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水氮耦合；冬小麦；不同生育期干物质量；水分利用效率

中图分类号：S512.107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3）07-0087-04

水、氮是小麦高产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其最重要的限制因子。灌水量大小、施氮水平高低和时间早晚都会对小麦的产量和品质产生重要影响。但在中国北方有些地区，灌溉和施肥量不以作物需要量为依据，而以当地可供利用的水量和经营者的经济能力为参考。地面漫灌作为最主要的灌溉方式，不但造成了水、氮资源的严重浪费，还引起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大量研究表明，随着灌水量和施肥量增加，作物产量迅速增加，产量增幅减缓，若继续增大灌水和施肥量，作物的产量反而减小；而协调灌水量和施肥量可明显提高小麦产量。因此，适宜的灌水量和施肥量将不仅大幅度节约水肥用量，而且对于增加作物单产和发展可持续农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试验利用当地主栽小麦品种潍麦8号，研究水氮耦合对冬小麦不同生育期干物质积累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冬小麦合理灌水及施肥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供试材料与试验设计

供试品种为潍麦8号。

试验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在菏泽学院试验农场进行，采用大田栽培种植方式。试验地0～20cm土层土壤养分含量为：有机质1.21g/kg、全氮0.089g/kg、碱解氮85.7mg/kg、速效磷48.8mg/kg。

试验设施氮和灌水2个因素，灌水分为高（拔节水+扬花水，以W2表示）、中（拔节水，以W1表示）、低（全生育期不灌水，以W0表示）3个水平，施氮量设纯氮120kg/hm2（50%基施+50%拔节期，以N2表示）、纯氮60kg/hm2（基施，以N1表示）2个水平，共计6个处理。田间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3次，小区面积为3m×7m=21m2。666.7m2基本苗45万株，其它管理措施同一般高产田。小麦生育期间降水量见表1。

1.2测定项目与方法

1.2.1不同生育期干物质积累量测定在冬小麦返青-拔节期、拔节-杨花期、杨花-灌浆期，每小区取1m长的三段，每段取10株，65℃烘干，计算干物质积累量。

1.2.2土壤含水量测定在冬小麦播种前、越冬前、越冬期、返青期、拔节期、扬花期和灌浆期分7次，在土壤0～5、5～10、10～20、20～30、30～40、40～60、60～90、90～120cm各土层用土钻分别取样，再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

2结果与分析

2.1水氮耦合对冬小麦不同生育期干物质量的影响

2.1.1水氮耦合对冬小麦返青-拔节期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由图1可知，在冬小麦的返青-拔节期，由于中水和高水处理均在拔节期灌水，因此，W1N1与W2N1，W1N2与W2N2干物质积累量没有差异。W1N1与W1N2相比，W2N1与W2N2相比，高氮处理反而影响干物质的积累，可能与徒长遮荫影响光合作用有关。在水分亏缺的W0条件下，W0N2处理干物质积累量高于W0N1，说明高氮处理促使冬小麦对土壤水分的高效利用而增加干物质积累，起到以肥调水的作用，与灌水有明显的耦合效应。

2.1.2水氮耦合对冬小麦拔节-扬花期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拔节-扬花期是冬小麦营养器官建成的关键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在冬小麦拔节-扬花期，在高氮水平下，在水分严重亏缺的W0处理和水分轻度亏缺的W1处理，追施氮肥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冬小麦干物质积累，W1N2与W2N2处理干物质积累差异不大，说明高氮处理下拔节期浇一水和拔节期、扬花期浇两水无明显差异。在低氮处理下，W1N1干物质积累量高于W2N1，说明浇两水生长过旺，消耗养分过多，反而影响积累。在浇水两次的情况下，W2N2干物质积累量高于W2N1，说明高氮处理有利于干物质积累。

2.1.3水氮耦合对冬小麦扬花-灌浆期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由图3可知，在冬小麦的扬花-灌浆期，W2N2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明显高于其他处理，这是由于高水高肥使得小麦生长过旺，营养器官徒长明显，干物质积累量虽高，但穗部干物质的积累不一定很高。其它处理变化趋势同拔节-扬花期。

2.1.4水氮耦合对冬小麦全生育期生物量的影响由图4可知，在冬小麦的全生育期，W2N2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高，W2N1处理最低；在相同灌水水平下，髙氮处理高于低氮处理；在高氮水平下，W2N2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高于W1N2处理，说明浇两水优于浇1水处理；在低氮水平下，W1N1干物质积累量高于W2N1，说明浇两水生长过旺，消耗养分过多，氮素供应不足；在水分亏缺的情况下，高氮处理干物质积累量仍高于低氮处理。

2.2水氮耦合对冬小麦不同生育期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2.2.1水氮耦合对冬小麦返青-拔节期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由图5可知，在冬小麦的返青-拔节期，灌水明显提高了该阶段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水分严重亏缺的W0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明显低于水分轻度亏缺的W1处理和高水W2处理，说明灌水明显提高了该阶段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在水分轻度亏缺时，低氮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明显高于高氮处理，说明增施氮肥反而抑制了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

2.2.2水氮耦合对冬小麦拔节-扬花期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拔节-扬花期是小麦生育期中水肥最为敏感的时期，该时期缺水缺肥将会对产量产生重大影响。由图6可知，在拔节-扬花期，以水分严重亏缺的W0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最高，可能由于缺乏外来灌水，农田土壤干旱，促使冬小麦不断吸收土壤水分，从而促使了有限水分的高效利用；并且拔节期追肥也有利于冬小麦对有限土壤养分高效利用。

2.2.3水氮耦合对冬小麦扬花-灌浆期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扬花期是冬小麦另一个最为重要的水肥临界期，从扬花期开始，作物进入了生殖生长、物质高速积累期。由图7可知，在冬小麦的扬花-灌浆期，以水分严重亏缺的W0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最高，可能原因同拔节-扬花期。在水分处理相同的条件下，高氮处理由于积累了较多的干物质，水分利用效率较大。

2.2.4水氮耦合对冬小麦全生育期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由图8可知，到灌浆期为止，冬小麦农田水分利用效率以不灌水的W0水分利用效率为最高，其中，由于增加施肥量促进了作物根系对土壤水分的利用，W0N2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大于W0N1处理。而在灌溉处理中，由于灌水引起的干物质积累量小于灌水增加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水分利用效率较低。在高灌水量条件下尤其如此。

3结论与讨论

3.1水氮耦合对冬小麦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小麦生产中水、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交互作用，许多研究表明，水氮合理配合才能有效地提高小麦产量，改善品质。在土壤水分正常和充足的情况下，氮的增产效应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水分不足会限制肥效的正常发挥，影响氮肥的作用[1]。水分过多则易导致肥料的淋溶损失和导致小麦减产，施肥的过量或不足也将影响水分利用率的提高，并将影响小麦产量的提高。在灌溉条件下，水分和养分的增产效应不同，但对小麦生长及产量是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2]。水肥对产量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有明显的正效应，高水配合高肥的增产效应加大，肥力增产效应随水分的提高而提高。同样，水分的增产效应也随肥力提高而增加[3]。因此，应根据水分供应状况适当调整小麦的施肥量。郑成岩等[4]在不同年份降水条件下对山东省高产条件下的小麦研究表明，在降水较少的年份全生育期灌2水的产量和水分生产效率最高，在降水较多的条件下全生育期灌1水获得较高产量，而且随灌水次数增加产量下降。本试验研究表明，在拔节扬花期灌水对干物质积累的影响不显著，在高水条件下反而降低；而施氮影响显著，施氮水平中以施2次氮（基施氮+拔节期施氮）的产量较高。这表明，在较低的肥力水平和菏泽市常年降水条件（小麦全生育期200mm左右）下，灌水次数对小麦产量的主效、灌水次数和施氮次数对小麦产量的互作效应不显著，而且增加灌水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对产量产生了负效应。

3.2水氮耦合对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张岁岐等[5]的研究表明，在有限供水条件下，作物产量随耗水量线性增加，水分利用效率（WUE）则随耗水量的增加而降低，而且由于供水方式与供水时间的不同，其WUE也不同。张镜清等[6]则建立了旱地玉米水分利用效率与施肥量的回归关系式，表明每增施1kgN或1kgP2O5，可使玉米水分利用效率提高0.3kg/（hm2·mm）[6]。大量研究表明，在旱地条件下随降水量的增加，肥料的生产效率提高，而随施肥量的增加，水分利用率亦相应提高。在本研究中WUE：W0N2>W1N2>W2N2>W1N1>W0N1>W2N1，与前人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水氮耦合对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影响。

3.3由于时间原因，本研究只进行到冬小麦灌浆中期，对于水肥处理对冬小麦收获期籽粒产量和经济产量水分利用效率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翟丙年，李生秀.水氮配合对冬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03，9（1）：26-30.

[2]介晓磊，韩燕来，谭金芳，等.不同肥力麦田水氮交互效应与耦合模式研究[J].作物学报，1998，24（6）：963-970.

[3]徐学选，陈国良，穆兴民.水肥对春小麦产鼍的效应研究[J].干旱地地区农业研究，1995，13（2）：35-38.

[4]郑成岩，于振文，马兴华，等.高产小麦耗水特性及干物质的积累与分配[J].作物学报，2008，34（8）：1450-1458.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2

关键词：灰飞虱；生长发育；发育历期；翅型；性比

中图分类号：S433.3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4）12-0099-04

水稻在全世界分布广泛，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1]。灰飞虱是半翅目飞虱科的一种水稻害虫，稻飞虱的一种，遍及全球水稻产区，在我国南北方水稻生产区广泛分布，其发生严重影响到全球粮食生产安全[2]。灰飞虱能取食多种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和杂草，传播多种病毒病，造成病害的普遍流行[3，4]。

本文就不同温度对灰飞虱发育历期、存活率、翅型分化、雌雄性比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建立了灰飞虱若虫期的有效积温和发育起点温度，以期为该虫的预测预报和越冬地理边界界线等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供试虫源

灰飞虱：2013年引种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实验室条件下用新鲜水稻长期饲养，温度为（25±1）℃，相对湿度为（75±5）%，光周期16L∶8D。

1.2室内不同温度下灰飞虱的饲养和生物学指标观察

本试验共设18、23、25、28、33℃5个温度。每个温度均随机选取羽化第1天的雌、雄成虫若干头，配对置于养虫笼内饲养，笼内种有6～8株水稻苗，置于不同温度梯度条件下的人工气候箱内，任其产卵并记录卵孵化情况。卵孵化后，用毛笔将初孵若虫挑出，并接入装有新鲜水稻苗的试管（高30cm，直径25mm）中单头饲养，每处理100头，重复3次，每24h观察一次，记录若虫蜕皮、死亡和羽化等情况。

1.3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处理及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的是SPSS17.0软件。使用直线回归法对发育起点温度C和有效积温K进行估算，然后根据张孝羲[5]提出的公式计算出灰飞虱各虫态（龄）的发育起点温度C和有效积温K及其标准差Sc和Sk，并依据有效积温法则，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发育速率V与环境温度T的线性回归方程。全部数据差异显著性均采用Anova单因素分析的Duncan’s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温度对灰飞虱生长发育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1）表明：在18～28℃范围内，灰飞虱均能完成整个生命过程的生长发育，若虫发育历期随着温度的上升而缩短，各处理间多数差异显著，有的差异极显著。18℃若虫发育最慢，28℃发育最快。当温度达到33℃时，总体来看若虫发育历期与28℃相比有所增长，虫体发育缓慢，可见高温不利于灰飞虱的生长发育。

灰飞虱各发育阶段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图1）表明，温度对灰飞虱各虫态的发育速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在28℃时除2龄外，若虫各虫龄发育速率最快。

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灰飞虱若虫各虫龄在18～28℃条件下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线性关系进行了拟合分析，结果见表2。从相关系数来看，各虫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线性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均达0.73以上，发育速率与温度显著相关；2、3、4虫龄相关系数达0.8以上，发育速率与温度高度相关。18～28℃条件下，线性模型能较好地拟合发育阶段线性回归模型相关系数RP值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对灰飞虱若虫各龄期的发育速率进行预测。

2.2灰飞虱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以直线回归法算得灰飞虱若虫各虫龄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的结果见表3。各虫龄中1龄的发育起点温度最低，为8.05℃，3龄最高，达15.49℃；3龄发育所需要的有效积温最低，为21.72日・度，5龄最高，为48.78日・度。

2.3温度对灰飞虱死亡率的影响

不同温度梯度下灰飞虱各龄若虫的死亡率见图2。能够看出，高温对灰飞虱若虫的存活影响较大，温度达到33℃时5龄死亡率高达51%；1～2龄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最强，在18～33℃的范围内存活率均在99%以上。在温度为28℃时死亡率最低，33℃时死亡率最高，由此可见灰飞虱耐低温不耐高温的特性。

2.4温度对灰飞虱翅型和性比的影响

不同温度下灰飞虱的翅型分化及雌雄性比见表4，雌虫在所设条件下均无长翅型出现，短翅型比例与0.5存在极显著差异；而雄虫在25、28、33℃条件下全为长翅型，在18、23℃条件下有短翅型出现，短翅型比例与0.5也存在极显著差异。

而不同温度下灰飞虱雌雄性比不存在显著差异，在23～28℃条件下雌雄比例相当，在25、28℃条件下雌性多于雄性，在18、23℃条件下雄性多于雌性。而在33℃高温时羽化个体数较少，仅为5头，没有代表性。综上研究表明，温度对灰飞虱的性比没有明显影响，而在翅型分化中只对雄性个体有影响。

3结论与讨论

温度是影响昆虫生长发育的重要因子[6]。浦茂华[7]研究表明在平均温度18.8～28.5℃范围内，灰飞虱若虫发育速率随温度升高而加快；温度超过29℃，高龄若虫的速率就会降低，出现滞育和死亡现象。张爱民等[8]指出18～27℃条件下灰飞虱发育历期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缩短。本试验在18～28℃范围内测的灰飞虱若虫期发育历期和存活率的情况与以上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高东明等[9]及刘向东等[10]等都研究了高温对灰飞虱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温会使灰飞虱进入越夏滞育，停止取食，若虫死亡率较高，不能完成羽化，而本试验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和昆虫的生长发育呈现类似于抛物线的关系，这种现象在许多昆虫类群中都普遍存在，例如桔小实蝇[6]、小菜蛾[11]、桃蛀螟[12]等。

温度与昆虫生长发育模型及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可用于推算和预测昆虫完成一个世代或某一虫态的发育历期及发生代数。本试验结果与张爱民[13]的研究基本一致，其中的差异可能是不同的地理种群及饲养的条件造成的。而胡英华等[14]对灰飞虱抗寒能力进行了测定，研究结果与本试验有所不同，发育起点温度比本试验的低，差异原因可能是近年来气候变暖造成的。

外界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某些昆虫翅型和性比的差异[15]，如灰飞虱[8]、褐飞虱[16]、桃蚜、萝卜蚜[17]、白背飞虱[18]等。张爱民等[8]研究了温度（18～30℃）对灰飞虱翅型和性比的影响，研究结果与本试验基本一致。其研究还表明在24、27℃条件下均有16%的长翅型雌虫个体，而本试验所有温度条件下均无长翅型雌成虫出现，分析原因可能与饲养条件及地理种群有关。

参考文献：

[1]

MacleanJL，DaweDC，HardyB，etal.Ricealmanac[M].Philippines：InternationalRiceResearchInstitute，2002.

[2]WuAZ，ZhaoY，QuZC，etal.Subcellularlocalizationofthestripediseasespecificproteinencodedbyricestripevirus（RSV）initsvector，thesmallbrownplanthopper，Laodelphaxstriatellus[J].ChineseScienceBulletin，2001，21（46）：1819-1822.

[3]陈来，吴祖建，傅国胜，等.灰飞虱胚胎组织细胞的分离和原代培养技术[J].昆虫学报，2005，48（3）：455-459.

[4]阮义理，金登迪，许如银.水稻条纹叶枯病毒的寄主植物[J].植物保护，1984，10（30）：22-23.

[5]张孝羲.昆虫生态及预测预报[M].第3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6]罗智心，任荔荔，祁力言，等.温度对桔小实蝇种群发育的影响[J].生态学杂志，2009，28（5）：921-924.

[7]浦茂华.苏南灰稻虱Delphacodesstriatella的初步研究[J].昆虫学报，1963，12（2）：117-135.

[8]张爱民，刘向东，翟保平，等.温度对灰飞虱生物学特性的影响[J].昆虫学报，2008，51（6）：640-645.

[9]高东明，秦文胜，龚林根，等.灰飞虱在条纹叶枯病抗、感品种上的越夏饲养试验[J].植物保护，1994，20（3）：21.

[10]刘向东，翟保平，胡自强.高温及水稻类型对灰飞虱种群的影响[J].昆虫知识，2007，44（3）：348-352.

[11]潘飞，何余容，王德森，等.温度对小菜蛾生长发育和繁殖影响的研究进展[J].环境昆虫学报，2012，34（1）：104-109.

[12]杜艳丽，郭洪梅，孙淑玲，等.温度对桃蛀螟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J].昆虫学报，2012，55（5）：561-569.

[13]张爱民.温度对灰飞虱种群的影响[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6.

[14]胡英华，左秀峰，苏加岱，等.灰飞虱发育起点温度及有效积温的探讨[J].昆虫知识，2010，47（3）：596-599.

[15]朱道弘.昆虫翅型分化的调控及翅多型性的进化[J].昆虫知识，2009，46（1）：11-16.

[16]刘光杰，寒川一成，沈丽丽.褐飞虱成虫翅型分化研究[J].昆虫知识，2000，37（3）：186-190.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3

摘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直是学校教学追求的目标，本文笔者试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问题。笔者认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主要从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诸因素入手，将这些因素进行有机整合，同步推进，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课堂教学效率教育经济学

21世纪是以信息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之间更强调一种分工合作，信息流通量加速，在这种节奏紧密的生活中，谁能把握机会，提高办事效率，往往意味着谁就能取得成功。因此，提高办事效率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课堂教学作为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要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就应该考虑清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有哪些？本文笔者从构成课堂教学诸因素着手考虑。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无非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学校只有在拥有足够的资金的情况下，才能聘请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改善课堂教学环境等。资金投入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资金投入是否足量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其次，资金投入要用在点子上。当前各种腐败现象蔓延，教育这块神圣领地也被无情地侵染。于是，在教育界各种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因公肥私等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最后，资金的管理以及流通是否合理也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资金管理和流通是否合理是关系到资金能否充分、及时地利用的有效条件。如果资金不能被及时地运用，那么势必拖延教学时间，造成时间的浪费，从而降低课堂教学效率。

二、教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组织者、实施者、主导者，其多重角色表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教师因素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首要因素。教师的知识能力、教学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等都会对教学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三、课堂教学硬件设施

课堂教学硬件设施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资源，包括课桌、黑板、粉笔、教科书以及用于课堂教学的各种仪器设备等，这些都会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课桌、黑板的好坏，粉笔的色彩，教师面积大小、光线昏暗程度等关系到能否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关系到能否使学生安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这当然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小学基本上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中小学，随着国家教育扶贫工作的扩大和进一步落实，也都为教学工作配备了多媒体设备。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中小学只是将拥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作为学校评估的硬性指标，只是充当摆设而不能“物尽其用”。与其他的硬件设施相比，多媒体教学设备价格昂贵，耗资大，怎样才能“物有所值”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潜在因素

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还受到一些潜在因素的影响，如班风、课堂气氛、座位排列方式、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等。总之，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而这些因素的前提是以财力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产生的。针对以上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教学效率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资金的有效投入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物质保障。所以这一工作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多渠道地筹集资金，保证资金的足量供应。教育投资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投资和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投资。其次，资金要合理分配。在保证用于教育的资金足够之后，我们要将他们在教育内部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后，要对资金进行有效管理。资金的有效管理意味着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机制，从而保证资金合理的流通；另一方面，要与一批具有较高管理素质、能高瞻远瞩的管理者，这样能使资金更加有效、合理的流通。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因素，是课堂教学的“指挥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得如何，他们自身的教学能力如何等都会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主要途径。要做好这项工作，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为教师接受再教育提供方便。

3、保证先进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教学仪器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表达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并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教学效率的高低。因为教学仪器设备是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投资在教育内部合理分配的结果。如果教育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出的话，那么教学效率必然会降低。所以，一旦教学仪器设备已经具备了，那么提高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将它们有效利用起来。。

4、创设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包括多种因素：校园风气、班级风气以及课堂气氛。校园风气包括有形的诸如各种宣传栏、各种科学标语；还包括各种无形的影响，如该校辉煌历史（包括各种优秀的教学成绩）。班级风气是衡量一个班级的主要参照标准。一个团结的班级、一个好学的班级、一个活力十足的班级等等，他们的教学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课堂气氛主要是通过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课堂气氛活跃。在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下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投入其中，将学习与生活、学习与体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就更好地体现了教学的时代目标，无疑也会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有机整合。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缺一不可。

参考资料：

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M]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就业率；影响因素；“双师型”教师；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232－02

一、引言

人类从事某项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大致需要以下几类人才：学术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有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人口就业压力的加剧，急需培养一大批能在生产第一线从事施工、制造、技术应用的专门性人才，培养这一批人才就成为高职院校的首要任务。职业技术教育是以技术性为主的教育，其计划内容是面向实际的适应具体职业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和行业所需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与资格，在各类教育中，与经济和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是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将生产技术设备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是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高职院校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国内学者已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了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提出了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议，同时学者也从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实训J场所和技能培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研究，但当前系统地研究就业率的影响因素非常有限，因此研究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率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不仅是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水平、高校声誉的检验，而且是衡量学校办学成功与否、关系到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稳定的大事。事实上，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高校内部来说，它既与高校就业部门的工作有关，更与毕业生质量、学生的就业观念、学校专业设置，以及学校声誉密切相关。

二、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秋明(2006)以上海高职为例，探讨了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职就业率的影响，他指出，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企业的结构对就业率影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人才的需求越大，大中型国有、外资、民营企业及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将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也影响就业率，如制造业、物流、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将一定程度地影响高职的就业率。

2、高职院校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的影响

学校的培养目标和社会的需求矛盾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根本因素。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教育规模的扩大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类各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但由于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导致“供需”结构性矛盾：对本科生的需求量较大，对专科生的需求量明显减少；在学科专业上，对应用性学科的毕业生需求量相对较大，对理论性学科的毕业生需求量相对减少；对重点院校的短线专业、特色专业需求量较大，而对一般专业则需求较少。合理地对高职院校的定位和培养目标的把握将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和就业率的提高。

学校的专业设置合理与否与毕业生的就业率密切相关。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按照社会需要设置的专业，促进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衔接，能使该专业的毕业生适销对路，从而提高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教师队伍是提高就业率的保障，教学质量的高低是影响高职就业率的关键。作为高职院校必须培养大批“双师型”教师，在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重创新”的要求，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通识教育、拓宽专业面向、实施分类培养、注重发挥个性特长，使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成长规律。

实践教学环节和现代先进技术的使用是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途径。学校必须不断更新实践教学的内容，改革实践教学的方法，增加应用性、开放性的实验和实习项目，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素质以及创新精神，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改革高校的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过程和提高师生信息科技知识素养。高校就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服务水平和就业指导也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学生自身的因素

社会需求与毕业生自身素质之间的矛盾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因素。在新的就业模式中，毕业生能否就业或就业满意程度如何，除学科、层次因素外，就看毕业生自身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差距如何。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利于就业的观念和行为，比如观念陈旧、期望值偏高、定位不合理、缺乏自信、盲目攀比和不知道如何推销自己等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要求毕业生要有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而且对毕业生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社科知识也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竞争意识，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团队合作的精神、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因此，毕业生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其就业是否成功。

三、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建议

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根基在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努力培养社会和市场适需的专门人才，做到“学校有特色，专业有特点，学生有特长”。在专业设置上必须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合理调整与设置一些社会急需的，与产业结构调整匹配的，具有一定高新技术含量的长短线专业；在培养计划上必须充分重视企业对学生非智力素养的要求，在培养学生扎实专业技能的基础上，根据现场工程师和工艺师为主的岗位目标，制定特色鲜明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计划；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分析当下的宏观就业形势，介绍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与要求，面试技巧与注意事项，择业的要素和优先次序等，通过专题报告会邀请企业人事干部、中介机构经理、优秀毕业生进行专题讲座，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介绍就业、从业、创业的艰苦经历和成功经验等；利用中介机构和媒体推荐，宣传学校办学特色和成功经验、毕业生的特点特长等为学生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各种渠道为学生就业创造条件，通过实习就业和定单培养提高就业率，根据与企业达成的协议，部分优秀毕业生在实习实训时，实现预就业，通过与有意向性的大型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为企业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学生学习期满，达到毕业标准，到原定企业参加工作。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结构，促进

学科专业设置与毕业生就业的衔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以市场为取向的就业制度改革，要求人才培养必须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向导，主动适时调整结构。调整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类结构刻不容缓，高校要结合管理体制的改革，发挥办学的自，结合经济建设需求改革传统学科，开设新专业。在专业设置上调查研究和论证，转变单纯地根据条件、师资开设专业的办学观念。

提高教育质馈，突出办学特色，进一步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择业适应性，因此，各类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培养目标，结合特定的社会需求，形成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改革课程体系和更新课程内容，在搞好理论教育的同时，重视实践性教育环节；注重培养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从而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择业适应性。

发挥与用人单位的全面合作，建立毕业生就业基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是为用人单位提供人才的主要“厂家”，用人单位是接收高校毕业生的直接“客户”，供需双方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合作的愿望。学校应该主动同用人单位签订全面合作的协议，优先向协议单位提供毕业生，保证毕业生质量；为合作单位进行人员培训J和人才培养；通过定向奖学金解决急需人才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与用人单位共同进行科研项目的联合开发；寻求建立实习基地，既给学生创造好的实践机会，又增进双方的了解，为毕业生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定正确的择业观。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要，尤其是要通过开展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各种活动，强化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尽早确定正确的择业观，对毕业生更要通过教育帮助其摆正心态，合理定位，调整择业期望值，树立“行行出状元”和大胆自主创业、多元就业的意识。同时，要广泛宣传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就业形势，开展积极的就业指导，树立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唤起其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转变就业观念，拓展就业渠道，到基层和中小企业建功立业，尽最大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就业率。一是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和日常性工作来抓；二是就业工作要向专业化，专门化和专家化的目标努力，建立一支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开拓创新、敬业爱岗，有比较宽的专业知识和比较强的群众工作能力的就业工作队伍；三是建立和完善以学校为基础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召开招聘会、信息会和洽谈会等，发挥高校在毕业生资源配置中的主体性作用；四是建立和完善就业信息网络，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和有关咨询服务，同时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开拓和完善毕业生就业的市场。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1篇5

关键词：政府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影响因素

公共产品供给所占政府支出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福利、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2008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为群众提供良好的体育公共服务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2012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确立了继续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改善农村公共体育设施条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均等化。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作为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政府理所当然成为其供给的主体，然而，由于当前各级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责任分担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他们在履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职责时有利益博弈在所难免。

1.政府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过程中影响效率的因素

1.1寻租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寻租活动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者对既得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理论认为，租金来源于政府的干预，是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造成的垄断。寻租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进行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借助政府的公共权力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一般是通过行政法律手段，追求和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导致政府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了寻租者，这个过程导致了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这种寻租行为破坏了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影响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近些年，一些农村为化解债务，弥补公用经费的不足，将政府供给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采取低价的不当寻租手段，使其使用权和管理权都转入寻租者名下。虽然解一时之急，却带来长久之痛：不利于体育公共产品的良性运转，供给的体育公共产品低价转入寻租者名下后，如果没有完善的约束管理机制，则必然导致寻租者想尽办法获取最大利益，最终导致其提前破损和报废；不利于农民合理利用体育公共产品，影响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1.2政府目标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目前，随着经济转型和持续的改革，由于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取向不同，不同的政府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出发点不同，一般来说，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影响较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其供给的积极性高，因为这涉及其自身政绩考核的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影响不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其供给就是完成基本任务和指标，缺乏进一步供给的动力。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向、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是不同的。存在不同的效用水平。另外，由于政府官员的薪金与供给行为本身效率的改进是不相联系的，政府官员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希望通过增加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扩大影响力，因此，存在一定的超额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倾向，这造成了浪费和效率的损失。

1.3政府决策机制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地方政府由于受到上一级政府严格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职权、立法等控制，县乡一级的政府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时的决策权是非常有限的，同时他们缺少预算内财政的自，导致很难因地制宜地提高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本来应该享有“人、财、物”权利的村民自治组织却成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的基本组织单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严格的垂直化的管理模式，在完成中央一级政府提供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分配时，具有较高的效率，因为它能够实现统一的协调，避免较高的过程成本。

1.4制度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制度是影响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重要因素。制度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具体体现：正式制度，如政策、体制安排、法规等；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惯例、风俗等。制度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产权制度不健全或者严重缺失直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政府产权结构不合理引起低效率供给；政府的市场准入制度往往限制和鼓励其他愿意进入者的行为选择，影响供给效率；制度变迁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如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促进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原有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结构，集体的供给主体地位沦为次要地位，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空项”，影响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财政制度的安排是影响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其影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投入不足造成供给总量不足，尤其是财政困难的乡、镇政府；财政资金的分配往往是由于少数人控制决策，并且不能按最有利于农民对体育公共产品需求分配，这就造成资金分配使用效率低；财政资金的监管缺失导致专款难以专用，影响使用效率；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监督，缺乏绩效评估，必定造成财政资金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预算前后资金使用变动率很大，影响了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1.5不对称信息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农民在健身过程中来自于现实形成真实的对体育公共产品的内在需求，针对这些需求的供给必然会形成有效的供给。但是，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往往缺乏对这些真实信息的了解。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有效的需求表露机制，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本身就造成了信息流的单向流动而缺少互动；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的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根本就谈不上“上传民意”。这样，由于没有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在信息不对称下进行供给，使其“失灵”。

2.降低影响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的思路

2.1消除寻租行为。

首先，政府要加强自身管理，政府要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框定的限度范围从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转变政府职能，克服弊端，提高办事效率；虽然政府是提供的主体，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进行操作。其次，加快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建设；建立完善的管理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

2.2科学调整和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增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性，限制和解决地方供给的选择性偏差问题。部分地方政府及官员片面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以自身政绩为主要价值取向，这与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有直接关系，这种取向效应刺激了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趋利行为，使其忽视需求，形成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选择性偏差，造成供给的方向、数量、质量、结构失衡。

2.3构建政府调控、农民需求与法制监督相结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单向性是制约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因此，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提高供给效率的关键环节。如果没有政府宏观调控和把握，由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决策，将公共体育产品的选择权交给需求者，那么即使构建了通畅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但毕竟农民的需求有狭隘性，政府非常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同时，在调控过程中要防止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越位”，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防止“暗箱操作”，实现政府调控、农民需求与法制监督相结合的供给决策机制，促成农村体育供给产品供给决策的合理化。

2.4健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制度的健全是提高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前提。一是要建立多元化供给的产权制度体系，除了政府外，还要引入社会化、市场化的供给机制，哪些由政府主要供给，哪些由市场或者由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供给，哪些由政府、民间团体与市场合作供给。因此，产权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转换，同时政府的责任没有弱化，因为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经由政府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供给中无论采取哪种产权形式，都有主导作用。政府要进行引导、监控等规制活动；要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二是关于市场准入，政府要及时制定有关法律、政策。以法律、政策手段保障非政府组织投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收益。三是不断扩大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根据农民对体育公共产品的需求，优化用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预算资金的分配结构；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地区间财政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能力上的差异；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审计监督机制，从宏观层次上提高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1]刘文勇.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研究[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7.

[2]王俊霞，王静.论“政府调控+农民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构建[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11）：92-96.

[3]张慧岚.关于寻租行为与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09.28.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6

关键词：改善人工流产发生现状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2）12-0160-01

人工流产率的上升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重大变化和人口流动的不断增长，人工流产的社会经济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未婚妇女的人工流产出现显著增长。总的说来，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对人工流产有很大影响，但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

1数据与方法

因子分析用于对诸多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并将自变量简化到少数几个在统计上独立的因子，以代表这些自变量。通过探测性因子分析了解这些自变量相互联系的程度与方式及其数据结构，然后用因子分析产生的各个在统计上独立的因子来代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几个宏观侧面。最后将因子分析的结果用于人工流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人工流产的独立影响。

2因子分析

每个自变量都与其最高度相关的因子相联系，形成某一因子的自变量用阴影加以突显。因子负载代表因子对某一变量的相对影响大小。变量的共同度（h2）反映因子对自变量方差的解释程度，相当于在回归分析中因变量方差被自变量解释的比例。例如，3个因子能够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6%的方差，而其中因子1就能解释65%的方差。因子1的特征值为618，能够解释总方差的34%。从阴影部分看，因子1在农村人均食品消费、农村人均家庭设备与服务消费、农村人均住房消费、农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10万人口的图书数、企业的平均产值、非农产业中女性的比例等变量上有较高负载，可以代表各省的经济发展侧面。因子2的特征值为610，能够解释总方差的30%，它在每10万人口的医院床位数、每10万人口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城市化水平、每万人口的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数、产业多样性、农村人均衣着消费、工业产值的比重等有较高负载，可以代表各省的社会发展侧面。因子3的特征值为313，能够解释总方差的17%，它在剩余的计划生育和社会控制指标上有较高负载，所以可以代表各省的计划生育侧面。3个因子的负载值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计划生育则比较独立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生育在中国有着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够对生育率及其各中间变量产生独立影响，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得到了确认。

3多元回归分析

上述的因子分析确认了这些自变量所代表的3个侧面，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然后，通过对因子值系数的回归估计，计算出对应于每个样本案例的因子值，这些因子值就作为自变量值用于对各孕次上人工流产比例的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在P

4讨论与结论

本文用因子分析考察了在以往生育率研究中证实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变量简化到3个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侧面的因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然后用这些因子与各孕次人工流产比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它们各自的独立影响。回归结果清楚地显示，对低孕次人工流产起主导影响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而高孕次人工流产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同时，社会经济因素对高孕次人工流产也有显著而独立的影响，而计划生育对第1孕次人工流产则没有显著影响。对于第2孕次人工流产，似乎各因素的影响基本差不多。3个回归模型证实：在任何孕次上，人工流产的发生都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而计划生育只在第2孕次及以上才有显著影响，而到高孕次上则起了主导作用。这些结果说明，如果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人工流产主要受到计划生育的限制，那么到21世纪初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之后，人工流产越来越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就是主要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同时社会价值观念和性观念的巨大变化，也对人工流产发生起到了促进作用。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计划生育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应该从已婚人群扩展到未婚人群，普及生殖健康知识，提高避孕药具使用效率。因此对于避孕和生殖健康的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改善将对人工流产的减少起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贾忠科.中国省级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研究：1981-1985[M].中国人口科学，1991：（1）1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7

关键词：家庭转变；SOCSIM微观模拟；人口因素；居住方式

一、引言

家庭是市场经济重要的消费单位，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更是认识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党的十报告中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论述中专门强调要“满足家庭基本需求”；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注重家庭”。家庭结构是家庭组成的重要表现之一，它与家庭规模分别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反映家庭组合状况。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家庭结构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问，受合作化运动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家庭户类型和代际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曾毅等通过对1982年到2000年三次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指出，2000年三代家庭比重有所提高，但是二代核心家庭比重下降趋势明显；王跃生指出，与以往相比，2000年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出相对稳定型（例如三代直系家庭）、明@上升型（例如一人户、隔代家庭等）、下降型（例如缺损核心家庭）三种状态；胡湛和彭希哲根据六普数据分析指出，2010年一代户和二代户比重均超过80%，与2000年相比，一代户上升了11个百分点，二代户下降了10个百分点。社会转型是家庭转变的大背景，分家是传统私有制时期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及父子兄弟分家立户是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提到，社会经济因素与人口因素共同影响家庭结构的转变，社会经济因素一方面从思想观念、居住条件等角度决定人们居住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家庭转变，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人口转变来间接影响家庭转变。而人口因素中的出生率、死亡率及结婚率等都直接影响家庭结构及规模。我们可预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势必作为人口因素的一部分对未来中国家庭结构产生一定影响。那么，深入分析家庭结构的变迁并探讨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差异化作用就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了。

二、方法与数据

本文将家庭结构转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分为居住方式和人口因素两个方面，并且分两个阶段对其进行分解：第一个阶段是将家庭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分为人口因素和分家立户（即居住方式）；第二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口因素分解为人口惯性、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来探究其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用微观模拟方法，即SOCSIM模拟法，利用第一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过去的家庭结构进行分解，并分析不同因素对家庭结构转变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1.SOCSIM运算逻辑与参数设定

SOCSIM是一个“封闭的”人口模拟模型，在本文对中国家庭结构转变的分析中，不考虑国际迁移，而将中国视为一个“封闭人口”系统正适合SOCSIM微观模拟方法。人口因素对家庭规模与结构影响较大，尤其是生育率、死亡率等对家庭结构及亲属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以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为关键参数对人口进行预测，通过对其进行不同的设定，可以得到不同方案下的人口结构及家庭关系的信息，即可以分析不同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的变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SOCSIM软件可以从一个实际或随意的初始人口开始，按照实际情况的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进行模拟。而任何一个人口结构，按照稳定的生育率、死亡率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人口结构，在本研究中我们以1750年为模拟的起点，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水平，从5000人的随机初始人口开始模拟，从而获得1949年的人口，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进行参数设置（见表1）。

2.SOCSIM模拟结果及检验

以往研究已从多方面对SOCSIM模拟结果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本文通过1949年后主要年份人口年龄结构、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人口特征与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的结果进行对比。

首先对六次人口普查所得的各年龄人口比重及累积百分比，与SOCSIM模拟得到的相应六个年份的人口比重进行比较（如图1所示）。

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SOCSIM模拟结果相应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较为一致的趋势。但普查数据与SOCSIM模拟结果之间也存在略微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在SOCSIM模拟中，并未完全按照每一年的实际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水平进行模拟，而是根据时期的均值进行模拟；另一方面，普查中也存在错报、漏报等现象，致使普查得到的生育率、死亡率等偏低，尽管本文在进行SOCSIM模拟时对相关的生育率、死亡率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仍旧无法获取实际水平，因而造成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体来看，人口比重随年龄变化的趋势是非常一致的。

其次对新中国成立后各年的出生率、死亡率与SOCSIM微观模拟结果中得到数据进行对比，发现，SOCSIM微观模拟的出生率、死亡率与中国1949-2010年实际出生率和死亡率水平及趋势比较一致，再次验证了SOCSIM微观模拟的可靠性，可以为本文的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见图2、图3）。

三、人口因素与居住方式的影响

1.分解原理及方法

人口因素用Deffct表示（D为人口数向量），Peffct表示居住方式影响（P为居住在不同类型家庭中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同一时间D向量与P向量相乘即为该时间生活在相应家庭类型的人口数，即：

ht=f（Dt，Pt）=Dt*Pt

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数量及居住方式均发生变化，使生活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人口数也发生变化，即Dt和Pt的变动带来ht的变动。因而，不同时点的h的变动包括D的变动和P的变动，即：

其中，h1、D1、P1分别为第一时点居住在某类型家庭的人口数、第一时点总人口数、第一时点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比例；h2、D2、p2分别为第二时点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数、第二时点总人口数、第二时点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比例。

在因素的分解中，人口因素的影响即为控制居住方式因素（Peffect）后h的变动。具体计算为：假定居住方式P保持一致，人口数D按实际情况变动带来h的变动。同率的分解方式一样，通过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来分析某一特定因素的影响，在人口因素影响的分解中，为避免一个时期前后P值不同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平均值的方法，首先假定第一时点居住方式P1保持不变，人口向量D变动，然后假定第二时点居住方式p2保持不变，人口向量D变动，两个值加总后除以2求其平均值。公式如下：

居住方式的影即为控制人口因素（Deffect）后h的变动。同人口因素影响的计算方法与原理一致，其计算公式为：

2.分解结果

本文用ht代表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数，且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家庭类型的分类标准一致，因而本文对2000-2010年期间的家庭转变进行分解。

以一人户为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40%，2010年该比重上升到4.95%，增长了一倍。居住在一人户中人口数的变动公式为：

h2000-h2000=f（D2000，P2000）-f（D2010，P2010）=D2000*P2000+D2010*P2010

其中，P2000和P2010分别为2000年和2010年普查时居住在一人户中的人口比重。

那么人口因素带来的变动有多少？对此，本文首先假定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比重与2000年保持一致，即为2.40%，而按照人口实际情况变动，计算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10*P2000），与200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00*p2000）进行相减，得到按照2000年的居住比例，人口变动带来的影响（即D2010*P2000-D2000*P2000）；其次，本文假定200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比重与2010年一致，即为4.95%，而按照人口实际情况变动，计算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10*P2010），与200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00*P2010）进行相减，得到按照2010年的居住比例，人口变动带来的影响（即D2010*P2010-D2000*P2010）；然后将这两项差进行加总平均，得到人口因素引起的居住在一人户中人口数变动占总变动的比重，最后用该比重乘以2000―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比例的变动（-1.70%），就得到2000-2010年期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比重由人口因素引起的变动部分。同理，可以计算控制人口向量情况下，居住方式变量的影响程度。

按照同样的原理，本文对2000-2010年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的变动分别进行人口因素与居住方式因素的分解（见表2）。总体来看，2000-2010年，在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的人口比例变动的分解中，居住方式带来的影响总体上大于人口因素的影响。

2000-2010年间，生活在一人户中的人口比例增加2.55%，其中，由居住方式因素引起的变动为2.48%，人口因素引起的变动则相对较小。可见，一人户的变动更多是受居住方式的影响，而人口因素中老年人口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结婚率的变动等也会对一人户的人口比重产生影响，未婚者、丧偶者均可以选择与父母或者子女居住在一起，因而居住方式变动在一人户变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生活在一代户中的人口比例在2000-2010年期间增加5.81%，居住方式及人口因素带来的影响相差不大。人口因素中生育时间的推迟带来一代户家庭中人口比重的增加。而居住方式的影响略高于人口因素，是否选择与上代人或者下代人共同居住对其有较大的影响。

在家庭核心化过程中，二代户比重下降，生活在二代户中的人口比例在2000-2010年期间下降6.32%，其中居住方式的贡献很大，而人口因素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反而是提高了生活在二代户中的人口比重。与父母同居的已婚夫妇推迟生育、成年子女婚姻推迟等都会使二代户中人口比重提高。相反，三代户比重略有减少，但是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得生活在三代户家庭中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其中，居住方式的影响仍旧较大，人口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

结婚时间的推迟、结婚率的下降提高了一人户中人口比例，以及未婚子女与父母居住的概率，因而增大了二代户中的人口比例，但也使得他们生育时间推后，从而减少了三代同居人口比例。

我们知道，人口自身的惯性对人口转变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在分解人口因素对家庭转变的影响时，排除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的影响后，剩余的影响即为人口惯性带来的影响。在一人户中，人口惯性的作用使得一人户比例下降0.15%，一代户中人口比例提高2.71%，二代户的人口比例下降2.86%，三代及以上户人口比例提高6.70%。可以看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惯性的作用对不同类型户中人口比例的变动影响相对较大，但是影响的方向也有较大的波动。

五、结论与讨论

西方现代家庭转变理论中提到了人口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家庭转变，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转变的影响包括通过对居住方式选择直接影响家庭转变及通过人口转变间接影响家庭转变，因而，从最直接的角度分析，本文对家庭转变的影响分解为了居住方式及人口因素两个方面。从分解的结果发现，居住方式对家庭转变的贡献率相比人口因素要高出很多，这反映出在中国社会居住选择对于家庭结构的重要影响。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人们思想观念变动较快，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独自居住，甚至成年后即与父母分开居住，这对家庭转变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目前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结束了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人口增长”，转变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人口增长”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并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因而人口转变对家庭转变的影响相对较弱。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8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平衡;人口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0)02-0042-05

AStudyontheEffectsofPopulationFactorsonthePaymentBalance

ofBasicPensionInsuranceFundsinChina

LUOZheng-qing,CHENZhou-yan,LUAn

(SchoolofManegement,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Hefei230009,China)

Abstract:ThispaperforecaststhesituationofChina’spopulationandthefundamentaloldageinsurancefund’srevenueandexpenditureduring50yearsbyusingthemodelsofPopulationPredictionandTheBasicOld-ageInsuranceFund’spayments.Subsequently,newresultsintherevenueandexpenditureofthebasicpensionandindividualaccountspensionarecalculatedunderthedifferentvaluesofsomepopulationfactors,fromwhichtheinfluenceofpopulationfactorsonthebalanceofendowmentinsuranceisobtained.Theresultshows:tobasicpension,it’sbeneficialtothebalanceoftheendowmentinsurancefundingwhenthere’sincreasinginsuchfactors:thereproductivewomenfertilityrate,theemployee’sinitialageatemployment,theageatretirementandthenumberofthecontributors;Butitgoesagainstthebalancewhenthenumberofthebeneficiariesisincreasing.Toindividualaccountspension,Thefundingbalancewillprofitfromdecreasingemployee’sdeathprobability;Andthelatertheemployeeretires,themorebeneficialhetakesfromtheEndowmentInsuranceSystem,themoreadvantagesforworkers.

Keywords:fundamentaloldageinsurance;thebalanceofincomeandexpenditure;populationfactors

1引言

人口因素作为影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中的重要方面已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如王鉴岗[1]提出了一种养老保险平衡测算的方法,以一定的人口模型数据为依据,测算出养老保险平衡的结果并加以分析;王晓军[2]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年度收支和积累结余进行了预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到2022年精算平衡值为零,以后各年份开始出现精算赤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加的结论;周渭兵[3]运用分要素法对1998~2050年全国人口进行了测算,在运用城镇人口测算的组合方法对1998~2040年城镇人口进行测算得出测算结果的前提下,对养老保险运行模式进行了分别的探讨,得出我国采用部分积累制公共养老保险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等。

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件)后,傅新平、周春华等[4]建立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模型和支出模型,对养老保险中退保率和工资增长率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和敏感性分析,得出了新决定比旧决定更为安全和有保障的结论;同时,傅新平、高祝桥等[5]得出影响基金收支平衡的因素有经济因素、人口因素、政策因素等等。

总体来说,学者们虽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研究较多,但多局限于人口和基金收支平衡的一次性预测,对未来人口各种可能变化下基金的收支平衡问题和影响其的人口因素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利用精算学方法,通过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测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因素主要变量对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从而为我们应付人口老龄化、实现养老基金收支平衡和安排财政收支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2人口预测模型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测模型

2.1人口预测模型

(1)全国人口的预测模型

2.3模型参数取值和数据来源

(1)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本文以1998年～2007年各年的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的加权平均值为目标期间内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1998年至2007年各年的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数据来自各年统计年鉴。(2)出生人口性别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文假定目标期间内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分年龄性别的城镇人口数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数分别来自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3)年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工龄工资增长率。本文假定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为8%,工龄工资增长率为1%。(4)利率。近10年来我国银行年存款利率平均为3.2%,同时参照高建伟[6]在该因素的取值,本文在测算时取i=4%。另外预测模型中所需其他参数:城镇化率、城镇人口的分年龄性别比率及劳动参与率均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数据。

3模型测算结果及分析

3.1目标期间内我国人口的变动趋势

(1)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

根据前面模型,计算发现全国总人口在第19年(2019年)将达到最大值13.37亿人,随后逐年减少。但若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发生变化,我国总人口也要随之变化。如当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在设定的基础上均提高1‰,我国总人数将在第19年达到最大值13.44亿人后开始下降;若提高2‰,我国总人数将在第20年出现峰值13.51亿人,随后开始下降。对于参保人数来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大约在第23年达到顶峰后略有所下降;而领取养老金人数呈陡峭上升的变化趋势,这意味着在职职工的老人负担系数逐年变大。且到第50年缴费职工人数约2.49亿人,领取养老金人数约2.43亿人,即差不多一个在职职工赡养一个老人。

(2)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

图1显示出不同年龄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目标期间内的变动情况。它表明:在目标期间内0~15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与16~64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均有下降的变动趋势,而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却一直上升。这一变动趋势表明,目标期间内老年抚养比将逐年上升,到第50年的时候达到46.34%(是第1年的4倍多)。

3.2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变动趋势

(1)未来基础养老金收支增加,同时收入增速明显低于支出增速

在上述参数假定的情况下,根据(5)～(8)式,实际测算发现在目标期间内随着年份的增加,基础养老金收入和支出都在增长,但前者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后者;同时自第19年(2019年)起,基础养老金开始收不抵支,出现基金缺口,随后基础养老金的缺口值不断增加。

(2)职工个人账户养老金存在基金缺口

由于我国的个人账户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强制储蓄,强调个人所有权及可继承性,并没有再分配的功能,不能实现财富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7]。故本文在讨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支时(包括后文在讨论人口因素变动对个人账户养老金收支的影响时)是讨论单个职工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支情况。设职工20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按照规定为139个月,职工退休后其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为1.98%计息,初始工作年的年工资等于2000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371元),根据(9)～(10)式测算得出的结果显示:该职工在工作期间向个人账户的缴费在其退休年龄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为42.27万元,该职工退休后,个人账户在支付155个月后就不足以支付下个月的养老金,意味着如果职工于60岁退休后存活时间超过155个月,其剩余寿命的个人账户部分养老金要由统筹账户支付,也就是说职工个人账户存在基金缺口,且缺口值约为15.88万元,为个人账户积累额的37.6%。

4人口因素对基础养老金收支的影响

4.1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上升有利于基金收支平衡

本文所采用的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数据是通过1998年到2007年各年数据的加权平均得到的,在此基础上,分别将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均降低和提高1‰、2‰、5‰,结果如表1所示。同时发现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动对基金收支的影响不是立即表现出来,而是过u(劳动者参加养老保险的年龄或初始工作年龄)年才会表现出来。因为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通过影响0岁人口的变化,进而0岁人口随着年龄的推移,经过u年才参加养老保险计划,才缴纳养老保险费。通过表1还可以看出,在目标期间内,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对基金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基金支出的影响,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每上升1‰,基金收入增加0.89%,但基金支出却减少约0.0001%,基金缺口减少1.08%。而基金缺口值在生育率每下降1‰的情况下,大约增加1%。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的上升,基础养老金收入增加,支出减少,基金缺口缩小,有利于基金收支平衡。反之,基础养老金收入减少,基金缺口变大,不利于基金收支平衡。

4.2出生人口性别比对养老金收支影响不大

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未来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又会对基金收支平衡产生影响。如同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动对基金收支的影响一样,不是立即表现出来,而是经历u年才会表现出来。

表2显示,基础养老金缺口随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而减少,说明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有利于基金收支平衡,但不明显;这是因为一方面性别比的上升导致女性人口相对减少,从而减少未来养老金支出(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且退休较早),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导致总人口中男多女少,所以未来出生人口也会减少,导致未来人口更加老化,增加未来养老金支出增加。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对未来养老金收支结余相反的影响,使得出生人口性别比对基金收支的作用不明显。

4.3职工的初始工作年龄上升和退休年龄的推迟会减少基础养老金基金收支缺口

当退休年龄为60岁时,不同初始工作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产生不同结果,如初始年龄分别20岁和25岁,结果发现初始年龄20岁的无论基金收入、基金支出还是基金缺口都高于25岁的,因此提高职工初始工作年龄将有利于实现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而当初始年龄为20岁时,职工退休年龄越大,基金收入增加、支出减少,养老金缺口减少(这主要时因为退休年龄大,缴费年限长,基础养老金给付期缩短,从而养老金缺口减少),反之亦然(具体见表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提高职工的退休年龄将大大减少基础养老金的支出,有利于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实现。

5人口因素变动对个人账户养老金收支的影响

5.1死亡概率上升,个人账户缺口减少;死亡概率下降,个人账户缺口增加

职工未来的死亡概率变动对个人账户养老金缺口有较大影响,实际计算发现,当职工死亡概率在现在基础上降低5%,缺口比例从37.57%上升到38.9%;反之职工死亡概率提高5%,缺口比例从37.57%下降到36.3%(如表4所示)。因此,死亡概率上升,个人账户缺口减少,反之缺口上升。

5.2职工的退休年龄对个人账户养老金收支的影响

根据(9)、(10)式测算发现,职工退休年龄不同显著影响着个人账户养老金收支。个人账户养老金缺口随职工退休年龄的提高而扩大;反之亦然。特别是当职工退休年龄在66岁以上职工的退休年龄越大,职工个人账户养老金缺口越大。同时可以看出国家现行的个人账户计发办法具有激励作用,国家鼓励职工延迟退休。

6结论及政策建议

6.1结论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基金收入支出均出现增长,并且收不抵支后缺口将越来越大。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对基金收支的影响均存在时滞。但长期来说,前者上升有利于基础养老金基金收支平衡。后者对基础养老金收支影响不大。职工的初始工作年龄上升和退休年龄的推迟会减少基础养老金基金收支缺口。在死亡概率下降的情况下,个人账户缺口将继续增加。且个人账户养老金缺口随职工退休年龄的提高而扩大。

6.2政策建议

(1)政府应适时地提高退休年龄,以应对人口老化的养老保险财务危机。(2)由于当前中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转变带来了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环境,直接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创造了条件[8]。但从消极方面来说,也给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基金收支平衡以及适度的人口增长带来压力,为此政府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因生育率降低而带来的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失调问题。(3)在当前我国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况下,降低性别比不仅不会带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而且有利于社会和谐、公正、消除性别歧视和解决因男性比例过高而带来的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4)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高龄风险对个人账户基金缺口的影响,如改革现行个人计发办法,提高个人账户基金投资收益率等手段。

参考文献:

[1]王鉴岗.养老保险平衡风险因素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1):12-20.

[2]王晓军.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精算平衡状况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S1):39-41.

[3]周渭兵.我国公共养老保险问题的精算分析[J].统计研究,2002,(1):42-45.

[4]傅新平,周春华,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模型及其应用[J].科技创业月刊,2007,(1):52-53.

[5]傅新平,高祝桥,等.新政策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影响因素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50-151.

[6]高建伟,高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及其应用[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6,(5):18-22.

[7]彭浩然,申曙光.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对替代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7,(3):58-60.

[8]李建民,等.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现状、趋势与问题[J].人口研究,2007,(1):33-48.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科教支出；经济增长；劳动；资本

中图分类号：F061.省略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一些研究者试图建立有关政府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内生增长模式。如Barro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1］。随后，Barro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公共支出的不同类型［2］。进一步地，Devarajan等提出在理论上把公共支出分解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指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3］。

国外学者除了在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外，还在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一方面，许多经验分析得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的结论［4-8］。另一方面，一些经验分析又得出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的结论［9-10］。

总之，关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方面，公共支出需要以公共收入为基础，因此降低私人储蓄来源，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私人生产力，又刺激了私人储蓄，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如果补充程度越低，替代程度越高，对私人储蓄的冲击就越小，公共支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单调的，在给定的补充或替代水平下，公共支出首先提高增长率至某一点，然后二者将是负相关的。这些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对我们分析我国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非常有益，从中可以发现，政府公共支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外生变量，笼统的讨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并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先将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支出，然后考察各个单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试图从生产性的政府支出――科教支出入手，去分析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于我国的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如骆永民采用1953―2003年的时序数据对我国科教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对教育和科研的财政支出和GDP变化有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教育支出在长期中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科研支出却在短期中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11］；而科研支出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比教育支出更为显著。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祝接金，他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科技总支出波动是引起TFP波动的原因［12］。郭玉清、刘红和郭庆旺则构建以资本、知识和产出为研究对象的动态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动态计量模型，得到实证结论是中国财政科教支出对其资本形成、产出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有积极影响，但作用力度和影响方式存在区别［13］。其中，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科教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样［14］。他们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政府科技支出的生产率改进作用不同。在东部地区，政府科技支出改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对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没有改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政府科技支出仅对资本生产率有微弱的改进作用，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改进作用；西部地区的情况与中部较为类似。教育支出与此类似，相同学历层次的政府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幅度按东、中、西依次递减，即东部地区所有学历层次的政府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作用均是最强的，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最弱。

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我们发现：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科技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较为微弱；从大量的统计检验来看，只有东部地区在统计上显著，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统计上都不显著［2-4-5-6］。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与科学事业费的最终用途有关，由于东部地区级别较高的科研院所集中，国家教育和科学事业费大多向这些院所倾斜，当这些经费被投入到基础研究之中，就对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目前科学和教育经费大量被用于弥补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经费的不足，真正投入到科研中的比例不足，自然对经济增长率作用力减弱，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影响？各项支出分别有多大的影响？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关系是否稳定？对于这些问题，上述学者则关注较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东部与中、西部的科教支出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东部的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基本得到确认，而中、西部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我们试图在充分考虑这种差异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西部省份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鉴于此，我们剔除东部发达省份的数据，单独研究中、西部省份的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以期为中、西部省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政策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二、科技与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理论上，政府科技和教育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政府科技和教育支出通过改善资本和劳动等单个要素生产率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科技和教育支出通过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而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进一步分析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我们可以构建如下模型：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则有：

YtAtKβ2tLβ3t（1）

其中，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为技术进步，β2、β3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对方程（1）两边取自然对数并求导，则可构建如下增长模型：

gitβ2kit+β3lit+ait（2）

方程（2）中，g表示产出增长率；k表示资本增长率；l表示劳动增长率；a为索洛残差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i1，2，…，n）和t（t1，2，…，T）分别表示各省份和时间。

现在，考虑政府科技支出的作用机制，假定政府科技支出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则可以如下表示：

aitβ1+β4Tit+εit（3）

其中，Tit表示政府科技支出，具体的含义为政府科技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ε为误差项，包括企业R&D投入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联立方程（3）和方程（2），有：

gitβ1+β2kit+β3lit+β4Tit+εit（4）

利用方程（4）我们则可分析科技指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进一步地，如果将方程（4）中的政府科技支出变量T替换为政府教育支出变量E（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则可得到方程（5），用以实证分析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gitβ1+β2kit+β3lit+β4Eit+εit（5）

另外，考虑到政府科技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故方程中使用政府科技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变量的滞后项，这样方便我们找寻政府科技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经济增长率的滞后影响。那么本文最终用于分析科技支出与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实际上为：

gitβ1+β2kit+β3lit+β4Tit－1+εit（6）

gitβ1+β2kit+β3lit+β4Eit－1+εit（7）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地区资本存量没有对应的统计资料，现有文献所使用的资本存量都是经过一定间接计算获得的，但是这些计算的资本存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尚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计算标准。另外，由于增长率指标更能反映投资活动的波动性，本文采用资本形成增长率代替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一般来说，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存货一般逆经济周期增长变化，因而只有固定资本形成可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表示变量。同时，我们用单个行业就业人员增长率表示劳动增长率，各省市实际GDP（扣除物价因素）增长率代表其经济增长率。

用各地区科技支出占其GDP的比例表示政府科技支出规模变量（T）。基于各地区政府科技支出数据的可得性考虑，本文实证分析的时间段为1996―2007年，实际数据均为1990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可比数据。具体地讲，我们用政府财政支出项目中与科技相关性较大的项目支出总和作为地区政府科技支出，主要包括政府挖潜改造革新支出、政府科技三项费支出和政府科学事业费支出。

用各地区教育支出占其GDP的比例表示政府教育支出规模变量（E）。具体的，用政府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政府支出之和与GDP的比例代表政府各级教育支出总规模变量。同样，基于对政府教育支出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实证分析的时间段为1996―2007年，实际数据均为1990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可比数据。

本文选取1996―2007年19个中、西部份省份（不含）科技和教育投入规模、资本和劳动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面板数据。具体的划分如下：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1个省市来划分。

以上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下面我们将根据方程（6）和方程（7），用Eviews6.0软件对各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别揭示政府科技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1.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这便需要考虑各省市间所存在的地区性差异。在面板数据的分析中，考虑个体差异的两种主要方法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需要在这两种模型中进行选择。具体而言，对方程（6）其固定效应模型的表达式为：

gitβ1i+β2kit+β3lit+β4Tit－1+εit（8）

而其随机效应模型的表达为：

gitβ1+β2kit+β3lit+β4Tit－1+νi+εit（9）

利用Hausman检验，我们可以在模型（8）和模型（9）之间进行选择。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统计量的P值为0.39。这意味着我们在10%的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这意味着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关于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选择模型（9）进行参数估计。

根据同样的思路，对方程（7）其固定效应模型的表达式为：

gitβ1i+β2kit+β3lit+β4Eit－1+εit（10）

而其随机效应模型的表达为：

gitβ1+β2kit+β3lit+β4Eit－1+νi+εit（11）

同样可得Hausman检验统计量的P值为0.29。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在10%的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这意味着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我们选择模型（11）对参数进行估计。

2.参数估计的结果

对模型（9）进行估计的相关参数如表1所示：

表1模型（9）的相关参数估计结果

从表1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对科技支出的回归系数仅为0.03。这意味着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仅有微弱的积极影响。另外，其β4的t统计量的P值为0.08，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科技支出的回归系数仅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而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显著。

对模型（11）进行估计的相关参数如表2所示：

表2模型（11）的相关参数估计结果

从表2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对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仅为0.01。这意味着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仅有微弱的积极影响。另外，其β4的t统计量的P值为0.11，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也不显著。

将表1和表2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西部19个省市的科技和教育支出都对国民产出有微弱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都不是很显著。另外相对于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检验的显著水平相对更高。

3.科技与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

为了分析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我们有意将模型（9）和（11）中的科技与教育支出项暂时忽略，从而得到：

gitβ1+β2kit+β3lit+νi+εit（12）

对模型（12）进行估计的相关参数如表3所示：

表3模型（12）的相关参数估计结果

将表3同表1相比，我们可以发现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通过模型（9）我们估计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7与0.42。通过模型（12）我们估计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2与0.61。由此可见，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均有正的影响，影响幅度分别为0.15和0.19。

将表3同表2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通过模型（11）我们估计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2与0.28。通过模型（12）我们估计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2与0.61。由此可见，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均有正的影响，影响幅度分别为0.2和0.33，这高于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一个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就我国中、西部省份的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文章选取1996―2007年19个中、西部份省份科技和教育投入规模、资本和劳动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面板数据。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

第一，就科教支出与国民产出的关系看，经济增长对科技支出的回归系数仅为0.03，意味着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仅有微弱的积极影响。同时经济增长对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仅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而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显著。由此可见，中、西部19个省市的科技和教育支出都对国民产出有积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很不显著。相对于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实证检验的显著水平相对更高。

第二，就科教支出与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看，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均有正的影响，影响幅度分别为0.15和0.19。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也都有正的影响，影响幅度分别为0.2和0.33，高于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

以上结论表明中、西部省份的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很不明显，科教支出的效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另外，长期来看，中、西部省份科教支出对生产要素投入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教育支出对要素产出弹性的提高幅度更大。这些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也是较为明显的，针对中、西部省份的政府相关部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加强对科技的财政投入。许多研究者已经发现，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科技投入的比重明显低于东部，这是中、西部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弱于东部的直接原因。因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不断加大这种投入，增强创新能力。考虑到短期内科技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大于教育支出，因此我们也要合理平衡地方科技支出与教育支出，为了避免简单的单纯追求政绩，对科技的投入应保持在一个适度增长的规模内，不应一味强调超过实际能力的投入，以免造成不合理投入带来的其他问题。

第二，对教育的财政支出应稳步增加。长期来看，教育支出比科技支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更大，因此，中、西部地方政府要避免为了追求短期政绩而降低教育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周期长于科技支出，因为一般情况下科技支出可以迅速地转化成生产技术的提升，而教育支出是通过作用于劳动和资本间接改进经济效率，其对生产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持续不断地长期努力。所以，中、西部省份现阶段应该继续保持对教育的支出，使之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特别是在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时期，保持教育投人的稳步增加可以带来未来的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内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力提高科教支出的使用效率。一些研究显示，在中、西部地区，目前科教事业经费经常被挪用，主要是用于弥补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经费的不足，真正投入到科技和教育中的比例要低于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因此，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政府挪用科教经费，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地方财政用于科教发展的投入还不充裕的情况下，要大力提高科教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考虑对地方科教支出项目进行积极而科学的绩效评价，促使地方政府科教投入产出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Barro，R.J.GovernmentSpendinginaSimpleModelofEndogenousGrowth［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5）:103-125.

［2］Barro.R.J.EconomicGrowthinaCrossSectionofCountries［J］.TheQuarterlyJouralofEconomics，1991，106（2）：407-443.

［3］Devarajan,S.,Vinaya,S.,Heng,F.Z.TheCompositionofPublic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6.37（2）：313-344.

［4］Laudau，D.Government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ACross-CountryStudy［J］.SouthernEconomicJournal,1983,49（3）：783-792.

［5］Grier，K.，Tullock，G.AnEmpiricalAnalysisofCross-NationalEconomicGrowth,1950―1980［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9,24（2）:259-276.

［6］Barth.J.，Bradley,M.TheImpactofGovernmentSpendingonEconomicActivity［R］.Manuscript,Washington: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1987.

［7］Levien，R.，Renelt，D.ASensitivityAnalysisofCross-CountryGrowthRegress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2,82（4）：942-963.

［8］Engen.E.，Skinner，J.FiscalPolicyandEconomicGrowth［R］.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1992.

［9］Ram，R.GovernmentSizeandEconomicGrowth:ANewFrameworkandSomeEvidencefromCross-SectionandTimeSeriesData［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6,76（1）:191-203.

［10］Aschauer，D.IsGovernmentSpendingProductive？［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9,23（5）：177-200.

［11］骆永民.我国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5）.

［12］祝接金.中国地方政府科教支出的生产率改进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3］郭玉清,刘红,郭庆旺.中国财政科教支出动态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研究,2006,（5）.

［14］唐德祥.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D］.重庆：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1篇10

关键词：电大远程教育教学到课率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G7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7（c）-0197-01

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它以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为主，综合面授、函授和自学等教学形式、采用多种媒体手段联系师生并承载课程内容。现代远程教育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包括面授辅导课，面授辅导课教学的质量对远程教育教学质量有直接影响，而到课率的高底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质量的好坏，鉴于到课率对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性，下面就如何提高电大远程教学到课率作一研究。

1对惠东电大远程教育教学到课率的统计

（1）全部面授课的到课率从总体上看偏低，一部分学员没有通过面授课获得学习，在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之下，面授课到课率偏低，学习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部分课程实行网上形成性考核试点，平时实训成绩作为考核成绩的课程，到课率总体高于采用原考核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网上形成性考核试点的课程的具体考核方式是：考核由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两部分组成，按照一定的比例组成综合成绩，实行双及格，不能通过的情况是平时成绩和终结考试有一个不及格，必须要有一个考核是在网络上实现的。以往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表现在：考核由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组成，按照一定比例组成综合成绩。这两者都是通过书面的形式得到的。

（3）几门课程由同一名教师所辅导，同时有网上形成性考核试点的课程，并且又以平时实训成绩作为考核成绩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有采用传统考核方式的课程，前者到课率最高，后者到课率最低。对于到课率的情况，根据具体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4）课程中也有到课率较高也有采用传统考核方式的，通常是《基础会计》、《经济数学基础12》、《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科目到课率较高；通过一些实地调查了解，学习动机既包括对学历的提升，也有掌握知识提高技能应用到工作实际的强烈需求。进行的虽然是自主学习的模式，但是对于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一定要通过面授课与辅导教师交流，在这样的基础上，学员认为面授辅导非常必要。

（5）实行网络考核试点的课程中也有到课率较低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到课率，根据实际情况还要做出一些合理科学的调查了解。进一步对采用传统考核方式的课程的网上答疑情况进行抽查，通过这种形式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参与网上答疑的学生人数占学习该课程人数的比重，同到课率在差异性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说明未参加该课程的网上答疑的这些学员基本上也没有参加面授课。

2影响电大远程教育到课率的因素分析

2.1学生方面的因素

第一，工学矛盾。电大远程教育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在职人员。通过一些实地调查，有一部分学员表现在时间的冲突之上，还有学员工作地点不在本地，面授课没有办法参加。这些客观情况对面授课到课率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学员的学习动机对面授课到课率有直接影响。一是学员既要提升学历，又想学到一些必要的课程知识，认为这门课程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就能够让面授课到课率较高。二是有一部分学员参加电大学习不是为了学到更多知识，只是来走走过场，得到一张毕业证，为了自身工作的需要，这部分学员在考核制度就没有办法很好监管。

2.2学校和教师方面的因素

第一，学校的办学理念不适应电大远程教育发展现状。在学校日常教学管理中总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各部门之间信息总是无法通畅，没能形成协调有序的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第二，学校教学管理存在漏洞。一是班主任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二是签到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三是网上学习成绩考核没有必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四是形成性考核制度在执行方面没有进行充分的落实。五是针对上述教学管理中的漏洞，在监督检查方面，以及信息反馈方面没有落实到实处。第三，教师的知识水平和责任心也影响到课率。

2.3外部环境因素

教育的产业化、多元化和市场化这些方面是中国教育体制着手解决的问题。国家在教育方面总是存在经费不足，资金的缺乏就让教育走出了传统的教书育人的境界，走向了市场化，这样就导致了很多学校总是重视学校的生源，重视这个方面带来的经济效益。这样一来，面授课就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课程和考核制度方面与远程教育学员自身的特点不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

3提升到课率的建议

3.1外部环境方面

第一，在教育投入方面，政府必须要加大力度，这样才能让学校降低教育主体对生源市场的依赖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学校的办学生存得到具体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回归到本质上来。第二，改革课程设置和考核制度。在课程的设置方面，要保证达到高等教育的知识水平，要充分考虑适应电大的教学要求，重实用性的特点，在课程的开设上要紧密结合教学实际。这样才能让所学的学员学到更多的知识，激发学员的学习动力，得到学习的有效性目的。

3.2学校和教师方面

第一，加强教学管理，重视社会效益。学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发展规模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健全教学质量内部控制。第二，教师在完成本职工作时要始终坚持服务意识和质量标准。在前面，我们说到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性，在整个学校里面，班主任要发挥好服务意识，这样才能让来这里的学员能够对学校的具体教学情况进行充分的掌握。

3.3学员方面

第一，在招生环节注意规范招生。在招生的过程中，不要总是追求生源，要对具体的招生条件进行必要的把关，这样才能让招到的学生能够得到基本的知识水平，有利于学校教育效果的提高。第二，通过规范教学管理，规范考核制度，实施奖惩措施，营造良好的学风。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同时让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金荣标.电大开放教育到课率低现象及对策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10（2）：19-21.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牙鲆；盐度；早期；胚胎发育

中图分类号：S917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6.010

Abstract：TheeffectofdifferentsalinityonfloatingnaturesandearlyembryodevelopmentoffertilizedeggsfromParalichthysolivaceusbreedinseawaterwerestudie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fertilizedeggsfloatinginseawaterwithsalinityabove30，27.5asastateofsuspension，sinkingunderthesalinity25.Suitablesalinityrangedfrom25to45inincubationperiod，andtheoptimumsalinityrangedfrom30to35.Hatchingrateoffertilizedeggsdroppedsignificantlyanddeformityrateroseinjuvenileswiththesalinity15～20and45～50.Thetolerancefromsalinityvariationingastrulastagewasbetterthanblastulastageandtheblastulastagewasbetterthan4cellsstage.

Keywords：Paralichthysolivaceus；salinity；earlystage；embryodevelopment

盐度是影响海水鱼类胚胎和初孵仔鱼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不同种类的胚胎和初孵仔鱼的盐度耐受力不同，因此，研究适宜的环境盐度条件对于鱼类的孵化和培育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大量报道了盐度对鱼类胚胎发育和仔鱼生长及存活的影响[1-6]。雷霁霖等[1]用人工配制的不同盐度海水培养黑鲷（Sparusmacrocephalus）受精卵，对其胚胎发育、仔鱼孵化和卵黄囊消失等方面进行了观察研究，为鲷科鱼类的人工育苗积累了技术参数；王国恩[7]研究了盐度对属（Coilianasus）胚胎发育和孵化的影响；孙丽华等[8]报道了盐度对军曹鱼（Rachycentroncanadum）胚胎和仔鱼发育的影响；王涵生等[9]研究了温度、盐度对牙鲆受精卵孵化率及仔鱼存活率的影响；王宏田等[10]研究了牙鲆的胚胎发育以及初孵仔鱼的盐度耐受力。但关于盐度对各阶段牙鲆胚胎发育的影响尚未见报道。在实际生产中，由于降水、蒸发等原因导致的海水盐度变化时有发生，对发育中的牙鲆胚胎将会产生影响，应对此影响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评估，本试验以牙鲆胚胎为材料，研究盐度对其胚胎不同发育阶段的影响，旨在为牙鲆苗种培育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和方法

1.1试验材料

雌雄亲鱼均为5龄，雌鱼体长55cm，体质量约2550g，雄鱼体长45cm，体重约1850g。试验鱼卵采自同一尾雌鱼，约36000粒，采自一尾雄鱼，约3.0mL。经人工授精获得受精卵。

配置盐度5，10，15，20，25，30，35，40，45和50的海水，pH值为7.8～8.2，水温15.5～17℃。

1.2试验方法

1.2.1人工受精采用干法授精，将采集的经镜检确认活力好后加入放有牙鲆卵的烧杯中，轻轻晃动烧杯使精卵混合，加入16℃海水200mL激活受精，2min后加入500mL海水稀释受精卵，待受精卵充分上浮后，过滤并用海水冲洗数次，受精卵放入网箱（孔径为0.19mm）中，孵化盐度为33。

1.2.2胚胎的沉浮性及胚胎的盐度耐受力用6个1000mL的烧杯分别装入盐度为20，22.5，25，27.5，30，32.5的海水1000mL，每个烧杯中放入100粒牙鲆受精卵，静置30min，观察其沉浮。试验设3个平行。

设置5，10，15，20，25，30，35，40，45，50共10个盐度梯度，每个盐度梯度各设3个平行，每个平行水体为20cm×20cm×10cm。当受精卵发育到4细胞、囊胚期和原肠期时，分别放到10个盐度梯度试验组中孵化，每组200粒卵。

显微观察胚胎发育，各组达到原肠期后，从受精卵中随机抽取200粒，统计受精率；至完全孵化，统计孵化率、畸形率。

1.2.3数据处理受精率=原肠期时正常胚胎数/总卵数×100%；孵化率=初孵仔鱼数/受精卵数×100%；畸形率=畸形仔鱼数/初孵仔鱼总数×100%。

试验数据利用SPSS11.5进行单向方差分析（OnewayANOVA），对不同数据组之间均值利用LSD做差异显著性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受精卵的沉浮性

水温15.5～17.5℃时，海水盐度25以下受精卵表现为完全沉性；盐度27.5时表现为半沉浮状态，大部分受精卵悬浮于水体中间；盐度30以上则表现为完全浮性。

2.2盐度对各期胚胎发育及孵化的影响

2.2.1盐度对4细胞胚胎孵化的影响4细胞时，牙鲆受精卵的孵化率见表1。盐度30～40，3个试验组的平均孵化率最高达91%。盐度30，35，40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25和45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25和50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15和20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为25和45时，各组受精卵的孵化率较盐度30～40时降低12%～23%；25和50盐度组的孵化率降幅为18%～26%；15和20盐度组的孵化率降幅为17%～45%；而5盐度组的孵化率为0。

2.2.2盐度对囊胚期胚胎孵化的影响如表2所示，囊胚置入不同盐度海水中，盐度30～40范围内3个试验组的平均孵化率最高达93%。30，35，40这3个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25和45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40和45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为15，20，25，50时，各组受精卵的孵化率较盐度30～40时降低17%～37%；而5盐度组的孵化率为0.12%。

2.2.3盐度对原肠期胚胎发育及孵化的影响如表3，原肠期牙鲆胚胎置入不同盐度海水中，盐度30～45范围内4个试验组的平均孵化率最高达96%。30，35，40，45这4个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25和50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15和20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为25和50时，各组受精卵的孵化率较盐度30～45时降低16%～26%；15和20盐度组的孵化率降幅为39%～44%；而5盐度组的孵化率为2.74%。

2.2.4各个胚胎发育时期孵化率的比较如图1，牙鲆的适宜孵化盐度范围为25～45，最适孵化盐度范围为30～35。在最适孵化盐度范围内，4细胞、囊胚期、原肠期的孵化率分别为83.56%～90.52%、84.83%～92.32%、87.70%～95.15%，4细胞、囊胚期、原肠期对盐度的耐受力逐渐增强。

2.2.5盐度与牙鲆初孵仔鱼的畸形率如表4，3个平行组中牙鲆初孵仔鱼的畸形率均在30～35范围内最低，30，35，40这3个盐度组之间畸形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低于25和高于40时畸形率随盐度进一步降低或升高而显著升高。

3结论与讨论

3.1盐度与受精卵的沉浮性

牙鲆受精卵具有典型硬骨鱼类浮性卵的特性，中央油球能使卵子漂浮于一定盐度的海水中。其沉浮性与黑鲷、真鲷等海水鱼类受精卵在不同盐度的沉浮状态相似[11]，但与其他海水鱼类胚胎发育的适盐范围差别较显著（表5）。

3.2盐度与早期胚胎发育

牙鲆胚胎发育的最适盐度范围为30～35，适宜盐度范围为25～45。而盐度15～20和45～50可分别视为牙鲆受精卵孵化在低盐区和高盐区的两个临界盐度区域，在此临界盐度上下，牙鲆受精卵孵化率和仔鱼畸形率均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因此，在牙鲆人工繁殖时，海水盐度低于25时，要适当调高孵化水盐度，并保持连续充气，使卵子处于悬浮状态[16]。

另外，鱼类孵化适宜盐度范围不仅具有种间差别（表5），且与其各自的生态习性有关，如尖吻鲈为广盐性鱼类，人工繁殖时受精卵孵化率在盐度11～40范围内均无显著差别；真鲷和高体狮均是外海洄游性鱼类，但真鲷的最适孵化盐度范围为28.1～32.7，而高体狮孵化的最适范围比较窄，仅为32～35[17]。牙鲆亦属外海洄游性鱼类，Ditty等调查墨西哥湾自然海区中牙鲆卵主要分布于盐度28.5～34.1区域，这与大亚湾海区人工培育的牙鲆受精卵孵化的最适盐度范围相近。

3.3盐度与牙鲆受精卵的孵化率

试验观察发现，在盐度为25～45的范围内，牙鲆受精卵保持着较高的孵化率，但孵化速度不同，在盐度为25和40时，孵化速度较快，因此，牙鲆受精卵孵化时对盐度的适应性很强。在25～45的盐度范围内牙鲆受精卵的发育时序、孵化率无显著差别，受精卵的胚胎发育基本不受盐度影响，这为牙鲆的人工育苗提供了宽松的盐度要求。

在不同盐度下，原肠期牙鲆胚胎孵化率均高于4细胞和囊胚期，原肠期对盐度的耐受力更强，与朱鑫华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8]。大菱鲆胚胎在原肠后期会出现大量死亡，牙鲆胚胎的生命力较强，保持水温稳定和水质良好不会轻易死亡。牙鲆胚胎对盐度的耐受力随着发育时期的推进而增加，原肠期对盐度变化的耐受力高于囊胚，越接近胚胎发育的后期，对盐度变化的适应力也越强。

参考文献：

[1]雷霁霖，孙鲁宁，陈学豪.盐度对黑鲷胚胎发育和早期仔鱼发育影响的初步观察[J].海洋水产研究，1986（7）：143-147.

[2]施兆鸿，夏连军，王建钢.双棘黄姑鱼人工育苗技术的研究[J].海洋科学，2004，28（10）：34-37.

[3]葛国昌，宋卫红.盐度对梭鱼卵和初孵仔鱼的作用[J].山东海洋学院学报，1985，15（1）：93-97.

[4]王涵生，方琼珊，郑乐云.盐度对赤点石斑鱼受精卵发育的影响及仔鱼活力的判断[J].水产学报，2002，26（4）：344-350.

[5]谢仰杰，翁朝红，林锦宗，等.盐度对花尾胡椒鲷胚胎和仔鱼的影响[J].台湾海峡，2000，19（1）：22-26.

[6]林锦宗，黄厦前，郑金宝，等.盐度对秋冬季生殖真鲷的胚胎发育和仔鱼成活的影响[J].厦门水产学院学报，1994，16（2）：10-15.

[7]王国恩.鱼类早期胚胎发生及环境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3）：115-131.

[8]孙丽华，陈浩如.盐度对军曹鱼胚胎和仔鱼发育的影响[J].生态科学，2006，25（1）：48-55.

[9]王涵生.海水盐度对牙鲆仔稚鱼的生长、存活率及白化率的影响[J].海洋与湖沼，1997，28（3）：399-405.

[10]王宏田，徐永立，张培军.牙鲆胚胎及其初孵仔鱼的盐度耐受力[J].中国水产科学，2000，7（3）：21-23.

[11]HasslerWW，RainvilleRP.Techniquesforhatchingandrearingcobia，Rachycentroncanadum，throughlarvalandjuvenilestages[M].Raleigh：UnivNCSeaGrantCollProg，1975：26.

[12]吴贤汉，张宝禄，曲艳梅.温度和盐度对青岛文昌鱼胚胎发育的影响[J].海洋科学，1998（4）：66-68.

[13]李勃，富丽静，解玉浩.温度和盐度对大银鱼胚胎发育的影响[J].水产科学，1995，14（6）：3-5.

[14]王宏田，张培军.环境因子对真鲷胚胎发育的影响[J].海洋科学，1996（4）：16-17.

[15]赵俊，易祖盛.水温和盐度对尖鳍鲤胚胎发育的影响[J].淡水渔业，1995，25（5）：10-12.

[16]SawantMS，ZhangS，LiL.Effectofsalinityondevelopmentofzebrafish，Brachydaniorerio[J].CollegeofMarineLifeSciences，2001，81（10-25）：1347-1350.

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篇12

关键词：高等教育；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76-02

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中国人口正实现着两大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1]。人口与教育、尤其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使得人口变动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同时，高等教育在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低生育率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生育率是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源头和基础。建国后，生育率不断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末，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以下，基本完成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教育领域也因此面临着新的挑战，高等教育领域受其影响尤为严重。

低生育率必然导致各级教育生源减少，与庞大的教育机会供给体系构成冲突。据统计[2]，至2010年中国各级教育中，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教育规模处于增长趋势，高等教育生源供给相对充足，高等教育规模仍处于不断扩张阶段。但是，普通小学、初中教育规模则已呈现负增长，高中教育也将濒临生源短缺。鉴于发达国家人口与教育发展历程的经验，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动对此后各级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影响，是由低向高呈梯度变化的。因此，中国小学和初高中生源不足的现状，必然会影响高等学校传统生源规模。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推算，1999—2025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适龄入学人口（18岁）数量变化情况（见图1）。

由图1可知，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适龄入学人口已开始大幅减少，由此产生的生源紧张问题将会日益凸显。据统计[2]，2000—2002年小学在校生数明显下滑，2002年比2000年约减少856.6万人，未来高等教育的生源将面临重大冲击。自扩招以来，大多数高校、特别是高职、民办院校走的是一条数量扩张型的发展之路，充足的生源是这类院校发展的基础。随着高等教育生源不断减少，一旦学校规模不能持续扩大，收入增长的停滞与支出的刚性增加将导致学校收支状况恶化，不排除部分高校会因生源不足而被迫停办的可能性，目前已有独立学院和部分民办院校已面临倒闭问题。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将不断减少，不仅对高等教育规模产生影响，对高等教育经费也会有广泛的影响，部分高校将面临生存危机。诚然，一定时期内，除了生育率会影响教育招生规模外，还有入学率。2008年，中国小学入学率、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分别达到99.5%和99.7%，已近极限，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分别为83.4%和72.7%[3]，提升空间都很有限，当生育率下降时，招生规模的下降就成了必然趋势。然而，不同于小学和初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1990—2008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3.4%增加到23.3%，年均增长1.1%[3]。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要条件，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必须提升，而且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逐年下降，也为在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同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发展契机[4]。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从未达到过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1985年以来，该比值一直处于2.4%~3%之间，目前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不足说明未来仍有可提升的空间。因此，毛入学率和财政性经费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低生育率对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冲击。除此而外，倡导建立高等教育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基于教育生命表技术，预测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规模与流动趋势，建立高等教育人口预警系统，以便策划低生育率下的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的可行性方案，统筹全国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二、老龄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预测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时，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目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老年人口数量变动和老龄化发展趋势。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60多个国家已迈入老龄化社会。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的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受1953—1957年、1962—1973年两次生育高潮尤其是后一个生育高潮的影响，引致相应的老龄化加速推进的两个高峰期。据预测，2050年后不久中国将达到老龄化最高峰值，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5%上下波动[5]。

随着人口形势的发展，老龄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日益显著，应及早考虑、主动适应。首先，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步减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才质量与科技进步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要素，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科技产出对其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目标迈进的过程也是推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一个渐进过程。其次，由于生源短缺，各高校之间招生竞争的结果致使招生门槛逐步降低，不可避免地造成新生整体素质的下降，进而引起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对下降。最后，老龄化负担加重、老年人口比例增大的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劳动年龄人口对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需求大幅提升，老年人口对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需求也将快速增长，这将代表着未来高等教育最大的潜在资源之一。

鉴于人口老龄化对高等教育的诸多影响，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不仅是缓解院校招生压力的需要，也是社会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诉求，其途径主要有：其一,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面对未来知识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培养大学生处理知识的态度与能力对提升劳动生产率尤为重要。为保证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能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求，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其面对未知领域能自主应对。其二，创建高等院校的品牌特色。目前高校扩张已达到一定限度，要应对激烈的生源竞争，高校亟须准确定位，谋求品牌发展。受老龄化的影响，终身雇佣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将发生变化，必须通过产业之间的劳动力调整来主动适应[6]。因此，高校需关注应用型人才培养，创建学科特色，以期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教育管理部门给予相应辅助政策，协助高校打造各色优质品牌。此外，由生源下降带来的收入不足会导致教育经费保障困难，这又反过来影响到高校对生源的吸引力，高校的经营将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经营不善的院校由市场机制淘汰的消极应对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应积极应对、主动适应。根据各院校的不同经营现状，对生源不足、经营不善的院校进行分析指导，通过贷款、互助基金、特别税制等手段协助渡过发展困难期。同时，确保学生的就业机会和受教育权益。

2.加大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的投入力度，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教育需求。老龄化负担加重时，劳动人口亟须提高生产率才足以应对此变化，这要求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受教育水平，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需求会因此增加。此外，老龄人口比例增大的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将会有更多的健康老年人口。尽管国际上大力倡导的“积极老龄化”在中国也得到响应，但目前讨论中国老龄化问题时，主要是围绕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而对健康老年人的教育需求考虑相对较少。随着形势的发展，未来老年人对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需求会快速上升，针对老年人需求“健康化”教育的特点，其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应以社区教育为主，加大社区的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的投入力度，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教育需求。

参考文献：

[1]董泽芳.论中国人口问题与教育的关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3):116-12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8)[K].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4]邹小勤.人口变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J].江苏高教,2010,(1):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