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1

怎么看全球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首先是安全挑战的多元和全球化，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之度外。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危害往往牵涉许多国家；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没有国界，去年初日本发生海啸引发核电站泄漏，起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不少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高企，社会持续动荡；解决贫困问题，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需要各国齐心协力；能源和粮食安全与各国息息相关；网络安全更是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最近斯诺登事件就反映出网络空间存在的巨大问题。

其次是全球安全威胁的不可预测性、相互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世界上经济学家无数，却没有人能预料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会如此波涛汹涌，殃及世界。科学技术如此发达，重大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和肆虐却常常使人们措手不及。谁能料到突尼斯一个年轻小贩自焚会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欧洲等国的失业率高居不下，世界绝对贫困人口继续增加，不少国家社会动荡、极端势力趁势坐大就很难避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难题。

再则，全球“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共识和意志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减退，自行其是增多，协同合作减少。全球治理现有机制体制已不适应安全形势的变化，亟须改革和调整。二十国集团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头两年共同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资金，有效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但是随着经济开始复苏，“同舟共济”变成“同舟共挤”，共同行动不再。在亚洲，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一些地区国家为一己私利采取的种种行动使亚洲安全局势复杂化，矛盾突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谈判步履维艰，西方国家无心恋战，但同时却大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谈判，以巩固有利于西方的世界贸易和投资体系。

怎么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建立普遍、长期安全？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新型伙伴关系将为全球合作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奠定有力基础。主席和奥巴马总统6月初的会晤就中美两国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战略互信达成初步共识。中国领导人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领导人就共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广泛一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全方位外交理念已得到广泛响应和支持。全球安全挑战需要全球合作应对，须摒弃一己私利，从全人类利益出发，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道路。

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调整相关领域的规则，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公正、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新秩序势在必行。国际体系中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应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应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以反映全球经济力量的变化，国际储备货币国家要负起责任，维持货币的稳定，避免滥用量化宽松等措施。二十国集团需要重拾“同舟共济”精神，着手解决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的重大紧迫问题。要遵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发挥安理会在国际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反对强权政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和维护集体安全。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2

作者简介：吴建新(1972―)，甘肃天水人，暨南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管理；

刘德学(1961―)，吉林九台人，暨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

摘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文章按照相关文献的发展顺序，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客观的评价了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最后就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综述

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20、3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提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大型纵向一体化跨国公司出现组织分解(fragmentation)和业务外包(outsourc-ing)，互相竞争的跨国公司之间组成联盟，为了生产某种产品，需要许多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分工和协作才能完成，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呈现出明显的网络特征。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网络之间的竞争。这些新的现象无法用现有的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理论来解释，促使经济学家去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理论就是经济全球化理论中的重要一支，它以原有的商业价值链理论和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试图分析现代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该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将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曾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价值链、商品链、生产网络、企业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女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女HSears，Gap等)、领导厂商(如戴尔，耐克等)、交钥匙供应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纵向维度来研究全球经济组织，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倾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组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本文也将以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展开。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初级探索

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对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一般都遵循从单个产业或产业集群到理论框架的归纳模式，因此早期的研究是从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开始的。

1990年，网络学家普维尔(Powell，1990)将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种：市场、网络和层级组织，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JohnZysman等(1997)研究了亚洲跨国生产网络的类型和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是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东道国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和政府政策对生产网络的影响很小，因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大环境下，东道国很难控制外国投资的种类和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两个维度区分网络类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网络中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对比；开放性／封闭性，即网络外企业进入的难度。据此可将亚洲生产网络分为四类：

(一)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垂直封闭式网络

日本公司的海外机构一般受总部的高度控制以维护总部的权威和核心技术能力，因此其治理结构是层级型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以日企为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一般由领导企业率先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日本供应商跟进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的采购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进的日本供应商提供或从母国采购。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

供应商有较大的自，较高的市场灵活性，海外生产的附加价值较高。领导厂商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将生产外包，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

(三)以台湾为代表的水平开放式网络

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和复杂，经常变更合作伙伴。厂商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力量对比不很悬殊。

(四)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

共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构成了网外企业的进入壁垒。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生产网络的封闭性问题很重要，这是因为与封闭型生产网络相比，开放型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更有利，例如，开放型的以美国企业为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推动效应更大。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就是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格里菲等(GereffiandKorzeniewicz，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并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购买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购买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explicit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

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制造先进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菲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驱动甚至购买者和生产者混合驱动的，而不是单头驱动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如PC产业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链分析法太过简单，没有抓住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已有的典型网络组织形式没有被包括进去。因此，这种商品链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较少采用。

三、斯特恩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别模型

斯特恩和李(SturgeonandLee，2001)通过对电子产业中合同制造的研究，以产品和工艺的标准化程度为基础，区别了三种供应商：1．通过正常市场关系提供标准产品的“普通商品供应商”；2．受购买者高度控制，使用专用设备生产并提供非标准产品的“俘虏型供应商”(Captivesupplier)；3．使用非专用设备生产，向购买者提供定制产品全承包服务的“交钥匙供应商”。

后来，斯特恩(2002)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生产网络的国家模型：日本模型，德国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国模型(见图1)。

这些生产网络可以分为三类：领导型(日本和韩国)，关系型(德国、意大利和东亚的海外华人)和模块型(美国)，并对它们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日本式生产网络属于层级制或领导型，该类网络一般由总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实施较强的控制，或由一个领导厂商协调各层次俘虏型供应商。供应商高度依赖一个或数个领导厂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力量是不对称的，领导厂商通过技术指导和投资支持来控制供应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对新供应商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这种领导型生产网络是日本著名的精益生产系统(LeanProductionSystem)的基础，曾经在汽车等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系型生产网络的治理主要依赖网络主体之问的社会关系(如声誉和信任)，而不是领导厂商的权威。这种生产网络往往植根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家族或宗族关系原因，交易成本较低，企业与工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很好的市场适应能力。这种关系型生产网络常常与一定地域的产业集聚相联系。如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海外华人在东亚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业务网络等。

模块型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向领导厂商提供全承包服务，除了设计外几乎不需要领导厂商的支持或投入。网络中企业间交流的频率，强度和相互依赖程度都较关系型生产网络低。交易和沟通是通过高度格式化的程序实现的，企业之间不需要空间上的临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模块型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如关系型那么稳定，在发生冲突或不满意时可以随时更换合作伙伴。

此外，他还对比了三种网络的绩效，认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模块型生产网络与其它生产网络相比有更好的经济绩效，正是模块型生产网络提高了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造就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

斯特恩的贡献首先在于提出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家模型，揭示了国家背景和文化禀赋对价值链治理的重要影响；其次，斯特恩将普维尔的“网络”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细分为关系型生产网络，领导型生产网络和模块型生产网络；最后，他对不同类型生产网络的竞争力和绩效做了对比分析，发现了文化对经济组织模式的重要影响，初步揭示了产业特征、文化禀赋和经济组织治理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开辟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视角。斯特恩模型的缺点是仅仅指出了各种网络的特征，没有通过几个主要的变量来区分各类网络，体系上不够完善和严谨。此外他认为模块型生产网络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也太过绝对化，生产组织的绩效取决于产业特征、治理模式和文化禀赋等相关因素的有效契合，因此很难说模块型生产网络就是绩效最好的组织治理模式。

四、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维尔与斯特恩等人生产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结合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技术能力与企业学习等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分析框架。他们首先归纳出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按照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市场，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然后通过企业问交易的复杂程度、用标准化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对交易的标准化能力)和供应商能力等三个变量来解释五种价值链治理方式(如表1)：

市场：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时，就会产生市场治理。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模块型：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

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关系型：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双方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领导型：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它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层级制：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到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此外，格里菲还研究了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将发生变化，价值链的治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如表1箭头所示)。这种动态变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车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标准化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转向市场治理；服装行业由于交易复杂程度的降低和供应商能力的增强由领导型发展为关系型；在美国电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垂直一体化)发展为模块型。

三个变量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提高相对降低了供应商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其次，创新和标准化是一对矛盾，创新会降低标准化能力；第三，供应商的能力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学习会提高企业能力，引入新供应商竞争、新技术革命和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变化都会影响供应商的相对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目前最严谨的一个，它涵盖了目前发现的多数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种治理模式的特点，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特征变量化，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理论中的治理模式仅限于领导厂商和较高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但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体；第二，模型中的前两个变量(交易的复杂性和交易的可标准化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实际上这两个变量都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但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这两个；第三，把三个变量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可能不够准确，比如模块型中交易的标准化能力高于领导型，但低于市场型；第四，文化禀赋、公司战略、政府政策和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对价值链的治理有重要的影响，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却没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没有说明价值链中各个链节(nodes)的区位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链节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

五、总结和展望

现有文献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类型、特征和治理模式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但不得不承认，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范畴

首先，目前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商和销售商的治理，而忽略了其它治理主体。我们知道，消费是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价值链治理的文献中却都忽略了消费环节，在价值链的治理者中，不仅仅是生产商和销售商，在许多价值链中，用户(如中国移动)也是重要的治理者，用户通过制定规则(如特殊质量和规格要求、供货的及时性和频度等)和监督激励措施(如降低价格，减少订单甚至停止交易)等对价值链进行治理。此外，价值链作为经济社会中一种企业间组织，除了价值链内部关系的协调和管理外(内部治理)，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外部治理，如文化习俗、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政府政策、国际规则的影响。如近年来流行的IS09000质量标准．IS014000环境标准、SA8000劳工标准等都属于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如WTO)、非政府组织(如国际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等)。

其次，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和特征方面，多数研究仅仅以解释和判断价值链的模式为目的，缺乏对价值链之间竞争优势的比较，即不同价值链的绩效问题的研究。只研究治理而不研究经济绩效显然是不全面的，治理仅仅是手段，绩效才是目的。经济全球化把企业间竞争转变为系统竞争(即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在高度分工和生产全球分布的条件下，价值链中任何一环的非效率都会影响到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和绩效。例如，在著名的丰田just-in-time生产体系中，任何一个供应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整个生产线都会停产。要研究全球价值链的绩效问题，就必须考虑其治理模式、产业特征和文化禀赋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全球生产网络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模式，不同的生产网络之间不但有竞争，还存在供应商的重叠和共享，这些关系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三，以治理模式为主的研究虽然比较模型化，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过度的抽象损害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全球化和分工的发展，价值链的链节(node)越来越多，构造更趋复杂，很难用几种模型来概括。这就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前面提到的Kaplinsky和Morris(2000)的三权分立(立法，执行和监督)治理分析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理论认为，在价值链中，也存在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与政治体制不同的是，价值链中的治理并不是三权分立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价值链模式(如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所描述的那样似乎某一个主体拥有全部治理权。这也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复杂所在，但是该分析框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

(二)研究方法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3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与利益。著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其二，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兴起，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已成为历史性的大趋势。多元文化会逐步由对峙、冲突走向对话、沟通。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演进的过程。世界上各种文化会更加广泛、更加频繁、更加激励、更加深入地互相接触和冲撞，并且是在多向的、多层的文化层面上予以互动和吸纳。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不仅有助于本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必须参照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一方面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警惕西方发达国家打着“文化全球化”、“文化一体化”旗号，强化西方意识形态，大规模向中国灌输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因此要抵制西方霸权文化的侵蚀，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增强大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应有之义。同时也要认识到整个世界是多样化的统一，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与适应，通过接触、交流、对话和建立共识，达到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境界，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对我国传统文化要有一定的“文化自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关门主义，片面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目空一切、夜郎自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为学生树立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全球性的文化意识，自觉地把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统一起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融合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以建设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世界先进文明成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其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增强大学生对民族认同的爱国情感。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也没有改变国际文化中的原则，国家利益始终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着眼点。摩根索就说过：“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尽管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分量越来越重，但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对话与合作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国家的战略利益乃至政治安全必须以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依托，同时也有赖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全球竞争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这样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爱国主义是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我们民族长盛不衰的巨大动力。针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学生中出现的国家观念、国民意识淡漠、否定历史、否定民族文化价值、数典忘祖等现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更要侧重于激起大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强意识教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经济上，也包括政治和文化上，就更要侧重于激发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把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形成的压力变为推动自我奋发以及促进民族振兴的动力，树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使命感。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捍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挑战，要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收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有效地应对挑战、实行优化。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

摘要：公共危机影响和危害的广泛性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全球治理无疑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但是政治、经济、等多元利益的冲突是制约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关键。因此，在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治理框架成为必要。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军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1篇5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3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25-02

历史上，人类社会自产生阶级以来，政府就一直对传播活动与传播媒介进行控制和影响。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传播活动与以往相比在时间、空间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信息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方式也与之前大为不同，出现了传播全球化及控制全球化。无论是建立大众传播媒介的商业性体制，还是出现媒介垄断集团，亦或是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革新与变迁，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传播环境与政府控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现代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是媒介力量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

一、信息革命与传播全球化

国际上，世界范围的通信网络形成了传播的国际技术环境，媒体的蓬勃发展也从全球信息革命中受益。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网络和卫星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电视，广播，网络来沟通，这是全球范围实现传播的关键。传统的信息传输形式是信息首先向媒体集中，然后再被转移给公众，媒体在其中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即“开放”部分信息，而对其他信息采取封锁，他们通过选择性的控制以把关真正的消息。这种模式在常规条件会使传播成本达到最小化，因为大众不能凭借自己能够承受的价格从世界各地接收信息，或信息给广大观众。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的传播模式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作为现代传媒的核心技术，网络媒体注重的是个人特色需求服务，而不是批量生产的大众信息。单一的大众传播形式已被多种渠道所取代，大众有了更为广阔的传播通道和话语权。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电子技术连结在一起，了解彼此的一切，就如同生活在同一个小村庄里一样。

在此背景下，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互联网环境中，由于受众的参与和广泛的信息传播渠道，传统意义上的把关将不复存在。大众不再是作为信息接受者而存在的，他们往往同时充当着“信源”和“受众”的双重角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成为“把关人”，他们愿意并能够付出一定代价来获得或共享信息。至此，互联网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影响，创造出了新的国家概念和制度。一方面，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正在加速经济全球一体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快速、便捷、全球化的传播也使得世界范围内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互相融合，这会对地缘政治和民族认同及大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媒体开始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合并、收购浪潮。西方学者认为，现今有6家媒介集团雄踞顶峰，基本控制着世界媒体市场，他们分别是美国时代华纳集团、美国维亚康姆集团、澳大利亚新闻集团、美国沃尔特?迪斯尼集团、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和法国威望迪集团。这几个集团分支广泛、实力雄厚，年收人在10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他们“以先进的媒介技术为助力，在资本力量驱动下，几乎垄断了全球信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中国及其他各个发展中国家电视台开始大量购买许多其他国家的电视内容，并在自己的频道中直接播出，这种方式使得国际传播的空间大大增加。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也不得不面临政府控制媒体力量下降的问题。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想方设法调控国际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一些西方国家在信息公开等方面已经修改并制定了相关法律，以实现在信息社会里政府对大众媒体的控制管理功能。这一情况显示出各国都对未来的信息化社会表示支持，并积极应对新的变化。

二、政府控制与传播全球化

传播全球化的扩张为政治全球化作出了贡献。互联网技术及电脑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实现即时互联，媒体已经成为跨越国界、民族的新形式的通讯工具。由此可见，电视、卫星、光缆和网络等全球化的传播技术为世界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全球某一个地方发生的政治活动，会通过全球媒体迅速传遍世界，并立刻得到世界各地的回应，在政治中心和决策中心所下达的指令，会以快速的方式传达到各个下属机构，使得政府运作更为流畅。与此同时，个人和组织也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参与到政治交往当中。现代传播方式已经改变了政治组织的性质和形式，并将重新架构各政治团体。在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国际组织和跨国组织也在日益成长壮大，国际法律法规的应用愈加规范。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G20峰会中国特色里程碑【中图分类号】F116【文献标识码】A

杭州峰会加强G20机制化建设，为长效治理机制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2008年，为了应对波及面积最广、影响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一次峰会，通过了47条金融领域改革行动计划，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此后历届G20峰会大多数的议题都是围绕当年世界经济热点或焦点问题展开。

如今，正如主席在杭州峰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指出的，“世界经济已经来到了新的关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与2008年相比，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现状仍令人担忧。G20峰会的首要目标已经从最初应对重大的、突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转变为如何在中长期内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

作为东道国，中国在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风险与挑战，推动议题设定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此外，杭州峰会加强G20机制化建设，为G20从短期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确保合作延续和深入，通过改革促进G20成为21世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世界经济重大问题时G20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领导作用，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包容性增长。

“创新增长”首次被纳入G20核心议题，结构性改革议题依然重要

“创新增长”首次被纳入G20核心议题，也是G20首次聚焦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主动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计划。历史实践证明，仅仅依赖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协商与制定只能应对短期危机，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和新型发展模式，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全方位提升和发展生产力。

杭州峰会一致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通过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形成“协同、合作、开放、包容”长效创新机制，成为本次G20峰会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结构性改革议题一直都是G20峰会的重点议题。早在2008年，华盛顿峰会便指出，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结构改革不充分。2009年，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中指出：会议推动了结构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促进国内私人需求；会议通过交流各自成员国结构性政策经验的举措，推动各国采取健全的政策并确保全球经济健康发展。2010年《首尔行动计划》中承诺：实施一系列结构改革，提高和稳定全球需求，促进就业增长，提升增长潜力。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上重新设计了结构性改革的议程，确定目标。

本次杭州峰会再次强调决定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全球增长开辟新路径，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2016年7月的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成了G20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其中，优先领域包括促进开放的投资和贸易；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促进创新；促进竞争，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和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促进包容性增长。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G20框架下标本兼治促增长的思路。

在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后，中国率先启动进行结构性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当前的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要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积累了相当多的治理经验和成绩，主导推进此项议题，表现出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责任感。实践证明，短期工具如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需要我们调整政策思路，改变中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现状，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只有通过扭转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减缓的局面，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现状，实现有效的创新驱动，才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出萧条，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实践可以为全球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G20在贸易领域的推进是中国担任主席国的又一重要贡献

主席在峰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2016年G20在贸易领域的推进是中国担任主席国的又一重要贡献。

回顾历届峰会，G20尚没有将贸易和投资单独列出作为主要议题深入讨论，有关贸易议题的成果或共识，大多还停留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呼吁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倡议，并没有落实任何的行动方案或确定时间进程。直到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推动了WTO巴厘贸易部长会上达成“早期收获”协议，巩固和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地位，为WTO多哈回合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

本次杭州峰会实现了贸易议题多个“第一次”的突破：第一次在G20框架下设立了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机制，第一次确认将G20的贸易部长会议常规化和机制化；了第一份G20贸易部长会议共同声明。峰会批准并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成为继WTO巴厘会议、内罗毕会议之后，全球贸易自由化推进的重要内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具体内容包括七个方面：降低贸易成本、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促进服务贸易、增强贸易融资、制定贸易景气指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推动贸易和发展。G20还一致决定推动尽快实施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努力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个百分点；落实在2016年底前达成一个富于雄心、面向未来的《环境产品协定》，在广泛范围内削减环境产品关税。

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也面临外贸“低增速”的新常态，2012年至2015年贸易增速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速，2015年对外贸易大约下降8%，但仍保持了在全球贸易份额中的不断攀升，对外贸易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中国主导G20框架下贸易议题的深入，更有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世界对于中国承担贸易大国的责任，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的期待。

G20的贸易投资机制化充分肯定了国际投资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作为贸易部长会议共同声明又一大重要成果，G20框架下推动投资自由化议题，建立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有助于改变全球投资管理体系高度碎片化的现状；有助于促进全球投资政策协调，为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提供更强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有助于为各国协调制订国内投资政策和商谈对外投资协定提供重要指导，弥合国家间投资政策分歧；为下一步建立WTO式的国际投资多边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将投融资问题单列为议题，就长期投资融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融资等达成了共识。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公报中重申了“全球贸易和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引擎”，承诺通过调整后的增长战略，推动贸易和投资；并要求贸易部长定期举行会议，同意建立支持性工作组。可见，中国作为G20“三驾马车”之一，对议题设定和成果推动的引领能力得到充分体现，杭州峰会的成果充分落实了安塔利亚峰会的承诺和要求。由中国主导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促进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一体化的发展，逐步构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全球网络，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符合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架构，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国际金融构架改革是G20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中国也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倡导者。2009年G20伦敦峰会达成了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用以遏制危机进一步加深，加强金融机构和重建信心，稳定金融市场。计划中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上升至7500亿美元。中国承诺参与该计划，并购买500亿美元IMF债券，使得中国的投票权从3.8%提高到超过6%。

本次杭州峰会承诺“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加强落实各项金融改革举措，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2016年中国担任主席国以来，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本次峰会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强调了国际机构对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的重要性。承诺积极迎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并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额公式。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时间表及原则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投票权和发言权。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使用以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表示欢迎。完善和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完善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中国还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创建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这都表明本届峰会在国际金融改革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2016年是落实2030发展目标的重要开局之年，2016年G20峰会的重点推进领域之一即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力求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未来15年的全球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是G20峰会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也是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展现了G20协调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导力，对巩固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意义重大。杭州峰会公告还承诺通过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提高能源可及性、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2010年首尔峰会通过了《增长共享的首尔发展共识》，明确表明G20成员国对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持，此后发展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后危机时代，G20的首要任务和核心议题就是发展，应注重机制化建设、平衡发展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经济的领头羊，中国倡导并力求形成关于发展的国际规范准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中的诉求和主张，体现了主席国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杭州峰会是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难得机会，彰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明确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7

关键词峰会外交全球治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热点。学界虽然对具体峰会机制的探讨出现了大量的成果，但缺乏总体上的分析和研究，如什么是峰会外交？它与首脑外交特别是多边首脑外交是什么关系？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峰会外交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笔者拟在厘清峰会外交概念的基础上，就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解答上述问题有所帮助。

峰会外交的涵义

英语summit一词是丘吉尔1953年最早使用的，用来呼吁召开首脑一级的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议，1955年东西方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后，西方新闻界开始使用这一术语。鲁毅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147在中文里，最初翻译为“最高级会议”或“首脑会议”，现在有人根据经济效率原则，直接翻译为“峰会”。郑艳.从“最高级会议”到“峰会”：谈英语外来词译法及效率原则.语言学.2006（3）：159160当然仍有人继续沿用“首脑会议”一词。根据检索，《人民日报》最早是1994年7月17日在新闻报道使用“峰会”一词的。根据人民日报光盘（1946—2009）检索，标题是“敌对数十年约以峰会华盛顿晤前会各方克卿先行访中东”，《人民日报》，19940717从广义上讲，凡是组织、团体或特定行为主体之间召开的最高级别会议，都可以称之为峰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它既包括多边舞台上的最高级会议，也包括两个国家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甚至非政府组织召开的高层论坛也称之为峰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峰会外交不仅包括以多边最高级会议为舞台而开展的外交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和政府首脑开展双边会晤的外交活动，甚至包括非政府组织通过高峰论坛而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但大多数人都是从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即峰会外交是以多边最高级会议为舞台而开展的外交活动。根据检索，目前以峰会外交为标题的四篇新闻报道和分析均是从这个意义上讨论峰会外交的。以题名为“峰会外交”在知网检索的结果（检索时间：2012年8月20日）：金灿荣，董春岭.高密度峰会外交彰显中国风采.前线，2009（11）；新华社记者.中国峰会外交又一轮高潮将至.新华每日电讯，2010042；路昕.峰会外交：中国外交新亮点.文汇报，20100320；陈向阳.核峰会外交提振中国话语权.瞭望，2010（16）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使用“多边峰会外交”概念来区别双边首脑会晤（媒体报道时也经常使用“峰会”一词）。笔者认为，严格来讲，会晤与会议是有区别的。国际会议必须是一个群体的集会，有主持人，有明确的议题，有一定的议事规则等。杨冠群.国际会议：策划·举办·参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峰会作为国际会议的一种形式，本身就是多边外交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使用“峰会外交”概念就可以了，无需前面加“多边”一词限定。峰会外交就是国家和国际组织首脑以最高级会议为舞台而开展的外交活动，既包括全体成员共同参加的首脑会议，也包括峰会日程安排或首脑们自己商定的小范围会议和双边会晤，正所谓“多边舞台，双边外交同样精彩”洪俊杰.胡主席在G20峰会期间密集会晤多国领导人：多边舞台，双边外交同样精彩.解放日报，20100628。由此可见，峰会舞台上的外交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峰会外交是一种综合性的外交形态。

作为最高级会议，峰会外交的参与主体必须是各国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所以说，峰会外交属于首脑外交的范畴，但峰会外交不等于首脑外交，也不等于多边首脑外交。虽然它与多边首脑外交都是首脑外交的一部分，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一致的。但它们又是从不同的角度定义的，多边首脑外交是就参与主体而言的，峰会外交是从最高级会议这个外交舞台来定义的，角度的不同导致了二者的差异。其一，峰会作为国际组织的最高级会议，它只能是一个，或国家元首会议或政府首脑会议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议，具体则取决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国际组织的具体安排。但多边首脑外交则不同，它可以有两个。如果一个国际组织，既有国家元首会议，也有政府首脑会议，显而，二者都是多边首脑外交的范畴，但作为最高级会议的峰会只能有一个，峰会外交只能是指以国家元首会议为舞台而开展的外交活动。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人们通常把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称之为峰会，而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只是多边首脑外交，而不称为峰会外交。其二，部分首脑与其他外交代表一起参与的多边外交活动不属于峰会外交的范畴。有些国际会议、重大庆典等活动，会议（或活动）发起者并未明确邀请首脑参与，但部分国家为了显示重视，特派首脑亲自参与。这些多边外交场合，对与会的部分首脑而言可以说是多边首脑外交，但绝不能称为峰会外交。峰会作为最高级的外交舞台，参与者必须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或其代表。由此可见，峰会外交是首脑外交的一部分，它与多边首脑外交既有一致也有区别，峰会外交有其特定的内涵，不能简单地把峰会外交等同于多边首脑外交。

如果把峰会和峰会外交视为一种国际机制的话，那么根据机制化程度的不同，峰会外交就可以分为正式峰会机制和非正式峰会机制。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机制的协议和承诺是否通过“法律制定的方式”来达成，如果成员国在机制内意图达成的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和承诺，那么这样的机制就是正式国际机制，如果成员国没有意图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样的机制就是非正式国际机制。AbbottK.AnneMarieSlaughter//KeohaneR，SnidalD，eds.Legalizationand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2000（3）简单来说，正式峰会机制具有正式国际法律地位，其决议有法律拘束力。而非正式峰会机制则不具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对行为体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约束力，而只有政治上或道德上的约束力。刘宏松.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辨析.欧洲研究，2009（3）

正式峰会机制都是协定性国际组织设立的决策机构，其中，大多数为区域性国际组织，设立峰会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区域合作的发展，提升区域治理的水平。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资料，设置领导人峰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区域性组织有30个，约占网站所列综合性区域组织的79%，约占区域性组织总数的61%。根据外交部网站资料计算（2012年1月统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chn/pds/gjhdq/gjhdqzz/这些峰会机制都是依据区域性组织的章程设立的，其权力来自组织的授权，通过的决议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非正式峰会机制涉及面较广，主要包括论坛性国际组织召开的峰会（如G20峰会等）、协定性国际组织召开的非正式峰会（如联合国系列的纪念性峰会等）和独立的峰会论坛（如东亚峰会、亚欧峰会、核安全峰会等）。它们的非正式性主要体现在它的论坛性质，机制的建立缺乏统一的组织章程或条约，没有具体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其通过的公报、宣言等文件对参与者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与正式峰会机制相比，非正式峰会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2）也更有活力。

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论坛性峰会，虽然尚未实现机制化，但其活动也非常引人关注。大体可分两种情况：一是为解决特定全球性问题而召开的峰会。如2009年联合国发起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和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等；二是纪念性的或以增进友谊为目的的峰会，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等。这些峰会目前都只召开过一次，没有形成连续的、相对稳定的会议机制。但它们对唤起人们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对加深友谊、积累共识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峰会外交还可分为区域性、跨区域性和全球性三个层面。区域性峰会外交大多是区域组织内部通过首脑峰会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它既包括特定地域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召开的峰会外交，如欧盟峰会、东盟峰会、非盟峰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等，也包括地理上相交或相近的国家通过区域性峰会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如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峰会（在吸收美国、俄罗斯加入后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它的成员在地理上已超出了东亚的范围）等。这些峰会外交的前者大多数属于正式峰会机制的范畴，议题主要围绕区域合作而展开。后者则较为复杂，既有正式的峰会外交机制，也有非正式的峰会外交机制，讨论的议题既有区域合作问题，也涉及全球治理的问题。

跨区域的峰会外交是指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国家领导人通过召开最高级会议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大体上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洲际峰会，如亚欧首脑峰会，为了推动两大洲的合作，亚欧两大洲的国家领导人举行机制化的峰会，讨论彼此合作的问题；第二种是跨区域国际机制的峰会，如不结盟运动峰会、英联邦峰会（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法语国家首脑会议、金砖国家峰会等。这些国际机制是不同区域的若干国家基于历史联系或现实需要而建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深化合作、提高国际影响力；第三种比较特殊，从表面上看有双边的特点，实则是多边论坛，如中欧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跨区域性峰会已经成为洲际合作、跨区域治理的重要平台，但一般来讲，这类峰会外交大多具有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性质。峰会议题除成员之间的合作外，也较多地涉及了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和应对。

全球性峰会外交是指以讨论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为主要任务，不限于特定地区的成员通过举行最高级会议而开展的外交活动。从组织发起情况看，可分三种情况：其一是全球性国际组织发起的纪念性峰会，邀请对象包括所有会员国，如联合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峰会等；其二是针对特定全球性问题而发起的全球性峰会，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核安全峰会、世界粮食安全峰会等，发起者既可以是全球性国际组织，也可以是一个或几个国家。此类峰会参与者人数众多，包括了与该问题相关的大多数国家的首脑或其代表；其三是以全球经济治理为己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峰会外交活动，如G8、G8+n、G20等峰会机制。虽然峰会成员只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少数经济体，但它们声称代表国际社会，峰会议题也主要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规则等问题。重要的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有全球性。所以，这类峰会通常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当然，要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或许还需要解决合法性的问题。总的来讲，全球性峰会外交，虽然具体任务不同，但基本都是以全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非正式的峰会外交活动。

不同层面的峰会外交，基本对应着不同范围的全球治理。它们既相互独立，各自承担独立的治理任务，又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的需要。

峰会外交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应对日趋繁杂的全球性挑战、解决日益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全球性问题是指关系到整个人类利益、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须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06对具体全球性问题的概括，笔者比较认同全球治理研究的著名专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戴维·赫尔德的观点，他认为，“全球性挑战带给我们必须面对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全球共同关心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危机和生态系统损失、水缺乏）、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消灭贫困、冲突防止、全球传染性疾病控制）以及全球竞赛规则（核不扩散、有毒废物处置、知识产权保护、遗传研究规则、贸易规则、金融和税收规则）”[英]戴维·赫尔德.重构全球治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2）。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当下峰会外交的重要议题，如二十国集团峰会除了讨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外，还重点讨论了诸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共同发展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反对贸易保护等国际经济规则与制度等问题。而核安全峰会、联合国气候峰会等更是专门针对特定全球性问题而举行的峰会外交。所以说，除纪念性峰会和部分讨论内部发展的区域组织峰会外，大量的峰会外交都是在讨论各种威胁人类的全球性挑战，所以说“多边峰会外交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不可替代的重要平台”吴绮敏.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席出席核安全峰会侧记.人民日报，20100414。从这个意义上讲，峰会外交就是全球治理的平台，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来看，峰会外交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全球治理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超越政府管理而实现多种行为体共同治理的愿望，虽然不同理论流派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并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强调全球治理的多行为体、多中心、多层次等特点，认为全球治理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力量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乔红兵.全球治理及其制度化.欧洲，2002（6）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笔者根据政府作用的不同，将全球治理主体分为三类：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关于全球治理主体的分类，学界有多种观点，如有人将它们分为政府与政府间组织、私人部门包括私人企业和企业联合会、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合会；有人将它们分为各国政府、正式国际组织和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有人将它们分为民族国家、超国家组织、区域性组织、跨国组织和亚国家组织五个治理单元。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时事出版社，2010：23；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易文彬.全球治理模式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4）从经验层面看，政府的善治依然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关键。全球公民社会组织范围较大，牵涉面很广，它们一方面通过独立行动，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活动、舆论形成一定的压力集团，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既是政府权力的对外延伸，同时又具有非强制性和协商性，它们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全球治理理论的创建者罗西瑙认为，在全球治理的“权威空间”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8峰会外交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机构或最高论坛，既独自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又通过所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对一些全球性的论坛性国际组织而言，峰会不仅是该组织的核心，而且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标志，这些峰会本身就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如八国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因为峰会达成的共识不仅成为集团成员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基础，成为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推力。而一些独立的峰会机制（如东亚峰会）和特定的峰会外交（应对特定全球性问题而召开的峰会，如世界粮食安全峰会等）则作为独特的政府间最高论坛，直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并发挥独立的影响。同时，从参与者的政治影响来看，峰会外交作为全球政治精英集聚的舞台，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更是引人注目。“斯蒂芬·吉尔将确定全球治理方向的主要要素归结为‘全球化精英’，认为以西方七国集团为核心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力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逐步增长。这些西方的政治精英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对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转引自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国内也有学者将“全球精英”作为独立的全球治理主体。邵鹏.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吉林出版集团公司，2010：66总之，无论是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作为独立的最高级论坛，或是作为全球政治精英集聚的舞台，峰会外交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将峰会外交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台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性挑战和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迅速扩散到全球，影响和危害日益加深，有的已酿成全球性危机。这些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国际社会能迅速决策，立即行动。而常规多边外交则由于外交授权有限，沟通和谈判过程必须层层请示，甚至要经历多次反复，历时较长，可能会错过治理危机的最佳时机。相比而言，峰会外交的决策效率高于常规外交。因为峰会外交的参与者都是各国决策机制的核心人物，虽然各国外交决策体制不尽相同，但所有首脑都会拥有较高的决策自。因此，在峰会外交舞台上，首脑们经常可以根据互动的情势和国际局势进行即时的分析和决断，从而避免一般外交渠道的耽延或曲折。职业外交官维尔斯·赛耶承认，在首脑会议上几个小时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大使们按政府指令行事则可能要数周才能达到目的。[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463因此，在面对危机时，国际社会更期待峰会外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的横空出世并密集召开、金砖国家峰会的迅速兴起和其他峰会机制的快速发展，进一步说明了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G20峰会，它不仅成为应对危机的指挥中心，而且也成为应对危机的前沿阵地。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峰会外交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台前，加重了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

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后，峰会外交日益受到重视，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更是成为讨论的热点，既有期待和褒扬，也有质疑和批评。如对G8峰会的评价，有人赞扬它发挥了克服官僚政治障碍的政治领导作用，有人攻击它是一个过时的排外集团，有人指责它缺乏执行力。尼古拉斯·贝纳.八国峰会的作用.禅林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9）再比如说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被迅速推到台前的G20峰会，有人认为，历届G20峰会达成的全球经济刺激方案对于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具有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峰会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也开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孙丽丽.从应急机制到合作平台：G20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机制.亚非纵横，2010（5）还有人认为，G20峰会不仅可以视为是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国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是既有大国美国与新兴崛起大国中国在国际体系层面互相调适的平台。……G20峰会一旦成功就不仅仅可以服务于解决经济危机的一时之需，而且也可以服务于大国关系最终跳出“悲剧”的历史目标了。王俊生.G20峰会：跨越“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报道，2010（7）在这些支持者看来，G20峰会的召开不仅对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作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还标志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转变，甚至对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质疑和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除了对峰会外交庞大的安保和高昂的费用提出批评外，对非正式峰会机制的批评更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峰会功能的质疑，认为非正式峰会外交就是一个清谈馆，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有人认为，G20峰会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场所，它是号召性的；霍建国.G20峰会为世界经济发展“把脉”.今日中国论坛，2010（7）二是对峰会外交执行力的质疑，如有人认为，峰会讨论的结果不会具备法律效力，参加国也没有执行的义务，因此即使会议的结果看上去具有约束力也不一定会被执行。李杰豪，张心雨.论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因此，有一些观察人士戏称峰会“有口号、没行动”，或“有共识、待行动”。《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G20峰会共识如何兑现.中国经济周刊，2009（13）甚至有人调侃G20峰会是20个国家在紧急情况下集中在一起的“强制婚姻”，它缺乏习俗适应的过程，没有感情基础，更重要的是，缺乏相互信任。[瑞士]让·皮埃尔·莱曼.G20峰会因何颓败？.中国企业家，2008（23）人们对其他峰会外交的评价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都是有褒有贬。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评价，固然有峰会外交自身的问题，但与评价者不同的价值观、利益得失和观察视角也有密切联系，以致于对同一场峰会，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如2009年G20伦敦峰会既被人标上“历史性”的标签，又被评论说是一场“无用的集会”。周南.G20峰会：承载全球期待.中国劳动保障报，20090410

笔者以为，如潮的评论、激烈的争议恰说明了国际社会对峰会外交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望。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峰会外交的高密度和集群召开态势，进一步说明了峰会外交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从总体上看，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峰会外交不仅弥补了现有治理机制的缺失和不足，而且还发挥着引领、协调和推动全球治理发展的作用。

第一，引领作用。引领，简言之就是引导、带领的意思，引领通常是领导人的主要职能。峰会外交作为领导人的集会，自然要发挥领导人的引领功能。2011年东亚峰会上，总理明确指出，多年来，东亚峰会作为“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就推动东亚峰会发挥战略指导作用提五点建议.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20111119/106776.shtml峰会外交对全球治理的引领作用首先表现为对所属国际组织的发展方向、主要工作的引导。在正式治理机制中，峰会外交的引领作用是由组织章程赋予的。如《上海合作组织》规定，国家元首会议是本组织最高机构，它确定本组织活动的优先领域和基本方向，决定其内部结构和运作、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相互协作的原则问题，同时研究最迫切的国际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网站.http：///CN/show.asp？id=162在非正式治理机制中，峰会外交的引领作用是通过它们达成的共识和承诺来体现的。作为峰会外交的成果，共识虽然比较原则或抽象，但它反映了领导人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视和合作应对的政治愿景，体现了峰会领导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原则和思路，为未来全球治理奠定了政治基础。而“承诺是峰会公报中规定的、由各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同意的、彼此分离的、将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加]彼得·哈吉纳尔.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演进、角色与文献.朱杰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81。承诺需要落实，领导人峰会结束后，相应的部长级会议以及其他为落实领导人承诺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则成为峰会外交引领作用的最佳注脚。

峰会外交的引领作用并不限于国际组织自身，而是涵盖了全球治理的整体发展和前进方向。因为大量峰会外交的议题都超出了国际组织内部治理的范围，形成的共识和承诺也包括了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协调全球行动等广阔的问题领域。比如G20峰会引领和推动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改革，就超出了二十国集团的范围，引领着全球经济治理向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赵青松.G20机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及策略选择.亚太经济，2011（5）

第二，协调作用。全球治理的过程是指全球各层次的公共权力和全球公民社会遵循正式或非正式程序、规则和制度，协同应对和管理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过程。在多元参与的全球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机制繁多经常导致政出多门、政策相互矛盾和冲突。而这种涉及不同类型的主体、牵扯不同治理机制的协调一般都需要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和定夺。因此，峰会外交的协调作用首先表现为解决、协调、统一这种不一致性，实现“治理的治理”，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多边峰会外交为何在冷战结束后更加流行的一个深刻原因。庞中英.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国际观察，2011（2）其次，峰会外交的协调作用表现在对世界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客观上要求相应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政策协调，否则必然导致全球化发展的无序、失衡和危机。景跃进.演化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挑战与前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4）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了世界经济协调缺失或短板的危害性。协调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工作，峰会外交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无疑要承担世界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任。在G20伦敦峰会讲话中强调“我们应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总体上的一致性、时效性、前瞻性”，只有各国携手合作、相互支持，才能共克时艰。.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0403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中，除正式多边机制外，非正式峰会机制在后危机时代显得更加枪眼。特别是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由于这些机制的核心就是峰会外交，其他级别的外交工作就是围绕峰会外交而展开，包括峰会前的准备与初步协调以及峰会后的贯彻与落实，因此峰会外交的协调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研究中心主任柯顿将当今的协调外交与历史上大国协调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国协调外交的特征就是：彼此独立、平等的大国为共同应对危机而结成的排他性集团，通过制度化的峰会外交提供国际秩序及体系稳定。韦宗友.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外交评论，2010（6）笔者虽不赞成把大国协调等同于峰会外交，但必须承认峰会外交在大国协调中的核心地位。

峰会外交的协调应该说是全球治理中最高层面的协调，具有权威性和较高的可信度，比职业外交也具有较高的效率。但一方面，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协调工作非常艰难；另一方面，由于上升到峰会层面协调的事务一般都是更为复杂且事关重大的问题，协调的难度也超出一般的职业外交。因此，在峰会外交舞台上，协而不调、协商无果或避重就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三，推动作用。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主要源于峰会外交的决策功能。峰会外交通过就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政策、行动的决策来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在正式国际组织中，峰会外交本身就是该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在非正式峰会机制中，峰会外交也是形成共识和承诺的决策平台。不仅如此，峰会外交的决策多数还具有突破原有外交僵局的作用。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其他级别外交遭遇僵局是常有的事，一般情况下，它需要借助较高级别的外交来突破。“传统或部长级外交形成的僵局，可以通过首脑外交迅速加以解决”[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463，峰会外交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舞台，正是打破僵局、实现外交突破的重要机会。因为峰会外交的参与者是国内决策体制的核心人物，对外交决策有较大话语权。而决策者之间面对面的相互交流，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也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谅解；况且领导人通常会站在战略高度看待国际问题，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宽的视野来进行判断分析，因而有可能抛开具体细节困扰而达成共识。“首脑之间的直接交往不仅可以避开一些纠缠不清的技术细节，直面问题的核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避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以个人之间的情谊化解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世界知识，2004（8）总之，峰会外交不仅通过常规决策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而且通过突破性决策打破了国际合作的障碍，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合作领域。

在危机关头，峰会外交的推动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危机的紧迫性不容许进行漫长的讨价还价，因此，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和期待峰会外交，希望通过峰会外交能迅速做出决策，控制并解决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决定以G20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并推动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充分体现了峰会外交决策的突破功能。因为此前的二十国集团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曾多次讨论过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问题，陈素权.二十国集团在全球金融与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4）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最后还是G20峰会推动并促成了改革。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峰会外交都能取得突破，但G20峰会通过突破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危机；国际资源；全球化

所谓危机是指“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人员、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危机可分为一般危机和公共危机。一般危机主要局限于私人部门层面上的危机，而公共危机是指对全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构成威胁的状态或事件。由于人与自然、人类社会内部之间矛盾的加剧，现代社会已进入了危机频发的时期，任何国家和政府都将始终面临或隐或现，或急或缓的危机挑战。如美国“9.11”恐怖袭击国际恐怖主义危机、“禽牛感”、sars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印尼海啸、中国5.12汶川大地震、巴基斯坦洪灾等自然灾害危机以及2011年3月11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危机等，都严重危害了世界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些公共危机事件让人们一次次地意识到，如何应对公共危机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摆在各个国家、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公共危机应对网络

公共危机由于其具有的突发性和紧急性、严重威胁性、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超国家属性或全球性等特点，所以在应对公共危机时需要最大可能地吸收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形成社会整体的危机应对网络。其网络主体主要有政府、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社会公众以及国际资源这五个方面。其中，政府部门是公共危机应对网络中起着中心枢纽的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然要承担危机管理的职责。同时公共危机应对的好坏也影响政府的形象及其公信力。非营利性组织和营利性组织是危机应对网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的人员派遣、物资援助、募集资金、心里援助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社会公众是公共危机事件的直接威胁对象，因此也是危机应对的“直接主体”。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可能地降低或减少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或损失。公众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和应对能力同时也是决定政府危机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国际资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愈加重要。本文将着重对公共危机应对网络中利用国际资源做相关分析。

二、公共危机应对网络中利用国际资源的优点

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日益增强，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世界形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也使得公共危机的蔓延和影响愈来愈呈现全球化。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及海啸并导致核泄漏事件，再次引发了全世界人们对核危机的恐慌和关注。对这种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解决的，需要寻求多国的合作，整合利用国际资源来加以应对。得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一些国家都对本国的核设施进行安检。如中国立即组织对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核电项目。德国暂停2010年通过延长核电站运用期限计划3个月，在此期间，对所有17座核电站安全性进行毫无保留彻底检查。瑞士宣布暂停境内5个老化核电站更新换代计划及新建核电站计划，强调安全是当下最重要问题。同时，各国应在公共危机应对网络中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发挥其优势。

（一）通过利用国际资源，降低危机救治成本，提高危机救治效率

由于公共危机其特有的属性，使得遭遇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在应对危机时，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资源紧缺。不仅体现在资金、技术和信息的紧缺上，同样也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匮乏上。特别是对于某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技术比较落后，致使许多鲜活的生命因国家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不及时、不到位而白白葬送。但如果接受国际社会合理的救援，如先进的仪器设备、医疗水平或高水平的专家建议，则可以大大减少危机救治成本，提高救治效率。

（二）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可以有效消除危机，重建文明和谐的世界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往往使得发生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发生“蝴蝶效应”，迅速蔓延至其他地区，甚至引起全球性的波动，引起人们广泛的恐慌和不安，破坏了人类文明和谐的生存环境。如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世界的经济来说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各国在寻求自救的同时也不断强化国际间的协调，共同采取行动，在走出本国经济困境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在危机应对中，整合利用国际性资源可以有效消除危机，重建文明和谐的世界。

（三）通过合理利用国际资源，树立开发负责的国家形象

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也是对一个国家政府能力的考验。在危机中，政府面临的挑战不单纯是一个危险性事件，而是一种涉及内部与外部多重利害关系的复杂困境。特别是“世界地球村”的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异常迅速和宽广，如果一国政府不能很好地应对本国的突发性危机，不仅使本国的民众对其不信任，同时也会有损国际上的形象。笔者从中国1978年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比较加以说明。1976年唐山大地震使一个拥有120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瞬间夷为平地，这不仅是中国国内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罕见的自然灾难。灾难发生后，国际社会中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伸出援手，主动表达救助意愿。但由于当时“”尚未结束，党和政府拒绝了国际援助。这也导致唐山地震中死亡人数高达24余万人，灾区重建工作也举步维艰。而在中国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对国际援助的态度则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在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便呼吁国际社会实施人道主义救助。据统计，汶川大地震共接受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援和救助，极大地提高了震后救援和灾后重建的效率，同时也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政府讲信用、负责任的风范。

三、公共危机应对网络中利用国际资源的弊端

（一）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导致国与国之间发生矛盾

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由于时间宝贵，而各国对危机所提供的应对措施又不全然一致，并且又可能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就使得危机应对过程中各国人员之间难免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影响了危机救治的过程，伤害了两国或多国人民的感情，甚至矛盾会激化、上升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政治外交上的摩擦。

（二）一些国家或组织从各自利益出发，做出损害受助国利益的事

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实施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为名，实则是为了窃取受助国国家机密、干涉该国的内政，甚至是控制该国为目的，而实施一些危害受助国利益的行为。这也是公共危机管理中国际救助的困境。

（三）国际援助可能会让一些专制政府对公共危机应对更加懈怠

由于自然灾害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升级，国际社会也给一些受灾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但是，对于像巴基斯坦这种的非民主受赠国来说，只会使其更加堕落。因为这些紧急救助款到账快而且监管很松，政府并没有把它们用在“刀刃”上，而是通过收买贿赂国内权贵得到他们的支持来维护自己的政权。对非民主国家而言，如果他们切实有效地保护本国民众远离灾害或消灭动乱，他们就自己切断了一条重要的财路。

四、合理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应对公共危机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利用公共危机中国际资源的优越性，并克服其存在的弊端，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建立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

公共危机根据不同的危急情形和不同的社会危害程度有不同的分类，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危机应对都需要依靠国际资源，只有那些有一定级别、有相当社会危害程度的公共危机性事件才需要启动国际合作机制。虽然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危急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了分类管理。但这些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协调应对地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需要建立国际统一的危机分级标准。

（二）在政府要有全球化意识，协同应对危机

在全球化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超国家属性和全球性，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要有全球化、开放性意识。在本国发生公共危机时，要以主动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他国的合理正当的国际援助；在别国发生公共危机时，则要积极主动的施予援手，提供可能而别国急需的人力、资金和技术信息。这不仅可以挽救更多灾民的生命，而且有利于经济生活的暂时缓解，并且对重建灾区也有积极作用。同时，在积极争取国际性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信息方面的沟通。要从战略协作的角度看待和处理公共危机，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彼此间的误会和分歧，最大效率地消除灾害后果。

（三）在利益共同点基础上达成合作共识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有个共同的社会观念：即社会系统及子系统若想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得以存在和延续，必须要社会成员对该系统达成一种“共识”，这样才可能与合作中抵抗危机，在受助国接受国际援助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援助方所附加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这就需要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寻找利益共同点，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实现利益互惠。

（四）完善联合国为核心的危机管理平台，建立公共危机全球合作应对机制

联合国是全球最大的、最具有权威性的政府间组织，其宗旨是为了谋取全球、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当前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合国。对某些国家滥用国际援助资金的问题，可以以联合国作为第三方来控制援助发放的资金账户，只有危机问题被解决的时候，资金才会流入受助国的政府户头上。同时，也可以以联合国为核心，在危机救治中，各国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联合国协调小组来协调工作的有效展开。但联合国由于自身囿于国际政治领域的强权政治格局，离真正的公平公正尚有差距。因此，要加大联合国改革，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1、(澳)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中信出版社,2001.

2、王晓成.论公共危机全球化趋势[j].社会科学,2004(6).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9

【摘要题】专题探讨

【关键词】全球历史意识/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正文】

从1844年马克思设想通过建构“政治文明”来废除集权制，到2002年江泽民同志提出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蓬勃生命力，已经经历了一个半多世纪。在这一历史长段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球历史进化过程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竞争比较下生存和发展，在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意识、政治取向、政治行为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及其实践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世界社会主义兴盛而跌宕起伏，为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既提供了有价值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深刻教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发展和进步，因此只有立足全球历史视角才能完整、合理地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变迁和发展，也只有适应全球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才能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球历史变迁

政治文明是人类活动的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成果总和，是人类政治进步的标志。为了追求政治文明，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随着制造和使用工具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逐步以智性、理性、人性战胜了物性、本能和兽性，逐步摆脱了蒙昧和野蛮，步入文明的时代。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虽然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人类为了追求这种真正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政治文明却进行了不息的探索，其历时同人类文明变迁一样久远。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萌芽阶段

社会主义总是同对理性进步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信仰推动着人们试图废除不平等和等级剥削制度，实现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从原始宗教信仰到古代神话都反映出了人类从来就向往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瑕疵的天堂乐园，采取的途径是对自我和自然知识的不惜探索。按照基督教教义，亚当和夏娃冒险吃了“智慧树的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为将生火的技术馈赠给人类而受到诸神的惩罚。西方宗教话语往往将这称为“人类的堕落”，其实这恰恰表达了人类为战胜野蛮而进行的斗争，因为这种追求知识和探索自然的价值在于使人类经过资本主义的“进步”摆脱原始状态，最终进入消除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了十八世纪，对于圣西门这样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的蒙昧和专制制度，开辟了欧洲广泛的科学创造和政治文明的先河。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圣西门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出发，设想了一个强调科学探索由技术专家群体——牛顿参议会(CouncilofNewton)管理的理想社会。圣西门虽然死于贫困，但其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发展了共产主义原理，包括消除私有财产制度、社会集体化、建立公社等思想。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工作似乎相当实用和理性，他试图建立和管理一种理想的工厂或者公社，如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美洲的新汉莫尼（英文意指新的和谐）等。当这些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后，他出版了《新道德世界书》，成了空想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革命的蓝本。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性阶段

诺曼柯恩曾经认为，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千年理想”(millenarianideas)——在基督教思想中意指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天堂乐园，通过变革来取得对一切污浊的清除，使人类在末世来临前各得其乐。（注：NormanCohn，ThePursuitoftheMillenium，SeckerandWar-burg，London，1957，passim.）不过对马克思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圣西门空想的技术专家共和国思想，但与圣西门的不同在于，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和理念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理性的科学。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案》中就把政治文明（如“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布和实施、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等）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恩格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了分析，在《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和国家》中指出同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群婚制和对偶制不同，文明时代的家庭以专偶制形式出现，专偶制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在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国家则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即人类进入到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状态。但在奴隶、封建的专制社会甚至资本社会，这种政治文明表现出了赤裸裸的等级压迫，它同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相关，因此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政治文明。为此，恩格斯设想了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形态，应该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阶段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化之前，人类政治文明一直是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注：高健生：《政治文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思考》，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人类政治文明那种始终表现着等级压迫的政治统治关系、不平等不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和少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只是当全球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始从理性进入实践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制度化，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71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世界范围内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使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政治文明制度变革上，社会主义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受压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推进到了更高层次。

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无论在那方面都是一个落后的典型，甚至是一个如德里克说的“背逆时间”（注：德里克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中，引用过马克思一句话说中国是一个“背逆时间像植物一般懒洋洋地成长的社会”（按照我国的翻译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的社会。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中国在当时确实同资本主义活力形成了明显对比，在政治文明进化上也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后面。然而，二十世纪的最大讽刺是，中国这个“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社会不但没有死去，相反却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堡垒，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应验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普遍化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预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成了在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活见证。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生存比较

在后，一批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完全无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存在的现实，宣扬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其中，美国自由主义学者福兰西斯福山于90年代初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文版名为《历史的终结》，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中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或者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未来将是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而社会主义和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已没有地位。这里无意对福山等人进行全面回应，只是通过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比较，展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

（一）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并不完美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曙光。西方资产阶级以文艺复兴为先导，举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大旗同封建专制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按照洛克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和密尔的“代议制理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资产阶级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就不再把民主给与人民。直到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继而最终引发两次腥风血雨的世界大战，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珍宝的东西就更是变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希特勒这个二战时期的战争狂人不正是这种民主选择的结果吗？即使是今天号称已经在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世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也照样可以一口气数落它十大弊端（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19页。）：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是一种预谋（为了最大利润而追求新市场、新技术和新全球竞争）的新失调；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权力的大量剥夺预示了“一种国界和身份的新经验”；经济大国之间的经贸大战控制了国际法的不平等应用；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自由市场的控制方面的无能而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常规武器和高技术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常规的调整范围；核扩散甚至连国家机器都无法控制；借助电子技术使因古老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界、本土、血缘的原始概念而起的战争加剧；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蔓延；国际机构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操纵。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确实并非如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它自身引起的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着这个号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以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压制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这种变化确定了一种基本的政治文明模式，使人类政治实践不再依循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怪圈周而复始，而是可以尝试跳出并且打破这一怪圈。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的强大感召力，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在政治意识上，社会主义表现出了开放和自我发展的科学态度，不断克服教条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无不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政治取向上，社会主义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倾向，表现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要求。在政治行为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少数人的专政形式，第一次实现了由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形式，使人类政治文明真正确保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地位。社会主义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主体地位，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进化高度。

（三）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远远没有达到其标榜的自由民主高度，它存在的诸多弊端正是其自身的等级压迫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通过政治实践维护那些处于不平等地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民族和公民的权益，使等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抵制。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学者才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就有其生存、发展的土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有发展的必要。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的困扰之中，最终选择了对自身加以改良的方案。诸如适度地扩大民主、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对足以引起对抗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做出必要的约束等手段，使战后资本主义能够延缓生命并得到发展，也使当今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浑身毛孔都透着血腥的资本主义。然而，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改良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际强权行径的有效遏制和制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改良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可能达到当前的这种程度。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是在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下进行的，有许多做法甚至直接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凯恩斯主义的摇旗呐喊之下，社会主义倡导的混合经济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改革的榜样，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各个层面。

（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揭示了一种人类基本的政治文明发展趋势：最终趋向消除等级压迫制度，尽管这种消除还要经历许多艰辛和困苦。后，大多数曾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终结，或者人类政治文明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它只能说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制度封闭、个人专制和“中心论”意识后，必然会丧失社会主义的制度活力从而为全球历史发展所抛弃，更说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倡导一套以反对等级压迫和实现平等民主为核心的价值和制度理念。这种价值和制度理念对自由资本和市场流动的消极后果的警惕和批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显得更有说服力，实际上有助于全球化摆脱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包括南北国际政治关系紧张、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人权和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毒品和艾滋病泛滥等全球性问题），成了确保全球化和平发展与众多等三世界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协调核心已经转到了不受公共行动控制的资本和市场限度这些依靠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正在面临着全球化的合理性危机，而为了维护自身的合理性只能是对其等级压迫制度做一些修修补补。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人民群众作为政治文明实践主体，才能正视和承认自身的种种不足、大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对自身加以不断的改革与完善，从而才能真正展示出人类政治文明深远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

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双重影响

全球化主要是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的过程和趋势。尽管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由于经济与政治两者密不可分，因此全球化也必然通过国际政治表现出来。上文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能够起到某种矫正作用，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毕竟还处于强势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这意味着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不能小视。

（一）全球化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

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根本动力，通过信息技术、网络经济等形式，推动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这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新的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促进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带来巨大动力和有利条件。全球化倡导一种开放、多元化发展的世界文化，特别是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扩展，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国际文化环境。全球化也给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成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可以形成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世界各国在交往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局面，使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中产生的开放的政治心态、民主的政治观念、改革进取的思想精神、与强权政治斗争的政治立场、振兴民族的统一政治认同、参政议政的政治欲望以及对各自政治文化的反省，都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发展。

（二）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以此来开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在于它们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利用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无国界行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试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安全、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以及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按其制度框架约束和要求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体制。这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内制度安排与国际制度安排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多元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表现为实行财产权制度的私有化、政府管制经济权利的放松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等。资本主义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和政治文化观念被冠以人类基本价值的美名，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会产生强大冲击。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资本主义全球化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和管理体制相对薄弱，这对我们在参与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竞争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驾驭国际风云变幻的宏观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大国坚持冷战思维模式，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人为地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利用各种手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这也将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

全球化影响既然无可避免，为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应对相应的挑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就必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将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先进部分，只有融入全球历史发展进程，始终代表全球历史的文明发展方向，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否则就可能演变成为“区域性共产主义运动”，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较之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政治文明，只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强调资本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实为推行强权政治，根本不可能自动带来世界政治民主化，推进的只能是一个少数人的经济全球化和不人道的反民主化过程。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全球历史难题，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完成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我们参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参加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不仅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积累国际政治斗争经验，增强国际政治参与能力，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保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参与全球化进程才可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制度创新，实现全球性契约民主治理，推进全球经济繁荣、民主进步和文明发展。

四、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从全球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方向，但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历史也不长，如何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面对这一课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探索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曾经出现过难以避免的曲折和失误，在新的一个世纪中，面对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通过改革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承担起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

（一）从参与全球历史进程反思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

按照杨雪冬的看法，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恰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9年到1978年和从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阶段。（注：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8页。）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基本上横跨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这三个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在被披上文明外衣的坚船利炮之下从一个古代文明中心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历史，中国随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府成为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民间力量则以各种方式试图摆脱西方人的控制。这时中国共产党集中代表了民间力量的这一诉求，并从俄国十月革命找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路。在第二阶段，我国开始以苏联为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摸索，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为营造公正平等的全球参与环境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付出了政治文明实践单一、封闭和僵化的巨大代价。到第三阶段，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由于我国经济主动深入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对外开放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开始逐步走上了面向世界的变革之路。总结以往我国社会主义主义政治文明实践，可以得到如下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避免封闭和僵化，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始终同全球历史进程与时俱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经建立就可以达到相安完美的高度，它需要在国体、政体、政党各个层次进行完善，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能以政治运动、群众斗争、行政命令等方式取代其应有的制度建设。

（二）在全球性与本土性互动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民主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大法宝”。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一直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支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我们决不会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中国人早已根据自己的特定条件作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那就是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或者发展方向，但这并非只是政治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话语，而是主要的是基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追求，必须在制度和法律意义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以往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中“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只有促进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地遏止和消除政治文明建设中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政企职能不分、缺少权力制约等现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一项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政治任务。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性交融互动的道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开拓本土政治文明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发展相结合，建立起一个适应本国实际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体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创新就在于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时代特征，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模式。同时，根据全球化的客观要求，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改革政府结构、调整政府与企业相互关系，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政府管理机制日益民主化，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领导能力，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球历史中的优越感。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核心价值；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1-0079-06

[作者简介]王虎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博士

一、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与“中国特色”

实际上，“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充满“价值”意蕴，因为无论是从理想、运动，还是从制度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本身所表征的正是一种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息息相关的价值诉求，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价值选择，有着自己独特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前提是“社会主义”，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答案，既蕴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中，而又需特别参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参照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当然，基于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而提出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它就不仅仅是“有”中国特色。而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提出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都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它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但它不等于资本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态。实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映，是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一种历史启示，是深刻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中国”实现方式及其当代意义的一种逻辑必然，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推进社会主义创新的一种现实要求，是从返本与开新的有机统一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是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看法进行改变的一种创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同志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称为中国共产党90年来所取得的“三大成就”，并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不仅旨在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而且力图凸显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和“中国特色”。事实上人们是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特色”这一概念的。有的人认为，“中国特色”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基本规定性是“四项基本原则”；有的人认为，“中国特色”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规定性通常是儒家思想；有的人认为，“中国特色”更多地是指中国的国情，如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贫穷落后，国民素质差，等等。

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可避免会深深地打上“中国特色”即国家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特色的烙印。从根本上来说，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任务、市场化的发展取向等都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在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回应“全球化浪潮”和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以其广泛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强大的整合力、引领力凸显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必然是在空间上“可普遍”、时间上“可持续”、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的一种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无疑是中国实现文化“软实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乎逻辑的直接产物，又是解决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的必要条件。

二、社会主义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历史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已经开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民族自救和社会改造，使一个有着灿烂文明而近代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东方大国重新和平崛起的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下发生了复杂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无论是民族意识的觉醒、现代文明意识的形成还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社会当时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在20世纪初即被介绍到国内，但它的巨大影响，却是随着中国近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英、美的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看到了真正能够“平等待我”(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随即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社会制度和理念，从而服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他们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为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和新的话语形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真正确立。但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教条化、僵化的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使社会主义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诚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民族和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和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专制政治、集权政治和人治政治形态，向现代的民主政治、公民政治和法治政治形态转型这一历史性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这个原因，致使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与发展经历了曲折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

“十年”的浩劫，几乎使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这种状况和结果并非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初衷与宗旨所在。痛定思痛，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1978年底，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并没有直接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是在他对这一基本问题的重新认识、思考、探索与回答中，实际上已经渗透和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的非常深刻的价值论思想。譬如说，邓小平从不同角度出发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际上这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亦反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虽然这些论断采用的都是排除法，但排除的结果恰恰是从正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为了进一步廓清改革进程中的障碍，邓小平同志又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结束了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神话，也真正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对接与互动的新篇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确立更使得社会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选择是伟大而正确的，没有这一选择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

如果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那么，中国人民正是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既实现了中华民族“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梦想，也标志着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可以说，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从传统帝制的中国走向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历程。

三、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价值本性”的凸显

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地统一，是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不断融合的结果。何谓民族?斯大林将民族定义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问法国人厄内斯特・勒南在《民族是什么》一文中进一步揭示出民族共同体“精神”和“灵魂”，他认为：“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共同受苦，共同欢乐和共同希望，这些是构成民族的东西。”就民族的成长而言，民族无疑是历史的产物，正如达意奇所言，“民族即是一个民族或若干血缘因素，在社会动员中递嬗的结果。”事实上，只有当一个民族完成了从经济民族向政治民族的转型之后，这个民族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现代民族。同样，对于国家而言，只有当一个国家完成了从“人种共同体”向“法律共同体”的转变之后，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诞生。何谓国家?康德曾指出：“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是由所有生活在一个法律联合体中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人们所组成的”公民联合体。实际上，在一个以人民权利为中心的共同体中，国家的利益与公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保障照管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这样，公民与祖国在更高层次上，更为实际的内容上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公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爱和忠诚自己的祖国。而在近现代所构建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现代民族共同体与现代国家共同体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当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血缘民族共同体将要加进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时，一种新型的共同体――民族国家――诞生了，这时，“民族”即与“国家”开始统一。

从民族国家的形式来看，作为一种新型的共同体，民族国家首先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事实上，“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宏大的人间叙事，是晚近人类无可选择的生活场景，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种经由法律拟制而获得的法律存在，而构成晚近人间秩序中的基本政治单元与基本法律单元，同时常常也是一种基本的文化单元和族群标签。而且，历史上的任何一部伟大的法典都是特定民族生存条件的浓缩，它承载着民族国家的当下存在。正如埃尔曼所说，伟大的法典都“负有统一杂乱的法律制度并以此帮助形成一个坚如磐石的民族国家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一个法律共同体。

从民族国家的实质来看，作为国际社会中合法行为主体，民族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美国学者艾恺指出：“所谓民族国家，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全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还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实际上，“民族国家”一词一直以来都用以指称国际社会中拥有身份的行为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国家就是指国家，具体而言，民族国家就是指“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将逐渐被各民族历史、文化上的对立所代替。黑格尔曾指出，民族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是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是民族意识和命运的物质体现。哈贝马斯也承认：“政治一意识形态共同体”是“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的国家”。诚然如此，但哈贝马斯也没有忽视而是专门讨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内在两重性，即由政治法律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同体双重性质所带来的双重归属感。一个曾经为知识分子争议且今天继续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实践的问题：“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如何与民族文化传统接轨?在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背后，还需要有相应的核心价值作为其公共文化平台吗?这一核心价值究竟是罗尔斯式的政治自由主义，即承认文化多元主义，在德性问题上保持中立，只是在正义问题上形成重叠共识，从而建立公共理性；还是像亨廷顿和麦金泰尔那样，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必须是一种整全性的、渊源于原初居民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在‘正当’而且在‘好’的问题上也形成社会共识?”也许，这些才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真正问题所在。

众所周知，全球化不仅是资本的载体，而且也是观念、文化、价值的载体。因此，在应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挑战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民族国家的价值本

性，发挥民族国家在增强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向心力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将是摆在许多国家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福山曾分析指出：“是让全球化毫无保留地摧毁传统的文化社区，还是让它只是破除那些功能失调的传统和社会群体，从而成为自己进入现代性的一个契机。”既然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那么，搭乘全球化的列车进入现代性的轨道，进而谋求新的经济规则和价值秩序，可谓现代民族国家顺时而动的不二选择。

诚然，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过程，但是正如吉登斯所深刻揭示出的那样，不可否认，在现实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从某些方面看，与其说它代表着均势学说的延续，毋宁说它企图把美国宪法条款推及全球”；虽然联合国对于维护国际安全无济于事，但人们对于联合国的关切“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基于对单个国家的深切许诺”，“它推进了而不是削弱了民族一国家作为当代普遍的政治形式的首要地位”。如此看来，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吉登斯分析指出，在西方，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社会领域开始分化，经济与政治相对分离，经济、政治与国家暴力工具相对分离，从而降低了暴力程度，缓和了阶级冲突。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自身的“价值本性”必然成为人们所关心和思考的重要问题。既然民族国家自身本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仍然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着，因此，哪一个民族国家若放弃价值的自身本体性，这个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本民族内部人民的强烈反对，亦会在世界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事实上，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主体价值基点的自身本体性就是必然的。那些以经济全球化中应遵守市场经济交往规则而否定价值自身本体性者，不是理论上的幼稚，就是实践上的别有用心。可见，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式微或民族国家认同话语的削弱，正如有学者所言：“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话语在这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上看来仍然会保持其重要性。”

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直都是为人类社会所公认且普遍接受的政治形式。这一政治形式担负着管理人们社会生活，整合人们社会关系，维系正常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相反，如果没有制度化和法律化。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就失去了民族的外观，政治行为就失去了国民公认的规则，就很难形成全民族的共识和内聚力。可见，现代民族国家在增强民族认同、民族共识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从国外建立社会核心价值的经验来看，当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国家力量(往往是政党)取代了宗教力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推动者，这成为一个普遍趋势。因此，就我国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具体而言，有赖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形成。原因就在于，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加速其政治现代化的助推器。“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得那么快速”，美国学者艾恺以法国为例分析指出：“法国国内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政治现代化――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说，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后发现代化国家总是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其首要目标。因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建立，这既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1篇11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

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三)以联合国为核心，建立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各种国际合作机制中，只有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是超越于个体国家利益之上的合作方式，如世界银行宗旨是“通过促进生产事业的投资，开发成员国的生产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最高水平的健康”，联合国的宗旨为“促进世界和平”，这些宗旨都是为了谋取全球、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因此，我们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也应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以联合国为核心，各国家通过签订议定书或国际合作协议，明确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时机、方式、程度、权利、义务以及风险与利益分担机制，并通过建立联合国协调小组来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

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国际性的危机预警、通报和信息制度，联合国协调小组在对各国的预警信息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危机分级规定及时地向全球预警和援助信息，从而保证公共危机能在爆发初期就得到有效的遏制。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篇12

【关键词】G20机制全球经济治理【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G20是一个典型的论坛机制，由领导人峰会、财金和协调人双轨道对话会议、部长会议、以及专业工作组和研究小组会议组成。与正式的国际组织相比，G20没有秘书处、国际雇员和专门的办公地点，这种非正式的国际机制特点赋予G20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落实效率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G20机制依然是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G20议程设置不断拓展，会议机制不断丰富

G20机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应对有可能蔓延的金融危机，在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主导下，1998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期间，由G7成员、中国和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韩国和澳大利亚等非G7发达国家共22个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召开了对话会议。随后在1999年再次召开了2次类似的对话会议，奠定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雏形。在这期间，G7就G20机制的成员构成、议题设置、会议安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组织的关系等进行了讨论，并最终选择了由成员国担任轮值主席，不设立秘书处的非正式机制安排。

1999年12月15日在德国柏林召开了首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参与会议的成员为20个，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这样的一份最终成员名单主要考虑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作为一个会议协调机制的最大容量考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与1997年金融危机不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在世界经济中心美国，为了遏制危机恶化和蔓延，美国、法国和英国共同提议升级G20对话级别至领导人峰会，以更好应对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升级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倡议早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时任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就提出过创建G20首脑峰会，他也因此被称为“G20之父”。会议级别的升级，标志着G20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也预示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实质性变革开始了。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明确了G20是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尽管这个首要平台身份定位是自封的，但是由于其成员构成的重要性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以及参会领导人的最高级别，决定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从2008年以来，G20机制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完善：一是议题和议程设置不断拓展。G20峰会的议程和议题设置一直处于扩大的趋势，迄今为止已经囊括了金融、贸易、投资、发展、难民、气候变化、反腐败等几乎所有的全球经济治理议题。G20机制本身也从危机应对为主的机制，转型成为长效经济治理和短期危机应对兼备的机制。二是会议机制不断丰富，更多的部长级会议加入，相关的专业工作组得以建立。目前，G20的部长级会议机制有7个，包括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发展问题部长会议、旅游部长会议和能源部长会议。G20的专业工作组有9个，包括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投资与基础设施工作组、就业工作组、发展工作组、能源可持续工作组、反腐败工作组、增长框架工作组、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工作组和贸易工作组。此外，还有2个研究小组，分别是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和气候资金研究小组。三是机制的建立，增强了G20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迄今为止，G20已经先后建立了6个组织，分别是工商20峰会（B20）、智库20峰会（T20）、青年20峰会（Y20）、劳工20峰会（L20）、市民社会20峰会（C20）和妇女20峰会（W20）。这些组织的参与者不仅仅局限于G20成员方，具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也弥补了G20机制的合法性不足问题。

G20机制具有灵活性、综合性和纽带性特征

一是灵活性。G20机制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员数量上的灵活性，与联合国相比，G20相对较少的成员数量更容易达成共识。并且G20成员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决定了其政治共识的国际影响力。二是G20论坛性质的灵活性，在G20层面达成的所有决议和共识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G20的决议需要通过相关的国际组织、机构和成员国来执行和落实。正是因为这样的软约束力，G20在推进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达成政治共识方面具备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G20的灵活性和缺乏落实机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G20执行力弱的批评可能忽略了在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和具体的应对政策及落实举措之间，需要有一个充分协调和沟通的平台，G20所发挥的作用正在于此。G20每届峰会都在不断凝聚和推进新的政治共识和意愿，并且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了政策沟通和协调的通道，保持了政策的相对透明，这一点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风险管控至关重要。

二是综合性。G20虽然是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但是其议程和议题所涵盖的政策领域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经济领域，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议题如气候变化、腐败、公共健康等都被纳入，G20机制的综合性特征日益明显。G20平台的综合性特征使得G20在提高政策协调一致性方面具备显著优势：首先，提高了不同经济政策领域之间的协调和保持政策的一致性的可能。G20平台对话包含了金融、增长、贸易、投资、气候、腐败和发展等领域广泛的议题，这些议题彼此关联并相互影响，统一到一个对话平台讨论有助于不同的政策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相互沟通，考虑到各自领域的政策外溢效应，减少政策对冲和相互抵消。其次，为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一致性提供了更多沟通机会和可能。作为领导人峰会，G20平台提供了一个在全球主要经济之间保持对话和政策沟通的机会，减少了政策不透明，提高了成员国之间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最后，在国际政策协调和国内政策落实之间建立了信息沟通渠道。G20领导人峰会的特性决定了领导人的政治承诺在国内政策落实方面的特殊影响力，G20具备推动成员国领导人对其业已达成的共识给予更多关注和重视的可能。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G20能够在这样一份包含17个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的全球性议程落实上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也再次证明了G20平台的综合性特征。

三是纽带性。G20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网络的一个链接中心。G20的纽带性不仅体现在将全球主要经济体聚集在一起，而且也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部分非G20成员聚集在这一治理平台上。从2016年G20杭州峰会公布的参会名单来看，除了G20的二十个成员方以外，乍得总统代比、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泰国总理巴育等嘉宾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等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与会。地区性的组织如非洲联盟、东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以及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参与G20峰会，增加了G20的代表性，也增强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网络中的核心地位。经过十一届峰会，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协调、信息交流和共同行动的治理中心。

G20将长期面临短期危机应对和长期促增长双重任务的挑战

从1999年到2016年的十八年间，二十国集团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G20获得中心地位的原因，在加拿大学者约翰・J・柯顿教授看来，其首要原因在于接踵而至的危机，尤其是一系列的动荡。其次是其它传统的正式多边组织单凭自身力量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它们却能为G20治理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力支持，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IMF、G7和G8。在中国学者黄薇看来，相比其他全球经济治理平台，G20在危机应对、政策协调、改革规划、领导人督促方面依然具有其自身优势。G20也是现阶段唯一能够做到兼顾议事效率、效力和南北共同利益的全球性共治型经济治理平台。尽管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内的核心位置获得了广泛认同，但是就G20机制而言所面临的挑战却有增无减。除了长期以来G20一直面临的代表性和合法性质疑，以及G20的落实和执行能力欠缺之外，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心的G20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和内部挑战。

就G20所面临的外部挑战而言，世界经济动荡有加剧的趋势。IMF在2016年7月19日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报告中再次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与2016年4月预测数据相比，7月的最新预测将2016年和2017年的增长预期均下调了0.1个百分点，分别降至3.1%和3.4%。2016至2017年的增长减缓集中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表现的改善将被低收入经济体增长表现的恶化所抵消。就发达国家而言，复苏进程的不一致导致政策选择的分化，美联储的加息政策、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和欧盟的宽松政策取向都在显示着一个日益分裂的发达世界。新兴市场国家遭受的经济波动在近两年内表现得尤为突出，受普遍低迷的世界经济、能源价格下跌和美国加息等因素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经历了巨幅波动，中国也不例外。同时，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交叉影响，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此外，受危机和贫富分化的影响，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有增强趋势，也在影响和挑战G20这一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应对能力。

就G20所面临的内部挑战而言，将长期面临短期危机应对和长期促增长双重任务的挑战。就G20的短期危机应对来看，2008-2010年是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2010年是应对欧债危机；2013年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波动的关注，2015年是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2016年当前是英国脱欧的影响应对。可以看到G20并没有完成对上述危机的应对，而且所有危机性事件还在持续发酵，相互影响，构成了当前G20危机应对和治理的复杂局面。就长期促进增长而言，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用尽之后，G20开始更多关注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增长，但是其最终效果仍然有待观察。对于更为长远的发展议题，G20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努力下，在2016年制定了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集体行动计划。这份集体行动计划是G20发挥其领导力和展现榜样力量的集中体现，但是其后续的落实推进和成效评估同样给G20这一协调为主的机制带来新的挑战。

G20机制未来发展取决于G20机制本身的效率

从长远角度看，G20机制的未来发展将会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G20机制本身的效率。G20机制的效率主要根植于两个方面，即治理的有效性与合作的平等性。相比而言，合法性并非G20机制发展的最大挑战，从根本上讲，G20的合法性并不主要在于成员数目和基于不同地区代表性国家的选择，而在于其治理全球经济的有效性。有效性是G20机制存在的首要根本，因为G20机制本身是因危机而生，是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如果脱离了问题解决的能力和效果，G20机制本身的影响力也会逐步衰减。平等性对于G20机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G20机制能够保持其核心地位和活力的关键。相比于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7，G20的优势在于其包括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在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开展平等对话和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保持平等对话与合作对于G20机制的存续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成员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迥异的背景下，建设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共同价值和认同基础显得尤为关键。对于一个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全球社会而言，有效的全球治理只能建立在平等之上。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黄薇：《G20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期待》，《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