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1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理想信念还不够坚定。班子成员对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有差距。对上级党委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认识不深、理解不透，进取精神退化、履职能力弱化，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难题和困难时，战胜困难的动力不足，理想信念有所弱化、政治敏锐性不够强。二是政治理论素养还不够高。政治理论学习抓得不紧不实、学得不深不精，班子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谛，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识及深刻内涵把握不够，理论指导实践的水平有待提高。三是政治敏锐性还不够强。对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党的形象权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思考研究还不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鉴别力，对社会上个别消极议论或负面言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抵制不力，没有以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去力所能及的进行抵制或弘扬正能量。四是纪律执行还不够彻底。领导班子虽能严格履行党纪党规教育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纪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必备内容抓紧抓实，但还存在党纪教育成效不明显以及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监督不够有力的现象。

（二）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精文减会不彻底。精文减会精得不够彻底、减得不够到位，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解决。涉及全县层面的会议明显减少，但工作部署、协调方面的会议又明显增多，延误了工作的时效性。二是厉行节约不严格。个别班子成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意识不强，在厉行节约认识上存在偏差，对铺张浪费不以为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浪费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三是公务接待不规范。在日常的公务接待上，有时出现公务接待标准把握不好的情况，有时出现陪同人员超员的现象。四是调查研究不深入。对基层情况了解得不深入、不全面，对工作进展情况掌握得不及时、不准确。调研过程中存在听干部汇报多，听群众意见少，了解面上情况多，发现深层次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少。

（三）遵守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中，班子成员全局意识还不强，没有履行好民主参谋、协助决策的作用，参与讨论还不主动，有看问题不全面就不充分发表意见的现象，发扬民主不充分。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有时即使看到了别人的问题，认为在一起工作，不必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保持“一团和气”。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基本程序不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存在薄弱环节，在研究决策程序上，一些重大决策听取基层群众、离退休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等各方面的意见不广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党内生活制度执行不到位。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不够，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不到位，民主生活会辣味不浓，红脸出汗不够。

（四）遵守廉洁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岗双责”落实仍有差距。个别班子成员对党风廉政“一岗双责”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对业务工作安排部署的较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还不够，没有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心中、抓在手中，执行各项纪律还不够严格，对干部监督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二是执纪监督有待加强。抓制度落实缺乏一以贯之、常抓不懈的工作韧劲，工作措施较为简单笼统，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

（五）遵守工作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统揽全局发展思路上还存在差距。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还不够好，在执行中央和省、市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时，用全局的思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不深，反映问题多，分析凝炼少，提出有价值的措施办法不多。二是实际工作不深入。有时把完成任务当作工作的落脚点，有检查验收做的就好，没有检查督促，做的就相对差些，当前工作与全县长远建设、整体发展结合不够。在落实具体工作时，不是很好地去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停留在一定的层面上。三是督查长效机制不完善。督查工作力度不够，监督手段单一，缺乏持续跟踪，造成有些工作措施没落到实处，影响了工作质量和实效。四是遵守工作制度不严格。个别领导没有很好地遵守单位规章制度，放松了自我约束，存在迟到早退、不能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等现象。

（六）严格遵守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奢靡之风认识不足。在思想上有松懈的倾向，主观上存在奢靡之风与自己无关的错误思想。二是不注重慎独慎微。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弱化，自律意识不强，不勤于自省，没有完全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三是勤俭节约意识不强。过“紧日子”的思想有所淡薄，在思想上对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有力的坚守,有时不爱惜公物、不注重节能，存在不注意节俭办公,在办公耗材、用水用电等细节上大手大脚的问题。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深刻剖析，主要是：

（一）理想信念坚守不牢。坚持理论学习常态化不够，工学矛盾和知行关系处理的不好，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导致理想信念不牢固。思想还不够解放，习惯于惯性思维，想问题、定计划、作决策有时立意不高，眼光不远，在处理基础性、长远性问题上不够深入，缺乏以理想信念激励实际工作的自觉性，致使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的使命感、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主动作为的意识不浓，工作担当精神不强，造成了理论学习浮在表面，调查研究不深不透、精文减会不够彻底、创新进取意识弱化等方面的问题。

（二）宗旨意识扎根不深。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领会不深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在认识上不到位，下基层指导工作注重了解面上问题多，与职工群众谈心交流少，直接听取困难群众意见更少，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导致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化，没有与基层群众真正建立起鱼水关系。归根结底是“官本位”思想导致存在宗旨意识淡漠，统筹发展不科学，联系群众不紧密，效能建设不理想等方面的问题。

（三）党性修养锤炼不实。理想信念精神之钙有所缺失，使党性修养减弱，全局观念、大局意识、敬业精神弱化，放松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锻造，放松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追求，工作上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慢了，勇于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的决心软了，进取意识、奋斗精神消减了，作风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浅、浮、躁问题。由于党性锤炼不实，奋斗精神消减，导致存在攻坚克难精神软化、服务基层不主动、工作落实执行不力等方面的问题。

(四)工作纪律约束不严。纪律意识有所松懈，纪律的“螺丝”拧的不紧，在纪律上虽然思想认识到位，但在工作标准上只求不违规、不求作表率，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职责，思想上严防死守，令行禁止的意识不够深入，纪律松懈的思想有所抬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的力度还不够，有的该执行的纪律坚持的不够，有些问题管了但没管彻底，导致存在艰苦奋斗意识退化、厉行节约不严格和工作不深入实际等方面的问题。

五、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理论武装，坚定政治定力。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政治修养，更加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落实政府党组学习制度，采取集体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学习交流，持续深入学习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着眼自身发展和事业发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促进学习成果转变成想大事、谋发展的思想动力，培养长远眼光和战略性、前瞻性思维，切实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二）密切联系群众，强化宗旨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落实各项等制度，班子成员坚持深入基层，针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带有政策性、全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改进调研方式，做到真正深入基层听真话、访实情，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切实增强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严明政治纪律，增强行动自觉。认真领会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牢固树立党规党纪和法律意识,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注重把握和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纪律意识，使班子成员做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带头人，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政府；NGO；政府购买服务

2013年，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这股肇始于地方探索的改革新潮已经上升为国家决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但是，改革在推动着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具有复杂性。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之路中，政府与NGO的关系便是一个重大课题。

一、双方关系的相互作用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作为购买主体的政府和作为承接主体之一的NGO也将在双方相互作用下产生积极作用。基于现代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服务性以及NGO具有的非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点，可以得出以下作用。

第一，政府通过向NGO购买服务对NGO产生积极作用。政府购买服务使政府与NGO之间形成了治理范式之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多样化的合作关系，即“第三方治理”体系。对此，NGO面对两种压力。一是政府监管的压力。NGO面临政府监管其服务的压力。二是各NGO相互竞争的压力。各NGO要竞标成功，必须提高自身。因此，政府购买服务所带来的政府和内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NGO完善自身，克服慈善不足、慈善的特殊主义、慈善的家长式作风和慈善的业余主义的缺陷。

第二，NGO作为中介组织对政府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减轻政府的压力。政府购买服务将部分服务转给承接主体，可以减轻政府无力承担的部分服务压力。二是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供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可以保证服务质量的均衡化，确保资金的正确使用。三是提高政府服务的民众满意度，为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夯实良好的群众基础。NGO承接政府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公众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二、双方关系现存问题

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还在不断发展完善，NGO尚且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政府与NGO的关系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NGO对政府存在依附性。其原因在于，NGO在我国的整体发展现状较差。一是NGO领域没有完全开放、数量有限、整体力量较弱。二是我国的NGO存在管理混乱、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缺陷。这将导致出现政府干预NGO服务的现象，最终将制约NGO自身效用的发挥。

第二，部分NGO与政府关系存在模糊性。我国的NGO组织大体有三大类，一类本身就是由政府在机构精简中分离出来的；一类是从国有企业的某些原有行政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的；还有一类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组建的。显然，前两类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府的关系存在模糊性。相反，最后一类NGO与政府的联系较少。这种状况导致大量草根NGO不能参与政府购买服务，NGO未能全面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第三，双方在关系中的地位存在不平等性。平等是市场交易的重要原则。但在政府购买服务中，二者地位表面上平等，实质上却存在地位的不平等性。因为，政府虽然开始了“放权让利”的过程，但是国家权力仍然具有强势的影响力，对资源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使得NGO受制于政府。从而可能滋生出贿赂竞标等不良现象，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绊脚石。

三、完善双方关系的对策

面对当前政府与NGO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为确保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长远发展，需要采取一定的对策。

第一，放开政府对NGO的束缚。政府对NGO的束缚使NGO发展的外部条件十分窘迫。因此，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NGO发展提供基本法律保障；二要制定相关政策，为NGO的发展提供条件。如简化注册程序、提供政策优惠等；三要规范政府管理，实现依法间接监管；四要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机制，促使NGO提供最优服务。

第二，完善NGO内部。一要完善NGO组织结构。NGO自身应该不断完善组织内制度规范，以确保自身的规范性和竞争力；二要规范NGO内部人员结构。例如规范NGO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条件，以提高内部人员结构素质；三要树立整体观念。各NGO可采取联合、合并等方式实现整合，以提升竞争力。

第三，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一是坚持原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向所有NGO提供平等机会；二是完善评估竞标方式。采用类似专家评估的方式来决定竞标结果；三是完善监督机制。首先要实现内部制衡，建立独立的政府购买服务部门和监督部门。其次要建立外部监督机构，充分发挥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对其两大主体即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都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双方关系中现存着关系依附性、模糊性和基于依附性和模糊性等原因产生的地位不平等性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此项政策的长远发展。因此，基于政府与NGO的关系，最终依据政府对NGO的约束、NGO内部自身的发展以及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本身等方面提出了对策。随着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完善以及NGO的发展，政府与NGO的关系还将会不断变化。当前的解决对策仅是适应现状。要取得以政府购买服务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任重而道远，还需进一步强化此领域的认识与相关对策。

参考文献

[1]莱斯特.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M].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1篇3

一、基本情况

我乡现共有优抚对象名（户），其中伤残军人名，烈属户，复员军人名，退伍军人名，现役军人家属户。

二、开展的工作

双拥工作是牵动全局工作的大事，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项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的实事。东林乡党委、政府不把双拥工作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更不把它看成事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且特别注意运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且把双拥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层层抓落实。为了使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军民积极参与，努力解决好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全社会来关心军队建设，支持军人服役，爱戴军人家属，支持国防建设。因此，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教育群众，强化群众“拥军优属”意识。

(一)、充分利用会议、广播、板报、标语等宣传工具，宣传双拥政策、法规，刊播国防知识，使双拥工作深入人心。乡上制作永久性双拥宣传标语一副并在公路沿线书写固定标语4副，大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社会舆论，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4

这俨然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行当。

18年前，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中国节能促进项目》支持下，合同能源管理登陆中国。

18年过去了，在应当成年的时刻，中国的合同能源管理产业依然处在一个蹒跚学步的尴尬年龄。

这与人们原本的预期相去甚远。

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的合同能源管理，目前是全球最为流行的节能减排模式。其模式具体来讲，就是由节能服务公司投入人才、技术、设备免费为客户进行节能改造，双方分享节能效益。节能服务公司、客户能够在一个绿色环保的目标下实现双赢，是该模式的最大亮点。

理论上，合同能源管理产业与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在对接上不会存在任何“排斥”反应。但现实远非看上去那么美好。

2010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随后，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印发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各地节能服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截至目前，在国家发改委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总数已达到3210家，合同能源管理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

然而这个几乎被所有人看好的“双赢”生意，却没有获得预期的高速成长，大量从事合同能源管理的节能服务公司步履蹒跚、处境被动，这种局面或许是世界银行当初始料不及的。

“从其模式本身来看，毫无疑问颇具吸引力，合同能源的商机显然已经被意识到，而问题就出在具体的实施层面。”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分析称。

一个好消息是，国家已决定为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真正迎来春天而注入强心剂。

7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到“要发展壮大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环保服务业”。

合同能源管理产业能否抓住此次机遇，真正迎来自己的春天？

诚信危机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便是“风险”。其中诚信风险最为关键。“从整个行业发展来看，诚信风险是困扰节能服务企业的难题，决定着企业甚至行业的生死存亡。”北京首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节能项目经理李贺兰分析称。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决定了对于节能服务公司而言，在前期会做大量的投入，只有客户节能改造后获得的节能效益才能参与分成，收回投资取得利润。节能项目存在技术种类多、范围广、周期长、节能效果认定分歧等多种因素，节能公司和用能单位容易产生纠纷，导致拖延、克扣甚至拒绝回款等现象发生。

李贺兰所在的公司主要依托绿色照明节能、电机变频节能、余热余压利用三种技术进行节能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最关键的是合同。“每一个项目，我们都是从商务洽谈开始，挖掘客户的需求，获得客户认可以后，免费为客户提供整套节能服务方案，包括能源审计、项目设计、设备采购、人员培训，由节能公司承担技术风险和资金投入风险。但项目运作一段时间，节能效益逐渐显现后，企业发现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不如干脆去买设备，于是风险就出现了，这样的行为需要靠合同规范。”李说。

虽然已经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且所在的公司也还未曾遭遇过诚信问题，但李贺兰每次签订合同前总是忐忑不安，在法律顾问等协助下，仔细分析每一处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有些情况不可控，过去没遇到风险不代表未来没有，甚至客户公司出现的人事调整都会是潜在风险。”李说。

李的警惕不无道理。几年前的一桩典型的案例早已成为业内的风险警示样本。2008年6月，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与云南曲靖远东水泥厂签订节能服务合同。双方约定前者帮助后者远东水泥进行节能设备改造，改造后节省下来的电费双方五五分成。合同为期十年，当年配套安装了节能设备。随后双方共同认定，使用了节能设备后高温风机耗电量比改造前降低了近25%，节能效果明显。但是此后的三年里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只有被喊去维修设备的情况，而无坐下来评分节能蛋糕的时刻，最终双方对簿公堂。

一个更为悲观的例子来自吉林，某节能公司为整条街道进行节能照明改造。改造完成后，节能服务公司在主张节能效益分享时得到的答复是，要钱没有，拆走你们的灯，但是必须恢复街道的原状。最后这家节能企业因此破产倒闭。

对于这样的案例，林柏强有自己的看法：“风险不仅仅存在于节能服务公司，对客户来说同样也具有风险。即使什么钱都不用掏，更换掉现有设备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而如果不行，恢复原状还是成本。这种风险促使其必须找到可靠的节能服务公司，对于小型节能公司同样存在信任危机。”

面对彼此的不信任和不可控的未知风险，不少节能服务公司，开始将业务重心由节能效益分享转为销售节能设备。“卖设备也不完全是坏事，客户一次性付清设备费用，有利于我们资金周转，进行后续项目的运作。另外也不再考虑客户的盈利能力和回款问题。”李贺兰说。

连锁反应

合同能源管理的难题远不仅仅体现在诚信方面。

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模式，决定了节能服务公司需要提前垫付资金。项目运作之初，节能公司需先期提供启动资金、设备及安装调试。绝大多数节能服务公司都是中小型企业，一旦签约项目增多，公司垫付资金量就会增大，而节能服务的投资收益回报时间通常较长，很容易造成企业现金流的中断。

解决资金就必须考虑融资，而身为中小企业的节能服务公司大多尚处于发展初期，存在注册资本较小、财务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在银行贷款审核过程中信用评级较低，且缺少土地、厂房等接受程度高的抵押品，因此无法获得大规模的信贷资金。

“贷款也是一个诚信问题。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回款是银行贷款的主要还款来源之一，一旦拖欠或拒付，将给商业银行贷款带来巨大的偿债风险。客观上回款风险已经成为商业银行介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最大风险之一。这也决定了合同能源服务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建设银行研究部蒋清海说。

中小型节能服务公司缺钱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国家发改委三年前就出台财政奖励、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并明确了政策执行的具体细则，但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去年财政部为2339家备案节能服务公司安排财政奖励资金17亿元，但实际进行节能奖励申报的节能公司不足200家，支出财政奖励仅3.12亿，大量资金富余。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中小节能服务企业，一边是大量富余的奖励基金。业内认为，造成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包括财政、税收政策宣传不够，节能服务公司不清楚优惠政策的存在和具体内容；补贴申报涉及知识面广、程序复杂；项目节能效果可测性差，难以达到补贴标准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2010年与奖励政策一同还出台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这条被业内称为合同能源管理领域的首个国家标准的颁布实施，史无前例地规定了节能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证型、能源费用托管型等三种主要类型的合同能源管理参考合同文本。

国家标准主推“节能效益分享型”，并将其直接与财政补贴政策挂钩。而那些放弃“效益分享型”模式卖设备的节能服务公司已经不再属于合同能源管理业务范畴，无法拿到财政部补贴。

难题待解

合同能源管理发展至今，该如何继续推进？虽然中国有世界最大的节能投资市场，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并一再强调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的重要性，但在原国家发改委、世界银行、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办公室执行主任王树茂看来，认识、诚信、融资问题阻碍了合同能源管理的推广。这位曾经将合同管理机制从美国引入中国的专家表示不能盲目乐观。而他最为关注的是认识问题。“基于能源浪费的‘惯性’，一些企业往往有‘浪费无罪’的误区。国内很多企业高管对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同时，政府应该下达具体的指标，通过相关机构对企业节能减排潜力进行分析，企业要向政府承诺节能减排的目标。否则，很多节能项目很难得到实施。”王树茂分析称。

如何解决诚信问题，专家和从业者有不同的看法。“政府如果想发展合同能源管理，对行业的政策扶持上需要提供担保。如果政府机构出面担保，无论对于节能服务公司还是节能客户，甚至是提供项目贷款的银行，诚信问题马上就会解决，但是政府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林柏强分析称。

而在李贺兰看来，诚信问题并不只是在节能行业存在，在任何行业，小公司的诚信都会受到质疑。中小型节能公司在发展初期不受信任也很正常，随着业务量和经营实力的增加，节能服务公司的诚信不是问题。但他最担心的还是签订合同后，客户的不诚信。

对于节能服务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王树茂和林柏强意见一致。他同样认为，节能服务企业没有财产抵押，银行不会提供贷款。政府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对节能项目提供融资帮助。同时由政府来提供担保，承担70%以上风险，剩下30%风险银行承担，风险降低银行就会更乐意去为企业提供节能减排项目的贷款。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5

央行近期突然调整“双率”政策，出乎市场预料。中国人民银行称，自9月16日起下调1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2004年10月29日以来贷款基准利率的首次下调。此次贷款基准利率下调后，1年期贷款利率降至7.20％。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也相应下调，其中5年以下(含5年)贷款利率下调0.18个百分点，降至4.59％；5年以上贷款利率下调0.09个百分点，降至5.13％。

与此同时，央行还同时宣布下调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

对此次“双率”下调，央行称，这是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原则，以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持续发展。

前所未有的调整

央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调整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又意味着什么?记者采访了资深金融专家上海银行副行长王世豪，请他对最新货币政策作一解读。

王世豪首先以“前所未有”来概括本次货币政策的调整。

一是央行以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双管齐下”，虽然调整幅度不算大，但两者同时出手，堪称史无前例。

二是只下调贷款利率不调整存款利率的单向调整利率也很少见到。

三是区别对待，国有控股的六大商业银行不调准备金率，其他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

从紧政策的结束

王世豪说，央行之所以做出前所未有的决定，有三方面的含义。

央行的举动首先表明从紧货币政策的结束。因为这是央行近4年来首次下调1年期贷款利率，也是近9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原来这两条曲线都是向上走的，现在掉头向下了”。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已成为事实，2008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为10.4％，已较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信贷投放同比少增899亿元，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5％以上，消费呈现名义加速实际下降，净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1.8％。

一系列的数据显示，防止经济过热的目标已初步实现。经济工作基调由“双防”转变为“一保一控”。而要保住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做出必要调整势在必行，由从紧逐步走向适度从紧，调整的覆盖面和力度都有一些，是很及时的。

其次，只下调贷款利率，不调存款利率，说明央行对通胀威胁仍保持高度警惕。目前存款利率与通胀率相比，还是负利率，所以从储户利益考虑，不能调低存款利率。

下调贷款利率，减小了银行的存贷差，等于把商业银行的一部分利益让给企业。因为从上半年上市银行的半年报看，银行业利润一枝独秀，银行业通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绝大部分银行的净利润都实现了100％以上的增长。因此，银行对利差的减少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再次，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对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价格周一暴跌逾5％，自3月来首次收在100美元下方。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以及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担忧，拖累股市重挫，且对原油期货也构成压力。

王世豪说，国际资源商品价格下降，也令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增长趋缓，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随着粮食丰收、猪肉的大量出栏，将继续回落。因此，适竟放松货币政策有了一定的基础。

加大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

王世豪认为，之所以没有调整六大国有控股银行的准备金率，是央行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原则。大银行的主要客户群是大中型企业，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的贷款都向大中型企业倾斜，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

“小企业不仅面临资金问题，还受到出口市场低迷的打击，一些小企业已到了难以生存的边缘。”王世豪说，“而小企业出现问题，又会影响到就业，所以，央行看到了经济中结构性问题，不久前放松了对中小企业和农业的贷款控制，这一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可以理解为是放松中小银行的资金控制，使得中小银行能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

王世豪认为，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总体对企业有利，对股市也是利好。“现在股市这个水库里的水很少，水位很浅，货币政策放松，犹如天上下雨，能给水库带来不少水量。”

有利于股市

王世豪形象地用水库来比喻股市。股市水库的水位为什么不断下降?王世豪说，因为有3台抽水机在不断向外抽水，其中1台是IPO和增发，另一台是印花税和券商佣金，最后一台是大小非。

今年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IPO、再融资共计发行182.51亿股，剔除定向增发中资产认购部分，现金融资合计1836.67亿元。

而2007年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即印花税加佣金的总额，已达到了2752.83亿元。今年市场持续低迷，成交量和股票市值均大幅降低，而在证券印花税税率调低后，税收收入明显减少，但上半年证券交易印花税也从市场抽走了837亿元。

至于大小非的减持导致流出市场的“水”更多。虽然国资委表态，要有计划进行减持，但最终没有形成正式的文件。而大多数大小非则是加紧抛售行动，一来是怕将来加大税收，早抛能早得手；二来是这些大小非的持股成本几乎为零，任何价位抛售还是有赚。数据显示，大小非2008年1～8月合计减持市值312.37亿元。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6

关键词:基础设施融资创新

目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占到一国gdp的3%-5%,因此我国要在现有的城镇投融资框架下获得足够的资金,单独依靠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进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ppp项目融资就成为提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必然选择。利用民间资本市场可以极大地弥补公共资金的不足,满足城镇居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对政府而言,利用这些财政投融资方式,能够引导投资者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减轻财政负担,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对投资者(尤其是私人投资者)而言,也增加了一种投资获利的渠道,是进入城市建设和经营领域的有效途径。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通常采用ppp即公私合作的项目融资方式,公私合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ppp指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基于某个公共项目结成伙伴关系,通过双方的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和收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双赢甚至多赢。从这个角度说,ppp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围绕某一公共项目的合作关系,泛指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一系列模式的总称,是一个概念范畴,如bot、boot、dbft、dbfo、tot、privatization等。而狭义ppp指的是一种具体的融资模式,即政府以公共资本参与或政府担保的形式与民营企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一)公私合作的模式

在ppp融资模式下,政府部门作为项目发起人,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与中标的私营部门组成特殊项目公司(spc),由spc负责筹资、建设和经营。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在spc内相互协调、共同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通常来说,政府部门提供部分资金或与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达成直接协议,向其做出承诺,在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政府和spc签订的合同支付本金和利息;项目经营期满后将无偿交给政府。在公私合营ppp模式下,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的私营部门进行补贴、税收优惠或贴息贷款,目的在于确保社会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能获得一定的回报,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满足私营部门在确定风险可承受程度的前提下的收益最大化;同时保证社会公众对于公共物品的价格承受能力。

(二)ppp项目存在的风险

在ppp融资模式中,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者通常要对合作项目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进行细致的识别、量化、管理,并在合作各方之间合理地分配,优化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风险的管理和分配。风险的承担应由对风险比较了解且有能力处理风险,又能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或能在风险获得一定补偿的人来承担。

在看到ppp融资存在优点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与私营投资者目标利益的冲突,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而私营企业是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项目实施的过程看,契约双方的有限理性、信息的非对称性、合同条款的模糊性、合同签订和履行的时间差等许多因素都为私营企业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私营企业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投机行为:一类是所谓逆向选择问题,契约的一方在订立契约时就已经掌握私人信息,即只有他自己知道对方不知道的信息,如在私人企业在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时候,它清楚地了解自己公司的实际运行情况,而政府却不能完全掌握合作企业的信息。因为在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双向选择中,一对多的关系加大了政府筛选信息的难度,而且面对激烈的竞争,签约者可能为了争取合同而做出欺骗行为,而根本没有真正履行合约的意愿和能力。另一类是所谓道德风险问题,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的对他人不利的行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人不可能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通常情况下,私营企业与政府先签订合同,然后进行项目的融资、建设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私营企业在这些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便成为其私人信息。他们有可能采取其他的手段来捞取不正当利益,如建设过程中的偷工减料、降低服务的水平等,这些手段往往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特别是在惩罚与监督不力的情况下,私营企业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投机行为。

ppp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

对不具有竞争性的准经营性ppp项目,政府的政策性补偿或贴息贷款可以在政府的担保下,将贷款或政策性补助资金,直接委托给政府代建中心进行运作,政府代建中心及spv公司共同委托设计部门进行设计,根据spv协议分别对项目的子项目进行建设,私营投资者利用自有资金,代建中心利用政策性资金进行建设,待工程建设完毕,根据转让协议,代建公司将建设好的子项目或完整的项目以协议转让的形式交由spv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减少了政府对私营融资公司的担保风险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监管难的问题,这种投融资建设模式的优点在于:对项目的补贴可以在项目协议的转让金额中实现;有效减少了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投资商对建设资金的虚报、建设过程监管难的问题。通过代建制的实施,既可保证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质量,又可以减少私营投资商在建设方面偷工减料等投机的行为,减少了政府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见图1)。

结论

ppp项目融资及管理机制的创新,可以减少公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及逆向选择问题,减少政府对在建项目担保风险,增加项目建设过程的透明度,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ppp融资机制的改进,避免了以往私营投资者在建设中出现的投机行为。

参考文献:

1.吴庆玲.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管理,2007(2)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7

一、基本情况

我乡现共有优抚对象名（户），其中伤残军人名，烈属户，复员军人名，退伍军人名，现役军人家属户。

二、开展的工作

双拥工作是牵动全局工作的大事，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项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的实事。东林乡党委、政府不把双拥工作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更不把它看成事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且特别注意运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且把双拥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层层抓落实。为了使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军民积极参与，努力解决好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全社会来关心军队建设，支持军人服役，爱戴军人家属，支持国防建设。因此，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教育群众，强化群众“拥军优属”意识。

(一)、充分利用会议、广播、板报、标语等宣传工具，宣传双拥政策、法规，刊播国防知识，使双拥工作深入人心。乡上制作永久性双拥宣传标语一副并在公路沿线书写固定标语4副，大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社会舆论，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1篇8

关键词：节能减排；传导机制；实施效应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3.24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日益迅速，但是经济发展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全球变暖加剧、雾霾严重、酸雨、沙尘暴频发等等。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整顿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节能减排政策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提出的，意在节约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且存在一定的阻碍。所以，我国必须要加强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提升节能减排政策的力度，拓宽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1节能减排政策传导过程

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过程如下：首先由政府职能部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安排具体的节能减排手段，其次将节能减排相关政策输入到社会经济的运转系统之中，将节能减排政策作用于客体，之后利用节能减排政策实现制定目标。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通常会使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受到阻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以实际情况为主要依据，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

2节能减排工作的影响因素

2.1经济水平

我国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虽快，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节能减排技术的影响较大，发达的经济会正面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实行。但是目前我国经济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节能减排技术发展较慢，所以，节能减排工作也受到经济水平的影响。

2.2产业结构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不合理的状态。第二产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比例不断加重，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不平衡状态。在工业的发展过程之中，为了能够实现节约能源、减少排放的目的，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对于节能减排技术的需求量更大，而需求能够导致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我国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2.3知识资本

从根本上看，节能减排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积累正是知识资本更新和发展的过程，知识资本属于大众所有物，为公共物品，若知识资本的水平高，则技术的供给力度越强。因此，节能减排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知识资本积累程度的影响。

2.4能源结构

我国的能源结构是影响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能源使用结构极为不合理，在日常生产使用的能源资源中，用量最大的为煤炭，其次为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资源在使用后会排放多种废气，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物质，无论有毒或无毒，都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2014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8.7亿吨，与2013年相比，下降2.5%。2014年的煤炭产量14年以来首次降低，一是由于新能源的推广使用，二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可见，能源结构的改变与节能减排技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3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策略

为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应加强对企业生产、大众日常生活中能源消耗与排放量的控制，从而加快节能减排工作的进展。在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时，需要遵循以下策略。

3.1从企业生产入手

节能减排政策主要针对工业，应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妥善处理高能耗、高排放企业与节能减排政策之间的关系，协调政策与日常生产，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际落实，同时，还要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监督，使政策顺利实施。另外，还要完善行业配套保障措施，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为企业配备完善的保障措施。如我国河北省某电力企业，在在实行节能减排政策时，成立了车间小火电机组监督小组，对小火电机组进行严格地监督审查。发现超过使用年限的设备，立即关闭，撤销其发电权，防止设备过多，增加能源消耗和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另外该电力企业对能源结构进行优化，增加对电网工程的资金投入，升级电网，改善发电技术，利用先进技术提升工作效率，从而减少煤炭等能源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了能源消耗和废弃排放，真正地落实了节能减排政策。

3.2从民众生活入手

节能减排不仅仅要落实到政府、企业，同时，还要实现全民参与，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行节能减排工作。首先，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提升民众的觉悟，使民众能够自发地减少日常的用水量和用电量，为节能减排工作贡献自身力量。其次，加强对能源、资源的管理，水费、电费以及燃气费用均实行梯度收费制度，从金钱方面约束民众的能源使用量。再者，是扩大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使用范围。汽车尾气排放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扩大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使用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双号限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推动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提升节能减排工作的成果水平。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生态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因此，保护生态环境，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迫在眉睫。我国必须要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水平，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改善节能减排工作效应，从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我国民众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丽丽.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传导机制及实施效应评价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D].青岛科技大学，2013.

[2]朱琳.基于成本―效益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效果分析[D].天津师范大学，2014.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9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斗争，和则两生，分则俱败。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团结一致，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中共在根据地变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团结地主和农民共同抗日。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并不是偶然提出的，很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共提出了这一土地政策，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为抗战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由中共提出来的，这一政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保护了农民和地主的双重利益，将农民和地主都纳入到抗战中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不是中共出于自己的利益随意制定的，而是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内容。

（一）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时代背景

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变为民族矛盾。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试图把中国变成自己的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无法充分调动地主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使广大地主和农民都参与到抗日中来，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提出了“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就是“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1]具体内容在各个地方各有不同，其中比较普遍的是实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去25%，废禁各种超经济剥削，利息率不得超过年息10%；之后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到四六分或者三七分，但是不能超过这些限度。[2]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修改，但大部分地区都遵循这些原则，循序渐进的展开，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地主和农民的抗日热情，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这些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而当时国内的主客观条件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变当时实行的土地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成因

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内客观和主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客观条件就是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民族矛盾成为国内最主要的矛盾。主观条件就是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地主和农民都参与到抗战中来，虽然之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是却使很多地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难生存；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则能够同时满足地主和农民的要求，自然能够得到了地主和农民的拥护并参与到抗战中去。

（一）日本大举侵华，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此后日本便在中国实施其“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妄图迅速的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

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明白要想挽救中华民族，必须放下成见，以民族利益为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同时地主阶级也看到自己的土地、财产和亲人都在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所以也想参与到抗战中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农民生活悲惨，而日本的侵略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所以农民也有参战的意愿。中共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保障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同时让他们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以民族利益为重。

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但是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存在几千年，想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就消灭地主是不可能的，土地政策的过左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中共根据实际提出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就能得到地主和农民的拥护。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广大民众积极抗日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改善农民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农民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抗战中去。在农村农民是被剥削阶级，有的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可以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土地，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从而就能团结农民参与到抗战中来，并为抗战输送人力和物资。例如在陇东根据地，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环县就为八路军捐献鞋2万多双，羊900多只，柴禾30多万斤；庆阳县一次为八路军募集的慰问品价值达100多万元（边币）。

另一方面，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地主参与到抗战中去。对于地主而言，要减租减息，可能剥削程度减小，但是相对于之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政策来说，农民交租交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主的利益。同时，随着日军的入侵，地主生活也饱受煎熬，所以地主也想参与到抗战中去。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实行使得许多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逃离边区的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他们回来以后，都恢复了公民权，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有些人还被吸收在政府中工作。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将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富农吸收到抗战中去，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和物力。

此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也能够联和国民党共同抗日。1926年10月在国民党代表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政纲关于农民问题的部分中，规定了“减轻佃农田租25%”，1929年6月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也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案。这与中共提出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具有相似性，所以中共提出减租减息的政策不会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并且使得国共两党能够重新团结起来。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

[提要]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2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2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Todd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11

关键词：家庭教育消费囚徒困境破除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教育消费是学生家长用于教育物化产品和教育劳务上的各项开支。在独生子女为主的中国家庭，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家庭教育消费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11年度《中国家庭教育消费报告》指出，家庭教育月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达44%。当前，绝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家长都希望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给孩子购买高价格的现代学习用品与工具，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此一来，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支出的重头，给家庭财务带来沉重的负担，过多的培训给孩子带来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影响到孩子的全方位发展并形成不良的攀比心理，让其幸福感下降，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弱化教育消费的功能，加剧资源教育的不平衡。

从理性来说，少给予学生过多的学习压力，注重学生全方位的综合健康发展，无论是对家庭负担还是学生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但为什么学生家长对于教育消费的热情始终不减呢？为什么有的家长明明知道某项培训可能并不适合孩子，效果也不一定明显，还要花费高昂的教育成本呢？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是囚徒困境的表现。

二、囚徒困境下的家庭教育消费

囚徒困境阐释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使他们无法互通信息，然后分别和二人见面，要求他们坦白罪行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坦白并指证对方，而对方抵赖，则此人将获释，抵赖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抵赖，则很难对他们进行诉讼，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坦白并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两年。用收益矩阵表示：

甲

坦白抵赖

乙坦白

抵赖

双方都是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自身而言选择坦白都是上策，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坦白，这样就出现了唯一的纳什均衡（坦白，坦白），均衡结果是（-2，-2）。显然双方如果达成共识，都选择抵赖的策略更好，好于纳什均衡时的结果，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双方都怕自己选择抵赖时，对方选择坦白，那么自己将受到十年的处罚，因此双方的不信任使他们都会同时选择坦白。这样，两个囚徒就陷入了困境，这也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表现。

在现实中，政治、经济、军事、企业经营、社会生活、组织管理等多领域都存在囚徒困境问题，体现出合作双赢、博弈全输的理念，由此可以看出博弈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家庭教育消费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做是学生家长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陷入囚徒困境所造成的，可以用博弈论等相关知识进行博弈分析。

假设有两个家庭的家长A与B，面对教育消费的决策（消费，不消费）。双方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双方对各自的相关情况，例如投入了多少教育成本，学生接受了哪些培训等都十分了解。双方进行的是一次性博弈，同时进行教育消费决策。双方家庭已经为孩子投入了足够的教育成本，也就是说现有的教育消费已经足够满足孩子的发展需要。

再假设双方家庭的效用函数是一样的，效用的高低取决于受到四个因素影响的大小：一是教育消费的金额，金额越高，效用越低；二是教育消费的功效，功效越好，效用越高；三是另一方是否进行消费，如果双方都进行消费，那么就不具有优势，不会影响效用。如果对方消费了，而自己没有消费，那学生就容易落后，家长会产生心理偏差，效用将降低。如果自己消费，而对方没有消费，那么消费方就会获得一定的学习和心理优势，效用增加；四是学生的自由时间，过多的培训会减少孩子的自由空间，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如果在相关培训已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教育消费会压缩学生的自由空间，降低其幸福感。再进行消费，会产生边际效用为负。基于此，可以假设，如果一方消费，而另一方不消费，消费方获得的收益为a，不消费方获得的收益为b，a>b。如果双方都进行教育消费，那么将统一获得c的收益，a>c>b。如果双方都不进行教育消费，将各自获得d的收益，a>d>c，2c

A

消费不消费

B消费

不消费

对于双方来说，无论对方采取消费还是不消费的策略，自己选择消费都是最优策略。由此产生了（消费，消费）的纳什均衡。但是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说，如果双方达成共识，都选择不消费，那么获得的整体收益就是d+d>c+c，也就是比都选择消费要好。可见，两个家庭似乎陷入了一种陷阱，这种陷阱就是囚徒困境。

三、破除家庭教育消费囚徒困境的途径

那该如何破除囚徒困境呢？针对教育消费的种种乱象，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改变家庭的偏好和效用函数，以此来改变他们的行为，避免囚徒困境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1.家长要改变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为了实现这一心愿，家长想让孩子学更多的东西，花费再多的钱都是心甘情愿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多的、不合理的教育消费会适得其反，家长应该从自己家庭实际的财政情况和孩子的特长、爱好、学习情况等方面出发，改变不科学的消费观念，消除攀比和跟风心理，实事求是地制订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消费计划，选择适合的教育服务，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孩子少走弯路。此外，家长还要关注子女的全面发展，细心呵护，不能把学习成绩当成衡量孩子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要注重能力的全方位提高，切忌强迫孩子参加不喜欢的教育培训。

2.国家要规范好教育消费市场。现在的教育消费市场鱼龙混杂，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虚假宣传横行，很多商家和教育机构抓住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的心理，夸大教育消费的重要性，使家长们产生如果不购买这种教育产品，孩子就会落后的错误想法。因此，国家要加大对教育消费市场的管制力度，给家长们提供真实可靠的教育消费市场环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教育产品。

3.制定科学的减负政策。给中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久，很多地方也出台了严格的减负规定，但是却助长了校外教育消费的快速增长，结果非但没有减负，反而更重了，还增加了家长们的负担。问题的关键在于减负政策不合理，使得学生家长因为怕学生跟不上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校外教育成本。因此，教育有关部门要加强减负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表面，要设计出既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又能让家长放心的高效率的减负政策。

4.改革当前的应试教育模式。家庭教育消费囚徒困境的根源在于中国应试教育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分数几乎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为了让孩子考上好的学校，有出息，家长们才有了不理性的教育消费行为。因此，要积极探索应试教育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不断改革当前不合理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罗杰·麦凯恩.博弈论：策略分析入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傅家荣.对教育消费几个问题的探讨[J].宁夏党校学报，2003（2）.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范文篇12

【论文摘要】：文章先阐述了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原因，然后简要介绍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接着，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共同利益和国际机制的层面来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就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在经贸、环境、安全等各个方面存在着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这并没有使双方的合作关系自发改进，反而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两国存在着愈演愈烈的冲突。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如果两国关系处理不当，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经济发展，甚至会世界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减少冲突，相互合作以达到"双赢"，中美双方试探性地进行了战略经济对话，形成了相关机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为使该机制更大程度促进中美合作，我们必须对该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内在规律，把握其局限性与发展方向。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由来及其过程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表示，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将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进入创建轨道。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07年5月22－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机制也日趋完善和成熟。

二、剖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因

首先，共同利益是双方对话的基础。"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中美双方均从这种贸易、投资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①如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第四位进口国。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升降；而获取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的廉价产品，不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开支，而且使美国的gdp每年增加0.7%，通胀率减少0.8%，有利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确保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除了经贸关系联系紧密，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全球和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世贸谈判等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和平发展，也一定程度需要美国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②另外，中国现今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对环保、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也都是符合美国的对华一贯立场的。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不但能够给中国带来所需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也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建立以经济对话为基础，兼顾政治、安全以及环境范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单单可以使中美双方解决经贸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其它领域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其次，冲突与磨擦不断加大是对话的刺激因素。虽然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中美冲突与摩擦的程度并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恶性循环的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所以美国一方面批评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一方面却又加强对华的技术出口控制。美国作为高技术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高技术产业占据比较优势。控制对华技术出口必然导致加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华不信任感，形成恶性循环。这类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对话来逐步构建双方互信，将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再次，双方认知趋于一致是对话的先决条件。双方合作的意愿，仅仅有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双方主观认识相一致。"相互依赖引发了国际合作的愿望，国际合作是国家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选择，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判断基础之上的"③。中美双方对有关问题的认知逐步趋于一致，使对话有了了现实的可能。比如，时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④。2005年9月，一些美国政府高官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时，说应尽量淡化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制造商的"负面影响"，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困难更多地归咎于其他因素。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也开始从自身分析问题。比如，中国意识到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不仅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它地区的利益，也会导致国内高新技术难以发展，所以中国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高，并承诺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都说明双方的认知逐步趋向一致，使双方走向对话的道路。

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在某种情况下，合作的进行，仅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⑤中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但要在这个共同利益上实现有效的合作，还必须发挥机制的作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在中美多年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首先，对话定期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自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后，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对话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话定期举行，使得该机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对话立足点高，涵盖面广。战略对话就是要站在制高点来全面审视双边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建立之初，就立足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对话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使得双方能够更为全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再次，对话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从第一次对话讨论的五个专题，扩展到第三次对话的八个专题，逐步扩展到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并在原有议题逐步进行深化和扩展。从广度和深度的循序渐进，有助于降低双方调整的烈度，使双方合作能够更加稳步进行。

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为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对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运作，我们也应该有理性而清醒的认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等因素，导致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并确保机制的顺利运行，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注定将在复杂、曲折和艰难的道路中前行。

首先，中美双方关注点和期望值不对称。中美各自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点不同，从目前中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方最关注的是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中美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不少问题的期望也是不对称的，在美国看来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例如金融市场、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需要在长期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让步。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牵制。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国内政治极为复杂，政党间、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斗从未停止过，众多的行为者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美国的各政党与利益集团中，汇集着大批在对华贸易中的"受损者"（如劳工集团），强烈要求对华采取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国内政治的纷争发生"溢出效应"，必然影响到"高层政治"，使得在双方对话中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影响战略对话进一步加深。

再次，构建战略互信存在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延长在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继续向世界各国推广美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基本主题的自强发展战略。⑥其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基本符合一致的。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两国战略互信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两国在这些领域又是相互竞争的。合作与竞争的交织，使得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双方难以互相信任。另外，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双方并非通过短时间的沟通就能得以相互理解。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是会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美国对此心存疑虑。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真正将中国看作"利益攸关者"的外在表现，还是因为陷于反恐战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缓兵之计？

总之，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都存在着很现实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更是由来已久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所以，也不能期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能迅速高效的解决所有问题，它也只是中美双方的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通过对话加强理解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利益汇合面，但要解决中美关系间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中美双方在彼此发展中的作用，还需要中美两国从多方面、多层次上做出更大的和不断的努力。

注释

①王勇.《中美经济关系：寻求新的分析框架》，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7:10-12.

②张幼文.《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国际经济评论》,2007,11:48-51.

③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④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