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1

据了解，亿城・西山华府Ⅱ期此次开盘共推出了150多套平层府邸，户型面积在120～180平方米，开盘售价在1.75万～2.25万元／平方米之间，均价2万元／平方米。开盘一周内签约的客户，可享受九八折优惠，预计在2009年10月31日入住。

人大附中立校折冠京城十大社区之首

2008年8月3日，“人大附中冠名委托管理西山华府配套学校”签约仪式在华府会馆举行，人大附中历史上唯一一所冠名管理的公办学校正式入驻亿城・西山华府社区。亿城・西山华府通过把“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世界名校”引入社区配套学校，首创世界级优质教育与人文社区联合的创新模式。

众所周知，人大附中的教育模式，已成为中国当代中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历经50多年的发展，人大附中实现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素质教育体系，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为社区配套学校，亿城集团在与业主的购房合同中明文承诺，业主子女可以优先就读“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公办校，拟定名)。

人大附中这项绝对优势的教育资源与首席人文城市别墅的结合，也自然取得了业界与市场的广泛认可。在新浪房产9月份举行的京城十大教育社区评选中，亿城・西山华府以近90％的网友支持率的绝对优势摘得桂冠。

华府品质又一力作

作为中国人文城市别墅的第一品牌，五年来华府系列产品一直备受京城高端市场的认可，亿城集团“华府中国”系列产品创新性地发展了“城市别墅”产品形态，同样立足京西人文重地，根植西山历史底蕴之中，汲养三山五园、百年学府气韵，汇集海淀价值的精英人群，人文情怀浓郁，因而也成为了人大附中创新品牌模式首选的社区载体。

亿城・西山华府立足“百望中国、城市别墅”，一方面坐落城市资源聚合中心，形成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景观资源、城市资源的整合和汇集；另一方面，在建筑上甄选大师赖特的东方筑居的建造理念，禧园、珑园两大园区依循“双鱼游墨”东方堪舆理义，形成居住空间的无限扩展，以及建筑产品与土地文脉的相互融合。

从万城华府到亿城・西山华府，正是由于对土地的深刻理解以及城市别墅型产品的营造，从产品到服务的一系列价值塑造，亿城华府系列产品在高端客户群中形成了强大的品牌忠诚度，老客户的再次购买，成为亿城・西山华府低调热销的主要原因。

差异化战略提升产品价值

在当前的低迷大势下，绝大多数项目陷入了下调价格的惨烈竞争中，而亿城・西山华府顶级人文社区与人文教育的创新结合模式，却在市场价值认可方面独树一帜。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2

关键词：西部高校；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竞争力

西部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西部高校的竞争力高低关系到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对西部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经费投入、高校结构分布、品牌名校数量、教学质量状况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西部高校的竞争力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

一、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是高校竞争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2009年，西部高校专任教师达到305958人，西部高校师生比为119.6。这表明西部高校教师数量尽管有比较明显的增长，但教师数量仍然不足。从表1看出，在国家第四、五、六届高校教学名师奖的300名获奖者中，西部高校只有47名，仅占15.7%。西部高校缺少骨干教师、名师，缺少集教学科研于一身的大师。在教育观念、知识水平、教育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等方面，西部高校教师队伍整体滞后。

资料来源：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表彰第四、五、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教师的决定

目前，西部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等均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高学历、高职称教师偏少，低职称低年龄青年教师偏多，骨干青年教师偏少。2009年，在全国高等学校（机构）专任教师中，西部地区正高级职称的占19.3%，而初级与无职称的均占23%以上。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本科院校，3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到了80%以上，而且主要来源于本校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近亲繁殖现象相当普遍。同时，在西部一些地方院校，教师队伍专业结构不合理，结构性缺编现象也比较严重。此外，西部高校教师流失严重，特别是高学历、高职称的优秀教师“跑得更快”。在西部高校，教师的流失往往是无序的，从而导致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始终处于“流失与引进”、“引进与流失”的动荡之中。

二、教育经费投入

2007到2010年，西部地区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每年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平均差距达到五百元以上，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7、2008、2009、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教育经费不足是我国高校的共性，只不过在西部高校体现得更为明显。对西部高校来说，教育经费短缺是一个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教育经费增长停滞不前。特别是在扩招后，招生数量增加得越多，西部高校教育经费就越捉襟见肘。二是债务缠身。在扩招后，为满足教学的基本需要，相当一部分高校举债办学，从银行贷款搞基建或购买仪器设备，造成债务缠身甚至是债台高筑。个别西部高校银行贷款已达数亿元人民币，仅归还银行利息都力不从心。三是教育经费增长潜力不大。西部高校大部分属于地方性院校，其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所属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财政支出。西部地区的经济本身就不发达，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四是学费欠账多。西部高校的贫困生比例要远远大于东部高校，学生拖欠学费的现象比较普遍。尽管国家加大了助学贷款的力度，但在西部高校，学生所欠学费金额却并未明显降低，每年往往高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三、高校结构分布

如表3，截至2011年5月23日，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西部地区总共有677所高等学校，占我国高校的23.8%。

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名单、新批准的学校名单”（截至2011年5月23日）

西部高校内部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地域结构不合理。西部高校的地域分布很不均衡，陕西、四川、广西、云南、重庆的高校占了67.2%。自治区只有6所高校。而且，西部高校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省会城市。这种地域的集中分布，必然会影响西部高校的辐射范围，不利于其充分发挥对所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服务职能。

层级结构不合理。西部高校呈现出金字塔结构，本科院校的数量远远少于专科院校的数量。在510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93所，专科院校317所，本、专科院校之比为610。这说明，西部高校中，专科院校明显偏多，重点院校与综合性大学数量太少，一般地方性院校居于主体地位。

科类结构不合理。在193所西部普通本科院校中，农林院校7所，师范院校34所，医学院校20所。这表明西部地区本科师范院校比例偏大，占到了17.6%；而农林院校比例偏小，仅占3.6%。

四、品牌名校数量

在西部的高校中，绝大多数是一般本科院校或地方性院校，“211工程”高校与“985工程”高校数量相对较小。在全国39所“985工程”高校中，西部地区只有7所，占17.9%；在全国121所“211工程”高校中，西部地区仅有24所，占19.8%。另外，在合并、合作、调整、共建后，一些原来比较有影响的名校也逐渐失去其名，客观上减少了西部名校的数量。

从表4看出，西部高校拥有国家重点学科与优势学科数量较少。一方面，在西部一些历史悠久的重点高校，经过多年培育的优势学科因多种原因已经或正在丧失其优势，沦为一般学科甚至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劣势学科。另一方面，在西部的一般地方院校，优势学科的缔造与重点学科的建设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资料来源：教育部关于公布国家重点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07]4号）

近几年来，特别是扩招以来，西部高校的专业建设虽然进步明显，但却呈现数量增长、特色减弱的倾向。从宏观看，整个西部地区的专业建设还没有体现出鲜明的西部特色。一批符合西部资源特点、适应西部经济发展、满足西部社会进步需要的专业群还没有形成。从微观讲，西部不同高校的专业建设也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校特色。专业设置大同小异、无特色、无个性仍是西部高校专业建设的通病。

五、教学质量状况

与东部地区的高校相比，西部高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从表5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结果看，2003年至2008年，教育部对589所高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等级为优秀的共有424所高校，优秀率为71.99%；评估等级为良的有144所高校，良好率为24.45%；评估等级为合格的共21所高校，合格率为3.56%。西部共有140所高校参加了评估，其中92所获得了优秀，优秀率为65.71%；41所评估等级为良，良好率为29.29%；7所评估等级为合格，合格率为5%。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优秀率，西部高校比全国低了6.28个百分点；而评估等级为合格的比例，西部高校却比全国高出了1.44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上海大学等42所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结论的通知

从表6部级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看，2005年，第五届高等教育部级教学成果奖共评选出获奖项目599项，西部高校有106项获奖项目，仅占20.2%；2009年，第六届高等教育部级教学成果奖共评选出获奖项目651项，西部高校有123项获奖项目，仅占18.9%。

资料来源：教育部关于批准第五、六届高等教育部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

从表7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立项来看，精品课程、特色专业、教学改革项目、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团队建设等，西部高校均处于劣势，不但项目数量达不到全国平均数，项目的级别与层次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的高校。

资料来源：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2008、2009、2010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

西部高校教学质量的差距，一方面与西部高校的硬件条件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部高校教学质量意识薄弱有关。一些西部高校，特别是合并新组建的西部高校，为满足基本建设的需要，不顾教学资源的短缺，盲目扩大招生规模，一味追求学生数量，过分看重经济效益，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六、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对西部高校来说，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主要精力仍然要放在解决因“扩招”、“合校”、“新校区建设”等带来的一系列办学问题上，放在解决教师数量不足、教学过程不规范、管理体制不统一、教学基本建设薄弱等教学基本建设问题上。而经过多年的合并、调整、共建、合作，东部高校基本上走完了外延发展道路，步入了内涵发展阶段，其校园规模扩张、师资队伍数量、校内体制改革、各类教育结构等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与优化。对绝大多数东部高校来说，现今及未来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质量、创建品牌、创办名校。因此，与东部高校相比，在招生、就业、优势学科建设、品牌专业发展、办学规模与效益、办学质量与层次等方面，西部高校的竞争力明显偏弱。

同时，西部地区高校在社会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竞争力也弱于东部高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的贸易承诺，市场配置资源的法则也会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西部高校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越高，其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现象也就越明显。因为市场配置资源遵循的是利益最大原则，西部的许多高校因不能够产生最大或更大利益而得不到或很少得到市场配置的资源。特别是各种社会资源在市场的调节下自然而然地亲睐重点大学，各种民间资金在市场的作用下纷纷与名校联姻，西部高校就只能望市场兴叹。目前，许多社会捐资，特别是一些企业的捐赠，纷纷向名校倾斜，西部高校只能分享到其中很少一部分。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1篇3

关键词：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地方财力

一、引言

随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县级地区间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的差距也在加大。同时，分级财政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农业税费改革对县级财力、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差距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方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日趋明显，而这种教育发展差距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地区基础教育服务水平的均衡已经成为了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财政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区域教育公共投入的均衡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我国，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和其它筹资渠道取得的预算外资金。因而国内学者主要从地方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支出两个角度考虑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对教育经费地区间差距的研究多数以省级数据为基础。王善迈，杜育红（1998）通过对我国20个省、直辖市1988-1994年的数据进行的聚类分析认为，教育经费的区域性差异呈上升趋势。袁连生和王善迈（2002）对省际间义务教育经费的研究认为我国省际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应加大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魏后凯，杨大钊（1997）认为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是引起我国地区间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中，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教育经费的重要因素。从县级数据出发的研究较少，其中王蓉（2002）对我国县级义务教育经费的不平衡分析后，认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不均等大部分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而非省际差异。沈百福（2003）对省级、地市级、县级地区之间教育投资的差异进行比较，也证明了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全国各省之间的差异，省内各县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

教育公共投入差距是研究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蒋鸣和（1999）采用1753个县的数据,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县人均教育投资的相对差异以及生均教育支出的城乡差异，发现我国公共财政分配差异是引起财政教育投入差距的因素之一。同时教育经费的来源越来越多地依赖民间教育资金，也引起了区域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支出”课题组2005年的研究指出，教育不平等源于政府教育支出的管理级次，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使经费投入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密切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地区教育公共投入的差距。廖楚辉、张吕（2005）在分析我国政府教育财政体制的问题中指出，目前的财政体制中教育财政管理权限的不断下移是财政教育支出总体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教育财政体制加以配合。

在公共教育投入不均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杜育红（1999）指出教育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对缩小区域间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差距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多用于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项目,不能从根本上减小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王善迈、袁连生（2002）认为，建立规范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大财政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关键。李祥云（2002）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的研究中指出，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最合适的机制。张光（2006）以浙江、湖北、陕西省为例，研究了县级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认为在不同的省区，净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增加基础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是不同的。

这些研究大多从省级数据出发，但是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也是转移支付的基本单位，基于县级数据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以往对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并没有进一步划分地方财力结构，缺乏针对各项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先，考虑到地级市辖区和直辖市所属区在一市之内有部分教育投资是共享的，在研究县级教育支出时这一部分教育投资无法体现，有必要将市辖区与一般县级单位区别考虑。因此本文仅包括了一般县级市、县区的样本，考虑一般县级单位教育公共投入的现状。其次，从地方财力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它们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尤其是对本级收入、各项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不同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平衡地区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方法介绍

本文对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的描述运用了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内常用的极差系数、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为了理解总体不平等有多少来源于组间、有多少来源于组内，我们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

不平等指标的分解有很多种方法，常见的有基于一定分组标准进行分组的分解（ge熵指数），还有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进行不平等贡献的分解（shorrocks，1982）。本文采用的是划分人口子集的泰尔指数分解办法。

假定总体可以分为j个组成部分，并且假定每个组内各元素的收入都相等，且等于该组均值时的不平等，即满足人口子集的可加可分解性：

其中，i为总体的不平等指数，i（j）为第j部分的不平等指数，pj为第j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sj为第j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表示组内的不平等；代表组间的不平等。同时满足以上性质的不平等指标组成通熵系数类（thegeneralizedentropyclass）：

为研究地方可用财力结构、各项转移支付等因素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我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采用弹性和非弹性分析两种手段，令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模型，对教育公共投入与地方财力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

所用数据来自于财政部预算司编写的2003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关于农村县级财政的数据。①包括全国27个省、4个直辖市共2056个样本。在进行统计分析前，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删除了辖区内总人口、在校生数据缺失的县区。同时，财力数据缺失的县区共90个，我们在对教育支出统计性描述时保留样本。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所有的县区按照省区、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区域划分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标准，东部包括北京、河北、福建、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海南、广东11个省区；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把湖南的湘西地区、湖北的鄂西地区和吉林的延边地区也划为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添加了区域、省区编码变量。考虑到教育投入的比较关系到一地区的学生规模，我们用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间差异的指标。

三、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均等描述及分解

我国2052个县级样本的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2003年县级地区教育公共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全国范围内，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均值为1141.024元，最高的县达到6117.813元，而最低只有人均208.862元，二者相差近30倍。县级人均教育财政支出的基尼系数为0.289。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基尼系数在0.3～0.4是比较理想的，0.4～0.5表示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各地区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是理想的财政协调目标。目前地方教育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筹资。我们所比较的是第一种来源。但富裕地区其他筹资渠道获得的资金更多。因此，在包含了其他资金来源后，教育公共投入的基尼系数将会增加，王蓉（2002）的研究显示，我国1999年预算外事业性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大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

教育公共投入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东、西部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2003年，东、西部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达到生均1220元以上，而中部地区仅为908.025元。同时，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则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分析这种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水平较高，进而财政教育投入多。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得到的政策性财政支持较多，加上人口较少，生均教育支出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中部很多不发达省份在政府财力水平低、人口多的双重压力下，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教育公共投入的省际比较见图1，其中第一部分包括11个东部省区，第二部分为8个中部省区，第三部分为西部12省区。由图可以看出，东部的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的生均教育投入远高于其他省区，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也较大，河北、海南的生均支出与中部省区相当、甚至更低。西部地区西藏得教育投入水平与浙江、山东相当，但重庆、贵州、陕西、广西、甘肃处于较低水平。中部地区除吉林、黑龙江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区均处于全国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较低阶层。

为了理解不同群组内部与群组间的不平等对整体的不平等的贡献，我们对不平等指数进行分解。利用泰尔指数在组群间的可加可分解性，从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省际这两个角度划分人口子集。

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泰尔指数为0.149，西部地区为0.14，均高于中部地区的0.10，这与基尼系数的比较结果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仅为5.44%，而区域内部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率高达94.56%。我国一般县级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区域内部不平等引起的。同时，对省际之间的泰尔指数分解也有相同的结果，省内部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贡献较大。

四、地方财力与教育公共投入

基础教育的分级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使公共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地方可用财力与财力结构如何影响教育财政支出水平、政府间各项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作用是替代、增加还是减少，我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一）地方可用财力总量与教育公共投入水平

我们采用了三个衡量财政教育投入的指标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考虑地方可用财力总量与区域因素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因变量y为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的三种标准，分别是教育公共支出占当年县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②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其中，教育支出比重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参与度、重视程度。随着基础教育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这一指标也反映了教育支出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反映了该县级单位所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模型中的自变量fp代表地方可用财力，即地方本级财政收入③与得到的净转移支付④之和。x代表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东、西部虚拟变量，选择中部地区为参照组。

表3报告了三组模型的主要回归结果，我们看到三组模型都有较好的拟合度，各自变量对教育投入的指标均有显著影响。

模型一中人均可用财力与教育投入相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越是贫困的县区，其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反而越高。以前我们用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衡量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但是随着教育经费筹资的多元化发展，越是富裕的地区筹资渠道越多，财政性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慢慢降低。而贫困县区的筹资能力低，教育经费严重依赖于政府财政收入，“吃饭”财政的问题越严重。

模型二、三考虑的是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绝对水平与财力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人均可用财力每增加1元，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分别增加0.58元与0.11元。可见财力大的县区，财政教育投入的绝对水平越高。而贫困地区有限的可用财力导致低水平的财政教育投入、高水平的财政教育支出比重，从资金的机会成本角度来看，将财政资金大部分用于教育投入，势必会影响基础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拉大与富裕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城市化的程度对财政教育投入有显著影响。农业人口比重上升1%，财政教育支出比重增加0.09%，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降低2.57元。可见，人口结构是教育财政投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其他变量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支出的绝对水平显著较高，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也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比重低于其他地区，但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的绝对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二）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

政府的可用财力主要由地方本级收入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构成，其中本级收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差异是比较大的。净转移支付政府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中得到的实际可用的收入，政府间转移支付反映了中央政府为平衡地区财力、实现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而对财力低下地区进行的财政补助。为了研究政府本级财力、净转移支付如何影响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我们建立了关于生均财政教育支出双对数回归模型，同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分别回归，可以比较不同地区间那部分财政收入对教育支出的积极作用越大，或者说，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更加依赖于那部分财政收入的增加。

模型中lny代表生均公共教育投入的对数，lnlf、lntr分别代表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和净转移支付的对数，x代表农业人口比重。β1、β2反映了本级收入增大的百分比对财政教育投入增加的影响。

全国整体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本级财政收入与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投入的弹性显著为正。即政府本级税收收入与得到的净转移支付的增加都会刺激政府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同时，净转移支付的弹性略高于本级财政收入。

在东、中、西部区域间，财力结构的弹性系数有差别，东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更依赖于本级税收收入的增加，净转移支付的系数仅为0.25。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依赖于转移支付的增加，其中西部地区净转移支付的弹性最高，达到0.56，即净转移支付每增加1%生均教育投入增加0.562%。但西部地区本级财力的弹性系数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可以理解，东部地区的财力雄厚，教育投入的增加可以主要依靠政府财力，而转移支付的作用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财力小，教育投入更加依靠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补助。尤其是西部地区，受到中央政府的很多财政政策的倾斜，转移支付成为教育投入的主要来源。

（三）教育公共投入与各项转移支付的关系

一般来说，转移支付的增加对于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可能有三种。一是刺激作用，即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鼓励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即转移支付刺激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教育。二是替代作用，即政府将增加的转移支付直接用于教育事业，原本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用于其他事业的发展。三是减少的作用，即转移支付的增加减小了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动力。例如有些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很小，但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发展教育，这种情况下，转移支付实际上对财政教育投入的增加具有减少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划分转移支付的结构，理解目前转移支付体制中各项主要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作用，我们对上一模型进行了扩展，将净转移支付替换为各项转移支付。⑤

（i=1、2、3、4、5）

其中，为本级财力，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包括五种主要的转移支付类型，分别是税收返还⑥（转移支付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专项转移支付⑦，一般目的转移支付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包括中小学教师工资补助）。

回归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在全国样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平均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增加1元，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减少1.5元。东、中、西部分区域的回归结果也显著为负，尤其是中部地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与公共教育投入的负相关系数达到了-5.321，也就是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对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存在一种“挤出效应”。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是2002年我国免除农业税以后，中央政府为弥补农村县级地区原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集资减免而专门设立的转移支付类型。农业税的免除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农村教育公共投入。很多学者有过理论上的研究。认为在农业税取消以前，很多县级地区（尤其是中部贫困县区）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税费改革以后地方财政面临很大财政缺口，有的县区甚至80%的财力来源于上级补助.而新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并没有规定用于教育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县级政府会将增加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首先用于行政事业费的补充，勉强维持财政平衡，减少基础教育投入（陈维青2005）。同时，其他的可能原因是上下级政府之间政策执行的不相容。一般来说，教育事业并不能在短期内反映地方政府的“政绩”，对高效益的追求使县级政府在得到转移支付后更多投入那些短期产出高的产业，从而减少了教育投入，对基础教育的努力程度降低（张光2006）。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样的一种结果。因此，提高县级地区财政能力，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关键。

东部地区税收返还与教育公共投入的正相关作用显著。税收返还增加1元，公共教育投入增加0.29元。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税收返还是中央对地方税收上缴的部分返还。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其税收收入较高，按比例所得到的税收返还也就较多。一般来说，税收返还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地方的既得利益，其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较小。因而，财力充足的东部地区得到的税收返还较多，对公共教育投入的增长作用明显。

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生均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显著为正，同时，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系数大于专向补助。专项转移支付的款项有严格规定的用途，例如针对教育⑧、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专项补助。各省在使用这类资金时不得挪作它用。分区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项转移支付中、东部地区的系数大于1，对财政教育投入有刺激作用较大。而西部地区的系数仅为0.50。目前专项补助的名目繁杂、分散，很多专项资金的下发缺乏严格有效的管理，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使得有能力的地区获得更多补助，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补贴的效果被限制。同时，专向补助中有部分是要求县级单位有配套资金，因此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难以拿出资金与众多名目向配套，专向补贴的作用将被弱化。与之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根据因素法确定的转移支付，它在规模、数量上的确定更加科学。其回归系数大于专项补助，对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刺激作用。同时，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对刺激作用大于西部地区，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东部地区增加的生均财政教育投入为3.56元，而西部地区仅为1.91元，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调整工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虽然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同，都属于财力性转移支付，但是，他们都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某项政策、调整而专门推出的转移支付类别，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始于1998年，直接分配给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模型回归结果与之相适应，东部地区大多为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系数为负，而在中、西部地区，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对于财政教育投入具有刺激作用，中部地区的系数达到了2.88。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我国农村县生均财政教育支出存在区域性、省际间的不平等。表现为东、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水平高于中部。省际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值比较中，北京、上海、山东、浙江远远高出其他省区，而中部的河南、安徽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同时，整体不均等主要来源于区域内、省内，组间贡献小。地方财力的不平等是教育投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财力越低的地区教育投入水平越低，教育事业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越高。同时农业人口结构也对教育投入有显著影响，农业人口越多的地区生均教育投入水平越低。

第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更依赖于本级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基本依靠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各项转移支付的作用分析显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对于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为正，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最大。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各系数略有差别。但是，目的在于缓解农业税费改革为县级政府带来的收入减少压力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并没有使县乡并摆脱财政困难，农村教育经费仍然短缺。

这一结论促使我们对如何缩小地区间教育公共投入差距，完善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尤其是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首先，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解决县级财力不足的问题。农业税的取消使县级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持续、稳定资金来源。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采取转移支付等手段减少地区间财力的差距，使基础教育公共支出具有稳定的财力保证。同时，要关注中部县级地区财力、财政教育支出较低的问题。目前我们实行的转移支付对于西部优惠，但很多中部的贫困地区被忽略。在地方财政较为困难的中部地区,中央、省级政府更需要采取财政手段保障其财政能力，实现教育财政能力的均等化，促进基础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

其次，完善各项转移支付，提高转移支付资金在教育投入中的使用效率。教育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点，政府间转移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教育事业的。目前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中，既包含目的在于照顾地区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也包括针对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和因素法转移支付。但是各种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具有对教育投入的“挤出作用”。面对巨大的财政缺口，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平衡地区间教育财力差距的作用。应在加大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科学地设定转移支付的项目与额度，设立针对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

最后，基础教育投资主体的重心上移，使中央、省级政府负担部分基础教育发展的责任。分税制改革的进行，是中央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基本摆脱了负担基础教育支出的责任，而县级政府的财力有限，尤其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丧失了大部分的财力来源，但却成为了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这种财权与事权不相符的现状也是导致财政基础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应加大中央、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责任，形成中央统筹、省级参与管理模式。

注释：

①一般县级单位包括县级市、一般县以及直辖市所属县，不包括地级市以及直辖市所属市区。

②公共教育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县级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该县当年财政收入。

③包括县级政府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收入、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其他各项收入。

④各地得到的净转移支付=税收返还补助+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中小学教师转移支付+增发国债补助+增加工资补助+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补助+各项结算补助+调整财力任务增或减少补助+其他补助+省补助单列市-原体制上解-专项上解-单列市上解省。

⑤模型采用了水平回归的形式，主要考虑到部分转移支付为负数或零，采用对数形式会影响回归效果。

⑥税收返还。包括消费税、增值税和所得税返还。

⑦专项补助，包括增发国债补助。

⑧2003年中央对地方省政府的专项教育转移支付包括：义务教育补助专款、特殊教育补助专款、民族教育补助专款、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助学金、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款、中小学危房改造专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预算司.2003年全国地市县统计资料[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陈维青.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中的转移支付问题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文,2005(6)

[3]杜育红.中国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57(1):23-30.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概要-200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5]蒋鸣和.中国义务教育发展县际差距的估计.教育指标与政策分析国际研讨会论文[c].上海.1999.

[6]廖楚晖.政府教育支出区域间不平衡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2004(6).

[7]李祥云.中央对省义务教育财政专项补助及其使用效果[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22(7):19-22.

[8]潘天舒.我国县级义务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0,(4):36-44.

[9]沈百福.地方教育投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沈百福.区域层次与中小学生均经费地区差异[j].上海教育科研,2003,(12):4-8.

[11]魏后凯,杨大利.地方分权与中国地区教育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1997(1).

[12]王蓉.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研究.教育经济学年会论文[c],2001.

[13]王善迈，杜育红.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1998,(6):19-23.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4

关键词：人力资本地区协调发展政策建议



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亦被称为人力资源，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是通过投资于卫生、教育等方面而形成的。在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实物资本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人力资本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力资本对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人力资本对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影响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且收入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假以时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上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是在假设资本收益递减的前提下做出的。劳动者人均拥有资本量较少的国家，其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因而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战后几十年来，人们看到的是不断扩大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1985～1995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0.4%，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9%。

为了说明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相关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均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如，据美国经济学家所罗门·法布里坎特（Fabricant，Soloman）估计，1889～1957年，美国国内私人经济总产出年平均增长3.5%，而其全部投入年均仅增长1.7%，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1919～1957年，前者年均增长3.1%，后者年均仅增长1%，两者相差3.1个百分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导致经济增长快于投入增长的原因，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二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因素。据舒尔茨估计，1929～1959年，教育收益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3/10～1/2。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

1970年，麦迪逊（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在考虑了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基础上，“有效的”劳动供给(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1）就业增长；（2）劳动者素质的变化；（3）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5%。1972年，纳德里（Nadiri）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123，P124)。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由生产中的专业化知识积累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溢出”效应；研究发展部门的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促进作用；正规教育开发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将产生“内生效应”。

经济快速增长是落后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基础。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取决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落后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必须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人力资本影响地区竞争优势的构造，因而影响合理的地区分工格局的形成

根据传统的区际分工理论，区域分工决定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的区际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一个地区，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则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自然资源丰富，则专注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资本要素富裕，则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现实世界中，传统的贸易理论解释了很多的区域分工现象。如一些劳动力充沛、劳动成本低的国家，成衣生产和电器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发达；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金属冶炼及压延产业比较发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区际分工现象越来越多。如一些缺少铁矿的国家，钢铁工业却很发达；一些原本缺少资本的国家，造船、汽车等行业却日渐壮大。

事实上，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区际分工日益决定于区域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在市场区隔、成本差异、产品差异、技术差异、规模经济、创新能力和产业成长环境等基础上形成的竞争能力。根据迈克尔·波特关于区域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理论，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如下4个条件：（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及支持性产业的表现；（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而政府对以上4个方面均可施加影响。在波特的理论中，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

显然，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人力资本是影响区际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1.人力资本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形成、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形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前提，但是仅有自然资源，而无相应的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各类人才，资源密集型产业便难以形成，即使在特定的背景下得以形成，也难以在逐步开放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2.人力资本影响产业运行的成本，从而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作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及其掌握生产技术的娴熟程度，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的竞争力。在劳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素质越高，产业的竞争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3.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从而影响新产业的形成。一个地区的产业体系，通常基于既有的生产要素构成和市场需求结构，但又不完全如此。一方面，生产要素构成可以改变，如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结构也可以改变，如通过创新，在日益细化的产品市场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果一个地区有着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那么，这个地区便有可能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从而改变整个的区域分工格局。

（三）人力资本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贫困人口多是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典型特征之一，而教育和健康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一般地说，贫穷国家是教育设施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也是成人识字率有限的国家。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之外，1995年，男性盲率达37%，女性盲率达55%；而在高收入国家，盲率不足5%；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教育支出只及发达国家水平的10%。(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61和P63～67)。

一般来说，贫穷国家也是人口营养和健康状况差的国家。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Dasgupta）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福利与贫困研究》中认为，低收入是营养不良的原因，而营养不良又是低收入的原因，因为营养不良损害了工作效率和生产率。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缺乏维生素A、碘和铁而导致的残废、死亡和生产率的降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NP的5%。

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投资于教育、健康，将获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在结核病控制项目上投资2亿美元，那么，由于治疗病人成本的减少和生产率的增加，经济收益将达到7.5亿美元以上。(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74)。

（四）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急剧耗损和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行动纲领。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要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但并不否定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事实上，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必须以较快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然而，这种增长不能再以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无限制破坏为代价，其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惟如此，人力资本还可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意味着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条件下，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或者在既定的产出条件下，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这无疑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永续利用，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二、中国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的差异及其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本涉及到劳动者数量、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诸多方面，鉴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本文只对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进行区际比较。这些方面包括劳动力资源总量、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等。

1．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区际差异。测量劳动力资源总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不同的年龄界限有不同的结果；在年龄界限既定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年龄界限之外的人口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少年打工和老年反聘）和年龄界限之内的人口不能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学生、军人）。为简单起见，本文以15岁至64岁作为劳动人口的年龄界限，认为界限之外的人口不参加劳动，界限之内的人口均可参加劳动。以此为标准，则2000年东部劳动力资源总量为35198万，占全国的40.5%；中部为28931万，占32.3%；西部为24399万人，占27.2%。应该说，东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均很丰富。从劳动参与水平来看，各地区均有大量的劳动资源有待动员，但相对来说，西部地区可动员的空间要小一些。见表1。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劳动参与率超过80%的省区，西部有两个，中部也有两个，而东部没有。

要准确地反映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必须将劳动资源总量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考虑。因为，同样的劳动资源量，用于开发不同的资源时，将显现出不同的丰裕或紧缺程度。由于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包括耕地、森林、矿脉、海洋、湖泊等，这些资源又性质各异，很难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测度，本文权且以耕地面积作为测度自然资源丰寡的代行指标。由此，本文构造了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它等于劳动力资源总量与耕地面积之比。东中西部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比较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劳动相对丰裕程度为12.7人/公顷，而中西部地区不到8人/公顷，东部高于中西部60.8%。另外，数据显示，劳动相对富裕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其次为北京市和广东省；劳动相对丰裕程度最低的地区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表1东中西部劳动力资源的比较

注：a劳动力资源为2000年15～64岁的人口量，耕地面积为1995年数字。在计算中假设2000年的耕地面积与1995年相同。

2．人力资本质量的区际比较。

人力资本质量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甚至劳动者的敬业精神等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只选了若干反映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营养状况的指标进行区际比较(见表2和表3)。在营养状况方面，本文选择了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作为代行指标，以比较区域间的差距。考虑到物价水平对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还计算了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价值量构成(由于数据方面原因，本文没有计算农民的食品消费价值量构成)（用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表示），以反映居民食品消费的质量差异。一般地说，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越低，居民的食品消费构成越具有营养价值，反之亦然。这是因为，粮食消费比重越高，肉、蛋、奶等副食类产品的消费比重越低，食物消费中的营养成份越低。

表2东中西部人力资本质量的比较之一

表3东中西部人力资本质量的比较之二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整体上说，东部的人力资本质量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表现在：（1）西部的文盲率最高，高于东部2.8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2.91个百分点。在西部12个省区，有6个省区的文盲率超过10%。文盲率最高的省区为，超过30%；（2）东部大专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和高中及中专人口占人口的比重高于中部，更高于西部。东部每10万人中大专及以上人口超过中部1110人，超过西部1515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34.5%和53.8%;每10万人中高中及中专人口超过中部1713人，超过西部3783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15.5%和42.0%；（3）东部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均为最高，前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810.9元和614.8元，高出49.3%和33.4%；后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252.2元和324.7元，高出63.5%和100.1%；东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和西部，分别低3.3和1.8个百分点。如果将中部与西部相比，则可以发现：（1）就城镇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差于西部，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中部，另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2）就农村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好于西部。

3．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区际比较。

影响资本积累能力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医疗卫生设施、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等。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现阶段，东部的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又次之。从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来看，由于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又由于“科教兴国”战略正在全国实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别不是太大。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方面的差异，本文比较了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和床位数的地区差别。无疑，这些指标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表4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比较

注：a为1999年数。

从表4可以看出，东部人均教育经费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其差额分别为176元（与中部比）和191元（与西部比），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84.6%和99.0%。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外，全国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省区为东部的浙江省，达409元；人均教育经费最低的省区为西部的贵州省，为117元，浙江是贵州的3.5倍。东中西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比较接近，东部为17人，中部和西部均为16人；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东部略多于中部和西部，多于中部2张，多于西部4张。除京、津、沪外，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最多的是东部的辽宁省，为45张；最少的是贵州省，为17张；辽宁是贵州的2.6倍。

总的来说，东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别不甚明显。

（二）人力资本差异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1．影响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是地区发展不协调的重要表现。近代以来，中国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为平衡地区发展，对内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改革开放之初，地区之间的差别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又呈不断扩大之势。根据相关的国际比较，中国的地区差距已属于世界上最严重的情况之一。

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中西部诸省区的增长速度普遍低于东部省区。虽然，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投入，但是，与东部省区相比，中西部诸省区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中、西部各省区GDP平均增长速度均低于东部的平均水平。

表5近年来东中西部的GDP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注：a全国平均GDP增长速度为各省区增长速度的平均值，与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别。

如前所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决定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决定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与实物资本投入差别有关，也与人力资本投入差别有关。1999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最高，但其GDP增长速度最低；2000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3.45个百分点，但其GDP投资增长率却低于东部1.76个百分点。东中西部GDP增长率的差别部分地可以由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低于东部来解释。

2．影响地区合理的产业布局的形成。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耕地、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中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8%；西部天然气资源储量占全国的60%，煤炭资源占76%，铁矿资源占52%，锰矿资源占93.3%，铜矿资源占60～73%。中西部一些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优势未必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国外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将会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对中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构成威胁。只有显著提高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才能保证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市场不至于丧失，也才能在保持既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中西部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牧业是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阶段，农牧业在中西部也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2000年，中西部地区尚由69.0%人口主要依赖于农牧业生存；这一水平比东部地区高15.1个百分点。显然，稳定、发展、繁荣中西部的农牧业对于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入世之后，中国的传统农业和畜牧业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现在国外廉价的农副产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已经显现。改造传统农牧业，是提高中西部农牧业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根据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的观点，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而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三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如果说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那么，这种差距更多体现在农村人力资源投入的差别上。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改造。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部一些产业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国际资本也越来越关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外部资本的进入，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劳动成本低，2000年，中部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为东部的64.0%，西部为东部的71.5%。中西部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对外部资本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区域产业竞争力不仅决定于劳动成本，还决定于劳动生产率。低的劳动成本只有与高的生产率相结合，才能产生强的竞争力。因此，外部资本能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成本。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于东部地区，有可能降低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能力。

3．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改革初期，中国有农村贫困人口2.5亿。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3.4%。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等8省市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以下，基本上消灭了极端贫困。河北、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的贫困发生率在2%到5%之间，这12个省区基本上摆脱了贫困。另外11个省区的贫困发生率仍在5%以上，其中黑龙江、山西、内蒙、陕西、甘肃、云南、新疆在5%到10%之间，、贵州、青海、宁夏在10%以上。导致贫困的因素有多种，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中，人力资本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国定贫困县的文盲率、半文盲率高达1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2个百分点；国定贫困县只有9.1%的劳动者参加过培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所做的对国定贫困县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户主的学历为大专的农户比户主学历为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户成为非贫困户的可能性会增加12%到1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1》，P2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人力资本不足，一方面影响了当地资源有效与合理的开发，另一方面也阻断了贫困人口外出打工、挣钱糊口之路。

4．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已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其中西部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左右，每年新增水土流失1万平方公里。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已达135万平方公里，其中，北方和青藏高原草地“三化”面积已达90%。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在西部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正在威胁着中国的长远发展。另外，中国也是自然资源颇为不丰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耕地只有44%，人均森林面积只有17%。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为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国家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造林绿化；在广大西部地区，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将对中国的生态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必须解决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为那里的人民开创一条生存和发展之路。为此，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然而，资金投入必须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人力资源的不足不利于中西部地区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不利于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三、合理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人力资本的概念被泊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各地纷纷提出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区”的口号，加大了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然而，应该看到，目前，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尚需深化。表现在：（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依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各地热衷于上立竿见影的工业项目，搞有望留名青史的“形象工程”。而由于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项目见效慢，且效益不易测度，各地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往往只停留在政策宣传的层面上。各地均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如教育规划、下岗职工培训计划等），然而由于投入不足，这些规划往往只能得到部分执行，有些规划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2）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各地区往往只重视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在广大农村，改革前建立的合作医疗系统基本上荡然无存，传染病防疫体系也因为投入不足而陷于瘫痪状态。事实上，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扩大人力资本总量。（3）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地往往?恢厥痈呒度瞬诺呐嘌蛔⒅厥视萌瞬诺呐嘌恢恢厥悠胀ń逃蛔⒅刂耙到逃恢恢厥诱娼逃恢厥痈髦中问降姆钦娼逃＃?）在概念上，依然把居民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满足消费偏好的行为，因此在政策上往往只重视居民消费在拉动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不重视居民消费对于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居民的消费支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满足消费偏好而丝毫不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一类是提高生产能力而丝毫不去满足消费偏好的支出，还有一类是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效果的支出。大多数有关的活动显然属于第三类支出。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更宽敞的住房便不仅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而且还是劳动力资源质量提高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全面正确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二)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是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根据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是达到目标的一种实在的（effective）和有效的（efficient）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达到2.79%。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比重仍然偏低。1980～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平均为4.9%。其中，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从5.2%上升至5.5%左右，发展中国家从3.8%上升至4.1%。

目前，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4年，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年，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都应该继续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

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财力也不尽相同，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地要发挥平衡教育资源的作用，将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资源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地方财力较弱，无力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教育之中。2000年，东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1663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35元和617元，不足东部水平的1/2；东部人均财政教育支出为319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44元和149元，也不足东部水平的1/2。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也低于东部的水平。

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应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较多，影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保证每个公民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利用信贷手段，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价值，甚至具有更高的价值。遗憾的是，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情况更是如此。

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中国开始试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2000年中国全面推开了这种制度。政策规定每个高校20%的困难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为6000元，还贷期限为8年，贷款学生考上研究生后，还贷期限顺延。根据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估算，全国国家助学贷款每年的正常贷款额应为80亿元，但这些年累计才放贷24亿多元，贷款学生总数不到30万。这种放款不足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助学贷款，而是因为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制定了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需要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必须制定完备的配套措施以支持无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既要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得到必要的贷款。

(四)正确处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有效利用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有限，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为有限。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是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有关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既缺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更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适用性人才，包括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

西部人才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在少数省会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人才极度匮乏。如青海80%的人才集中在西宁市，甘肃88%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在兰州市，四川成都的人才总量高出甘孜、阿坝、凉山3个州人才总量4倍多。在行业分布上，西部人才过于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其数量占西部人才总量的80%左右，而全国平均只有59.5%。在事业单位中，西部人才主要集中在卫生、教育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占西部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63.3%，而农业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只占18.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部各省普遍需要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例如云南，大量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等级及职业技术资格的技师和技术工人，其中，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总需求的40%左右；对初级工的需求占20%左右；对高级工的需求达到29%以上。

无疑，中西部地区既要培养高、精、尖人才，又要培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既要进行“精英”教育，又要进行大众教育。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应将进行大众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重视大众教育，不仅是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利用有限教育资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偏好成正比。一般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比起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在发达地区就业。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从国家层面上看，优化了劳动资源的配置；但是，若从区域层次上看，则无疑是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流失。对于教育资源本不富余的落后地区而言，发展大众教育，更符合实际需要，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效能。

(五)促进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创造宽松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环境，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大量的东部人才资源配置了到中西部广大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人才集聚地区，如西安、成都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力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和市场在其中作用的增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工资差别的扩大，和沿海地区的不断繁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停滞，中西部地区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现象日益严重。

要改变“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的趋势，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1）中央政府要制订切实可行的鼓励人才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使有志于献身落后地区发展的人士，既能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又能受到社会的尊重。（2）地方政府既要为各类人才（包括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又要为之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也要为各类人才的子女教育创造优良的条件，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3）从长远角度考虑，必须进行人才方面的立法，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同档次人才的收入在地区之间达到大体上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东去”的问题。

落后地区一方面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低层次的剩余劳动力。促进落后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是地区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不仅能够增加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还可以通过劳动资源的再配置、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扩大人力资本总量。由于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的种种障碍，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必须尽快建立宽松的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六)适度开放教育市场，引进外部资金，增强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教育是无比巨大的市场。据统计，到2000年，全世界共有5000多万名教师，10亿多学生和成千上万个教育机构，公共教育经费逾1万亿美元；1995年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额超过了270多亿美元，2001年估计为800多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教育与科技优势，意欲不断进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然而，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教育市场开放关系到国家、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对之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教育市场开放的态度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承诺。除一些特殊领域（党校、军校、警校）和义务教育外，中国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个项目上，均许可外方为中国提供教育服务；并承诺允许商业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

发达国家在外语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信息化、办学条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教育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化运作和管理方面更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过剩，输出教育产业的愿望比较强烈。中国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教育市场开发方面，步伐可以比东部快一些。

当然，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教育市场开放，不仅应是对国际资本的开放，而且也应是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民间资本也可成为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七)增加农村公共卫生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公共卫生投入，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据卫生部2000年统计资料，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为25.8‰,婴儿死亡率为37.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5.7‰，孕产妇死亡率为69.6/10万，分别大大高于城市地区的9.5‰,11.8‰,13.8‰和29.3/10万的水平。另据世界银行考察报告，1993年中国农村最贫困的1/4人口只花费了卫生总费用的5%。大量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疾病负担集中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在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儿童中，大约有一半人患有轻度的营养不良。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显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基本公共卫生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支出。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2000年，西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仅为东部水平的2/3，中部地区的支出甚至不足东部的1/2，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九十年代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华夏出版社，1991年。

〔2〕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

〔3〕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中文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4〕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

〔5〕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学习辅导讲座）》，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5

关键词：闽西苏区；职业教育；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常捷（1976-），女，江西临川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培训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红色资源开发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陈世润（1952-），男，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5）05-0081-04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福建龙岩召开全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闽西苏区。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在闽西苏区，党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践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前，梳理和总结闽西苏区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对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闽西苏区职业教育类学校概述

1931年秋，闽西苏区建立起了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一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包含了适合革命斗争需要的职业教育类学校。

（一）地方干部训练班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闽西苏区的干部难以适应基层建设的需要。培训干部成为巩固发展闽西苏区紧迫的大事。为此，1930年初，中共福建省委就指示闽西特委要加紧教育干部，特别要加紧训练干部。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求“闽西政府应聘请富有斗争经验者，经常开办各种工作人员培训班，造就各种干部人材”[1]。遵照此决议，闽西苏区先后开办了闽、粤、赣三省干部参加的政治、军事训练班、农运训练班、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宣传工作人员训练班、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少先队工作人员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党委巡视员训练班、教育巡视员训练班、教员训练班、工人政治训练班、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卫生行政人员训练班，等等。这些训练班的培训时间为半个月至1个月，或2个月，最多不超过3个月。短期速成，随时随地，因需而办，既节省了经费开支，又解决了实际需要。

（二）红军学校

在闽西苏区激烈的革命战争中，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迅速，因而培养造就军事干部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要求建立和扩大闽西红军，开办红军学校训练干部人才。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再次明确指出：党在闽西斗争中，党内工作应该执行“训练干部人材”[2]的任务。1930年初，闽西苏区在龙岩开办了闽西红军学校。第一期招收学员200人，定期学习4个月。学员由各县的区乡苏维埃政府选送，毕业后分配到红军中工作。后来，为适应战争形势，闽西红军学校先后改名为“福建红军学校”、“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闽粤赣边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等等。红军学校规定入学学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求校长和教员具有专业知识，能够联系学员实际对教学作出全面而科学的安排。红军学校开设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目前中国革命的情势与策略、土地革命等；军事课主要学习野外演习、射击教练、部队教练和野战巷战等。同时，红军学校还还特别重视战后总结经验教训和战场纪律教育。经过红军学校严格的专业学习和纪律教育，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个个英勇善战。

（三）看护学校

革命战争年代，战斗频繁，伤员很多，加之群众也有很多疾病患者，因此，解决军民治病问题是闽西苏区建设的一件大事。为了解决军民治病问题，闽西苏区政府决定开办一所看护学校。1932年2月1日，校址设在长汀城内的看护学校开学。看护学校第一期在江西和闽西各招收30名学员。对入学的学员性别不限定，但对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学员在6个月的学习时间里，主要学习普通内外科的诊断、治疗等知识和基础科方面的知识等。“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分配到前方部队去服务，留下一小部分成绩最好的，加上新招的共20名，便成为创立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址在瑞金叶坪）的第一批学员。”[3]

（四）新泉工农妇女夜校

1929年7月，闽西苏区在新泉“张家祠”开办了红色政权诞生后的一所新型学校――新泉工农妇女夜校。该夜校开始只有学员十五六人。夜校没有现成的教材和教员。闽西苏区克服困难，教材由干部编写、学员翻印或抄写《红军识字课本》；教员由干部，或由先学会的学员担任。经过闽西苏区干部和妇女们的共同努力，到1929年底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学员发展到一百多人。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培养了不少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新泉工农妇女夜校的创办，极大地鼓舞了新泉妇女走上革命征程，是闽西苏区妇女教育的先声。

（五）列宁师范学校

发展教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师资问题。闽西苏区从发展教育的开始，就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在闽西苏区，上杭县最早提出要开办列宁师范学校。1929年10月，中共上杭县委在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提案中提出要开办列宁师范学校，培养教师人才。1930年8月，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在茶地双溪浦村开办了列宁师范学校。1930年7月，闽西苏维埃列宁师范学校在龙岩正式开学，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小学教师，造就干部人才。一般开设小学各科教材教法、小学组织与设备、社会教育问题、教授方法总论、政治常识、自然科学常识等课程。列宁师范学校初办时称为列宁师范暑期学校。闽西列宁师范学校是一所初级师范学校，修业时间为6个月，最低限度不少于3个月。为适应战时需要，1931年7月，在永定虎岗开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闽西列宁师范短期学校。闽西列宁师范学校的创办，为闽西苏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为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闽西苏区职业教育的特点

（一）教育的思想性

闽西苏区政府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闽西苏区的职业教育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本区别于统治下的旧式教育。1930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明确指出，要“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4]和“提高群众共产主义教育”[5]，并强调，要把“普遍而深入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文化程度”[6]作为教育方针。1932年5月，上杭县各区文化委员联席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造成大批革命模范人才，为资本主义制度，争取苏维埃胜利而奋斗。”[7]闽西苏区的职业教育注重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红军学校重视革命人生观的教育。通过政治课来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形成革命人生观。如《中国革命运动史》课程，教员用大量的革命事迹启发教育，使学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困难时不逃跑，打仗时不怕死的精神。新泉工农妇女夜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号召妇女解放。如其教材之一《群众课本》的内容，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富有强烈的革命性和鼓动性，通过教学确实能起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巨大作用。

（二）培养的针对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急需人才。因此，闽西苏区职业教育根据不同的需要，因地制宜，培养不同的人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1930年初，针对闽西干部缺乏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政治水平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先后开办了各类干部训练班，提高了干部的素质。为适应革命战争中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的需要，1930年初，在龙岩开办了闽西红军学校，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干部。为解决军民治病和医务人员缺乏问题，1932年2月，在长汀城内开办了看护学校。为提高妇女地位，帮助妇女获得彻底解放，1929年7月，在新泉开办了工农妇女夜校等等。为解决教育的师资问题，1930年7月，在龙岩创办了闽西苏维埃列宁师范学校。

（三）教师的专业性

教师是教育的主体。教师的专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质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闽西苏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开设教员训练班。“闽西每年遇暑假、寒假，各县区都分别举办教员训练班，时间一般为20天到1个月”。[8]这种短期集中训练，实施性强，非常方便。二是创办闽西列宁师范学校。闽西列宁师范学校以短期培训为主，因地制宜，联系实际，解决了闽西职业教育事业师资严重缺乏的难题。三是请兼职教师，干部授课。如同志曾在闽西干部训练班授课，用简明的道理，启发干部学员。在其他干部训练班、红军学校和新泉工农妇女夜校，不少干部也亲自授课。此外，重视团结利用旧知识分子也是闽西苏区职业教育师资来源的重要渠道。

（四）办学的群众性

旧社会的教育，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广大劳动群众及其子女被排挤在教育的大门之外，长期和文化绝缘。闽西苏区成立后，广大劳动群众及其子女享有优先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大权已掌握在工农群众手里。随着生活的改善，闽西苏区的群众对文化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闽西苏区的教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创办和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闽西苏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办学方针，强调从入学对象、办学经费、学习场所到学习形式、学习时间和教材编写都应联系群众生活，要考虑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闽西苏区职业教育的创办异常困难。闽西苏区坚持群众办学方针，依靠群众创造办学的物质条件、筹措办学经费、建设各种文化设施、解决教师缺乏问题，依靠群众办好教育、管理教育。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没有群众的群策群力，就没有闽西苏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闽西苏区职业教育的当代价值

闽西苏区的职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领导闽西苏区人民开创的伟大事业。其成就和经验，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职业教育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闽西苏区职业教育注重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我们今天在职业教育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因为教育的功能是培养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职业教育不仅要重视专业技能的教育，更要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要进行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教育；要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要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职业教育要把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否则，只注重技术教育，只会把人培养成机器的替代品。同时，良好的职业精神中正确的价值观，不断挖掘潜力、不断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积极乐观的心态，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坚强健康的心理能力的培养也要求职业教育必须要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做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切实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二）职业教育必须联系实际因地制宜

闽西苏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灵活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注重把职业教育与劳动生产和社会急需密切联系，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理念。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在办学模式上，实施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平台，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将“产学合作”列为教学的基本途径，加大实践教学和实践操作在总学时的比重。在人才培养上，从实际出发，以人才的预测，即计划的需求为依据，政府的计划部门与社会的教育机构有效沟通，使“计划”与“教育”密切结合。职业学校要敞开校门，走向社会，密切与社会和企业的联系，建立与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合作，协同完成教学过程和实训过程，使学生既学到理论技术知识，又掌握实践技术技能。这样，才能节约教育资源，培养出合乎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三）职业教育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培养职业教育教师，是闽西苏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技术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既懂理论技术知识，又掌握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发展目标。针对我国目前职业教育教师的现状，师资队伍建设可从四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已有师资的培训力度。在加强教师的理论修养的同时，经常安排他们深入生产一线参加实践，或到企业挂职锻炼，丰富他们的实践经验。二是要聘请兼职教师。聘请企事业单位中的专家、资深技术员等来校任教或兼课。三是积极引进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人才。四是要尽力改善教师的待遇，营造和谐的教学工作环境。

（四）职业教育必须坚持群众办学方针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办学方针，是闽西苏区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闽西苏区职业教育实践中的一份宝贵遗产，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针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师的现状，一是要促进职业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保障职业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和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教育需求。二是要开展以面向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再就业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公益项目，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指导和介绍，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为城乡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服务，资助贫困学生等方式，让群众受惠。三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多渠道包括政府的资金、企业的资金、各个部门的资金，还有社会捐赠的资金以及民间资本来办职业教育。

总之，尽管闽西苏区职业教育发展于残酷、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但其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仍有着极其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4][5][6]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52，544，544，547.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1篇6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社会文化变迁；民族教育；革新；基础理念

“十五”期间，我们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2002年开始，我们与各界尤其是西部省区的数十位同仁合作，在较广泛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跨学科分析。本文谈谈我们前期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认识，尤其是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教育革新的基础理念，以抛砖引玉。

一

西部大开发使民族教育发展面临史无前例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西部地区不仅聚居着50余个少数民族，其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8％，而且包括了5大民族自治区、

7个多民族省份、20个自治州和49个自治县。显然，西部大开发也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大开发。

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是处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教育显著地处于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地位。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本身就包括了教育发展的内容。西部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知识资源，东西部地区最大的差距是技术的差距、知识的差距、教育的差距和信息的差距。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西部地区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加快培养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是西部大开发成功的保障。因此，当前是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期。

同时也必须看到，西部大开发也使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面临诸多重大的挑战。一方面，民族教育发展的外部条件较为困难。西部民族地区不仅自然条件较为复杂、艰难，而且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另一方面，民族教育发展的内部条件也不容乐观。观念、师资、经费，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长期困扰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体制问题和发展模式也日益凸显。

二

民族教育如何把握上述机遇、成功地应对上述挑战呢？关注文化（这里指广义的文化）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鲜明特色。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深层次地说，也是文化变迁问题。这里我们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认识西部大开发的特点。这次西部开发有许多特点，我们认为，以下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从内容来看，这次西部开发是历史上历次西部开发根本不能比拟的。这次西部开发中，为再造山川秀美的西部，为保证各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就必须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为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就必须对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形成特色产业；现代文明的引入和普及，各民族千百年来的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将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革新。对于民族地区，这表现在国家民委根据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倡议发起的“兴边富民行动”之中。它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打好七个战役。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二是着力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机制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三是下大力气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七个战役：一是以解决温饱为中心的扶贫攻坚；二是以水、电、路、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以培育新增长点和形成特色经济为目的的产业结构调整；四是以加快周边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边境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五是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推广先进适用科技为主的社会进步；六是以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为宗旨的文化设施建设；七是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第二，从我国本世纪初的奋斗目标来看，民族地区将切实得到全面发展，发生巨大的变化。继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实施后，党的十六大及时提出了我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一，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2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其三，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到

2000年，我国总体已基本实现小康，而西部地区仅达到小康标准的50％左右，多数民族地区还低于该比例。如果说西部大开发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则是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指明了奋斗方向。显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将使民族地区全面实现跨跃式发展。

第三，从时代背景来看，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入WTO对我国最明显的影响是，我国对外开放出现新态势。其一，在开放的性质和影响上，加入WTO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政策导向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是单边的自主的对外开放。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国际规则约束下的对外开放，从单边的自主的开放走向双边的相互开放。这就是说，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与

WTO所有成员国一样，面临经济的全球化，更进一步进入国际市场。可以说，加入WTO是中国的“第二次开放”，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开放。其二，从开放的地域上，第一次开放始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至今主要影响的仍是发达地区和交通便利地区。我国加入WTO后的“第二次开放”，将覆盖全国，尤其是进一步明显地扩展至民族地区。其三，从开放的内容上，第一次开放主要涉及的是有限制的产品贸易和部分服务贸易。第二次开放几乎涉及了所有贸易。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之，加入WTO要求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更全面接轨，并促使我国实行一种更为开放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进而对我国各民族各方面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这次西部开发的确是民族地区经历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文化变迁。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改变。也就是说，文化变迁有内外部之分，内部发展普遍表现为发现和发明，外部发展或接触的变迁则源自借用、传播，其结果往往是内外部因素的互助而成。可以说，历史上民族地区经历的文化变迁相对缓慢，多是内部发展为主，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影响是片面的；影响这次西部开发有内外部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不仅国内各民族的互动前所未有，而且融入了全球化的互动之中，因此它所导致的民族地区文化变迁是迅猛的，全面的。特别是对于民族传统色彩较浓的边远民族地区来说，西部大开发使其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社会体制由封闭转向扩大开放。这实际是显著的社会转型。社会的快速进步和急剧转型，使得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都面临复杂、重大、艰难的文化调适。

三

而对剧烈、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民族教育如何才能更有成效地适应和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呢？民族教育的改革不能是局部的修修补补，必须是整体性的革新。首要前提是基础性观念的革新，尤其是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观。我们认为，对于当前民族教育发展来说，特别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强化创新的观念

文化人类学认为，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在当代，创新的价值尤其突出。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现端倪。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我们要正确理解创新的含义。文化人类学认为，“创新应被界定为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严格说来，每一个创新是一种或一群观念；但有些创新仅存于心理组织中，而有些则有明显的和有形的表现形式。”在今天，创新具有新含义，创新不仅包括知识的研究和开发，而且还必须包括知识的普遍传播，尤其是创造性的广泛应用。这反映在新近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中。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其中，知识应用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为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和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创新体系的基础和社会化平台。

因此，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要有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方法和创新的机制，而且包括教育实践的创新和教育科学理论创造性的广泛应用。

（二）革新民族教育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教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必要性，但在新时期，由于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而存在的局限和弊端日益突出，因此必须革新。

一方面，为了实现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加强制度化的支持。民族地区总体上欠发达，从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来看，国家财政应给予倾斜。特别是在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交通困难，学校布局分散，规模小，师生比小，学生贫困面大，因此同样的财政拨款在东西部使用的效果大不相同，有的地方甚至要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同时，西部民族地区许多县都是“吃饭财政”，“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和拨款体制都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市场体制下，各级政府对民族教育的支持必须制度化，尤其是加快民族教育的立法。

由于这次西部开发处于全球发展一体化趋势日益凸现等环境，启动时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在此背景下，民族教育的发展必须密切结合社区民众的现实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参与性与积极性。这也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宝贵经验。

在总结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在厄瓜多尔召开的基多会议提出，对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而言，发展是对各自体内资源的运用；应注重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能够精确计算的经济价值体系；若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能发生。

当展社会学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当今人类应有的“新发展观”，即发展的整体性，发展的内生性，发展的综合性。发展的整体性，即既考虑人类整体的各方面，也承认各方面的不一致；发展的内生性，即重视一个群体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发展的综合性，它既包括一定数量地域的一体化，也指各个部门、地域和社会各阶层的内聚力得到加强。

因此，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使基层民众切身感受到，发展教育本质上不是上级的事情，而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要使他们切实参与到项目的决策和管理之中去，努力做到自力更生。

（三）正确对待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和创新，就是否定传统。实践已经证明，这对民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在西部大开发这一重大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发展民族教育时，我们尤其要正确认识该问题。

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合理继承和弘扬。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中居于深层次的、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型。因此，改革不能全盘否定传统，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我们在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要重视民族文化传统，不是否定之，而应把传统之精华转变为现实发展可直接承续的推动力量，并增强其造血机能。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传统等同于过去。传统是一条流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河流。传统先于我们存在，我们也深受传统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参与着创造传统。因此，我们在民族教育改革时，要根据时代的要求，积极地赋予民族教育传统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

同时应指出的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并非水火不容。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表明，经济的增长和现代文明的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将抛弃所谓“传统的”行为方式、价值观或信念。例如，由于现代技术的传播，特别是交通的发达，使人们到麦加圣殿去朝圣更为方便了，到那里去做礼拜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所以，传统的伊斯兰教反而得到强化。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带，由于铁斧代替了石斧，村民们发现他们可以更快地干完农活，腾出时间来举行传统的仪式和庆典，因此，他们的传统习俗不仅未受到技术进步的破坏，反而得到维护。

应当注意，在较为传统的民族地区引入现代文明，必须是有选择的，必须因地制宜。文化人类学认为，人们不会接受外来文化所提供的，或所能从中得到的一切东西。一般来说，文化特质是被接受或排拒，完全取决于它在接受文化里的效用、适宜性和意义。一个特质必须对可能的借取者具有某种效用。因此，拖拉机不会被多岩石的山区农村所接受，牛肉三明治也不会使印度人喜欢（他们认为牛是神圣的动物）。西部各少数民族不仅所处的自然环境特殊，而且大多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此，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内地的做法。

不过，应当看到现代文明和民族传统文化间的差异和张力。前者主要兴起于工业文明，后者主要积淀于传统农业文明。显然，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二者间的调适。

参考文献

[1]于布仁·巴雅尔。民族地区农村实用技术推广培训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2]李德洙。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必然选择——兴边富民行动[N].人民日报，2000—03—30.

[3][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M].施惟达，胡华生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

[4]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11—25.

[5]黄淑娉等。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7

一、西班牙教育筹资体制的主要特征

（一）不同层级政府在教育投资与管理方面分工明确

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教育文化与体育部负责正规教育及早期业余教育；劳动与社会事务部负责失业者培训与职工再教育；职工再教育所需资金来源于雇主与雇员所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由劳动与社会事务部下辖的由资方协会、劳工组织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三方协调基金”负责管理。自治区政府主要负责本地区（除中央政府负责外）非基础教育的管理。市一级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教育设施的用地、本地学前教育及初级教育设施的维修与运营，并负责本地义务教育的提供与监督管理。

（二）大部分教育资金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

西班牙公立学校经费主要来自中央政府教育文化与体育部和各自治区政府的预算，自治区以下政府也承担一部分。而失业人员培训与职工再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劳动与社会事务部的预算与欧盟结构调整基金的资助。虽然近年来西班牙中央政府不断向各自治区政府分税，但目前国家税依然占主导地位。

（三）非政府组织在特殊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班牙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兴办教育特别是具有扶贫、残疾人救质的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而言，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经费来自多种渠道，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经费，也有其他私人提供的资金，还有非政府组织的自有资金。

（四）部分教育培训服务采用公私合作（PPP）方式

在某些教育服务领域（如失业人员的培训），西班牙政府部门往往采用PPP的方式来选择最有竞争力的私立机构，由其负责整个培训项目的管理、运营，即通过合同招标方式向私立机构购买相关服务，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二、西班牙卫生服务体制的变革及筹资体制特征

（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卫生服务体系进行转型与分权化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班牙对卫生体制进行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是卫生服务体系从原先的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体制（以德国为代表）转向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以英国为代表）。到1999年，社会保险体系完全被国家卫生体系所替代，公共卫生经费中政府财政负担比例达98%。另一项改革则是将卫生服务管理职责从中央下放到17个自治区。

（二）不同层级政府管理职责分工明晰，政府主导型卫生服务体系完备

中央政府的卫生部负责卫生政策及相关法规的制定，以及医疗专业研究生学位以上人员的教育培训、医药政策的监管和医药卫生产品的标准制定；劳动与社会事务部负责设计卫生服务体系的服务范围，监督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有关费用支付，并与卫生部一起协调卫生与其他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7个特别自治区在卫生政策方面享有相当大的立法权与行政管理权，在社会保障领域则享有中央政府所下放的一定管理权；而10个自治区在卫生领域只享有有限的自，在社会保障领域没有特别自治区政府享有的中央下放的管理权。省政府及大城市政府目前拥有大多数精神病医院、心理诊治中心、护理中心的所有权和管理与监督权，但未来这些卫生机构的管理权将逐步上交给自治区政府。市一级政府则负责城市卫生环境及当地公共卫生事务的管理。

（三）按人口数设立卫生区和基层卫生片，促进服务提供及设施配置的均等化

在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方面，各自治区分设若干卫生区，每个卫生区包含若干基层卫生片。卫生区的设置范围并不一定与市一级政府的行政区划相一致，其管理职权也掌握在由自治区政府直接委派的管理机构手中。卫生区负责提供的卫生服务包括初级医疗、急救中心与医院服务，通常每个卫生区至少建有一所综合性医院。而基层卫生片是最基层的卫生组织，主要向一定规模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健康、卫生防预与社区医疗服务。

（四）卫生经费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私人资金发挥补充作用

西班牙地方政府缺乏税收自，政府的大部分卫生经费由中央政府筹集。目前仅约有10%左右的公共卫生经费来源于各自治区政府的税收，而省、市一级的税收对卫生经费的贡献更是微乎其微。同时，私人资金在西班牙卫生经费筹资方面也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

（五）改革财税体制提高地方政府的投资自主性，下放事权和部分财权

按2001年西班牙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委员会出台的地区间财政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中央对各地方的卫生经费划拨将一并归入中央对地方的整体转移支付资金中，这意味着各地方的卫生支出第一次由地方财政来统筹安排。但在地方政府的支出预算中，卫生支出与其它类支出仍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卫生支出水平不能低于一个预先设定的下限。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在下放更多事权的同时，也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地方可支配的所得税比例从30%上升到33%。

（六）卫生经费分配不仅考虑地区人口数，还考虑人口结构等其他因素

根据2001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卫生经费分配方法，各自治区政府从中央获得的卫生经费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按一个固定公式计算的一般性资金，其总数的75%依据每个地区人口数计算，另外24.5%依据各地区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计算，余下0.5%的资金主要考虑各地的偏僻地区的情况。二是根据残疾人口特别需要及对区外病人转诊进行补偿而建立的特别资金。这种方法有助于促进经费的公平分配。

（七）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加强私立机构在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近年来，西班牙中央及一些自治区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私营部门在筹资与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在一些特定的服务领域，鼓励私营卫生机构的参与；通过制定一定的税收激励机制，鼓励私人筹资渠道的发展；通过公私合作实现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优势互补。

三、巴西教育筹资方面的改革措施

（一）通过立法确立国家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

1988年巴西颁布新宪法，明确了普及和发展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此后，巴西公共教育支出呈明显增长势头，公共教育费占GDP的比重1989年达4.6%，1995年达5.2%，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1996年，巴西还颁布了新的《国家教育方针和基础法》，作为指导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依据。

（二）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用于教育投资的经费分担比例与支出结构

根据新宪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巴西联邦政府主要负责高等教育的出资与管理；中等教育一般由州一级政府负责管理，联邦与州政府共同出资；而初等、义务教育则主要由市一级政府负责提供，由三级财政分担相应的资金。新宪法还规定联邦政府应将联邦预算的18%用于教育支出，州政府与市政府应分别将其净财政收入的20%和25%用于教育支出，并规定了三级政府教育支出中用于初等义务教育支出的最低比例。

（三）采取各种措施广泛筹集教育发展资金

巴西教育经费来源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公共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各级政府税收，除一般性税收外，还有教育专项税；私人教育经费主要由个人、家庭和私立教育机构提供。为保证政府教育经费有稳定的财源，巴西建立了“教育工资税”制度，从各单位按工资额的一定比例征收，专门用于教育支出（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公共支出）。此外，巴西还建立了全国教育基金会，并且从体育、欠税罚款等中提取一定份额用作教育资金等。

四、巴西在保障公共医疗投入和促进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主要经验

（一）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为主

1988年新宪法颁布后，巴西开始建立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将全部人口纳入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保障范围。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所建立的医疗机构网络既包括公立医院和诊所，也包括公私合作型的私立医院，其经费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资金与专项资金转移，由当地政府具体负责管理。大多数人（特别是贫困人口和农村人口）所需医疗卫生服务，几乎完全依靠政府出资兴办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

（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及其管理更多依赖于高层级政府

在卫生服务的职责划分方面，巴西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公共医疗服务的大部分出资与全国性卫生政策的制定，州政府承担卫生经费的剩余部分并负责本地区卫生服务的规划、管理与监管，市政府主要负责卫生医疗服务的具体提供，而各级卫生理事会作为独立监管组织负责监督政府卫生支出的使用与分配。

（三）通过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增强地区间卫生经费分配的公平性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巴西政府开始改革中央对地方的卫生经费转移方式，将相当大一部分卫生经费按照各地初级医疗与防预性医疗的实际需求来分配，从而通过调整卫生支出的增量结构，对现有不平等的服务供给结构进行一定的调节，有助于提高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四）通过配置初级医疗队提高公共医疗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可及性

1994年开始，巴西实施了向每千户家庭人口派遣一个由一名医师、一名护士、一到两名护士助理和六名社区管理员组成的医疗队的计划。此外，巴西政府还启动在广大基层社区推广母婴护理等社区医疗服务的计划。

（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土著民居住区的医疗卫生条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巴西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投入。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由国家卫生部直接负责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防预、传染病控制及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在某些土著民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成立专门的卫生区，统筹管理对当地土著人口的医疗服务；1996年实施的土著居民环卫设施工程，帮助39000土著人口改善了居住地的环境卫生条件；培养面向少数民族的特殊医疗服务人员。

五、几点启示

（一）伴随经济的高增长，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支出应保持相应的增长速度

在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经济高增长期，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支出应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国民受教育年限和公共医疗人口覆盖率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对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与社会和谐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政府支出占主导地位的经费分担模式，对保障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十分重要。

（二）建立合理的财权事权分配格局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地区公平

西班牙、巴西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权划分方面，主要有以下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各层级政府在事权上分工明晰，发挥各自优势；在财权上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拥有与事权相对等的财权。二是在财政经费的地区间分配上，应基于合理、规范的分配依据，综合考虑各地区人口总量、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等因素，通过中央财政转移的再分配，调节地区间经费增长的差距，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三）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责无旁贷并应优先投入的领域

政府在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支出往往受到社会事业的存量约束，社会事业规模越大的地区，所得到的经费分配比例往往也会越高；发达地区和城市高等教育和高端医疗占用过多的资金，必然减弱政府向基础教育、初级医疗、农村卫生医疗等领域的投入，加剧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不公平。巴西政府近年来采取的以立法形式规定各级政府教育经费中用于基础教育投入的最低比例、改革中央对地方的卫生经费转移模式等措施，确保公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做法，值得借鉴。

（四）积极利用民间资金，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可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在鼓励民间参与方面，两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充分发挥非赢利机构和慈善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向私营部门开放某些特定的服务领域，为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捐助提供税收优惠，在具体项目运作上采取“公私合作”形式，分离服务购买与服务提供等政策措施。

（五）制定和实施配置标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村和边远落后地区的可及性

我国城乡间和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大，可考虑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和实施全国统一的设施配置标准，逐步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差距，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服务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的可及性。

（六）合理定位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兼顾公平与效率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教育机会均等

中图分类号：G7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181-05

一、前言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占中国人口8.47%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总面积达6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整个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物产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在国防上十分重要。从当前看，构筑和谐社会需要少数民族的参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也不能缺乏女性的支持。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构筑和谐社会、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也有自己的民族高等教育。例如中世纪以后以"格西"学位制为代表的寺院教育，清光绪三十年（1908年）建立的满蒙高等学堂，1924年维吾尔族等在新疆成立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1]。但不论寺院教育或贵族教育，少数民族女子都是沉默和缺席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据统计，1950年，全国有少数民族大学生1285人[2]。虽没有详细的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数据，但据此推测，数字应该很少。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共有女大学毕业生1040795人，其中专科生708909人，本科生318729人，研究生23215人。短短50年，从无到有，已形成了分布于各类型与层次的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群体。

然而，民族地区内部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由来已久。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大多数被汉族统治者驱赶到山区、高原区、高寒区、干旱区等环境恶劣闭塞，地域阻隔和交通不便的边疆地区[3]，与汉族居住的沿海和中原地区相比，谋生发展的条件较差。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了经济的增长，经济上的落后导致了教育资源的短缺，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先天不足。其次，民族地区内部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也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民族与地域等内部差异。

二、中国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内部差异

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是指各族群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在总学生数中所占的比例，应与各该族群在同一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相等。由于缺乏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在校生的数据，本文以“五普”中2000年各少数民族人口中的女大学生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使用的两个指标，其一为“少数民族女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表示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其二为“少数民族女子占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表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男女平等状况。选择“汉族”（或全国平均水平）与“少数民族男子”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文中的高等教育包括各类型与层次的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包括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外国人加入中国籍”和“未识别的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地广人稀，民族地区内部的区域差异也非常巨大，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基础教育，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呈现出民族差异与地域差异。

（一）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与地域差异

1．女大学生占人口比例的民族差异和地区分布

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以各自人口分布最多的省、区为准。

除汉族外，共有18个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占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一。

这18个民族中，东北5个，西北9个，西南2个，其他地区2个，反映这些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优于全国，民族人口中女子大学生所占比例高。然而18个民族人口只占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28.95%。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个民族中，东北为零，西北7个，西南29个，其他地区3个，反映这些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其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71.05%。综上所述，东北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最高，西北次之，西南最差。

(数据来源根据五普资料第215-301页“全国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人口”、第566-567页“全国各民族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整理而成。其中民族分布参考张天路主编.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M].海洋出版社.1993：78.)

2．女大学生所占大学生比例民族差异及其分布

有24个民族女大学生所占大学生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见表二。这些民族中，东北5个，西北10个，西南7个，其他地区2个。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西北有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回族4个民族，东北有满(千万)、朝鲜族2个民族，西南有傣族。反映这24个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平等，即性别差异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排在全国平均水平后的34个民族中，除汉族外，西北的有6个，西南的有23个民族，另土家、黎、畲主要分布于中南、南、东南。由此可见，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男女差异较小，西南较大。

(数据来源同上。)

3．绝大部分民族女大学生所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小于女性所占人口的比例

只有10个民族女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超过该民族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余民族女大学生的比例均小于女性人口的比例（参见表三）

表三女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超过该民族女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同上。)

这10个民族中，东北3个，西北5个，西南2个，反映这些民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多于男性。可以发现，这些民族的人口均在二十万以下，其总人口（409316）仅占少数民族人口（105226114）比例的0.39%，因此，这10个民族不具代表性。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男性。

4．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也较小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在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较好的民族和地区，其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男女性别差异较小（主要分布于东北和西北的民族），反之较大（主要分布于西南的民族）。

（二）原因探讨

1．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

如上文所说，民族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了经济的增长，是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总体上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地域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内部，地理环境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东北、西北和西南来说，东北的自然条件最优越，西北、西南较差。东北气候湿润，地形平坦，交通十分发达。加之紧靠京津唐地区，经济教育都较发达。西北地区的高山大漠的自然环境，烈日高寒的气候条件，地广人稀的人口布局，对经济发展极端不利。四大牧区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造成游牧民族女性受教育机会少。西南地区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望山跑死马"、"对面能喊话，相见得半天"、"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之谚语[4]，山高谷深，交通极不发达，正规学校教育发展困难。相比之下，西北仍优于西南。尤其新疆，其少数民族女子教育兴起较早，得益于新疆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丝绸之路便是横跨西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5]。因此，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东北最好，西北次之，西南最差，这决不是偶然的。

2．民族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是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差异的直接原因

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在少数民族内部，经济的发展同样是不平衡的。东北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充足，工业发展的历史基础好，经济的总体水平较高。西北地区随着近年来矿产资源的逐步开发，经济日渐发展。西南地区虽有较丰富的水、森林、矿产资源，却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这是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东北最好，西北次之，西南最差的一个原因。

3．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对教育也产生了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中叶，中国各民族间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等呈现极不平衡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地理环境影响作用的体现。在与汉族交往频繁的民族，汉化水平高，而在交通不便的闭塞之地，便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参见表四）。

(资料来源：雷学华.民族教育的历史传统[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4.表中数据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来自钱建明,孟虹,张强.中国少数民族健康研究[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6.)

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基础教育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民族差异和地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缩小差异的对策

1．发展经济，对落后地区实行财政补助

坚定不移地进行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可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等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及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6]。

2．加强对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优先保护

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在民族人口中的比例还低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民族内部颇不平衡，有些民族女大学生比例太低。今后应继续推行民族保护政策，尤其要加强对弱势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优先保护。可借鉴美国在保护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方面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即在招生、财政资助、补习教育、聘用少数民族教师以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环境方面采取措施[7]。

3．关注少数民族女童的基础教育，尤其是西南、西北等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高中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关键。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远山区、牧区或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学校布局不合理，适龄女童无校就近可上。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基础教育的救济补助，可以提高该地区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入学率。

4．因地制宜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经济不发达，家庭负担重，少数民族女子接受正规、普通高等教育存在困难，目前高等教育发展应因地制宜，大力提倡低重心、多形式。具体地说，开展远程、网络、培训等成本较低、学制长短不一、形式灵活的非学历职业教育，重点发展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本专科层次（以专科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使少数民族女子既能学到现代科学技术，又能服务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更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的矛盾，是事半功倍的举措。

参考文献：

[1]王军.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杨圣祥.民族高等教育对环境的适应性分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6)

[3]谢宁.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2.

[4]任玉贵.影响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主要因素及相应对策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5]康巴尔尼沙，徐霞.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历史状况[J].新疆大学学报，1999(3).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西北五省

资助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2013211A019）

一、引言

西部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党中央国务院在2000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随着党中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的提出，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通过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根据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2001-2010年为基础阶段，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本文正是通过计算西北五省2000年和2010年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综合教育指数，来分析西北五省在西部大开发基础阶段教育建设发展的成果，进而计算西北五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期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的选取

本文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模型，以西北五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综合教育指数，分别测算出西北五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基本模型

本文结合数量经济学的知识，借鉴多数学者的分析方法，以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常数，L表示劳动力，α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α>0，β>0，α+β=1）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Y=AKαLβ（1）

（二）模型应用

本文运用丹尼森因素分析法，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教育因素，将劳动力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0和教育投入E的乘积，从而将生产函数模型变为：

Y=AKα（L0E）β（2）

对公式（2）两边求对自然对数可得：

y=c+αk+βl0+βe（3）

其中：y表示期间经济的年均增长率，c、k、l0、e分别表示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投入和教育的年均增长率。则，教育对经济增长点贡献率为：

三、实证分析

根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计算出西北五省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情况表：

（一）西北五省平均受教育年限

本项目根据我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教育的年限规定6年（N1）、3年（N2）、3年（N3）、4年（N4）为基础，分别计算西北五省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Si：

1、计算全口径平均受教育年限

2000年西北五省中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7年、6.52年、6.16年、7.01年、7.72年，2010年西北五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12年、8.01年、7.63年、8.5年、8.92年。（详见表2）

2、计算剔除大专及以上人员后平均受教育年限

2000年剔除大专及以上人员后，西北五省中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52年、6.41年、6.01年、6.84年、7.49年，2010年西北五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67年、7.68年、7.26年、8.1年、8.46年。（详见表2）

（二）西北五省人均受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

人均受教育综合指数（E）是将各级受教育年限乘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i为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

关于劳动简化率Pi的值，目前主要是西方丹尼森和麦迪逊的“工资收入法”、前苏联的“劳动质量修正法”以及目前中国学者的“修正的劳动简化法”这三种方法。其中普遍采用的是“工资收入法”，根据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差别确定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本项目借鉴李洪天（2001年）将教育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劳动简化率分别为1、1.2、1.4、和2，从而计算出西北五省6岁以上人口受教综合指数（E）及年均增长率（e）详见表3。

根据表3的结果计算2000-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年均增长率（见表4）：

（三）西北五省GDP的年均增长率

根据西北五省2000年和2010年的GDP值，分别计算出其几何增长率，具体结果见表6：

（四）西北五省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公式（4），可得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点贡献率计算式：

从而分别计算出西北五省2000-2010年教育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结果见表7：

关于劳动产出系数的取值，本文借鉴郎永杰（2011）测算山西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时，丹尼森的取值0.73。

四、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西北五省2000年和2010年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综合教育指数，以及西北五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难发现新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视度以及成果都是比较显著的。

（一）西北五省人均受高等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任务的指导下，西北五省6岁以上的人口中，2010年的文盲率较2000年都有大幅度降低，2010年的高等教育人员的比率较2000年都有显著增加。例如青海6岁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的人员比率由2000年的26.87%，下降至2010年的13.51%；新疆尤其重视教育工作，2010年新疆6岁以上人员文盲率仅为3.18%，受高等教育的人员以11.6%的比例居于西北五省首位，同时高于全国受高等教育人员比率2.07个百分点（详见表1）。

（二）西北五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纵向比较西北五省2000年与2010年人均受教育综合指数，呈普遍上升趋势。通过计算西北五省含大专及以上人员和不含大专及以上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以及各省份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的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新疆24.42%、陕西23.29%、宁夏20.07%、青海20%、甘肃17.73%（详见表5）。通过进一步衡量经济增长指标GDP值的增长率，测算2000-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5%，同期西北五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高至低依次为新疆2.1%、甘肃2.01%、青海2%、陕西1.79%、宁夏1.62%（详见表7）。可见，西北五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五省的教育事业以及经济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北五省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度尚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要实现西北五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因此西北五省在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力度的同时，更需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快培养本土高层次人才，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薛彦华，齐艳杰.高等教育对河北省经济增长贡献作用的实证研究[N].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12）.

[2]刘林，崔玉平，杜增吉.利用数学模型研究高等教育对江苏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3）.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10

现阶段西部人力资源状况不仅落后于东部，而且还存在着优秀人才东南飞的现象。众所周知，西部大开发的推行与落实都将依靠于西部的人力资源，但现阶段西部的人力资源现状已成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致命弱穴。

近几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设备的普及，东西部学生共上一堂课已成为可能，这为地处偏远地区的学员共享东部优秀教师资源提供了可能性。由鉴于此，加快西部远程教育的进程将有利地提高西部人力资源含量。

加快发展西部远程教育的依据如下：

（一）西部亟需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据统计，全国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为2.8％，高中以上人口比例为13.5％，而西部地区分别为2.2％和10.9％，均低于全国水平近20％。这种状况与西部教师的整体水平息息相关，据一份统计报表显示，西部省区中小学教师按照国家2010年小学教师专科学历达标要求的差距是极大的：全国为20.04％，而西部的部分省区：云南为11.25％，贵州为9.37％，为3.51％，陕西为19.09％，甘肃为14.19％。2001年，笔者作为福特基金会拉祜族女童失学项目助理实地对云南澜沧县木戛乡进行过实地调查，该乡2001年小学六年级毕业生语数两科平均总成绩不足40分，学生单科分数段集中在1分～20分之间。这种状况除经济原因、民族语言原因之外，师资水平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大因素。2000年，该县师资情况为公办教师有2769人，占总数的65.2％，代课教师占1479人，所占比例为34.2％。教师的文化程度中专以下达82.4％。代课教师数量的巨大及教师文化程度的偏低，是该地区人力资源贫乏的重要原因。

西部教师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日两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通过远程教育，共享东部教育资源是目前解决西部人力资源贫乏的最佳途径。

（二）国家对西部远程教育的重视

2001年11月，教育部为落实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定在西部和边远贫困地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扶贫示范项目”，为西部地区中小学建立5000个现代远程教育教学示范点，使这些学校进入数字化的信息平台。

2002年7月8日，国家领导人朱溶基在主持召开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听取了关于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汇报。在会议上，朱总理指出，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农村，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师资不足和师资素质不高的问题相当突出，我们必须大力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运用信息化特别是音像录放手段，把最优秀的教育资源送到偏远农村、山区学校，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推进中西部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这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教育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和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意见。

在2002年7月26日教育部、国家民委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指出，到2010年，我国民族地区将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她在谈到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措施时强调，要大力开发推广使用适合民族地区需要的教学光盘，有重点地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立县级远程教育教学中心和乡级教育电视收视点。

与此同时一些爱国人士也不断的资助西部远程教育，如李嘉诚先生就在2001年通过“李嘉诚基金会”向西部捐赠了5000套远程教育卫星接收设备，帮助西部发展远程教育。同时李嘉诚先生对西部师资的培训也提供了大量资金。

2002年教育部决定投资9亿元用于西部校园网络的建设与接入中国教育与计算机科研网（CERNET），这为西部远程高等教育与远程职业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方便。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篇11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各级教育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规模经历了迅速的扩展。1991年,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共招收了62万的大学生,而2003年入学的大学生数量达到340万左右,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5•2%。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各高等院校收取的学费水平增加的幅度更是惊人。到2002年为止,作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或成本分担,全国各高等院校向本、专科学生收取的学费年平均达到5000元,这一数字占当年人均GDP的比重高达60%。然而,如此高的学费标准似乎并未减少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的需求在90年代以后越来越旺盛?花费数万元的成本上大学是否值得?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合理的解释必然是人们预期通过高等教育可以得到更高的收益,和不上大学相比,上大学净增加的收益会大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那么,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究竟有多大?事实上,基于明瑟收入函数的实证研究方法(Mincer,1974),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发现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初期的教育收益率都很低。例如,Byron和Manaloto(1990)使用1986年对800名南京市国有企业职工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增加一年的教育个人的收入平均仅仅增加1•4%。Maurer-Fazio(1999)基于198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的数据,发现明瑟教育收益率只有2•9%。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收益率有上升的趋势。Zhang和Zhao(2002)使用包括6个省市1988—1999年的城调队数据,研究明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从4•7%逐年上升至11•7%。Li(2003)使用的是1995年11个省市的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得出的我国个人教育收益率是5•4%。陈晓宇等(2003)使用包含30个省市区的1991年、1995年和2000年的城调队数据,利用简单明瑟收入方程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6•8%上升到2000年的8•5%。李实和丁赛(2003)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的两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教育收益率在1990—1999年期间是逐年上升的,简单明瑟回归方程的结果显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上升至1999年的8•1%,而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1•2%上升至1999年的4•8%。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重点和分析角度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文不仅仅研究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大小以及动态变化趋势,还将比较教育收益率与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职业等其他因素收益率的大小,从而回答决定我国城镇职工收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二是通过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来比较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行业和地区上的分布结构,并比较各级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和流动能力;三是从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与成本比较上看我国高等教育的需求状况。

二、教育收益率

(一)教育收益率的计量回归方程

明瑟(Mincer,1974)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在解释收入差异时,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决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也较高,因此应该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而人力资本的两种主要形式是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知识以及在工作中通过“干中学”、知识外溢或在职培训中获得的能力。因为很难精确地衡量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到底有多大,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它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因此受教育年限是一个很好的变量。同样道理,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也是难以测量的,在劳动者开始参加工作后,劳动技能随着实践的增加而提高,但是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大,体能逐渐下降,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也下降,同时,随着世界知识和技术进步的突飞猛进,劳动者原有的知识和技术也会老化而被淘汰,因此,劳动者工作到一定年龄时,劳动技能或劳动生产率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加反而会下降。于是,明瑟的个人收入函数中仅仅包含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两个解释变量,采用的计量回归方程的达式如下:Ln(INC)=a+bSCH+c1EXP+c2EXP2+μ.(1)其中,INC为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SCH为受教育年限,EXP为工作年限,EXP2为工作年限的平方项(反映个人收入与工作年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μ为随机扰动项。b示教育收益率,含义是劳动者多受一年教育时个人收入的变化率,预期的回归系数符号是正的。

c1和c2分别示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平方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预期c1的回归系数符号是正的,预期c2的回归系数符号是负的。需要说明的是,明瑟收入函数也存在某些不足。比如,它过分简化了收入的决定因素,只考虑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没有考虑个人能力和学校质量等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假设条件也过分严格(Krueger等,2000;Heckman等,2003)。但是,明瑟收入函数使得教育收益率估计的经济含义更加清晰,它提供了一个更简便的、对数据要求较低且便于进行各种比较的方法,因此,明瑟收益率至今仍被广泛采用,成为教育经济学领域最常见的衡量教育收益率的方法,这也是本文采用明瑟收入函数的原因所在。在明瑟函数的基本形式中,受教育年限SCH是一个连续型变量,为了分析不同层次的教育所带来的收益率的差异,可以用一系列代不同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代替SCH,通过虚拟变量的系数来示虚拟变量代的教育程度与省略变量(基准类别变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具体的回归方程达式如下:Ln(INC)=a+∑biEDUi+c1EXP+c2EXP2+μ.(1a)其中,EDUi和bi分别示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相应的教育收益率,基准变量为小学。

利用回归结果,很容易计算出各级教育的年均教育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RREi=[exp(bi)-1]/di.(1b)其中,RREi为第i级年平均教育收益率,bi为回归系数,di为第i级教育程度与小学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之差。此处的年平均教育收益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和受小学教育者的收益相比较。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劳动力市场还不健全。劳动力在不同地区、行业、单位和职业之间还不容易自由流动,工资制度也不完善,垄断现象和计划经济色彩还大量存在,因此对于我国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而言,除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工资制度的状况,结合样本数据中变量的种类,本文在明瑟回归模型中加入了性别、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职业性质等控制变量,用于比较分析。

回归方程变为如下形式:Ln(INC)=a+bSCH+c1EXP+c2EXP2+∑djDUMj+μ,(2)Ln(INC)=a+∑biEDUi+c1EXP+c2EXP2+∑djDUMj+μ.(2a)DUMj为示不同性别、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和职业性质的虚拟变量。在进行不同方面的比较时,本文选择的基准类别变量(Bench-mark)分别为女性、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工人,也就是说这些虚拟变量为省略变量,不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回归方程。dj示不同性别、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和职业性质的收入差别,在几何意义上示的是截距项的差别,正的系数示该虚拟变量对应类别的个人收入比基准类别的个人收入多一个常数量。由于可能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以及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各种限制等原因,在不同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和职业性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除了引入控制变量以外,回归方程还纳入教育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回归方程的形式变为:Ln(INC)=a+bSCH+c1EXP+c2EXP2+∑djDUMj+∑ekSCH*DUMk+μ;(3)Ln(INC)=a+∑biEDUi+c1EXP+c2EXP2+∑djDUMj+∑ekSCH*DUMk+μ.(3a)其中,SCH*DUMk示教育变量SCH与虚拟变量DUMk的交互项。各分类变量的基准分类(省略变量)分别为女性、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工人。ek示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性别、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和职业性质之间的差别,在几何意义上示的是斜率项的差别,正的系数示该虚拟变量对应类别的教育收益率大于基准类别的教育收益率。因此,在此回归方程中,b的解释与方程(1)和(2)中的含义不同,此处示基准变量的教育收益率,即示女性、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工人的教育收益率。

(二)数据本文对教育收益率

进行计量回归估计过程中所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每年度进行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简单统计描述。在删除了数据有缺失的观测值后,1991年和2000年的有效样本容量分别为25905和24998个,人均年收入分别为2605元和9634元。2000年的数据包括7种受教育程度,分别是本科(及以上)、大专、中专、高中、初中、小学以及其他。在计算受教育年限时上述类别的受教育程度分别按16年、15年、12年、12年、9年、5•5年和2年计算。受教育年限的样本总平均值为11.95年。7类受教育程度的比重分别为8•6%、19•6%、14•9%、28•3%、25•2%、3•2%和0•1%。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我国城镇人口中研究生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仅为0•19%,所以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中研究生被包括在大学本科的类型里,因为比重是如此之小,本文在计算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时,未进行处理,仍按16年算。在进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时采用的是虚拟变量的方式,“小学及小学以下”作为省略的基准类别。2000年的数据包括了除重庆、自治区和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

本文按照经济和地理的特点将这29个省市自治区分为4类:第一类为北京、上海、天津等3个直辖市(简记为京津沪地区);第二类为东部沿海省份,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8个省份(简记为东部地区);第三类为中部内陆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7个省份(简记为中部地区);第四类为西部内陆省份,包括山西、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份(简记为西部地区)。在进行计量回归时,西部地区作为省略的基准类别。2000年的数据包含16种行业,按照各个行业的特点将其合并为5类,分别为:(1)“竞争性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4个行业);(2)“垄断性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4个行业);(3)“事业性行业”(包括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3个行业);(4)“机关团体”(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5)“其他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其他等4个行业)。

在进行计量回归时,“竞争性行业”作为省略的基准类别。2000年的数据包括15种单位所有制,因为主要是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所占比例分别为79•9%和10•6%),并且不能区分出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特别单位,因此本文将除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以外的13种单位合并为“其他所有制”(所占比例为9•5%)。在进行计量回归时,“城镇集体单位”作为省略的基准类别。2000年的数据包括8种职业,分别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本文简称为“生产工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在进行计量回归时,“生产工人”作为省略的基准类别。在1991年的数据中,受教育程度中没有区分本科和专科,行业的划分只有14类。对1991年的数据本文也按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职业性质进行了分类合并,与2000年的分类保持一致。在引进虚拟变量时,采用的基准类别完全一致,都是女性、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工人,以便比较不同年份的教育收益率。

(三)按受教育年限计算的教育收益率的回归结果

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教育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和预期的一样是正的,并且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显著性水平达到0•01。无论采用哪种回归方程形式,结果都显示出2000年的教育收益率大于1991年的教育收益率。按照简单明瑟回归方程(1),我国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按照回归方程(3),教育收益率则从1991年的2•56%上升至2000年的5•09%。为了检验2000年教育收益率比1991年有显著的提高,本文将两年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以及教育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显示2000年与1991年教育收益率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显示出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在全部的回归结果中,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工作年限平方项的回归系数都是负的,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统计显著的。回归结果显示出2000年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明显小于1991年的回归系数,呈下降的趋势。在1991年,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大约是受教育年限回归系数的2倍,也就是说,增加1年的工作年限带来的收入增加大约是增加1年受教育年限带来的收入增加的2倍。而到了2000年,按照明瑟回归方程(1)的结果,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大约是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的2•7倍,显示出学校教育的相对重要性。回归结果(3)显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于男性。性别虚拟变量与教育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都是负的,并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统计显著的,这一结果和现有文献的发现是一致的(如Psacharopoulos,1994)。

但是,在回归结果中性别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也都是统计显著的,显示出在个人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或性别歧视,即,仅仅因为是男性就会增加相当数量的个人收入。在2000年的样本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8年,仅比男性少0•3年(差3%),可是女性的平均年收入仅为8624元,比男性少1863元(差22%)。教育收益率在不同地区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从1991年到2000年发生了逆转。京津沪和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与教育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991年是负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而2000年的回归系数是正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也是统计显著的。并且,2000年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呈现明显的层次结构,即,京津沪地区比东部地区高1•13%,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0•37%,而中部地区又比西部地区高0•37%。另外,京津沪和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1991年和2000年都是正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沿海地区(京津沪和东部地区)比内陆地区(中西部地区)有更多的收入。因此,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不仅绝对收入少,并且教育收益率低,地区差异十分明显。教育收益率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主要现在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之间。

2000年垄断性行业虚拟变量与教育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2000年是正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明在垄断行业中,对教育的重视在加强。另外,事业性单位和机关团体的教育收益率大于竞争性行业,而“其他行业”的教育收益率小于竞争性行业,但是这些差异都不显著。国有经济单位的教育收益率小于非国有单位。1991年和2000年的回归结果显示出,国有经济单位的教育收益率小于城镇集体单位;而城镇集体单位的教育收益率又小于其他经济单位。2000年,国有经济单位虚拟变量与教育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1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但是,其他经济单位与教育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教育收益率在不同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现在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与生产工人之间的差异。2000年和1991年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虚拟变量与教育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2000年都是正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统计显著的,明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的教育收益率显著大于生产工人。而其他各种职业的教育收益率与生产工人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异。(四)分不同教育层次的教育收益率的回归结果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各级受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显著性水平达到0•01。回归结果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2000年的各级教育收益率大于1991年的相应级别的教育收益率;二是按照受教育程度的从低到高,年均教育收益率也基本呈现出从小到大的规律(1991年的大学年均教育收益率例外)。这一规律与陈晓宇等(2003)和李实等(2003)的结论一致,显示出我国教育收益率特有的规律。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而言,初中教育的收益率最高,中等教育的教育收益率最低(Psacharopoulos,1985)。按照回归方程(3a),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最高,为8•84%;其次是大学专科,为6•24%;中专和高中的教育收益率相差无几,分别为5•40%和5•24%;初中的教育收益率为3•74%。

三、行业和地区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一)行业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进一步扩大。1991年,事业性单位的平均工资最高(2829元),竞争性行业的平均工资最低(2558元),两者之比为1•11。2000年,仍然是事业性单位的平均工资最高(11728元),竞争性行业的平均工资最低(8307元),但是两者之比上升为1•41。行业对收入差异的净影响,本文称之为“行业收益率”。以竞争性行业作为比较的基准行业,用明瑟函数回归方程(3)的行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来衡量行业收益率。2000年的数据显示,个人收入的行业收益差异十分显著,事业性单位的行业收益率最大,比竞争性行业的收入高24•7%;其次是垄断性行业,行业收益率比竞争性行业高出17•66%;第三是机关团体,行业收益率比竞争性行业高17•02%;第四是“其他行业”,行业收益率比竞争性行业高6•26%。可见,竞争性行业的收益率在5类行业中最低。(二)地区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我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也在扩大。1991年,地区差异主要现在沿海省市与内陆省份之间。东部地区最高(2947元),中部地区最低(2312元),两者之比为1•27。同时,京津沪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大。2000年,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京津沪的平均收入变得最高(13667元),中部地区仍然最低(8029元),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上升为1•69。上述统计结果也只是一般平均结果,没有考虑各个地区中劳动力的其他因素。给出的是在控制了各种因素影响后,地区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净影响,本文称之为“地区收益率”。以西部作为比较的基准地区,用明瑟函数回归方程(3)的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来衡量地区收益率。2000年的数据显示,个人收入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京津沪的地区收益率最大,比西部地区的收入高28•3%;其次是东部地区,地区收益率比西部地区高出16•44%;地区收益率最低的地区是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低8•62%。需要说明的是,单位所有制、职业性质以及性别等因素对个人收入也有显著影响,分析方法和结果与上述的分析类似,本文不再赘述。

四、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从前面一节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收入存在行业和地区差异的净影响。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流动的限制,那么劳动力就会从收入低的行业和地区流向收入高的行业和地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的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更容易流动,并且某些行业的特点(如知识密集型行业)决定了只有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因此,本节的目的是研究不同教育级别的劳动力在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分布结构的差异。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采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方法,计算公式为:RCAij=(Lij/Li)/(Ltj/Lt).(4)其中,RCAij示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定义为第i级受教育程度劳动者在行业(或地区)j中的人数与全部第i级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数量之比,除以全部劳动者在行业(或地区)j中的人数与全部劳动者的总人数之比。RCAij的取值若大于1,示第i级受教育程度劳动者在行业(或地区)j中有显示比较优势,并且取值越大说明显示优势越强。RCAij的取值若小于1则示有显示比较劣势。和中的后5列给出了2000年分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行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地区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行业显示比较优势的差异非常明显。大学毕业生(本科和专科)的比较优势现在事业性单位和机关团体,在竞争性行业和“其他行业”中现出比较劣势;与大学毕业生的情况恰好相反,初中和小学毕业生的比较优势现在竞争性行业和“其他行业”,在事业性单位和机关团现出比较劣势;而高中毕业生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竞争性行业上。换句话来说,对于事业性单位和机关团体而言,大学毕业生有比较优势,高中、初中和小学毕业生有比较劣势;对于竞争性行业和“其他行业”而言,高中、初中和小学毕业生有比较优势,大学毕业生有比较劣势;特别地,对于垄断性行业而言情况比较特殊,几乎没有哪一级别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有强的显示比较优势,同样也没有哪一级别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有很强的显示比较劣势。在垄断性行业中,高中毕业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最大,为1•12;其次是专科毕业生,为1•01;初中、本科和小学毕业生的这一指数分别为0•96、0•81和0•74。数据显示,教育因素不是决定是否能够进入垄断性行业工作的显著因素,但是,高等教育确实可以使得劳动力更容易从竞争性行业和“其他行业”流动到事业性单位和机关团体,或者说从行业收益率最低的行业流向行业收益率最高的行业。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地区显示比较优势基本上没有差异,显示出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还存在很多限制,流动的成本很大。在由5种教育程度毕业生和4种地区产生的20个地区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中,除了小学毕业生在京津沪地区现出显著的比较劣势(0•29)以外,其他的比较优势指数都在1附近波动。尽管如此,从地区收益率的显著差异来看,存在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京津沪和东部省份流动的潜在动力,特别是对受高等教育者来说,当地区之间的流动壁垒逐渐消除后,高校毕业生将向京津沪和东部省份流动,“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将加重。

五、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与劳动力流动

为了估算各种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我们举例来说明教育收益与其他收益的差别。在中我们引入了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与教育变量的交互项,基准类别是女性、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工人。根据样本数据计算,2000年在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作的女性生产工人的平均工资为4425元。假如小李是这样的一位女性,但是她拥有上大学本科的机会,并且她期望大学本科毕业后在京津沪的事业性单位从事办事人员工作,单位性质为国有经济单位。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计算因教育而增加的直接收益。上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按8•84%计算,则上4年大学的教育收益率为8•84%×4=35•36%;和不上大学相比,年收入增加额为35•36%×4425元=1565元;如果按终身工作年限38年计算,则终身总收入增加额为1565×38=59458元。其次,计算因为工作变动带来的间接教育收益。如果小李如愿在京津沪的国有事业性单位找到工作,那么她的教育收益率将增加(1•87%+0%-1•39%+2•19%)×4=10•58%;由此带来的年收入增加额为10•58%×4425元=468元;按终身工作年限38年计算,则终身总收入增加额为468×38=17790元。第三,计算其他收益。地区收益率、行业收益率、单位所有制收益率、职业收益率之和为28•31%+24•7%+40•99%-9•79%=84•21%;由此带来的年收入增加额为84•21%×4425元=3726元;按终身工作年限38年计算,则终身总收入增加为3726×38=141599元。第四,计算全部收益增加额。由前3项之和相加得到小李大学毕业后总的收益增加额为59458+17790+141599=218847元。第五,大致估算教育成本。4年的大学学费按每年5000元计算,则教育的直接成本为20000元,另外教育的机会成本为4425元×4=17700元,因此,教育总成本为20000+17700=37700元。第六,比较上大学增加的收益与教育成本。从以上的粗略估计看,小李大学毕业后的终生总收入将增加18万元左右,即使小李仍然在西部地区的竞争性行业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从事生产工作的话,那么她上大学从收入上也是合算的。以上只是粗略估算,没有考虑利率等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从以上分析显而易见投资高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从上面的模拟计算结果看,因接受高等教育增加的收入远远小于工作变动而增加的收入,后者大约是前者的3倍。因此,从我国目前的收入情况看,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但是教育并不是影响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单位所有制差异、职业差异等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也都非常显著。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由于行业垄断、地域垄断带来的垄断收益;因为某些行业或地区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的比例大,存在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性,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获得效率工资而增加个人收入;由于制度不同产生的效率,使得个人收入也不同。本文的目的只是从定量方面比较各种因素对收入影响的大小,至于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次的原因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从行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来看,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毕业生跨行业流动的概率非常小,一般来说不得不在竞争性行业和“其他行业”中工作;相反,受高等教育者选择在事业性单位和机关团体工作的概率要大得多,因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仅体现在较高的直接教育收益上,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跨行业流动的机会;但是,对于垄断性行业而言,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未必能够增加进入垄断性行业的工作机会。另外,从2000年的数据看,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也是不容易的。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西部；基础教育；办学设施

基础教育是指对国民实施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提高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或者指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1]在本研究中，基础教育的内涵定义为普通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其中：普通基础教育=普通中学+普通小学（不包括成人小学）；中等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成人中专。因此，基础教育=地方普通小学+地方普通中学+地方职业中学+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地方技工学校。

以下数据均由调研后获得资料计算得出。

一、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现状

（一）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年末固定资产总值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由1998年的82231515千元上升至2004年的155146041千元，年均增长值12152421千元；东部地区1998年到2004年年末固定资产总值由187898982千元发展到362833764千元，年均增长值29155797千元；全国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由1998年的382560713千元上升至2004年的700744671，年均增长值53030659.67千元。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年均增长值仅占东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年均增长值的41.68%，占全国的22.92%。可见，西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固定资产额均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固定资产总额。

（二）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年末图书册数

西部、东部和全国整体的年末图书册数都在逐年增长。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由1998年的453499千册增至2004年的617744千册，年均增长值为27374.16千册；东部地区由1998年的1018262千册到2004年的1289917千册，年均增长值为45275.83千册；全国1998年到2004年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分别为2267546千册和2821579千册，年均增长值为92338.83千册。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年均增长值分别占东部及全国的60.46%和29.65%。可见，西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均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图书册数。

（三）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仪器金额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由1998年的1183063千元增加到2004年的1971716千元，年均增长值为131442.17千元；东部地区由1998年的3485484千元增加到2004年的7697673千元，年均增长值为702031.50千元。全国1998年到2004年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由6469833千元增长到11954020千元，年均增长值914031.17千元。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年均增长值分别占东部及全国的18.72%和14.38%。可见，西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均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专用设备金额。

二、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落后的成因分析

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的落后，具体表现在固定资产、图书册数和仪器设备三方面较之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落后。虽然从年均增长率来看，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固定资产总值和年末图书册数的年均增长率甚至略高于全国年均增长率，但就基数而言，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及全国，分析其落后的原因，主要如下：

（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永远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有赖于经济的不断需要和推动，经济发达，则说明地方有能力支持和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办学设施等建设也较完善；反之，地方经济不发达，对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能力就会很低，进而，直接影响到购置相关教育设备、修建校舍等教育基础设施，进而影响到基础教育的发展。

（二）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

一个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资源等自然条件对该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建设的水平有着很大的影响。处于良好自然环境下，如气候温和、空气湿润，资源丰富，地势平缓等，人口较多、交通发达，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在办学设施所需经费上，地方的支持能力较之其他地区而言更强，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这些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区基础教育设施上的投入也就相应较多。

（三）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经费的多少是决定该地区基础教育相关设施建设的最根本因素，教育经费充足，则相关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就有经济支持，有能力去进行相关的建设；反之，教育经费缺乏，普遍存在拖欠教师工资等现象，连维持教育的基本公用经费都不足，建设教育办学设施就更有难度了。

三、加强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建设的措施分析

（一）全面完善和落实国家有关发展西部基础教育的政策法规及项目措施

首先，国家政府应当给西部大量的优惠政策支持以促进其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差距，从而促进其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政策上的优惠和倾斜,将会进一步促进西部的改（下转第35页）（上接第21页）革开放，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中，必将进一步刺激和推动西部经济和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鼓励跨区域互动合作，促进东、中、西部基础教育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是一种节约经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交流的有效形式。东西部基础教育办学设施的差距日益扩大，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在优越的基础上日趋先进，而很多西部贫困落后地区连最基本的设施都无法保障。因此，我们要鼓励东中西部跨区域互动合作，共享各区域间先进的教育资源，扶持和帮助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基础教育。

（三）建立健全西部基础教育经费的投资、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西部基础教育经费的投资机制；建立健全西部基础教育监督管理机制。

（四）改变观念，加强对基础教育的重视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奠基工程，是关系整个国家素质的最大的公益事业。首先国家层面要重视基础教育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西部地区幅员广阔，占全国面积国土总面积的71%，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教育作用的滞后性，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政府只重视眼前经济利益，没有认识到教育对经济的重大促进作用，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因此地方政府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基础教育对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地方素质，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重要作用，加大支持基础教育建设的力度。【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