税收政策。

效果点评：2月2日，政策出台次日股市即应声上涨2.08%，正处于反弹途中的股指在这一消息的刺激下越过2003年高点1650点继续上行，随后近2个月的时间内股指一路上扬，并于4月7日到达阶段高点1783.01点，创下了2001年9月27日以来的新高。但缺乏基本面的支撑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紧缩，使得股指此后节节败退。

从出台时机看，“国九条”不单为“救市”而生，但它承载了拯救中国股市前途的重任，是中央政府对未来若干年中国股市发展的一个纲领。它针对中国股市的陈年痼疾，酝酿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制度，是股权分置改革、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投资者保护等领域相关法规的制定依据。特别是它确立了尊重市场规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基本原则，为以“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方式较为顺利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对中国股市意义非常深远的“救市”举措。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奥巴马，政策贸易战，实质

2009年4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①讲话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世界经济尚处低谷的今天，各国应该知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越需要开放自由贸易环境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是严重。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受和少受冲击，纷纷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那么，何为贸易战及其实质呢？

一、贸易战与贸易战的实质

贸易战（tradewar）又称“商战”，由于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事实上小论文，外国对华贸易战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用非法的贸易战手段——贩卖鸦片掠夺中国的贸易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统”等组织对华打“经济封锁”的贸易战；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贸易战更是常战不休：纺织品贸易战、对华反倾销战、对华反补贴战、对华知识产权大战；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大蒜”与“手机”的大战刚刚平息，日本便对华发起了“蔬菜贸易战”……②纵观诸多的贸易战，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依其类型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科技利益等，依其主体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隐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即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破坏的是贸易原则，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一）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

有贸易就有贸易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没有盟友、只有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经济利益是贸易战表面上的也是最初的导火线。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早已身处贸易战中，并且国人已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长期的经济封锁曾使中国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机遇，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推迟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外国自1979年开始对华的反倾销战已使我国损失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利益，按1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来计算，中国仅仅因为外国对华反倾销战就丧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下岗”人员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这是贸易战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损害。

事实上，贸易战对公司的损害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中不仅承担着经济上的损失，更遭受着企业命运与行业的风险。正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2002年福耀玻璃与美国的“反倾销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加征11.8%的关税主要是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福耀是行业内的最大厂家，一直以“为中国汽车玻璃工业树立典范”为己任，福耀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别人的样板，而说这样的企业有倾销行为，对福耀是很大伤害。而相对于公司今年预计的1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点保证金并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他还一再强调，起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美方以此理由制裁更多中国企业的判例。据了解，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挡风玻璃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是继钢铁、温州打火机之后中国企业的又一次大规模贸易战。③

（二）贸易战破坏的是贸易原则

如果说贸易战直接损害的是经济利益，那其间接损害的则是包括以公平、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原则，还破坏了贸易协定、贸易伦理和国际惯例。“标志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了新高度并有了制度化保障是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④但贸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总是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着渗杂着各种因素和利益于其中的贸易，总是在破坏着贸易的这些原则。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只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小论文，这既损害了贸易原则，又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⑤“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表示，中国政府主张开放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能够在磋商合作中妥善处理，不希望贸易战。

（三）贸易战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当今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贸易利益的争夺，常常是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搅合在一起。有时纯粹的政治原因也会引发贸易战，这样就使贸易战爆发的原因趋于复杂化。全球经济一体化（WTO），是人类共同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有意模糊后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WTO就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经济发展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贸易战，都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手段。这也是WTO成员国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表述的就是这种愿望。“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终归是愿望，这种愿望始终无法掩盖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最近，由美欧两大国际经济实力英雄先后挑起对中国纺品的贸易大战，虽说只是WTO平台上众多贸易大战的冰山一角，但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除了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尽管中欧眼下已经针对一触即发的纺品大战达成了“停战协议”，但等待我们解决已知和未知的各种各样贸易大战，都必须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而实事求是地站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中全面审视经贸大战的实质，才能够使贸易大战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平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者他们背后的政治图谋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愿望的选择，而全面考量发生在WTO平台上的国际贸易大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也许就能让我们看清楚贸易大战背后的政治实质。

二、奥巴马访华前中后政策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11月9日报道，“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案的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11月6日，我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双反”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这一切距离中美互相承诺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才一周时间，距离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⑥

11月15日奥巴马如期访华。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小论文，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打下基础。

奥巴马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从媒体透露的全部信息来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再无其他公开要求。况且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本来是奥巴马自己在G20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求各个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帮助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求中国购买了美国大量过剩产品和淘汰产品，如购买美国大排量越野车等，就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做出的牺牲行为。可是，当道·琼斯指数返身向上的上涨趋势刚一确定，美国立刻翻脸不认人，反手就狠狠地给了中国一巴掌。

三、政治图谋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战的实质

从访华前的大规模“双访”到访华中的“反对保护主义”再到回国后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戏剧性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治上两面政策前提下产生的经济两面政策，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掩盖在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图谋。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就谈到，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质问奥巴马：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回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你如何面对G20峰会?怎么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戏剧性的是，奥巴马政府在G20峰会上竟拿出一份针对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国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尽管中美双方曾表达过希望“同舟共济”的各种承诺、声明，但是如今，美国大闹特闹，快把“船”斗翻了，业内专家认为其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即配合奥巴马访华，增加其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专家认为，在如此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显得尤为刺眼，它无疑将成为届时美方向中国施压的重点之一。早在10月24日，奥巴马在致函美国纺织团体协会时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操控货币的行为。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美国投行Roth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开始下行路线，而美国对中国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不满。

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图谋，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小论文，以对我施压。在美国的很多涉华报道中，经常出现将经济问题涉及到不相关的政治类事情上去的情况，甚至有时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美经常干涉中国内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不一样，某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会导致一国出现经济上受损而政治上通过的事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环顾世界，发现欧盟和别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锐减，而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总量虽然减少了，但占据美国从国外进口产品价值的份额却大幅提高。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包括轮胎在内的“中国制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假想敌。而奥巴马本人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所以这次特保案是奥巴马和美国政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

近年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一股“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其目的在于适应本国政治、经济需要，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另外，逐渐兴起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也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在世界经济尚在低谷的今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认真分析我国外贸的外部环境与风险，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期有效地化解风险，迎接挑战。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8

关键词: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中美贸易;对华贸易政策

近十年间,中美贸易往来密切,两国经贸关系愈加紧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渐融入世界贸易大家庭、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美国则经历了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政权的过渡,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及其原因分析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内容

布什于2000年底上台执政,在其掌权的8年里,中国加入了WTO并逐渐完成过渡期。在此期间,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布什上台初期(2000年年底至2001年),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前后对华贸易政策有着明显差别。“9・11”事件后,美国急需在其倡导的反恐联盟中寻求盟友,为此美国决心以“接触”为手段拉拢中国。美国前国务卿佐力克曾说过“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布什也表示“中美之间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完成与世贸组织和美国等相关国家的谈判工作,加入了世贸组织,进入以WTO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

第二阶段(2002年至2008年),中国积极适应和遵守有关的入世条款,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增加。

自2002年始,中美贸易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两国贸易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投资等领域。双边贸易额由2002年的971.9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37.4亿美元。中美双方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贸易格局。

而这一阶段也是双边贸易摩擦加剧期。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27.1亿美元,截至2008年就达到1709亿美元。中美间逐渐拉大的贸易差额使布什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趋紧。

自2006年开始,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作为“WTO新成员”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崛起为新兴的世界贸易强国,必须完全兑现“入世”承诺,同时还应为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发挥应有作用。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不但要遵守入世规则,更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强国积极、全面地参与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有关贸易协议,加大开放国内市场的程度与力度。

布什对华经贸政策具体表现为: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减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2003年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借人民币汇率浮动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自1993年来,中国持续对美保持贸易顺差且数额呈逐年扩大趋势(见表1)。布什政府一直敦促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其贸易赤字。

第二,布什政府期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壁垒呈逐年上升趋势,且越演越烈。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遭遇11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其中9起为反倾销、2起特保案,涉及金额高达18.5亿美元。2005年美国的对华发起的冷冻和罐装暖水虾反倾销案,涉案金额4.3亿美元,致使中国出口相关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已经成为反倾销案件的重灾区,反倾销也成为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

(二)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原因分析

在对华事务中,布什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即“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引导”与“塑造”并举。“接触”与“遏制”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干。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与其开展反恐和经济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它希望中国成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接纳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崛起的中国。在对华贸易上,布什政府同样采用了双重标准。

第一,美国积极推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认同中国经济繁荣符合自身的利益。2005年,中国为美国GDP提供了0.5%的贡献率。来自中国的低价产品有效缓和了美国的通胀压力。据美国经济研究所估计,每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给美国居民带来近1500亿美元的福利。

第二,美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担心美国利益会因此遭到削弱。美国认为中国产品享受政府补贴、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好处,使美国产品失去了竞争力。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一)奥巴马上任时的背景与双边经贸发展

2009年1月美国总统改选,黑人领袖奥巴马上台执政。奥巴马一上任,就面临深陷于金融危机困境的复杂形势:国内失业人口攀升、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下降、贸易赤字问题严重、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奥巴马政府对其贸易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不同于布什的保守主义和遏制政策,奥巴马领衔的美国政府在经贸政策上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协作。奥巴马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重建美国道义与政治上的领袖,他主张与中国全面接触,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在G20峰会上,奥巴马表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继续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经贸领域问题。”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从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在危机中遭遇重创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互动,牵动着世界。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对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

奥巴马主张实用主义自由贸易政策,既非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实用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1、奥巴马政府支持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奥巴马明确表示任何经济条款都不应引发贸易战,美国不能向世界传递保护主义信息。他声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让“邻居成为乞丐”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只会使世界贸易进一步缩减。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表示:奥巴马愿同各方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奥巴马十分重视中美经贸的发展。宏观上,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现保八增长的目标,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客观上为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微观上,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商品出口的增长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其发展潜力广阔。奥巴马政府愿意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奥巴马的实用主义策略

实际上奥巴马实行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在他的施政理念中还贯穿实用主义的风格。即贸易政策不只服务于跨国公司,还须服务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现行的贸易政策应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建立。社会责任包括由全球贸易变化引起的工人援助问题,提高工人阶级地位、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证扩大贸易不以牺牲工人的福利为代价,提高竞争力不应以剥削工人为基础。奥巴马致力于推行对美国劳动者有利、能够扩大就业计划以促进美国工人收入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展望》的数据:美国失业率由2006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5.7%,2009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7.2%。部分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是美国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低工资水平使美国就业机会外移且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其家庭的生活水平。

于是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时,奥巴马政府对华发起和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尤为典型。2009年6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了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在三年内分别征收特别关税。2009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对中国进口的轮胎依次征收35%、30%、25%的特别关税。该举措明显出于安抚美国钢铁工会等工会团体利益的目的。

2009年7月,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9年8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征收0-264.98%的反补贴税和154.72%-386.28%的反倾销税;2009年9月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反补贴调查案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10.9%-30.6%不等的补贴幅度。在奥巴马上任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并未能如其政策表述一样出现消减,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愈演愈烈。

第二,奥巴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减小美对华贸易逆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暗示奥巴马可能对中国汇率采取强硬立场。他将使用所有外交途径,寻求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

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利用汇率工具来减小其贸易逆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签署的“广场协议”。时至今日,奥巴马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三、两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点

1、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

布什代表富人阶级的利益,他主要得到跨国公司和财团等大型企业的支持,美国前500家大企业绝大多数支持布什。由此布什在制定政策方面会偏向这些财阀集团的利益。而奥巴马生长于夏威夷的多元文化环境,加之其血统原因,其生长环境更贴近于美国中下层民众。由此在制定贸易政策上面,他着眼于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关注劳工问题。

2、施政的理念不同

布什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采取“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意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并且在对外政策上秉承“先发制人”的宗旨,推行保守主义。而奥巴马上台之际,正值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无法自拔之时,国际地位相对削弱,由此他放弃了“先发制人”的思想,积极与中国等新兴崛起的大国合作。

(二)相同点

1、对华政策的核心意图没有改变

尽管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没有改变――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美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它的核心内容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贸易政策也会随之相应调整。由此即使奥巴马在施政理念上与布什大相径庭,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上是一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是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最终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2、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为了消除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均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这期间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数量达到历史的巅峰。布什时期,美国对华反倾销案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奥巴马继任后,又连续对华发起三反调查。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奥巴马政府愿意推进中美战略合作,中国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但制度上的差异和战略性的竞争关系将长期制约中美贸易关系,中美贸易冲突必将长期存在,中国对此应做好相应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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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嘉美,赵辰等.改变美国的奥巴马[M].东方出版社,2008.

3、赵放,冯晓玲.布什政府对华“新阶段”贸易政策浅析[J].当代亚太,2007(8).

4、张建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3).

5、沈国兵.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2007.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9

[摘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潜在市场，中美贸易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认清中美贸易关系存在的问题，通过采取政策协调措施、开展高层间战略经济对话平衡中美贸易差额，促进中美贸易健康、平稳发展，进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互利双赢是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的当务之急。【论文关键词】贸易失衡对话机制2008年6月17至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的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受到了全球经济界的瞩目，中美未来十年经济关系是此次对话的核心议题，对话产生了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即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的协议和启动了双边投资保护谈判，这将对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和贸易关系，乃至对世界贸易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笔者由此次对话产生的深远意义展开了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回顾与分析，旨在探求中美贸易关系健康、平稳地发展。一、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特点中美建交29年来，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24.5亿增长到2007年的3021亿美元，增长了120多倍。自1993年以来持续的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且从2002年以后顺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贸易一直处在不平衡状态，“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便是一句形象而准确的概括。中美贸易差额连年上升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和反补贴领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互利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二者的微妙关系主要表现在：1.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美国受益相对更多；2.中国对外贸易中50％以上是加工贸易，而中国仅从加工贸易中赚取到很少的加工费；3.美国在华投资多于中国在美投资。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成因1.中美统计口径的差异。中美双方对外贸易统计都是按照原产地原则进行的，这种统计原则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存在较大误差。还有，如果把服务贸易计算在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定会缩小。2.中美产业结构的差异。美国现在已经成功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国内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美国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其进口步伐。目前，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约70%属于加工贸易，中国只能获得15%的加工费。同时，在向美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70%出自三资企业，属于中国企业增值的只有20%～30%，对美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利润还是流向了外资企业。3.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性转移。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在美国表现为“产业空心化”，在东亚表现为“产业再次转移”，在中国则表现为“全球装配车间”。中国为全球提供加工组装，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后续生产都转移到中国。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实施了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与返销相结合的策略，使得中国来自美国的进口明显减少，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大增加，实实在在地起到了支持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效应。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除将近一半以上的“贡献”是由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所为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则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转移过来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区域性转移导致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持续扩大。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壁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主要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同时，美国许多高技术产品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但是，由于美国对华设置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美国进口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国方面占有很大的原因三、构建互利双赢、可持续发展的中美贸易关系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双边贸易的正常现象，双方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思维、审慎的态度面对和缓解当前的贸易不平衡，积极寻求战略共识，为使两国通过贸易合作达到互利双赢而共同努力。1.从中国方面来说。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采取积极的贸易均衡措施，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储蓄率、适当扩大进口，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尽快完善符合WTO规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协调，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2.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经济崛起已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事实，试图用政策手段阻遏、延缓其发展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在当前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形势下，美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减轻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稳定美国的币值，对世界性资源性产品，原油、原料、粮食等价值起到稳定减缓作用。3.从中美合作的角度来说。搭建沟通平台，有助于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1)对于矛盾和分歧，通过对话和沟通，增进理解，逐步加以解决，避免把经贸问题复杂化、政治化。（2)完善对话机制，增强战略互信，保持对话机制长久化，不仅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对全球经济也将起到正面推动作用。（3)深入落实对话成果，加强合作关系，增信释疑，互利双赢，更好地造福中美两国人民，进而为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建立了对话机制，持续至今已进行了四次对话。对话集中于长远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问题。中美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但消除分歧，增进共识，需要时日，更需要平台。目前，这一对话机制正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着中美贸易关系在能够健康、平稳地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中美经贸关系简况，2006年3月2日亢梅玲: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1篇10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一个政治领袖的价值观念对于其领导的国家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是国际关系中总会出现以政治家命名的各种主义，像“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布什主义”等等。具有强烈个人性格的政治人物总会在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奥巴马对于中国的看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华政策的设定。

新总统的“中国观”

当巴拉克•奥巴马手持林肯当年就职时用过的《圣经》，在美国国会大厦西侧的露天平台上正式宣誓就任第44届美国总统时，“美国梦”又一次真实再现了。一个要将“变革”进行到底的总统，也意味着美国内政外交的全面调整。

在这种“变革”理念的指引下，中美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何去何从呢？

作为少数族裔的奥巴马，深知为人处事之道，善于和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他坚信今天是敌人，明天或许成为朋友。对话是奥巴马一贯秉持的处事原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奥巴马曾称：“我不会妖魔化中国，因为我清楚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艰巨性，也清楚建立一种建设性关系以维护持久和平与繁荣的重大意义。”一向在“接触”还是“抑制”中国之间进行摇摆的美国对华政策，或许可以向“对话”、接近迈出一大步。除此之外，被中国媒体所热议的奥巴马的中国“弟妹”和中国“妹夫”更加深了国人对其的印象，也让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抱有更多的期盼。

他的团队他的国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还在全球扩散，世界各大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危机。一时间，各国都纷纷出台了救市计划，同时强调全球合作，共抗危机的呼声也不断增高。同时，美国被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拖入泥潭，巨额的军费和惨重的人员伤亡使得国内民怨风起。

在时隔八年之后再次入主白宫，同时还在国会之中占据了大多数席位。一党同时主政白宫和国会，这种美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权力格局给奥巴马和有更多的空间来发挥影响力。从代表的利益人群来看，共和党背后是大型工商业主，而则是中产阶级和劳工组织的代言人；在经济政策上，共和党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则倾向于维护本国劳工权利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两党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共和党更加强调传统安全议题，则关注非传统领域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在主政期间，中美关系在贸易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和碰撞，在能源、环境保护以及人权领域两国的关系走向值得关注。

从奥巴马政府的人员组成上来看，奥巴马政府的“中国特色”极为浓厚。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智库负责人是其大学同窗，是一位美国华裔；刚刚上任的商务部部长的骆家辉，也是第一位成为美国州长的华裔。他们的中国血脉和文化背景使得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将具有更大的可行性，而国务卿希拉里则在中国具有超高人气和丰富人脉，“前第一夫人”的头衔给了希拉里很多宝贵的“中国遗产”。处于美国政策制定核心的政府官员所具有的中国经验，会使奥巴马在处理对华政策时更加游刃有余。

同舟不只共济

在经济问题上，刚刚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透露出强烈的信息：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希拉里将人权这一关注的传统问题放在一边，极力推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动，希望以此来对抗金融危机。首先，美国需要中国继续支持美元体系。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以及目前相对健康的金融机构，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为美国庞大的救市计划买单的国家。如果中国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或者抛售已持有的美国债券，那么美国政府将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会进一步将中国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经济拖入泥潭。在这一问题上，中美双方说是“同舟共济”恰如其分。其次，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将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作为中小企业和劳工的代表，更为关注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美国会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来减少对华的贸易逆差，安抚国内中小企业主。同时，美国国内渐生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会对中美经济关系造成影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美国，失业率上升，不断减少的工作机会激起国内劳工组织的强烈不满；而美国本土公司在与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公司，进行竞争时完全不具备价格优势，对本国产业进行排他性保护已成为美国救市方案中的一个选项，奥巴马带领下的趋于保守化的贸易政策会对中美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之间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奥巴马试图想要抛弃小布什的“单边外交”政策，积极修补与各国关系，希望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来协调各国关系。因此，在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中东问题上，美国会倾向于从中国寻求更多的帮助，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真诚对话和通力协作也是可能的。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将是中美两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两国都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国，美国已经在全球占有了很多重要的能源供应线，而崛起中的中国也为其日渐增大的能源需求积极寻求海外供应。两国在能源问题上，既会有竞争，也会有合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如何判定对方的意图。环境问题是的传统关注点，在竞选之中就是总统候选人热议的话题。两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冲突显而易见，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与责任问题上，中美两国的观点截然不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也为美国的指责提供了借口。同时，双方又在环境保护标准制定、清洁能源开发以及环保技术转让等方面又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这又增加了两国关系中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绕不过去的坎

人权问题将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前任总统小布什并没有将人权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重点，采取了“小声外交”的人权政策。而奥巴马政府被认为是极为注重人权政策的一任政府，虽然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时表示，人权问题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障碍，共同对抗金融危机才是两国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但是，在希拉里回国不久，美国就了《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可见在中美关系之中，人权问题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那道坎。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篇12

当然,各国提出政策意见,都强调是为了“确保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但大多数国家对于本国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优先顺序还是一目了然的。没有国家愿意削足适履,都希望在保持对自己有利政策的同时,其他国家甚至应该配合自己实行相应的政策。所以G20多伦多峰会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国下阶段经济复苏举措的通报会,而非协调会。这样的结果,对于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后召开的首次峰会,多少会让国际社会失望。但是,承认各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性,从而推出有更多自主空间的政策选项,也许是形成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良好开端。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使得美欧在G20多伦多峰会前的政策差异愈发明显。在次贷危机中未起到预警作用而备受指责的美欧评级机构,在经济复苏阶段显得过度活跃,屡屡拉警报,也许它们认为拉错了警报比没拉警报要强。脆弱的市场显然放大了希腊等国债务评级下降的影响,导致的金融市场动荡迫使欧洲国家必须提前采取财政收缩举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加拿大总理哈珀,都站在财政保守主义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一边,共同强调,如果不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市场将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未来的增长。此举对于还指望通过扩大外需来使美国外贸翻番的奥巴马,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国内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奥巴马告诫欧洲国家,未来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要依赖于我们当前创造工作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不无夸张地警告,欧洲国家过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此种决策失误可能触发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

但最终,美国和欧盟国家都没有说服对方。在峰会声明中采取了折衷的方式,指出一些国家减少赤字的努力可能招致经济复苏缓慢的“风险”,呼吁以“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实行财政紧缩。同时规定发达经济体在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至少降低一半,在2016年前“稳定或减少”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时间表显然顾及了奥巴马在大选时的承诺,当时他声称要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前把预算赤字削减一半。奥巴马实现它的承诺有较大的难度,最近美国政府还在推动一项总额达55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作为总额862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补充。削减赤字时间表这一似乎最具强制色彩的规定,实际上也并不具有太多的约束力。峰会声明中指出,减赤目标和落实将应各国国情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