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研究范文1篇1

本次高峰论坛由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吉林省教育科研管理学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吉林省长春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生命教育专家和学者、各学校与教育机构领导嘉宾及课题研究骨干参会，共有吉林、北京、云南、江苏、广东、四川、山东、辽宁等全国各地的300多名代表出席。全国各地生命教育的优秀科研人员汇聚一堂，开展学术交流。与会代表交流分享生命教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探讨学校生命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实践经验。

7月9日上午，吉林省教育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张旺研究员主持论坛开幕式。吉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孙鹤娟总督学首先致词，她分析了全国生命教育开展的重要意义和整体状况，指出在吉林省教育科学院领导下，吉林省多年来在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非常有教育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对进一步搞好生命教育研究工作提出了重点意见。

随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朱小蔓教授致词，对全国生命教育发展趋势、区域性生命教育的发展特色作了深入剖析；充分肯定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从实际出发、尊重教育国情、脚踏实地研究”的科研引领实践方向；对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及其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中心带领的区域性科研工作，给予了十分积极的高度评价。同时，做了题为《爱的联结与生命教师》的学术报告。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吉林省教育科研管理学会秘书长杜亚丽研究员，主持了学术报告阶段的会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初等教学院副院长刘慧教授，做了题为《理解生命教育的要义》的学术报告；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中心、基础教育期刊出版中心主任，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野川编审，做了题为《我国区域学校生命教育发展反思与展望――兼论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的科研引领》的学术报告。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三生教育”理念的主要设计者云波研究员，做了题为《基于生命本质的三生教育实践》的学术报告。7月9日下午，共有7位专家、领导作了学术交流：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赵丹妮博士的《以生命的名义践行医道》、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李敏副教授的《敬畏生命，牵手儿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刘芳教授的《生命教育文化之于宁养服务中的临终关怀》、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刘秉阁副局长的《区域生命教育研究的思考性实践》、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赵海军校长的《构建具有生命活力的高效自主课堂》、四川省成都市行知小学何毅副校长的《建设立体的成长体系，让生命绽放各自的美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开智幼儿园园长欧权英女士与香港教育学院生命与价值教育博士生李哲楠的《生命教育的彩虹模式》专题报告。各有千秋，亮点频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7月10日，与会特邀嘉宾，共同研讨了有关建立“我国学校生命教育联盟”的相关事宜；对于《全国生命教育发展蓝皮书（第一辑）》的编撰工作，作了统一的安排部署。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1篇2

黄湘莲(湖南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公民文化的培育是构建生态文明的主要保证,只有全面提高人的公共理性,人们才能建构起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健康生态人格,从而建立起生态文明的精神和行为的基础。也只有通过公民文化来充分地培育人的相互协商、真诚交往的精神,社会才能摆脱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狭隘性,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人文环境,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约8000字

生命文化论纲

陶清(安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生命文化研究,是以现实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为研究对象,以如何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为旨归的文化研究学科。生命文化研究,通过为现实的个人提供正确理解、合理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和其相对相关、相互作用着的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的方法论支持,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路径选择,通过人的本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个性间相对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的揭示,引导和推动现实的个人朝向着以真、善、美、利、乐为标识的自由目标而全面发展。

《江淮论坛》,2009年第3期,约9500字

生命之网与生态正义

佘正荣(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人类生命与所有非人类生命物种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和正义共同体。在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存在着公正地对待非人类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生态正义之责任。由所有生物共生形成的生命之网则是产生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环境利益的根源。在生命之网因人类各种活动的破坏而面临瓦解的危机情势下,人类如何与非人类生命实现共生,是维护生命之网的完整,从而保障生命共同体整体利益的一种首要的和最根本的生态正义。以共生为基础的生态正义对人类环境正义的实现也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

《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约9600字

文化与生命

――米歇尔•亨利与科学批判的物质现象学之维

杨大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3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4

随着“儿童中心”、“解放儿童”等先进教育观念的逐渐引入，幼儿教师们开始摒弃旧有的教育观念，并努力改变自己的教育行为。然而，简单的线性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使有些教师开始失去“自我”，一味地追求潮流思想，而在实践中一旦遇到具体问题难以解决时，他们就无从下手，不知所措。他们希望有上级领导或教育专家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如何做。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的工作主要就是教学，教学的核心就是上好课，至于科研那是教育专家的事，如果自己自不量力地去做研究，反而是束缚和负担，因此大部分幼儿教师没有研究的意识，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教学生活只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机械劳动。缺少了思考，工作必然乏味，生命也就无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有所反思，而研究正是让幼儿教师成为“反思实践者”。“研究”并不是理论工作者和学者的专有特权，幼儿教师同样也可以做“研究”，这是一种是“在工作状态下”的研究，它不同于理论工作者的宏大理论研究，可以更多的指向日常教学中的实践与反思，是“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并为了实践”的研究。从生命哲学的视角看，幼儿教师研究具有自主性和超越性，也正是基于此，研究使幼儿教师走向自我解放之路。

(一)幼儿教师研究的自主性

解放的实质就是解除束缚，获得自由。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本性，是生命创造的前提。一个人越自由，其创造潜能越容易得到激发。幼儿教师的自我解放实质就是职业生命的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师教学活动的自由以及专业发展的自。“实现教师自身的发展，教师自己首先就要改变观念，要对自己的生命状态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和把握，使自己处于一个自觉自主的状态。”“‘自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具体表现在“教师具有自主发展的需求和意识”和“教师具有专业发展的自”，这也正是研究的要义。一方面，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和教育情境的多变性要求教师在面对幼儿及实际中的教育问题时，以研究的状态不断思考和反思。另一方面，幼儿教师的职业特征也决定了幼儿教师是研究者。幼儿园是幼儿教师研究的最便利的实验场所，幼儿教师时刻扮演着观察者的角色，面对真实的教育情境和具体的教育问题，幼儿教师通过研究，结合过往有价值的教育经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获得了成就感和幸福感。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曾说过，要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快乐，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教师到研究的幸福道路上来。当“要我研究”逐渐变为“我要研究”时，就意味着教师具有了专业发展的自，即职业生命获得了自由。

(二)幼儿教师研究的超越性

与动物的生命不同，人的生命是“未特定化”的，人天生并没有如动物那般与环境相匹配的生命组织系统，人的生理短缺使人的生命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开放性”的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为人的自由和创造性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人的生命呈现出开放性和超越性。超越性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的发展正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螺旋上升，由“现实”逐步走向“可能”，然后形成新的“现实”。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考量幼儿教师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研究也呈现出创造性和超越性的特点。研究始于问题，对问题思考的过程就是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也是不断否定的过程。通过对问题进行反思，对不足进行批判，从而实现对过往的超越。反思是前提，批判的结果就是超越。幼儿教师通过对幼儿需要、潜能的思考和分析，对教学实践研究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育行为，通过不断地肯定与否定，逐渐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去追求，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如果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没有反思和批判，那就没有超越，教学就会陷于固步自封，成为无源之水，教师最终失去生命的活力，走向生命的异化。研究使幼儿教师逐渐唤醒其生命意识，走向自我解放之路。

二、研究使幼儿教师走向形象重塑之路

教师作为古老的职业，一直被喻为是“辛勤的园丁”、“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然而这一光环似乎只单单罩在中、小学甚至高中以上教师的头上，并不包含幼儿教师。幼儿教师的形象并不高大，充其量只是被人们认为是看孩子的，不需要什么专业学术知识，现实生活中的幼儿教师更面临着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境况。与此相对的是，幼儿教育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基础，是整个教育工程体系中的奠基石。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与幼儿教师职业形象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不禁要问，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素有很多，除了与经济、社会、文化有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幼儿教师自身的专业化水平过低，由此导致的是其不可替代性低和学术地位低，于是就出现了职业准入低门槛，职业形象不高大，社会地位不崇高。幼儿教师在生存的边界上挣扎着、徘徊着。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提高幼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专业知识。在工具理性和客观主义知识观的角度看，选择知识的依据和标准是“符合”、“有用”，知识被视为是客观真理，具有唯一性、绝对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幼儿教师作为知识的“消费者”，需要做的只是对知识的认同、占有及掌握。如果教师只需要将“知识”原封不动的传递给幼儿，这样的知识是没有活力的，犹如一潭死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教师适应已有的知识、掌握已有的知识、服从已有的知识。从生命哲学的视角看，研究的过程是幼儿教师对知识的理解和体验的过程，是由知识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传承者”转为“创造者”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使幼儿教师走向形象重塑之路。

(一)由“消费者”到“生产者”

生命哲学强调体验是生命活动的一种状态，是外部世界与自我生命活动状态的一种交融。“体验可以使外界的客体真正进入生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使生命获得丰富。而且还可以在主客的融合过程中引起主体产生情感、领悟，获得启迪、升华，从而生成意义。”。幼儿教师在研究中体验知识，在实践中理解知识。通过对知识的体验，将“知识”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消解，从而达到视域融合。知识不再是绝对的、惟一的客观真理，教师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占有”专业知识，不在于外在于教师自身的知识，而是在生命体验中将客观知识生命化、生活化，它不排斥教师个人的主观性、历史性，教师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专业知识的接纳者，储存者，而是在实践中理解知识、体验知识、反思知识，并参与知识的生产与重组，将专业知识在个体身上“复活”，构建属于自己的实践性知识，是自强的知识人。另一方面，研究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它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生产知识，但毫无疑问，研究的自然结果就是“知识的创生”，因此研究的过程也是知识增长和生产的过程。

(二)由“传承者”到“创造者

生命是向上的冲动，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如果没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那么教师的教学生活就会蜕变为单调、重复、无味的教育活动，成为生命发展的羁绊。“没有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就不可能有新的教育世界，而教师只有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才会体验到职业的内在尊严与欢乐，才能在发展学生精神力量的同时，焕发自身的生命活力。”从这一点来说，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教师研究的创造性。从教育对象来看，幼儿教师也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职业，幼儿教育的起点和根基在于对幼儿的了解和研究，以幼儿已有的经验为基础，来设计适合幼儿的教育活动，使幼儿获得健康发展。研究使教师迈出门槛，与专家、园长、其它教师共同协作，群策群力。研究汇聚了群体的智慧力量，教师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上级领导或专家的指示，而是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在决策制定中发挥一己之力，教师成了课程的部分决策者，成了知识的创造者。“理论工作者对实践工作者的引领不是强权作用，不是专业控制，引领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引领不是一个‘你跟我走’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双方都要付出努力且有收获的过程。”这其中隐含了作为实践者的幼儿教师自身对知识的理解、重组，甚至是生产、创造，幼儿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承者转变为具有教育实践智慧的专业人士。

三、研究使幼儿教师走向生命完善之路

本次早教实验研究虽然取得较显著成效，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早教实验研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与深入思考，有助于将早教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生命哲学的核心是强调人的生命及活动的意义。在幼儿园中曾有这样的标语: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孩子。人们在高呼要尊重幼儿的个性、天生，幼儿的生命被凸显，人们都在告诉教师应该做什么，如何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然而人们在关注幼儿的同时却忽略了同样作为生命存在的教师。幼儿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与幼儿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在交往中形成的关系，表现为主体间性。幼儿教师作为主体经历了由工具性主体到本体性主体的转变。在工具性语境下，教师研究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满足社会的要求，适应时代的挑战，为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儿。教师外化为促进儿童成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人们都在告诉教师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却忽略了教师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也是生命的存在。“以超验的终极尺度外在地审视和裁定人的生存，以价值置换意义，以价值纠缠存在。”教师的存在是为除了他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教师的生命被无情压置，教师自我的生命意识被遮蔽，教师的生命主体被“遗忘”。叶澜指出:“教师的最高价值取决于他对学生有用，取决于他的社会工作效果。对教师自身而言，他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不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不对受教育者有价值，那么他作为教师就没有意义。”“被重视的只是教育的工具价值，被提高的只是教育的工具性作用，被看好的只是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及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除此之外，教育便没有了立足之地，没有了任何发言权，没有了理论的依据。”教师自身的生命意义被遮蔽，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幼儿的生命成长被禁锢。在幼儿园中曾有这样的标语: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孩子。一方面，教师在高举“为了孩子”的旗帜下，进行磨课、研课，进行课程改革、教学研究，却很少真正的了解幼儿，关心幼儿，站在幼儿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幼儿园里，就连幼儿唯一的一片精神沃土――游戏，也被赋予课程教学的意义，并隐涉其中。幼儿真正自由自在的玩耍已被分割地支离破碎，消失殆尽。幼儿的生命成长被阻碍。要解放儿童，首先要解放教师，回归教师的生命价值。

(二)幼儿教师是双主体存在

在生命哲学视野下，幼儿教师研究是本体性主体，它以个体本位为价值取向，其意义在于生命的自我完善。教师的生命包括两种，自然生命和职业生命。在自然生命中，幼儿教师是生命主体，他是一个自然人，一个具体的人;在职业生命中，幼儿教师是职场主体，是一种职业人，是外界对于人的一种社会规定性。幼儿教师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职业人。职场主体是生命主体的主体，幼儿教师研究是双主体的交互融合，是“作为‘人’的教师与作为‘教师’的人的统一和协调的发展，是其在满足教师作为一个‘人’的需要的同时，不断地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的过程。”

(三)幼儿教师是生命型存在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

【关键词】“90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教育

“90后”群体已经成为接受当代高校教育的主体。准确掌握“90后”大学生特点，了解其内心世界，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及心理危机事件不断出现，许多问题的出现都源于生命意义缺失（见李旭、刘明娟等人的研究）。①②众多研究探讨了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级、年龄、学校类别、家庭氛围、人际关系、自身健康状况、、学业成绩等；但没有针对“90后”的专门研究。本文拟对“90后”新生的生命意义感状况进行调查，并从性别、健康状况、、学业成绩、家庭氛围、人际关系、谈论死亡的情况、是否接受过生命教育这几个方面探讨影响“90后”新生生命意义感的因素。

问卷调研

调查方式：问卷。本研究采用何英奇编制的《生命态度剖面图》。③量表包括39道题，采取Likert5级记分制，得分越高，代表其生命意义感越好。《生命态度剖面图》包括六个因素：求意义的意志、存在盈实（无挫折感）、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死亡接纳。这六个因素可经过第二层因素分析抽出两个高层因素：“生命意义的追寻与肯定”和“存在的超越”。经对台湾地区大学生的测试，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总量表重测信度达到0.85，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良好，有一定预测效度。国内也有学者将这一量表应用在研究上，如贾林祥。④

被试。本研究被试为随机抽取的北京某高校两个学院的大一新生，共635人。问卷测试以网络方式进行，最终有效问卷604份，有效率95.2%，其中：男生412人，占68.2%，女生192人，占31.8%；农村186，占30.8%，城市418，占69.2%；独生子女349人，57.8%，非独生子女255人，占42.2%；73人（12.1%）来自单亲或离异家庭，531人家庭完整，占87.9%。被试平均年龄：18.68±1.425。

统计分析。测试结果均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主要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因素方差分析。

调研结果

“90后”新生生命意义感整体状况。结果显示，“90后”大一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整体状况为：+SD=139.14±14.38。各因素得分分别为：求意义的意志：+SD=38.44±4.53，存在盈实：+SD=22.83±7.27，生命目的：+SD=15.49±2.85，生命控制：+SD=29.08±3.57，苦难接纳：+SD=21.45±2.8，死亡接纳：+SD=8.92±3.62；超高层因素得分为：生命意义的追寻为+SD=104.45±12.17，存在超越为+SD=31.75±9.95。

“90后”新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其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由结果可知，“90后”新生不同性别在生命意义感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男+SD=150.88±17.26，女+SD=150.32±17.52，F=0.105，P>0.05）；不同家庭所在地（城市+SD=149.55±18.22；农村+SD=153.30±14.87；F=9.342，P

未接受+SD=149.69±17.05；F=0.403，P0.05）。

不同健康状况、家庭气氛、人际关系、家中谈论死亡的情况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健康状况的“90后”新生在生命意义感上存在显著差异（F=24.815，P

结果分析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90后”新生生命意义感状况处于正常水平，与国内使用同一量表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不同人口学因素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来看，男女生在生命意义感总分上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生命意义感的“生命目的”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优于女生，这一结果和李旭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的研究发现男女生在生命意义感总分上没有差异，只是在自主感和逃避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优于女生。关于性别在生命意义感上的差异研究，一直没有统一的结果，这可能与样本和问卷选择有关。同时，研究还应考虑我国特殊国情。本研究被试成长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日渐普及的环境，独生子女再加上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教育使得男女差异不断弱化，造成男女生在很多方面无明显性别差异，生命意义感就是其中之一。

城乡差异。研究中发现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对于生命意义感有显著影响，来自农村的学生比城市学生体验到更高的生命意义感，这一结果与刘明娟、贾林祥的研究结果一致。来自农村的“90后”在生活中要独立去完成很多事情，经历了一定的生活历练，追求生命意义的动机更强，改变生活的愿望更强烈，生活目的也更为明确，对自己的生命有更负责的态度。而城市的“90后”生长于优越的环境，许多事情都由父母包办，没有太多需要自己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生活目的模糊。

教育差异。数据分析显示“是否接受过生命教育”对于生命意义感影响显著，接受过此类教育的同学得分高，未接受的同学得分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⑤这一结果再次提示教育者，在大学生中积极地开展生命教育，引导同学们认识了解生命意义的内涵，有助于提升心理素质，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信仰问题。本研究中对于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不明显。这与邱哲宜的研究结果⑥不同，但与大陆的研究结果相同⑦。这也许与我国无神论教育有关，在青年中并不普及，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其它因素的影响。研究还探讨了不同健康状况、家庭气氛、人际关系、家中谈论死亡的情况对“90后”新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健康状况、家中谈论死亡的状况、家庭气氛和人际关系融洽与否都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影响。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健康状况良好的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高于健康状况差和普通的学生，健康状况普通的学生又好于健康状况差的学生；坦然谈论死亡组生命意义感得分高于其余两组；在家庭气氛和人际关系中融洽组均优于普通组。WHO定义的健康是“身心健康”，而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又是相互影响的。个体的健康状况良好，对生命更有热情，更能感知生活意义。而谈论死亡的态度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也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要学会正视问题，遮遮掩掩的态度反而会让学生产生误解，让孩子失去成长的机会。“90后”新生的不同家庭气氛和人际关系虽然对生命意义感有影响，但结果显示只有融洽组优于普通组。这与以往的研究基本相同。⑧个体生长的氛围和人际互动必然会影响生命的态度和目的。而融洽组与不融洽组，普通组与不融洽组并没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样本大小所致。在本次调查中，自诉自己家庭气氛不融洽的有16人，占总数的2.6%，自诉自己人际关系不融洽的仅3人，占总人数的0.5%。

结语

大一是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培养积极心态，确立生活目标的重要时期。建议高校教育工作者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加强对新生的生命教育，从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改变人际关系的角度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同时在生命教育或心理健康教育中重视死亡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积极培养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促进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作者单位分别为：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商务学院）

注释

①李旭，卢勤：“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18卷第10期，第1232～1235页。

②刘明娟：《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调查与干预研究》，山西：山西大学，2009年。

③何英奇：“生命态度剖面图之编制：信度与效度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5期，第71～94页。

④贾林祥，石春：“307名大学生生命意义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8年29卷第5期，第420～421页。

⑤盛正群：《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修订》，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

⑥邱哲宜：《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死亡态度与自我伤害关系的研究》，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4年。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6

摘要：邓中夏作为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ReviewsofPresentResearchesonDengZhongxiasThoughtsandLife

BAILinchi1，2

（1.SchoolofPoliticalScience，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Chengdu610031，China；2.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ya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yang473000，China）

Keywords：DengZhongxiasThought；NewDemocraticPeriod；popularizationofMarxism

Abstract：DengZhongxiaisoneoftheoutstandingleader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theearlystage.WithadvancedthoughtonthetheoryofnewdemocraticrevolutionandthetheoryandpracticeofthepopularizationofMarxism，he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m.Atpresent，studiesonDengZhongxiathoughtinacademiccirclesaremainlyfocusedonhisthoughttransformationcourseinyouth，thecontributionstothetheoryofnewdemocraticrevolution，thethoughtofWorkersandPeasantsMovement，thoughtsonliteratureandartsandsoon.Althoughgreat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thestudies，thereexistanumberofproblems，suchaslackofresearchdata，lackofresearchontheconnotationanddepthofDengZhongxiathought，andfewstudiesontheassociationbetweenDengZhongxiathoughtandthoughtsofotherearlyleader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connotationofDengZhongxiathoughtshouldbedugdeeperinfutureresearches，atthesametime，weshouldfocusonexploringthedifferencesandassociationsofDengZhongxiathoughtandthoughtsofotherearlyleader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makeaccurateassessmentofthestatus，impactandhistoricalsignificanceofDengZhongxiathoughtinthespecifichistoricalenvironmentandethos.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

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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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7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3]62，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4]。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5]19，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6]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7]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灾区中学生生命教育法制教育

一、灾区开展中学生的生命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素质教育的意义

5.12汶川大地震500多天后，发生于北川中学的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令人深思。犯罪嫌疑人为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因迷恋网络暴力游戏，导致成绩下滑，产生厌学、自卑心理，甚至萌生了“杀个人，就不用上学了”这样荒诞的念头，最终他因杀害品学兼优的同学，自己锒铛入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校园暴力事件，凸显了震后灾区学校素质教育内容中生命教育及法制教育的缺失。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屡屡出现的校园暴力案件对在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影响了积极正向的教育目标导向的实现。教育工作者、心理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等各行业各部门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希望通过多种渠道的努力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脆弱的心灵。例如2004年3月教育部重新修订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增加了“珍爱生命，注意安全”方面的内容，在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中更是明确规定了生命教育的内容:“知道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认识自己生命的独特性，体会生命的可贵”、“知道应该从日常的点滴做起实现人生的意义，体会生命的价值”。200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旨在从政策层面上解决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综合保障机制不完善、课程设置零散、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等问题。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实施，但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如何将二者的核心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地震灾区学生的心理重建，仍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至今，作为四川省抗震救灾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的一线心理学工作者，在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合作近两年的灾区心理援助的工作中发现，对灾区学生仅仅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灾区学生的生命意识教育，帮助学生认识、理解生命的意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视生命，提高生存技能，提升生命质量，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对灾区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中还必须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法制教育对心理健康的养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学习法律知识，使灾区青少年学会分辨是非、识别善恶，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树立民主法制观念，依法维护自身利益。这两方面的教育从哲学层面讲都是一种人性价值观的体现，一个立足于倡导、一个立足于维护，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对震后灾区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渗透生命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具有重大的意义，要将“理解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这样的主题思想贯穿到灾区学生的素质教育之中。

二、国内学校教育中的生命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研究现状

从近十年的文献综述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在我国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学校教育实践领域的成果不断涌现。

1.从生命教育这个领域来看，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生命教育兴起及发展的研究综述。这一方面主要是介绍生命教育在国外兴起及逐渐发展的过程。

(2)对于生命教育理论体系的思辨研究。

(3)生命教育在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实施策略及方法探索，尤其是对于学科教学的渗透与结合。

(4)生命教育在我国高校教育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5)针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生命教育研究，例如自杀、他杀及其他犯罪类型，涉及不同的年龄层次，其中研究最多的是青少年。

(6)针对地震灾区心理重建过程中实施生命教育的理论探讨。这一部分由于开展时间较晚，所涉及的更多是理论成果。

2.国内法制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制教育思想体系的研究。

(2)不同类型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现状与实施对策研究，其中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校，也包含一些职业教育的学校类型。

(3)法制教育与学科教学的结合，但这方面涉及的学科很少，如语文、思想政治教育，且主要是理论探讨，缺乏实证研究。

(4)与青少年犯罪问题相结合的思辨性研究，旨在提出一些解决对策和建议，也较缺乏实证研究。

(5)针对社会其他人群的现状和实施对策研究，如农民工、教师、社区服刑人员等。

3.生命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研究现状

目前，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内容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各自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总结不断涌现，但将两者的理论体系有机结合的成果较少，尤其是针对以地震灾区的特殊情况为背景，如何整合二者的研究更少。

三、在灾区开展生命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

以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的研究为基础，以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的理论体系为指导，在灾区多所中学开展一系列旨在提升青少年生命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实践活动。具体来说，这些实践活动是以学校、社会、家庭三者为依托，建立一个活动平台，以学校日常教学和课外教学为途径，面向群体和个体等多个实践对象。

1.在灾区学校开展生命教育与法制教育理论体系结合的研究。将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已有成果，以地震灾区的特殊情况为背景进行推广和整合，探索一条两种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素质教育之路，使灾区青少年树立一种良好的人性价值观，将“理解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这样的主题贯穿到灾区的学校素质教育中。具体而言，是以实践为基础深入探讨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思想内涵，系统梳理和发掘两种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策略经验，以及这些措施对于地震灾区的推广性和有效性。

2.开展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融入学科教学的实践活动。选取地震灾区多所中学的部分班级和教师进行学科教学渗透的试点，以语文、思想品德和历史等学科教学为平台，挖掘显性和隐性的生命教育内容及法制教育内容。同时，分年级构建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主题活动目标体系，初一至高三年级教育目标，内容分层递进，有效开展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和法律意识。将二者贯穿于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自主管理、科技教育、环境教育、体育与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实践之中，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人生。

3.开展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从学校、班级、学生个人三个层次上开展以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从学校这个层次上而言，可制作宣传标语、展牌和教育文化长廊，开展全校性的文艺宣传活动，举办法制讲座、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有奖征文等活动，同时邀请相关的专家，组成宣讲团进行“阳光助教”活动，组织灾区学生与在押青少年犯面对面交流，开展“模拟法庭进校园”、“少年法庭”等活动，打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从班级层次而言，组织学生自编自演法制文艺节目，组织召开主题班会、家长学生座谈会等;从学生个人层次而言，寻找优秀个体代表，结成“一帮一”的对子，通过博客、短信、日记等多种途径和形式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同时结合社会力量的援助拨专款印发“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的画册、相关影视光盘，引导广大灾区学生提高“理解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的意识。

4.开展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结合的“家庭——学校”合作的实践活动。在灾区学校中随机抽取一部分有条件参与实践活动的亲子家庭，以“伟大的生命”为主题开展工作坊，让学生们了解生命形成的过程，理解父母养育的不易，也让家长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生命体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选择适当的教养方式，从而使亲子双方形成对生命的尊重感和价值感。同时利用一些团体辅导技术让家长能更有效地参与到生命教育中去，提高家长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水平。同时，将法制教育的内容穿插在主题工作坊的活动中，以一些与家庭生活有关的典型案例为契机，以生动形象的活动形式为途径，让亲子双方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意识。

5.以“如何保护生命”为主题的生存技能训练的实践活动。除了提高学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以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他们在各种灾害及突发事件中的生存技能。和公安、武警等部队部门联合开展一些技能训练，让学生们掌握如何避免在火灾、溺水、触电、人身伤害等意外事故中保护自身安全，培养自我防护意识和强烈的生存欲望，使他们能够果断正当进行自护自救，机智勇敢地处置遇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或危险。

四、结语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是党中央在新世纪的发展理念，其中也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在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中，一直都缺少生命意识的教育，这种缺失会导致青少年漠视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甚至任意粗暴地践踏生命。北川少年杀人事件这个惨痛的悲剧再一次警示我们，引导学生走出生命的误区，教育他们珍惜生命，理解生命的意义，建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已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同时，还必须重视对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将法制教育建立在生命教育的基础之上。因此，要将“理解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这样的主题思想贯穿到灾区学生的素质教育之中，使学生懂得如何尊重和珍惜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倡导生命的价值以及提升生命的质量，使灾区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走向更高、更完善的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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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群辉.国外高校中的法制教育及其启示[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90―12

一、关于辛亥革命研究

章开沅指出，辛亥革命、孙中山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有相当高度，但严格说来，还很不成熟，很多资料还未完全挖掘出来，《辛亥革命》8本资料就没有好好利用。再者，因为受指标体系和功利主义所驱使，许多人开始做碎片化的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论文层出不穷，老材料被搬来搬去，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辛亥革命研究者不仅要盘点辛亥百年，还要盘点自己，哪些事情做得有用，哪些事情没有用，哪些事情有害，应做些客观思考。

现在的研究成果缺少长时段、宏观的探讨。我现在提出3个100年。第1个100年是辛亥革命前的100年，这是孙中山自己提出的，即总结前100年的世界和中国，然后再来考虑中国革命问题。100年前中国发展的情况，我们研究不够，先要把这个100年搞清楚，“百年锐于千载”。再一个100年，即辛亥革命后100年研究不够。这100年的世界与中国变化很大，我们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否研究清楚，现在研究得太具体，我们是不是也能超脱一下?另外，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历史遗产是个大问题，历史是多维的，是立体的，空间大，内容丰富。孙中山遗产中的“五权宪法”及实践。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者应考虑如何将它搞清楚。我们现在有些是继承的遗产，包括制度、政治、文化、社会风俗，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相关的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都要进行研究。今后的100年，是个什么世界，人类文明还会有什么问题，不仅考虑中国，也要考虑世界，要注目社会、能源、环保、人心，尤其是人性的消磨、堕落，即人性复归的问题。在宏观的背景下，再来研究辛亥革命、孙中山，写的文章就不一样。

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值得肯定。有论者说孙氏一无是处，这样评判历史太容易了。不能简单地想事情，辛亥革命其他方面还有建树，譬如中华民族整合问题，值得研究。民生问题，没什么好的理论，孙中山在那么早提出，确实不简单。革命是手段，不是目标，最后目标是老百姓。

金冲及强调，辛亥革命应该放在一个长时段里研究，现在已充分肯定它了专制制度。不仅如此，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影响是方方面面的。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及历史大转型时期。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对以后的影响又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共和国的传统，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在这时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出现共和政治，而且深入人心?后来，袁世凯复辟，人民就不答应。这些大问题，回答并不容易。

辛亥革命遗产很多。如民族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很特殊也是很重要的问题。革命期间突出“反满”的口号，1912年就提出五族共和，以后没有大的动荡。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未见像许多国家发生的长期种族残杀的惨剧。这是应该研究的。

张海鹏指出，以往编辑出版的很多史料，还要深入利用和研究。如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武昌起义资料选编》，是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写的回忆录，应加强利用。南京临时政府、武昌湖北军政府的研究还不够，有待继续展开，对推动辛亥革命研究会有帮助。研究辛亥革命史，实质是要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辛亥革命百年历史，还要将其同中国近百年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考察，以更加深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同时，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也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熊月之认为，清末存在的三大思潮构成潮流。第一个是进化论代替循环论。第二个是民约论．由君主论变为民主论，即中山先生的民权论。第三个是民族论，殖民地改为独立论。这些思潮影响了我们。报纸、杂志等，日复一日，向广大民众、向年轻人灌输，大家就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把这类资料好好地理一理，对论证辛亥革命有重大意义。

晚清出版的西学书籍，除教科书外，最多的是法学，其次是地方自治的，然后是立宪的。晚清出版西学的机构一共是143个，但我们今天知道的就40多个。如果从世界潮流来看，很多东西可以跟中国联系。可见，辛亥革命有待开发的课题和挖掘的资料还有很多。

严昌洪说，辛亥研究已历百年，我提出要三个超越。一是超越清末革命派的认识，二是超越正统观的认识，三是超越早期共产党人的认识。我们还需要开新，一是某些基本史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订，二是史料有再发掘的必要，三是视角的转换，仅仅从革命史范畴还不够，应该从社会史、整体史等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长时段、全方位的审视。如果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辛亥革命研究就会有新的提升。

桑兵认为，过去研究辛亥革命主要从革命党人的立场去看，好像只有共和问题。其实，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包括很多制度都是在那时候提出来的。例如，民族问题，是辛亥革命后才有的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观念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各民族之上，又有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世界上没有先例．这很难用民族理论来解释，只能用历史实际才能解释清楚。不能只研究辛亥时期，还要研究中国的渊源。近代问题还要关注对外，这部分研究清楚是不容易的，对研究者的要求非常高。

耿云志说，我是从立宪运动开始，介入辛亥革命研究的。因为立宪运动在辛亥有很大的转折，一个是铁路国有，一个是皇族内阁，表明清政府凡是有利其统治的都不肯放权。所以立宪派绝望了。很多省独立的时候，立宪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家提起辛亥革命，都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的社会历史变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里边，不只是革命党人在活动，立宪派也参与了。清朝官僚系统一些开明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革命党人。我反对某些人走极端，认为承认立宪派的作用，就否定了革命派的主导作用。假如没有革命党的活动，立宪派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梁启超有篇文章，认为清政府是制造革命者的工厂。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之间一方面是平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互相促进。革命党为了避免清朝政府的立宪成功，也要拼命组织武装暴动。革命派和立宪派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一刀切，说立宪派就是反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我的文章谈了三点，一个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功绩，是废除了帝制。中国的帝制持续了两千年，人们受的桎梏非常厉害。把这个东西去掉，人们会感到一种解放。再一个旧的专制体系还靠一套迷信的东西来烘托它。当然消除其影响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皇太后、皇帝西逃，威仪和神圣性已经淡化了很多。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要否定君权，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也提出皇帝必须退位、没有这么一系列的过程，恐怕取消帝制也没那么容易。所以辛亥革命是一个过程。第二个主要讲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革命党里边有很多人是不太懂得这个民权主义的，没有孙中山的一直坚持，帝制要取消也没那么容易。孙中山始终没有掌控全国政权，他的方案始终无法施行。他想通过自治，把民主制度在中国树立起来。但是他认识到，革命党要建设民主政治，党员必须要首先觉悟。第三是讲孙中山的领袖人格。在中国要搞事业，没有领袖风范、君子人格是搞不了的。偶尔搞成了，也持续不下去。这也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陈争平认为，提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问题，研究经济史的前辈都坚持这一点，这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都是可以参考借鉴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想作出新意，要由广及深，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关系的维度上都要拓展。要把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对此，也有其他学者有不同意见，提出以民族复兴取代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但民族复兴在这个时代条件之下如何复兴?脱离现代化的讨论无疑是空洞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是紧密联系的，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方面要开放，要走向世界大同。一方面要坚持国家。要用这个眼光来重新审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中发现三民主义的积极内容。这样可能使辛亥革命得失成败的总结有一个新的思路。

王晓秋认为，既要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在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应该深入研究辛亥革命重大的世界意义，应该从超越中国地域局限的大量外国史料和事实出发，进行认真解读。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过去常常强调因为清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因此清政府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中。考察辛亥革命究竟如何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势力。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辛亥革命清王朝封建统治，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这也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实的。

辛亥革命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思想以及世界大同等思想和主张，对亚洲及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这个课题很有发掘潜力，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李育民认为，深入研究辛亥时期的中外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革命本身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学界以往主要以革命本身为中心，涉及中外关系的论题也重在列强对革命的态度和政策，以及革命派对列强的态度与政策。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解析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革命派的对外观念和主张，对全面了解其思想理论不无裨益。

辛亥时期列强的对华方针，主要国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学术界作了较充分的探讨，且时有新的见解，但仍有扩展和深入的空间。即使是研究较为充分的传统论题，通过转换视角和挖掘资料，亦将会有新的发见。

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是检视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视角，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背景．但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对此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辛亥革命的背景。作为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众斗争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民众运动不仅对中外关系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且与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进展密切相关。除了加剧社会危机之外，其思想理论和斗争手段等方面的新态势，给勃然兴起的革命运动，尤其是革命党人的对外方针产生了什么影响，仍值得深入思考。辛亥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与中外关系格局的关系，亦有进一步剖析的必要。此类问题，如果仅从思想史或观念史的角度，难以解析清楚，需要进行多维考量，而中外关系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解决了体制问题，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历程，中华民国建立，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建设新中国。孙中山再造共和也是要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在于两个层面，一是维新派提出的，创立中华立宪帝国，而孙中山要建立的共和民国，后来又演变成人民的中国。这个唤起中国人希望的口号是辛亥革命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图振兴，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衰败。

周新国提出，研究辛亥革命史，还要注意抢救一部分辛亥革命口述史料。它可以把一个地方大的事件补充得更细。和文献、档案、国外的材料比较、结合，能够得出一些接近当时情况的结论。当然对口述史材料，也需要做大量的辨析和考证。

过去我们认为江苏光复就是揭了几片瓦，但是新发现的材料表明，辛亥革命时期江苏光复远比上述情况复杂得多。江苏的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是继武昌之后最为壮观的革命，其复杂性和典型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省。当时不管是做官的，在军队里的，还是下层的会党和老百姓，几乎都卷了进来。

朱英认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似乎已是官方与民间、海内与海外的共识，但也引起一部分人的质疑。历史记忆还需要不断强化甚至是不断建构，才能得以传承以起到延续国脉的作用。“人们可以有意地强化某些部分的记忆，也可以刻意淡化某些记忆，因此，‘遗忘’也是‘集体记忆’另一方面的表现。”实际上，官方与民间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孙中山的纪念，在近代中国未曾间断。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并非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举动，而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当然也应该具有“百年”特点。不仅要重视纪念，更应注重“超越”。“百年超越”目标的实现，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辛亥”精神，使中华民族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腾飞。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看法。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不是肯定辛亥革命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有责任对一些民众认识仍比较模糊的问题，从学理与史实方面给予解答。

吴剑杰认为，这二三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立宪派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过去认为立宪派是投机的，其实革命派和立宪派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么对立。孙中山说是水火不容，是冰炭，实际上是就私人感情而言的。其实有些革命派，就是由立宪派转变过来的。当时对西方研究较多的是立宪派，革命党人宋教仁就此也要求教于立宪人士。这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认识确实是有偏颇的。

过去谈到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就会提到列宁所说的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等。然后会指出很多的民变．很多负面的东西。其实清朝的社会不是不安定。张之洞在做山西巡抚的时候，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改革，他执政时期每年所发生的民变，不超过20件。即使是今天，都比那个时候还要多。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辛亥革命在武昌地区发生，确实有很多的偶然性。辛亥首义的发生有两个导火索，一个是保路运动，一个是皇族内阁。

邱捷认为，目前对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成果比较多，这是研究的进展。今后怎样深入地研究．空间也比较大。一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经济必须总结，更进一步地推进研究。二是年鉴学派对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影响，值得总结。年鉴学派提倡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很可能造成“细碎化”的问题。有些研究社会经济的论文，好像忘记了大事件。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应该关注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事情，但是也要注意个案研究。这种做法我们研究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都可以效法。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成果，值得继承、发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无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还是研究其他领域，必须和研究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的学者沟通。

说青年人不愿意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有失偏颇，仅就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来说，这几年三四十岁的教师，主要就是靠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评上教授的。所以一方面对青年人研究辛亥革命要鼓励，但同时也要给予指导。

马敏提出，应从6个方面加强同盟会研究。一，更多研究同盟会国内外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思想环境，把它与军国民主义、民粹主义，与许多思潮联系起来。此外，立宪运动对同盟会有无分化，也应做更深入的考察。二，研究同盟会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同时，对中下层的普通会员也要进行研究。三，进行群体研究，如领袖团体、同乡群体等，并加强区域研究，对地方支部、海外支部做更具体的研究。四，从政党史、社团史的角度，对同盟会的组织构成、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从资产阶级正常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包括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五，研究同盟会各方面的活动，如教育、报业宣传。六，加强同盟会社会网络的研究，研究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同盟，与会党、商会、立宪派、清政府的关系，梳理人脉，探讨其性质。要视角更宽，主线延长更远，让老树开新花，还可作出新成就，写出一部客观详实的同盟会史。

王杰认为，史学研究讲究宏观、微观的互动。宏观高屋建瓴，微观做不好的话，宏观就失去了支撑。关于广东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有很多“是什么”的课题要探索，如广东的华侨、会党、新军、民军等。广东还没有一本辛亥革命的专著，这对我们来说，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二、关于孙中山研究

张磊认为，对孙中山的定性是基本问题。第一，孙中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者，有两个证据。其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民族主义者，可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其二．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间，也没有鸿沟。第二，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没有接受。他对马克思主义非常称赞，是出于追求真理，还有后期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合作。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剩余价值，一是唯物史观，孙中山都不赞成。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赞成，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孙中山的思想基本上是西方的。民生主义是民族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但不能说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有了空想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他后期提出“耕者有其田”，也并不是社会主义口号。孙中山思想的核心是民权主义．也就是共和思想。这个思想是西方的，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是两个范畴。

因此，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不能因为思想里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就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讲民族主义，就是把孙中山定义在资产阶级范畴。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有资格代表民族、代表国家、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给他定性。

金冲及说，有人问，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中概念不是那么明确，推理没有那么严密。但孙中山面对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时势，提出三民主义，也就是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并且要求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影响了几代人。我们党近年来就将民生问题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提了出来，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很了不起。孙中山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当然，孙中山提出了这些目标，却还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这就要后人继续努力。

林家有认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辉煌过，表现在四个方面：研究人员多、学术会议多、学术交流多、学术成果多。但现在进入了不太辉煌的时期。

过去对孙中山生平事迹纵向研究做得多，重大事件均梳理过，通过《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纂，纵向研究进展不少，但横向研究少。目前孙中山的研究整体上缺乏宏观的视野，而细枝末节的微观东西很多，流于就事论事，重复很多，开拓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比较少。另外，过去研究孙中山革命(破坏)比较多，对其建设(革命是建设的前提)研究得不够，还有很多课题可以研究。原创性研究要推进．要广泛进行学术交流。要广泛宣传，尤其对年轻人进行宣传，普及性的工作一定要做。应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从而整合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力量。

张宪文认为，过去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评价还不够充分，孙中山研究基本上以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为指导，文中说孙中山是我们革命的先行者。先行者到底怎样理解?先行者这个评价高度不够。过去，说起资产阶级革命家，有三顶帽子――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讲辛亥革命意义很伟大，开辟了新纪元，但是笔锋一转：“最终失败了”，把革命之后的社会改造问题的失败都套在革命上，因此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以前历史研究的思路。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孙中山的思想和理论、理想和追求，理解还不够。过去讲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最低纲领上是一致的，在最高纲领上不一致。事实上，孙中山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我们讲共产主义，与之最高目标也是一致的。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估价也不充分。中国历史近代以来三个转折点，最重要的就是辛亥革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辛亥革命功不可没。孙中山的功绩和思想，对今天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我们继承还很不够。过去研究偏重政治史，而对于辛亥革命对当代人类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研究得不够。

在研究方法上，章开沅老师提出“三个百年”，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孤立地看问题，现在强调三性――历史的连续性、现代性、国际性，章老师讲的是历史连续性，我们过去常常割断历史，就事论事。过去是孤立地看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挂钩，没有与自身历史的发展挂钩。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孤立地看中国，忽视世界的发展。今天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应该要考虑到三性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不够，实际上其作用和意义相当大，勾画了中国发展的脉络、框架，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它第一次用选举办法选举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公务人员做人民的公仆。

汪朝光说，多数人都认为孙中山研究已经做得无可再做了，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能够得到学界共识的孙中山传记。一个学科，连这个都还没做到，证明它的高峰其实还没到来。

鲁迅研究生生不息，代际转移相当成功。相对而言，孙中山研究在代际转移方面不及鲁迅研究。300多年前的英国革命研究被认为已经无可再做了。但前年欧美学界出版的一本新书，完全颠覆了以前对英国革命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研究有非常好的前景。

做历史研究，关键是史料，不说报纸、档案，就说经常接触到的，十几年前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史料，已经出到第15卷了，引用率一直不高。这套书对孙中山与苏俄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都会有很多新的理解。已经出版的书，很多还没有受到研究者关注。

不研究孙中山的对立面，就不能了解孙中山。孙袁关系没有很好研究，孙中山的对立面清政府、北洋人物，没有很好的研究，对孙中山的理解，也会有所欠缺。

总体观察，研究孙中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理解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跟当下有非常大关系的学问。孙中山怎么切近当下，就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近代以来的政治家，没有比孙中山更国际化的。对世界的理解，当时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孙中山身上体现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关系，恰恰就预示着当下中国发展的成就和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自绝于世界。但是又不能无限度地国际化，一定是有本土化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中国实现现代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真正把孙中山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关系研究清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有一个缓冲的时期，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

杨天石强调说，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民革命家。

王杰认为，说孙中山是平民革命家，其确实具有“平民性”，体现有三：他出身于平民，终生为平民奋斗：他的思想孕育于民间，又反哺于民间；他是从平民中走出来的伟人，伟人身后不名一文。

盛永华说。深入全面地研究领袖人物，就必须顾及群体――首先是他的亲密的助手、战友与同志。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孙中山的战友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有许多空白或缺失，影响了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发展，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宋庆龄的研究是孙中山研究的补充，有待加强，以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孙中山研究的层面。

三、关于史料与方法

桑兵认为，辛亥革命研究也好，孙中山研究也好，显学的高潮是退了，看来这是一个趋势。热闹的学问未必就是好学问。好的研究比以前难，难也说明它好。一个学问在它很热的时候，不一定好，反而沉寂下来可能是个好事。既然是学问，就不会断下去，但不能简单地延续下去，一定要有改变，要做好的研究肯定比以前难很多，这也是一般年轻人不选的原因。辛亥时期的重要性远远要超出我们现在的预估，在此视角下去看历史，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与上古的关系，会看得比较通透。

迄今为止，全国未有一份完整的西学翻译书目，翻译书则大量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

章清认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文章题目上不一定有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字眼。研究近代转型，同样能推进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认识。

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认识，过去都涉及到新型的传媒，即使革命活动本身，亦依托于新的现代媒介方式。若从现代信息传媒角度做一新的定位，两者就可以契合。另一层面，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的确产生了碎片化的问题。从书籍史、阅读史来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能找到一些新的题目。对于孙中山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孙中山的这些文本，有无英文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近代报刊的发行渠道、发行网络，有多少人读，哪些人读。这些年出版了许多日记，可重建晚清民国阅读的历史，如关于《革命军》出多少版，怎样流传，在日记里有反映。包括《清议报》的流传，它本身不合法，但却一直在重印，以另外的方式流传，这些都有很多文章可做。

孙中山的遗产，所谓记忆如何延续的问题，在国外这个问题很活跃。孙中山这个事件符号后来是如何延续下来的?如何被表彰?如何被继承的?文化符号存在非常大的信息，加以深入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会议主题。

姜义华认为，我们到现在了解自己的历史还是常套用苏联的框架、语汇、观察历史的方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资产阶级革命、非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这些都和中国关系不大，都不是从中国自身而来的。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这样一直传承，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巨大的分裂和混战，直到今天?欧盟建立，而埃及文明那么辉煌，现在到哪里去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重新认识自己?中华文明的根本特点就是“人为贵”。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新提出，其实是回到了中华文明的根本。

孙中山晚年重新思考中国的心性文明，是经历了风雨之后的思考。在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说了解得那么广泛和深入，没有人比得上孙中山，他对中华文明的概括，从心性文明上确认，是对中华文明相当深的体认。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希望能够建立汉族单一的民族国家，“创立合众政府”，想搞联邦制，“五权分立”，想搞分权制，提倡搞两党制、多党制，但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上来。清末以来，很多人提倡地方自治，孙中山也一直非常欣赏地方自治，但到晚年他一再说，在中国搞地方自治就会变成军阀割据。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对苏联的一党治国、一党制非常感兴趣。中国现代化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在自己的文明中找到内在动力。

王先明认为，辛亥革命生成的“革命话语”几乎纵贯和制约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以往辛亥革命的研究，大多限于事件史或运动史的叙述模式。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向社会一文化视野的转换，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

社会一文化视野的建构，是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向之一。社会一文化视野的建构，可以使辛亥革命研究获得远比事件史和运动史更为深广的景观。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之源(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孙中山关于“不断革命”的遗嘱成为一种获得历史正当性的标志。民国之后，革命日渐走向“普泛化”，而革命的本义却常常被淡化或异化。应该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的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革命之定义与目的，以及革命理论与社会实践形成的巨大张力，如何求得学理上的解释，而借助于这一学理框架或范式，重建近代中国历史，是当代史学面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革命与社会动乱的研究方面，在当代“告别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将革命等同于动乱的认识。革命与动乱虽然不无关联，但二者究竟是内在必然联系．还是表象上的形式关联，还缺乏扎实的研究。

刘学照认为，历史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对“三个一百年”说，要从历史阶段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上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个特点，过去中国的现代化是“被”现代化，是由外因引起的。近年来西方的史学有重要的变化，即要在中国发现历史，对中国的变革较多地从历史连续性上认识。过去的辛亥革命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阶段性着眼，很多属于政论。政论不是不可以考虑，但还有一种史论，清朝维新被梁启超评价为假维新，是从政论出发，不必看做史论。

现在史学研究中，理论思维非常薄弱，学习西方、学习现代思想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照搬套用而没有总体思考。史学方法应该是一导多元的，由马克思主义主导，但不是过去一些人讲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以前的认识不够准确，比如认为历史动力是阶级斗争，实际上人类历史长期是在渐进的状况下运行的，但在重要关头也需要激进的方式。有人否定辛亥革命是因为从短期看，只看到清末民初的乱象。孙中山说我们的革命是效法法国，而法国大革命之后经过80多年才奠定了共和政局。评断辛亥革命需要大量史料，但有些事也不完全靠史实，而是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

四、关于理论的指导

金冲及说，有人说我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没有讲资产阶级革命，这倒不是我看法有改变。我和张玉法先生谈到辛亥革命的性质，成为大陆和台湾争论的最大一个问题。大陆说资产阶级革命，他们说是全民革命。我说，如果全民都革命，那么是革谁的命?张先生回答，并非说这场革命是全民都起来革命。而是说这次革命代表了全民的利益。我说如果这样讲，你们也误解了我们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不是说这是一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发动的革命。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说明它并非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所要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问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什么贬义。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也说自己目前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它是一次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不是就可以不争论了?他说：那就可以不争论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就写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但这不等于我改变了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看法。

讲到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些80岁左右的人跟年轻的人有些区别。我们不是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倒可以说是在教育下长大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先有一个固有的成见，而是自己接触许多不同的学说和主张后，经过比较、选择的。那个时候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很大。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要求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来分析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来找一堆材料乱说。一切要从客观环境出发，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基本原理，今天还是离不开它。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主义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

杨天石指出，恩格斯曾说过，原则不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原则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原则只有在符合历史的状况下才是自然的。多年的历史研究，有几个结论似乎是不需要证明的。例如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没有人写过文章，说明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历史学要靠史料讲话。千万不要把某时某人的结论当成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一方面高度评价马克思，但孙中山的思想的若干部分和马克思不一样。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不能回避孙中山和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不能采取一带而过的态度。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和创造，列宁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孙中山也提出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孙中山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呢?孙中山提出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时间是在列宁之前，给列宁那么高的评价，那么对孙中山的评价是不是相应也该提高一点呢?按马克思的看法，解决世界问题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孙中山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认为除了革命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福特汽车厂的方法――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互利双赢。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孙中山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当然孙中山也说过，人类社会将来如果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那么最后人类也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时代。一方面孙中山承认，资本主义有它的发展潜力；但是孙中山也强调，人类将来还是要向共产主义发展的。

对于孙中山的研究要敢于碰难题，他的思想，与马克思有不同，要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回避，也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的态度。

耿云志认为，目前群众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我认为是两个盲目性造成的。一是老一点的人讲马克思主义，不一定都是对的，做的更不是很对，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年轻人经历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以为这些东西都该由马克思负责。二是一些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对马克思主义道听途说、产生成见的人，没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是盲目的。这两个盲目性，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

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所有的人都做老实人，问题就解决了。首先要做到不懂这个问题就不要讲。能够用它来分析、解决问题时，再来讲。年轻人要老实，你怎么就知道马克思主义不行了，你没读过它，就没根据。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搞对了是成绩，搞错了要负责，不能让马克思主义替你负责任。

张海鹏提出，研究辛亥革命，怎样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今天思想界更加多元、多变、多样，对以往历史有各种不同的新认识，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放弃这一点，对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不能算是深刻的。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过去30年有过很多争论，最有名的是张玉法、章开沅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观点，现在也有不同认识。深入展开研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或是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是对辛亥革命的贬低，而是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从反对封建专制这个层面，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历史的进步，这是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很高的评价。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性质，确定辛亥革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前后进程关系，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有好处的。当然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不能简单化，需要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加以分析。要坚持几十年来学术界形成的好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指导。

姜义华认为，孙中山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时国内没有多少人对马克思的了解比孙中山多。不要把孙中山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金先生将其定义为民族民主革命是比较准确的。中国不是到十月革命之后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始，就有人思考了这个问题。虽然对西方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在真正考虑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问题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士从一开始就拒绝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选择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背景。

今天我们用来观察历史的语汇体系是怎么来的，要好好研究。现在年轻人研究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形成，都是搞前一段的，还没研究到十月革命以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教科书，包括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原本都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其实这一套话语体系基本上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几位理论家，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来变成我们宣传的主要理论根据。如果不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展出反映中国文明大转型的话语系统，我们怎么能够对世界说清楚中国的变化?真正坚持马克思，就要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形成自己的话语。

刘学照强调，关于史学怎么走出危机的问题，要坚持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一导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多元包括世界的史学或者各方面的科学理论，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理论。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我们的框架基本上是经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为什么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讲起来似乎有些尴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是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发展，要中国化、时代化、现代化。文化方面也要坚持一导多元，以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西方文化要有所吸取，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有用的。比如现在的符号学，基本上是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对我们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拿某一个理论来概括整个历史就很难。再比如，如果力图从符号学来评价孙中山就不行了，归根结底还是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其他的理论只是在某一方面起作用。现在我们国家的思想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思想有相当地位，以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西方文化也有市场，但我们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金冲及指出，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排他性，它一定要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用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由马克思加以理解和消化，并改造成有用的东西。实际上，亚当・斯密、圣西门之后又是100年了，这100年里西方的研究成果难道都一文不值?我们的老祖宗有那种气魄，能够把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用的东西都拿过来，丰富形成自己的体系。那么这100多年来，西方一些符合实际的、有用的研究成果也都应该拿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从西方史学著作中受益，两者并不矛盾。

郑师渠认为，辛亥革命研究近年来比较沉闷，这个沉闷是学术潮流发展的正常现象。按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的提法，学术思潮发展有四个阶段――启蒙、全盛、蜕化、衰落，经过这四个时期又进入新的潮流。辛亥革命研究高峰已经过去了，处于蜕化期，拾遗补缺，现阶段的寂静就是重新走向顶峰的过渡期，相信学术有其自身的生命规律，会走向新的繁荣。另外，学术发展与外部环境有关系，有政府支持容易有发展。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内部条件。

辛亥革命研究的新发展应该关注时代，借用马克思的话叫做“从时代汲取诗情”。这个“诗情”应该包含时代精神、价值追求、问题意识、时代大视野。按陈寅恪的说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从学术和时代的关系看，“从时代汲取诗情”有两方面的意义，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汲取诗情才有可能超越个人、集团情感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情结，才能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现象。

宏观问题很重要，太着重微观就容易碎片化。何兹全先生强调研究大问题，而且要用唯物史观研究大问题。唯物史观就是要解决大框架、大结构、大规律的问题。历史和现实是互动的，理解历史有助于把握现实，领会现实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历史。

中华民族问题不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叙述出来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在先秦、秦汉之间已经开始形成，特别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元朝、清朝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更加自觉的主体。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的提出很快就被“中华民族”所代替。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概念，中华民族的主体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只不过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在的主体，经过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实现了自觉，变为一个自觉的主体。应该把晚清、民国、新中国打通去思考，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抽取出来。

改革是有风险的，晚清的新政可以看成是晚清政府的改革。辛亥革命史不仅是革命党的历史，也包括立宪派的历史和晚清政府的历史，是三者互动构成的历史。晚清10年，政府推出了新政，以前都是简单抹杀掉，现在已有所肯定。但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转型存在的风险来看，清政府搞改革是怎样应付风险以及成败如何，应该进行探讨。如果我们理解今天社会改革的困难，那么就得承认清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使其不得不搞新政。如果简单说这是拉拢立宪派对付革命党，因而是反动的，是不可取的，因为就政治而言，任何政权面对困难都要积极应对维持政权，这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应对是符合历史，还是负隅顽抗。我们要研究它成败在哪里，它始终没有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而且无法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新政的属性就是追求近代化，遵循民意，走向现代，但一些人却把新成争权夺利的盛宴，造成内外矛盾冲突。这对今天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李文海认为，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研究水平很高，成绩很大，要跨越、发展，要研究新的东西十分困难。武汉和广州的学者担忧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觉得现在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处于相对冷落、沉寂的阶段，主要是如何坚守阵地的问题。其实，学科非常热闹未必是好事，相对沉寂也未必一定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我以为，主要有四个因素造成了这种状况：一是学科范围的迅速扩展。过去辛亥革命研究的“热”，是以原来近代史学科的相对狭窄为前提的，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研究革命历史的两大事件：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这基本上吸引了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力量。近20年来，其他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许多新的学科发展起来必然会造成研究力量的分散。过去的“显学”，现在似乎不那么“显”了。二是以往一些非常权威的学者、顶级的学者，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再像20年前那样，在这个学科里继续冲锋陷阵、辟土开疆了。而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虽然作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但要达到20年前那些学者的水平，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目前这种状况．也是新老交替造成的。三是学科的状况，就是大家经常讲的我们的学科起点很高了，要在高起点上不断前进，就不那么容易了。四是领导重视的程度。相对而言，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近代史其他领域相比，是比较受重视的。但我觉得，政治象征性的意义更多一些，学术文化性的意义，似尚嫌不足。

从发展的眼光看，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还是有很大发展的空间的，也还有几个方面的不足。一个是学术研究层面，一个是宣传普及层面，一个是继承实践层面。

学术研究层面的不足。一是要更宏观、更长时段地看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20世纪对中国来讲，变化是十分深刻的。不管是中国从古代向现代变化也好，中华民族从沉沦向复兴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折也好，都要看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在这个变化中间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从微观方面，把历史“碎片化”当然不行，但如果有很多具体问题把它进一步弄清楚，这对于我们更宏观地去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也会反过来起重要的作用。既要从宏观方面去做，同时很多微观方面的东西也需要做。过去媒体喜欢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问题的提法上，只要提法上有一点改变，就认为这是学术的极大进步和极大创新。创新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概念上边、提法上边，我以为恰恰不见得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实际的历史内容中，得出新的观察、新的评析、新的解读。

宣传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史学太脱离社会生活了，如何在社会上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值得讨论的。几年前我看到一个材料，国外研究拿破仑的著作有几千种，其中几百种是拿破仑的传记。研究孙中山的传记有多少呢，包括年谱在内，一共有10种。鲁迅有一句话，说一个人不懂常识，“就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可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孙中山的，恐怕相当多。

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提供的历史遗产，我们的继承、实践，还很不够。十五大讲到20世纪的3个历史伟人。对这3个历史伟人的宣传，孙中山应该说是相对薄弱的。在孙中山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说他追求社会进步，对革命的执着追求，对民生的深切关注，对于个人名位、权势的淡漠。我们多宣传孙中山这方面的东西，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10

关键词：苏俄STS研究；逻辑进路；学科进路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5-0388-05

美国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协会前主席S.H.卡特克利夫认为，STS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多学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交叉学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统一学科阶段。同时他认为STS已经从“多学科”开始，肯定进入了“交叉学科”，并努力达到“统一学科”。本文将采用对STS演化的这一界定，以苏俄STS发展为个案，首先以科学学和技术论为研究对象考察苏俄STS在多学科阶段的发展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其次，在科学技术革命视角下，考察在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科学技术学走向；最后，在对人的哲学研究视阈下，分析全球性生态问题和人道主义，并总结该阶段研究的不足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多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发展历程

苏联对科学学研究的最早文献出现在1926年，首先是被鲍利切夫斯基提出，他在《科学学是一门精密科学》一文中，初步论述了科学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后，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自然科学史学家分别从科学的本质、科学管理理论、科技发展规律和预测、科学创造的心理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相继出现。其一是以多勃罗夫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乌克兰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他们把定量分析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研究科学学，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通科学学导论》、《科学和技术预测》等著作。其二是以米库林斯基为学科带头人的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他们对科学史和科学逻辑、科学创造、科学活动组织的历史和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科学学基础》、《科学学：问题和研究》。其三是以统计学家纳里莫夫为学科带头人的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他们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苏联科研体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科学计量学》。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科学学的兴起适应了现代自然科学自我认识的需要的话，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彼此交叉，已使两者相互融合，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日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人们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技术；反之，也不可能不涉及科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些新兴学科，大多具有科学与技术统一的特点，甚至很难对某一学科作出科学与技术的严格区分。然而，苏俄科学学想用科学学这一单一进路整合科学技术学进而进入STS的路径在逻辑上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这值得中国借鉴。

2.苏俄在技术论领域的研究

（1）苏俄技术论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技术论是将技术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技术的本质，技术发展的内部规律性，同时还要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在多学科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渗透在对技术研究的相关学科中。苏联学者在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研究，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对技术发明和应用的内部规律进行了研究。

1887年恩格迈尔发表了《现代技术的经济意义》一文。他认为，所有能够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知识和能力的总和就是技术。1912年他又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第一个研究纲领。他认为：“技术哲学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文明要素的技术的作用的科学。”1929年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之后苏联学者对技术本质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技术的“知识体系说”、“活动手段说”、“劳动手段说”和“综合说”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

1921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科学、哲学和技术史研究委员会”，这为苏联技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29年，苏联决定在技术科学的教育中增加技术史的内容。此后，技术史成为了工科大学的必修课程。在技术科学的教科书中，技术史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苏联学者分别对机械工程史、采矿冶金史、通讯技术史、运输技术史、航空史、建筑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除了对技术的分类史进行了研究外，苏联学者还对技术通史进行了研究。1962年由兹渥雷金为首的四位技术史学家编著了《技术史》一书，作者认为，技术史是“阐明社会生产体系中技术的发展，技术与劳动形态与方法相关联的，特别是与劳动对象相关联的学问”。这种重视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曾对苏联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技术论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苏联，由于政治的原因，技术哲学这一技术论的先导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视阈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等同于科学哲学的附属物，而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因此，尽管技术论自身有很大价值和意义，但在苏联长期轻视技术的学科传统影响下，它很难得到发展。这个时期，苏联技术论发展的停滞表现在：对技术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应有的高度，研究视阈只停留在技术科学的层面（即对科学的应用方面）；尽管形成了“技术的劳动手段说”、“技术的活动手段说”、“技术的工具说”、“技术的知识体系说”和“技术的综合说”，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缺乏对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的全面探讨，因此，该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全面的技术哲学的概念体系。在这一时期苏联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建制化还是研究内容上都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哲学。因此，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技术的主导地位已很明确，技术在当今时代已居于核心地位的时代背景下，苏联试图只通过科学论来整合科学技术学从而进入STS的尝试是不成功的。这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二、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是苏联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对科技革命研究的视阈下，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

1.苏俄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思想最初起源于马克思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观点，而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J.D.贝尔纳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60年代后，苏联学者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开始广泛使用了这个概念。

苏联学者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一体化的结果，两者是科学技术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过去科学和技术中的变革有时只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如今它们则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革命过程。可见，苏联学术界已经开始认为，科学和技术已经摆脱了过去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技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成就，同时技术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科学和技术关系的变化说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

由此可以看出，苏俄学者在科技革命的视阈下开始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并且有了科学技术学的转向。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Ф.и.凯列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对科学的分析只停留在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范畴。在七八十年代，关注的中心转移到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在八九十年代，科学界和各专业的学者，将注意力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科技发展的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等问题的研究上。

鲍鸥也认为，当前俄罗斯科学学的大致走向和特点如下：第一，当前出现了有关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教育、科研机构中的女性和科学传播问题的研究。第二，在新时期科学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对人一自然一技术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可见，目前俄罗斯科学学研究正在与国际科学技术学接轨，在科学发展战略、科技政策、人类新文明模式和全球命运思考等许多方面处于蓬勃发展中。

3.苏俄技术论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学者关注的重心开始从技术本体论逐渐转向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关于技术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和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技术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的方法论问题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但后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技术价值论问题成为苏联技术哲学的研究重心，其研究的问题包括：探讨技术相对于自然、人和社会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技术活动和技术科学所应遵循的价值论原则。其内容涉及技术美学、技术伦理学等问题。

万长松、陈凡也认为，多元化将是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而技术本体论、技术价值论和工程伦理学将是它的研究重点。万长松进一步指出，与苏联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技术中性论不同的是，俄罗斯学者则对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技术建构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表明俄罗斯技术社会学（价值论）方向上出现了趋同演化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论述，说明苏俄该阶段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苏俄STS的学科演化正在从科学论和技术论走向科学技术学。

4.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该阶段苏俄关于科技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点及实质上，虽然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但对科技转化论的研究严重不足。苏联学者普遍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引起工业革命的酵母。在一定条件下，前者将转化为后者，并且这种转化不受国家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只要机制成熟，科技革命便可以成为工业革命的产婆。一般认为，科技转化过程就是产业化的过程，近现代产业革命表明，只有通过产业化，科学技术才能从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包括技术转化能力、产业基础、产业政策等多因素在内的复杂多变的过程。科学与技术以及产业变革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作用的线性关系，不像苏联学者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一定条件下，科技革命将转化为产业革命。苏联在该阶段关于科技转化论方面研究的不足，在实践上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下。正如库斯林指出的，苏联社会的停滞状况，从70年代开始尤为严重。1960—1970年用于生产的投资总额增加了1倍，但是将科技思想转化为科技的成果却日益缓慢。80年代初，平均每八项核准的企业兴建改造方案中，只有一项采用了现代科技的成果。科技发明与现实应用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苏联的基础自然科学水平并不薄弱，但在理论研究上只坚持传统的科学和技术二元论，缺乏对科学、技术、产业之间存在的“内在转化逻辑”的研究，使苏联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步履维艰。这一点无论对中国的理论界还是政策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在“科学技术革命”和“人的哲学”视阈下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和“人道主义”进行了研究。

1.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苏俄学者在对科技革命的研究中，不仅出现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一体化”的研究，而且开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米库林斯基认为，科学技术革命不是由某些个别的科学或技术发明引起的瞬间的变革。它具有两大前提：科学技术前提和社会前提。这两者都是逐渐成熟起来的。科学技术革命是由20世纪前半期所取得的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直接引起的。然而这些卓越的成就本身，还不能形成科学技术革命。只有当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它们才能转变为科学技术革命。为此，H.H.德尔雅赫洛夫指出：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是被当作劳动、技术、科学和生产领域的交叉点提出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将上述领域联系起来并保障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苏俄学者不仅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且尝试着在人的哲学视阈下用“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互动”寻求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在苏联哲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在对人的综合研究的视阈下，确立了在科学领域里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新方向，显示出强烈的理性色彩和学科综合化的思考。

弗罗洛夫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第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第二，在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方面；第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这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互动来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像以前的“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种单向度的解决思路，在当时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需要研究人同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各学科广泛合作。苏俄学者提出的科技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理论和综合方法，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出了一条路径。

3.关于人道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政治的研究

当代对STS的研究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前者重视自然科学，后者重视人的价值。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对人类作用的凸显，人们逐渐走入极端的唯科学主义，使人的价值丧失殆尽。特别是因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而造成的资源、环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问题的出现，必然促使人们对工具理性以及人与物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再思考，提出“以人为本”的问题。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俄STS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

弗罗洛夫认为，人道主义不仅不是一种单一的伦理或是单一的意识形态规范，而是一种伦理与意识形态规范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在人道主义的视阈下，苏联学者从人生活的环境背景到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从对压抑人性的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到科技观的人本主义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的研究。最终提出了科学人道化的思想，其内涵是：“科学是为人服务的”，“人是一切科学的尺度”。科学总是趋近于人的本质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终会以社会目标和结果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见，该阶段苏俄学者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产生重大变化，开始从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考察科学技术。

然而，这种对人道主义的研究最终转化成对“抽象人道主义”即人道主义政治（新思维）的研究。安启念认为：“弗罗洛夫正是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解释影响了戈尔巴乔夫。他说：粗俗的、斯大林式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被苏联的许多哲学家所否定，包括我，宣传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在西方，被称作‘马克思的第二次诞生’。”这种无视客观条件的抽象人道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真理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因而它是科学，而不是空想。弗罗洛夫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们无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变为空想。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无视苏联的社会实际，用它指导改革，必然会出乱子。其结果就是连续数年全部媒体（包括学术会议）充斥着对苏联历史阴暗面的宣传报道。这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否定。

4.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

启示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11

[关键词]心理压力生命愿景研究生

[作者简介]江云清（1971-），男，浙江龙游人，桂林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吕柳迪（1980-），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助教，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余欣欣（1969-），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2-0091-02

研究生是近年来一个不断扩大的高学历群体。由于当前的社会形势，研究生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生命愿景作为一种新的压力应对源，是对于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的信念、追寻和执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命控制感。生命愿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并且在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本文以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了解研究生心理压力和生命愿景现状，探讨生命愿景与心理压力的关系，旨在为帮助研究生应对压力和提升心理素质提供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广西壮族自治区9所不同类型高校一、二、三年级的360名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60份，有效问卷333份，问卷有效率为92.5%。其中男生158人，女生175人；一年级125人，二年级110人，三年级98人。

（二）研究方法

1.研究生心理压力调查。采用的研究生心理压力问卷由郑希付等编制。该问卷由A、B两个部分组成。问卷A进行一般情况的调查了解被试的自身情况、家庭情况和学校情况3部分共8项信息。问卷B由52个项目组成，该问卷包括来自学业、就业、经济、爱情婚姻、人际关系、身心健康、成就需要等7个方面的压力。各分量表α信度系数分别为0.71、0.65、0.54、0.64、0.74、0.82、0.53，总问卷α信度系数为0.86，问卷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被试主观评价自己的心理压力状况，并以此作为效标效度，相关系数为0.54，该问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填答方式记分。

2.生命愿景调查。采用的生命愿景量表由李虹编制，该量表共38个项目，包括四个分量表，分别为生命控制感、积极生命意义、追寻生命的意义和消极生命意义，以4点分数计分，量表得到的分值越高，则表示生命愿景水平越好。生命愿景量表及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均为满意或非常满意，它们的信度α值分别为0.91、0.87、0.79、0.79、0.77。总量表与各个分量表的效度指标都良好，相关系数均在0.30～0.70之间，符合一般意义上良好效度指标的要求。

3.统计分析。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研究生心理压力状况

以7个方面的压力作为自变量，其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心理压力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42.487，P

（二）不同性别、年级研究生生命愿景得分比较

不同性别研究生生命愿景与其四个分量表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不同年级研究生追寻生命的意义、消极生命意义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级研究生生命愿景、生命控制感、积极生命意义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三）心理压力与生命愿景的相关分析

生命愿景与心理压力及其各维度均呈现负相关（见表3），其中除了与就业压力负相关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之外，与其他各项目均具有显著负相关。

生命意义研究范文篇12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反思方法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的产生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胜利的曙光。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面貌以及其内部存在的根本矛盾，从而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构成马克思主义内容三方面都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然焕发生机，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应与时俱进。在跟进时代步伐的节奏时，值得提到的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要想与时俱进，首先应是从哲学这里开始。因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通观全局的指导思想，只有作为指导思想的哲学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创新与超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就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变革，也正是由于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不断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紧跟时代的脚步，汲取其他学科的优秀成分，促使自身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在当下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也成为当下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重大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革命性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和理性再造的实践活动

历史上的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而一切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又都会引起一场划时代的社会革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19世纪4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的创立是人类思维运动走进一个崭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哲学革命的完成者。这场具有非凡意义的思想革命，实现了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使之无论在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上抑或在研究主题与基本对象上、无论在其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上抑或在其现实功能与根本使命上，处处都张扬着有别于以往任何旧哲学、旧思想的一种革命性姿态。从其精神指向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像以往哲学那样，一味单一地、死板地描述世界和解释世界，而是倡导人们去改变世界和创造世界。它强调：现实生活的人们需要用一种革命性的态度和精神去面对各种理性前提和现实生活世界，反对只在纯粹的思想领域进行的所谓改变意识或是变革。“认为那些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革命词句，实质上连现存世界的一根毫毛都不曾触动，相反，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诚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以往的哲学家都只是在探讨怎样认识世界，但重要的改变世界。”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否定性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旧哲学的颠覆具有彻底性与毁灭性。不仅终结了它的理性前提和现实基础，而且还在方法论上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现存世界不能从心灵出发进行抽象，因为从心灵出发解释虽然是对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高扬，但是却不能正确的揭示世界原本的面貌；也不能从客体出发进行纯直观式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感性直观，而要对现象进行理性沉淀。它认为对于世界，更重要的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进行实践性的理解。换言之，就是要从人与外在世界的否定性关系上去进行革命性的理解。现存的感性世界不是一开始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样子，它既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劳动的结果，也永恒地处在革命性的变革实践中。这就要求我们对它在肯定性的理解中又作否定性的理解，实质上就是将之置放于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作暂时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革命立场。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二、内在的革命性所引起的研究方法的反思

正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当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仍然存在某些不当之处。基于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内涵的分析，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重新反思仍是有必要的。本人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符合其自身特质的要求，而其内在的革命性要求我们对其研究的方法应是顺应时展的跨学科的对话与整合，即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必须与其它学科展开充分的交叉融合，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必将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各类学科发展的不可逆的整体趋势。例如：代表学者衣俊卿认为有必要“建立起哲学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同盟和有机联系”[3]；而孙麾则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哲学完整的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应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跨学科整合和对话的原因，明白其原因，我们就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可行的方法。

（一）跨学科研究的原因

本人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来找寻答案。第一，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对以往传统哲学的超越，主要是把具体科学及人类的时代精华包含了自身体系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会引发一场哲学革命是因为自身所包含的“文化逻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纯粹哲学，而是时代文化精神的精华。正因为其自身拥有一种文化逻辑，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完全是“纯哲学”的（特别是在哲学的传统意义上），而应该是跨学科。就现实状况而言，按照学科分类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被划入到任何一门“一级学科”里面。它自身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也自身也包含其中，然而，这些所谓的“一级学科”并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更为遗憾地是，无法被“一级学科”包含旗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划入了哲学、法学等“二级学科”的门下。直到2005年，教育部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一个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才得以成立。因此，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特质而言，对其研究就应该也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且此方法应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

第二，就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上述研究方法并未给予重视。比如“回到文本”、“以西解马”等研究方法，这样的思路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区域进行研究，并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跨学科融合的目的。不仅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遭受到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阻碍。我们可以先不讨论产生这种阻碍的原因是什么，但如果任由这种矛盾长期存在，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然是不利的，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整合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趋势，那我们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二）展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和谐关系，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吸收和借鉴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和重大优秀理论成果。具体说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实现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整合，同时更要必须汲取和吸收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加入到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中，这样才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创造。然而，当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却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学者们都局限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对当下自然学科的重大成果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这样的现状，使得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精神难上加难。因此，当下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行式进行相应革新，就应该在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不断增强吸收和借鉴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重大优秀理论成果。

第二，对于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跳出中国哲学的藩篱站在中国以外的角度去审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学术界已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正如有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过多的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学科力量，甚至把中国文化放置在世界文化的中心位置。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的途径中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化根基和土壤，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过多的倚重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使得对其的研究所吸收的学科仅限于中国传统哲学一家。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都将导致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借助的学科领域基本上限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和具体的自然科学。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应该先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身处全球化的中国当代现实紧密结合。当然，这样的结合并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二者不能混淆。

三、跨学科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对于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讲述。第一，跨学科整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保持与时俱进的内在精神，使其成为当下时代的精神精华。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以当下日趋扩大化的全球化作为时代语境，对于当今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和解答。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牢牢抓住所处时代的问题主题，这样的哲学早晚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带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革命性质赋予了其自身能紧跟时代步伐。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具体科学的现实成果，对其成果加以扬弃，才能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永葆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我国已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提升和创新。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有很多，比如“问题式研究”，其主张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对当今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解答和攻克，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而当代知识文化的积淀和具体科学的重大突破，也为在二者之间的联系搭起了一个重要的桥梁。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在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中全面渗透，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名副其实地时代精神的精华。

综上所述，在时代的变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各个学科相互整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讲：“唯物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自己的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针，更应做到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必然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哲学山峰上永远屹立在最高处，散发着最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3]衣俊卿.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J].哲学研究，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