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1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和实施效果都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着的区别。

(一)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

总体来看,在WTO规则的约束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但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因而保护主义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的利益,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口实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WTO规则并不排斥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国经济自主性的要求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而且还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

(二)依据国内法履行国际条约

一般意义上讲,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但现阶段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因而,如何对待已承诺的国际条约及其在国内的适用程度,各国仍存在一定差异。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很多时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如根据美国贸易法案中的“301”条款,美国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采取单边贸易制裁。近年来,为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美国多次启动或威胁启动该条款处理贸易纠纷,公开向WTO的有关规则挑战,严重损害了WTO的权威性,并为其他国家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利用区域贸易组织保护成员国利益

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视为对成员国的一种贸易保护。通过“内外有别”的政策和集体谈判的方式,区域一体化协定在为成员国创造更有利贸易条件的同时,却往往对非成员构成了歧视。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这种排他性特征,实际上起到了对成员国进行贸易保护的作用。

(四)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

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五)制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的战略贸易理论认为,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政府通过确立战略性产业(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并对这些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较量不断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接受,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政策。

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

(一)国际竞争加剧

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演化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制度,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竞争已不再作为单纯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变成为国家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动机,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国政府不仅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身的产业与贸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采用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等保护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国企业的收益和市场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国企业或进口产品危及本国利益时,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特别是在“就业”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共品的今天,由进口增加导致的失业问题已经具有了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义。当本国产业和劳工群体受到进口冲击时,来自公众的呼声或其他政治压力必然使政府倾向于对这些领域实行保护,以排斥竞争的威胁。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国际贸易差额的分布

随着跨国公司及其海外经营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流向和贸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差额的分布。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分工和核算体系,在内部贸易中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益,但却把各国账面上贸易差额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甩给了各国政府。作为承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的亚洲地区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其对美国、欧盟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和欧盟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投资企业的出口已经成为美国和欧盟贸易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发达国家处理贸易逆差的政策并不主要针对这些大跨国公司,而是拿出口国开刀,以解决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争端为借口,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

(三)国际贸易中双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兴起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双边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热点。据WTO统计,到2004年,向WTO正式通报的FTA已达206个,WTO成员中绝大多数参加了一个或多个FTA。FTA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有FTA在促进贸易增长、消除双边贸易壁垒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二是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双边主义”盛行。FTA的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连锁反应,一国缔结了FTA后会对相关国家构成竞争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FTA战略,参与FTA谈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同时,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区域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欧盟加快了扩员的步伐;北美自由贸易区增强了成员国之间的联系;APEC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东亚地区在加强东盟内部合作的基础上,正积极探索新型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据世界

银行统计,截至2004年,全球已有174个国家(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区域贸易协定(RTA),只有12个岛国(地区)没参加任何RTA。在多数情况下,FTA及区域一体化组织与WTO具有互补、互动的关系,但FTA以及区域贸易组织对非成员国的进口构成了障碍,其中,一些双边和区域安排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保护色彩。

(四)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一定冲击

以中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步成为世界制成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特别在中低端工业品市场上,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并逐步取达国家原有的市场份额。尽管这些发展中大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彻底改变国际贸易不平衡增长的局面,但其出口实力的增强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发展中大国大量低价工业品进入欧美市场,对其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冲击。为缓解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和各种国内矛盾,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强权,加强了对这些发展中出口国的贸易制裁。同时,由于这些发展中大国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相近,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近年来,这些发展中出口大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已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

这些新矛盾的出现表明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有可能在部分领域激化,这也正是在当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演奏着不和谐音符的原因所在。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

首先,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1995-2005年间,WTO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达到716件。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有不同特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1996-2004年,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23%。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1995年以来,这4个国家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我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1篇2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内涵

准确理解国际贸易惯例的基本含义，必须把握以下特征：第一，习惯性。国际贸易惯例是在国际贸易某些习惯做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并不是任何一种贸易习惯都可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更不能将国际贸易实践中的某些习惯做法与国际贸易惯例两个层次的不同概念混淆起来，视为同义语。第二，权威性。国际贸易惯例通常是由国际上的权威组织编撰的成文规则，如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第三，国际性。国际贸易惯例必须是国际上普遍接受和广为适用的规则。即使某些做法已成为惯常做法，拟或在某地区、某行业1或某港口成为惯例，却未被各国普遍接受和广为适用，由于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也不能视为通行的国际贸易惯例。第四，规范性。国际贸易惯例作为一种重要的游戏规则，一经双方当事人协商选定，就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对双方产生约束。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性质

1.国际贸易惯例本身不是法律，它是由国际上的权威组织整理、编撰而成的贸易规则，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强制适用。但如果买卖双方在合同中适用某个国际贸易惯例，此时该惯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强制效力。

国际贸易惯例的价值在于事前公平、合理地对贸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当事人一旦选择，便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正是基于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人们通常认为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只能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已明示排除某惯例的适用，则不论该惯例如何广为人知，且被普遍尊重，均不可拘束此合同当事人。”诸多富有影响的国际贸易惯例汇编，也有肯定这种观点的倾向，如《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希望使用INCOTERMS2010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同受INCOTERMS2010约束。”当事人的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对其有拘束力的前提条件。这种选择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但是，国际贸易惯例在当事人没有选择的前提下，其不具有直接自动适用的效力。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并且，国际商会作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贸易惯例编纂机构，也曾特别警告说它所制定的这些惯例仅仅是私人机构制定的，只有在当事人直接或间接采用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不可轻率地肯定其具有法源地位或法律拘束力。

2.国际贸易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地位。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赋予国际贸易惯例法律效力。如我国《民法通则》、《海商法》等法律都规定，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公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这实际上是有条件地承认了国际贸易惯例的国内法效力；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贸易惯例的地位与效力得到充分肯定，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明确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排除适用的惯例，或双方当事人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以及在国际贸易中被人们广泛采用和经常遵守的惯例，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3

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后发型大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在该进程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堪称中国转型期内社会领域的主流律动。在此社会现实力量的作用下,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下的法制体系出现了时代性的变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就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发展。①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是促进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外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剧,各国对其涉外经济的调整有意无意地存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影子,国内法的规制时有失灵,因此需要国际法的规制,国际法也有这方面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提供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现实动力。在其推动下,该交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缔结国际法时,受西方法治成熟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影响,它们国内法———特别是英美国内法———的理念、原则与制度,会转化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其二是,后发国家为了融入世界政治秩序,与世界发展接轨,需要加入并受到已有国际法的影响,而且要承担通过制定国内法履行国际法定义务的责任。这样,国际法的内容就成为后发国家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法的国内化[1][2]。WTO法的缔结及其实施就是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典型之一。为了履行WTO法定的义务,我国不仅要在立法方面创

①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一术语及其所指的有关内容,学者们有不同认知(夏金莱,叶必丰·对WTO体制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思考[J]·法学评论,2003(3):68-72·朱淑娣,李晓宇·多重视角下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论[J]·政治与法律,2006(2):100-108·)。制、修改和废止相关法律[3],而且根据WTO法的要求(如《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的要求),还应当维持或建立相应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①

其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是推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国内因素。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数百年的历史。“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现象,使得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日益增强。曾经一度在市场管理上只是充当“守夜人”的政府,随着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缺陷的显现,不得不加强对某些市场领域的规制[4]。政府对市场的规制体现了公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后果一方面表现为私法的公法化,如公法限制契约自由、公法限制绝对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法律定政府以私法手段,如合同方式,实现公共行政管理,即表明了公法的私法化。调整市场经济的私法与规范政府规制的公法之间相互介入、交融[5]。由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因此,政府在运用公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时,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事,即依法行政。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法律管理,亦即行政公权力依据法律的授权对国际贸易行政活动进行管理。其中,那些涉及国际贸易管理的法律规范就形成了国际贸易行政法。基于“有权利就应有救济”、“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的法理,与国际贸易行政法相随的是国际贸易救济法。这类法律规范集中表现于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行政救济法律文本之中。结合上述,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所导致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活动和制度的出现来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已经显现。对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相关研究,早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论著的数量可以千计。②但是经过初步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研究虽然提供了丰富的观点与材料,但是在结合现有行政救济制度加以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方面,在面对实务复杂、多样的理论需求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

做。因此,除了论述以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生成基础,本文的重点是在现有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内,描述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整体概况,以把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本体。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达到这一目的,本文重在界定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涵义、认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重属性,描述组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以及把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种功能。

一、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概念阐释

面对同一社会现实,即法律交融对我国法律救济制度的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以及观察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变化等,有人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加以认识;有人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角度加以认识;有人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加以认识,等等。这些视角的不同,源于对有关制度、基础理论的不同理解,比如对“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的理解等等。笔者认为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并突出该类行政诉讼的特殊性的认识角度,即采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角度较为合理。第一,如果认为“行政诉讼”是“司法审查”的组成部分[6],那么并不妨碍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与国内外相关“司法审查”领域的沟通;第二,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内,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无疑就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组成部分;第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提法,立足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可以与整个行政诉讼体系保持协调,也可以与其他行政诉讼相结论得自于在中国期刊网、超星图书馆两大电子数据库内的专题检索,涉及通过其他网络搜索工具的检索。关联,因而可以避免理论与实务方面的不必要转换,所以应当采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一术语反映有关社会现实。至此,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案件并做出裁决,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活动与制度。①鉴于WTO规则对成员方政府的刚性约束,WTO/DSB(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管辖权;鉴于中国对加入WTO承诺的切实履行,国家法治的不断完善;鉴于中国国家利益及相关经济主体利益的积极维护和国际经贸争端的合理、合法解决,国际行政法领域内争议解决机制———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地位日渐显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类,具有独特的涵义。首先,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理的是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有4类,即:国际货物贸易行政案件、国际服务贸易行政案件、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文件认定的“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②其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不仅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而且作为WTO体制下的成员方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自始都要受到WTO体制的影响,是WTO制度框架下的法律救济制度。第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查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是行政主体依据我国的《对外贸易法》等的规定,发生在国际贸易领域实施的行政案件。第四,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保护的是国际贸易自由权益。这类自由权益主要由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受到WTO法等国际法的影响。此外,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在法律适用、裁决所受影响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规范依据,又由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两大类构成。前者包括我国的《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的有关规定;后者包括《行政诉讼法》及关于适用它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等等。国际层面的间接规范依据主要由WTO法构成。除了成文法以外,WTO争端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决,由于其对国内裁决的间接影响力,也应认定为属于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际层面的制度渊源。

二、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重属性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为法律交融的产物,不仅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具有与其他行政诉讼不同之处;而且其受案范围、诉讼当事人、保护对象、法律适用等也具有独特之处。在不同的视角下,这些使得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多重属性。准确认识这些属性,对于审判实践和制度的完善理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专项性现代政府是行政政府,大部分现代生活可视为诸多行政机关活动的产物[4]1。规制各专门机关行政活动的法律规范与原则构成了部门行政法,以此为对象的行政法学理论构成了行政法学的分论,因而,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由总论和分论构成。前者(总论)以行政法的一般制度为研究对象,后者(分论)诸如教育行政法学、民政行政法学、海关行政法学等等,也被称为关于各部门的行政法学,对应的是关于某领域的专门事项行政法。在民事诉讼法中,也存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那么行政诉讼法呢?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足可以自成一体,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专项性决定的。在国内现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制度框架内,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这重属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虽然强调在WTO体制框架下,但并不宜完全否定它以外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或者区际贸易行政案件。有学者结合当前司法实践的状况对该规定作了详细分解即: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三类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文件认定的“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这使得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与审理对象方面,与其他行政诉讼相区别。在受案范围与审理对象的决定性影响下,法院在审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所依据的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保障和监督的是国际贸易领域的行政职权;保护的是国际贸易领域相对人的自由权益。这些从具体到抽象的层面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专项性,即法院在WTO规则的约束下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专门行政诉讼。

(二)涉外性在一般意义上,“涉外行政诉讼”的“涉外”,实质上是指某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引起法律关系的事实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影响,或者说上述要素之所以被定为“涉外”是指它们是在某国际法主体内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肯定的具有其法律意义的要素,被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义,如受该国法律管辖。我国的行政机关应尊重该国的和法律[3]70-72。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涉外性,就是指我国法院审理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者引起该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等,是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法律规定,被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义的要素。这些要素决定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诉讼的根本特性。首先,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具有涉外性。①不妨先分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体结构。国际贸易包括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结合现实,国际贸易市场主体在逻辑上可分为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进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国外进口竞争商、国外进口受益商。根据我国对外贸易法、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等,以我国为中心,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商有可能成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其中具有明显涉外性的是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诉对外贸易主管机关情境下的国外出口商、对外贸易主管机关的国外出口商,以及其他需要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具体确定的复杂情况。其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和义务,具有涉外性。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设立背景、原因、目的、内容、功能等,都与中国履行加入WTO法定的义务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我国法院,同绝大多数WTO的成员方一样,并不能直接依据WTO法审理国际贸易案件,而是适用经过国内立法转化的有关规定。但是WTO法的正当程序理念、非歧视原则,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判例应当会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产生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国内法制不健全、国内法规定模糊等情况下有力地左右国际贸易诉讼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②虽然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不能直接援引WTO法来主张自身的自由权益,但是如果考虑到WTO法的影响,整个国际贸易市场主体都处于WTO法的保护之下,因而都具有弱的涉外性。③

(三)国际性国际性是指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所处的法制环境、主体关系及其功能的影响范围,不再仅限于国内,而是具有了我国与他国之间、我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性。在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层面,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调整的是我国市场主体与他国市场主体之间的国际贸易关系。在主体地位的法律认定、法律适用、案件执行等方面都要考虑外方当事人所在国法律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各国经济之间、各市场领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国内对国际贸易经济关系的调整会波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正是因为这样,相关国家可能会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而针对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结果而采取相这里主要指原告和第三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被告为我国相应的对外贸易主管机关,无法律意义上的涉外性可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2条(A)项、《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66段、第67段、第78段就郑重承诺:中国应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有效统一全面地履行《WTO协定》规定的国际义务,即使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法令在时限内没有出台,中国政仍将履行其在《WTO协定》与《议定书》中的义务。种弱的涉外性,源于WTO体制内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对WTO各成员方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即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及其相关贸易制度的审查、监督作用。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其他涉外行政诉讼所不具备的国际性。在我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层面,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中国为了加入WTO而承诺的制度,当然也是WTO这一国际组织体制强制要求我国建立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所以从一开始,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就受到了国际层面的决定性影响。此外,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运行过程中,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并不完全构成“二审”式的监督,但是对于一国理性和成熟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实践而言,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是不能被忽视的。这种重视同样体现了WTO这一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国际影响,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国际性。

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是在法律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并反映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属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可在多个视角下被认识,其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各有侧重,可以基本架构国际贸易行诉讼这一本体的概貌。

(一)制度结构制度结构是指规定国际贸易

行政诉讼制度的所有规定构成的整体结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由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制度、直接的与间接的制度等组成。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内层面的、直接制度,又由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两大类组成。前者包括《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等有关规定;后者包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际层面的、间接的制度主要由WTO法构成①,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等。以上这些制度中有关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具有行政法的分散性、多样性的特点,这既反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涵盖的广阔领域,又反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类型的复杂多样,尚需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

(二)主体结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其主体结构可以参考行政诉讼主体的一般理论。行政诉讼的主体主要包括法院、原告、被告、第三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理机关,为中级及其以上的人民法院。这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案件的涉外性、专业性等特点所决定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被告,通常为国际贸易行政管理机关。中央层面的主要是国家商务部等,地方层面为各海关、地方人民政府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往往具有多样性、产业性,乃至集团性。这是由倾销、补贴,以及贸易保障措施的影响方式、对象、范围等所决定的。这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有着很大的影响。根据国际贸易的主体类型,提起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通常是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等。②

(三)利益结构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法律是利益调整器,法院则是具体运用它的机关。无论是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还是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都是为了在“规则导向”下调整、分配经济此处指《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及其4个附件为主干所构建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等。根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程序CourtofInternationalTradeProceduce)的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相当于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提起人,即原告可以是:1·外国制造商、生产者、出口商、美国进口商或工商业同业公会,其中大部分会员是被调查产品口商;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所在国家的政府;3·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4·合法成立的工会或工体,其在产销同类产品的美国产业中具有代表性;5·工商业同业公会而其多数会员是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一般来说,凡具有上述合法资格的当事人都可以加入他人提起的诉讼,提讼的当事人,应通有的利害关系人。参见,28USCSprec§2631。这类详细地规定具有诉讼提起资格的个人或组织的规定,在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并无同样的规定。比较而言,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范围,也比较狭窄,并不利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利益。利益。因此,在法律运作之下流动的利益,是推动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包括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最有力的动力。从最基层的国际贸易市场主体到国际贸易行政管理主体、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理机关,再到成员方政府的交涉,到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构,等。在国际贸易利益的推动下,在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主动相互作用,共同营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益结构。该结构由两层逐级递升的利益层面组成。一是国际贸易市场主体的利益层面。我国进口竞争性生产商与外国出口商、我国进口受益商之存在一定的利益互补与冲突,它们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利益关系。①各利益主体如果在市场领域解决或者协调不了它们的利益冲突,它们会在经济活动规律的导引下,寻求利益国际贸易法律规定的利益空间,进而寻求国际贸易管理机关给予保护。二是国内贸易公共利益的层面。一方面,国际贸易行政管理机关为了实现法律规定的维护正常

的涉外贸易秩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市场主动的请求下,或者主动依职权,它们就会介入,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调整第一层面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国际贸易管理机关因各种原因违法行使职权,作为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之一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为不服国际贸易行政行为的当事人提供了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法院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通过依法解决国际贸易行政纠纷再次调整第一层的利益格局,使其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就是保护符合法律规定的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障国内贸易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

四、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种功能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特殊类型,在国际贸易关系、国际贸易行政关系、国际贸易诉讼关系的视角下表现出多重属性,从而造就了体现这些特性的多维利益结构。该利益结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多样的,它与相关制度、领域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就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功能。

(一)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从国际法国内的层面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本身就是我国履行加入WTO承诺,承担国际义务的产物。②在其建立后,虽然法院不能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过程中直接适用WTO法,但是,由于其专项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适用的法律主要是转化为国内法或者符合WTO法规定的国内法。③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依法解决国际贸易行政纠纷的作用,正是我国切实履行WTO法定义务的主要方式。以此观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疑具有履行国际法定义务的功能。该功能不但表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而且也向其他国家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对中国而言,这不仅仅是履行加入WTO相关义务的应时之需,更是顺应现代法治发展的要求,在以规则为导向的WTO多边贸易体系中实现与各成员国和区经贸关系良性互动的前提和保障。”

(二)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活动过程来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同一般行政诉讼一样是人民法院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受到影响的还包括消费者、进口竞争性生产商的工人等。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的规定:“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且该条第5款明确要求“不得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提出保留”。作为成员方,我国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全面的履行国际条约下的义务。我国政府也做出了郑重承诺,如《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第67条规定:“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始终都是以善意方式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根据宪法和条约缔结程序法,WTO协定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重要协定’。中国将确保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和法规与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相一致,以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为此,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情况下,通过修订其现行国内法和制订新法律,以有效的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这意味着我国是通过转化的方式履行WTO法定义务。参照各规定及其他WTO成员方的做法,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法,而只能适用“转化”过的国内法。加下解决行政纠纷的活动。但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标的决定了它是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的诉讼活动。该活动的显著功能就是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3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分布在国际货物贸易行政领域、国际服务贸易行政领域、国际知识产权贸易行政领域,以及其他国际贸易行政领域。

图一: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功能图在“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的多种可能中,我国选择加强和完善通过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这并不是完全排除其他解决方式。面对国际贸易争端,根据我国的法律制度,利害关系人可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两种法律救济路径,但就该行政争端的最终解决来说,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相对于行政争端的解决具有终局性。同时,行政事务大都具有专门性,行政机构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只注意其职务本身所适用的法律,可能会忽视其他方面的法律。但国家法律是一个有机整体,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则是从法律整体考虑某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起到了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为协调一国法律的一致所必需。司法机关对司法公正性的价值追求,以及司法机关的超越的地位,使得法院具有更强的中立性、公正性。因此,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比行政程序救济更具权威性,更具公正优势,更能体现和满足各方当事人对于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所在国际贸易行政领域,应当加强国际贸易诉讼对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

(三)国际贸易公法权益救济功能国际贸易公法权益是在国际贸易法律制度赋予国际贸易经济主体在公法上的权利和利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之所以提讼,就是为了其公法权益得到救济。这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目的。这种功能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设立原因、制度背景、运行机制等共同决定的。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1篇4

[关键词]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

国际贸易融资是银行围绕着国际结算的各个环节为进出口商提供的资金便利的总和。贸易融资具有高流动性、短期性和重复性的特点，强调操作控制，有利于形成银行与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其他信贷业务不同的是，国际贸易融资集中间业务与资产业务于一身，无论对银行还是对进出口企业均有着积极的影响，已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然而国际贸易融资由于涉及了信用担保和资产业务，不仅存在风险，而且依业务的不同，风险的高低也有所区别，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单据风险、运输风险和政治风险等。因此，在扩大国际贸易融资规模的同时，必须建立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风险。而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方面主要还是沿用传统信贷的模式，即注重企业的财务实力、担保方式、企业规模、净资产、负债率、赢利能力、现金流等指标的考核。还款来源主要是企业利润、综合现金流、新的负债等。长期以传统信贷的思维和方法来控制贸易融资风险，会产生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国内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方面存在主要问题

1.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的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2.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3.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置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一方面，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二、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1.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帐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论文网LunWenDataCom]

2.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将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国际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2)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3.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1)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的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2)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银行还要考察企业本身的信用以及质押物的变现能力，一旦货物价格波动较大，应要求企业追加开证保证金或银行及时处置质押货物。

(3)加强行内的联动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若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在同一银行办理业务，通过行内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情况，准确判断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一旦贸易双方出现资信风险，及早采取措施、排查堵漏；协调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上下联动。

4.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升风险掌控能力

加强国际业务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岗位轮训，并积极做好与信贷管理、公司业务、个人金融业务、资产风险管理等部门的联合培训，努力培养真正符合国内商业银行国际业务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要将客户经理对贸易融资的前期调查形成制度化，同时加强对银行客户经理的国际业务培训，尽快制定考核客户经理国际业务知识与能力的办法，提高银行客户经理国际业务专业技能和风险防范意识。[论*文*网]

参考文献: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风险;预见;规避方法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国际贸易中还存在不少风险。国际贸易业务中，由于受不可知因素的影响，与外方发生贸易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国际买方可能采用以下手段损害卖方企业利益:利用中国出口商对国际贸易规则不熟悉而设圈套进行欺诈，从而侵吞货款;因自身财务问题而拖欠货款，甚至破产倒闭从而逃避债务;因市场问题，以各种理由中止与中国厂商的合同、并拒收货物，或采用拒付货款、要求降价等手段让中国厂商蒙受损失;发生国际贸易纠纷时，中外双方解决争议因人力、物力的消耗造成的成本较高问题。

国际贸易风险主要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流程中发生的风险。比如在交易前的准备环节，由于市场调查失真而引起的信用风险。由于国际贸易是一个紧紧依赖于环境的活动，尤其是对国际环境的依赖，所以，诱导国际贸易的风险因素极为繁多，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多变，更使得国际贸易风险因素复杂化而难以准确把握，致使国际贸易风险事件经常发生，并导致重大的风险损失。然而，也正是环境的复杂多变，又给国际贸易带来了有利的机会，使国际贸易活动有可能获得风险收人。企业常常会对这种风险收人与风险损失、风险成本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并实施相应的管理行为。本文就国际贸易中风险的预见及规避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2、国际贸易风险的功能、特性及规避

2.1诱惑功能

诱惑功能是指国际贸易风险诱导经营者追逐风险利益。马克思曾这样评价过风险利益的诱惑功能:对于资本家来说，如果有20%的利润，他们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有的就会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杀头的危险。马克思所描述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已经成为过去，但他所指示的风险对企业经营的诱惑功能却是深刻的，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收益与风险伴生的规律。

风险诱惑功能的强弱，取决于风险收人与风险成本之间的比率或差额。风险收人是指国际贸易活动在风险因素构成的环境中所获得的收人，它是国际贸易活动全部经营收人减去非风险经营收人的余额;风险成本是为克服风险因素的作用，企业所投人的资本、人力、时间、信誉和社会利益等。风险收人与风险成本之间的比率或差额越高，风险的诱惑功能越强，反之则越弱。

2.2约束功能

风险是一种带来费用、损失与损害的不确定性。因此它在引诱贸易活动、追求风险收益的同时，也对贸易管理行为构成了约束。这种约束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活动的威胁、抑制和阻碍，也就是风险成本与风险损失对国际贸易活动的约束。

国际贸易风险约束力的大小取决于风险损失的大小与风险成本的大小。当风险损失与风险成本都很大时，风险约束力就强;当风险损失较大、风险成本较小或风险损失较小、风险成本较大时，风险的约束力也较强;当风险损失与风险成本较小时，风险将更多地表现为对国际贸易行为的诱导。

2.3国际贸易风险的特性

(1)经营活动中风险的共性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经营活动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风险，经营活动中的所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有其共同的特性。

第一，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人类存在的历史证明，无论是自然界中的地震、台风、洪水等，还是社会领域中的战争、瘟疫、冲突、意外事故等，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们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风险处处存在，时时存在。人们无法回避它，消除它，只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应对风险，从而避免费用、损失与损害的产生。

第二，风险的相对变化性。风险的相对变化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风险性质的变化。比如车祸，在汽车没有普及以前，表现为特定风险，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车祸就成为基本风险。又如国际贸易货物运输中的海难，对

船东和出口商或是进口商而言，是纯粹风险，而对承担大量货物运输风险的保险人来讲，却是一种投机风险。②风险量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风险、抗御风险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风险能够加以控制，使其发生的频率降低，导致损失的范围减少和损失的程度降低。预测技术和方法的不断完善，对风险的估测日趋精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风险的不确定性。③某些风险在一定空间与时间范围内被消除。比如，随着通信技术和银行业的发展，电子信用证和swift格式成为信用证结算的主要手段，使得以涂改或伪造信用证进行欺诈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乃至消除。而同时，伴随一项新活动的开始，又可能有新风险的产生。比如，edi贸易方式的产生及发展，引起了电子提单及其他电子数据安全哇风险的产生和其他风险。

第三，风险的可识别控制性。所谓识别，是指可以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通过有关方法来判断某种风险发生的概率与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的程度，诸如费用、损失的损害;所谓控制，是指可以通过适当的技术来规避风险或控制风险发生导致不利影响的程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为风险识别与风险控制提供了理论、技术和方法支持。

(2)国际贸易业务中风险的特性

既然风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能够引起损失和损害的不确定性，而国际贸易风险则是这种不确定性事件发生、表现和影响于市场参与主体的经营活动和结果的特殊形态。因此，我们可以分析、推导出国际贸易风险所具有的特征。

第一，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国际贸易风险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贸易风险是国际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性表现为形成国际贸易风险原因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产生和诱发国际贸易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主要源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规律的复杂性和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认识及其他方面能力的局限性。由此国际贸易风险就有了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依据，就必然以风险成因的角度表现出来。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还表现为国际贸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在国际贸易风险存在基础消除之前，国际贸易风险是“必然事件”，国际贸易经营者只能将其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但无法将其降低至零。另外，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还表现在它是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的。国际贸易风险的存在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但风险的表现形式却有个体性和差异性，风险的发生无论是范围、程度、频度，还是时间、区间、强度等都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形态，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二，国际贸易风险的无意识性。国际贸易风险形成于国际贸易主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失误，又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承担了这些失误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总体说来，首先，国际贸易风险与有关经营商的主观意识的无意识性密切相关。因为即使比较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正常情况下，只要经营主体能够准确意识到所处的环境，有意识地采取切实有效的避免风险的策略和措施，国际贸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或降低。因此，国际贸易风险往往与经营行为主体的主观无意识性相关，经营行为人的主观无意识性包括其无意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无意中采用了不适合的贸易方式方法，无意中遗漏了贸易过程的某些环节，对贸易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分析失误等。其次，国际贸易风险是经营主体无意中接受的，经营行为人事先对风险的发生并无足够的觉察，或对风险的强度判断失准，所采取对策与实际发生的风险不对等。再次，国际贸易风险不包括经营行为人故意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2.4国际贸易中的风险规避方法

(1)广泛咨询收集贸易中的对方相关信息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谁掌握的信息量越多，胜出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就能避免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盲目性。到海外投资，一定要请国际政治专家帮助考证当地政治环境是否稳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如何等;与国外大公司、金融财团合作，一定要设法弄清楚他们与该国政府、议会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风险，但可以了解这些风险的发生规律。

(2)风险转移

所谓风险转移，就是将风险转由其他主体承担，自己不承保。保险是一种最典型的风险转移技术，企业为避免火灾、水灾等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通常会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万一企业遭受这类损失，保险公司将给予相应的赔偿。这样，企业就可以不承担或不完全承担这类损失，风险得以转移。与保险类似的还有期权。对于将来准备以外币支付来进口某项产品的企业来说，汇率上涨极为不利。于是，为避免汇率上涨带来的损失，该企业将

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以购买“保险”，即买入一个买权。保险是防范贸易风险的重要工具，企业应加强认识，积极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主要通过承保出口过程中面临的政治风险和买家风险为出口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此外，信用保险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衍生功能:一是通过对买方信用风险的承保，推进银行介入贸易融资，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二是促进企业间交易由现金交易甚至易货交易模式，变为更高效经济的信用交易模式，企业的交易过程，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三是保险后的应收账款资产质量得以提高，从而改善企业总体财务状况，改善财务报表;四是帮助企业采用灵活的贸易条件，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巩固贸易关系。

(3)非保险技术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6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着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

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着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

关键词：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

1国内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且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地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1.2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1.3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理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外，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2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2.1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

2.2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对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国

[1][2]

际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地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加强行内的联动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若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在同一银行办理业务，通过行内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情况，准确判断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一旦贸易双方出现资信风险，及早采取措施、排查堵漏；协调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上下联动。

.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升风险掌控能力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8

一

入世后过渡期已经结束，我国与世贸组织各成员方，特别是主要发达成员方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在性质上发生重大变化，逐渐从一般贸易摩擦向战略性贸易摩擦发展。何谓“战略性贸易摩擦”，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战略性贸易政策”说起。

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种种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该政策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这一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这不失成为一种聪明的见识。不过，许多学者也清醒地提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结论。从政策实施国来看，虽然政策的实施是以本国获取尽量大的利润为宗旨，但是，干预国际贸易的做法也有可能把进口产品增加的价格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从而部分抵消转移利润的效果；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也会有净损失；最重要的是，从贸易对象国来看，一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以抽取对象国的利润为前提，故而不分场合地盲目滥用该政策，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和贸易摩擦的频发。

可见，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贸易伙伴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也正因为如此，相比一般性贸易摩擦，战略性贸易摩擦往往更具有结构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其一，所谓结构性特点是指，战略性贸易摩擦往往起因于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贸易不平衡，这种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很难通过以单个产品为对象的贸易救济措施来缓和，而需要通过双方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体制的调整来解决。其二，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体制的调整又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战略性贸易摩擦往往是长期的。在长期的贸易摩擦过程中，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种战略性贸易摩擦又呈现出随机博弈的特征。其三，在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条件下，新兴贸易大国与传统贸易大国之间的战略性贸易摩擦会对其它贸易国家产生一系列波及和影响，因此又呈现出影响全球贸易利益格局的全局性特征。

战略性贸易摩擦对于我国政府和企业来讲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由于贸易伙伴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战略性贸易摩擦对我国来讲，已经成为一种频发的常态，中国的战略性贸易摩擦时代已经到来。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十年居反倾销被调查国之首，2004年加拿大首度提起对华反补贴调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WTO成员，技术标准、环保标准也层出不穷。自1979年以来，截至2005年10月底，我国企业共遭遇来自国外的733起“两反两保”诉讼案件。其中最大量的是反倾销诉讼，为650起，占88.7%。其他还有反补贴案件3起，保障措施调查63起，特保调查17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发生摩擦的领域，除单个产品、行业之外，也开始向人民币汇率、土地制度、出口退税制度等体制、制度问题蔓延。

二

客观地讲，贸易摩擦的发生，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兴出口国的发生，是非常正常的，如同踢足球一样，大家接触得多，互相碰撞在所难免。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2005年我国实现进出口总值142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已跃居世界第四贸易大国；2006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7606.9亿美元，又同比增长了23.8%。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强占别国的就业资源与发展机会，到处动别人的奶酪，也就必然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经济都将在国际贸易摩擦中成长,其主要特点可能为：

1、对外贸易摩擦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在全球国际贸易中比重的不断加大，世界更多的商品进口国陆续向我国开放，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全球市场不断拓展，除欧盟、美国、日本乃至东盟等传统贸易伙伴外，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家，特别是印度、巴西和欧盟东扩新成员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陆续与我国进行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由于这些新兴市场的国家与我国比较优势相似，出于国内政治和民族产业保护等原因，各种类型的贸易摩擦必将迅速增长。

2、对外贸易摩擦的产业特征日趋明显

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产品已经由传统的轻工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电子信息、通讯、精密机械、汽车以及生物科技等高科技领域转移；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在国内日兴月异，低成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使得其它同类产品的生产国家感觉受到的威胁日趋严重，处于自我保护所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对象已经由进口的单一或几类产品发展成对中国整个产业入侵的抵制。

3、对外贸易摩擦对国内出口企业的影响日益加剧

基于国内利益集团压力及政党竞选等政治主张的影响，欧盟、美国等与我国存在贸易摩擦的国家所采取的制裁手段日益严酷，技术性贸易保护政策的使用日益隐蔽。可以预见，我国出口企业面临国际市场的阻力将日益增强，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不断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举步维艰。

无疑，对外贸易摩擦的增长给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

一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试图以贸易保护减轻本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压力。二是由于我国贸易规模快速扩大、贸易增速持续提高，原有的国际贸易格局被打破，建立新的利益格局需要时间。三是我国贸易方式仍以价格竞争为主要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仅有少数企业以自主品牌或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多数企业还是以数量求发展，还有部分企业通过加工和贴牌生产获得部分新技术和市场，多数企业在国际上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营销网络，市场主导权相对薄弱，这种比较落后的贸易方式也是我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之一。

三

贸易摩擦在我国如此频发，我们的应对经验也日渐丰富，近年来，我国应对贸易摩擦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要看到，外有不利条款的限制，内有经营秩序的问题，我们在应对上还存在困难。如在全球各国法律法规建设强调公开透明与可操作性结合的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与内容同国际接轨的意识仍较薄弱；出口企业应对摩擦的积极性不强、信心不足，主动采取措施避免贸易摩擦的意识就更为缺乏；中介组织在化解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发挥不到位；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手段和协调机制也有待完善。如何更好地应对战略性贸易摩擦，笔者认为，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来考虑。

从政府层面来看：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不但考验着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保护意识，也审视着政府对于外经贸事业发展的战略眼光。中国对外贸易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要想谋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与贸易伙伴达成“战略上的双赢”，一方面，一味追求中方的独赢不可能带来长期的合作与发展；另一方面，一味的让步会使得中国只承受全球化的代价，而不能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要达到“战略上的双赢”，可以依赖以下几种途径：

1.建立妥善的进出口协调预警机制。

要通过建立解决双边贸易争端的协商和对话机制，尽可能更好地利用政府间谈判资源，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创造良好的大环境,以使“中国制造”能够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更为顺畅地出口，减少企业的成本；加强国内各进出口商会与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合作，提倡行业自律与产业利益协调，提高企业应对国外贸易争端的群体力量。

2、培育出口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近年来，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大量的产业向中国转移，给中国利用全球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出口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产业结构“微笑曲线”的底端，国内企业群体大多依靠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而初步形成的以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价值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也一步一步地将中国引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是我国改善贸易环境，应对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必经之路。

3.积极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贸易摩擦背后隐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过高，过于依赖出口。一定意义上讲，国内需求的不足，直接导致的就是企业竞相压价争取出口。事实证明，通过此种大进大出的‘打工经济’，国人自己获到的实惠并不多。因此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的关系，把重心放到扩大内需上来，是缓解贸易争端的另一个有效途径。

从企业层面讲：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贸易摩擦也不是洪水猛兽。五年入世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贸易摩擦中发现，原来国际市场并不永远是碧海微波，也有惊涛骇浪，不小心就会落入水中。殊不知，贸易摩擦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只有敢于面对国际贸易摩擦，才会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企业来说，关键是要从长远利益考虑，并采取应对措施。

1．出口企业要团结一致，面对贸易摩擦。现在是内斗猛于虎，非洲某个国家在进行电话程控交换机采购招标时，竞争十分激烈，结果中国一家企业顺利夺标，而且报价比英国企业低30％。该国领导人十分高兴，向中国大使表示感谢。不料，刚感谢没多久，另一家中国企业获悉后公开表示：“我还可以再便宜20％！”这让本来很满意招标结果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非常惊讶而且不悦。这种相互拆台的做法，既使得中国企业在经济上没得到好处，在政治上也丢了分。可以预见，以后我国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要尽量避免防止内斗。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9

[关键词]课程体系更新贸易政策

纵观世界经济可以发现，任何一个谋求自身发展和增进本国国民财富的政府，都希望能趋利避害地利用对外贸易来发展本国经济。世界各国中也不乏将国内发展战略与政策延伸至国际贸易领域，相机抉择地利用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作为增强经济实力与巩固竞争力之重要手段的国家[1]。具体来讲，对外贸易政策是世界各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本国进出口贸易所实行的政策。它大体包括：对外贸易总政策；对不同国家或不同国家或不同类别国家所实行的对外贸易国别政策；对不同商品或不同类别商品所实行的进出口商品政策。

一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以增强国家国际综合竞争力为宏观目标，以提高本国居民收入及社会福利为具体目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同时，由于各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又使得其贸易政策具有非静态变化的基本特点。例如，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宗旨是服务于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巩固与发展；俄罗斯对外贸易政策的宗旨是利用能源出口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日本则是通过对外贸易奠定其科技优势地位。上述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随偶有变动，但其宗旨却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因此，《贸易政策比较》课程的重点，理应放在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政策动态比较，通过比较分析法的广泛应用，使学生了解贸易政策的延续性与波动性。但现行课程体系设置中，存在着知识点重复、政策比较实例较少、各国政策特点分析不足等一系列有待改进之处。

一、《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中概念的教学创新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本科阶段所采用的《贸易政策比较》课程，在开篇第一部分“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中往往包含以下几点内容：国际贸易中的专业词汇及其概念；国际贸易产生的发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特点；国际贸易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其用意是使学生对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有一个直观性的了解，同时学习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掌握不同阶段国际贸易的特点与变化。但是，对于本科阶段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来说，这部分内容与其前面所学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两门课程多有重复，而且，不同教材其专业用语也不尽相同，极易造成学生对国际贸易基本概念记忆混淆，或概念模糊。

因此，笔者建议在《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体系中对本部分可做出如下更新：

第一，以教师课堂带领学生简单回顾相关概念为主要方式，强调概念的理解，而不再要求学生对具体概念强制性记忆。例如，在“国际贸易地理方向”的概念回顾中，可主要阐述其分布特点，以及世界各洲、各国或各个区域集团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的指标。同时，引用中国、美国及其他各国近10年的进出口数据，对比分析其在世界进出口市场中所处位次。再如，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概念中，除讲述进出口商品结构外，还应着重分析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所反映的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科技发展水平等贸易与国内经济联系的具体情况，使学生认知到国际贸易的最终目的是为发展本国经济所服务，其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第二，强调Excel等统计软件工具的运用。基于多数学生对统计表格阅读、分析知识的欠缺，在本部分教师可针对各班学生的具体情况，差异化实施实训课程的相关训练。例如，使用Excel表格时可分为如下步骤：1.填写我国1978-2009年度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区别不同统计指标的经济含义；2.令学生找出所占比重较大的商品种类，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中所学Standard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SITC中的分类标准，总结我国进出口商品的具体类型；3.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减比例（%）的计算，观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的变化，对照与变化折点时间相符的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细节，找出其中所蕴含的国家对贸易政策宏观调控的具体思路与趋势。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加深国际贸易相关理论性概念的理解，熟练掌握各种常用国际贸易专业词汇；另一方面，强调概念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注重培养学生对相关统计软件、统计表格、统计图表的认知程度，加强其自我动手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贸易政策比较》中“政策和措施”解释的教学创新

在现行《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体系中，通常将“政策和措施”部分作为重点内容，其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政策概述、国际贸易政策演变、进口关税及非关税措施、出口管理方法等。笔者认为，在这一部分可适当减少对概念性问题的阐述，转而增加对与现实世界相耦合的国际时政及其与贸易关联性的内容讲解。例如：

国际贸易政策概述部分，在帮助学生分析、掌握国际贸易政策的含义与构成、类型与区别的基础上，着重讲述各国政府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实质是，代表本国统治阶级，为本国统治阶级利益及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其出发点主要是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有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积累资金并维护本国对外的政治关系。各国政府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往往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各国的经济发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思想和外贸理论而随时调整和改变。但不论如何变化，总不外乎是两种基本类型：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演变部分，重点讲述：自资本主义初期重商主义的产生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超保护贸易政策的进化过程，以及现阶段国际贸易所呈现出的保护与自由结合的混合贸易政策。这里，可引用如下的中美两国贸易政策演变为实例。（1）中国实例：1978年之前，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是以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为主要贸易对象，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力争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与制裁；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加强调国际间的沟通与合作，将对外贸易转变成为引领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并通过鼓励出口等措施的实施，扩大外汇储备、增强综合国力。（2）美国实例：在2007年金融危机波及国内实体经济之前，美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但是应当看到其贸易政策的利己性和攻击性，特别是美国“301条款”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其威力不在于条款本身，而在于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和制裁的可能；2007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扩散，基于向外扩散危机以及提高国内就业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主动放弃了对自由贸易的捍卫，转而公然违背WTO准侧，持续加大贸易保护，这一切均是美国贸易利己主义的集中体现。

进出口关税措施部分，则重点应放在进口方面。主要包括进口关税的税率标准、分类标准、普惠税的给惠方案等，在细节上，应关注学生对非关税壁垒的理解程度。例如，在进口配额方面，以中国为例详细阐述绝对配额、关税配额的定义与区别；在自愿出口限额方面，使学生分清自愿出口限制的原因、配额的协商机制；在进口许可证制度方面，重点讲述进口许可证发放规则、发放手续、管理程序以及进口许可证的种类等；在外汇管制方面，帮助学生理清数量性外汇管制、成本性外汇管制、混合性外汇管制在管制方法上的不同点，并分析中国自1994年实行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取消原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行的双轨制度的原因及其影响等。

出口管理措施部分，重点在于分析不同国家对出口的鼓励措施和实际应用效果评价。例如，我国出口信贷政策对中小型外贸企业的优惠措施及具体实施细则；短期信贷、中长期信贷的政策提供与企业选择之间的耦合关系；出口补贴，特别是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补贴制度的联系与区别，详细向学生讲解WTO《农业协定》第10条之规定（即不得通过出口信贷和食品援助来规避出口补贴减让承诺，并要求按一定的纪律来管理出口信贷和食品援助）；偶然性倾销、间歇性或掠夺性倾销的原因与影响。

综上所述，在第二部分“政策和措施”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必须从全球现阶段经济与贸易发展变化的特点出发，通过对比分析、引用实际案例等多元化教学手段，使学生对贸易政策及其执行措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能够正确解读国际贸易热点问题的起因与后续可能发生的影响。

三、《贸易政策比较》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的教学创新

传统的《贸易政策比较》课程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准侧”部分将解读WTO原则作为重点部分，主要阐述WTO中的非歧视性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等。在传统教学课程中，对本部分往往单一注重基本准则的文件性解释，针对具体操作以及如何在WTO框架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实际案例较少。

因此，笔者建议在这一部分的课堂教学中，应将美国等发达国家如何利用WTO准则干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以及新世纪以来我国如何应对历次WTO诉讼等案例作为重点，通过实例分析，使学生理解并能够掌握如何合理运用WTO准则。例如，在本部分中，添加“发展中国家与WTO案例”，讲述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运用WTO准则的具体措施，具体案例，如美国向WTO提起的关于对中国用于生产钢、铝和化学产品的多用工业原料实施出口限制的投诉，本案的诉讼方都以WTO准则和中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即《入世议定书》）的承诺为重要的诉讼理由，美方的诉讼理由主要包括中国以出口配额、征收出口税以及建立招标体制分配矾土，氟石和碳化硅配额，向企业收取费用等，违反了中国在《入世议定书》和《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中关于取消出口产品税费和出口限制的承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入世议定书》中附件6仅列明84个税号的商品不承诺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许多在近年引起关注的资源性产品（如稀土、锰等）并未被列入，这为今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由于中国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出口配额及关税制度和此案中涉及的9项原材料适用的WTO条款差别不大，因而，若WTO做出不利于中方的裁决，可能会引发中国更多的贸易政策在WTO的争端仲裁台上成为被告[2]。

除此以外，在本部分中还可在课堂实践教学过程中，根据各班学生的兴趣度及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适当讲述美日贸易冲突、欧美钢铁保卫战等著名案例，提高学生对WTO准则的认知度，并使其能够根据现实案例分析WTO准则如何适用于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如何利用准则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

四、《贸易政策比较》中“国际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教学创新

在本部分中，笔者认为，讲述的重点应放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分析以及国际贸易新变化所带来的政策取向问题上。

首先，在课堂教学中着重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与成因。在含义方面，应明确阐述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由政府间通过协商缔结条约，建立多国的经济联盟，并分析广义经济一体化与侠义经济一体化在概念上的区别；在成因方面，以“三环外交”、北美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实际案例为基础，帮助学生理解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成因与必然趋势。

其次，以欧盟为例，讲述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一体化给欧洲各国带来的影响。例如，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加速了整个欧洲经济一体化，而非仅仅局限于欧盟成员国，其后续影响应结合当前欧盟国家，如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出现的财政危机，着重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列举其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使学生深刻认识到经济一体化并尽善尽美，而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第三，结合我国及东亚周边地区形势，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联系与区别。在这一部分，也可对未来APEC的发展趋势，以及亚元区形成的可能性进行展望，加强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能力，促进其多元化经济思维模式的形成。

五、总结

国际贸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各国贸易政策的适时调整则凸显了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正如前文所述，《贸易政策比较》课程是本科阶段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其教学重点应有别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两门课程：（1）《贸易政策比较》应更注重对各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采取的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定义与概念的讲述；（2）《贸易政策比较》应更注重对现实案例的解读，其案例的特点应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即结合当年发生的各国贸易摩擦、贸易政策调整等；（3）《贸易政策比较》在教学过程中，应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国际贸易政策能力放在第一位，力争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具备自主分析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体系改革贸易保护主义多哈回合发展中国家中国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二战以后，作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GATT/WTO基本框架下所搭建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基础性及功能性的关键作用。得益于此，国际贸易体系长期有序地运转，国际贸易的整体环境大为改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总体规模也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巨幅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参与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体构建与发展中，对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格局的调整变化发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革新作用。而且，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入调整以及一大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催化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进程。其中，中国作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主要国家和贸易体系改革的积极参与方，在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沟通与合作的同时，积极谋求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良性的改革成果。

一、国际贸易体系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贸易内容、贸易形式、贸易工具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支付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贸易体系的改革也在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同样，国际贸易的发展也紧密依附于是否存在与其相适应的国际贸易体系。因此，一旦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出现脱节现象，就会创造出体系改革的原动力，推动体系改革的良性发展。

从当前国际贸易的规模及内容等来看，相比战后至上个世纪的末期，其都已发生了巨幅变化，但与此相对，贸易体系内部的运作机制、决定机制等均没有发生相应的调整，而且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也越发尖锐，逐渐演变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推动力。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参与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成员数量不断扩张，促使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深刻调整。因此，当前来看，国际贸易体系自身的调整、发展是不够的，并不能满足其体系内各利益集团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的需求，最终导致矛盾频发。换言之，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其利益衡量和价值判定存在着偏差，这就客观地加剧了彼此同在一个贸易体系内实现利益均衡的困难度。而且，这种困难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也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

其次，现行贸易体系的决定机制、标准设定、目标建设等基本取决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体系内格局分布的落差导致话题主导权和发言权迥然不同，由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阵营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现行贸易体系内最为主要的矛盾落脚点。

再则，农业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传统敏感性问题不仅涉及彼此利益的协调和分配，而且关乎各成员方的国家安全与稳定，始终都未能在贸易体系自身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得以充分的消化。这类问题所表现出的失衡，突显了贸易体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此外，地区性经贸合作化的全面展开加速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而且地区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RTAs）的缔结成为多边贸易体制（MultilateralTradingSystem，MTS）内容扩充的主要新特征。根据WTO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底，地区贸易协定总数高达474件，其中283件仍在发挥效力。但是实际上，地区性贸易协定是把“双刃剑”，既可视作是对WTO自由贸易体制的补充与完善，推动某一特定区域内自由贸易的升级发展，也可视作是对全球性贸易体制的颠覆，因为只有地区性贸易协定的参与方才能享有局部区域内的贸易同盟所产生的贸易利益，排他性的特征导致外部经济体失去了分配体系内部利益的机会。

除此之外，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现行的贸易体系并没有很好地抑制保护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反被一些国家及地区的保护主义所牵制。这里必须搞清楚保护主义与一般产业政策的区别。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及地区为了维护某一特定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都会或多或少地融入具有一定倾向性的产业政策。但是，实施这些产业政策必须是仅停留在市场层面的操作行为，其运用的对象必须具备普遍性、平等性的特征，实施的时间范围也必须存有一定的限界。贸易保护主义则迥然不同，完全脱离了商业行为的简单思维模式，是被特定的目标和意志所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其作用的目标对象上具有特定性的特征，且不存在时间范围上的特定限制。

综上所述，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失衡，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悬而未决是其真实、客观的反映，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二、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新迹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步伐在新世纪中进一步的加速，世界贸易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据IMF的统计显示，2002年世界贸易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2008年此数字猛增至32.5万亿美元，增长了近两倍（参见图表1）。贸易量的急速膨胀带动了贸易格局、贸易结构、贸易功能、贸易实力等的深入调整，也催生了贸易体系的内在变革。

注：表中的数据为发达（新兴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资料来源：IMF,DirectionofTradeStatistics,Yearbook2009,pp.4-5.

如图表1所示，从2002年至2008年的7年间，发达国家从世界贸易格局的显著地位逐渐陨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出现大幅度下滑，而与其相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步入迅猛发展的“黄金期”，所占比重的大幅增长带动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升，并促使世界贸易总体格局发生实质性的深刻变革。由此而言，多哈回合谈判屡次无功而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贸易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贸易结构的发展，造成参与体系构建的各成员方无法公平、公正地实现利益均衡，最终导致严重的、根生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10多年漫长而无进展的多哈回合谈判逐步陷入僵局、死局，客观上也说明贸易体系内部正不断释放着改革的能量，各参与方之间的博弈、竞争也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号、施令，发展中国家妥协、让步的初级非平等阶段。换言之，国际贸易体系对成员国实际义务的约束力在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而初级的非平等阶段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是单向的，就造成发展中国家在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主导体系运行及相关改革的始终是以欧美为核心的发达国家集团。而且，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并依赖经济全球化运作体系的不断扩张，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各类资源的直接掠夺。更近一步而言，上述的初级阶段中，发达国家构建国际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依托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来进一步撬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与其相对，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则是通过广泛且全面地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因此，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能否公平且充分地体现在新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真正参与并影响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及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再者，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僵局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诉求，而曾作为自由贸易倡导者和捍卫者的欧美发达国家却在此次贸易体系的改革中成了自由化的“屏障”。由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逐渐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全球贸易的传统格局，由此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与其贸易地位更为匹配且更加有力的发言权，同时也坚持要求发达国家作出更大的制度让步。虽然贸易谈判的僵局暴露出利益均衡过程的复杂性和困难度，但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维护与其承担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并争取与发达国家均衡享有权益的努力，可视为是本轮贸易体系改革中所表现出的显著特征。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处于国际贸易体系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选择“抱团”的合作方式以扩大自身的同盟优势，增加谈判的要价力度，力求实现贸易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力量分布再平衡”。具体来看，多数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对抗的实力，通常自发性地组成具有共同特定目标的利益集团，从而促使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由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博弈，转变为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利益集团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抗衡。通过与以往单纯的“大国压小国”、“强国压弱国”的竞争模式相比较，新显现的格局模式更为合理、平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欧国家的漫天要价和强攻死守，给发展中国家制造了一定的压力，但也激发了发展中国家采取“抱团应对”的有效举措，由此20国集团（G20）、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就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新兴谈判力量（参见下页图表2）。

另一方面，由于组成集团的各成员方也存有国内经济基础、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集团内部也存有部分的分歧，最终反应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不强、意见不统一。具体而言，20国集团（G20）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集团，但其成员巴西、阿根廷、泰国等原是凯恩斯集团的成员，是开放农业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印度、墨西哥等其他成员却始终希望保护本国的农业市场，反对进一步开放。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

图表2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多股集团势力

资料来源：根据各种资料，笔者编制。

注：与其他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谈判集团不同，“10国集团”是由挪威牵头的10个农产品净进口国组成，成员包括保加利亚、冰岛、以色列、日本、列支敦斯登、韩国等，该集团旨在对其农产品进行高度的贸易保护。

三、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与相应作用的产生

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正经历着深层次的改革，但多哈回合的屡次无功而返真实、客观地反映出此种改革的艰难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推动贸易体系的改革势必将成为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又一次国际层面的改革重头戏。而且，“尽快结束多哈回合、保持世贸组织的活力和权威，对于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其中，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将良性地帮助此次改革进程的有序推进，并对其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

首先，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的参与促发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并健全和完善了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中国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和改革的积极要素，作为世界级的贸易大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仍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引领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充足实力，需要与更多的贸易伙伴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以共同推动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现行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改革的积极参与方，中国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仅重新诠释了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互惠、共赢”的巨大效果，同时也为体系改革的渐进性推进发挥了稳妥的协调作用。另一方面，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源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代表和大本营，其内部问题的外露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重创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国家信任度，同时也促发了体系中的其他成员方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的强烈呼声，其主要代表就是以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此次金融危机定义为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因，贸易体系实际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依赖于与贸易相关的各类因素的综合变化以及此种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其中包括贸易结构、贸易内容、贸易竞争力以及参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等多种因素。

其次，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2007年8月17日，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吉隆坡发表讲话称，“今天面临的挑战是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致力于建立一套政策，保证各个国家都受益于全球贸易”。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是对拉米总干事所期盼的有力回应。作为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成员方之一，中国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促成多哈回合顺利结束的关键力量之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受贸易保护主义侵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等“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俨然成为抑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制造市场准入壁垒的“合法”手段。因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比重较大，贸易依存度也较高，所以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经过多年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与实践，中国逐渐熟悉并适应了贸易体系的运转规律，丰富并充实了自身的贸易经验。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全面融合上升至新高度。中国国内一系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完善；积极地运用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保护自身贸易利益的不受损；积极参与并主办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性论坛，增加在国际贸易谈判上的话语权等，通过诸多主动出击式的工作及努力，实现了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无缝接轨”。而且，为了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加速贸易体系自由化的改革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积极敞开国门，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可以说，中国全面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并成为稳定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转、推动国际自由贸易进一步深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大市场开放政策，不仅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量化增长和理念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也为自由贸易创造财富和价值贡献了丰富的现实素材。2010年3月1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高级别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各国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良好条件。由此可言，有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体系改革，论据更为饱满，内容更为充实，范围更为广泛，目的也更为明确。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作为全球范围内新兴崛起的谈判、议事的平台之一，G20机制的启动对于重新构建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秩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了更为积极、有效地活用G20谈判机制，尽快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结束，G20成员国必须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谈判中给予更加优惠的承诺，同时通过技术和金融的支援，实现并扩大欠发达国家在新贸易体系中的利益。中国作为G20机制化的有力推动方和积极参与者，始终强调通过积极的多边协商，稳妥、有效地解决国际性的公共事务，这其中也涵盖了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贸易体系等内容。2010年6月27日，主席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提出：“为推动世界经济尽早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应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我们从胡主席的发言中，可以解读出中国对于改革贸易体系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从另一角度理解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行的愿景。因此，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完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象征着贸易技术上的难题突破，而且也意味着改革后的国际贸易体系将继续有效、均衡地支撑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的有序运转。

小结展望新国际贸易体系内的中国

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价值的体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的有序、高效、平等、和谐的改革。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主要背景，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和贸易谈判目标的决定权。尤其是“选择性贸易自由化”导致了该体制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中国的参与将打破传统的力量制衡，更多地偏重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在GATT/WTO框架要求所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将尽可能地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更多贸易制度上的优惠，帮助实现在同一体系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竞争。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篇11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和实施效果都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总体来看，在WTO规则的约束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但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因而保护主义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的利益，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口实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WTO规则并不排斥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国经济自主性的要求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而且还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二）依据国内法履行国际条约一般意义上讲，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但现阶段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因而，如何对待已承诺的国际条约及其在国内的适用程度，各国仍存在一定差异。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很多时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如根据美国贸易法案中的“301”条款，美国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采取单边贸易制裁。近年来，为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美国多次启动或威胁启动该条款处理贸易纠纷，公开向WTO的有关规则挑战，严重损害了WTO的权威性，并为其他国家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三）利用区域贸易组织保护成员国利益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视为对成员国的一种贸易保护。通过“内外有别”的政策和集体谈判的方式，区域一体化协定在为成员国创造更有利贸易条件的同时，却往往对非成员构成了歧视。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这种排他性特征，实际上起到了对成员国进行贸易保护的作用。（四）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五）制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的战略贸易理论认为，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政府通过确立战略性产业（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并对这些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较量不断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接受，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一）国际竞争加剧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演化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制度，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竞争已不再作为单纯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变成为主权国家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动机，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国政府不仅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身的产业与贸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采用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等保护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国企业的收益和市场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国企业或进口产品危及本国利益时，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特别是在“就业”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共品的今天，由进口增加导致的失业问题已经具有了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义。当本国产业和劳工群体受到进口冲击时，来自公众的呼声或其他政治压力必然使政府倾向于对这些领域实行保护，以排斥竞争的威胁。（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国际贸易差额的分布随着跨国公司及其海外经营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流向和贸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差额的分布。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分工和核算体系，在内部贸易中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益，但却把各国账面上贸易差额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甩给了各国政府。作为承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的亚洲地区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其对美国、欧盟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和欧盟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投资企业的出口已经成为美国和欧盟贸易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发达国家处理贸易逆差的政策并不主要针对这些大跨国公司，而是拿出口国开刀，以解决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争端为借口，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三）国际贸易中双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双边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热点。据WTO统计，到2011年，向WTO正式通报的FTA已达206个，WTO成员中绝大多数参加了一个或多个FTA。FTA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有FTA在促进贸易增长、消除双边贸易壁垒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二是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双边主义”盛行。FTA的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连锁反应，一国缔结了FTA后会对相关国家构成竞争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FTA战略，参与FTA谈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同时，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区域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欧盟加快了扩员的步伐；北美自由贸易区增强了成员国之间的联系；APEC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东亚地区在加强东盟内部合作的基础上，正积极探索新型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11年，全球已有174个国家（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区域贸易协定（RTA），只有12个岛国（地区）没参加任何RTA。在多数情况下，FTA及区域一体化组织与WTO具有互补、互动的关系，但FTA以及区域贸易组织对非成员国的进口构成了障碍，其中，一些双边和区域安排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保护色彩。（四）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一定冲击以中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步成为世界制成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特别在中低端工业品市场上，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并逐步取达国家原有的市场份额。尽管这些发展中大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彻底改变国际贸易不平衡增长的局面，但其出口实力的增强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发展中大国大量低价工业品进入欧美市场，对其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冲击。为缓解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和各种国内矛盾，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强权，加强了对这些发展中出口国的贸易制裁。同时，由于这些发展中大国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相近，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近年来，这些发展中出口大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已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这些新矛盾的出现表明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有可能在部分领域激化，这也正是在当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演奏着不和谐音符的原因所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首先，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1995－2005年间，WTO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达到716件。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有不同特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1996－2011年，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23%。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1995年以来，这4个国家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我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其次，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我国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来看，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2亿美元。美国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开始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全面施压；在欧盟政府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的同时，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砸店”、“烧货”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危及中国厂商的正常经营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两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可见，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我国外贸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未来5－10年，将是我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今后，我国应逐步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管理贸易政策兼有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者的特点，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立足科学发展观，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重视开拓国际市场转为“内需”和“外需”共同拓展，从追求贸易顺差转为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同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化解各种外部矛盾和冲突，为外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国际贸易的特性范文

一、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三、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假设前提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1、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假设转变为更符现实的不完全竞争。

2、规模报酬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递增的。

3、传统的2×2×2贸易模型过于简单化，新贸易理论改为J×N×M模型。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四、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1、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2、在贸易政策方面，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3、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参加贸易并不总能得到利益的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4、新贸易理论开始注重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同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相似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的国际流动。二战后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注重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也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