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危机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肇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在2008年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9年进入到“后金融危机”的艰难调整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仅仅在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和金融监管体系缺失上探求其发生的根源、诉求其解决的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尝试从人学入手，探微其人性根源，从伦理着眼，透析其价值根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论析其深层根源，以期获得对其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人学探微：金融危机的人性根源

20世纪18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获得强势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只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将斯密这个具有内涵完整的概念体系的“理性经济人”割裂开来，使之片面化、极端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充斥着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远离人文的科学主义，不讲道德的技术主义。这也正是他们主张“回到斯密”，从源头上去完整认识和把握“理性人”的根本原因。的确，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离不开对人性的基本预设，但是，人类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以先验的人为起点的抽象人性预设，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当“回到马克思”，以马克思的“社会人”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才能不断破解现实生活的种种奥秘，才能逐渐获得对现实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单一化，使本来不具价值判断的自利性转变为带有显著价值色彩的自私性。在这场危机中，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创造包装的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金融衍生品，昭示的再也不是人的合情合理的自利性，而是失去了公共性制约的自私性的贪婪。“理性经济人”自利性的单一化对政治领域的侵蚀，“理性政治人”逾越正常的物质需求底线，而将经济利益作为自身政治行为的主要目的，从而转变为政治生活领域裸的“经济人”。金融危机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美国从金融寡头的根本经济利益出发，先后解除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这样，“管理众人的事”的政治沦为“理性经济人”竞逐利益的舞台，“理性政治人”也失去其公共性，而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理性经济人”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抽象掉“理性经济人”价值理性，单一化的“理性经济人”关心的只是以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的技术化方法去认识客观规律，由此造成了种种背离人性的异化现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痴迷于金融创新，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以工程设计为思路，赋值和设定各种参数和规则，搭建起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种金融衍生品体系是人的单一化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它的确带来了金融市场高效率，但同时也放大了理性所不及的风险，最终在翻云覆雨的金融市场上成为加剧风险的罪魁、引爆风险的导火索。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将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创新，而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确定性，其最终结局只能是片面性的畸形发展。

“理性经济人”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认知理性单一化，以认知理性取代实践理性。华尔街的金融界不甘心于普通的中介服务，而是从事风险经营，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借贷杠杆推动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这样，既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又可以将市场风险转嫁给证券市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金融精英，对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定、程序运行等方面体现的是其认知理性。信用是一种实践理性，是人们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的自觉体认、遵守和践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对信用这种实践理性的透支，才导致了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大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积极地救市措施，美联储在危机中通过向金融机构不断注资，最终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资产持有人。美国政府注资，必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导致私企风险转化为国家风险，市场信用危机转化为国家信用危机。就本质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鼓吹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都是由国家出面为国际垄断资本搭建资本的全球扩张和金融控制的平台。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讲，无论是“理性经济人”还是“理性政治人”都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是人的真实本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一般条件和成为现实的条件，并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还指出，伴随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金融危机具有了频繁性、国际性和严重性的特点。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只能是缘木求鱼，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伦理透析：金融危机的价值根源

自由与平等是新自由主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当代自由主义者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只能是消极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平等是一个与差别相对立的范畴，它表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等同性或者无差别性。平等有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之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起点平等，反对结果平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平等是对立的，人越是自由，它们就越自由地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平等企图都会促使平等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放在第一位，平等仅仅是自由的可喜的副产品。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己政治经济理论的基石。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势必造成政治权力对个人全部生活的控制，最终导致国家控制一切的极权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认为公有制不仅于提高效率无补，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浪费，更危险的还给极权统治提供温

床；宣扬有限政府，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所谓的“福利国家”不仅培养了社会慵懒之风，还会削弱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家的根本竞争力；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拆除各国的保护机制，实现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完全自由化，进而削弱国家，直至肢解国家，实现其浪漫主义的全球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华盛顿共识”，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在全球推广的实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频繁，贫困和失业交织，政治危机频繁，腐败寻租之风愈烈，暴力犯罪频繁，吸毒和恐怖活动猖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在劫难逃，其吹起的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自身也陷入金融危机的泥坑中难以自拔。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深陷危机中的美国垄断资本必将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危机。

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揭开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华美面纱，展露其隐藏在表面自由平等价值理念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本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面对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的困惑，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重构西方主流价值观。对自由而言，他们更强调的是个人想要成为自身主人的“积极自由”；对平等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差别权利和基本平等。鉴于普通民众追求并获得幸福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失业救济、就业培训、福利保障、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弦更张，从拉美的“圣地亚哥共识”到中国的“北京共识”，从俄罗斯对“自主性”国家的建构到东南亚国家渐次加强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监管等都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自由化、文化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是强者对弱者实力悬殊的生存竞争，是强者对弱者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核心就是让弱者拆除自我保护的屏障，来实现强者与弱者“完全平等”的市场竞争。

自由和平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理论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权利不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是历史地产生的社会权利，在阶级社会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于阶级社会中的自由，马克思揭示了其阶级实质，“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对于平等的阶级实质，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所谓经济的市场化，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自由；所谓政治的自由化，只是垄断资本的政治游戏；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只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

由金融危机诱发的世界经济强烈震荡，不仅会使国际经济秩序走向重组，而且会导致国际政治秩序的重组，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观念的重组。面对咄咄逼人的经济全球化，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保障经济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如何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理性反思

曾几何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福山“历史的终结”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意识形态不像善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将西方世界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全人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共同文化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种内容诱人包装华丽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对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的冲击，直指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消极防御的被动状态。

1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要求我们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调整与创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势的传播手段，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明显的话语权优势，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却在减弱，甚至有人主张淡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执政党如何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如何通过宣传教育实现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就成为我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不得不加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2从理论特质上讲，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辩证的、批判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其所蕴涵的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等生命活力也在一片嘈杂的语录声中烟消云散。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意识形态强大的历史惯性，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创新和发展起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烈的危机感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致使我们又走上了经济优先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有意无意地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不仅给西方新自由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以可乘之机，而且也会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活力，如何进一步发展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3从阶级性上讲，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其目的就是以阶级实践作为自己的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导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指出克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路径，有且只有以实践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神赋予意识形态以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才能使虚假的意识形态变身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内容上的吸引性和诱惑性，以其包装上的精致性和华美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普世化的、超民族的、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的超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由于长期以来心态的指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接受，而没有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来揭示其资本统治的真实本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如何在社会阶级关系调整境遇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发展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二)现实的创新发展

全球化并没有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实现其“世界公民社会”的美丽梦

想，而是以资本的统治为本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触发了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同时也提供给我们历史的契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提升自主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并积极谋求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伴随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鲜明的社会实践指向性，在社会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特别是要结合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创新发展；通过对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主流媒体的政治引导，取得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地位；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转变以知识求美德的思维路径，回归道德生活实践，在生活实践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通过各级各类党、团、群众组织整合社会，以心贴心、手挽手的形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渗透力。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范文

二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垒球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这场危机在范围、程度、损失方面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并且很快波及和影响到实体经济，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发达经济体，同时遏制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增长，延缓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机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步伐，全球经济被迫陷入停滞和衰退中，人民在危机中痛苦地挣扎着。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范文篇3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实质上，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交替轮回。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因此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需要借助侵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来向其它国家进行无限的扩张，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欲望。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面对经济低迷及严重失业的情况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重新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直至危机爆发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出现V型、U型、L型的发展趋势现在仍需观察。但金融化的进程不会因为危机而停滞，金融的发展仍需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新的发展阶段的来临必将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及大财团的利益，因此它不会在金融化进程中失去其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