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1篇1

一、**电力市场现状

**市现有**省地方电力公司所属**供电局，**省电力公司所属**供电公司两个供电单位。**供电局成立于**年，原为**地区管辖，**年划归西北电业管理局，**年移交**省农电局管理，成立以来承担着**市十二县区周边部分地区供电任务。

**供电公司成立于**年，**年西北电管局将所属**330千伏变电站基础上组建的**电力工委更名为**省电力公司**供电分公司，同年接管了神华集团神东矿区自备电网供电区域，**年改制为**供电公司，主要承担着神华集团神东矿区、神朔电气化铁路供电及**各经济开发区的部分供电任务，中电国华发电厂(2×100兆瓦)的上网转供电以及**电网的趸售电任务。

二、**电网现状

电源状况：**电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电网。多年来，由于**电网在**的电源建设相对滞后，**电网一直未与关中大电网并网联接。全市的电网建设和用电管理，一直由**省农电管理局所属**供电局负责进行。电源主要来自70年代晋陕两省合建的山西天桥水电站，及区内原有的几个单机容量很小的小火电机组建，电源十分匮乏。9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能源化工基地的开发建设，用电负荷骤增。为了满足用电需要，省、地方电力部门筹资先后新建扩建了20多万千瓦的小火电，**年底，**电网网内调管小火电厂、站共21座，总装机容量492．3兆瓦，**电网最大负荷为930兆瓦，区内可供负荷450兆瓦，不足部分由山西电网供200兆瓦、宁夏电网供70兆瓦、**电网供350兆瓦。

电网规模：**年底，**市境内已运行的电网设备有：**供电局所属110千伏变电站27座，变电总容量1483.1兆伏安，110千伏输电线路54条，总长度1475．96千米；35千伏变电站55座，变电总容量265.95兆伏安，35千伏输电线路86条，总长度1521.01千米。**电网**供电公司所属330千伏变电站2座，总容量600兆伏安，110千伏变电站6座，变电总容量213兆伏安，110千伏输电线路18条，总长度510千米；35千伏变电站6座，变电总容量43.2兆伏安，35千伏输电线路10条，总长度97.51千米。

电网运行状况：**这种比较特殊的电源结构，使**电网形成特殊的运行方式：府东电网以山西电网为电源点，由2座火电厂和2座110千伏变组成，并入山西电网运行；北部电网以**电网为电源点，由10座小水火电厂和7座110千伏变电站组成，并入**电网330千伏神木变运行；南部电网以**电网电源点，由9座小水火电厂和12座110千伏变电站组成，并入**电网330千伏**变运行；西部电网以由5座110千伏变电站组成，并入宁夏电网运行；**电网**供电公司除向**电网趸售电量以外，以神东矿区为主要供电区域，沿330千伏输电线路延伸发展用户。

三、**电网目前存在的问题

1、电源不足，供需矛盾突出。

**电网依靠20多座小水、火电厂，山西、宁夏、**电网四个电源点供电。**年底，**电网调管小火电厂、站有21座，但分布不合理，多分部在北部，且均为小机组，单机容量最大的2.5万千瓦，最小的0.08万千瓦，总装机容量492.3MW，这些机组能满足全网50%左右的负荷需求。**年以来，**市陆续开工了一批火电项目，总装机72万千瓦，但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大多数项目延期建设，预计**年底能投产20万千瓦。

**年，**电网外购电占供电量的50%，外购电受多种因素影响，限电比较频繁，全网限负荷30余万千瓦，其中**电网限10-25万，山西网限5-8万，频繁的限电制约了经济发展，也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2、电网网架薄弱、结构不合理。

110千伏网架薄弱结构不合理。**电网以110千伏为主，形成了环网运行的双回路供电网络，经过电网改造，网架结构不断改善，供电能力大幅提高，但与高速增长的负荷相比，网架的薄弱是显而易见的。负荷集中在神木、府谷、**三县区，而且负荷增长过快，该区域的输变电设施长期满负荷甚至过负荷运行，给电网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南部电网与西部电网缺乏电源支撑点，电压质量较差。

110千伏电压等级低，供电能力不足。**市仅有2座330千伏变电站，1条330千伏线路，全市电力供应主要依靠110千伏、35千伏输变电设施，**年以来，**市调整工业发展思路，提出由粗放型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变，变大上项目为上大项目的产业发展战略，一批大型能源项目落地开工建设，高科技含量的化工项目如雨后春笋，这些大项目对电压等级和供电质量要求比较高，仅从技术层面上讲，110千伏也无法满足大负荷发展的要求。

3、市场竞争激烈，重复建设浪费严重。

**年**供电分公司接管神东矿区自备电网供电区域以后，开始沿330千伏输电线路发展用户，扩大供电范围，从而在**地区形成国电与地电并存，并开展激烈的电力市场竞争。为了规范管理，**年**省人民政府颁发了陕政发(**)10号文件，对在陕中央电力企业与地方电力企业的电网建设、运营及管理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省级文件，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电力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在局部地区发展为无序竞争。

十六大以后，**市提出建设西部经济强市、文化大市、秀美山川新**“三大目标”和“三步走”战略规划，以及实现“三个转化”、做强“四大产业”、建设“五个园区”战略举措，使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以两位数增长。**省电力公司看好**电力市场的巨大潜力，把开拓发展电力市场的重点放在了**，凭借雄厚的实力与**供电局争用户、争市场。售电量逐年大幅度增长，2001年3.5亿千瓦时，2002年8亿千瓦时，**年15.04亿千瓦时，**年2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纵观今天的**电力市场，单从售电量来说，三分天下**供电公司已有其一。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两个不同主体的供电企业相互竞争原无可争议，而且竞争使得双方都在不断的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受益的是广大用户。但竞争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竞争的不公平性，**供电公司竞争发展的用户均为**、神木沿线的优质用户，负荷大、损耗小、便于管理维护、效益好。而**供电局在发展用户的问题上是没有选择的，效益好的要供电，效益不好的甚至亏损的也要供，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子洲、绥德、横山七县都是农业县，山大沟深自然条件差，输电线路迂回曲折，损耗大用电量小，均为供电亏损县，**年，农村排灌和化肥生产有三个亿的电量，形成大额度亏损。在总体经营盘子中，**供电局通过神、府、榆等5县的盈余弥补其他7县的亏损，保持全局经营的平衡或者略亏，若**供电局也一味地发展优质高效益的用户，置南部广大农村和政策性补贴用户不顾，又有违于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供电局是背着巨大的包袱与轻装上阵的**供电公司竞争，竞争的不公平性和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重复建设浪费严重。双方互争供电范围，电网重复建设，如为了争供**城区的化工负荷，双方均在**市郊开发区新建110千伏变电站，两站相距不到一公里，容量均为10万千伏安，在郭家湾、何家塔、柠条塔双方均建有35千伏变电站，电网建设投入高，110千伏工程动辄上千万甚至几千万，35千伏工程也在几百万以上。国电地电都姓“国”，**供电局和**供电公司分属**省电力公司和**省地方电力公司，都是完全的国有企业，重复建设给国家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

三是不利于电网互供余缺，使电力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按《**110千伏电网与**省330千伏电网并网购电合同及调度协议》，**330千伏主网供给**电网的电量应达到25亿千瓦时，**年**电网以330线路超载、网内电厂燃煤紧缺、机组检修为由频繁对**电网限负荷，实际供给不到1/2，**电网购**电网电量11.49亿千瓦时，购山西、宁夏电网电量11.95亿千瓦时，供电缺口在30万左右，**省公司在对**电网限负荷的同时，曾将其所属神木国华电厂余下的10万千瓦负荷长距离输送到延安。作为竞争的双方，一方对另一方限负荷也无可厚非，但客观上加剧了地方缺电状况，形成电力资源的浪费，受损的还是国家。

四是竞争将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双方竞争的实质是利益之争，目的是为了实现各自效益的最大化，目标是效益好的大用户，而农村则不在之内，**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的83%以上，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需要电力的支持，**市委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建设山川秀美新**的目标，没有可靠的电力保障，生态农业建设将受到影响。

**电力市场的无序竞争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造成国家财力和电力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电网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不利于**电力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体制创新

上述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是体制的问题，解决问题也主要应从体制上入手，应站在服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站在推进电力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角度，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推进体制改革与创新。经过近一年的调研，提出以下建议：

1、实现**电网的统一规划建设、统一调度管理，解决**电网网架薄弱，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预计**年**电网最大负荷将达到1400兆瓦，未来三年，每年负荷将新增1000兆瓦左右。此外，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缺电的现状刺激了电厂的建设，除了在建的锦界国华、府谷庙沟门、清水川电厂，兖州煤业和中铝集团自备等一批大电厂外，**电网还需接纳十几个中小型环保节能电厂，未来两年新增负荷近850兆瓦，到2010年，**市境内运行的电厂将近40座，总装机超过4900兆瓦。无论从电力发展的现实和前景看，还是电网调度管理技术方面考虑，实现**电网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管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有利于**电网融入国家大电网，是建设坚强的**电网的最佳选择。

2、进一步明确职能，解决无序竞争以及**电网的发展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2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上述的世界文学及其背景，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但却是世界现代史上的文化全球性最早的开始，其中已经包含现代全球化的意义，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活动，并不仅是单纯地属于本民族，只在本国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从国家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具有某种共同共通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的关系，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并不相同的，但趋向却是从封闭、隔绝、拒斥而走向超国界的交往与交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初步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开始。

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民族化的对立矛盾存在是单极化。由于国家、民族的强势不同，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利益要求也不同，超越平等互利的原则的“全球化”则将导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甚至会走向严重的单极化。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说“‘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资本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恰恰是将国际和国内双重的单极化运动融为一体，构成资本全球化的中心。单极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本能够更多地从中受益。全球化运动结束了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融合和趋同趋势。”沙奈继续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的不同，他说：“单极化首先是国际范围的，它使处于世界垄断中心的国家、与中心的国家合作的国家和位于周边地带的国家之间突然形成巨大的鸿沟。……完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热潮边缘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和不平等贸易的共同作用下，不仅成为附属国、原料储备国，而且完全如同帝国主义‘经典’时期一样：对于处于世界垄断中心地位国家和公司来说，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任何经济或战略（冷战结束）意义。”（注：弗朗索瓦·沙奈著，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第18-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如此矛盾，在文化上虽不是像经济单极化矛盾表现得那样直接明显，但文化价值的认同、文化地位的确认、文化市场的竞争，如此等等的矛盾，还是普遍存在的，并有多极与单极的矛盾斗争，有时也是比较激烈的。历史与现实都是如此。

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结构中，民族文化的充分存在与地位肯定，是全球化的多样性保证。必须承认，在当前世界的现实格局，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强弱，都各有其文化存在，并也具有文化的精华与贡献，由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多姿多彩。但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平衡，在现代世界上展露的程度不同，被人了解的先后不同，因此，在全世界上的显现程度上很不相同。全球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全球，因此不仅各个民族应被确认，它的文化也应予确认。要想促进文化的全球化，则须将世界各个民族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广泛地纳入世界的平等文化格局之中，成为世界多元格局的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在当前的世界范围内全球化问题大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无不担心全球化民族应有的存在地位与命运，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地位与命运，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的多余之虑。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他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贸往来或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从‘世界化’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来看，它首先对文化产生影响。”他特别提醒人们：“也许大家并不都知道，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交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加利对于这种文化境遇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们处于一种相悖的境遇中：国家在赢得主权的同时也在失去主权。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时，它便赢得了主权。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依赖于凌驾于国家结构之上的新兴权力时，它便失去了主权。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坏民主之前让世界化得以民主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只有国际社会各个权力层次都行动起来，只有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国家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实现。”（注：转引自许钧：《语言·翻译·文化的多样》，2002年6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加利的看法是很有实际针对性的，他似在提醒许多弱势民族与国家，不要在全球化的这个必然走向中忘记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也就是必须保持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地位，不然就是强势文化的单一化、单极化。文化在全球化中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

从发源于商品经济和世界贸易经济交往关系并与之一起出现的世界文学与文化的交往关系，到今天全球性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与合作，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历史潮流发展程序就是向全球化进展的程度。如果对这个时间过程和实现的程度进行一下测量，就不难发现，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不仅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从少到多的程度，还有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从更多的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从接受别国到与别国平等交流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限度将长久地存在下去，只要民族还存在着，它就几乎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就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度，找到克服限度的正常的方法和策略，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以便尽皆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文化的全球化，其前提条件和基础条件是参与经济的全球化，要成为世贸组织中的平等一员，没有经济上的力量与地位，文化上的参与力量是很受局限的。在当今世界上文化力量是受经济力量所支撑的，世界格局中的文化权力，归根结底也是经济的权力。因此我们看到，在当代世界中，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根本发展不起来自己的文化，自然也不会在全球化文化中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必须改变的历史局面。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经济艺术化、艺术经济化，使经济直接成为艺术文化的载体和依托，这更造成了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力的局限，也更见经济发展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经济实力的保证，必然难于实际参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美国不论有多少个哥伦比亚、三星、福克斯、环球电影公司卖给外国，它们生产的影片在口味上仍是美国的，这可以说是经济的文化消化力。

文化的全球化是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影响与接近。这其中的基元因素是民族文化，无数的民族文化构成为世界性的全球文化。所以，这种全球化绝对不是脱离民族文化而存在的超民族文化的文化。因此，为了推动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在民族文化创造中可以削弱和消解文化的民族性，而必须是认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有充分特点的民族文化，所谓“越是民族的越可能是世界的”说法，也是指向这个意义的一种论断。我们从已往的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经验中，可以充分了解到，真正能走出国家、走出民族天地的，乃是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出类拔萃的珍宝。在今后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中，最先最充分地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也必然是这种文化。

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比较普遍地施展到东方，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压迫，文化上的统治，使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各族人民饱受苦难，在文化上的破坏和阻挠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时的文化交流主导形势是单向的西方“送来主义”，而东方文化除了可以掠走的物质文化产品之外，其余许多都是不被承认的“落后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更体现为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权力和文化霸权，对东方文化形成了西化的威胁。所以，真正的文化全球化，决不是消解东方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平等的交流和互补，向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目标切近。这个目标要求东西方都得实行平等的开放政策，就如同经济上的开放政策一样，以促进人类先进文化的共享。尽管文化全球化中，还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价值观念的不同，这都是一种阻碍条件，也是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一种限制，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互依，终究会找出解决交流接近的方法的。实际上21世纪的开始已经预示了非常好的兆头。

在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学或文化艺术理论的全球化，不仅具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也是司以走在其它文化存在的前头，成为进一步促进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先导。由于在人类的文化艺术发展中，有很多共同的规律，也有许多民族的特殊性，文学和文化的理论不过是这些现象的科学揭示和具体规律的总结。这些作为理论形态的存在，如果真正的具有科学性，同时也必然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其理论范畴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也自然具有对应性。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差异、文学与文化差异，也会造成理论范畴的差异，甚至是范畴有无的不同。在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对于其他国家某些概念范畴的采用，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常事，只要是成为表意的符号，尽可以他为我用，不必认为是“失语”，中国的佛禅文化史已早有成功先例。例如“觉悟”、“化身”之类，不仅是佛家用语，也是世俗用语；在世俗用语中，已被赋予世俗所指意义。在文艺理论中实际也有许多这样的范畴概念，如“悲剧”、“典型”、“误读”、“文本”等等，都是正常交流引入，自觉的吸收，并不体现为话语的权力。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3

产业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一：产业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解析论文

摘要：文章从产业经济与城市规划的紧密联系出发，提出了在实际工作中经济与规划相结合的理念。分析了产业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影响以及城市规划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论证了产业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并对二者如何相互促进更好发展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城市规划与产业经济发展

一、产业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是紧密相关的

实际上，从规划的本质角度来说，就是对城市土地的合理布局、开发和利用。而一个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落在地域上也表现为各类经济产业对土地的使用。具体的两者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城际联系的影响

由于城市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有形的如城市的对外交通，无形的如邮电通讯以及电子信息等，而产业的生产过程涉及原材料的采集、生产设备的引进、产品的市场销售等都需要与外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每一次产业经济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对外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要对对外联系特别是大型的交通枢纽的基础设施进行统筹安排，而合理的安排必然会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二)对城市内部联系的影响

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所谓动一发而牵全身。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城市规划中就要为这些劳动力提供相应的生活设施、交通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设施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设施，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对城市的科技文化设施如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设施要求就会更高。重工业则需要提供充足的能源设施与便捷的交通设施相辅助。所以规划中一定要考虑到产业及其相关设施的需求。

(三)对城市功能发展的影响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支撑，在低级产业如原材料生产的地区，甚至影响到所在城市的生死存亡，当然在具有全面与发达的综合性城市，不会由于一种产业的兴亡而决定城市的兴衰。但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健康的产业发展能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将导致城市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功能的失衡与矛盾的恶化，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与城市规划是息息相关的，有了城市规划的宏观指导和综合平衡，产业发展才有了支撑基础，而产业的优化发展又为城市的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对城市规划的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产业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一)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影响

土地是城市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它由于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地质水文、地形地貌等不同呈现的用途也各不相同。

(二)对城市环境规划的影响

这里指的环境一方面指的是环境污染的层面，另一方面指的是地理环境如靠山、沿河、滨海、或临近铁路、港口及城市主要干道等层面，一般来说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需要建立在环境优美离城市中心较近的位置;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通常情况下资源消耗大、污染较严重，所以必须依据情况规划在城市下风向的郊区。

(三)对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影响

城市的基础设施规划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电力电信、给水排水、环卫设施等等，也包括交通、通讯等设施，产业生产的发展无时无刻离不开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并且对这些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对电力电信，除了单位产量耗电量，对电压、电流也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有不同的需求;又如给水排水，各个产业的需水质量、水压、净化程度都各不相同，还有就是用水性质，农业用水、生产用水还是消防用水都有不同的要求。

(四)对城市服务设施规划的影响

产业生产需求对产品原料及成品进行及时地流通，也需要对资金的流通。这就形成了对城市商业、金融、仓储等其他服务设施有了需求，这些服务设施主要来自第三产业，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今天，这种需求度将越来越高。这也对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但要使产业在量上得到发展，更要在质上有新的飞跃，是产业更具有生命力。

三、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城市规划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存在的几个问题

1.从城市规划的编制依据来看。城市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如GDP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指标。相应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如何，现有的产业结构将做哪些必要的调整，产业布局情况如何，都是规划部门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产业经济要想实现城市空间地域的合理落实和布置就必须遵循规划的思想。

2.从规划编制的时限来看。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化，除了对城市进行长远设想外，还必须有一定的规划年限。但实际工作中，常出现规划期限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期限不一致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发挥规划对产业经济的指导作用，就要加强规划时限确定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3.从规划的方法来看。传统的规划方法是先根据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与自然增长预测城市的总人口，然后根据城市规划用地标准计算城市用地规模，并按照城市用地的现状与合理的用地比例进行功能布局与用地划分。而事实上这样是不够的，如果过多考虑人的因素，忽视产业经济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就会适得其反。因此规划期限内应对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规模及各产业结构进行预测来换算成用地规模、基础设施规模，并落实到城市空间中去，这样的规划更具说服力。

4.从城市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传统的规划模式强调功能分区，这就忽略了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史脉和文脉，不是靠规划来改造或设计就能形成的，所以不应该过分强调主观的意识，应结合每个城市的独特经济活动内涵，进行规划布置以促进城市更好的发展。

(二)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影响的基本因素

基于上面提到的城市规划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应及时修缮，用新方法、新思路使其对产业经济的影响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1.规划新的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方式中，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如加速城市地区的新城和卫星城建设、推动工业企业向外迁移、城市中心地区功能的转变和重建，随着这些规划的实施，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面貌有了创新性的改变，城市规划已经在产业经济结构的空间深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借助新的城市规划手段，增强城市的资本竞争能力。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将会促进个体和群体部门的投资欲望，刺激城市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有助于城市产业发展的高级化。现阶段高水准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增强城市优势和吸引力，尤其是能够增强引入国际资本的竞争力，所以基础设施规划的好也会促进产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产业竞争力强了就会扩大优势不断创新进步使其自身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3.加速城镇化脚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城市地域分布格局的转变，将意味着经济的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发展城市及城际的经济联系，促进城市工业分散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扩大产业的竞争能力，提高第三产业的需求，更好地推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四、如何利用两者的紧密关系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城市社会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即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它包含一、二、三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但不同的城市性质，三者的权重不同，但在城市经济中第二产业应该有相当的比重来作为支撑，那么，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发挥产业优势，体现产业经济规律，使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重视城市第一产业的发展，创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绿色环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证。现阶段，我国正在全面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又在不断的吞噬着农村的地域，一面是生命的基础，一面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有需要不断的扩展空间占用土地。事实表明：尤其是大城市农业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这样任凭城市扩张忽视农业发展的现象，在城市规划中应得到足够重视。

(二)进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适应城市新空间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脚步，国有企业的干戈、改制工作的逐步推开，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刻的调整，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进入WTO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环境的新格局、新挑战，城市规划也要与时俱进，进行一些必要的创新与改革。

首先，要把握重点，针对第二产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不同的规划发展方案;其次，充分重视高新技术或资金密集无污染型产业即都市型工业在城市中的再定位问题，从而使城市的布局形态更趋合理，使城市发展更为有序、有效、有机统一。

(三)加速城市第三产业发展，重组产业规划布局

在加速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加快信息、金融、商贸、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中介服务等事业的发展蕴藏着极大的潜力。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城市中心的经济结构，扩大第三产业服务范围。把城市中心地区建设成为全市甚至全市域的城市经济指导中心，对未来经济产业诱导和前瞻影响。第三产业用地，不是简单的商业用地、办公用地，只要符合总体规划要求，适合第三产业布局，均可纳入这类产业用地，从而克服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局限性，而对于小型的第三产业布局则可以在社区规划、居住区规划中，使服务的对象更具体化，使产业发展真正贴近居民的生活。

五、总结

综上所述，产业经济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产业经济对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城市经济中心地位的确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提出了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前瞻理论，这些必将为城市规划和产业经济的各自发展及其相互作用产生有利的影响。城市规划和产业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尽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使我国的城市乃至国家建设朝着有序、稳妥地方向不断的推进。

【参考文献】

[1]胡建东.城市产业经济与城市规划关系初探[J].上海城市规划，1999，(6).

[2]史忠良，等.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韩少平.浅谈新时代我国的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2).

产业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二：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案例教学法由于比传统的教学法更有利于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而在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中被普遍使用。就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所具有的意义、案例教学法如何运用及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作了具体的阐述和探讨。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能力;角色转换

1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的意义

(1)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案例教学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便是采集大量的经济事例作为教学内容，对学生具有启发教育的作用。优秀的案例，往往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并将理论知识寓于案例之中，学生可以通过对各种类型案例的剖析，运用创造性思维，将大量的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认识高度，从而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实际工作。

(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难以掌握。例如，在成本理论一章中，不断用到平均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等多条曲线;在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时，则是用IS-LM模型。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中介载体，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而案例教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因为经济学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中不乏一些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足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能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案例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学生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学生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其理论知识会掌握得比较全面，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往往导致能力的欠缺。案例教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的、具体的情景，迫使他们去思考、分析、处理问题，从而得到实际锻炼的机会。同时，案例教学本身也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分析与研讨，这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共事和沟通交流的能力。

2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组织

(1)课前准备。首先，教师应在认真备好课的基础上，精心选择案例。案例的选择应兼顾典型示范、应用实际、现实新颖、适合国情，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就是说，精心挑选的案例不仅要符合课堂的教学要求，而且应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想听、要听、乐意听，只有这样，师生才能配合默契，寓教于乐，收到较好的效果。如在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可以拿吃第一个面包同吃第三个面包的感觉是不同的或以小品《吃面》为例来说明;在讲授供求规律时，可以编写案例2007年末至2008年初南方发生冰雪灾害对食品供应和物价的影响，通过这个案例，有效地将案例与供求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应用性，又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讲完货币政策之后，可以引导学生对2007年度由于CPI屡创新高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等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在讲完失业理论之后，可以引入近年来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种种原因及应对措施。其次，教师事先应反复阅读案例，做好案例分析。虽然案例本身可能并无统一答案，但作为教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水、一缸水。教师应尽可能将问题想得全面、完整、详细，要深思熟虑。这其中可能要涉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内容，必要时需查找大量的资料，否则无法引导学生、启发学生，只有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先对案例做个分析，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案例教学的主角是学生，为提高案例分析的水平，学生的课前准备也是必要的，尤其是难度大、综合性强的案例更应做充分的准备。否则课堂讨论的效果很难保证，甚至课堂讨论根本无法进行。学生要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学生应该掌握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这是进行案例分析的前提条件;其次，在上课前，学生需要通读案例，概括问题，提出决策方案。这样才能保证案例讨论课的质量。

(2)组织课堂教学。分组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主要方式。通常的做法是在上案例课之前把案例资料发到每个学生手中，要求学生要预习案例。上课时把全班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5到10分钟的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然后每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表述各自对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争议分歧较大，再组织讨论，最后由任课教师进行总结。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教师所要做的是营造一种轻松、自由的氛围，激发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引导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例分析中去。例如，教师不应随意否定学生的分析结果，而应鼓励学生提出独到的见解。

3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理论教学在课堂教学中仍应占主要地位，如果整个西方经济学教学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入，但知识掌握缺乏系统性。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能像MBA那样，完全以案例教学为主，而应以系统的理论学习为主。案例教学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课时量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案例教学占用20%～25%的时间为宜，也可利用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案例讨论以作为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补充。

(2)教师要注意角色的转换。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转移：其一，案例分析课堂上的教师不再以一个单纯的知识权威的形象出现，不再是教师站在讲台上唱独角戏，课堂是由学生唱主角了，教师的前台活动已大大减少，代之而来的是学生的大量活动，这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其二，案例课堂上教师的主要任务则由原来的知识讲授变为指导学生动脑思考。教师一般只应对案例讨论的要点和应注意的问题作必要而简略的提示，布置案例讨论的任务和要求，而把大量的时间腾给学生。即使有学生需要教师指导和答疑，教师的讲解一般也是个别进行的，这里教师传授知识的形式由集中讲授变为对学生个别的有针对性的指导。

(3)案例教学的关键是教师素质的提高。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使其要求任课教师不仅要有较深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很强的理论运用能力，能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且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课堂组织和控制能力，能够有效激发学生踊跃参与，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师离案例教学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加强教师培训十分必要。案例教学教师的培养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学习培训。即通过举办培训班以提高教师的案例教学水平。二是实践锻炼。即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企业进行实际工作，同时请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者或外校有经验的教师搞讲座，或组织案例课的观摩教学和经验交流活动等，这一系列途径都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

(4)借助集体备课，集思广益，完善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设计。在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设计与准备过程中，组织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老师开展集体备课活动，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拓宽经济学案例信息的来源，实现资源共享;二是不同教师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在集体讨论中可以使思维在相互借鉴、相互碰撞中激发出灵感的火花，从而拓宽经济学教学思路，提高经济学教学研究水平。这两方面相互渗透，同时进行，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设计的完善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魏静.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昆明大学学报，2008，(1).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4

【关键词】康有为；人权；启蒙；妥协性；空想性

一、康有为人权思想的积极与进步作用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探索了人权理论，他怀着济世救民的情怀，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揉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人权理论。一方面康有为没有“全盘西化”，照搬照抄西方的先进思想，也没有拘泥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保留的前提下，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吸收进来，形成适合中国又具有未来指导性的人权思想；另一方面，康有为为保护人权而设想的大同世界，也没有局限于中国，而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蓝图，给全世界指出未来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其济世救民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共产主义情怀。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在中国近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很大的积极和进步作用。首先，其人权思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他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宣扬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宣扬了社会契约论、人民说，主张人人都有平等、自由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宣扬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思想；同时其大同世界的构想也为未来世界描绘了理想的蓝图，这对当时民智的开启，思想的启蒙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促使国民思想的近代化。其次，康有为的人权思想也为近代的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于我国近代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推动作用。

二、康有为人权思想的局限性与矛盾性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具有积极和进步的作用，但由于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以及康有为个人原因的限制，他的人权思想无可避免的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矛盾性。

（一）救亡压倒启蒙

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制度的变革建立在经济制度与思想观念变革的基础之上，欧洲各强国无不是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之后进行了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康有为却本末倒置，自始至终将其人权思想的传播围绕于救亡图存，甚至为了实现其救亡图存的目的，而改变其人权主张，比如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其否认自由和平等在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赞成集权专制。因此康有为的这种救亡压倒启蒙的方式严重的降低了其人权思想的独立价值。

（二）软弱性与妥协性

为了救亡图存和人权的实现，本应彻底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帝国主义以及儒家思想的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康有为为了减小变法的阻力，其弱化，而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君主与特权阶级仍然高人一等，依旧控制国家；其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却仍旧将孔子与儒家思想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依旧顶礼膜拜孔子；其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却仍旧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仍妄图依靠帝国主义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这种软弱性与妥协性使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三）空想性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他在《大同书》中所设想的至仁至善的大同社会，如同西方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很美妙，但缺乏实现的途径和步骤，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难以实现；而且康有为过分强调“去苦求乐”以及享受主义，而忽视了劳动的重要性；同时康有为为了停止纷争，进入大同社会，而提出应当“去九界”，特别是应该去家界，彻底摧毁家庭制度，这样的主张是严重违背人的自然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最后，康有为妄图通过改良，通过阶级的妥协和合作，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去实现他设想的大同社会，这也是一种空想，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不愿也不会放弃自身的地位和特权，资产阶级一味的妥协得到的只是虚假的承诺和没有实质意义的让步。

（四）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进步而先进，但是其却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这使康有为的人权主义者形象及其人权思想都大打折扣。首先在社会生活方面，康有为戒杀生，却日日食肉；提倡一夫一妻，却妻妾成群；主张男女平等、独立，其自家之男女却并未平等、独立；主张人人平等，其自家却使用男仆女佣，而且康有为不仅不践行自己主张的人权观念，其后期又充当了封建卫道士，阻止其先前所主张的人权观念在国内实施，例如曾激烈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有关禁止纳妾、禁止使用奴仆、禁止妓院的进步法令；其次，在经济方面，康有为一方面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共有的经济制度，各行各业都实行公有公营，计划、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实行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但另一方面，其却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最后，在政治领域，康有为认为保护人权，走向大同社会的政治保证就是实施，而君主立宪制只是过渡性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必然会被所代替，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民主共和成为时代的主流时，康有为仍然鼓吹“虚君共和”，甚至赞成集权专制，成为了历史进步的羁绊者。

参考文献

[1]杜钢建.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M].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1）：41.

[2]刘善章.康有为研究论集[M].青岛出版社，1999（3）：223.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5

[关键词]西咸经济一体化产业发展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西安、咸阳两市无论是在陕西,还是在我国的西部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两市经济发展对陕西和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两市的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极，能够带动陕西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短陕西和西部地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两市的经济发展很快，对陕西和西部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两市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布局趋同、产业规模偏小的现象，严重限制了两市资源的有效利用，产业难以做大做强。因此，两市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优势互补、突出特色、错位发展的思路来进行产业聚集，做大做强产业规模，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两市经济在融合中快速发展。

一、西咸经济一体化中两市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中的障碍

1.产业趋同现象严重，资源利用效益不高

西安咸阳两市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产业基础来发展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产业发展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市所形成的产业发展格局，很难适应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两市在经济发展中，受行政体制、经济体制以及财力等原因所限，很难从根本上对原有的产业格局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只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行延续式的发展。从目前来看，两市产业趋同现象严重。如西安咸阳两市的纺织产业、电子产业、机械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医药产业、化工产业、电力产业都是如此。严重地限制了两市的产业做大做强。

2.两市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优势难以互补

由于产业趋同化严重，两市在同一产业方面难以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各个国家依据本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并进行贸易，从而在贸易中获益。同理，一省的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布局的前提依据也应是比较优势。各地区只有依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来配置产业，才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充分发展，进而使两市的经济得到协调发展。而西安、咸阳两地产业结构的趋同，违背了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不仅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会扭曲产业结构，使两市的产业结构的优化难以实现。优势难以发挥，资源难以有效利用。

3.产业规模化不够充分，规模经济难以发挥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产业规模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收益。没有适当的数量规模，也就没有最佳的经济收益。规模经济要求一定程度的产业集中，企业的规模要达到一定的产出数量水平。而西安、咸阳两地产业结构的趋同则意味着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撒胡椒面”，把各地有限的资源用来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摊子铺得太大，财力过于分散，不能形成规模经济。

4.统一市场体系没有形成，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严重

统一的市场依赖于社会化的合理分工，而在产业结构趋同的条件下，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产品的销售都很容易形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其结果是区域间的经济要素无法自由流动，一方面保护了区域内的落后产业，另一方面使全省范围内产业结构不能优化，导致整体经济效益下降，两市一体化进程推进缓慢，整体经济优势没有形成。

二、西咸经济一体化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理论和实施

1.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理论

两市经济发展优势互补就是要发挥西安文化密集、科技密集、人才密集、资金密集、行政地位、国家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优势，以及咸阳市在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煤炭资源、交通便利资源、电子产业制造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使两市的优势加厚、延伸、扩展，充分溢出和吸收，实现培增效应，推动两市经济总规模的快速增长。错位发展就是两市要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突出特色，避免互相恶性竞争，在同一产业、同一项目上，两个或多个主体各自规划，跟风发展，重复建设。如西安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招商引资、高科技方面具有优势，在西安咸阳的整体发展方面，应由西安作为主体，在两市范围内进行城市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咸阳在纺织产业方面具有发展优势，两市的纺织产业发展重心应放在咸阳，这样两市才能实现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实现两市的错位发展。

2.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在西咸经济一体化中的实施

根据优势互补、突出特色和错位发展理论，西安咸阳两市应在机械装备制造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纺织产业、医药保健产业、农业等方面充分实现产业整合，推动两市经济一体化建设。

(1)机械装备制造产业的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西安与咸阳两市应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优势，通过加快行业重组和企业联合，积极推进输变电成套设备、通讯设备、大型工业风机、纺织机械设备、制冷设备、通用机床和矿山、冶金、筑路、农业机械及节水灌溉等专用机械装备的技术进步。西安应当积极运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电脑集成控制技术，重点发展新型输变电机检测设备、智能化数控机床、自动缝制设备、新型制冷设备、模糊变频、新型数显装置、先进扫描成像系统、高灵敏传感器、电子防爆装置系统、智能化仪器仪表、机器人等产品，促进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着眼于我省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做大，可规划考虑在西安―咸阳都市圈内，将六村堡绕城高速公路西段以西沿咸阳世纪大道布局，在世纪大道路以南划定200平方公里，作为我省未来20年装备制造业的预留发展空间。二环路以内及附近和城内大中型企业的扩建和合资搬迁、市区中小工业企业的改造搬迁、新的招商项目落户、开发区产业存量的调整、对国家限制和淘汰产品的劣势企业的改造、转产和搬迁等，必须与装备制造业的重新整合相结合，要按照全省统一规划的总盘子、行业和专业化产业积聚的原则，分别统一迁入配置在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2)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咸阳应以信息产品和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作为重点，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计算机硬件产品。重点发展锂电池、片式元器件、光传输设备、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传感器、偏转线圈等新型元器件为主的基础电子产品和通讯电子产品，以电视广播发射机、彩色显像管等设备为主的数字视听产品，促进彩虹、康佳、偏转等优势企业规模扩张，打造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制造基地。电子工业已成为实力较强，技术装备水平较高的新兴产业，全国最大的彩管厂――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等13家大中型电子企业集中于市区西部，其年产值占全省电子工业的进一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子城。咸阳是部级制造业信息化50个重点城市之一，为了紧紧抓住机遇，咸阳政府应当积极打造部级显示器件产业园，并加快建设超大屏幕彩管玻屏生产线，加快液晶显示器生产线、电感器军品生产线和数字化彩片磁心生产线的技术改造进程，做强四达公司客车生产线，陕西华兴公司黑色铸造生产、汽车零部件生产线等一批机械工业项目。

(3)纺织产业的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咸阳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方棉纺、毛纺、化纤、印染、服装、纺织机械及纺织科研门类齐全，相互配套的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年产值占全省纺织业的1/3,已成为全市出口创汇的主导产业。根据区域优势理论，由于各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所以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方面的发展速度也常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相对优势就产生在这种差异之中，一个地区的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越优越，这种相对优势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得就越明显。因此咸阳应在具有区域相对优势的条件下，可利用其在纺织、电子等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相应的经济规模和发展空间。

(4)医药保健业的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咸阳以现代中成药和生物制药为重点，加强医药康复保健品和医疗器械的开发生产。重点抓好步长制药公司、505药业公司、摩美德制药公司、西北医疗器械集团、白鹿制药公司等10个制药和医疗设备项目建设，开发生产生化医药、医疗保健品、中成药和医疗器械4大类28个主导产品。形成医药生产基地和科研开发中心，壮大医药工业实力，争取医药工业以2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通过全面推进医药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建设武功博瑞中药生产，等医药产业项目，整合医药产业资源，壮大医药产业规模，打造全国医药保健品生产基地。

(5)农业的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咸阳是陕西主要粮、棉生产基地，有耕地41.54万公顷，全市有9个省级优质商品粮基地县和6个部级优质商品粮基地县，人均产量居陕西之首。杨凌示范区成立7年多来，依托区内雄厚的科技实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紧紧围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为资本与知识的对接、科技与经济的融合搭建稳固的支撑平台，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现已初步形成了以农林牧、良种繁育、生物制药、环保农资、绿色农产品加工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已经落户杨凌。外商投资企业从1999年的3家，发展到目前的18家。区内有21家企业取得了外贸自营进出口权。咸阳应当立足这些基础，发挥优势，以新型方便食品、乳制品、果汁饮料为重点，发展食品工业，建成陕西食品工业基地；依托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深、精加工基地。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强化品牌意识，实施名牌战略，把杨凌建成第一个部级绿色产业基地。

总之，推进西咸一体化是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内容。西安、咸阳两市要有清醒地认识，抛弃两市联合合作的观念，建立两市融合共赢得发展新理念，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一体化，提高两市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推动两市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广信刘总理李慧著:陕西关中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2]咸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西咸一体化有关情况的汇报[R],2008年3月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6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西蒙；泛科技途径；科技整合之路

“我诚然是一个科学家，但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我曾经在许多科学迷宫中探索，这些迷宫并未连成一体。我的抱负未能扩大到如此程度，使我的一生有连贯性。我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难免互相借用。但我对我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是尽了力的，从而是有信誉的，这也就足够了。”――1991年，西蒙在自传《我的生活模型》一书中如此自描

赫伯特・西蒙是20世纪文理兼通的一位科学奇才。

他1958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贡献奖，1975年因为在人工智能、人类心里识别和列表处理等方面进行的基础研究，荣获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全美计算机械协会的A.M.图灵奖，1978年以历史上唯一的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蒙广泛引用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开拓了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使行政学研究由狭隘的单一学科的概念框架迈向了“泛科技途径”的科技整合之路。

一、西蒙行政理论研究中对跨学科的应用

当今任何论及公共政策以及组织理论的著作中，无不提及西蒙的卓越贡献，西蒙甚至被视为“决策”的代名词，于是我们以西蒙行政学思想中的主要理论――决策理论的研究过程为例。

西蒙对决策行为研究起始于组织决策的过程研究，他认为研究组织管理问题必须从探索人的决策行为入手。从逻辑层面看，所谓决策就是要求从全局的角度看待所有备选方案及其所导致的全部结果，并使用价值系统作为从所有备选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方案的决策准则，符合这一要求的又称为理性决策。而实际上，我们对决策结果的了解总是零零碎碎，不完整的。西蒙认识到问题根源在于人的知识和计算能力的局限性即理性的局限，并进而从心理层面分析决策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已形成许多应对这种理性不及的机制，包括“沉没成本”的存在、可训练性、习惯、注意力等，这会给决策带来些许理性。

此外，人的决策行为的研究不仅产生了以组织决策过程为核心的组织管理理论，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有限理性思想。有限理性是指由于人的知识与计算能力的局限性，决策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标准，理性是有限的。然而决策理性是有限理性这一观点必须经过更严格的检验，西蒙接触到计算机并了解到计算机功用之后，一个创造性的想法产生了，即用计算机的问题解决程序去模拟人的问题解决实际过程。此时，西蒙研究的问题正式升华为“人类问题解决”。

为探索人类问题解决，西蒙提出了符号系统概念，认为计算机和人脑都是符号系统，都能产生智力行为。计算机智力是通过程序运行表现出来的，程序结构和运行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思维。西蒙的研究表明，人脑作为符号系统基本上是序贯运行的，表现在它一次只能处理几个符号；正被处理的符号必须存放在特别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结构中。这就为人类知识与计算能力的局限即决策理性的有限提供了科学证据。

不同表征既与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关，又与这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相结合。在问题不同表征下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能够形成对人的决策行为研究的多个层面。

二、西蒙跨学科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总结

西蒙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涉猎和游历使他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储备，无疑令其行政学研究如虎添翼。而他在调动和串连自己多方面、跨学科知识过程中的游刃有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西蒙重视科学研究方法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移植。一般情形下，一个学科往往具有自己的方法传统，这既可以起到推动认同这种传统的研究者的聚集，也可以凸现本学科的学术特色，但久而久之，这一方法传统也会成为该学科研究拓展的桎梏。西蒙在涉足新学科领地时，很少受该学科方法传统的束缚，相反他却积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转移并深植于新学科领域，从而打开了新的研究局面，并做出惊世的科学成就。

合作研究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跨学科问题研究的重要方式，它可以实现知识在不同合作者之间频繁而密集的流动、转换，从而实现知识创新。西蒙与纽厄尔合作了多年，他们在知识兴趣和方法上并不完全相同。纽厄尔对创建描述行为的形式语言和符号系统的兴趣更大，而西蒙更关注模型与所观察的人类行为的一致方面。二人互补的知识结构和关注点，促进了知识在他们头脑间迅速转移，再生。西蒙形象地表达了这一重要的启发式，与他们合作，“你会发现所有你需要的程序都储存在你的朋友之中。只要你不过多干预，这些程序会富有创造性和富有成效地执行任务。”

从某种意义说，科学研究就是把旧知识转换成新知识的过程，知识的流动、转换发生在科学研究过程的始终。西蒙不仅仅能将各类旧知识串联互动，经过“化学反应”后重新盘活，推陈出新，转换成了新知识，而且还能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合理移植。将“泛科技途径”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对今后跨学科研究的启示

跨学科研究已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要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研究者应该重视对前人实践的总结。西蒙跨学科研究经验极为丰富，通过对此展开深入分析，可以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

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基础性问题，一直是跨学科研究的主题。跨学科研究中，对所研究的重大问题的不同表征，既可以充分利用题表征所依托学科的资源，又可以在多层面研究的互动中丰富和完善对问题的理解。

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在于多学科资源，研究方法的移植是这一优势实现的重要途径。不受任何学科传统方法的束缚，大胆借用、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有助于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

创造新知识，实现旧知识向新知识的转换，是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所在。跨学科研究应重视问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实现知识转换的不同方式。

四、结语

人的决策行为是西蒙一生的学术志趣所在，看似毫无关系，风马牛不相及的几门学科，被西蒙巧妙地调动串联，统一于人的决策行为这一永恒主题之中，均能为其所用，最后取得了杰出的成果。

当前背景下，各大学科领域中，已知的知识相对丰富并且成体系，要实现学术创新，必须充分理解和领悟跨学科研究，让“旧知识”在泛科技途径的影响下焕发出新的活力，助力于打破创新瓶颈，让科技整合之路越走越宽。这种跨学科的思路和方法，是留给我们后辈学术研究的巨大财富。采用泛科技途径研究事物和问题，不失为一条富有钻研价值和潜力的新路。

【参考文献】

[1]西蒙.我生活的种种模式[M].曹南燕，秦裕林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

榜样的力量

陕西省西部大开发10年回顾

抢抓机遇大开发加快建设促发展——吴起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先进事迹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支持陕西西部强省建设

长庆油田为我国能源发展争“气”加“油”

十年大开发十年大发展——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治沙标兵造林模范——记全国防沙治沙标兵、陕西省劳动模范、定边县学庄乡农民杜芳秀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做大做强陕西钢铁产业——陕西龙门(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东西互动

建议成立“西部金融发展研究院”

打造秦岭环南山旅游景点群

着力降低“择校热”

把西安建成低碳生活示范城市

建议建立“社区老年餐厅”

应重视发展老龄产业

挖掘历史积淀光大文化精华——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朝鲁

热烈庆祝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建旗30周年崛起的鄂托克前旗

草原明珠四镇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高层论坛在京举办

四项措施力推《规划》实施

落实《规划》从五个方面入手

认准方向依托优势建设西部中心

专家学者谈《规划》落实——《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高层论坛观点摘录

宝天高速建设剪影

魅力西安

西安教育礼赞——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张建国谈西安教育成果

强力打造旅游名城——西安市旅游局局长周爱全谈西安旅游事业发展

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西安市卫生局局长秦鸿学谈医疗保障

在西部大开发的征程上——西安市第一医院发展掠影

做百姓放心的理财人——西安市财政局局长肖西平谈西安财政事业发展

稳定发展团结和谐——西安市宗教事务局局长贺维海谈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

呼和浩特市举办第十届昭君文化节

重开草原“茶叶之路”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元素

民谣话经济

县域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用科学发展观加快新农村建设

企业员工差异管理初探

西部大开发进入新阶段

中央投资西部10年超2万亿

通用航空产业方兴未艾

县域经济篇

后危机时代的机遇

企业500强的喜与忧

百姓节能面面观

生命的呼唤——西部血站发展环境扫描

“低碳经济”悄然启动

陕西谋划部级数字出版基地

人文陕西山水秦岭——陕西大旅游正在“破题”

钢铁产业在整合中发展

世界旅游日华山再论剑

注重政策扶持大力发展小企业

吴起县县长王彦龙科学统筹开创县域发展新局面

黄陵县县长呼世杰多措并举推动龙乡县域经济新跨越

创建良好人口环境促进府谷和谐发展

做好农民工创业就业工作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8

关键词：西部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政策选择

西部地处祖国内陆，海拔较高，东西、南北跨度大。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湿地资源、耕地资源、生物资源分布很不均衡，气候差异很大，生态环境复杂多变。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规律的作用，使得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不仅给西部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而且给东部和中部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如何保护和建设西部生态环境，不仅是西部区域性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成为包括东部和中部在内全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

一、西部生态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的解释

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对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影响，它是一种成本或效益的外溢现象。外部性是1910年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庇古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庇古指出：“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当A对B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可A并未从受益人那里取得报酬，也不必为受损者提供补偿。”当外部不经济产生时，人们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才能消除它的影响。

组织或个人对环境破坏可能给自身带来短期的收益，但对整个社会的其他群体却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而且后者要大于前者。从私立的角度来看，破坏者获得了一定收益，但从整个社会来讲，总体福利是下降的。这就说明了组织（或个人）为什么要破坏环境，政府为什么必须治理这个问题。

(二)基于消费偏好理论的解释

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在一定时期内，自然界或生态系统对人类提供的可利用物质资料总量是有限的。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物质资料总量的下限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小量，上限是生态系统的刚性极限。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既不大于生态系统的刚性极限，又能满足人类最低需要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才可能处于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在现实中，人类很难做出如此理性的选择，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总偏好当前消费，这主要是由未来因素不确定引起的。偏好当前消费是指人类在代际、不同时期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时，往往偏爱于当代人或当期的消费，而不顾及或较少顾及下一代或后期的消费，这就给未来留下的在生态系统刚性极限内的资源总量较小。但未来时期或下一代人在消费时也存在共同的消费偏好，也要以最小的成本占有尽可能多的生态资源。这样的消费模式最终会造成人类索取的物质资料量超出生态刚性极限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的解释

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可以解释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帕累托效率认为，一项公共政策实施时，如果没有人的效用因此而减少，又至少一个人的效用因此而增加，那么这项政策就符合帕累托效率。但公共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会使部分人的效用减少，所以帕累托效率就失去了对公共政策的指导意义。为了解决帕累托原则在实际中的“失效”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补偿原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希克斯―卡尔多的补偿检验(Hicks―KaldorCompensationTest)。这一理论假设以政策A的原有状态为出发点，如果引入政策B使得该政策实施后所得的收入增加不仅能对受害人进行补偿，而且补偿后还能剩下一部分净收入，那么从政策A到B的变动就是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改进。

二、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模式

(一)按循环经济理念建立产业互动模式

产业互动是指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推进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优化，协调发展三大产业，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发展。在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对传统的三大产业加以改造，遵循4R(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回收)原则，建立西部地区的循环型农牧业、生态型工业以及可持续型的第三产业，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在传统的粗放生产方式下，建立西部地区的循环型农业，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产业内部循环模式，在农牧业生产中推行清洁生产、全程防控、草地资源可再生；二是将农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实行生态立体式农牧业；三是建立生态型工业，不但实行工业内部结构优化与升级，同时将工业与其他产业进行结合。

（二）资源互补与替代模式

西部地区矿产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一般是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如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呼和浩特、乌海、鄂尔多斯、包头、银川、石嘴山等。这些地区以资源开采初级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式的资源利用方式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工业污染致使当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此外，水资源短缺是这些地区未来面临的共同难题。生态脆弱与工业污染严重的现状要求必须纠正过去“竭泽而渔”的资源开发模式，实行资源替代战略：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在现有资源型产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精深加工、扩大贸易，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转化能力；二是大力发展工业循环经济，通过废物再利用把工业污染程度降到最低；三是遵循市场导向原则和以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以人力资源代替自然资源的原则，逐步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替代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三)优势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模式

贵州、云南以及广西等地区大多位于高原山区，山高坡陡、土层稀薄、生态环境脆弱。但是这些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可以从本地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有市场前景的优势资源产业，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如西南地区发挥工业污染较少，水、热、光能充沛的优势，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生态农业，如贵州生产的茶叶、玉米、稻米、无公害蔬菜、猕猴桃、刺梨、马铃薯等为原料的特色农产品，并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特色绿色食品。西部地区应该将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产品之中，将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相结合、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通过民族文化资源的广泛利用，不仅使得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而且扩大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并通过生态旅游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工旅联动、商旅联动、农旅联动的新型发展模式，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协调发展探索更广阔的空间。

三、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做好生态经济建设规划

古人云：“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落实生态经济建设规划就是要为长远发展做好计划。生态经济建设规划要因地制宜，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紧密结合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力度，项目与目标相衔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要看到生态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坚持由点到面，分步骤、分阶段地开发，进而整体推进。要根据西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小计划来辅助大规划，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确保完成预定工程，建立目标责任制，抓好落实。西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要根据各地实际，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建立目标责任制，任期内应逐年考核，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各项措施和政策落到实处。

（二）做好新产业的规划和布局

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的布局和现状，今后应当加强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结合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大力倡导立体生态农业，通过“种、养、加”的合理结合，多层次、多形式、高效地利用土地、光、热等资源；其次，积极推广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全面提高西部地区农业的综合效益，力争制定和培育布局合理、结构完整、特色突出的支柱产业群，使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三）积极探索西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

根据前述理论，生态环境是一种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且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西部生态补偿制度可以分中央财政、区域之间和西部自身三个层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根据西部生态建设的需要，对生态建设重点区域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或减免税款政策；区域之间的补偿指东中部地区作为西部生态建设的受益者应对西部地区予以相应补偿，促进西部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建设。作为西部自身，也可以建立一些环境保护基金，通过这些基金筹集生态建设的资金，并完善相应的管理、监督机制，使资金合理使用，达到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

（四）制定绿色产业政策，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制定绿色产业政策，就是依据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确立生态产业政策。为此，我们一方面应选择环境保护与经济健康发展相统一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和生活消费结构；另一方面淘汰存在严重污染的产品和工艺，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在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必须保证生态产业发展政策的连续性，重视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当地人民发展生态经济的积极性与未来预期。这不仅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果，减少资源消耗，而且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进步。根据外部性理论，我国在西部地区应通过建立特别基金，给予投资和贷款支持，加大税收优惠，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等措施，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不断加强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平.西部生态经济研究综述[J].河西学院学报，2010(1).

[2]刘宝良.西部生态建设的经济分析[D].西北工业大学，2005.

[3]张建新.辽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模式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1).

[4]薛梅等.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2008(3).

[5]张海燕.西部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研究[J].兰州学刊，2005(1).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大分流；明清时期；现代性；文明史观

一、问题的背景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1](序言，P1)这项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富有启发力的一系列分析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都参照这一成果重新思考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与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历史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思考无疑为解释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宏观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文意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大分流”说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其核心观点是，这种解释模式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许多解释模式一样，既深化丁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使讨论稍微具体，这里先提出一个看去似乎是与“大分流”概念针锋相对的说法，即：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化在内的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明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但并没有使之同一化。说这“似乎”是一个反命题，是因为这里的讨论和许多看去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样，只是部分上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命运为核心尺度展开的，本文则采用了文明史的概念和视角。这种概念方面的局部的差异并不抹杀两个命题的相关性，因为双方都不限于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都构成对更宏观的也是更具有同一性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而且，正是文明史的视角方便了我们对“大分流”说某些局限的分析。

在直接讨论“大分流”说之前，有必要就稍早出现的几个相关的框架做简要的回顾。这些理论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但都包含了对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与西欧历史的关系做出说明的倾向。

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围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这次讨论大体上是一个“求证”的过程。问题本身的前提假设夸大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严格统一性，更具体地说是夸大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普遍性和严格性①。因为要论证一种没有历史地发生的现象之发生的必然性，这种讨论陷于实证和逻辑的双重困境。在具体的方面，经常可以看到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作为普遍趋势的资本主义过于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长期的讨论中，明清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观念的许多具体特征却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从而为后来其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争鸣时期，不承认中国受到近代西方冲击以前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或者是某种“古代东方”式的，同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这一方面从一开始就落人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②。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主张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③。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一一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不过，“冲击——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④。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⑤。“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围绕生产关系，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内卷化理论则以增长能力为要素的经济体制类型为核心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对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给予了比以往更充分的关注。

————————

①五种社会形态次递进的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有关其提出的源流及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关系，参看赵轶峰、杜文君“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时代论评》，1989：1；以及赵轶峰等著《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第一部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费正清阐述和运用这一模式的主要著作是他与邓嗣禹合作编写的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EastAsi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等。

③柯文的主要著作是在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RecentChinesePast。

④黄宗智的有关著述，参看他的ThePeasantEconomyandSocialChangeinNorth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5);以及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中译本。

⑤马克·埃尔文(MarkElvin)的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中有100多页的内容讨论“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挤发展”(页203-319)。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在问题结构和基本观点上与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有相似处。

1998年，德裔加拿大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作为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弗兰克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非西方中心论主张。他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衰落也是暂时的，“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2](前言，P19，20，21)。这里无法对这部相当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做充分的评论，只是需要指出三点：第一，弗兰克已经把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推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程度，这直接影响了彭慕兰的方法论；第二，弗兰克的论述包含强烈的“中国”、“东方”、“欧洲”、“西方”等区域单位竞争的观念。这种冲突概念的使用覆盖了从15世纪直到今天的历史，从而使19、20世纪世界格局变动中的融和与全球化趋势问题实际被取消了；第三，弗兰克对于最近的世界经济趋势的观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于过去几个世纪世界历史的分析。

“大分流”说是在弗兰克等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针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提出使美国加洲大学尔湾分校学者为主流的“加洲学派”俨然成为当今主流学派之一。

二、“大分流”说的意义与盲点

意义和盲点需要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同一认识既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盲点。

“大分流”说肯定地将对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批评推到了更彻底的程度。它在研究的方法上主张进行交互的比较．从而把问题颠倒了过来：“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1](序言，p2)根据这一理论，在现代欧洲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之前，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是繁荣的；“内卷”说所指出的那种与人口密集相关的中国的生态学灾难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发生；而欧洲的突发的现代性就如同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一只大象，是偶然的结果，其关键性的促成因素是获得海外的资源和在利用地下能源方面取得了成就，而后者部分上依赖于欧洲地理上的好运气；英国没有发生后来长江三角洲一样的劳动密集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其“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断裂”，断裂的基础是发生了对矿物燃料的利用和出现了新大陆的资源；1500年到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可以与工业化媲美的奇迹。而不是“发展”的病态。这些以前也曾经有人分别提出的看法以及“大分流”理论中其他一些有关的看法在经这个理论整合以后对作为整体历史观的欧洲中心论的缺点构成了颠覆性的批判。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就“中心”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从弗兰克到彭慕兰，虽然都小心地回避了“中国中心论”，但都采取了一种把问题“颠倒”过来的提问方式。他们都大量依赖先前经济史家的成果，但却认为以前关于世界经济的总认识出现了颠倒性的错误。对这样的理论，无论如何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大分流”说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区域研究与可比性问题。它认为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合理的比较对象，也就是说，它主张以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为单位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两个大洲，或者用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正是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大分流”说得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与欧洲的经济核心区在发展水平上并没有大的差别的结论。自此说出，学术界对这种对比方式持相当一致的肯定意见，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大有问题。中国史学界此前的确出现过大量将中国与欧洲或者西欧作为比较两极的研究。其中大多缺乏对比较对称性的谨慎考究。欧洲或者西欧，如彭慕兰教授指出的那样，有极大的内部差异，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单位，也有极大的区域性差异。况且，欧洲包含许多国家，用之与中国一个国家比较，等于假定欧洲会像一个国家一样发生整体的运动，这是简率的。但是用经济最发达的两个核心区来比较只是弱化了比较不对称性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英国是欧洲一个大洲的核心区，而江南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核心区；英国无论如何具有国家的整体行为能力，江南却是个自然形成的经济区，连与地方行政区也没有严格重合，何况地方行政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行为权利，如不能制定赋税和海外移民政策等，而且其大量资源要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配。如果从静态的发展水平状态角度对这两个单位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两者的动态发展趋势却根本没有可比性。况且，对核心区的比较只能说明核心区之间的关系，而“大分流”说实际上毕竟还是以中国与西欧的历史道路问题为基本参照系的。这又造成了以局部解释整体的问题。

与“内卷”说一样，“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分析历史现象的研究。这与现代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的许多研究一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十分有用的分析概念，却也同时强化了使历史服从于理论的倾向。这些社会科学比历史学更倾向于演绎的逻辑，更普遍地从核心概念的定义开始展开分析，对于历史现象中的历时性的注重远不如历史学本身。韦伯的“理想化”方法，即将研究的问题经过逻辑的处理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室状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偏重纯经济学的考察方法可能需要假定国家体制、文化观念等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使对问题的讨论保持集中而不必关照太多的复杂的相关因素。但是其结果可能与历史的实际差距极大。“大分流”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是GDP，以“持续的人均增长”为中心来判断经济体系的性质，进而来概括历史的趋势。GDP相当于一种“经济后果”[1](序言，P3)。不同的经济体制可能导致相似的GDP或者“繁荣”程度“后果”，尤其是将考察的区域限在较小范围时更是这样。而基于不同经济条件而形成的类似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前景会有很大的差异。17到19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同一时期英国的繁荣就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和资源条件下出现的，其前景也大不相同。如果用南宋江南地区的繁荣程度、GDP与15到18世纪的英国比较，前者的“发展水平”也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其前景却显然和工业资本主义或者“现代性”没有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不是单独运行的，工业资本主义也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体系。加洲学派学者大多倾向于不把工业资本主义看作是由西欧的内生因素造成的。这仍然是出发于避免欧洲中心论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普遍忽视欧洲历史的连续性和经济以外因素在欧洲近代以来发展中的角色。在同类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区域化的经济类型的详细比较，但是无论这些类型如何相似或者不同，都不足以解释16到19世纪西欧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差异，因为财富的积累并不会自动导致“工业化一一资本主义”之类的“现代性”，历史趋势并不是从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中自然生长起来的。

“大分流”说主张注重海外资源对西欧经济现代性的突发形成的意义，反对过分地把这种转变的原因内在化。这不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承认西方模式以外其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更是重要的。但是，西欧海外资源的获得是海外殖民运动的结果，而这场运动显然是自15世纪就开始的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爆发的。那么，19世纪以前300多年的殖民地经营带来的至关重要的海外资源与作为其结果的西方工业化的“突发”性说法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其实，愈是强调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愈是使西欧资本主义化或者工业化的发生学问题成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与这个历时性问题相关的是依附论学者早就提出的工业化的欧洲对殖民地的剥削作为其发展的条件的问题。如果海外殖民是当时濒临了困境的欧洲突发性地形成经济现代性的条件之一[1](p10)，那么，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老问题：同一时期早就具备了技术条件的中国为什么缺乏海外殖民的动机和动力?或者用“大分流”说使用的方式把问题倒过来：为什么偏偏是西欧要进行海外殖民?从两面提出的问题都要求更长时段的历史关照。我们讨论的是长时段的大历史现象．而虽然偶然性常常发生作用，但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大历史现象的成因都不是微妙的。

“大分流”说的认识价值和局限都不限于此。但是就明清时期的历史趋势而盲，经济学或者其他单一的学科都会遇到解释中的困难。我们不妨从另一端，就是把问题放到很大。尝试用文明史的观念来进行解释，看一看可能会提出一些怎样的命题。

三、文明史观下的明清时期历史趋势问题

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大分流”说，把这种种各自有特殊的关注要点的理论联系到一起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理解和描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的大历史现象可以提出许多种解释，从文明史研究的立场提出的看法可以是其中之一。

文明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有太多的定义，为了不纠缠于语言上的分歧．这里先简单地做出一个大致的约定：一个文明是指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精神，并完成了复杂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创造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持续存在的，具有较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基于这种定义，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在世界文明史的层面，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之内，某些文明拥有主导性的地位，比如中国文明长期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西欧文明在殖民化时代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并没有哪一种文明占据着永恒的实力中心或者价值中心。因而，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不符合文明历史实际的。从这个立场出发，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形成持续性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影响之前，具体地说在19世纪之前，包括在它们某些区域的GDP水平接近的时候，相当完整地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信仰、国家和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差异极大的文化特色．它们不曾“合流”。进而，虽然它们在19世纪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处境和趋势，但是它们却真正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和相互作用，接下来无可否认地出现了中国参照西方来改造自己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自觉运动，两者的差异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成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过程的推动力。中国在这个长期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需要抹杀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活力和发展，只是中国的活力和整体状况曾经并不适应当时的国际竞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1840年并非如“大分流”说所断定的那样“极为不重要”[1](序言．P6)，而是极为重要。因为它先是“突发”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接下来使中国发生急速的贫困化，同时激发起了中国基于内部条件并参照外部的条件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终于走向形成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的过程。

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具有了日益增多的“现代性”的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欧可以说在那以后是在逐渐走向“合流”。当然从中国最发达的“核心区”的GDP与英国的GDP比较的角度说，这场“合流”的开始发生要晚得多，其先有差距扩大的很长一个时期。其实被翻译成“分流”的英文原文“Divergence”语意是“分歧”，强调状态的差异，没有中文“流”字可能暗示的动态趋势连续性的意思。所以这个理论说明趋势的意向可能在中文表达中被扩大了。GDP这种可量化的指标之间可以达到同一水平，但那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是同一性的，更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是同一的。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与欧洲的“分流”还是“合流”，都至多是局部的。

一个文明的变化总是带有整体的性质，两个文明的关系更是整体性的。因此，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与“大分流”说的主张相反，对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区”之间的比较意义不大。这就涉及了比较研究中的单位问题。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就16至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期而言。把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是适宜的。西欧虽然包含诸多民族国家，但是却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文化特征，以及自我认同方面构成了共同的和其他地区的区别，在国际关系中也具有行为方式上的同一性。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是在以上的几个要素方面自成体系，也与其他地区构成明显和持续性的差别。两者都具有内部的差异性，因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构成比较根本不成立的基础。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大范围的和持续性的发展，在文明史上一定是某种长期运动的结果。比如中国江南18世纪的繁荣既继承了唐、宋、元、明时期的基础，也与清朝前期的国家制度以及清朝统治造成的全国整体稳定局面有密切的关系．把宗教和一般思想意识等比较微妙的因素放到一边，人们的经济思想、消费观念肯定都是经济现象的条件之一。只要承认经济状况要受经济结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那么。关于经济运动的解释就必须是以该经济体系的大生态环境为参照的，这个大环境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应该是文明而不仅是资源。中国的任何区域，尤其是其“核心”区域的经济命运是和中国的国家命运密不可分而且一致的。

文明也有其大环境，这就是它的外部限制。像在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考察中不能不考虑到其地理和资源的极限一样，文明活动的外部极限，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地理大发现”突然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和活动空间之后，人类文明活动迅速达到了其空间极限，因为在有限空间内活动，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拥有“现代性”的西欧文明在扩张中显示出相对于其他文明和地区的巨大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其他文明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外部条件，生存竞争的压力使处于被动的非西方文明不得不采用诸多西方的方式，这就进一步同时是永久性地改变了它们自己。正是这种现象使现代人产生了“现代性”等于“西方的”的观念。于是，原生的“现代”西方文明是在放大了的空间和增长了的资源的条件下发展的；而次生的“现代”非西方文明则大都在缩小了的空间和减少了的资源条件下挣扎；可能仅有的例外是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和在西方冲击下突如其来地崛起的岛国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要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义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俄国和日本也不例外。这种外部空间关系变化因为已经触及了空间的极限，所以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最先取得了优势地位的文明的主导地位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次生性的“现代”文明会长期缺乏原发性的“现代”文明那种主动地位。现代文明历史上的中国属于这种次生的形态。它在全球文明关系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正是在被看作“大分流”前夕的16到18世纪形成的。19世纪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的被动局面已经是带有强烈必然性的结果了。

“大分流”说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重新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无论这个说法怎样会使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读者在心理上觉得安慰，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这是含糊不清和割断历史的。这个世界至今是多元的，还没有哪个文明的主导地位达到了把所有其他文明的独立性都淘汰的程度；但是就一个文明的内在成分所造成的全球影响程度和范围而言，西欧和稍后的美国组成的西方文明还是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当然如弗兰克所说，欧洲在某个时期的主导地位应该被看作是暂时的。1800年以前的西欧已经占据了南美洲、北美洲、印度次大陆、太平洋上的大批岛屿，扩大了非洲人口的奴隶化，压制住了阿拉伯地区，促使俄国进行改革，除了鞭长莫及的东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口密集的地区没有按照西欧的方式重新改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了。那时的西欧的确不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因为东亚还没有被纳入它的经济体系，也因为西欧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推行不同于在本国的政策，还因为西欧国家之间存在强烈的竞争。但是西欧主导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命运的局面已经形成，西欧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按照西欧的面貌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按照“繁荣”程度来衡量，西方不是世界上唯一繁荣的地方，但是它的“内生”的优势和来自海外的优势一起还是构成了总体的优势。而这一切都是16世纪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与西欧GDP水平相同的一个或者几个地区能说明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和当时的英国相比，“分歧”是巨大和显而易见的。从后来的历史去反省，中国人在17、18世纪没有对西欧的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但当时中国对其他的如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的情况，乃至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却并不构成巨大的失误，现代历史学家也不觉得需要追问其原因。这是因为。西欧以外的其他那几个文明和中国没有根本的“分歧”，而西欧则凭借着和中国的“分歧”正在向中国走来。

因为西欧长期地主导了这个世界，现代史学家都把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看作最有意义和最自然不过的工作。但是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同样重要。比如在大致同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会失去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印度为什么会迅速地成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18世纪日本的繁荣与中国、英国的繁荣的经济内涵各有什么区别?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强大与西欧的强大有什么区别?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关照这一时期中国的情况来思考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助于理解16到19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现象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繁荣”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在本质上说，18世纪，世界上没有哪个其他的经济体系和西欧的是同一性质的。

14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明朝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时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都还是区域性的。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主要经过阿拉伯世界的民间贸易活动间接地来进行。美洲广大地区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的文明没有接触。中国15世纪举行的从东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多次对于当时说来极为遥远的探险．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这个世界上存在任何严重的。即使是潜在性的。挑战的印象。这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在管理着巨大地理空间的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内向的、关注生存的方针。接下来便有16世纪的带有区域不平衡性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明朝国家正在遵循以往的周期性规律失去行政有效性。在稍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群体总体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17世纪的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中国人的主要注意力。18世纪的中国则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个成就和15世纪的远洋探险一样带来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对更大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局部接触的中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的中国又开始了国家行政效率严重降低的危机，而国际贸易带来收益的局面和周边地区的相对安宁使正在失去活力的中国精英阶层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更为麻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更尖锐起来的国内矛盾。这时候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别无选择。在学习西方，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发生了突出的作用，大体上是在重新组织国家体系方面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清朝的结束也是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次嬗变。中国虽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使那种前景的具体情状成为了永远的迷。但是还是保持了较多的往日的遗产和民族的特色。当中国的经济再次出现持续性的繁荣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严肃地思考，西方的模式是不是发展的惟一道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江南从来没有独自的危机和独自的前途．因而。把这个“核心区”的发展与英国的相比只有纯经济学的理论意义，没有历史理解方面的意义。

从“内卷”说到“大分流”说，都是以“发展”为核心概念的。这种发展都是从经济技术角度着眼的，因而可以用增长指数来衡量，其中包含了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的假设，又因为经济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所以可能作为参照的前景仍然是欧洲式的经济—社会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忽略了对与“现代化”理论相联系的发展观的检讨，虽然采取了“颠倒”提问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文明史视野下关于发展的观念更多地、保持不变地涉及价值，它与经济学的决定论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这个在更根本的层面与“大分流”等理论有关的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探讨。[参考文献]

[1][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加]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GreatDivergence”or“GreatMergence”:

aPerspectiveofCivilizationStudies

ontheHistoricalTrendofChinaduringtheMing—QingPeriod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1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将我国的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是国家或区域主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空间，以集聚经济和人口为主体功能。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为国家或区域主要的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承担着保障农产品供给、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体功能。

西北地区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也是生态区位最为重要的地区，是黄河、长江等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也是我国土地退化防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的重点地区。如果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提及的新疆阿尔泰山地森林生态功能区、新疆塔里木河荒漠生态功能区、新疆阿尔金草原荒漠生态功能区、青海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区和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治理区考虑为限制开发区，将西北地区的部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视为禁止开发区，可估算出西北地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约占其国土面积的1／3，涉及人口约占西北地区人口的1／6。在这些地区，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活动将受到限制和禁止，而且要引导其人口向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自愿平稳有序转移。西北地区现有的61个城市与水资源和宜居土地资源分布基本一致是人类长期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西北地区适宜进行开发的地区，可以视为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可以预计，在主要功能区规划的格局下，西北地区未来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程度会进一步提高。

二、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方针引导西北都市圈加快发展

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解释，城市群是以一个或若干特大城市为龙头，众多中小城市协调分布，城市间由农田、林地、水面等绿色空间相分隔，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相连接的一种城市空间形态。这种相对集中的布局，避免了分散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占用浪费现象，提高了土地利用的集约性，有利于保护土地和生态环境；通过现代化交通连接，既保持了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也通过不同等级城市间功能互补，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因而，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城市群城市带、都市圈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受历史、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城市的首位度较高，各省区的大城市基本为首府城市。目前，西安、乌鲁木齐和兰州向周边地区扩散的态势较为明显，乌鲁木齐、昌吉，西安、咸阳开始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兰州和白银的经济联系也相对较强。以城市群或都市圈为主体形态推动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将有利于各首府城市从区域的角度与周边地区统筹进行产业和基础设施布局，从而带动整个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三、新疆在国家战略中地位的提高将带动新疆城市在西北地区地位的提升

2007年下半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新疆作为中国能源资源战略基地，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中国西北战略屏障在全国发展和稳定大局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意见》的出台表明国家以更宽广的战略思维谋划新疆未来，也表明新疆的能源和地缘优势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这为新疆的加快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在此背景下，塔里木、准噶尔和吐哈三大盆地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基地的建设，基于油气资源优势的塑料制品、化纤制品、橡胶制品和精细化学品等石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将促进以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等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而新疆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出口商品基地和区域性国际商贸中心的建设，将有利于提高乌鲁木齐作为区域性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和会展旅游中心的地位，伊宁、喀什、博乐市以及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重要口岸城镇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可以预计，新疆城市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都会进一步提升。新疆共有22个城市，占西北地区城市总数的1／3多，新疆城市的发展对于提高西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新交通通道的形成改变西北城市分布由“一轴多点”向“双轴多点”格局转变

目前西北五省的主要交通通道为西陇海－－兰新线。从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及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来看，西北地区将有多项铁路修建或扩能项目，从而形成新的交通通道。其中对西部地区城镇发展有较为重要影响的包括中吉乌铁路、哈密至临河铁路、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青藏铁路延伸线、格尔木至敦煌铁路等。中吉乌铁路通过南疆中心城市喀什出境，将成为进出疆的又一条重要通道。哈临线跨越新疆、甘肃、内蒙古三省区，将成为连接新疆和华北的捷径，便利了西北作为重要能源生产地与我国重要能源消费地的联系。青新线西宁至库尔勒中格尔木至新疆南部库尔勒铁路的修建将使得青新线成为继兰新线后又一条连接甘肃、青海、新疆的东西通道。而格尔木至敦煌铁路和青藏铁路延伸线则形成了沟通西北与的南北通道。

交通设施对于区域经济布局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目前西陇海－－兰新线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产业、人口聚集区，也是西北地区城市的主要集聚带。例如，从华阴到伊宁在西陇海－－兰新经济带这条综合运输通道沿途150公里宽度的带状范围内从东到西串接了32个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城市占了陕甘新三省区城市数量的2／3以上。而青新线建成后将改变目前西北地区陇海－－兰新铁路“一线牵”的局面，形成东西向贯穿西北地区的又一轴线。从节点城市的发展看，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敦煌经格尔木进入的铁路突出了格尔木市作为联系南北、沟通东西的区域通枢纽的地位，无疑会进一步提升格尔木在西北地区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哈密市、库尔勒市、喀什市的交通要冲地位也会进一步显现，城市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新的轴线的形成和重要枢纽城市的发展，加之前面提及的新疆重点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将在西北地区形成双轴多点的城市空间分布格局。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篇11

关键词：有限理性组织个人经济人

被誉为“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的赫伯特·西蒙，是西方管理决策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决策理论既符合经济学家选择理论的合理方面，又适应于心理学家和实际决策者所注意的人类决策的性质和局限性。西蒙认为，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人”被设想为完全理性，“经济人”掌握完全的信息并具备全面的知识，包括能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待各备选方案并能考虑每个决策所导致的全部结果，能够做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然而，时间证明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指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决策结果，即使知道也是零碎和模糊的。按照理性的要求，各行为主体能在所有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但实际上，人们在决策时不可能考虑和比较所有方案来选出其中的最优，人们通常只能想到有限的几个方案。“经济人”的全局理性应替换为另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想在所存在的环境中与实际拥有的对信息的掌握和计算能力相容，即与人类的理性限度相容。

一、组织中个人的近理性行为

西蒙所提出的“理性行政模式”被视为组织中人类行为的模式。在群体中，单一个体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力争使复杂组织中的个人行为接近理性，这是西蒙区别于前人观点的最大标志。西蒙认为，只有个人开始依照符合组织利益的指导做出选择时，才能做到这一点。组织被视为一种决策体制，这个体制中蕴含三个过程，即“确定决策时机的指导或思维过程、找到和设计可能的行动路线的过程和判断并选择可能的替代方案的过程”

（一）组织对个人的作用。

西蒙在其著作《管理行为》中对组织的含义做出了明确规定：“组织以此，指的是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互相联系的复杂模式。它向每个成员提供其决策所需的大量信息、许多决策前提、目标和态度；它还向每个成员提供一些稳定的、可以理解的预见，使他们能够预料到其他成员将会做到哪些事，其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做出什么反应。社会学家将这一模式称作‘角色体系’，我们大多数人称之为‘组织’”。

西蒙指出，对个人在组织中的决策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和目标主要是组织目标。对于组织目标的认同，是使组织目标成为其制定组织决策时所依据的价值指南过程。当组织成员做决定是，必然首先从自身的工作出发考虑，然后才会回答为什么这样做，职位决定了人员多特定问题做出的反应。这显示了组织的权威性，由此组织中的某一成员的决策就可能影响其他成员的行为，从而使决策制定工作的专业化成为可能。

（二）个人对组织的影响。

西蒙认为，影响个人近理性行为的因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组织自身的存在就为个人的近理性行为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其次，制度让群体的每一个成员较为稳定地预见其他成员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这种稳定的预见行为是对社会群体行动后果进行理智思考的一个必要前提。

二、决策背后的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源于阿罗。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诺斯则指出两点导致其发生的因素，首先在于环境的复杂所导致的太多不确定因素，其次则是人自身能力的局限性。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批判完全理性假设，并提出有限理性。他结合心理学相关观点，分析当事人在进行选择时的真实心理过程，说明应该采取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并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兼具“经济”和“理性”的双重特征，他认为应该用令人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化的准则。

西蒙用管理人来代替以最高准则行为的经济人。这种管理人要求：第一，用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第二，不考虑可能的复杂情况，只考虑与问题有关的特定情况。一个组织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也就在这里，因为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弥补个人有限的理性从而能作出满意的决策。组织中最高层的决策指示引发了其他层次的决策，直至行政体系的最底层，决策在本质上等同于管理，简言之“管理即决策”。那么，在组织决策的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有限理性呢？

（一）西蒙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行为的整合机制，即持久机制和引导机制。

持久机制指注意力和行为一旦被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便趋向于在相当的时间内保持该方向的机制。以此为基础，西蒙后来提出了宏观决策时微观决策的积分的论断。西蒙认为，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具有目的性，引导机制主要是引导人的行为朝着一个方向行事，这属于心理学的个体整合问题。

西蒙在对理性模式提出批评以及否定完全理性假设的不真实性的同时，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对其决策状况的信息掌握不完备。决策者充分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有限。西蒙认为，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

（二）西蒙认为，最高层的决策指示引发了其他层次的决策，直至行政体制的最底层。

各级行政组织其实都是在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履行办事程序，进而进行决策。他认为行政过程由三部分组成：思考，扫视环境并做出决定的时机；设计，找出或确定行动的不同方案；选择，从不同的方案中选出成功机会的方案。西蒙总结出选择备选方案时的制约因素，即时间、知识和群体行为。他认为，个人和组织一旦开始执行某个行动方案，就倾向于继续进行；而一个人想要理智地行事，就必须具备有关每个策略所导致后果的完备知识，而且必须比较这些后果并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每个人做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其他人的决策。以上观点，都指引人们在作出决策时运用理性来分析，同时也是人们理性决策的表现。

（三）西蒙对决策的准则和标准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应当用令人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化的准则，这其中参考了有限理性的思想。

所谓满意原则，就是寻找能使决策者感到满意的决策方案的原则。也就是对于各种决策方案，决策者不是去探索能实现最优效果的决策方案，而是如果有了能满足实现目标要求的方案就确定下来，不再继续进行其他探索活动。西蒙认为，人们习惯上运用“最优”或“绝对的理性”作为决策的准则，不过由于决策者在认识能力上和时间、经费以及情报来源上的限制而不吭能达到。在不能坚持要求最理性的解答时，人们就只能满足于“足够好”或“令人满意”的决策。这也是人们没有求得“最优化”的才智和条件而不得不遵循的原则，而这种蚂蚁花的行动方式在实际决策中也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参考文献：

[1]西蒙.管理行为.第三版导言.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靳涛.诺贝尔殿堂里的管理学大师-赫尔伯特·西蒙.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

[4]赫伯特·西蒙.杨栎，徐立译.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出版社，1998

[5]谢识予.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5)

[6]张康之.20世纪行政学发展回顾.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6)

[7]李德强.西蒙决策中的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中国科技信息，2006，(1)

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范文1篇12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fakerydual”为你整理了这篇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两个覆盖”底数排查整改工作的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县委组织部、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接到《关于开展全县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两个覆盖”底数排查整改工作的通知》（略组通字〔2022〕5号）文件后，我镇党委高度重视，迅速安排开展“两个覆盖”排查工作，现将排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迅速安排部署

按照文件要求，镇党委重点从排查范围、排查方式、排查重点等几个方面做好安排部署。镇党委通过会议形式研究部署，一是明确以县市场监管局提供的在库非公经济组织作排查基数、底数。二是明确要通过向村干部了解情况，电话沟通联系，再实地“用脚摸排、逐户摸排”的形式切实做到排查情况的准确性、真实性。同时要加强与县市管局、县税务局的对接，真正做到核实核准情况。三是明确排查要以“五个清”为目标，通过排查真正做到经营运行情况清、职工队伍情况清、党员队伍情况清、建立党组织情况清、出资人或负责人情况清。

二、强化措施，摸排取得实效

按照镇党委安排部署，我镇对县市场监管局提供的在库非公经济组织委基数、底数，通过向村干部了解情况，电话与注册法人沟通，实地到企业查看的方式，对反馈全镇注册的49家企业，通过排查，做到了“五个清”。

通过排查，摸清了县市场监管局提供的非公经济组织基础信息，所属类别及符合“三有”标准的企业的具体情况。在全镇反馈49家非公经济组织中，有6家符合“三有”标准，有14家不符合“三有标准”，有17家僵尸企业，有12家空壳企业。其中，符合“三有”标准的6家非公经济组织中，有2家单独组建党组织（陕西诚信实业有限公司、略阳县上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有1家挂靠组建党组织（略阳县诚信加油站），有3家无党员，未成立党组织。10人以上的有3家（陕西诚信实业有限公司、略阳县上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略阳县黑凤乌鸡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其中黑凤乌鸡无党员未成立党组织），3-9人的有3家（略阳县易岭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秦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略阳县诚信加油站，其中诚信加油站有个1个党员，挂靠诚信公司）。不符合“三有”标准的14家费用经济组织中，大多为职工人数不足，或者没有固定的经验场所，其中以家庭性经营为主要模式。有17家僵尸企业和有12家空壳企业均是注册后未进行生产运营或者注册后生产运营一段时间后停产未运营的企业。

三、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通过本次“两个覆盖”排查，存以下问题：一是在本次排查过程中大多数企业因市场、经济原因暂停运营，或者季节性经营，时间较短，例如炒茶业、建筑业。二是大多数企业为家庭性经营模式，属家庭中一人注册，家庭成员共同经营，无聘任固定职工，无固定经营模式。三是排查发现，有部分企业虽然注册的我镇辖区，但是实际运营地址却未在我镇。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加强对非公企业的领导和指导，激发非公企业活力，全面提升非公党组织的党的工作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