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1

[提要]汇率是影响贸易条件的要素之一，在当前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依据2005年7月到2012年11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关键词：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有效汇率；进口额；出口额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30日

一、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由于汇率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调节杠杆，在一国对外贸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价格及国际竞争力。所以，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我国贸易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出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模型，采用2005年7月到2012年11月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最小二乘回归（OLS）、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出口贸易的研究，我国学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沈国兵、杨毅（2005）通过1990～2004年月度数据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出口、进口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是很小的，并且前者变动对后者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变动对前者的影响。长期内，中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徐明东（2007）选取1997～2006年的月度数据，运用VAR方法，考虑了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后，对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显著影响了我国进口、出口和净出口贸易。肖阶龙（2008）以1985～2005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明显，且具有同相性特征。李汉君（2010）以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得出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汇率是贸易条件的格兰杰原因被接受。何建奎、马红（2012）以1995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基于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长期静态影响及短期动态影响。结果发现，长期进出口贸易的汇率弹性均不显著，单纯的汇率调整不能有效改善我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但以上研究大多采用进、出口贸易和汇率的年度为频度，样本容量较小，本文以月度为频度，样本容量达到87个，更具有说服性；其次，以往研究都没有以2005年7月为分界线，没有在汇率改革之后研究新汇率政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数据区间从汇改第一个月起到2012年11月，更能够反映目前的贸易与汇率的关系。

二、汇率与贸易建模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在影响进、出口贸易的自变量因素的选取上，人民币汇率变量要素选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有效汇率等于一国货币与所有贸易伙伴国货币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数，而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一国货币与贸易伙伴国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而且剔除了通货膨胀对各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能够综合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实证分析分别以我国的历年进口贸易额（IM）、出口贸易额（EX）为因变量，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为自变量，同时在汇率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中，普遍发现进、出口额与汇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遵循这一方法，建立贸易长期均衡模型如下：

LNIM=c1+a1LNREER（1）

LNEX=c2+a2LNREER（2）

实证分析中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问题，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IM为月度进口额，取对数后用LNIM表示；EX为月度出口额，取对数后用LNEX表示；LNREER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区2005年7月至2012年11月，频率为月度。数据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实证分析通过EVIEWS6.0完成。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即存在单位根。为了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根据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原始序列LNIM、LNEX、LNREER、在5%临界值的水平下不通过检验，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序列均为I（1）阶单整序列。各变量为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表1）

（三）协整检验。对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采用1987年提出的Engle和Granger两步检验法，首先运用OLS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把协整回归所得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序列REER、IM、E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REER-I（1），IM-I（1），EX-I（1），因此，笔者利用REER与IM、EX的原始序列作两变量的Engle-Granger协整检验。由于进、出口存在明显的时间增长趋势，因此，本文选择协整项包含截距项、时间趋势项的协整模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LNREER和LNIM、LNREER和LNEX之间的方程，并计算非均衡误差：

LNIM=-0.060096LNREER+24.00237

（0.00388）（0.36334）

R2=0.734036DW=1.990195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et1=0.060096LNREER+LNIM-24.00237

LNEX=-0.052040LNREER+23.41663

（0.00392）（0.36709）

R2=0.669694DW=2.118033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et2=0.052040LNREER+LNEX-23.41663

通过检验残差的单位根发现：存在LNREER和LNIM、LNREER和LNEX的平稳线性组合，即汇率与出口、汇率与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表2）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2

1.中美双边协定的签订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后，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经贸合作，签订了众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协调、定位和规范双方的基本贸易关系和贸易协议的纲领性文件，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和1999年《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一类是具体领域的贸易协定，涉及不同的部门、产业及领域，包括各种协议书、合作计划、促进措施、谅解备忘录，例如《中美纺织品协议》等。从法律关系来看，前者设定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后者则规定了具体的贸易领域政策操作规则。

2.WTO规则对中美贸易的规范

国际协定对规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起到了积极的约束和促进作用，使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降低了摇摆性和随意性。美国和中国同为WTO成员国，需要遵守WTO的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市场准入原则和公平竞争等符合中美两国的基本利益，对规范美国的贸易行为和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处理中美贸易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2006年的报告中，USTR指出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六大目标，其中使中国以一个负责的成员更加全面地融入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监督中国坚持国际与双边义务并保证完全贯彻与遵循位列前两位，充分表明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倚重和强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从此在一个更加可预见的框架内进行。

3.入世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调整

入世六年来，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和规范，2005年完全取消了进口非关税措施，放开外贸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认真履行透明度义务，保障中美贸易顺利发展。法制是WTO对政府的要求。六年时间里，我国在中央政府层面共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WTO所倡导的理念在中国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透明度和非歧视等WTO原则已成为中国普遍适用的立法原则。将WTO规则以国内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法律法规，并根据WTO规则，妥善处理了中美贸易纠纷。

(1)货物贸易领域

为了规范贸易发展，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外贸法》，商务部于2004年6月出台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并已于2004年7月开始施行，这标志着中国提前半年履行了关于放开外贸权的承诺。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中外贸经营者范围的扩大,以及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使外贸经营进入门槛降到了最低点，公司、企业和自然人只需要进行登记就可以从事对外贸易。

(2)知识产权领域

中美贸易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知识产权领域，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中国在入世前就启动了对知识产权立法的全面修改工作。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主要扩大了受保护权利的范围，明晰了各方权利义务、增强了司法审查制度，同时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临时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的行政主管机关，包括工商、公安等部门在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如停止侵权的措施、罚款等等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司法部门的工作联系，打击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在2004年专门成立了由所有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统筹协调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督办重大案件。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中国入世履约的评价是“尽管加入WTO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改革的进展都令人鼓舞。中国如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2005年取消了普通商品进口许可证制度。如今，中国已普遍被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给中国打A＋。”

二、中美贸易中的法律局限性

1.国际协定在美国的非权威性

美国在贸易领域签订的国际协定并不能自动生效，因此产生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现状，造成国际协定约束性的下降。就具体的贸易领域、贸易政策手段而言，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在美国，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不能自动执行，这是外部约束力下降的根本根源。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尽管宪法规定条约地位等同于国内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条约都可以直接在国内法中适用和执行。在实践中，需要美国支付金钱的协定、规定关税的协定、需要改变美国现行国内法的协定、处分美国财产的协定、任命政府委员会的协定，都是非自动执行的协定。因此，贸易领域的国际协定包括WTO协定和中美双边贸易协定并不能自动执行。早在1979年《贸易协议书》中美国就明确规定了“发生冲突时美国(国内)法优先”的原则。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第102节(c)条同样规定乌拉圭回合协议与美国任何法律不相一致的条款均属无效。因此，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约束力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国内法要求，只有具体实施关税及非关税多边谈判协议的美国国内法和行政命令才是美国法院和海关当局可以适用的法律渊源。减税相对容易推行，因此美国在此领域遵守国际协定，而如果国际协定相关内容需要修改国内法时则需要国会通过，从而使国际协定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众多不合理的做法才得以在与WTO原则冲突的情况下仍能推行，典型的如“301条款”；再如WTO裁定美国关于反倾销税运作的法律“伯德修正案”违反了规定，但美国国会未能修改这项法律。

2.WTO多边体制的缺陷性

现存的WTO多边体制本身存在制度缺陷，使得美国得以利用其缺陷违背基本原则。WTO的缺陷体现在法律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之间由于后者实施成本高昂而导致“约束力缺失”。协议本身某些规定具有模糊性，即原则性的东西多而可操作性的东西少，某些程序过于繁琐复杂而导致效率底下等。以美国为该条款规定如果一国实施不公正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对美国的贸易造成损失或歧视的，美国总统有权撤销对该国的关税减让，或者对该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者其他形式的进口限制，其201条款并不完全符合《保障措施协议》，该条款对增加进口并不作具体的原因分析，因而存在对出口方不公平的地方，但在现行的WTO协议框架下却能够得以实施。此外，美国利用WTO协议的某些灰色地带，制定了大量技术性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与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有关规定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有双边和多边协议作为规范，但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仍不能排除任意性，只要美国的法律体系和现行的WTO体系不进行根本改革，贸易政策仍将很大程度上由国内因素主导，所谓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外部约束”只适用于符合其根本利益的情况。3.美国反倾销法与WTO规则的不一致性

中国加入WTO后，积极遵守相应规则，但美国法律特别是反倾销法却与WTO规则不尽相同，这为中美贸易发展带来了一定难度。1947年GATT第6条第1款对反倾销做了明确规定。根据GATT规则的规定，进口国采用“反倾销”措施，必需确定两点：一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倾销的存在，且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二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要求进口国不仅仅要根据事实来证明，倾销与进口国国内产业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还要证明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必须是倾销的进口产品，而不能是其他因素。GATT规则把由于倾销的产品才导致了进口国有关工业的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一个首要条件；把证明“严重损害”（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或“严重损害威胁”（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条件。可以说，GATT规则中对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规定是明确的、是清晰的。然而，在美国的《反倾销法》中关于“严重损害”、“严重损害威胁”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界定，明显与GATT规则的规定相冲突。

(1)美国反倾销法对“倾销与损害因果关系”的规定，与WTO规则存在明显差异

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调查倾销是否存在时，不是去证明倾销与重大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的状况。其做法严重偏离了GATT规则的规定。针对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倾销是否存在时，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状况的做法。

(2)美国反倾销法在评估“严重损害威胁”时的令人费解的“累加”方法，明显与WTO规则相背离

美国在确定“严重损害威胁”时采用了累计计算的特殊方法。即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认定某国外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产生“重大损害威胁”时，不是分别评估每一个出口国的出口产品占美国市场的份额，而是将所有出口国的产品累加。比如，假设甲、乙、丙、丁等国各自向美国出口货物，各自出口份额只占美国市场的5％，如果涉及倾销问题时，美国贸易委员也会按照GATT规则的规定，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然而，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时，将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把所有国家占美国市场的份额相加，这样倾销的产品将占美国市场的20％。根据这个结果，美国贸易委员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定存在“重大损害”及“重大损害威胁”。美国贸易法中累积进口的规定，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确定损害存在的可能性，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

一、引言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汇率是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其变动会改变一国与他国商品之间价格的对比关系,直接对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商利润等产生影响。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增大,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然而,不同的贸易方式、商品类别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并不相同。因此从细分贸易方式和商品类别的角度研究人民币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对于我们制定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政策、设定合理外向型战略进而保证出口贸易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众多,但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我国出口贸易全局,针对个别区域和省份出口贸易的研究较少。整体与局部在效果上是存在偏差的。广东省作为我国外贸强省,对我国整体出口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从贸易方式和商品类别两个角度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广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二、模型和数据(一)模型设定根据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国商品的出口需求是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Yf、本国出口商品价格P,贸易伙伴国商品价格Pf和汇率S(直接标价法)等变量的函数。(WilsonandTakacs,1979;Reinhart,1995)。即出口需求函数:EX=EX(Yf,P,Pf,S),这里,EX表示出口需求。由于本文考虑的是实际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且有:实际汇率E=SPf/P,因此上式改写为:EX=EX(Yf,E).因此本文所设模型为：Xi=α+βYf+λE+ε其中:i=1、2、3、4、5、6,X1代表机电产品出口额、X2代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X3代表农产品出口额、X4代表服装纺织类产品出口额、X5代表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X6代表一般贸易方式出口额；Yf为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E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模型中的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二)数据说明1、广东省出口额(X)。依据出口商品类别和贸易方式的不同本文将广东省出口划分出了四大类商品和两大类贸易方式的出口。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与广东省统计局。2、贸易伙伴国的收入水平(Yf)。理论上,收入水平使用各国GDP来代替最为合适,但是由于由于GDP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伙伴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DP数据,实际上,这种替代做法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时常被采用。数据来源于IMF。3、汇率(E)。考虑到出口商品与进口国国内商品相对价格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使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代表汇率水平,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本文采用所有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样本期间为2008年8月至2011年6月。考虑到进出口总额数据及贸易伙伴国工业生产指数表现出很强的季节规律性的问题,我们采用美国商务部和普查局联合开发的X-11方法和乘积法分别对进出口总额数据以及工业生产指数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后面分析所用到的数据是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三、实证结果分析(一)单位根检验结果由于对非平稳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产生虚假回归的问题,因此在检验变量协整关系之前需要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ADF检验的方法分别对广东省各类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原序列及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结果表明,在5％及以上的显著度下原序列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序列具有单位根,是不平稳的。这说明,我们不能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检验上述变量间的关系,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情况。对于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发现阶差分序列在5％及以上的显著度下,都拒绝原假设,时间序列平稳,也就是说上述数列都是I(1)数列。(二)协整检验结果及分析1、基于出口商品类别结构的协整分析结果。表1显示在长期均衡关系中,两个变量均对广东省出口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其中,贸易伙伴国工业生产指数对出口有比较明显的正向影响,这充分揭示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商品出口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实际汇率的上升,商品出口会下降。从主要商品出口的汇率弹性系数来看,服装纺织产品受汇率波动影响最大,主要原因是该类商品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出口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因此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会通过价格传导直接降低商品的出口能力。比较而言,高新技术类产品、农产品的汇率弹性就小一些,机电类产品弹性最小,为1.985922.2、基于贸易方式结构的协整结果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对广东省出口贸易影响最大的是贸易伙伴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实际收入水平),这表明当外部需求降低时广东省的出口会显著下降,这恰恰反映出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特点。人民币汇率对两类贸易方式的出口均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加工贸易的汇率弹性为-2.543269,,一般贸易汇率弹性为-3.153786,后者受汇率变动影响更大。四、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对广东省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对广东省的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广东省出口贸易结构有了大幅改善,但是低成本的价格优势仍然在商品出口中扮演重要角色,人民币汇率变动引发的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不容忽视。这也是我国货币当局一直以来对人民币币值调整保持审慎态度的重要原因。从出口商品的具体种类来看,服装纺织类商品受汇率波动影响最大,弹性系数达到-3.555325,其他种类商品汇率弹性系数从高到低依次是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和机电产品。从出口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更稳健,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情况下,前者比后者出口波动幅度小。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在国家层面上,汇率政策实施要稳健。当前,我国通货膨胀问题较为严峻,国内外有些学者提出了用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的治理通胀的办法。在全球经济复苏问题重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影响明显并且当前汇率水平不低的情况下,国家应适当控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保持我国经济稳步发展。(2)优化广东省产业结构。#p#分页标题#e#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业升级。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科技资源整合,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对具备高精尖技术力量中小企业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省内重要的传统产业,比如纺织服装业,要注意引进高新技术进行提升,培育自主品牌,使出口的纺织服装产品高附加值化,提高出口产品竞争能力。(3)重视加工贸易的发展,大力鼓励一般贸易。一般来说,传统的、低端的加工贸易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不如一般贸易强,但是本文的实证检验表明,加工贸易的汇率弹性并不高于一般贸易,这可能是近些年来广东省不断升级加工贸易,提升其在世界加工产业链中的地位,使加工贸易开始逐渐从量变转向质变所致。所以,现阶段只要我们不断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就能够充分利用省内自身资源禀赋持续发展。另外也应加大省内一般贸易出口的发展。一般贸易出口情况是衡量一个地区外贸出口综合竞争力和未来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所以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有必要增强一般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两类贸易方式的协调发展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4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收稿日期：2002-10-14

【参考文献】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

的发展。

中国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促进了各个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时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国际贸易与FDI关系问题收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和FDI进行了概述，然后以实证分析中国国际贸易与FDI关系，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并加以总结。

一、国际贸易的概述

国际贸易又叫做世界贸易或进出口贸易，指的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间劳务和商品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劳务和商品的国际转移，是世界各国基于国际分工而形成彼此关联的形式，反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国际贸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商品移动的方向可以分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过境贸易，按商品的形态可以分为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按生产国和消费国可以分为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按贸易内容可以分为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一般贸易和商品贸易，按贸易参加国数量可以分为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1]。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有以下特点：首先，国际贸易涉及交易双方所在国的在政策、法律、社会习俗、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突和差异，比国内贸易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其次，国际贸易存在交易金额和交易数量大，运输距离远和履行时间长的特点，因此，交易双方要承担比国内贸易还要大的风险。第三，国际贸易易受交易双方所在国的经济、政治、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变动的影响。最后，国际贸易不仅涉及到交易双方，还涉及到运输、海关、商检、银行、保险等部门的配合、协作，过程比国内贸易复杂。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关键因素，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国际贸易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第一，国际贸易进入高速增长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国际贸易格局未改变，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第三，多边贸易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成为发展的主旋律；第四，国际贸易的结构越来越高级，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第五，贸易投资的一体化趋势较为明显，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角；第六，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的竞争日益激烈，随之而产生的对策不断翻新。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深入了解国际贸易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助于科学决策，还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上加入到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FDI的概述

FDI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缩写，指的是一国的投资者把资本或生产要素投入到其他国家的生产和经营，掌控一定的经营管理权，为获取利润和珍贵生产要素而进行的投资活动。现代资本国际化的表现形式是FDI，FDI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跨国公司。

对FDI本质的探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坚持“经营资源”，特别是无形资产。例如，原正行：FDI指的是企业特殊的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转移；小岛清：FDI的核心是经营管理上的技术性专门知识；部分学者坚持“控制权”，例如，洛赫德、肯伍德：FDI指的是一国公司在其他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获得该国企业的控制权[2]。相关国际机构、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例如，WTO、联合国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司、美国商务部等，认为国际间接投资与FDI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取得企业的控制权，由于FDI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货币资本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只能直接投资，FDI不仅具有直接经营管理权，而且其目标在于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因此，部分学者认为：FDI指的是一国或地区企业通过垄断优势的国际转移，获得部分甚至是全部外国企业的控制权，进而实现直接目标与最终目标高度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

三、中国国际贸易与FDI关系的实证分析

Grange最先提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即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因果检验概念和理论，如果对第一个变量加入相关信息，就能对第二个变量更好地进行预测，那么，第一个变量就是第二个变量的原因。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则二者之间为反馈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被广泛应用经济领域，许多学者依据此理论来验证经济学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VAR模型中，Xt和Yt均为平稳序列，Xt-j和Yt-j均为Xt和Yt的滞后项，εt和ηt是均值为零的白噪声序列。根据以上的定义，如果bj不都为零，那么，Xt为Yt的格兰杰原因，相应地，如果cj不都为零，那么Yt为Xt的格兰杰原因。在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首先，应确保Xt和Yt均为平稳序列，其次，对于bj或cj二者不都为零时，应利用Waldtest对系数均为零的原假设进行检验[3]。

根据近十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出口总额的图表显示，2004年以来，出口总额总是高于进口总额，说明近十年中国为贸易顺差，而且距离在不断拉大，仅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时贸易顺差才减少。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这三个指标总体持平，前四年处于增长状态，而2009年有所下滑了，在2010年又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在前两年，FDI的增长速度低于进出口总额的，而在接下来的八年间，FDI的增长速度与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持平。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真实可靠，本文选取了我国23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筛选时，首先排除了进出口总额小于50000万元的省，然后又排除了FDI小于100万元的省，经过两轮筛选，剩下的省市为研究的样本。另外，为了避免价格因素的干扰，利用价格指数调整获得实际值，依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FDI进行调整，依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进出口贸易额进行调整，以此来获得价格指数的实际值，并分别用FDI、IM和EX来表示[4]。

从三个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各个省市的进口贸易额的中位数和平均值都小于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的标准差小于出口贸易额的标准差，而FDI的标准差小于进出口贸易的标准差。样本选取了我国23个省近十年的数据，因此，共有230个观测点[5]。首先，需要对三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于面板数据来说，由于每个省包含十个观测点，运用一般单位根可能使检验结果出现偏差，因此，应选择Im，PesaranandShin单位根进行检验[6]。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FDI、EX和IM均具有不平稳性特点，而经过一阶差分后，FDI、EX和IM都是平稳的。由此看来，在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需要使用一阶差分数值，结果解释为进出口贸易额增量和FDI增量之间的关系。

由于FDI、EX和IM三个变量均为I（1），三者之间的线性回归为伪回归，但若三者之间回归出的误差项为I（0），就会出现长期稳定关系，即三种之间互为协整关系。通过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得到的协整关系显示，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均不能被拒绝，FDI与进出口贸易额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彼此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这与Pfaffermayr的研究结论相似[7]。

由于FDI、EX和IM均为I（1），其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分别用D（FDI），D（EX）和D（IM）来表示，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三个变量检验。在进行检验的过程中，会遇到首先遇到对滞后阶数进行选择的问题，不同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观点和结论有所差异，而信息准则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8]。信息准则包括施瓦茨信息准则、贝叶斯信息准则和赤池信息准则等几种表达方式。解决问题不如避免出现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展示不同滞后期结果的迂回方式来避免选择最佳滞后期。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滞后阶数的差异对结果影响不大，不同的假设被拒绝时都有显著性的差距。检验结果表明，D（FDI）是D（EX）的格兰杰原因，D（EX）是D（FDI）的格兰杰原因，FDI与出口贸易额之间具有互补关系。未被拒绝的假设表明，D（IM）不是D（FDI）的格兰杰原因，D（EX）不是D（IM）的格兰杰原因，D（IM）不是D（EX）的格兰杰原因，D（FDI）不是D（IM）的格兰杰原因，FDI与进出口贸易额之间也具有互补关系，但这种互补关系较为隐晦[9]。

四、政策建议

我国近十年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出现波动趋势的原因如下：首先，我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方便其他国家在中国投资建厂，这种投资不仅可以带动商品和设备的进口，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的成品和半成品多数会以出口的形式回流到他国。其次，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一部分行业由进口行业向出口行业的转变。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再加上他国的投资，使中国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逐渐由进口行业转化为出口行业。最后，在政府导向作用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引领下，大部分外商投资转化为出口行业[10]。

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限，国际贸易的增长多表现为粗放型。因此，在未来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有选择性地招商引资，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中国应完善投资环境、培养专业人才、提高企业配套能力，以此来吸引高技术水平的外来投资，减少污染程度较高行业的直接投资。国家还应严格限制投资产业，鼓励高新科技产业的直接投资，并且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此外，国家不能依赖于组装和加工等低层次贸易，而应培养专业化人才，掌握先进的技术，对企业员工各层次人才进行科学配置，加强对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学习。

综上所述，我国近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彼此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且双向关系具有互补性，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额之间还可能存在不明显的正向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欧阳予，宫蕾.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研究――基于1982―2011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14，08（0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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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彬.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路径的比较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3.

[4]张诗雯.FDI、城市化与出口贸易――基于金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4，02（09）：28-33.

[5]张昆.FDI对中美和中欧贸易顺差影响效应问题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2.

[6]李珊珊，罗良文.FDI行业结构对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指数因素分解的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12，05（23）：855-863.

[7]李华敏.金融发展视角下FDI溢出效应对贸易增长的影响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8]邢震.高技术产业出口与FDI关系的协整分析――基于台州市1993―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1，01（29）：56-61.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6

[提要]汇率是影响贸易条件的要素之一，在当前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依据2005年7月到2012年11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关键词：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有效汇率；进口额；出口额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30日

一、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由于汇率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调节杠杆，在一国对外贸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价格及国际竞争力。所以，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我国贸易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出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模型，采用2005年7月到2012年11月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最小二乘回归（ols）、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出口贸易的研究，我国学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沈国兵、杨毅（2005）通过1990～2004年月度数据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出口、进口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是很小的，并且前者变动对后者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变动对前者的影响。长期内，中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徐明东（2007）选取1997～2006年的月度数据，运用var方法，考虑了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后，对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显著影响了我国进口、出口和净出口贸易。肖阶龙（2008）以1985～2005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明显，且具有同相性特征。李汉君（2010）以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得出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汇率是贸易条件的格兰杰原因被接受。何建奎、马红（2012）以1995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基于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长期静态影响及短期动态影响。结果发现，长期进出口贸易的汇率弹性均不显著，单纯的汇率调整不能有效改善我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论文网]

但以上研究大多采用进、出口贸易和汇率的年度为频度，样本容量较小，本文以月度为频度，样本容量达到87个，更具有说服性；其次，以往研究都没有以2005年7月为分界线，没有在汇率改革之后研究新汇率政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数据区间从汇改第一个月起到2012年11月，更能够反映目前的贸易与汇率的关系。

二、汇率与贸易建模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在影响进、出口贸易的自变量因素的选取上，人民币汇率变量要素选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有效汇率等于一国货币与所有贸易伙伴国货币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数，而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一国货币与贸易伙伴国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而且剔除了通货膨胀对各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能够综合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实证分析分别以我国的历年进口贸易额（im）、出口贸易额（ex）为因变量，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为自变量，同时在汇率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中，普遍发现进、出口额与汇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遵循这一方法，建立贸易长期均衡模型如下：

lnim=c1+a1lnreer（1）

lnex=c2+a2lnreer（2）

实证分析中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问题，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im为月度进口额，取对数后用lnim表示；ex为月度出口额，取对数后用lnex表示；lnreer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区2005年7月至2012年11月，频率为月度。数据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实证分析通过eviews6.0完成。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即存在单位根。为了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根据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原始序列lnim、lnex、lnreer、在5%临界值的水平下不通过检验，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序列均为i（1）阶单整序列。各变量为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表1）

（三）协整检验。对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采用1987年提出的engle和granger两步检验法，首先运用ols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把协整回归所得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序列reer、im、e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reer-i（1），im-i（1），ex-i（1），因此，笔者利用reer与im、ex的原始序列作两变量的engle-granger协整检验。由于进、出口存在明显的时间增长趋势，因此，本文选择协整项包含截距项、时间趋势项的协整模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lnreer和lnim、lnreer和lnex之间的方程，并计算非均衡误差：

lnim=-0.060096lnreer+24.00237

（0.00388）（0.36334）

r2=0.734036dw=1.990195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et1=0.060096lnreer+lnim-24.00237

lnex=-0.052040lnreer+23.41663

（0.00392）（0.36709）

r2=0.669694dw=2.118033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et2=0.052040lnreer+lnex-23.41663

通过检验残差的单位根发现：存在lnreer和lnim、lnreer和lnex的平稳线性组合，即汇率与出口、汇率与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表2）

（四）回归分析。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得到进口贸易额（im）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回归方程如下（公式1）：

lnim=-0.060096lnreer+24.002

37

由公式1得到，从长期来看，我国进口贸易的汇率弹性为-0.06009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进口贸易额将反向变动0.060096%，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我国进口贸易额将减少0.06009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贬值1%，进口贸易额将增加0.060096%。

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得到出口贸易额（ex）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回归方程如下（公式2）：

lnex=-0.052040lnreer+23.41663

由公式2得到，从长期来看，我国出口贸易的汇率弹性为-0.052040，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出口贸易额将反向变动0.052040%，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我国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052040%，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贬值1%，进口贸易额将增加0.052040%。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分别都有负向的影响作用。

（五）格兰杰因果分析。上述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着静态的均衡关系，为进一步测算贸易进口额、贸易出口额与人民币有效汇率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本文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见表3。检验结果表明，“进口额不是汇率的格兰杰原因”、“汇率不是进口额的格兰杰原因”和“出口额不是汇率的格兰杰原因”“汇率不是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都被拒绝，分别通过了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因果关系存在。（表3）

三、小结

本文利用2005年7月至2012年11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对进口额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和出口额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分别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表明：

（一）汇率、进口额、出口额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汇率与出口额之间表现出负相关，与j曲线理论相符，即一国汇率增加，在短期内由于消费和生产的“黏性作用”而不会对出口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对出口会产生负面作用；汇率与进口额之间同样表现出负相关。

（二）汇率与进口贸易额、汇率与出口贸易额表现出相同的因果关系。即汇率是进出口贸易额的格兰杰原因，汇率的变动对进出口具有预测作用；而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二者都是汇率的格兰杰原因。

（三）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小于进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出口汇率弹性（0.052040）小于进口汇率弹性（0.060096）；二是出口的granger（t统计值5.15367伴随概率0.0078）原因小于汇率是出口的granger（t统计值4.09629伴随概率0.0202）原因。所以，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会造成冲击，不利于利润率较低的出口企业；但长期而言，这种优胜劣汰对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国外产品的成本，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国人民的效用，同时还有利于进口的增加，消化巨额的外汇储备。所以，国家应该在保持人民币稳定的同时，选择一个对进、出口平衡有利的合理汇率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宋耀，田华.国际汇率分形特征的实证研究：修正的r/s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4.7.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7

［摘要］近些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拉大，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产品内贸易。在全球专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中不同位置的国家通过不同的机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产生影响。文章详细分析欧美、日韩、东盟等重要国家与地区的影响机制，对中国贸易顺差从全球分工角度做出了全面的解释。在实证分析中，通过经验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协整检验得出结论，产品内贸易与顺差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且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该紧跟全球分工趋势，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加大进口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良性循环，根据当前产品内贸易对顺差的重要影响针对性地实施平衡贸易顺差的政策举措。

［关键词］贸易顺差；产品内贸易；国际分工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动乱。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政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AliciaGarcía-HerreroandTuuliKoivu（2007）运用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双边进口等式，发现外贸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而这部分减少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减少，这反映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敏感。MartinSFeldstein(2008)通过对美国贸易账户的数据分析，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汇率以及国民储蓄率的调整。Yin-WongCheung，MenzieD.Chinn，EijiFujii（2009）认为人民币显著低于通过跨国模型估算出的价值，并且多面贸易受相对价格的影响，尽管这种相对价格的关系有时不够准确。因此，中美的贸易平衡应该依附于预期的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的变动。卢锋，刘鎏（2007）以巴拉萨-萨缪尔森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虽然贸易部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方向呈正相关性，但作为具备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前者的涨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导致实际汇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门的又一优势，拉大贸易顺差。刘光溪（2006）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综合形成的，汇率政策在平衡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对于处于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MartinSFeldstein(2008)结合中美贸易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极具竞争力的货币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质的解决方式还是来自于国民储蓄率。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储蓄率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和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来实现，借贷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的完善等举措都能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扬，殷剑峰（2007）从国民经济的供应角度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构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将继续拉大。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应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储蓄的变化两方面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管涛，王信（2007）从国际经验来看，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初期，当前规模的贸易顺差在正常范围内，贸易顺差变动可以用国民储蓄投资的缺口变化来解释。何帆、张明（2007）指出，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国内总储蓄高于国内总投资。政府若放任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的上升，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政府若采取积极政策调整，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后者符合中国现实内外平衡的增长战略。与国内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引起贸易顺差观点相似的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祁春节（2007）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分析，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扩张必然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贸易品供给过剩以及国民储蓄持续超过投资也构成了贸易顺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佟家栋（2007）认为因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必须借助国外市场出清，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Rapoport，andYi(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Hummels，Ishii，andYi(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除了以上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提出针对贸易顺差的不同观点外，一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已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验证。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采用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从全国的视角出发，认为FDI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一种具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提出了理论假设，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变量的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很大，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茵、万广华（2005）构造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在1985～2000年间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指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外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不大。因此，货币性手段将不足以解决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问题。徐毅（2009）通过对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分析以及对储蓄论的验证，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而生产要素在地方的流动和结合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蒲华林、张捷（2007）针对产品内分

工和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品内贸易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最大，韩国和东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所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依据对贸易顺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部分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其理论推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数研究都将贸易假设为同质，或者直接解读为一般贸易。事实上，除了一般贸易，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贸易影响。（2）多数观点关注的都是内部因素，视角局限在国内，对于国际分工带来的影响缺乏必要的思考，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势不符。（3）在对于国内影响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观点一味固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离了中国当前国情，导致理论推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不能用于指导实践。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所谓产品内分工，则是将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包括工序、区段、零部件进行拆分，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为了降低生产品本，提高竞争水平，扩大营业利润，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工序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产品内分工导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组织结构呈现出一条类似于“U”形的微笑曲线，而各个国家根据其专业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线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韩国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美国和欧洲各国则提供核心技术，从事产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这些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最高处。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提供产品的零部件系统或模块，属于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处于微笑曲线的次高端。中国大陆则从事中间品的加工组装，提供少量的组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由于各个国家都顺应了全球化变革下对生产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海外转移，或者对当前的生产工序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地进行外包生产，这一方面使得各国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国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的各国的不同位置，贸易顺差转移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高，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块份额，同时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人力资本价格昂贵，若在国内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价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欧美企业会将大量产品生产链移向海外转移，在本国内重点发展服务业，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对于产业链的转移，主要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系统及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而最终出口地分为两种情况，不同的出口地带来的贸易顺差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将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国本国市场的销售，事实上，大量的欧美企业投资都是以在东道国销售产品为目的。原本在欧美国家制造生产并销往海外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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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Causality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著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著。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1.528*SUR(t-1)+1.47*SUR(t-2)+1.388*SUR(t-3)+1.340*SUR(t-4)+1.276*SUR(t-5)+1219.606*LPRO(t-1)+647.696*LPRO(t-2)+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SUR(t-1)-225.053*LPRO(t-1)+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转贴于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政、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以上政策建议是从加工贸易角度出发提出的，实际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宏观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仅仅优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加工贸易属于影响贸易顺差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外汇管理、经济发展等，只有综合所有因素考量贸易顺差的形成，并针对各方面问题辅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整，才有可能引导贸易顺差达到较为合适的位置，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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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1篇8

实习内容：根据相关的国际贸易法律与惯例，结合我过的实际情况与国际贸易实践，以出口贸易的基本过程为主线，以模拟设定的具体出口商品交易作背景，针对出口贸易中业务函电的草拟、商品价格的核算、交易条件的磋商、买卖合同的签订、出口货物的托运订舱、报验通关、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以及贸易文件制作和审核等主要业务操作技能。

实习目的：培养我们的自学和动手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思维能力。通过进出口贸易模拟实习，让我们能够在一个仿真的国际商业环境中切身体会商品进出口交易的全过程，能够在实际业务的操作过程中使其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从事进出口交易的主要操作技能。

总结：

经过了两周的贸易实务实习，让我们了解到商务工作挺复杂的，而且在此工作中要有忍心、恒心、信心。

实习中，我们在模拟的商务活动中，有十五个主要业务操作，针对这些操作每天都有不同的心得体会，而且发现了不同的问题，可以说在是受益非浅。

国际贸易的中间环节多，涉及面广，除交易双方当事人外，还涉及商检、运输、保险、金融、车站、港口和海关等部门以及各种中间商和商。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笔交易的正常进行，并有可能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另外，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的成交量通常都比较大，而且交易的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可能遭到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它外来风险。所以通常还需要办理各种保险，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我在此次实习中，了解到实习的具体做法：

（1）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学习本课程时，要以国际贸易基本原理和国家对外方针政策为指导，将《国际贸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等先行课程中所学到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政策加以具体运用。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对涉及到的内容，可有针对性地带领学生回顾一下，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政策与业务有效地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注意业务同法律的联系

国际贸易法律课的内容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内容关系密切，因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步骤，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对合同当事人双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履行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处理履约当中的争议实际上是解决法律纠纷问题。而且，不同法系的国家，具体裁决的结果还不一样。这就要求从实践和法律两个侧面来研究本课程的内容。

（3）加强英语的学习

对于外贸专业人员而言，不仅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必须会用英语与外商交流、谈判及写传真、书信。如果专业英语知识掌握不好，就很难胜任工作，甚至会影响业务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实习中要求我们加强英语的学习，掌握外贸专业术语基础。

（4）注意本课程同其他相关课程的联系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其他课程内容紧密相联。应该将各们知识综合运用。比如讲到商品的品质、数量和包装内容时就应去了解商品学科的知识；讲到商品的价格时，就应去了解价格学、国际金融及货币银行学的内容；讲到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内容时，就应去了解运输学、保险学科的内容；讲到争议、违约、索赔、不可抗力等内容时，就应去了解有关法律的知识等等。

（5）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

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国际商会等国际组织相继制定了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各种规则，如《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托收统一规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这些规则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公认的一般国际贸易惯例，被人们普遍接受和经常使用，并成为国际贸易界从业人员遵守的行为准则。因此，在学习本课程时，必须根据“洋为中用”的原则，结合我国国情来研究国际上一些通行的惯例和普遍实行的原则，并学会灵活运用国际上一些行之有效的贸易方式和习惯做法，以便按国际规范办事，在贸易做法上加速同国际市场接轨。

（6）坚持学以致用原则

实习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在学习过程中，要重视案例、实例分析和平时的操作练习，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能力培养。在培养规模上突出应用性，加强实践性，注意灵活性。

实践的看法：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考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建立的，依赖于互不相容的前提假设，而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限制了相互融合视野的形成。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空前增强，已经不能允许孤立地、分离地看待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本文拟从微观机制出发，建立模型，考察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并特别就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作一澄清。一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二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一）模型的建立1.模型Ⅰ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第2页)，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C[，1]=P[，1]/Q=S[，a]/A(1)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C[，2]=P[，2]/Q=S[，b]/A+F/(AL)(2)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X(S[，a]-S[，b])A-F＞0(3)(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P=S[，b]L+F=2XS[，b]/A+F(4)(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2.模型Ⅱ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Pma=Nma+SaLma+Tma(5)Pmb=Nma+SbLmb+Tmb(6)Pmc=Nma+ScLmc+Tmc(7)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Pga=Nga+Pmb+SaLga+Tga(8)Pgb=Nga+Pmb+SbLgb+Tgb(9)Pgc=Nga+Pmb+ScLgc+Tgc(10)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ΔX=Nma+Mb+Nga=Na+Mb(12)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二）模型验证设想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三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66(2)，pp.304-308.Hufbauer，G.C.，Lakdawalla，D.andMalani，A.(1990)，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sandItsConcentrationtoTrade，UNCTADReview，pp.39-51.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施建和：《更好地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工作》，《国际市场》1999年第7期。邱立成：《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10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TC、RCA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了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落后的现状。其次建立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模型，选取人力资本、国内需求、旅行社和交通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国内需求对旅游服务贸易的作用不显著，而旅行社数量和交通对竞争力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解释现状。

关键词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多元回归分析

一、引言

旅游服务贸易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从1980年至2008年，全球旅游服务贸易总收入从1010.16亿美元扩大到18000亿美元。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旅游服务贸易顺差有所下滑，但是仍达到了46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2009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自1982年首次出现了逆差，但进出口总额仍占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3.8%，在整个服务贸易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化，提升国际竞争力是中国从旅游大国转向旅游强国的关键问题。

二、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例较小，并且有逐渐下滑的趋势，从94年的11.9%下降至09年的9.29%。而旅游出口一直在服务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2004年以前，几乎占服务贸易出口的一半左右，但04年以后，旅游出口占服务出口的迅速下降，直至2008年，旅游出口占服务出口比率下降至27.9%。

三、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标分析

（一）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即TC指数，它由一国（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同公式表示为：TC＝(Ej-Ij)／(Ej+Ij)，其中Ej、Ij分别表示为一国(地区)j产业的出口和进口额。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TC指数都是大于0的，说明旅游服务贸易没有处于竞争劣势，但是最大值没有超过0.45，且TC值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特别是2003年和2008年，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说明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有竞争力，但相对发达国家较弱，同时竞争力还在逐年递减。

（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国（地区）某种产品的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种产品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RCAij=（XijXit）（XwjXwt），其中RCAij表示i国（地区）第j种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RCA指数显示1994年到2002年均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且都在0.8水平之上，说明这段时期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具有较为平均的国际竞争力。但2003年开始大幅下降，这是由于非典造成的，2004年以后RCA逐年下降，都处在小于0.8的水平，说明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

四、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模型的建立

本文选取波特的钻石模型作为理论模型。根据钻石模型，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有：旅游生产要素状况、国内旅游需求、旅游相关及辅助产业的状况、旅游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机遇以及政府六个方面。波特认为，前四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由于机遇以及政府的影响难以量化，因此这里选取前四个因素作为模型的影响因素。

（二）实证研究

1．指标的选定和方法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模型的变量：Y表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出口额作为国际竞争力的指标；X1表示解释变量国内需求，以人均收入作为指标；X2表示解释变量企业，以旅行社为指标；X2表示解释变量人力资本，以旅游从业人员作为指标；X4表示解释变量交通，以航空航线为指标；。

对1994到2008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各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如表2）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实证模型

（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我们对时间序列进行变量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方法很多，本文采用ADF方法，结果如下：除旅游从业人员之外，出口、人均收入、旅行社和航空航线原序列均具有不稳定性。而经过一阶差分后，除了人均收入外，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平稳性检验，不存在单位根。因此，Y与X2、X4不平稳，都是一阶是单整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DX1不平稳、X3平稳，为0阶单整，与Y不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用来检验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的，本文的协整分析将主要采用EG检验法。首先由OLS法对Y与X2进行回归，得出残差序列e1；再由OLS法对Y与X4进行回归，得出残差序列e2；最后检验残差项的平稳性。由结果可知，e1、e2的ADF统计值都小于10%的临界水平，表明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出口与旅行社和航空航线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3）模型的回归结果

根据散点图，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线性关系，同时由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因此将初始回归方程设为：。。。。。。。。。。。。。。。。。。。。。。。。。。。。。。经过多次尝试，得出最佳模型：Y=-204.2486+0.0101405*X2+0.251587*X4。其中，R2=0.962，F检验值为85.92，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总体显著性都比较好。并且通过消除一阶自相关性后，X2、X4的t值检验都是显著的。X2和X4对Y都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通过自变量系数可以看出，X4即航空航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出口额就会增加0.25个百分点，X2即旅行社数量没增加一个百分点，出口额就会增加0.01个百分点，显然X4的影响力比X2要大。

根据实证检验，可以看出旅游从业人员和人均收入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反映了人力资本和国内需求对竞争力影响的不显著。

五、结论

通过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评价以及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实证结果与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落后的现实状况是基本相符的，理论上由强到弱的影响因素，在现实中影响力却由弱到强，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因素质量不高，这是导致竞争力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赵书华,李辉.全球旅游服务贸易9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定量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08).

[2]周经,吕计跃.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8(04).

[3]曾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纵横.2009(23).

[4]李阳,高媛,李莉.山东省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及提升策略.农业经济.2008(09).

[5]高静,梁昭.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分析.国际贸易.2006(09).

[6]董小麟,庞小霞.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国际贸易问题.2007(02).

[7]姜义茂,刘慧芳,李俊.以新的评价指标认识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国际贸易.2006(11).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1篇11

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很早就在经济学经典理论文献中出现了，但由于受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一定是正博弈过程的影响，贸易条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研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普雷维什(RaulPrebisch,1950)和辛格(HansSinger，1950)提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观点之后，关于贸易条件的研究才持续不断进行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占全球贸易总额比重的大幅提高，贸易结构也有较大的改善，那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使中国贸易条件向有利的方向变化?

贸易条件是反映一国贸易利益和贸易地位变动的基本概念。根据马歇尔的提供曲线，贸易条件说明了国际贸易为两国带来的利益范围及各国在利益分配中各占的比例。但是由于利用马歇尔提供曲线的假设前提是物物交换下供给等于需求，因此根据提供曲线研究贸易条件只适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同样不能具体地定量地得到一国一定时期贸易条件变化情况。在贸易条件的实证研究中，采用进出口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编制不同指数形式对贸易条件变化进行评价。在贸易条件评价指标的不断完善中出现了不同侧面反映贸易条件变化的各种形式的贸易条件指数，最主要的有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等四种形式。本文主要考察价中国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NBTT，也经常被称为净贸易条件、净易货贸易条件或净实物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反映的是一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能获得单位价值进口商品的变化，体现的是贸易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收入贸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ITT)是通过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商品数量指数而得到的，反映的是一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的变动情况，即出口收入变动所能获得进口商品的变化，体现的是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效率的问题。

二、中国贸易条件评价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online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中国1980年至200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进行评价。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这说明中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能获得的单位进口商品是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幅度看，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用每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做一次移动标准差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差变动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是在减轻的。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三、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四、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中国近30年参与国际贸易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损失一定的公平获得了更高的效率。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发展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并没有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获得效率呢?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能较快投入到产业中去，拉近技术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距离。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贸易通过贸易和投资行为从下游装配业到中间产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业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业水平，延长国内产业链，推动中国上游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促进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范畴，实行加工贸易的产业评估制度，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励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偏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需求相似说，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不仅出口商品价格不容易下降，还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根据引力模型，周边国家具有地缘优势，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中国相对而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比较容易。

(四)有选择地继续鼓励引进FDI

大跨国公司和效率寻求型的FDI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更显著，能迅速扩大中间贸易品的出口，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使中国的贸易政策倾向更稳定。建立包括FDI来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内容的FDI引进项目评估体系。通过对FDI投资主体的整体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对FDI引进项目性质的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来华投资是为了巨大的市场还是为比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通过项目预期结果的评估，说明FDI对出口贸易、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与目录相适应的进出口政策和生产税收政策，引导FDI投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部门，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国内厂商的单打独斗不但表现在产品的出口上，也表现在对原料的进口上。在国际原料价格大幅提高、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内厂商应该联合起来面对国际原料供应商，增加自身的谈判砝码。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范文篇12

摘要:在发达国家大量通过FDI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背景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收支统计能够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从而反映出各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根据测算，美国自200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净收益约占其贸易赤字的25%～30%。同时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调整后发现，中美贸易顺差根源于FDI，这与现有有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关键词:所有权贸易统计;跨境贸易;中美贸易不平衡一、引言及观点综述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两大经济体，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贸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加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第二，为以美日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提供了口实;第三，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陷入因内外均衡的冲突而左右为难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从而重估中美间的贸易差额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化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国际压力，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中美之间的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层、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许多政策性和理论性的讨论，提出了争议极强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导致了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政策界，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层，而理论界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Chou(2000)是学界少有的系统分析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局限于汇率波动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如张曙光(2005)、卢向前等(2005)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间的贸易为对象，研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有显著影响。但李稻葵等(2006)的评价认为张曙光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单位根问题，而卢向前虽然考虑了单位根，但使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是不合适的。李稻葵等(2006)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政策层，认为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同样的贸易体制和政策下，中日和中韩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出现中美贸易那样大规模的变动。如中日之间在2002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韩之间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中美两个经济体储蓄率的不同所导致。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下降，而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如李扬(2005)认为，以中国高储蓄率和美国低储蓄率为特征的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失衡导致了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的高储蓄支持了美国的高消费。李稻葵等(2006)通过比较复杂的计量经济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率的变化导致了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并且分析出了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率差异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那就是到底如何计量储蓄率。中国目前专门针对储蓄率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很多人(包括学者)对储蓄率概念产生了误解。我们平常所讲的储蓄实际上是货币银行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储蓄存款，它是一个存量，而在经济学中所讲的储蓄是一个流量。经济学中与贸易收支相联系的储蓄概念，实际上是国民储蓄，而不是国内储蓄，更不是居民储蓄。同时中国国内所引用的储蓄率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在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上不一致，因而中美之间储蓄率差异的可比性是令人怀疑的。任若恩等(2006)利用美国NIPAs中的储蓄率计量方法和口径对中美之间的储蓄率进行重新核算，发现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然而很多学者在讨论中美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时，用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相比较，从而得出中美两国储蓄率相差巨大的结论，并将其认为是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据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应该是储蓄—投资缺口才与贸易收支差额相联系。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出中国储蓄率确实很高，但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也是非常高的，因而储蓄—投资缺口并不一定很大(周加来等，2006)。第四种观点在关注中美贸易失衡时，主要解释为什么中美之间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等所导致的。如Fung等(2006)认为，应该在现行中美贸易差额统计的基础上作如下四项调整:一是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二是通过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转口贸易扣除;三是转口贸易加价;四是服务贸易调整。经过四项调整之后，他们测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贸易差额应该为1707亿美元，这高于中国海关的统计(1142亿美元)而小于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亿美元)。而Schindler等(2005)在分析中美贸易差额时，尤其强调香港在中国转口贸易中的显著作用，他们认为现行的报告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些，因而误解了中国的进出口实际情况。他们经过重新测算后认为，2011年的中美贸易差额在530亿美元到1290亿美元之间，低于美国的统计而高于中国的统计。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解释中方和美方所报告的数据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和问题的解决缺乏深入的探索。第五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使得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如郭彦英(2005)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认为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产业分工所处位置高低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而贾怀勤(2006)和李月芬(2006)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得传统贸易统计背离了国际交易当事方利得。这种观点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但是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说服力的数据。而姚枝仲等(2006)虽然提出了“中国国民对外贸易差额”的概念，并进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说明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无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因而在引进美国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权为贸易统计原则，通过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致，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理论界、实务界以及决策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二、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即按照资产的“所有权原则”而不是“产地原则”来统计对外经济活动的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普查局基于海关申报表的关联方进口贸易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6%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间的进口贸易，关联方出口则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之间的出口贸易。。“所有权原则”能够很好地弥补“产地原则”的缺陷，如海外附属机构反向母公司所在国销售这种“跨境”而实际上并不“跨国民”的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海外附属机构在东道国销售这种并不“跨境”但“跨国民”的交易(吴海英，2006;万光彩等，2007)。而且在“所有权原则”下，也能够较好地克服国际生产网络中中间品交易的重复计算问题，如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要素投入时，其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时，“所有权原则”就避免了“产地原则”下的重复统计问题。美国由于最早意识到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因而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作为对现行体系不足的补充。早在1989年，美国的贸易统计专家就提出建立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的构想，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框架(李月芬，2006)。但美国并没有抛弃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而是在传统贸易统计框架的基础上，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体系作为经常账户的补充账户。这个被称之为“一个基于所有权统计框架的美国经常账户(AnOwnership-BasedFrameworkoftheU.S.CurrentAccount)”的报表，其基本结构如表1(Lowe，2008)。通过表1，我们能够测算出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第一种是经常账户差额，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1-line21+line41，即，表1中的第1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及收入”减去第21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及支出”加上第41行“净单边转移”。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差额为-8114亿美元。第二种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3-line23，即，表1中的第3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第23行“货物和服务进口”。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为-7585亿美元。第三种差额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称之为“货物和服务、来自附属公司销售净收入的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2-line22。即，表1中的第2行“货物和服务出口、来自美国海外附属公司的销售净收入”减去第22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向外国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美国净支出”。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5843亿美元。第四种差额也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我们称其为“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8-line28，即，表1中的第8行“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减去第28行“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1742亿美元。第四种差额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现行贸易统计无法反映的部分。但是它却真正反映了美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现行基于产地原则的统计框架下，由于无法正确反映跨国公司通过附属机构销售，因而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收益。而在美国基于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通过表1第8行中的“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项目，记录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海外附属机构在外国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它等于海外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该附属机构直接从美国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别国的成本和利润(如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支付等)，再减去向同一美国母公司的其它附属机构的销售。表1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海外附属机构获得的净收入为3102亿美元。同时，通过表1第28行中的“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项目，记录外国母公司在美的附属机构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所获得的投资净收入。它等于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在美国附属公司直接在海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美国的成本和利润(如在美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再减去对同一母公司的其它在美附属公司的销售在完整的“基于所有权的美国经常账户”中，记录有美国母公司海外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况，而且该账户还记录了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数据。。表1的数据显示，美国2006年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为1360亿美元。这两者的差额就构成了我们所定义的“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三、美国贸易逆差被夸大了多少?由于同跨境贸易一样，跨国公司通过附属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一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因此，现行的仅仅统计跨境数据的国际贸易差额，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获益。因而在“原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基础上，考虑到那些“跨境”而不“跨国民”以及“跨国民”而不“跨境”的商业活动收入，才能够真实反映新形势下国际商业活动的真实图景，而这就是基于所有权贸易统计的实践意义。根据这一统计原则，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贸易差额的基础上加上“外国直接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这样就得到基于所有权原则调整后的贸易差额。根据调整后的差额数据，我们发现被极力渲染的美国外部不平衡实际上被严重夸大了(如表2)。表2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平均被夸大了25%左右。然而这一基于所有权的更科学的贸易差额数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基于产地原则的贸易差额数据仍然是政府、政治家和媒体衡量国际商业活动的惟一标准。四、所有权原则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失衡由于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在统计外国附属机构这种更为重要的国际商业活动数据上的无能为力，那些FDI流入大大超过流出，以及处于国际网络分工下游的国家，其贸易差额的现行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FDI大量流入的国家，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情况。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实际上，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收集海外子公司的经济活动数据，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这是美国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然而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体系还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有关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的缺乏。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商务部自2011年起开始公布有关FDI经营活动的数据，并正在为建立和不断丰富这一数据库而不懈努力如自2011年起，商务部开始《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一)基于所有权原则的中美贸易由于目前中国在相关数据统计上的严重缺乏，因而不可能像美国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那样，能够准确捕捉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因此我们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差额的基础上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我们的目的是想在现有的数据上反映FDI对跨境贸易的影响，而这正是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原则在中国的应用。在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现行贸易统计差额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第一，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中国公司对美国进出口，哪些是外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对美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包括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进出口。第二，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和购买等经济交易，实际上发生了所有权在“中国国民”和“美国国民”之间的转移，但由于这种交易没有跨越中国国境，因而中国海关无法统计这些数据。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当地的销售和购买。第三，中国海关无法统计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交易，而这些交易导致了所有权在“美国国民”和“中国国民”之间的转移，因而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第四，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哪些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母公司在美附属公司而产生的贸易规模很小(姚枝仲等，2006)，因而这里我们将其忽略如2011年，在美国的中资企业反向中国的出口只有46亿美元，而同期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反向美国的出口额高达530亿美元，两者相差12倍多。。在上述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一个更加简化的基于所有权的中美贸易关系图(如图1)AA表示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进出口，而CC仅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的美资企业在当地的购买和销售。。图1中AA和BB表示海关所统计的中美跨境贸易。然而如果以所有权为统计原则，则跨境贸易中的AA路径就不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因而应该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减去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美国所发生的贸易差额;另一方面，在所有权原则下，图1中的CC路径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它虽然没有跨越国境，但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它相当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实现的进出口，因而必须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加上中国当地企业与在华美资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贾怀勤，2006)。这两方面的调整概括在下面的调整公式中:TBownership=TB-NXFDI+NXADI上式中，TBownership表示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TB表示现行统计体系所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NXFDI表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即AA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减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美国的进口，NXADI表示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实现的对中国的“净出口”(即CC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的销售减去在华美资企业从中国购买的中间品投入。(二)FDI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上面调整公式的基础上，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权威数据(如中国海关数据、美国商务部数据以及中国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从而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其结果如表3。表3的数据显示，尽管中美贸易顺差由2000年的297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1142亿美元，但是经过所有权原则的调整后，中国所有权企业与美国所有权企业之间贸易差额基本保持平衡。因此现行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姚枝仲(2006)将我们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称之为“中国国民贸易差额”，以说明哪些差额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哪些差额是由外国人造成的。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划分是通过“国民”原则而不是“居民”原则。。表3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净出口。如，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1142亿美元，而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就高达800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70%，而2011年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3%，其它年份也都在65%以上。而在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是主要部分。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年至2011年，在华美资企业对美国实现的出口分别为181、185、257、351、553亿美元，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平均高达63%左右，而2011年更是高达70%。这说明自2000年以来，在华美资企业反向本国的出口是中美贸易顺差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表3的数据还显示，在华美资企业利用FDI的“绿地”投资方式绕开各种壁垒，而通过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一。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0年至2005年，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分别销售了299、364、467、588、750、1076亿美元的商品，尽管它们也在中国购买了中间投入产品和劳务，但是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净收入。如2011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了225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因此美国母公司通过FDI，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把中国原本要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在当地销售，从而降低了跨境贸易下中国的进口数据，进一步虚夸了跨境统计中的中美贸易失衡程度。五、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第一，在FDI使得国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其海外附属机构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有力的市场准入方式的国际环境下，现行的以“物品跨境”为统计原则和通过“报关登记”的数据采集方式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因而需要构建更加合理的贸易统计新体系。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补充统计体系，适应了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公司大量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发展趋势，因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了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实际利得，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中间产品交易所导致的重复统计问题。本文在这一统计原则下，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调整，发现美国贸易赤字自2000年以来平均被夸大了25%。第二，在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下，我们通过区分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资产所有权归属，发现中美贸易差额中源自“中国人”的顺差，自2000年以来基本不存在。更进一步研究发现，现行统计体系下的中美跨境贸易顺差70%源于FDI。FDI一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把中国原本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把原本从其它国家出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跨境贸易不平衡。而在中国的FDI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反向其母国的出口，占了最大的比重。因而在华美资企业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根源之一。另外，通过FDI的经营活动，美国母公司通过在中国的附属公司向当地销售商品和服务，而获得大量的直接投资收益。这在现行的产地原则统计下，是无法反映的。因此，为了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反映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中国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国应在现行海关跨境贸易统计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1)尽快建立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包括在中国的FDI企业，还包括中国“走出去”的国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国商务部虽自2011年开始公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然而其所涉及的指标均为宏观经济指标，如“各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情况”、“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别或地区”以及“FDI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等。而对于外国附属公司的经营情况的微观数据，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统计。因此要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它既能收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活动指标的数据，又能够收集中国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外国的经营活动数据，并且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数据库。(2)数据库的建立和丰富应多部门协调运作。鉴于商务部在外资统计上的基础性工作，应该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关FDI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海关的统计数据，而应该以海关数据库为基础。因而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并不意味着放弃现行的基于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反映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利益。(3)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外资政策。现行的外资政策是在中国资金匮乏，尤其是外汇短缺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它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现在它已经成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源。rship-basedframeworkoftheUScurrentaccount，1997-2006[R].BureauofEconomicAnalysis，USDepartmentofCommerceWorkingPaperNO.61.SCHINDLERJW，BECKETTDH.2005.AdjustingChinesebilateraltradedata:howbigisChina'stradesurplus[R].InternationalFinanceDiscussionPapersfromBoardofGovernorsoftheFederalReserveSyste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