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景气；合成指数；经济周期波动

中图分类号：F1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2-048-06

无论是经济周期波动还是景气变动，都是经济活动的综合体现，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的交替变动。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长达六年的高速增长期，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此轮经济周期在2009年达到谷底。危机期间经济呈现“V”字形走势，2010年开始又重新步人到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但此轮复苏之路并不顺利，经济增速持续回落。面对当前经济放缓局面，政府并没有在短期内采取刺激性政策提高经济增速，而是把调控重心放在了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上，这是兼顾当下、立足长远，实现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科学决策。那么，新形势下政府调控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如何？需要我们正确分析和判断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景气的运行状况，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文献综述

如果要全面反映和把握整个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和景气动向，单一经济指标显然不足以体现其波动特征。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景气指数方法，都是通过在众多经济指标中筛选出与景气变动紧密相关且灵敏度较高的一组重要经济指标，按照与所选基准指标的时差关系划分为先行指标组、一致指标组和滞后指标组，以构建经济景气分析指标体系，并借助数学方法将其合成为经济景气指数，分析和预测经济周期波动和景气变动的转折点。近年来，国内利用景气指数法分析和预测整体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具体行业景气状况的文章不断增加。陈磊（2001）利用景气指数法测定和描述了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景气波动状况和特征。王金明等试图构建SW型先行景气指数，并与先行合成指数的预测结论进行了比较。我国商品市场周期波动课题组选取1999～2006年间与商品市场密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首次构建了反映商品市场景气波动状况的合成指数。高铁梅等利用景气指数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景气状况和走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基于先行合成指数的预测结果与现实情况基本吻合。陈乐一等构建物价景气扩散指数对物价波动走势进行了测定与展望。还有部分学者对钢铁、石油、粮食、房地产、零售商业等行业层面的景气波动进行了分析。反映经济景气循环的构成指标会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每经历一次景气循环，都需要对景气指标组进行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经济景气循环的转换，现有文献中利用景气指数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景气走势进行测定与预测的较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正确把握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景气动向，对于判断未来宏观经济走势与制定相应政策非常重要。本文考虑到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状况，在大量搜集月度宏观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运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K-L信息量方法、峰谷对应法等多种方法筛选出能够准确反映当前我国经济景气波动走势的景气指标组，并根据所构建的景气指数的波动轨迹以及主要先行经济指标的表现，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和景气变动进行分析和判断。

二、构建反映经济景气动向的合成指数

1.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运用合成指数分析和把握经济景气的运行，需要从国民经济运行的众多领域中选取大量能够反映经济景气波动的指标作为合成指数的构成指标。景气指标的选取应符合体现经济涵义的重要性、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灵敏性、与经济景气波动的对应性、周期波动的平稳性以及数据统计的及时性五个基本标准。本文通过大量地搜集和筛选，初步选择了能够反映经济循环特征、体现经济景气运行趋势和轨迹的经济指标近50个，范围涵盖消费、投资、贸易、农业、工业、财政、货币、金融、企业经营等。所选指标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到2013年6月，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ccerdata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本文利用所选月度经济指标的同期增长率数据进行研究。除相关指数指标数据外，先计算得到各初选指标与上年同月相比的增长率序列。经济指标的月度时间序列包含长期趋势要素（T）、循环要素（C）、季节变动要素（S）和不规则要素（I）四个部分。为了准确地测定和分析经济周期波动，本文使用x—12季节调整法剔除其中的季节变动要素和不规则要素，并对所有指标进行15项移动平均以消除各项指标短期波动对指标相关检验的影响。

2.编制合成指数

（1）确定基准指标和基准日期

基准指标是确定各合成景气指标时差关系的参照系，筛选经济景气指标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一个能够敏感反映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指标作为基准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无疑是最适宜的基准指标，但由于GDP缺乏月度数据，本文选取工业生产的总量指标，即工业总产值同期增长率作为基准指标。

基准日期即周期波动波峰与波谷的时点。一旦确定基准日期，周期波动的持续期间、扩张与收缩的时间也得以确定。此外，基准日期还是确定经济指标之间时差关系的基准。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是一系列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通常选择一组与整体经济波动大体一致的经济指标。本文选取了工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更新改造投资完成额、出口总额、增值税、狭义货币供应量6个指标，并通过该组指标计算得到历史扩散指数，进而确定经济景气的基准日期。

（2）确定合成景气指标

我们对初选的近50个指标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K-L信息量方法、峰谷对应法等多种方法，最终筛选出反映经济运行的5个先行指标，6个一致指标，5个滞后指标构成景气指标组，并以此为基础利用经济景气分析系统建立相应的合成指数来对我国经济景气进行分析和判断。具体指标选取情况见表l。

先行指标指在经济波动达到高峰或低谷前，超前出现峰和谷的指标，可以作为经济景气短期预测的重要依据。发电量、粗钢产量、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均作为中间投入指标，此类指标呈上升趋势表明企业对未来经济形势持有乐观预期，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未来经济运行态势。从表1中可以看到，所选先行指标与基准指标的时差相关程度都比较理想。一致指标是指达到波峰和波谷的时间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时间大致相同的指标，它们本身的波动与总体经济景气变动大致同步。所选一致指标中的工业增加值、出口总额、更新改造投资完成额、M1等与总体经济景气波动密切相关，与基准日期相关性也较好。滞后指标指经济周期波动达到峰值或谷值后，滞后出现峰和谷的指标，它可以佐证先行指标所反映的景气变化趋势是否属实。虽然所选取的滞后指标组中个别指标与基准指标的时差相关性较弱，但是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以及办公楼投资完成额三项指标的时差相关程度还是比较理想的。

（3）制定合成指数定时表

合成指数可以采取不同方法进行编制，有美国商务部的合成指数法，日本经济企划厅引进的合成指数法，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编制的合成指数法。其中，日本经济企划厅合成指数法的基本思想与美国商务部是一致的，方法上略有不同，而0ECD合成指数法是专门针对先行合成指数研制的，更注重先行指数的作用，相比于前两种方法更简单。本文选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美国商务部合成指数法，为了减少不规则变动，在得到合成指数的基础上再进行7项移动平均，最后计算出先行合成指数、一致合成指数，同时也得到我国经济景气的合成指数定时表，具体见表2。

表2列出了先行、一致、滞后合成指数与基准日期峰谷的超前滞后关系，其中先行合成指数的峰谷时点具有较为稳定的超前期，峰的超前期更长平均为9个月，且超前期逐渐缩短，谷的超前期平均为7个月。一致合成指数峰谷时点与基准日期基本同步，较为稳定，这说明一致指标组所选指标能够综合反映当前经济景气的走势。先行合成指数的峰与谷平均领先一致合成指数分别为8个月和6.5个月。滞后合成指数峰的滞后期较谷更长，两者都较为稳定。为了更为直观地呈现合成指数的波动轨迹及波动特征，我们绘制了先行合成指数与一致合成指数的走势图，如图1所示。一致合成指数可以反映当前经济景气变动的总体状况，先行合成指数可以对未来经济景气动向进行预测，由于后文主要利用两者分析和判断经济景气走势，因此图中没有描述滞后合成指数的变动轨迹。

本文利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景气指数法构建了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并根据合成指数的波动特征将2000年以来经济景气走势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对当前经济周期所处阶段的判断，合理预测未来经济运行的景气动向。

1.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景气的阶段分析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7年10月）：这个阶段正好处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轮经济周期当中，此轮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持续时间长达8年，经济增速从1999年的7.6%提高到2007年的14.2%。从2003年始，此轮经济景气真正步入稳定上升通道，这一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开始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此后几年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经济增速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处于繁荣阶段且繁荣局面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虽然一致合成指数在2005～2006年期间出现了小幅下滑，但是总体依然呈现上升态势，表明经济景气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当中。

第二阶段（2007年11月至2010年8月）：2009年我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第五轮经济周期的谷底，经济陷入短暂的衰退，同时也意味着第五轮经济周期的结束。这段期间，一致合成指数也经历了一次峰与谷的急剧转换，指数从2007年10月的117%回落到2009年4月的72%。一致指标中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尤其是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大幅回落，是导致一致合成指数出现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随后在政府一揽子调控措施的刺激下，2009年下半年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回升，消费需求回暖，尤其是投资需求的大幅提高，这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0.1%。受主要总需求指标均出现明显好转的影响，经济增速扭转了上半年急剧回落的态势，2010年经济更是强势复苏，经济增速回升到10.4%，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V”字形的回升轨迹。在经济出现恢复性大幅回升的同时，一致指标组内各项经济指标向好，如图1所示，一致合成指数也从谷底迅速走出来，2010年8月到达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第一个高位时点。此轮经济景气的“V”字形走势，主要得益于政府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随着此轮刺激政策的淡出，各项总需求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第三阶段（2010年9月至今）：此轮经济景气在经历大幅回升后又重新步入正常轨道当中。季度增速持续下滑的走势在2012年一季度逐步趋稳，2013年二季度GDP环比增速持续三个季度回落后首次出现反弹。同时，两项重要经济指标，即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环比增速从2013年5月以来已经持续三个月上升。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较7月加快O.7个百分点，也是今年首次突破两位数增速，工业增速稳步提升预示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当前经济景气下行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政府主动调控宏观经济增速，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导致外需不振，供给端约束不断强化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等。在外需和内需呈现弱势增长格局的影响下，一致指标中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类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2011年为稳定经济总水平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导致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显著下降，这些因素造成该期间内一致合成指数一路下跌。从图1中可以看到，此次危机爆发期间一致合成指数与先行合成指数均表现为迅速下滑态势，且波动幅度较大，同期经济周期步人上一轮的谷底。相比之下，危机后合成指数的下行走势无论在幅度还是速度上都要温和很多，且回落过程逐步趋稳，先行合成指数出现小幅反弹。尽管从图形走势上看危机后合成指数处于下行通道中，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后前期复苏不稳固的体现，并不能因此判断为经济周期位于收缩阶段。

2.未来中国经济景气动向的判断

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轨迹来看，2010年开始我国已经步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对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景气下行的现状，只能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正位于扩张阶段的初期即复苏阶段，并且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已经由危机时大幅下滑和回升的“V”形轨迹向适度增长区间转换，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并未改变。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周期在2009年达到谷底（世界GDP增长率为-0.6%），2010年世界经济增速回升至3%，这表明世界经济已经步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期。由于此次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程度较深，因此经济复苏的进程比较艰难，致使我国外部需求疲软，但世界经济总体呈现扩张态势已经形成趋势。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格局并未改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两者的高度融合将释放巨大的消费和投资潜力。东中西三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很大，差距意味着潜力，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后发优势，基础设施投资等需求空间很大。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中，一方面将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在市场主导下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从当前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今年宏观调控已经从侧重短期和总量向侧重长期和结构转变。尽管近几年经济增速在逐步下滑，但是政府并未在短期内继续出台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有意拉高经济增速，这体现了政府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也表明了政府着重长远，通过改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心。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都将进一步大幅提高未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形成中国未来经济较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此外，最近两轮经济周期的波动轨迹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在延伸，平均长度为10年，并且周期的扩张与收缩阶段更加平缓。目前正位于此轮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初期，经济增速出现小幅波动也符合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规律。

结合图1中先行合成指数的波动轨迹来看，2012年8月至今，描述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合成指数，其下滑走势基本趋稳并出现小幅回升势头。2013年上半年，在组成先行合成指数的指标组中，受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商品住宅竣工面积以及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等指标回落的影响，先行合成指数依然呈下滑走势，但受上半年粗钢产量和发电量同比增速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5.6和2.2个百分点的影响，先行合成指数回落的趋势得以减缓。按照先行合成指数平均领先一致合成指数约6～8个月来推算，2013年四季度经济走势有望止跌后实现小幅回升。

判断经济景气动向，还可以利用其它先行经济指标对上述结论做进一步的佐证。PMI作为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标，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2013年8月PMI为51%，较上月提升0.7个百分点，已经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这表明我国制造业持续处于扩张阶段。8月份五个分类指数普遍上升，其中反映制造业市场需求的新订单指数较去年同期和上月分别提升了3.7和1.8个百分点，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3.2%，连续两个月位于临界值之上，进口指数也回升到临界水平，以上指标综合反映出我国制造业需求正逐步企稳回暖。房地产作为一个关联性产业，房地产景气的变化能够体现关联性企业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2013年上半年房地产景气指数较2012年明显回升，l～7月份全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8.4%，比上年同期增速提高18.2个百分点。8月份的最新数据显示，M2增速回升至14.7%，新增人民币贷款7113亿元，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57万亿元并呈现大幅上升趋势，这三项指标均出现回升势头，也预示着市场对于未来的投资及经济前景持有乐观预期。

综上所述，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正位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虽然当前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不振，但是对于未来短期内中国经济景气的动向我们持乐观预期，201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加速回暖复苏。这主要是因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形势转好，外部需求逐步改善。而且今年上半年国内主要先行经济指标持续走好，先行合成指数的下滑走势基本趋稳并表现出小幅上行的势头，这些迹象表明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中国经济景气走势有望在止跌后实现小幅回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2

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3

早在2008年，美元指数为72，经历了金融危机3年，美元起起落落，如今一直在75左右震荡。近期，花旗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美元已经开启了未来10年的牛市之路。因此，我们权且分析下影响美元走势的因素，进而判断其未来的方向。

汇率的研究由来已久，各种流派也是层出不穷，从最经典的购买力平价学说(PPP学说)，利率平价学说，到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再到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它们都能解释某一阶段的汇率走势，但都不能完全囊括整个汇率的决定机制。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一国汇率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其既涉及到两国实体经济的强弱，也涉及到两国的虚拟经济情况，同时还要考虑一些突发性的国际事件的影响。

鉴于美元走势的随机突变性仍然较强，因此我们仅谨慎地就2012年美元走势做简要的分析。我们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2012年前，美元有向上走强的基础，但有不走强的动力。实体经济的“比差效应”支持其走强，虚拟经济的“利差效应”阻碍其大幅走高。

实体经济的“比差效应”支持其走强

至于美元走强的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和欧元区相比，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的相对优势，以及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TFP的实质提高。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其危机的自我修复能力较强。相对而言，欧元区统一货币但不统一财政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其在经济复苏中，必然处于劣势。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在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包括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内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处于复苏之中，尽管缓慢、尽管有曲折，但其趋势很明显。

第二，金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已从房地产周期成功切换到朱格拉周期，设备更新规模和速度明显加快，使得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上行趋势明显，为美国经济的企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出口复苏的带动下，美国国内工业产出稳步改善，产能利用率逐渐改善。TFP的提高将是美国未来竞争力强于欧洲的根本保证。

第三、欧元区政府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发酵过程之中，经济前景依然处于不明朗阶段。尽管欧盟采取了一系列财务整顿和危机救助措施稳定欧洲金融市场，但引发债务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市场信心仍比较脆弱。最近对意大利债务问题的担忧已经使得资本市场的避险情绪再次高涨，欧元对美元也是出现了较大跌幅。我们预计，2012年1季度欧洲银行业到期的债务金额将迎来偿付峰值，欧洲经济的稳定性令人存疑。(见图)

虚拟经济的“利差效应”阻碍其走高

在短期内尤其是2012年前，美元走强将不得不面临着其经济体中巨额政府债务、高失业率、通胀风险等阻滞因素。从利率平价理论的角度讲，随着欧元区进入加息周期，今年已经加息2次，而我们判断美元在2012年底前不太可能加息。美元和欧元的息差将拉大，这将是阻碍美元大幅走高的主要因素。美元不会加息的原因也有三：

第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达到较高额度。考虑到如此大规模的负债，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提高其基准利率，来增加其债务利息负担。

第二、美国经济体的失业率自2009年4月以来一直处于高位，2010年全年失业率高达9.6％，2011年前六个月的失业率仍分别高达：9.0％，8.9％，8.8％、9.0％、9.1％，9.2％。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尚难以摆脱“无就业复苏”难题，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平稳发展态势尚不明朗。

而美国政府期望失业率降低至7％，从而实现较低失业人口下的经济健康发展；但受制于2009年开始实施的财政刺激计划即将到期，财政赤字压力又将迫使政府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因此低失业率目标的实现并非坦途。我们预计2012年底以前，美国基本不可能实现失业率降至7％的目标。

第三、美国经济的核心CPI较低。尽管自2010年7月份以来，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第12个月增长；尽管2011年5月份美国CPI达到3.6％，但其核心CPI同比涨幅仍然只有15％，低于美联储的通胀管理目标2％。似乎看来，虽然价值“定量宽松2”已经到期，但美国的通胀压力并不显著，这也使得美联储短期内没有加息的压力。

美元反转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无论美元何时反转，它确实有走强的那一天，至于是在2012年还是2013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美元步入强势周期，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是非常不利的。在中短期内，美元的反转，将使得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个下行拐点在一起叠加，从而对我国形成巨大冲击。

首先，我国劳动力水平的下行拐点已经有苗头。目前，我国劳动力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力缺口现象成为常态，同时工资刚性的存在将使得劳动力价格将出现不可逆的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2011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胜，沿海(珠三角和长三角)和内地城市同时出现“民工荒”。而以往，何曾有内地也出现“民工荒”的报道?我们判断劳动力的下行拐点正在加速形成。

其次，如果美元指数出现反转，我国的资本流向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反转。美元走强将使得原有流入我国的外国热钱，本在国内的中国热钱反转流入美国，使得国内资本存量水平面临着向下的拐点，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4

全球经济最黑暗的时期正在过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去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低点。但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我认为，还只是走到了复苏道路的山腰，也就是说要真正走向光明的前景，最少还有一半的路要走。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今年的形势要好于去年，但实际上有着很多不确定性的风险。过去5年，这次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改变了很多，甚至包括很多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承认现在还是处于全球化时期，但5年内全球经济走不出这次危机的谷底，全球化也随之出现一些新走向，正在从开放的多边主义走向区域化，从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走向本地化。全球治理也正在走向集团化。

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许多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有着这样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发达国家走出泥潭之际正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之时，担心自由放任全球化会不会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多。

日本经济经过长达20年的停滞和通缩，目前正在进行最后一搏。这最后一搏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康正常的日本经济。但与此同时，中日在东亚地区怎样才能成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领土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和主导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日本经济目前的最后一搏，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双刃剑，福祸相依。

对今年美国经济，如今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美国什么时候应该走出量化宽松。我想说的是，一旦美国停止了量化宽松会对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对中国至少会有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有助于我们2013年控制通胀形势；第二，有助于我们所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得到更好的保护；第三，减少我们正在进行的要素价格市场化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外部干扰。也就是说，欧美日走出困境，改变他们向全球经济注水的方式，对中国而言利大于弊。

不过，还有个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这场危机前，他们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降低各国商品服务人员跨境流动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但危机后，他们开始将重心转向了边境内政策，转向了国内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规制。

这是个巨大的改变。如今，欧美正在力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他们的重点也是要解决未来全球的规制、规则、标准。这对今后的全球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对于这次危机，美国人、欧洲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浪费这场危机。他们一面通过量化宽松扩大出口的方式促使本国经济走向复苏，一面从中长期推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结构调整，这也推动了世界性的结构调整竞赛。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1篇5

当前互利共赢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封闭落后只能使我们处于不利被动的地步。我们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使已经具有良好规模和管理出色的我区名牌大企业，运行起来经济效益更显著。内蒙古有地区资源（能源）优势、营商成本优势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优势，关键是要借人之所长为内蒙古自治区所用。借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机遇，壮大自己的实力，缩小与发达省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内蒙古企业如果躲躲闪闪，不抓住大好时机，不主动参与竞争，就会永远失去企业产业深度发展的机会。倘若不在这场博弈中迅速提升实力，创新自己的优势，也许我们有一天会非常不情愿地看到，我区的品牌全变成了外省区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全变成了整个国家产业链的低端。那么我们经济发展将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因此，建议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各级主管部门，多为我区发展态势良好或者前景看好的发展中企业提供新思路、新举措，开拓新市场，为其保驾护航，积极引导其走向产业高端化或向产业高端化靠拢。

一、加快我区高新技术产业和招商引资发展

全区应尽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重视自身技术研发中心建设，推进原始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决产业高端化发展为目标，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重大项目与关键攻关技术为依托，推进集成创新；在引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上，注重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区大型企业集团要争取建立国家技术中心，增强技术研发的辐射功能，担负起引领行业创新的职能，努力推进产业高端化和产品高新化。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其顺利完成转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此外，我区招商引资的方式呈现日益多样化趋势。内蒙古的招商引资、经济技术合作主要表现为招商引资与区内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外引内联引进国内外资金正在从单纯弥补建设资金不足走上充分依托资源优势，尽量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特色经济，促进了产业升级。各类企业间的嫁接改造、股权并购、资产重组，推动了自治区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实现和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以打造安全企业及行业、夯实平安建设内蒙古的基础；以大企业集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拉动我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二、培育成长型企业

2006年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围绕大企业产业延伸的链条，拓展发展空间，积极培育成长型企业。据统计资料显示：单从工业来看，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工业企业273263家，其中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217409家，2004年中小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达132192亿元，工业增加值为36853.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27685.7亿元，利润6426.5亿元，上缴利税11784.7亿元，解决了5232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及我区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区涌现出一批成长型企业，而且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与此同时也应鼓励我区大企业加大本地投入，推动大企业技改扩能，改造提升企业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引导大企业加快发展的同时，积极培育大企业梯队，发挥大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向专业化、深加工方向发展。

三、打造产业集群

内蒙古经过连续几年积极开发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开发区（园区）的规模和经济辐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并且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截至2004年，我区工业园区实现工业增加值3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8%，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33.7%；当年重点工业开发区实现工业增加值259亿元，比2003年同期增长72.5%，占工业开发区工业增加值的79.2%，实现利润54.73亿元，同比增长71.6%。2004年我区工业开发区实现销售收入848.12亿元，同比增加82.4%；实现利润66.27亿元，同比增长77.6%；实现税金49.54亿元，同比增长86.4%。我区工业园区质量将在今年上新的台阶，并已列入自治区“十一五”规划。当前需要通过工业开发区（园区）的考核办法来提高园区的集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投入产出水平，提高园区的产业集聚能力。

四、加大标准化战略建设

加大我区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年要鼓励企业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学习推广发达省市开展标准化战略的经验，引导我区企业在“采标”和“创标”上下工夫。要加快家电、机械等研究院所等公共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核心技术的攻关，通过加快引进、消化技术形成生产能力。另外，随着全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提升，应该加快推进中心组团新城区商业网点的建设。以规划为龙头，建设形成若干个以商业功能为基础、错位发展、有序竞争、层次清晰、各具特色的商圈。在中心商务区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若干个以特色商业街为主体、骨干商业企业为标志的区域商业中心。加快发展为现代制造业服务的现代物流业。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1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走出去经济结构跨国经营战略举措

所谓的金融危机,是“危”中蕴涵着“机”,对我国企业来说,既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机遇。全球金融风暴造成的国际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影响外资到中国采购原材料,另一方面又影响我国产品出口。此时,我国企业更应逆势而上,积极“走出去”,既可以避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出口劣势;又可以使有竞争力的产品直接到国外销售从而降低出口成本,绕开贸易壁垒。

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国实施了“引进来”战略,通过从国外引进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等,有效地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资金和技术的巨大缺口,不仅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然而这种以“引进来”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使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基本上处于由外商投资整合我国企业和资源而形成的一种被动式的国际化过程。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被动式的国际化外向型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国家外向型经济模式正在由“引进来”战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重组国际经济资源相结合的国家战略。

一、金融危机,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当时

1、“走出去”战略的内涵

“走出去”战略的狭义内涵是指到境外投资办厂,广义的内涵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弥补我国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把我国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才能更有条件引进和更新技术,发展新的产业;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更好地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关于“走出去”战略的内涵,我国商务部解释为“包括对外投资及其他跨国经营活动”,具体指对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三项业务。

从“走出去”战略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企业“走出去”是全方位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但客观地讲,国家着重强调的是要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事跨国经营。企业跨国经营以投资为前提,对外直接投资则以跨国经营活动为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规模的日益扩大,作为直接投资活动载体的跨国公司有异常迅猛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参与国际分工、增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在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时代,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规避国外贸易壁垒、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举措。

2、“走出去”战略的现实意义

早在2000年3月,主席在出席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全体会议时就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全球化经济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体、以跨国公司为依托的格局。要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中国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础上的,没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跨国公司是发展不起来的。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见表1)。

应当说,中国跨国公司出现和壮大的过程,正是中国开始由对外投资小国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的过程。根据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研究专家邓宁(J.H.Dunning)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对外投资发展与该国的人均GDP数量密切相关,呈现正比例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在2500―4750美元时,其投资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该国或地区的对外投资会明显增加,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差距大大缩小直至趋于平衡。到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就进入第四阶段,这时对外投资将会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据专家预测,到2022年时,中国将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按照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到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以上。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将使该国进入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阶段,即进入跨国公司全面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它的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1)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截至2008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境外中资企业超过一万家;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2630亿美元,签订合同额4341亿美元;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559亿美元、合同额599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62万人;我国对外设计咨询累计完成营业额26.7亿美元,签订合同额46.6亿美元。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邓宁(J.H.Dunning)、弗农(R.Vernon)和小岛清(K.Kojima)等一些西方学者曾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过专门论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得以体现:一是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获得本国匮乏的国外自然资源,通过缓解稀缺资源对生产的抑制作用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二是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技术已经成熟或已标准化的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和已失去竞争力的“边际产业”转移到国外,通过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发展跨国经营、加快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第一,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各自发挥优势,主动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更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第二,利用跨国公司产业调整的机会,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可以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来源,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可见,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竞争体系,发展跨国经营和培育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大举措。

3、企业“走出去”面临新机遇

(1)外部环境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一是受金融风暴影响,处于危机中的美国金融机构、金融资产迅速贬值,为缓解这些企业的资金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以求广揽资金,全力“救市”,放宽了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二是各国先后出台振兴经济计划,救市资金逐步到位,这也为我国企业开拓市场带来了新的商机。尤其在环保节能、绿色经济、品牌经营以及商业网络等领域,相关国家与我国开展合作的愿望迫切。三是金融危机促使部分国家缩减对外援助支出,在此背景下我国适时扩大了对外投资合作,既能突出雪中送炭的作用,也可为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

(2)企业内部需求日益迫切。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有优势、有条件“走出去”的市场主体不断涌现。他们在引进先进技术、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的衰退时期必将伴随着企业间并购行为的产生和经济格局的调整。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廉价收购了大量的海外资产。持续的“去杠杆化”过程让全球很多企业都面临严重的流动性短缺,已危及企业的生存,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融资,这正好与中国企业的投资需求形成互补,中国企业对外并购阻力陡然减轻。通过参股或购买世界一流的企业,中国企业便可以较低的成本从中获得这些企业的技术、品牌、管理技巧以及市场。另外,金融危机造成了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升值,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又一个选择。

二、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因素

尽管我国近年来在实施有步骤、分阶段地“走出去”战略构想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还很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通道不能称之为畅通,“走出去”并非坦途一片。

1、政策因素

(1)对外投资立法不健全。“走出去”与“引进来”相比,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不配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引进来”方面,优先考虑的是制定和完善引进外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而对外投资的立法却始终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日益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和规定,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进行规范,但远未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对外投资管理仍处于不成熟阶段。

(2)对外投资项目核准程序仍不顺畅。按现行规定,不同类型和金额的对外投资项目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及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需要企业报送的相关材料虽然按最新规定有所减化,但仍相对繁杂,企业还是很难在短期内备齐;若想得到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贷款、出口信用保险、援外优惠贷款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则要更费周折。另外,国家和地方的外经贸主管部门之间还存在相互牵制的问题,令企业无所适从。

(3)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尚不完备,投资保护机制缺乏。企业从事跨国经营,往往面临着较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和竞争压力。为鼓励企业“走出去”,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提供优惠的政策,建立必要的对外投资保障体系和保险制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措施来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目前,我国政府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还不完备,在对外投资政治、经济风险担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上还几近空白。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几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对外投资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4)对外投资信息服务尚不完善。毋庸置疑,企业在收集各国投资环境和市场信息方面的手段是十分有限的,且成本高昂。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应尽之责,全面、系统、准确、及时地向国内企业提供对外投资相关信息是政府具体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本应大有作为,然而长期以来,外经贸主管部门在为企业提供外国政治法律环境、投资贸易环境及文化风俗等信息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到位。

2、企业因素

(1)缺乏全球化战略意识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还普遍缺乏全球化战略意识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经营理念和方法上都无法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仅仅满足于占领国内市场,“走出去”意识淡薄,即便是一些有实力和比较优势的企业也未将对外投资列入企业的发展规划。多数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机制不活、管理不善,未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先天制度缺陷,难以肩负起“走出去”的大任。“走出去”是在母国之外与跨国公司共舞,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当前,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总体水平还不高。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微观经济竞争力始终属于排序最后的20%之列。我国企业总体上还处于转换机制、学习和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无论技术实力还是国际竞争经验,都处于弱势地位。

(2)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弱;缺乏品牌意识,品牌打造能力低。新产品替代老产品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在国际高端市场中,国产品牌几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致命弱点。中国境外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的能力相对较低,多以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自己的发展定位,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没有形成独特的优势和竞争力。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延续企业发展的市场需要的新产品,没有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储备必然导致产品被替代。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高劳动密度、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逐渐步入被淘汰的阶段,企业也将随着产品被淘汰而退出竞争的市场。这是企业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失败的自身原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也不算短,但企业的品牌意识和品牌打造能力明显不足,大部分靠低成本、大批量维持并运转。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全世界平均每人有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子,每人有28件中国制造的服装,但是这些大都零乱地摆放在国外的超市,没有品牌,价格低廉。品牌意识差使得创业和发展之路越走越窄,企业前景暗淡。品牌树立和打造能力低使得国产产品一直坐“冷板凳”,无人问津,这是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障碍。

(3)缺乏明确的对外投资战略,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地区分布不合理。首先,中国很多企业缺乏对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极不明确,有的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有的则是一种随机行为,缺乏科学论证。一些企业不善于利用国际投资方面的法律、会计、资产评估等相关信息服务,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对境外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也考虑不周全,结果往往造成投资的失败。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分析,境外投资项目赢利、持平和亏损各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67%的境外投资是不赚钱的。此外,经贸部的统计还显示,一部分基本持平或亏损的企业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即没有多少经营活动。其尚未撤资、注销的原因是项目报批成本很高,投资者宁可勉强维持,也不愿轻易放弃海外的“窗口”和据点。因此可以说,“走出去”的企业真正获得成功的、能赚取利润还很少。

其次,尽管近年来境内投资主体实力有所增强,境外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有所扩大,但总体上多数境外企业的投资规模仍然较小。据商务部统计,3439家样本境外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为965万美元,其中资源开发类企业规模最大,而制造业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还不足百万美元。从平均水平上看,发达国家单一目的跨国投资的平均金额是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50万美元,而我国境外企业中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比例还很高,500万美元以上的只占23%,这种投资规模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最后,我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尤其是香港地区。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2.6%分布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在中国香港地区;拉丁美洲占18.5%;北美洲占4.3%,主要流向加拿大和美国;欧洲占5.8%,主要流向俄罗斯联邦、德国、英国等国(见图1)。投资过于集中增加了经营风险,不符合投资市场多元化的要求。就我国对外投资而言,应逐步形成“亚洲和拉美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4)缺乏对外投资资金和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自有资金不足,而国家的信贷支持力度又不够,其他融资渠道也相当闭塞,从而使得开拓国际市场困难重重。除了一些列入国家投资计划的资源开发和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外,多数项目的资金要靠企业自己解决。有些境外企业虽然有着很好的销售市场,产品技术和质量也能达到当地较高的水平,但就是因为资金短缺,不能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企业进行跨国经营需要大批高级的金融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法律人才,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外语,还要通晓国际法和国际商业惯例,而我国企业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人才瓶颈已经成为当前制约企业“走出去”的明显障碍。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措施建议

在当下金融危机,为了有效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这一战略对我国企业和我国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在企业和政府层面上都应采取一些切实具体的措施。

1、政府层面应采取的措施

(1)加强总体规划和宏观管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对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出发点在于降低在境外投资的风险。如提供宏观政策指导、提供信息服务、提供金融支持与投资保险、提供财政支持、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等。政府有关部门要提高境外投资审查规则的透明度和审批程序的规范性,简化审批手续,降低交易成本。

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政府为了积极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可以说,我国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目前国务院已出台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在政策支持方面,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财政、信贷、保险、税收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还积极协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鼓励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在投资促进方面,商务部通过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哈尔滨国际贸易洽谈会、国际投资促进论坛、中国工程和技术展览会等多种形式的促进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向世界传递积极信号,表明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通过相互开放市场、促进互利投资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2)推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动态均衡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好比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都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就全球平均水平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的平均比例为1∶3左右,远远高于我国1∶11的水平。要改变目前“引进来”政策明显优于“走出去”的状况,需要统一制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强二者间的融通互补。更要积极探索“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互动模式,形成内外联动、先出后进、先进后出的交互发展局面。企业可以通过先“引进来”提升自身实力后“走出去”,也可以先“走出去”通过增资扩股再将外资“引进来”,尽量消除“引进来”与“走出去”泾渭分明的思维定势,形成国内与国外整合式经营、资本国际化运作的新局面。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要只认为“引进来”之后才能“走出去”,实际上“走出去”之后也完全可以“引进来”。要注重境外企业的生存状态,努力塑造境外企业的良好形象和产品信誉,通过境外企业向外国公司间接展示国内母公司的吸引力,最终将外国资本“引进来”,形成资本的内外循环往复流动。

2、企业层面应采取的措施

(1)更新意识,转变观念,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跨国经营管理体系。无论是体制问题还是经济发展制约,归根到底还是观念的问题。如果观念不改革、不更新,缺乏国际眼光和时代精神,不能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在面对来自机制、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时就会止步不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企业面对的市场已经国际化,竞争对手和方式已经国际化,由此派生的管理方式、运营手段等都已经深深打上国际化、全球化的烙印。企业要走出国门,参加全球竞争,没有一套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体制是不行的。企业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和完善自身制度建设,加强内部结构治理,提高反应速度和运转效率,节省运营成本。要学习和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建立产权明晰化、管理科学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激励与约束机制对等化的公司制度,同时加强内部审计监督,规范企业的投资经营行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跨国经营管理体系。

(2)树立国际品牌战略,加快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第一,树立国际品牌战略。品牌时代已经到来,市场竞争是产品的竞争,最核心、最关键的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已成为企业素质、产品、质量、技术和信誉的象征和代表。培育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需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要想在国际市场与全球的同行进行抗衡,打造自己的品牌的是极为重要的。海尔成长中经历了一个决定自己长久不衰的关键性战略阶段――名牌战略阶段。海尔的名牌培育遵循着循序渐进和逐步提高的原则,经历了确立名牌、迅速扩张和国际化经营三个发展阶段。海尔一直都将同业竞争重点放在质量和服务上,提出了“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先卖信誉,后卖产品”等理念,创立了海尔产品的品牌形象,总结出了一套可移植的管理模式,为海尔国际化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打造品牌的道路是艰苦漫长的,但我们要想求得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响当当的品牌,不能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必须从低成本的来料加工模式转向品牌竞争模式;必须从追求产品数量的竞争转向追求品牌竞争上来。

第二,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简单来说,企业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独树一帜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和复制的、支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了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命运,决定了一个企业“走出去”的成败,决定了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速度和存续时间。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拥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要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当今社会有一种评论:只向市场卖产品的是三流企业;又卖产品再加技术转让的是二流企业;只有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在卖产品的同时又卖发明专利的企业才是一流企业。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欠缺,在新技术、新产品的品牌塑造、专利申请等方面与国际同行企业之间仍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要在新的市场生存下去必须加大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3)积极培育和组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角。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同时遭遇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为了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企业必须形成合力,优势互补,改变以往那种小规模的分散化局面,积极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并以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以联合方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鼓励国内企业的兼并重组,鼓励已有的企业集团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以便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抗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发展前景良好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尤其是一些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这些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毕竟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如首钢集团,通过进行海外跨国投资,已经成为一个跨机械、电子、化工、矿业等18种行业,拥有12个大公司、158个厂矿、53家联营企业、64家合资企业的国际经济巨人,是我国实行企业集团投资战略的典范。所以,应该继续鼓励企业打破所有制、地区和行业界限,按照市场规律在自愿的基础上兼并或组合。

(4)民营企业应发挥优势,成为“走出去”的主力。民营企业指非国有企业中的联营、股份制、集体、个体、私营和其他类型企业,不包括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效益低下,民营企业则被国内外一些人士称之为“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足以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曾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做过一个详细的研究报告,发现很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重点,带有很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同时缺乏人才。这类企业多为国有企业。相比较而言,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更多是从实现企业目标考虑的企业自主行为,所以成功的概率比国有企业要大。

在我国各类企业中,民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独具优势条件。第一,先天优势。民营企业诞生于市场经济,对市场反映敏感,善于捕捉市场信息,把握机会,尤其是对国际市场上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需求的出口商品,民营企业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明显优势。第二,产权优势。民营企业产权最清晰,是谁的就是谁的;责任最明确,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要国家投资,也不要政府承担风险。第三,机制优势。民营企业的机制最灵活,其投资决策果断,工资分配、营销方式有很大的自,在国际上的适应性最强,规避市场风险的灵活程度高。第四,成本优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以成本优势为主,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效能、生产资料的使用,历史包袱等方面明显优于国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种成本优势更为明显。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初具规模,一些企业不仅是行业的领先者,还享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已经具备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的实力。因此,要迅速制定我国民营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大力鼓励大批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一批能抓住改革先机、具有敏感市场意识、经营灵活、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已率先成为“走出去”的开拓者,其发展前景鼓舞人心。华为作为走出去企业的优秀代表,在投资杜赛多夫市的分论坛上做了经验介绍,其目前在德国通信市场的占有率排名第一,员工也从最初的10余名发展到了现在的200余名,其中本地员工占6成多,不仅在当地广泛开展培训,还积极参与了慈善公益等事业,比如参与杜市的市政绿化建设,使得华为不仅走了出去还站住了脚跟。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质量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一大批资产超千万元、超亿元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今后民营企业在我国“走出去”的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就会更加突出和重要。“走出去”主体是企业,主力是民营企业。

(5)培养和吸纳大批优秀的跨国经营人才。企业开展跨国经营需要大批既能按照国际惯例处理经营业务和商业纠纷,又能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政治和法律,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当前,我国的跨国经营尚缺乏高素质人才,多数海外投资企业是从自己企业选派经营管理人员,有不少管理人员不具备跨国经营应具有的素质,缺乏国际经贸知识,不懂国际贸易惯例与法律法规。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跨国公司境外投资普遍采用人员本地化战略。公司把少量管理人员派往东道国,多数雇用当地人来管理和经营。而这些派出的少量管理人员则必须是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要懂外文、懂经济、懂法律、懂技术、懂管理。因此,要发展跨国经营,企业应该尽快制定人才战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和吸纳高级复合型人才。通过送往国外培训、高薪聘请国外专家、吸收高校、海外学子等多种渠道来广泛吸纳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建立人才储备库,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现有的人才留住、用好,充分发挥国内人才在跨国经营中的作用。同时也要善于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从而更好地适应东道国的情况,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华为,在德国的多个城市建立了研究所,特别是通信技术的测试中心,其更是华为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源泉之一,而这些研发中心集合了德国本土的许多高端人才,他们所贡献的智慧是使华为能称雄于德国通信技术市场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目标,是国家与企业互动的过程。企业“走出去”战略有赖于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要靠企业“走出去”战略来实现。政府、企业与社会中介机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金融危机下,虽然机遇诱人,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仍要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背景下,中国企业尚缺乏足够的经验、足够的风险防范能力,因此切不可冒进,一定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走出去”。面对全球经济现状,中国企业要及时了解投资环境变化和潜在的商业契机,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投资前要充分论证,提高投资风险防范能力。可以预见,只要适时把握市场机遇、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有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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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彬:企业“走出去”正逢其时[N].科技日报,200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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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管益析:“走出去”战略:时机把握与路径选择[J].中外企业家,2005(12).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现代社会格局的多元化,商品社会消费型经济和市场经济中日益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当前大学生价值观呈现主体化、世俗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针对这些特点作者研究认为应该对大学生加强集体主义原则的价值观教育,提高德育的实效,加强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经历着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全方位变革或社会文化变迁,人们普遍地将这一变革或变迁的过程称为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改革,利益分配的调整,信息膨胀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必然地决定着人们在思想、观念、心理及行为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人们面临着对传统观念的变革,对价值体系坐标的选择,对新的生活方式的适应等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又决定着人们必然地要进入一个情绪多变的时期。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对时代精神及其发展最为敏感。他们即将走向社会,构成未来社会各结构因素的主体部分,构成未来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作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价值观状况直接决定着他们的学习态度和人格发展,并间接地影响到未来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因此,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走向,了解他们的学习心理及其变化,并提出相应的教育引导策略,从而保证他们大学阶段学习的成功,不仅对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对于保证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实现,都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走向呈以下态势:

1)主体化

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个人努力、个人拼搏、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追求自我实现、实现自我价值等思想观念较以前更为浓厚、强烈。他们崇尚自立,追求独立的人格,在价值问题上主张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和自我选择,而不愿意处于依附地位,不愿意充当顺从的角色。随着主体意识的增强,当前,大学生的进取精神得到了弘扬,开拓进取、相互竞争成为大学生所欣赏的生活态度。与此相联系,当代大学生以自我实现为主要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向往自己才能的充分发挥,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和有所成就。主体化走向表明,当代大学生正在从依附走向独立,从被动走向主动,从退避走向进取,从自我压抑走向自我表现。

2)世俗化

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务实化、功利化,价值目标的短期化和价值体验的感性化,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世俗化走向的主要标志。具体表现为,在认识和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德与才的关系上,向后者严重倾斜。价值评价标准实现了由思想理论原则向现实生活原则的转换:消费性价值在价值观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经济收入成了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理想主义热情减退,实利性增强,乃至于急功近利;生活情趣趋于通俗化、感性化。这表明,在对待理想与现实、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心灵愉快与感官快乐等关系上,当代大学生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3)多元化

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价值主体的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兼顾化。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领导体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思想强调“革命化”,领袖的话是唯一的价值标准,革命是唯一的价值取向,为共产主义奋斗是终生的价值目标。“”中这种标准取向更是被推向了极端,并被实用化、庸俗化和标签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当前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发展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传统的价值观不再独领,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在由单一走向多元化。

4)复杂化

当前,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复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差异性,包括年级差异、性别差异、政治面貌差异和个体差异。总体看来,年级越高,其价值观的主体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倾向越明显;男大学生较女大学生更注重外在的价值目标和标准,更注重客观效果,而女大学生则更注重内在的目标和标准,更注重个人的内心体验;党员大学生比非党员大学生更接近于社会价值观。(2)矛盾性。当代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其中,主体化是世俗化和多元化的基础,而世俗化和多元化则是主体化的展现。但它们之间又有矛盾性的一面,表现为理想价值和现实价值之间的矛盾,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之间的矛盾,以及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之间的矛盾。(3)不成熟性。大学生作为未成年人,他们的价值观走向及其具体表现本身均尚不稳定、尚未定型,这种不成熟性在主体化、世俗化、多元化走向中都是存在的。

当前大学生价值观所呈现出的主体化、世俗化和多元化等走向,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的。它与现代社会格局的多元化以及商品社会消费型经济和市场经济中日益觉醒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有关。

1)多元化社会格局的自然体现

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多元化与现代社会格局的多元化息息相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主体形态。这些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理想信念、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不同的目标追求,各自相互独立。这些多元化的主体形态呈现为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反过来又给予社会以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走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2)商品社会消费型经济的自然产物

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世俗化与商品社会消费型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商品社会中,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生产为社会提供消费前提,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刺激消费、增加需求来推动生产的迅速发展,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所以,适度的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之一。

3)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意识的伴生物

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主体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觉醒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自主性经济,它建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对自己利益关心的基础上。生产什么商品以及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等等,均由生产主体决定,后果也由自己来负责或承担。这就必然地强化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市场主体的自主观念和独立人格日渐成熟,这种重视个体的自由、独立、平等权益的主体意识,给予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思想活跃而又善于接受新观念的大学生,首先成为独立主体意识的膜拜者。

4)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打开了国门,西方的思想文化、艺术、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随之而来。西方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个体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追求个人成就和个人利益,自由、平等、幸福、正义、责任等是其基本价值观范畴。由于大学生还不够成熟,他们不能理性地、客观地对待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所以,西方价值观的传入,一方面唤醒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我奋斗的观念得到加强,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得到强化;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部分大学生个人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主观任性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极端利己主义等消极现象的产生。

根据对当前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我们认为,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人生价值观教育,这种集体主义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在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社会各方面利益的调整或重组,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人,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顾全大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树立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人生价值观,发扬奉献精神,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

2)学校教育必须适合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

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为此必须改进目前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以便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和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和成果,同时也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改革内容与方法,不断创新经验。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回答大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结合大学生的特点,以情助教,寓教与乐,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努力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

3)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和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都在急剧变化。因此,要加强对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过去常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段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还必须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咨询和指导,使他们达到个性的全面和谐与发展,促进他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黄希庭,徐凤姝.大学生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8

从1998年开始，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施了“走出去战略”，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了海外市场，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给当地人民创造了福祉。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步步深入，“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国家宏观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全方位的使命。

回顾过去的10年，“走出去战略”给国家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当前，“走出去战略”有哪些新的表现？未来“走出去战略”还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教授。

《亚洲财富论坛》：1998年中国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际合作，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年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第10个年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如何？

卢进勇：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的两个侧面，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但在不同阶段也有所侧重。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1978年―1998年）主要侧重于“引进来”，从1998年开始，我们提出“走出去战略”，因为不“走出去”，就不能实现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

实施“走出去战略”瞄准了三大目标：第一，获得市场。我们的市场不仅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甚至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于我们更重要；第二，获得资源。为了获得资源，我们应当更多地走向发展中国家；第三，获取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等等。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瞄准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我们更多考虑的是与其发展贸易。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到国外去发展的，是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包括扩大当地就业、繁荣当地经济、增加产值和税收，同时还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后大多遵守国际惯例和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所以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

《亚洲财富论坛》：在这里，记者提出一个“主流经济”概念，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这些经济体不仅发达，而且在产业结构、产品、技术以及经营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引领世界。我们如何在竞争中寻求与主流经济体更好地磨合？

卢进勇：能称得上“主流”的经济体应当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比较发达的经济体，二是对世界贸易、金融、经济影响比较大的经济体，所以也可称之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有欧洲、美国、日本，被称为“经济三角”，都集中在北半球。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面向发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社会管理经验，技术创新经验。

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国际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靠的是其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及其货币对全球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可见，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交流与合作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作为目标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安排市场网点，包括生产网点、销售网点、管理网点、研发网点等等，另外，还要整合全球资源为自己服务。

中国跨国公司正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从国际范围来讲，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各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对外来投资采取更加欢迎的态度，这是中国跨国公司所面临的良好机遇。从国内来看，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并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这是最大的机遇。

由于抓住了机遇，中国跨国公司取得了很大发展。世界500强里有22家中国企业，如果再加上港澳台企业就有30家，国家在世界排名第六位。在全球最大的225家承包商里，中国有50家，接近四分之一。

《亚洲财富论坛》：当前，由于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政策，总体来看，中国投资环境如何？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应怎样调整战略布局？对国内企业来说，面临怎样的机遇和优势？

卢进勇：两税并轨是趋势。对外资不再实行普遍的优惠，而是实行有选择的优惠，且对内外资给予平等对待。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通过这样的调整，使“引进来”和“走出去”都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

我们目前的发展是兼顾两个目标，第一是求发展，第二是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付出太大代价。这就是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更新。过去讲“招商引资”，现在讲“招商选资”。

我们相信，这种调整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的市场这么大，随着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及对外合作的加深，资金的流动都是双向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外，随着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力增强，外资企业为了接近目标市场肯定会来的。

《亚洲财富论坛》：当前，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新的表现是，金融资本进军海外市场，其中，基金的作用备受重视。基金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卢进勇：迄今，中国的金融资本也在寻求进军海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随着国内企业走出去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金融资本走出去，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所需要的资金平台支持。

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中国金融资本集中走出去的一年，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规模的金融资本对外投资的个案，其中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投资30亿美元购买英国巴克莱银行3.1%的股份，还派出董事参与其管理；中国工商银行投资54.6亿美元购买南非标准银行20%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另外，中国平安集团投资18.1亿欧元认购欧洲富通集团4.18%股份，成为其第一大单一股东。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9

一、深化思想认识，实现三个转变

要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在过去的发展中，我们过分地突出了“物”的地位，发展指标主要看经济，讲发展就是讲经济的发展。在“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支配下，尽管我们在经济上获得了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成为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向“以人为本”转变成为发展的历史必然。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从重速度向重质量效益转变。发展本身就是质量和速度的统一，只有在发展中保持质量和速度的协调统一，才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只有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重速度向重质量效益转变，才能实现中央提出的又好又快地发展。重视发展的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走一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在发展中要突出信息化等高新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要注重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相协调，要实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

要从重经济发展向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转变。在发展中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观念。片面的经济增长非但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幸福，反而会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以及“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苦果。要立足于全面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大力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二、着眼发展实践，实现三个转化

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一是要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现在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除了受资源环境制约外，还受到了劳动力成本等的制约。中西部地区要取得沿海发达地区过去所取得的发展业绩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由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优势更加明显，不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是惟一出路。二是要走产业特色化之路。比较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其实只有以自身资源为基础的特色产业这一项，土地、税收和劳动力都不再拥有真正的优势，经济要有竞争力，就必须突出产业的地方特色。如果不突出地方特色，盲目模仿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之路，与其他地方产业雷同，这种发展路子既没有前途，也难走得通。中西部地区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把握国家政策，立足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选择支柱产业。三是要走全面协调发展之路。发展是一个“系统的集合体”和“过程的集合体”，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协调了就能相互促进。在发展中要吸取教训，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切实推进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一是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一方面在发展中要加大招商引资、立项争资、创业融资的力度，招商引资必须着眼特色产业的发展，在招商引资中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搞简单的产业转移承接；立项争资要着眼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深入研究政策，认真调查研究，积极申报项目，争取国家投入；创业融资要激发社会活力，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创业途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发展中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各项工作，科学发展是新的发展方式，必须突破旧的观念和做法、体制和机制的束缚。二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在经济结构调整，要加快原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制，促进经济民营化；要加快二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加快工业的发展，要通过招商和创业两个轮子，实现工业的快速发展；产业布局要合理，这是中西部地区的薄弱环节，也是发展潜力、竞争优势所在，在产业布局中一定要突出自身优势和特色，大力发展地方支柱产业。三是要加快基础建设。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一是科学决策能力，科学决策是科学发展的前提，要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发扬民主决策的作风，遵循科学决策的程序，实现科学决策；二是改革创新能力，改革创新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动力，在实际工作中，要以学习掌握科学理论为基础，搞好调查研究，着眼发展大局，寻找工作差距，总结自己，借鉴他人，创造性地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三是统筹协调的能力，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全面加强各项工作，善于解决各类矛盾。

三、把握落实环节，抓住三个关键

突出发展规划的制定。没有好的规划，就不会有好的发展。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发展规划，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特别要立足自身优势，合理调整产业布局。要重视城镇发展的科学规划，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突出科学决策。科学决策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科学的规划取决于科学的决策，而落实好已制定的发展规划，同样需要依靠科学决策来保证。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社会矛盾逐步增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决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决策的风险不断加大，决策的难度和要求不断提高。要做到科学决策，就要发扬民主、尊重科学、集思广益、重视调研，要大胆更要谨慎，要自信不要自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要特别注重民主决策，善于集思广益。在决策过程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民主决策的机制。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10

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

走向消费主导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取得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走向消费主导决定我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我国自身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的上升通道。但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使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来10～2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所有的不公平，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等，综合地体现为消费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没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共同富裕，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

如何判断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2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如何确立走向消费主导的目标

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

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2022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未来5年最为关键，需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从现实情况看，“十二五”时期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消费主导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五年。需要尽快形成统一认识，在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上取得突破。只要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跃过消费主导的历史拐点，经济社会发展就将跨入一个新的平台。

消费主导对经济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在具体发展路径上，走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子，并且充分发挥城市作为服务业载体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财政也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消费主导对社会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

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当前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建议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年内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是不是政府转型

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要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加快由增长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绕开“增长主义陷阱”。

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当前关键是要防止在市场危机时期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常态化，甚至把政府主导固化为“中国模式”；需要着力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从制度上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引导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不仅容易引发投资膨胀，而且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型社会需求的变化趋势。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需求出发，尽快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规范中央地方关系。

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从增长主义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走向消费主导，对强化政府的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在尽快扭转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倾向，强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

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主权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实体经济走向范文篇12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着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包括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中国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的历吏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学不研究世界政治，不研究外国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中国政治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和纷繁的外国政治的研究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政治学应该提供研究框架，发展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实在国际上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本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家们首先都是政治学家。中国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开来，是在中国没有政治学的情况下一种带有误解性的习惯分法，政治学本来就包括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当然，经济全球化问题可以像马克恩那样用纯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具体到用效益与成本的观点来把握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但是，从政治学来说，它首先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作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也许人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国家主权问题，我们不能轻易听信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淡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学应该进行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但是，今天国家主权的形式和概念确实与民族国家始初阶段有所不同，这些涉及各国利益的政治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要有政治学家的声音，而且在世界上也应该有中国政治学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