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学范文篇1

关键词：军民融合；新兴产业；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67-03

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指以科技成分高、军民关联性强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为核心，以技术创新、投资布局、资源共享、人才流动等系统为主体，以完善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为保障的全新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军民融合是需求融合、技术融合而产生的产业融合，体现了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的动态过程，推进了国民经济与国防经济、国家开支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一、军民融合、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被称为“黄油”和“大炮”。用于经济增长的稀缺资源转移到军事项目，会产生的负面拖累效应；相反，先进的军事科技研发与应用对经济部门的辐射，会产生正面溢出效应。2012年下半年，国务院下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列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军民通用的特点，它既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先导产业，也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关键的工业基础。因此，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推进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产生以下互动。

1.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升知识、技术转移和规模化生产能力，积极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国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是因为它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具有产业知识技术密集、资源能耗低、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辐射能力强等特点，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而战略性新兴具有明显的军民通用的特点，也决定了它既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先导产业，又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关键的工业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打破传统军民分割现状，加速传统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调整、优化、升级，培养整个国家军民一体的工业创新体系，必将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实现科技强军与创新型国家有机统一。从战斗力生成模式演变的历史规律看，往往先是科技创新引发武器装备革命，然后才有作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武器装备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必将解开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然而，装备科技的含量越高，所需的科研经费越高，研制周期越长，因此，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必将解决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难题。其一，降低军事武器装备研发风险与成本。国防采办部门购买民用产品和服务直接或间接改造使用于军事部门，有利于降低研发成本，缩短开发时间，减少工装和设备费用，并减少政府的监督费用。其次，降低武器装备的全寿命周期费用。军民融合可以扩大利用民品市场上现成的备用零部件，并增强潜在维修部门之间的竞争，从而减少军事武器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费用。再次，缩短国防采办周期，减少采办费用。购买民用产品和服务，将会缩短采办周期，加快和平时期采办速度，并可以使战时的国防装备动员更加容易开展。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用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军民融合式自主创新的战略潜力日益显现。拓宽以“融合”促“转变”的途径，应树立融合共享的新理念，以民用科技的新优势提升战斗力生成的技术基础，以融合促进的新手段破解制约转变的深层次障碍，以融合领域的新拓展促进新型战斗力建设。一方面，要重视对于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围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集中力量重点攻克急需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应完善面对社会的军品科研生产准入与退出制度，为非公有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创造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真正用最优质的资源和军民共用的经济技术研制升级武器装备，在重要装备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例如，我国正着力构建以应用卫星为主要平台的天基信息系统，促进了军用和民用领域的通信、导航、全球定位等相关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因此，把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重要途径，符合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和军事活动规律，也有利于实现科技强军与创新型国家有机统一。

3.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国防经济整体效益、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大问题，甚至有前苏联解决不好而导致国家解体的例子。我国的国防建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进行。受国家经济实力所限，军费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我们不能同发达国家比国防投入，出路就是必须走出一条经费投入比较少而效益比较高，充分发挥国防经济整体效益的新路子。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核心和本质上更加中性和普适，高新技术在军用和民用上出现了趋同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在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军用需求和民用需求难分伯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种自身技术特点，为军民两个领域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一方面，从投入角度来看，技术的军民通用性能够吸引军地双方优质的科技资源投入其中，减少发展过程中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的军民通用性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减少其发展需求不确定的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是“面向两类需求、依托两种资源、服务两个市场”的现实需要，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面向民用和军用两类需求，依托民用资源和国防资源，服务民用和军用两个市场。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最大程度上解决黄油大炮的矛盾，减少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挤出效应”，提高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溢出”效果，有利于提高国防经济整体效益，加快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稳定机制。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视角下军民融合理论基础

（一）军民技术两用性

美国学者埃姆斯和罗森伯格1997年指出，传统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间最早的融合表现为技术的融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亦是如此。技术创新在军民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军民技术融合，形成军民两用技术，技术融合导致军民产业之间技术性进入壁垒逐渐消失，使军民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并使产业间的技术边界趋于模糊，最终导致军民产业融合产生。技术创新与进步改变了原有军民产品或服务的技术路线，因而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成本，从而为军民融合提供了动力。技术融合是指各产业通过引进、学习新技术，对本产业的技术进行改造，并促使其与自己原有的技术相融合，创造出新工艺和开发出新产品。如数字技术与卫星定位技术相融合，开发出精确制导技术等。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航天技术及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开展的技术融合越来越多。随着民技术的开发和地方民用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的发展及其产业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国己经建立起了比较强大的、与世界接轨的军民两用技术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开辟了一批军民产业融合发展应用的重点领域。包括现代航空技术领域、商用火箭与卫星应用领域、核能和平应用领域、新型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现代运载及特种车辆技术领域、电子与信息领域、环境与减灾技术领域、光机电一体化领域、新型能源与节能技术领域、特种化工与民爆技术领域、医药与生物工程领域、材料与制造技术领域等。目前，这些领域的发展对促进我国战略性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积累了一大批具有发展潜力和产业化前景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从近十年来的统计数据看，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与民用部门开发的民和民转军的科技成果各自有上万项，主要包括：全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制造集成系统、先进的数控机床及开放式数控系统、无人驾驶飞行器、高性能船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虚拟现实装置、毫米波通讯装备、无线接入技术及数据通信用网络系统设备、数字移动通信装备产品、空中管制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新材料技术、膜技术、同位素与辐射技术、精细化工产品以及环保设备及产品等。军用、民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并占据了技术发展的制高点，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军工领域向民用领域大量转移军民两用技术，如伪装技术、高精度制导技术、军用材料技术等，这些技术也逐渐扩散运用到民用领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很多省市（如陕西、四川、贵州和重庆）都是依靠军工科技为基础来发展经济，而且其军工系统产值在全省或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发展了一批以军工技术为背景的高科技园区。自2009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积极开展部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的培育和认定，推动军民结合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截至2012年，已在陕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内蒙古、北京、上海、甘肃等地，分4批认定和挂牌了24个部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的基地布局更为合理，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军工产业体系。在航天、航空、核、兵器等行业都建立和拥有了自己的产业领域和主体技术群，在武器装备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技术特色和优势。以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其成立于1991年，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着力整合优势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集聚产业人才，在军民结合产业发展上抢占先机，初步形成了产业链条和特色鲜明的军民结合产业集群。2012年3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军民结合）。2011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751.1亿元，实现规模上工业增加值192亿元。

（二）技术标准的通用性

我国目前的军用标准，虽然是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在不断地改进，有的基础性设施已经跟地方技术标准统一，但总体上还跟不上地方经济发展的步伐，没有和地方技术标准有机统一起来。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一些产品，并没有国内或国际通用的标准和规范，也制约着军工产品的国际接轨和出口，这种标准和规范的阻隔，不仅直接影响着高新技术在武器装备建设上的应用，而且也成了排斥民用高新技术资源进入军品市场的“门槛”，从而造成军民两种高新技术优势资源不能及时、有效、有序地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现代化服务，直接阻碍了军民产业技术、生产上的融合。军民通用的技术标准，有利于顺畅军民融合的发展路径。

自2006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化的规章制度以来，如《国防科技工业民技术发开》、《关于加强国防科技资源共享的指导意见》等为国防工业兼顾民生、民用企业服务国防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近年来，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高新技术军民技术标准的通用性建设成效明显。为了拓宽军民技术信息沟通渠道，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转移，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大量通用性强、具有市场潜力的军用技术中，筛选出一批适用成果，编制并了2009年、2011年和2012年、2013年四期《目录》，使更多的民用企业了解军用技术，促进技术转移和项目对接。前两期《目录》在推广后取得了良好的转化效果，其成果转化率达31%，已转化应用的51个项目合同金额总值高达8亿元。在2012度《目录》，结合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考虑到军用技术相对于民用技术的比较优势，《目录》主要征集新材料、先进制造工艺及装备、微电子与电子信息、节能减排、新能源与高效动力等5个领域中适于向民用转化的军用技术成果。最终共征集军工企事业单位、部属研究所和高校，以及教育部、中科院、中物院和军队科研系统共计184家单位的753项成果。从总的情况看，这些成果的技术水平和成熟度较高，军民通用性较强。在征集到的成果中，根据技术水平、成熟度、市场需求、转化效益等要素评价指标体系，委托从事军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专业机构对700多项成果进行初审，并进一步按领域组织行业专家进行定量与定性结合的二次评审，最终确定98家单位的185项技术成果入选2012度《目录》。

（三）资产的通用性

首先，所谓资产专用性，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前提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确定投资到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形态上，若再转为它用就会贬值。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主要看该资产是不是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只有用途不变的资产才具有专用性质。在军民融合的概念中，应该存在：资产通用性，是指至少不牺牲现有生产价值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与其他资产替换使用或者结合使用的程度。替换使用指一项资产可以直接去完成另一项资产的生产任务，而不会带来额外的价值损失；结合使用则指该资产通过与另外的资产有机重组，产生新的资产，新资产创造的价值，至少不低于原来资产的价值。无论哪种情况，转为它用不能使资产减值，否则，即便资产能够转为其他用途，也不等于该资产具有通用性。对于一个产业，如果该产业的资产体系能够与其他产业的资产体系替换使用或结合使用，则称该产业的资产体系具有资产通用性，替换使用或结合使用的程度越高，则通用性越强。对于资产的军民通用性有以下三点需要特别强调。

1.与新制度经济学所描述的资产专用性一样，资产的军民通用性不是指资产的具体数量或规模，而是从资产的内容、结构和特性等方面来说的。

2.资产的军民通用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项资产具有通用性是相对于另一项资产而言的，并不是对其他所有资产都有通用性。

新兴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经济学；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2.040

1我国产业经济学人才培养现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具有高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和高创新性的新兴产业，对新兴技术类和产业经济类人才具有强烈的需求。当前正是我国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关键时期，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经济人才培养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同时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经济学学科相关教学资源也亟待升级改造。

在当前战略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下，产业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应用能力，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然而在目前的教学体制和资源约束下，我国在产业经济类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观念、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模式的方法呆板；过于强调理论，脱离实际，缺乏社会实践，难以适应新兴产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的需要。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虽然近几年培养产业经济类人才在数量上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经济类创新性人才目前仍然是非常紧缺。另一方面，虽然产业经济学课程也已经围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然而紧密结合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及新兴产业教学资源研究仍显不足，基本停留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理论改革上，并未真正提出适应现代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经济学教学理念，关于新兴产业经济类人才培养方式和有效途径研究尚不多见，面向新兴产业发展和需求的产业经济学教学资源也亟待整合、更新和升级改造。

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的培养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1.1人才培养观念的保守

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学科教学的重点在于理论知识的教授。老师致力于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知识，忽视对学生思维逻辑的训练；课堂之外，师生进行学习交流的机会不多，课程考核仍然以考试分数为主，学生为应对考试就会对理论知识死记硬背。这种情况下，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必然不深刻，逻辑思维体系就不易建立。而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强调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在填鸭式的人才培养观念下，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虽然有所掌握，但应用知识于实践的能力不强。

1.2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的单一

和国外人才培养目标相比，我国产业人才培养目标就显得比较单一。我国人才培养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而国外注重学生思维逻辑的训练。当今社会发展需求的是既有深厚知识基础，又有创新思辨的人才。因此，学校就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学校转变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人才培养侧重于校内单方面培养，而与产业企业合作的比较少。学生参加讲座、例会的机会虽然多，但是参与校企合作开发的项目的机会不多。这种单一校内培养方式不利于产业经济类学生将理论与实际很好的结合，使得学生学术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中国的学术论文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真正被认可的成果却是少数，这也与我们单一人才培养模式有关。

1.3教学内容的滞后

教学所用的教材内容滞后。编写一本教材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比较快、情况又比较复杂，所以产业经济学的教材一般要滞后于当前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实际。一些产业政策条例和产业案例得不到及时更新，学生掌握的信息过时，这会影响学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的把握和对其发展前景的思索。

2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经济学人才培养的需求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人才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既需要掌握高精尖技术的技术人才，还需要熟悉产业战略布局的产业经济人才。产业经济人才是以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掌握专业的产业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高层次的产业经济人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增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产业经济人才参与。虽然近几年培养的产业经济类人才在数量上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经济类创新性人才目前仍然非常緊缺。因此，要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效发展，就要求对高层次产业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

2.1培养更多的产业经济高层次人才

目前高层次人才特别是经济学方面的人才是不足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了2005年至2014年之间我国较高层次的人才数量。从趋势上可以看出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的人数整体上逐年增加，海归人数也在增加。经济学研究生人数也从2005年的1.87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2.8万人。但是这些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才在总量上占比全国总的受教育人数还是较少。

2.2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产业经济人才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不可分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会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要求主导产业的更换升级，这就要求产业经济人才要有国际视野。通过阅读国外最新产业经济文献，了解现下最先进的产业经济理论，选择符合我国实际的主导产业，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往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2.3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产业经济人才

如果说本科教学就是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那研究生教学就要求学生开始学会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学术界对其研究还不够完备。这些都需要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来完善学术研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方案。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产业经济人才，除了要求阅读大量的文献和著作来开拓思维，还要求深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部门，进行实地考察。当然这些都要求教育设施的改善、教学资源的整合和正确的教学引导。培养创新型人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更强大的带动作用。

3适应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培养需求的教学改革创新

产业经济学人才掌握专业的产业经济理论知识，可以运用所学很好的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布局规划，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间虽较短，但发展环境复杂，面临的问题较多，急需产业经济类人才改变其发展现状。这也使得它的发展必然会对高校产业经济教学提出新的要求。

3.1提高师资水平与教材内容更新

一方面，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吸纳知识的效果。高校产经教师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还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改变呆板的授课方式，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材是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好的教材有清晰明了的概念，丰富的内容，逻辑合理的结构，简便易懂。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存在一些新的问题。产业经济学教材要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这些实际情况，添加最新产业案例，附上最新产业政策条例，从而引导学生以新的视角思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3.2注重实验教学

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和市场运作紧密联系。这就要求学校不仅要做好产业经济的理论教学，还要加强其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和具体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实验教学就是将产业经济学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建设产业系统平台，使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对相关知识进行计量操作。虽然一些产业经济问题的实验结果，不能代表现实产业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但是实验教学可以使学生很好的了解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积累自身分析和预测产业发展趋势的经验。实验的过程也可以让学生熟练相关计量软件的运用，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这比纯粹的理论教学更有成效，也算是对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和巩固。学生也更能展现出积极性和创造性。

3.3注重实践教学

社会实践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兴趣。学校为了鼓励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可以与当地企业进行沟通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拓宽学生校外实践渠道。并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的师资力量对一些学生进行指导，辅助学生更好的完成实践项目。另外，学校可还以请企业优秀工作人员来校讲座会谈，与学生互动交流。

4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需求的体制机制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越发强烈，这不仅要求对人才培养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创新，还要求对现有人才培养体制进行改进和创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经济人才的培养要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创新型产业经济人才需要社会各界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产学研结合的校企合作模式；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自由的学术氛围，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有利于活跃学生的思维。

4.1以市场为导向

学校培养的人才最终会走向社会，服务于企业。现在很多高校毕业生掌握的知识理论和学习技能是和社会脱节的，并不符合市场需求。学校对产业经济学学生的要求更多的是学好课本知识，查看产业理论文献。但是只偏重理论教学，就会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实用性不强。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经济学教学的新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就要改变高校在产业经济学课程设计上有理论性而无实践性的状况。这就要求高校在培养产业经济学人才时，把握市场动向，在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积累的同时，将学生推向企业学习，锻炼其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4.2形成校企合作模式

高校与企业双向合作，整合高校资源。一方面，学校可以为产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机会，鼓励他们去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实习，切身体会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的发展状态。尽可能给学生机会，参与相关产业的合作项目，策划相关部分的方案。在企人员可以对学生的策划方案给予指导和点评；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请一些优秀产业经济学校友来校指导学生有效学习产业经济学。还可以请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层次技术人员和专家来校授课，让师生更全面的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4.3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力度

高层次人才培养具有高消耗性。国家对高校高级人才的培养进行投资资助时，要做好整体性培养资助规划。要结合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基地和重点学科建设的实践对高校高层次人才进行培养，形成一套完整的资助体系。可以通过科研启动经费、研究生津贴等方式资助优秀青年后备人才。将中青年教师作为重点培养资助对象，纳入高校高层次人才储备队伍进行培养。并和国外高校保持学术探讨，让优秀人才出国培训，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产业经济学的学术成果。

4.4科研环境的改善

环境可以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学术氛围是软环境，学术讨论的自由与否影响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教师在给出自己的观点后，要允许学生自由讨论，并允许他们提出质疑。学生和老师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时，学生才会畅所欲言，从而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学术讨论的过程，是师生相互学习的过程。而像好的师资队伍、先进的实验平台这些就是硬环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需要进行实验研究，而实验的成功需要优秀的教师进行指导，因此师资力量的提升也有利于优秀学生的培养。学校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专业平台的建设，对打破僵化的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自身的学术素养有重要的意义。

5结束语

新兴经济学范文1篇3

2009年12月27日，总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下半年，我们开始考虑从对产业的科技支撑，着手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带，特别是新兴的战略型产业。”“我知道世界各国都在考虑占领科技的制高点，也就是占领新型产业的制高点，这些才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2010年2月20日，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由其牵头，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20个部门或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协调小组已经成立，并正式启动了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的研究工作。小组一成立就兵分两路展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调研并加紧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

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也在那个时候同时展开。

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了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关键词之一，围绕新兴产业的各种提案、议案受到关注，媒体对各位领导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产业规划及时解读，各相关产业的专家对围绕新兴产业的各种问题答疑解惑……人们对这个中国十大产业振兴政策后的又一剂“强心针”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不仅是两会期间，社会各界从此展开了对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热烈探讨。行业、企业力争早日参与其中，都以能被其包含或向其发展与之产生关联为目标。相关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2010年6月7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当前要重点推动的8项科技工作，包括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等等，与即将出台的新兴产业方向高度契合……

随着中央层面的规划逐渐清晰，各地政府纷纷加入到相关调研和规划的制订工作之中。一个个省级的新兴产业规划相继出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超过20个省份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或正在制定本省的新兴产业发展意见，内容涵盖各个新兴产业。一个继中央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涉及多个行业、产业，覆盖全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拼图正在逐渐成形……

2010年9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会议指出，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中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推动相结合，科技创新与实现产业化相结合，深化体制改革，以企业为主体，推进产学研结合，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9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决定》明确了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七个重点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今后将强化各产业的科技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国家还将积极培育市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深化国际合作；加大财税金融等各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判断未来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突破重点领域，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发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引领支撑作用，实施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推动高技术产业做强做大。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促进双向投资，加强新兴产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合作。积极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加强两岸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在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中的先行先试作用。

201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0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扎实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新兴经济学范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法产权制度理论契约理论

一、概述

本文中的“良法”是指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法律法规，而且该法律法规的适用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良与非良的判断标准并不是法本身，也不包括其他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而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标准。本文中的“兴”有使兴旺发达之意。本文中的“市”特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法何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下文笔者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论证。

二、“良法兴市”的机理

（一）产权制度理论及其在“良法兴市”中的体现

1.产权制度理论

产权是指个人和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它们使所有者能够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在这些资产中所产生的受益，当然包括负收益。产权的保障会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占有财产，运用效益。这种效益也是人们所看重的。这就会推动财产所有者去发现他人的需要，并积极按这种需要来运用其财产。侵犯产权会招致惩罚。

产权制度，是指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且能对产权关系实现有效的组合、调节和保护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代产权制度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以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或经济收益为目标的经济，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的全部活动都是以产权为基础并围绕产权来展开的。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本质上表现为对产权的追求。追求产权，以其产权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从而拥有更多的产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性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造成了通过各种形态财产表现的产权内容的日益丰富和量的迅速扩张，而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形成了进一步追求的依据。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和它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2.产权制度理论在“良法兴市”中的体现

历史实践证明，法律是将产权固定下来的最好的途径，而且将有关产权的法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下面笔者将通过对一些法律的回顾来进行论证：

1993年《宪法修正案六》首次写入了“家庭联产承包的责任制”。从宪法高度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有了余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提出平等地保护各种所有权。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决定了我国的经济社会中间，存在着各种权利主体，就所有权而言，就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中国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和外国公民的财产所有权。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激发了各市场主体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这也是今年来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根本原因。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有一些因为产权不明导致的历史冤案。如80年代初温州的“王”事件（投机倒把罪），这一事件对于刚刚萌芽的市场经济无疑是沉重的一击。

历史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告诉世人“良法兴市”

（二）契约自由理论及其在“良法兴市”中的体现

1.契约自由理论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核心部分。契约自由的核心是私人自，私人自就是不受其他公民和政府机构具体干预而运用财产的自由。私人自的保护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2.契约自由理论及其在“良法兴市”中的体现

下面笔者将通过刑法中的“非法集资罪”的适用问题从反面来论证“良法兴市”。

非法集资罪，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罪名，而是一类和集资有关的犯罪的总称。主额要包括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近年来涌现出来许多“非法集资罪”的案件。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中小企业大量涌现，而且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断地壮大。然而，由于我国的金融改革滞后，不能够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需求，于是民间集资事件大量出现。市场是一个集风险与利润并存的地方，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许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民间借贷矛盾随之集中爆发。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不恰当地适用了非法集资罪。这一做法虽然可以平民愤，但是在有些案件中，把原本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这些案件的处理严重违背了契约自由原则，是公权力对私人产权的不合理干预。这一现象会破坏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基本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然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良法，并依赖于良法的正确适用，否则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甚至阻碍其发展。因此，笔者呼吁良法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著.史漫飞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8.

新兴经济学范文篇5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新兴经济学范文篇6

成思危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本刊记者姬忠实北京报道:由国家科技部主管、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主办、北京经中卓未经济咨询中心承办的“2010年中经求是论坛”日前在北京隆重召开,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中央党校中央及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农业部、工信部、环保部、商务部等部委的30多位官员与著名学者专家出席论坛,与来自全国300多名地方政府、企业代表共聚一堂热议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走势。

本届论坛以“创新与转型―后危机时代的绿色经济发展”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绿色经济复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城镇化、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区域经济与企业发展战略等热点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发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经济转型》的主旨发言。他指出,在当下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亟需复苏的背景下,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促进经济转型、实现绿色发展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则就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发展的转变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明显好转,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各国经济复苏形势较为明显。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经济增速高达11.9%,2007年以来最快的增长幅度,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格局,但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压力,中央提出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面临艰巨考验。与会专家指出,虽然国内经济形势回暖,但未来中国经济形势仍然面临考验,必须加强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低碳经济、新能源战略、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创新与科学发展也成为本届论坛的热点议题。

新兴经济学范文篇7

他先后撰写书稿20余部达500余万字,出版专著2部,多次登上大学讲坛,新华社曾通电全国,称他为“走进理论殿堂的农民经济学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郭兴邦｡

郭兴邦,64岁,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

他潜心钻研经济学40余年,出版过2本专著,登过大学讲坛,他被新华社誉为“农民经济学家”;

他40余年艰辛探索,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经济学,今天依然家徒四壁,但他从未放弃梦想,有人称他为“乞丐学者”｡

近日,他怀揣着对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一腔热血,来到了郑州,为组建首个农民自办的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而多方奔走……

“大锅饭”时期的惶惑

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出租房,一张床､一张桌,是郭兴邦在郑州新的“办公室”,每天除了坚持写作外,郭兴邦都要为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四处奔走｡他告诉记者,“我想成立研究所,通过在家乡的实践证明我的经济理论的可行性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郭兴邦,家住焦作市孟州市城关镇寺村｡简朴的衣着､浑浊的方言,未脱的“土气”,一切都在昭示着他40余年来在经济学研究上艰难的求索之路｡

1958年,正是大刮共产风的“”时期,14岁的郭兴邦考入初中,国内高涨的共产主义情怀感染了这位少年,他和同学一起积极投身“”的洪流中,他写诗歌､编相声,歌颂三面红旗｡然而,一年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生活的困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生活艰难,郭兴邦也被迫辍学｡

坎坷､曲折､艰难的生活促使他踏上了一条让他付出毕生精力去投身的事业――研究经济学,探索我国经济发展之路｡

为了买到一本《资本论》,他去小煤窑推煤车挣钱,一车600~1000斤,推五六里地的路程,为了挣到买稿纸的钱,他在三伏天带病去拉电线杆,只为了得到3元钱的补贴费｡那一年,他还买到了《马克思选集》……

金子开始闪光

1976年,洛阳孟津县张庄大队的支书徐建中知道了郭兴邦的事迹后,非常感动,特地把郭兴邦的户口迁到了张庄大队,并在同年9月,聘郭兴邦为张庄学校的民办中学教师｡

他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除了可以订阅杂志､报纸外,他还经常利用周末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找大学教授讨教经济学知识,往往是周五夜里坐火车去郑州或者开封,白天向教授请教,周日夜间再坐火车赶回洛阳｡有一次,天下了雪,从洛阳到孟津天色已晚,没有汽车｡为了不误第二天上课,他顶着夜色踏雪20多公里赶了回去｡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有了第一个研究成果｡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对工资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写出第一份手稿――《工资问题讨论初稿》｡这篇稿件虽然只有几千字,但他激动得彻夜不眠｡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对郭兴邦读马列､研究经济学的事不理解｡对于种种风言风语,他都置之不理,只是努力学习､努力教学｡有时为了管好学生,自习课时他坐在学生中间写论文｡第一年期末考试时,第一､二､三名都出在了他任教的二班｡

为了省钱,他不敢用煤,经常拾柴做饭｡他的衣着很简单,家里的用具很少,他常常坐在门槛上､小凳子上或斜倚在床上,拿个文件夹放在腿上写作｡他已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新说》一书,稿子就是这样完成的｡

1982年7月,郭兴邦为了专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辞去了民办教师工作｡1983年7月,郭兴邦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五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与会专家知晓他的经历后,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会简报采用了他的论文,题目是《大包干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

2002年6月,郭兴邦怀着著书立学的梦想来到北京｡为了和更多的经济学家交流,他和其他3个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学生公寓里,每月依靠朋友支持的三四百元维持生活｡一呆就是六年｡

2008年,郭兴邦在北京寻梦六年后归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的老家新安县寺村有一个因工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叫郭安民,在郭兴邦最困难的时候这位残疾人曾拿钱对他进行过帮助｡郭安民说:“不管郭兴邦今后的前途是好是坏,他的精神足以令我佩服和感动,能够帮助这样的人是我的幸运!”

郭兴邦出书之后,新闻界多有报导｡一些新闻记者不但报道他,还尽可能给予他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洛阳电视台､《河南日报》､中央电视台7频道的记者都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郭兴邦每每在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说:“正是无数人一把一把土的铺垫,才给我垫起了一条通往科学顶峰的道路……”

登上大学讲坛

1992年和1993年,郭兴邦先后出版了我国唯一的一部从经济形态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新说》两本经济学专著｡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两本书发行量都不是很大,但依然得到了学界人士的一致好评｡郑州大学教授宋光华这样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新说》:“几乎每一章,每一节,每一种理论观点都与众不同,因为作者是试图在纠正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的基础上,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目标｡”

西北大学教授何炼成则写到这本专著:“特点是一个新字:内容新,观点新,论证新,范畴新,方法新……”

随后,新华社以《走进理论研究殿堂的农民经济学家――郭兴邦》为题,报道了郭兴邦和他的著作｡

2001年10月,郭兴邦开始登上讲坛,为洛阳市图书馆做学术报告《公有制向何处去》,为焦作市委党校全校教师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

2002年6月,郭兴邦到了北京,《中国改革》杂志几个编辑知道他后,特地请他为他们讲理论｡如意人生文化交流中心知道他后,特地安排他做《公有制向何处去》的讲演｡农业大学何慧丽老师知道他后,非常重视这位农民理论家,特地举荐他为农大学生做报告,他的报告赢来热烈的掌声｡北京大学红旗在线编辑在网上发表了他的论文｡

2008年5月底,郭兴邦回到了河南郑州｡6月14日,他参加了河南省经济发展高峰论坛第十八次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与会人员的关注｡他为把自己的理论研究转变成社会实践成果,切切实实得为三农服务,决定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农民发展研读交流学校”,举办“县域农村经济发展论坛”｡

新兴经济学范文篇8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

1.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生产。它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引起了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并在信息革命、资讯革命中达到顶峰），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1870年前后产生的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以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的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呼声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杰里米·里夫金最新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指出，今天全世界23%的人得不到供电，25%的人只能得到部分供电。这说明目前的能源分配模式不能满足需要。新的工业革命中，每座大楼都将变成能源生产的来源，因此需要一个通信网络来分配这些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中国需要全面分析金融危机后工业化的历史趋势，把握好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前两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对中国而言则是巨大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以后开始发动对中国的种种侵略，这也使得中国人民开始明白要想不落后挨打就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我国成为世界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GDP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我国现在自主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以及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孕育着新一轮产业革命，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创新是一个产业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后危机时代，谁拥有了核心技术，谁就能站上下一轮发展的全球制高点。

2.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体现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目前尚处于成长初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和方向，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经济技术效益和产业带动效用，并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新兴产业。2009年11月3日，总理在向首都科技界的讲话《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完整表述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构想，并将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地质勘测七大产业纳入了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畴。2010年9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会议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主要任务和扶持政策。会中提到深化国际合作。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高国际投融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产品、技术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011年9月8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环保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检总局和知识产权局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其指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向未来，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际化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局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和一批创新活力旺盛的中小企业；建成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新兴产业兴国的重视。

3.我国有望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历史经验表明，那些在经济危机后善于抓住产业技术革新机会的国家，往往是在大变革大发展中率先复苏并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制高点的国家。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中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扣住了杰里米·里夫金最新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里边的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中的新经济，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有望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宋斌斌.放眼高层次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进程提速[N].中国工业报，2012-01-05（1）

[2]南楠.后金融危机时代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有效模式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2（6）：169-172.

新兴经济学范文篇9

新兴产业,是指伴随信息、生物、医疗、新能源、环保、海洋和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新兴的产业部门,具有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市场空间大等特点,它们代表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发展新兴产业是扩内需稳外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理性选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提高竞争力的重大举措。纵观500年来世界大国崛起的历程,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是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民族统一等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充分具备后才开始稳定、快速发展的。而具体到产业方面,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是从先进的技术和发明开始,发展出世界领先的、规模庞大、带动效应明显的龙头产业,进而实现国家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甚至是主导(表1)。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经济复苏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积极选择培育新兴产业成为各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二、国外新兴产业发展举措

(一)政府主导新兴产业发展

美国政府通过“科技新政”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17日在美国西部城市丹佛签署了《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ARRA),美国政府将在未来十年内投入7870亿美元刺激经济,其中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均为投资的重点,航天、海洋与大气等领域也受到特别关注;如韩国政府推行的“绿色新政”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在2010年中期以前,通过政府研究与开发资金,向26个商业项目共投资1550亿韩元,以支持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欧盟在一揽子能源计划中提出了“3个20%”的战略目标,制定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等,以支撑欧盟发展世界一流的洁净、高效的低碳技术。通过碳排放权、交易规则、竞争机制、实施机制、监督机制等进行保障,制定了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加大了低碳项目的投资;日本政府提出“环境能源技术创新计划”、“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新经济成长战略”、“为扩大利用太阳能发电的行动计划”、“海洋基本计划”,制定了《能源合理利用法》、《石油替代能源促进法》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巴西政府通过Proinfa立法(对可替代资源发电项目的鼓励计划),制定了管理风电场发展的政策,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国外政府对新兴产业的发展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各项政策措施之间互相配合和协调,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撑体系。如美国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新兴产业投入巨资,除了政府财政直接投资,还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撬动社会资本,鼓励民间的科技计划;欧盟和日本在发展低碳产业的同时,不仅重视科研计划的制定,还注重机制、法律等的保障作用;巴西政府在把生物能源开发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后,综合运用金融、法律、经济、科技等多种手段,在每个环节上扎实推进,形成了国家发展战略――科技研发――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从而实现了预期目标。

(二)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发展

技术创新和应用是新兴产业的驱动力。新兴产业作为技术产业,其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引领作用。一般来讲,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然后才出现产业革命。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不少国家将科技创新作为“救市”的主要措施,不仅没有减少研发的投入,反而有所增加。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节能环保、智慧地球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美国国会批准了奥巴马政府2010年财政预算,使2009年和2010年联邦科技投入比2008年财政实际增长了8.91%,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科技投入,同时在创新技术的研究方面加大投入,这一方面体现在美国在与创新技术研究密切相关的科研、教育、医疗信息技术等领域分别投入1200亿美元(含基建)、1059亿美元和190亿美元;另一方面体现在在可再生能源、医疗、环保等21世纪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新兴产业投入巨资,以保证美国在这些新兴产业领域尽快建立全球技术优势。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2009年财政预算加大了对科技创新、就业和区域发展的支持力度;2009年,日本的科技投入基本保持了稳定,核心经费和重点领域的投入有所增加;韩国2010年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研发的经费13.7兆韩元,同比增加11%。

(三)立足本国实际,确定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

新兴产业毕竟不同于传统产业,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等特征,需要遵循特定的发展规律。科学选择其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非常重要,选对了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就可能贻误良机。从国际上来看,虽然各国都重视发展新兴产业,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表2)。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希望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下一轮经济增长。

国外新兴产业发展的现实表明:技术创新和应用是新兴产业的驱动力。电子信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相应领域的重大科技突破的基础之上。有效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基础设施对新兴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新兴产业一般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萌芽期,它在基础科学和应用成熟度之间有较大差异,市场上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技术,产品创新速度快,技术风险高,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建设完善产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是这些战略新兴产业最终能否发展壮大的必备条件。政府强有力的扶持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新兴产业在其发展初期,大多为缺少竞争优势的弱势产业,对这些产业进行必要的培育和扶持,是促使它们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一)充分认识我国发展新兴产业的紧迫性

我国资源短缺,环境约束加剧。中国人均淡水仅为世界的1/4,人均耕地不到世界的1/2,人均煤炭探明可采储量为世界人均的62%,人均石油探明可采储量为世界人均的7%。资源消耗多,利用效率低。每吨能耗实现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环境污染严重,空气、河流、湖泊、农田、海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地区污水横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沙尘暴肆虐,物种减少,怪病流行,气候变暖,生态失衡。发展新兴产业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我国已痛失了历史上几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新一轮经济恢复,产业创新发展的浪潮中,中国决不能再次缺席。

(二)科学定位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

考虑国外新兴产业发展态势。立足我国产业技术的基础和新兴产业的特征,遵循新兴产业成长规律,准确定位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科学选择新兴产业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核心技术原则。新兴战略性产业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二是新兴化原则。新兴产业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三是技术创新原则。要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结合。四是协调发展,择优突破的原则,选择新兴战略性产业,要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在最有基础、最优条件的领域率先突破。

(三)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国外新兴产业发展表明:尽管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但无论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欧美国家,还是以政府主导型经济为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大多都对未来需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给予了必要的培育和扶持,而且支持力度空前。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支持培育新兴产业发展。

1.推进新兴产业投资。多元化格局由于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产业发展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必须由政府出面,加大支持力度,引导整个社会投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社会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格局。一是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划出一定比例,支持新兴产业基地内的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科研开发、公共服务平台和创新能力建设。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对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给予奖励。地方商业银行在总贷款规模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在符合信贷政策的前提下,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项目优先给予信贷支持。三是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用于新兴产业发展。

2.加强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培养,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结合起来。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新学科和新专业,成立重点实验室和研发机构,培养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国家、省市人才引进计划要向新兴产业倾斜,在重点学科、重大专项、高新技术和金融管理领域加快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在重大专项实施过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创新型人才,给那些勇于创新创业的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

3.构建新兴产业发展的综合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综合运用财政拨款、基金、贴息、担保、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撬动社会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推动创业风险投资事业发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二是促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新政策。加强对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管理,限制盲目、重复引进,对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给予政策支持,对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政府给予引导性资金支持,对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的先进装备和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的范围。

新兴经济学范文1篇10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略。

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1.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

（1）战略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一般的产业，应该有利于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促进我们发展方式转变，对下一步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具有战略意义、全局意义。（2）创新性。新兴的产业应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技术提升的空间很广阔，而且又处于突破的边缘，政府再扶持一下，资金再支持一下，突破成本的瓶颈可能会迎来新的发展空间，有可能会推动新的产业革命的发生。（3）先导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4）市场需求不确定。一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拉动供给。二是高价位。新能源就比常规的能源价格要高，在发展的初期需要政府组织。三是修复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完善，比如像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器［1］。

1.2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

（1）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既要重视发展清洁煤利用技术，又要积极发展核电、水电、风电等清洁优质能源，大力调整优化电源结构，特别是要坚持吸收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构建绿色能源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更加认识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大规模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办法是：加快发展高效、清洁、可持续的新能源产业，它将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向的战略性能源。

（2）新材料产业。新材料是高新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先导，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保障，是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虽然我国已是材料生产大国，但在新材料领域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专利成果少，某些高技术、高品质、高性能材料尚依赖进口，新材料成果转化率和规模化生产程度低。我们要成为材料生产的强国，必须抓好几类重点新材料，一是超级结构材料，如高性能金属件化合物材料和智能材料与结构；二是新一代功能材料，如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战略能源材料和特别功能材料等；三是环境友好材料，如生态建筑材料；四是生物医用材料，如器官的修复与替代材料；五是航空航天用高性能结构材料和光电子材料等等，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3）信息网络产业。以网络融合和智能化为特征的下一代网络产业是全球it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以“三网融合”为目标的智能网络技术与产品的研发与应用推广，将形成庞大的产业链和巨大的产业规模。我们要重点突破下一代网络与通讯、物联网、语义网、云计算等关键技术，促进通信设备制造业、信息安全产业、软件产业、高性能计算产业和空间信息产业的加速发展，加速构建无所不在、人人共享的信息网络体系，实现三网融合、推进“感知中国”

建设，研发后ip时代技术，抢占信息网络的制高点，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化升级。

（4）新医药产业。健康科技、生物医药事关民生大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加快这个领域创新和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药物研发与产业化能力近几年大幅度提高，基本形成了化学药、中药、生物药三足鼎立的药物新格局。我国将针对癌症、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取得200个生物新药证书，开发近200种生物药，近400种生物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生物制药已经成为新兴产业。

（5）生物育种产业。生物育种是我国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生物育种为解决粮食、医疗、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并为现代生物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加快发展生物育种产业，一是加强种质基因资源开发、生物育种核心技术和新品种开发、生物品种制种关键技术开发；二是强化产学研结合，推动建立种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进科研院所、大学的种业科技成果向优势种业企业转移，加速我国种子企业的资源融合和并购重组；三是充分发挥公益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快信息化、社会化的种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主要农作物转基因新品种规模化种植，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6）节能环保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是指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提供物质基础和基础方面保障的产业，可以划分为节能产业、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涉及到节能环保的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等。

我国能效比发达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因而节能任务非常繁重。我们要大力研制先进设备，加快节能技术改造；要研究节能新技术和发展新能源；要开发和推广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和技术。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环保产业的投入，在环保设备的制造、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噪声与震动控制设备等方面取得新的战略性的突破，大力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7）电动汽车产业。电动汽车将成为未来汽车消费市场的引领性产品，发展电动汽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演变成一场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竞争。当前，要努力攻克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等关键技术，研究具有商业可行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和运营模式，加快实现现有成果的规模化和市场化［2］。

2“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体行动”。

全球金融危机以强大的力量催生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都将注意力转向新兴产业，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政策支持［3］。美国奥巴马政府十分强调新能源、干细胞、航天航空、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明显看出美国期待着以新能源革命作为整个工业体系新的标志性能源转换的驱动力，发动一场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欧盟重在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在全球的领先水平，并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法国政府宣布将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能源、汽车、航空和防务等战略企业的投资与入股。英国为了应对目前的经济衰退，启动了一项批量生产电动车、混合燃料车的“绿色振兴计划”，希望经济尽快以“低碳经济模式”从衰退中复苏。德国政府批准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支持包括奔驰公司在内的3家研究伙伴，计划在2011年实现锂电池的产业化生产，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亚洲主要国家也不落后，日本把重点放在商业航天市场、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还制订了长期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25”并加以实施，这一方针已成为日本的长期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指南。韩国制定《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将绿色技术、尖端产业融合、高附加值服务等三大领域共17项新兴产业确定为新增长动力。

这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集体行动”，正说明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使其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希望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尽管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但无论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欧美国家，还是以政府主导型经济为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大多都会对未来需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给予必要的培育和扶持。政府的扶持重点至少包括4个方面：一是相关配套政策体系的建立；二是更多地表现在对这些产业的技术研发、支撑体系建设等创新投入上；三是注重产业链整体技术突破和联动发展；四是引导新兴产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集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复兴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的战略思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正在着力于调整结构和发展方式。

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3.1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统筹协调好“五个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攸关国家生死存亡“不得不”发展的产业。但是，在国务院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后，有些地方出现了盲目跟风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18个省（市）提出要打造新能源基地，上百个城市提出把新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前些年，我国的光伏、风电等产业领域就曾出现过“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情况。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吸取，新一轮的产业重复和产能过剩要坚决避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协调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4］。

（1）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要体现国家战略，又要展现区域特点，既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和统筹规划安排作用，又要注意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国家层面讲，要树立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明确战略部署，统筹规划安排，重视顶层设计，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区域层面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各异。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既要鼓励各地全面落实中央部署要求，也要引导各地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本地现有的基础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合理定位，科学布局，创造条件加快发展有自己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宏观战略问题，也是微观操作问题；既是政府重要职责，也是市场主体行为，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不是相互替代、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是一对矛盾中的两极，统一在经济当中。政府主要通过履行调控职责，发挥产业规划的引领和指导作用；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调动各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构建完善的人才、技术、标准、融资、法1作用，通过市场的自主调节、充分竞争、自由选择、优胜劣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沿着既适合市场又是我们政府决定的方向发展。

（3）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否则就有可能在某一天受制于人。我们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排斥技术引进，而是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吸收消化再创新，这也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我们搞自主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坚持开放式创新，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4）产业规划与科技规划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科技革命与新产业革命的深度融合，所以必须做好位于下游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位于上游的科技规划的衔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科技重大专项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支撑引领作用，防止出现脱节。

（5）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统筹协调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但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高，发展壮大还有个过程。目前我国仍然要依靠并重视传统产业，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密不可分，传统产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新兴产业关联和带动的对象，一些传统产业插上高科技的翅膀，同样会涅重生，转化为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等。

3.2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略。

（1）规划先行推动科学发展。从抢占新的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高度，编制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发展重点、时间表和路线图，系统提出有关政策措施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建设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更需要长期深入地开展规划工作，夯实推动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基础。例如，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出台了“10＋1”重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及辽宁沿海、海峡西岸、江苏沿海、图们江开发等若干区域发展规划。规划的重要意义已经深入人心，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实践中，按照规划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对未来发展进行部署和安排，就能够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种种问题，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2）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政策，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政策，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决定总的战略规划和行业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举措。新兴产业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研发能力，而且取决于产业化能力和市场化能力。例如，我国的太阳能产业，两头在外，基本没有内需，风能资源较好，但高端设备靠进口，产业难以健康发展。必须制定研发、生产、市场联动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研究制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综合性政策。要强化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的引领作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实施干预作用，做好引导规范发展工作，确定技术路线和扶持政策；同时，也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作用，对已经明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技术要求和市场规律，确定国家扶持的行业和领域，实施市场配置。

（3）加大资金支持建设产业基地，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环境。培育新兴产业，离不开产业基地。我们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高起点规划和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实现新兴产业在地理、资金、科技资源、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有效集中；同时也要依托已经建立的各类开发区，重点推进孵化器、中试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一批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园等，有效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提供良好的孵化和创业环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形成。另外，我们也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社会形成尊重他人知识成果、尊重他人的创新创业。并且要完善监管组织体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监管合力，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

（4）重大项目带动形成官产学研一体化联合攻关体制。以国家组织的新兴产业重大项目为依托，促进官产学研结合，带动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通过官产学研战略合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实施链接、孵化和加速计划，加快产业化步伐，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聚集和快速发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政府专项研发机制，把市场机制引入政府重大科技专项，引导企业把国家目标、公共目标分解转化为企业目标，吸引各级各类企业加入国家目标、公共目标的研发，通过企业创新活动培育新兴产业。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有利条件。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瞄准重点领域，建立部级重大项目，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高度集中，突破瓶颈，实现重大项目的突破发展。

（5）要符合本地实际情况，选择有基础的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各地要在把握未来国际产业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现有的经济基础、已有的产业结构特点，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选择那些在本地区最有基础、最具优势条件、能够率先突破的产业，优先发展。各区域要对资源丰富、有人才技术优势、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早谋划、早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6）培育市场需求，健全创新体系，加强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计划的组织保障［5］。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过程中，既要培育国内市场，又要拓展国外市场，特别要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骨干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官产学研的结合，加快推动一批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只有加大自主创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才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确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有序发展，组织保障是关键。各级政府都要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规划要求分年度制定工作方案，上下齐心，左右协同，共同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后涌现了一系列以最新科学理论为依托的新型技术，出现了以信息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生物科学技术、能源科学技术、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和海洋科学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新科技前沿［6］。现在我们面对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曾数次错失科技发展重要机遇的中国，如今赶上了一次难得的世界科技大发展和产业大发展的浪潮。置身世界科技新变局之中，我们必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积极谋划，加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中国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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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学范文篇11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新型工业化经济“起飞”经济“长波”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01－07

当代新兴市场国家群体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率先发生产业革命后的150年期间，先是法、德、美相继崛起，继而日俄等国又赶了上来。这些国家，在当时，对老牌大国英国来说，都是新兴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致力于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艰难过程中，前进步伐的快慢大不相同。其中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起飞。经济高速增长。仅仅用了大约20年，到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体。曾引起世人的称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钦羡。

当今我们说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继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新兴国家之后的又一批新兴国家。它们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与过去历次相比，大不相同。

首先，这些国家数目众多，不像过去那样一定时期只有一两个或少数几个，而是成为一个群体。它们究竟有多少，其说不一。早在1993年9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出“国家出口战略”时曾提到美国将以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10个“新兴市场”为主要贸易对象，它们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土耳其、中国、印度、印尼、韩国。进如21世纪后，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就更多了。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载文说，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载文称，目前新兴市场有26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6月)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文章说，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贪困国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估计，已不是像当年克林顿那样，从美国与之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角度，而是从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不论新兴经济体数目有多少，人们都特别重视其中的几个大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四个最大的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专门提出，把它们一并冠以BRICs(被译成“金砖四国”)的称号。这些国家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它们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巨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这些新兴国家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各大洲以及东欧、中亚、中东等各地区，且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与过去的新兴国家只限于某一地区(西欧、北美或东亚)也不相同。它们与其他成员经济关系密切，对各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在迅速加强。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较强的互补性。美国高盛公司早已提出，BRICs四国之间互补性强，关系密切。它们有可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8月)载文，援引“某经济界人士”话说:“这四国都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它们之间己形成良性循环。”他解释说:中国和印度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给俄罗斯和巴西注入了资金，其中俄罗斯是石油生产大国，而巴西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里且不说这些大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经济互补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的增强。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具有上述种种特点，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等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全球国家分类中，被视为单独一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过去把全世界国家分为三大类:先进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2004年开始，将全世界国家重分为两大类:先进经济体(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原因

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在快速增长。如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增长。例如，在这20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0%，印度约为6%。新兴国家的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更要高得多。在上述两个十年间，后者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9%和2-6%。即使增长率较低的拉美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也高于这个水平。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发表文章谈到近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时说:“在老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济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的时代。在新兴世界，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增长是最快的。”

如此之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以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什么原因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或高速增长呢?

首先，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开始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之前，都已走过了一段不算太短的发展路程。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获得独立时算起，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三四十年。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国，更早在19世纪初就已获得政治独立。至于俄罗斯，其前身的苏联，经济有了更高度的发展。总之，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快速增长之前，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事业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为其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其次，这些国家在其不算短的发展过程中，都在寻找最适当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其间，有得有失。不少国家都遭受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挫折，如中国长达十年的浩劫，拉丁美洲国家长达十年之久的债务危机，俄罗斯更是十年之久的转轨期的沉沦。这些国家都从它们本身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了宝贵的经验，更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顺应世界的潮流，以适当的步骤，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构建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这样做了的国家，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振兴之路。

最后，有利的世界历史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立斗争的局面成为历史，两个互相平行、互相隔绝的市场开始结合成统一的大市场，世界真正迈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商品、资本、服务、人员及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各国间经济的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互联网在全球的日益普及为世界各国间更加紧密的交往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手段，跨国公司的新一轮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这一切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那些拥有相当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实行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抓住这个历史新时期的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趁势而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成为新兴市场国家。

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是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而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则是其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

快速发展的内涵

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是什么，是我们应予探究的。这个内涵，简而言之，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

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是生产力进步推动下的自然过程。农业经济是停滞的或发展十分缓慢的，只有实行工业化，转向工业经济，才会出现快速增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跃进式发展。这就是它们实行工业化的时期。当时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发展中国家独立之初，也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它们也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就先走了这一步。今天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正在走这一步。

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的内容和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也不相同，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当初英国实行工业化时，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和纺织工业。过去有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或工业劳动力数量超过农业，这个国家就算是完成工业化了。如按这个标准，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期，就完成工业化了;后来美、德等国进行工业化时，它们首先发展的也是轻工纺织业，但当时已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它们以更大力量发展重化工业，以及当时作为新兴产业的电机、石油和更先进的机器制造业。美、德在19世纪末完成工业化时，不仅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而且这些新兴部门已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导产业。

再看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起步并加快进行时，正值战后新科技革命高潮涌起之时，它们起初也曾发展纺织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时间不长，很快就转向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如汽车、家用电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仪器仪表及飞机引擎等。当它们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时，不仅工业生产和就业人数早已大大超过农业，而且工业中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更大大增长，成为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它们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出口一般的制成品，而且，其中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也愈益提高。

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基本内涵仍然是推进工业化。但此时与“四小龙”崛起的历史时期又大不相同。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掀起高潮，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发达国家中，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了传统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变成知识经济，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在这一新时期，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能沿着老工业国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而必须在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信息化。信息经济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有更大发展。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而且，这些服务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商业、运输业等服务业，而是采用信息技术的、高效的、多样化的服务业。新兴市场国同样也必须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总之，今天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并举，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这种工业化与传统的工业化不同，它是一种跨越式工业化。其实，过去经历过的工业化，也都有某种跨越性特点。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特点，后来的工业化水平才更高，发展势头也更强劲，速度也更快。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其跨越度更大。进行这种新型工业化，一方面，其难度会更大，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根据过去的经验看，这些国家走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速度会更快，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至于这种新型工业化的进度应以怎样的指标来衡量，怎样才算完成，何时才能完成，这是需要多方研究的一个新兴课题。目前多数人关注的更多的是新型国家的GDP总量何时才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这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的特点和进程，虽有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持续发展问题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四大新兴国家(BRICs)时曾提到，如果这四国经济发展顺利，那么，在2025年之前，其GDP将超过六个主要发达国家(即G-7除去加拿大)的1/2。40年内，则将超过这六大国。该公司的经济学家曾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中，将有五个是新兴经济体，即“金砖四国”加上墨西哥。如果按美元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大于G-7(英国《经济专家》周刊，200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后五年，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为6-8%，而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7%，照此下去，在20年时间里，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占全球产业的2/3。这些预测都设有前提条件:“如果这四国发展顺利”，“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如果照此下去”等等。

在谈到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时，有些评论都提到当前正值世界经济的新一个增长周期，而没有对它们更长远前景的展望。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能不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直到基本完成工业化，或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发达国家呢?它们目前的快速增长是周期性的高增长，还是超越生产周期的一种长期趋势呢?

应该承认，2003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渡过又一次衰退后，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提高。就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也有了起色。根据历史经验，这一增长周期仍将持续几年。这种形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利。新兴国家增长率的提高，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年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对进口石油的国家不利，但对石油出口国家，如俄罗斯以及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的石油出口国来说，则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对于新兴国家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周期波动，或是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个别因素，尽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快速发展的长期趋势，更不会中断这种趋势。这是由于，从历史经验上得知，当一个国家已走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轨道，它都会持续进行下去，以至最后基本完成工业化。以产业革命为起点的英国、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实行出口战略的韩国等，都经历过超越经济周期的较长快速增长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经济周期已经不存在，而是其周期波动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工业化快速进行的脚步。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将是这样。对此，西方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也有所论及，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9月)载文，把当今新兴经济体加速增长带动世界人均GDP大幅提高的状况与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和1870―1913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相比，认为21世纪头十年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文章说:“只要新兴经济体迈向自由开放的市场，保持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发展更好的教育体系，它们的长期前景被看好。”美国耶鲁大学数理学院教授杰弗里•加腾撰文说:“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后发达国家兔不了要发生经济衰退，这也会对新兴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不大可能单独爆发大范围的危机。”(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前所述，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充满活力，是由它们进行改革开放推进和激发的。但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困难出现。必须进一步深入进行改革，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如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教育和医疗落后，和贪腐现象相当普遍，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这些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妨碍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但这些问题在新兴市场国家已引起重视，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有可能逐步减轻和解决。

理论上的简要说明

为了对当前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有深入的理解，应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进行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所得产品的价值，除用来支付工资和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固定资产之外，没有更多地投入下轮生产，那么其规模就不会扩大，这是简单再生产。反之，如果能有更多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并转化为资本投入下一轮生产，生产规模就会扩大，这就是扩大再生产。只有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社会生产才能加速增长，而为此，资本积累规模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这就要求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管理，加强劳动强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加速进行之时，也正是其资本积累加速扩大之日。众所周知，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当时，仍继续从加紧占领和掠夺殖民地中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源泉。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加速发展，也必定是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实行过资本原始积累，更没有占领和掠夺过殖民地，相反，它们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受害者。独立时，这些国家都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然而，它们通过外国资本国有化和掌握了一定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之前，也从本国工农业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中进行了一定资本积累，它们又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举借外债，吸引外资，获得了一些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后，其内部资本积累规模和外部来源更不断扩大。

马克思主义另一条基本原理，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社会生产就会受到阻碍和发生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正是生产力空前迅速进步，出现科技革命的时期。当时这些国家为适应这种形势也都曾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一定调整。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行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更是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包括国内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一定变革，通过这种变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生产方式和旧观念，为生产力大发展开阔广阔的天地。

关于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也可资参考。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W-W•罗斯托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分为若干成长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罗斯托的理论史观是立足于人的心理因素的分析，认为人类的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但他从经济历史发展经验的概括中提出的“起飞”概念，却已为人们普遍采用。如果依他所说对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当可认定新兴市场国家已走过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正处于起飞阶段或甚至正向成熟阶段迈进。依他所说，“起飞阶段”是克服了妨碍经济不断成长的旧的障碍和阻力的时期，这一阶段，有效投资可能大致从占国民投入的5%增加到10%或以上，新工业迅速发展，新的企业家阶级日益扩大，工农业都推广了新技术。而“向成熟推进阶段”，则是虽有波动，但仍在持续前进的很长时期。现代技术已可推广到其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国民收入约有10%～20%经常用于投资。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对外贸易日趋活跃，由于采用了较精深和较复杂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已能生产它要生产的任何东西［1］。当时发展中国家正在全力促进经济发展，他认为有些国家都在先后“起飞”，他并没有料到以后许多国家会遭遇到种种挫折。

此外，还可以提到康德托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50年左右的长周期，每一周期由大约25年的上升期和同样长的下降期组成。这一理论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后，直至今日，仍争论不休。即使赞同者中，对如何产生长波的原因，也其说不一。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科技发明和创新是长周期背后的动力。每一次长波的上升时期，重大科技发明和创新大量涌现，并得到应用，世界市场迅速扩大。这时，通常总会有一些后进国家趁势而起，加入这一上升的浪潮，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致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推动力。按照这一理论，目前应是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时期。而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正是这一次经济长波上升期的最重要的表征。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等东亚“四小龙”基本完成工业化时，韩国经济学家金永镐曾发表文章(日本《经济评论》杂志，1987年)，把经济长波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自从18世纪末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四次长波，也相应地经过了“四代”工业化。首先是第一次长波(1790年到1844―1851年)期间，英国完成的第一代工业化；其后是第二个长波期间(1844―1851年至1890―1896年)，由法、德、美等国完成的第二代工业化；继之是第三次长波(1890―1896年至1948年)期间，由意大利、日本、俄国等进行的第三代工业化；其后是在20世纪下半期第四次长波期间，由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完成的第四代工业化。他具体对比了历次长波的时代特点和相应各次工业化的特征。照此推演下来，当前的工业化就应是第五个长波期间由新兴国家进行的第五代工业化。如前所述，这次工业化浪潮规模之宏伟，参与国家之众多，对世界的影响之深远，都是过去历次工业化所不能比拟的。

新兴市场国家在当代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过长短不等的一段路程，时至今日,它们在经济水平、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各方面，大体上是处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位置。在这一位置上，它们与发达国家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都愈益增强，从而与这些不同类别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都在迅速加强。前边援引的耶鲁大学加腾教授所说的:“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把“中心”理解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国际剥削中心，则这一论断是不错的。

具体地说，新兴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归纳如下:

(1)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美国和日本，90年代主要是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也已明显减弱，而新兴市场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所起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显著加强。

(2)巨大的商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迅速提高，在过去十年中，已从约27%增长到33%以上，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和价廉物美的各种制成品，又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从这种商品贸易中，双方都获益匪浅。特别是对最大的消费国美国来说，廉价商品的进口，不仅满足了其消费需求，且对其通货膨胀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至于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近年来经济的复苏，也是与它同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进出口贸易是分不开的。新兴国家生产的快速增长，对能源及各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需求愈益增加，这必然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新的变化，特别是中印等新兴大国，正在一方面采取措施，开发国内资源，另一方面，与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主要是其他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中的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加强合作，这种合作，对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3)新兴国家是全球资本的重要流入对象。据加腾教授的分析，自1997年以来至今的十年间，流入这些国家资本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与90年代不同，这一次不是股票债券投机，而是国外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近年来，这些国家净外来投资增加了92%，股票债券的净投资额略有下降。目前以世界“五百强”为代表的大跨国公司纷纷计划今后大幅增加在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直接投资。西方大企业将业务外包给新兴国家已成为一种常规现象。

(4)新兴国家正在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加腾把这些国家的“本土跨国公司”的增多看作是一个“关键变化”。他说，直至20世纪末，这类公司还是凤毛麟角，如今，主要国家的各行各业已经出现了1000多家新兴的热门企业。它们能获取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同时也以低成本为当地提品和服务，有些则带动当地的革新。许多公司将与西方企业建立联系，创建浑然一体的全球性企业。作为一种新类别的企业，它们将拉近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关系(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此看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它们对外经济关系的加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积极因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从中受益。但美国有些人却把它面临的问题归咎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归咎于中国，如他们认为，中国把大量低廉产品销往美国，导致了某些行业工人就业的减少。其实，这些年来，美国总体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如果不同产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减不一，这主要是美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果。美国又有些人把美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不断扩大，也归咎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其实，美国经常项目不断创造新记录，主要在于美国这个一向保持高额消费和过度消费的国家，进口经常大于出口，这个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主要是由来自中国、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予以弥补，只要美国的过度消费不改变，其经常项目的逆差和对外债务的扩大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没有它们的参与，是难以解决的。早在1999年就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组建了20国集团，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团”，而只是一个论坛式组织，但这也被认为是新兴国家作为新的国家群体出现在当代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标识。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以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大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反对美欧等国对其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立场，更显示了新兴国家积极作用的加强。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意识到这一点，如八国集团每年召开的首脑会议，从2005年起，邀请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墨西哥等国列席，表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治理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中将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

新兴国家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其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加强，是发展中国家于半个多世纪前获得政治独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飞跃，虽然这一过程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它无疑预示世界又一新时期即将来临。

新兴经济学范文篇12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以来，作为微观经济理论延伸的贸易理论一直在新古典传统下演进和发展。尽管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代表了一股长期以来对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不满的暗流，但总的来说，它也只是在新古典传统内部修修补补，难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

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本文旨在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并作出一些简单的评价。

二、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Allyn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70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注：角点解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一般讲，买汽车的人不会自己生产汽车，即其购买量为正数，而其生产量为零；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量为正数，而其购买量则为零。相反，内点解则意味着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是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15页。）。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政府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三、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几点评价。

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1997）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香港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

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

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贸易理论的发展不必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限制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因此，存在自由进入的自然垄断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样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却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限制贸易自由和行业进入自由的行政强制性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