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治理体系范文

关键词：大学治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治理体系

大学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功能。大学的有效治理，对于提高办学水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引领先进思想文化，推动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优秀人才和原创性成果，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底，国务院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大学将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担负更重要的责任，对大学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和更严峻挑战。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大学的治理能力仍然存在着和大学担负的使命以及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不相适应的问题。要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就要全面贯彻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按照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梳理大学治理的问题并厘清存在问题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大学治理的主要问题

大学治理是大学管理的目标追求，它是大学管理达到内在和谐后的一种状态[1]。大学治理至少包括顶层设计、运行管理、质量控制和社会关系协调等环节。从外在表现看，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顶层设计问题。大学的有效运行首先取决于顶层设计是否到位，是否符合大学办学规律和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具有效率，是否符合大学的价值目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顶层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现代大学发展历史不长，大学决策层对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理解和认知：一部分来自实践探索；一部分来自对西方现代大学的学习借鉴；一部分来自相互参照。顶层设计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办学理念不清楚，办学定位不清晰，办学特色不鲜明，有时与现实国情和大学的使命任务衔接不紧。有的大学不顾自身实际条件，盲目追求综合性特征，弱化传统优势和特色学科，导致质量下滑，就属于顶层设计出了问题。

2.运行管理问题。大学高知识群体密集，青年学生扎堆，社会高度关注，运行管理复杂，学生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干部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后勤管理、安全管理以及各个二级学院的管理，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复杂的管理系统。一个环节出问题，往往“牵一发动全身”。近年来，有些大学因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教师行为失范、学院班子换届、违反财经纪律、违规招生、违规培训办班、校办企业经营管理、周边拆迁改造以及校园安全事件等问题，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不仅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行，甚至影响到大学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3.质量控制问题。质量是大学的生命线。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产出质量是大学质量控制的关键所在，是贯通大学顶层设计和运行管理的核心操作。大学的产出和企业生产物质产品有着本质不同。在大学的质量控制上，既需要以具体指标量化到人才培养和科研产出的关键环节，更需要始终体现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并以其引导方向。但有的指标体系并不能真正反映大学倡导的方向，甚至导致方向走偏。例如：在人才培养问题上，虽然都倡导德才兼备，提倡培养创新能力，但如果立德树人措施不落地，创新能力评价不具体，实际是以考试绩点、考研率、出国率、就业率、初始工资来评价人才培养质量。长此以往，培养的人在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创新实践能力上就会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同样道理，对科研产出的质量控制，如果单纯以论文数量、获奖级别来评价，也必然会制约原创性成果产出，制约科研创新与社会需求的衔接。

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的内在动因

大学内部治理表层的问题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要从根本上治理这些作为现象存在的问题，必然要发掘问题背后的问题，即找出产生问题的内在原因。

1.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在探寻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决策行为、运行管理，还是质量控制，时常会发现问题背后有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心态在起作用。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学盲目追求规模而忽视内涵和特色发展，是什么原因使大学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关照。一方面，固然和大学发展的客观环境直接关联，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启动以前的若干年中，大学长期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停滞不前、欠账较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后，恰好又与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基本重叠，扩张性的办学冲动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大学治理的标志性特征。同时，大学从来不是真正的象牙塔，无时不在社会环境、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多元价值观冲击着大学办学思想和师生的价值追求，给这一时期一些大学的治校理念、教师的思想行为特征、师生的科研产出、培养质量评价，以及服务社会的手段方式，都打上了重量轻质，重短期收益、轻长远价值的“短平快”印记。这既体现了大学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同时也印证了大学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自我价值追求的迷失。

2.权力运行结构。权力运行结构与顶层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管理、质量控制的有效性密不可分。大学权力结构框架中主要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力四种形式[2]。大学是一个以人才培养、教学科研为中心任务的教学科研单位，是一个复杂的学术组织。在运行过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与平衡构成一对基本矛盾。在与教育教学和学术相关的事务上，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术运行规律，让学术权力充分发挥作用，在行政嗔和学术权力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行政权力对学术领域的事务过度干预，就容易疏离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产生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也要把握结合点和平衡点，教育的方法规律都离不开政治的导向，如果脱离了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弱化，党委发挥作用不到位，必然导致办学方向产生误区，产生重教书轻育人、重智育轻德育等现象。而民力是保证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平稳运行的基础，失去这一基础，其他三者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

3.人事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是大学内部治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张维迎教授在《大学的逻辑》中谈到，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以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为核心的人事管理体制是最重要的方面。[3]他曾在2002年前后主持推动北京大学师资人事制度改革，奠定了北大以教师和管理人员流动、晋升制度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基本精神。十多年后，当年改革中关于引入外部竞争机制，避免近亲繁殖，有限次晋升等一系列举措，已在国内多所高水平大学施行，在增强队伍竞争力和激发创造活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总体框架，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流动机制尚未形成。在很多大学，无论专任教师，还是管理岗位和教辅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铁饭碗”，这种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大学的治理效率。

4.制度约束机制。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和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有很大不同，要保持一定的治理效率，就不能以相对松散的、协商式的运作方式来管理。大学以教育为基本目的，同时肩负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多种功能，学生规模庞大，多以万计，教职工动辄数百上千人，有的甚至数千近万人，虽然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但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诉求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要实现有效治理，一定要建立合理而完备的制度约束体系。大学治理中的很多问题，或者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往往发生在制度体系不完备、不健全，制度设计不合理或者是制度约束完全空白之处。

5.社会协调保障机制。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经常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公办大学事实上承担了很多社会或者政府职能。大学的治理问题，在某些方面属于政府放权不够，在某些方面也反映出政府职能的缺位。例如：征地拆迁或者校园改造问题，大学为了拓展办学空间、改善办学环境，有时不得不成为征地拆迁主体，在应对拆迁事务中焦头烂额，一拖数年，有的甚至因为矛盾冲突影响到大学的中心工作。再如：校办企业经营管理问题，虽然一再强调在校企之间应建立防火墙，同时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应依法经营、依法担责，但只要校办企业出现风险，大学常常不仅要背负经济上的责任，更要承受声誉上的损失。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大学治理问题的延伸，其实同时也说明大学也有其不擅长、不专业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社会或者政府部门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在国家改革发展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代大学办学历史并不长，大学治理仍存在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不相适应之处。探寻我国大学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及其内在动因，归根结底，在于探索如何立足中国大地，立足中国文化，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大学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治理能力。虽然西方现代大学在治理结构上有其可资借鉴之处，但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建构起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独特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同样不可能照搬西方，同样要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1.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

第一，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中谋划大学治理。现代大学的发展历史证明，始终关注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并且不断以人才和科技、文化贡献争取资源和支持的大学，才能够在历史的发展中挺立潮头，走在大学发展的前列。服务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应当作为高校的核心任务和使命。一流大学有能力从国家战略出发定位自身，区域性大学从服务区域发展出发同样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如果高校的发展无法与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有效结合，不仅无法实现作为一所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同时也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争取资源的能力，从而逐步走向衰亡。当然，一定要把握好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在“战略”上下功夫，在“长远”上做文章，避免走向急功近利，从而迷失大学自身的价值追求。

第二，在把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中找准大学定位。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所大学都应当密切关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从趋势中确定和调整自身定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本身就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带给我们不同的参照系和不同的思考角度，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不断探索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性问题，并与自身实际紧密结合，我们才能真正找准属于自己的发展定位。

第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下把握大学治理的政治方向。任何一个国家举办高等教育，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举办高等教育的特殊制度环境。面对世界高等教育呈现的多样化特征，我们中国大学的领导者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在重大问题上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的道路、方向和立场，我们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才能真正维护和推动学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2.完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大学治理既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欲解决大学治理中出现的各种“乱象”，需从微观层面做解剖、找办法；而要解决问题背后的问题，则应从宏观层面来切入，寻根源、建机制，从而提高大学的治理能力，改善大学治理状况，甚至达到长远而根本的治理。

第一，从微观层面，针对顶层设计、运行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大学应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提前着手，早作安排，力求降低各个环节发生问题的机率。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决策层要凝练办学理念，明确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对学科布局、人才培养模式、社会服务方向等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安排。二是改善运行管理。要推又葱胁忝嫣岣咧葱辛Γ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增强危机预判和化解能力，增强整体协调统筹能力，从保障学校中心工作出发，保证日常行政、人事、财务和资产等管理正常运行。三是加强质量控制。要研究影响人才培养和科研产出质量的主要因素，针对具体问题，立足长远，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解决方案。四是协调社会关系。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及与社会直接发生利益关系的领域，要从珍视大学形象与声誉角度，查找和化解风险，妥善应对舆论危机，促进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第二，从宏观层面，要以价值引领和体制机制创新为重心，为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的根本解决做长远谋划。

一是以价值追求引领大学发展。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常常被比作“精神家园”，意即大学不仅是科技创新的领跑者，而且也应是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输出者和引领者。一所大学应当具备相对恒定持久且与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方向相一致的鹇匝酃夂图壑底非蟆U庵旨壑底非笄∏∮敫辍⒓惫近利和短期行为背道而驰。大学当然会受到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但影响应当是相互的，而且大学应当具有提炼萃取和升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功能。或许过去大学曾经一度在浮华的表象中有所迷失，其真正的价值追求有时被短期效益、现实利益所遮蔽，那么当大学完成了基础建设升级以及规模扩张之后，当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呼吁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时候，当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立体建构的时候，大学的这种功能应当推动大学以对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的深刻反思来反哺社会，从而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进步。因此，大学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下，汲取中国思想文化精髓，以震撼人心的思想和语言，深入提炼具有本校特色的价值追求与愿景，为大学师生谋精神依归，为社会精神文化注入新风尚，引领大学走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前列。

二是形成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结构。要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发，进一步明确政治权力对大学的领导地位。从校院两级层面将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制度机制落到实处，正确把握人才培养的方向问题，妥善处理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的统一性，加强和改善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制度优势。行政为大学日常运转所必须，没有行政就没有秩序和效率，落实行政权力并不必然导致大学“行政化”。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办学治校上充分落实校长依法治校职权，在落实教职工民力的基础上，完善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提高行政职能部门管理效能和执行力，保障行政权力的运行效率。学术的发展与创新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学术权力的运作既要遵循自身规律，同时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学术权力同样要在重大政治方向和严肃政治问题上受到政治权力的领导和制约，同时在有效运作上不能离开行政权力的必要保障。要在行政的协调下和组织下，完善学术权力运行的组织机构、人员和工作制度，建立起符合本校实际情况的学术权力运行架构，让归属于学术领域的事务由学术权力发挥主导作用，让行政权力在学术权力运行中发挥好协调保障作用。

三是完善适应现代大学特点的师资人事管理体制。运行高效的师资人事管理体制是大学保持活力的源泉。现代大学的师资管理，既要体现激励与约束的有机统一，又要具备开放灵活的特征，使大学师资队伍能够在流动中保持动态稳定，保持创新的活力和追求卓越的动力。因此，要按照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原则，完善对师资队伍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要合理激励，也要科学约束，引导教师教书育人相结合、言传身教相统一、治学求真与服务社会并行不悖。同时，要按照分层分类的原则完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流动机制，让传统体制下的人员在保持适度稳定性的前提下增强危机意识和创新动力，让新体制、新机制下的聘任制人员在保持竞争性的前提下，增强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整体上增强大学的创新活力。

四是健全治理形态下的全方位制度规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归根结底，要靠建立系统化、体系化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覆盖全面的制度规范是中国大学真正走向现代大学治理的必要条件，是大学从传统管理迈向现代治理的必经之路。要用规范语言描述大学办学治校理念和发展愿景，用制度规范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力的运行结构，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从而确保大学的办学方向和治理效率。《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规范的总纲。要以《大学章程》为核心，不断丰富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全方位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消除制度空白，保证各项制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和可适用性，并确保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五是构建合作联动的社会协调保障机制。大学治理体系的建构并非只能局限在大学内部。大学的公益性和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大学治理体系中必然要融入外部因素。一方面，大学要增强社会服务意识，主动融入社会，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在政府治理创新中发挥智库作用，并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创新、产品研发升级。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也要合作联动，为大学拓展发展空间、改善校园环境提供保障、创造条件。政府、社会之间也要合作联动，要在政策和立法上支持企业与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为企业投资大学进行科研项目研发提供政策保障，为企业积极向大学捐赠提供减税等方面的政策法律支持。

参考文献：

[1]李福华.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4-26.

[2]时伟.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逻辑、动力与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框架；整合

随着中外资本市场日益发展与完善，很多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筹集了大量资金，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然而，国内外资本市场正面临诚信考验，日益陷入信用危机：在国内出现了很多案件，如银广厦、德隆系列、中航油等；在国外有美国的安然(enron)公司会计假账案、世界通讯(word—com)公司最大破产案、施乐(xerox)公司财务欺诈与安达信(arthuranders—en)审计丑闻案和意大利帕玛拉特(parmalate)公司资产丑闻案等。这些案件扰乱了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给国家、社会和广大的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给企业本身也带来灭顶之灾。社会公众和广大投资者逐渐认识到：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是企业良性、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内涵

目前如何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与世界接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机制，完善内部控制是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首先阐述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内涵：

1、公司治理内涵。国外学者主要观点：(1)梅耶(1994)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2)斯利佛和魏斯尼(1997)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为确保公司资金提供者获得投资回报的手段”。(3)马克·丁洛(1999)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股东、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主要观点：(1)吴敬琏(1996)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制衡关系组织结构。(2)张维迎(1996)认为，公司治理，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和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3)周小川(1999)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来自出资人和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控制，大体上是指股东大会、董事会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监督和控制高层经理人员的经营。

总之，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的一种制度的安排。

2、内部控制内涵在英国的cadbury报告中，公司治理被认为是一个指导和控制公司的制度或过程，其规则主要讨论存在级次的内部控制以及对审计委员会的有效需求，并建议董事会与首席执行官的职能分离。美国coso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nalcontrol-inte~’atedframework)、《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riskmanagement-inte~’atedframework)，都认为“其过程是由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的合理保证”，董事会和管理当局等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内部环境。上述文件中均把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看做为内部控制的控制环境。此种观点认为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起到的制约作用，为内部控制制度实施营造一个有利环境。

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存在问题

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发展，现代公司股权结构呈现分散化特征。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对经济产生有利影响是不言而喻，但是同时也给公司带来不容忽视的不利影响：(1)股权结构分散化导致股东集体行动难以一致，造成治理成本提高；(2)对公司经营者监督弱化；(3)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经营者机会主义的损害和掠夺。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berle&means)的《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提出现代公司正由所有者控制转变为受经营者控制，管理者权利的增大会损害资本所有者利益。

三、整合的可能性和意义

1、整合的可能性。实践中，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有着很大关联，相互交叉与重叠，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1)主体一致。公司治理的主体由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制衡关系，其中董事会是核心。而内部控制的主体是董事会、总经理、职能经理、执行岗位组成，核心在于总经理。因此，二者具有相同的主体。(2)手段一致。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交叉部分是监督与激励、信息传递、权责分配。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要有明确的权责划分，董事会监督高级管理人员并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评价内部控制运行效果；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向董事会报告内部控制执行情况。(3)目标一致性。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公司治理目标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公司治理所追求的价值最大化，是建立在内部控制基础上的。

2、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整合的意义。(1)风险管理框架必须和内部控制框架相协调，把控制目标的建立嵌入到某种形式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去，公司治理方见成效。而在内部控制方面，将领域扩展到控制环境等“软控制”要素上，就决定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相互交汇。目前，我国内部控制制度要与公司治理相结合，成为公司治理的有机部分，关注风险管理。为此，要逐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委托关系，为内部控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强化控制、提高控制效率和效果，而应该通过风险管理的有效化，评价并改进组织的治理程序，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效率和效果，做到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避公司风险，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3

关键词:公司治理系统公司管理系统会计信息系统

一、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摸型

目前,有关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公司治理研究只考虑狭义的公司治理范围,其中主要研究内部监控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公司管理研究中,又只注意企业外部环境、公司文化、管理风格的影响,而很少把公司管理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研究。

其实,公司治理与管理是存在紧密关系的两个方面,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之间潜在冲突是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内容之一,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就包括协调公司的治理和公司的管理。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依赖于经济学上定义股东与管理者关系的企业理论模型:股东拥有企业仅不参与经营管理,股东通过选举董事会作为他们在公司决策中的人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据此,公司治理被看成与公司的内在性质、目的和整体形象有关,与该实体的重要性、持久性和诚信责任等内容有关,而公司管理则更多地与具体经营活动有关。可以认为,治理与管理的差别在于:(1)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而管理的中心是内部的;(2)治理是一个开放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3)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理是任务导向的。简言之,公司治理关心的是“公司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公司管理关心的是“怎样使公司达到上述目标”的问题。同时,企业治理和管理又是密不可分的。公司治理和管理都可能直接对公司管理运作过程产生影响,但在通常情况下,公司治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影响公司管理系统来达到间接影响公司管理运作的目的和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与管理效益的。在实践中,通常认为公司治理的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企业管理。鉴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这种交叉关系,国外有学者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我国有学者借鉴其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图中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我国公司法确定阶“三会四权”制衡机制就是典型的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控机制是指一股股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

二、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

当现代经济已客观地表现为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三重世界时,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网络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一部分,它产生于企业管理系统中,以管理当局的名义向外披露会计信息,并对其可靠性、真实性负责。会计亦是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只有根据会计信息了解并监督企业管理活动,进而作出相关决策。会计信息系统和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

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内部监控机制是主要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控的机制。在一定情况下内部监控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主体。它一方面利用企业管理当局披露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约束和激励。另一方面因为内部监控机制的特殊地位,它有义务保证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审计系统向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外界披露提供系统、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美国公司董事协会在描述董事会职责范围时就认为董事会在检查和监督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工作方面的作用包括:“辨别董事会对信息的需求,并安排这些信息的及时提供;每年对流向董事的信息进行评价,以确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合理性。”

外部监控机制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者主要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由于他们不直接监督经营者,因此要求公司向他们提供详细、可靠的财务数据,要求证券市场管理者制定公平交易规则,来规范会计信息的供给。而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企业积极地披露保留的信息,市场又能将企业披露的信息及时地反映出来实现对企业的正确评价。产品市场对企业的监控是通过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纵向竞争”来实现的。现代企业间既存在竞争又有相互协调。竞争性是产品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而社会化大生产又要求企业间相互协调合作,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合作双方提出的条件常常会直接影响另一方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式的具体内容,因此双方都需要全面收集对方的经营状况信息,以决定合作的内容和方式。而这种所需要的经营状况信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向外披露的会计信息。在有效的经理市场上,企业经理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其价值取决于市场评价,市场评价的标准除了知识、经验以及城信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理任期内的经营绩效。经营绩效又主要是通过企业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动状况的财务会计信息表现出来的。如果经营绩效良好,经理人员不仅可以获得优厚的回报,其在经理市场的价值也会大大上升,如果经理出现经营劣迹,其价值会一落千丈,最终会影响其职业生涯。

(二)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管理系统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系统中内外监控机制的有效运作和作用发挥,主要取决于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支撑,董事会、监事会及外部监控机制的任何决策都可能盲目无效。为此,有必要在企业管理层面上,将产生并保证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的系统称之为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它从企业有效管理的角度在财务上对内部管理进行控制,主要强调管理行为与法规制度的一致性以及可靠财务信息的畅通。公司治理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确保公司内部存在一个有效运作的自我调控机制,这是达到公司目标的必要保障。

什么是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呢?美国管理会计协会(cima)的定义是:它是这样一个整体系统,由管理者建立的,旨在以一种有序的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公司的业务,确保其与管理政策和规章的一致,保护资产、尽量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因此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是指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内部审计系统。完全可以认为,现代管理会计内部审计制度的确立并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是现代会计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发展而作出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公司管理系统中的一些硬件要素也构成了一定的约束控制作用。这些硬件包括(1)决策控制机制;(2)管理组织体制;(3)管理制度。它们与内部会计、审计系统一起构成了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

由上可见,以会计、审计系统为核心的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服务于企业进行有效管理,但它也是公司治理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运作的信息基础。三者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会计信息系统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股东、债权人等组织外部相关者同组织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会计信息系统内最终是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管理决策信息;二是帮助企业内外监控者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的监督激励和评价。

三、启示

当将会计信息系统置于公司治理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相整合的框架中加以研究时,可以发现:会计信息系统一方面是联系治理系统与管理系统的纽带,是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共同组成部分和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系统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企业内部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其的引导和控制。三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当企业内部监控机制中的董事会、监事会只是一种形式而产生不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及监控动机时;当企业外部资本市场成为众多对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关心的中小股东进行投机炒作的场所时;当企业管理者更多地是以行政方式委派到伦业而不是从经理市场中竞争产生,甚至还无所谓经理市场时;当企业还沿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惯性进行管理时;会计信息是否还能发挥其作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管理和治理系统就不会有对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的需求。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会计信息质量必将得到改善和提高,会计系统必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形成会计信息系统和公司治理系统、公司管理系统良性循环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杨惠敏,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与会计信息系统,会计研究,2000年第6期.

[2]阎达五,杨有红,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会计研究,2001年第2期.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1篇4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政党治理；模式变迁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4-0047-0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也是中国政治体系中实际的权力运行主体，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治理体现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与过程。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全面从严治党对政党治理模式的调整进行分析和梳理，并据此探讨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模式及其调整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基本模式

政党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其基本模式由一系列治理元素缀合而成，如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治理主体和客体），治理的组织原则，治理的政治伦理，以及治理活动的具体内容等。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模式脱胎于革命时期，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从源流上看，一直由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所规定，由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于先进性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所支撑。

从政党治理的主体结构来看，构建了以委员会制度为核心，以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等为职能机构，以基层组织为支撑的治理结构体系。从治理实践来看，这一结构体系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政党自身的治理。例如，党委虽然是管党治党的主体机构，但其中心工作实际上是领导同级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从治理对象来看，对党的干部与普通党员有层次不同的要求，但治理范围涵盖全体党员。

从政党治理中的权力运行来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一方面，承认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和各项民利；另一方面，强调党员、下级、地方对组织、上级和中央的坚决服从。在治理实践中，作为党员民利体现的党代会制度在换届选举和决定党组织重大方针政策时发挥关键作用。由于未实行年会制度，其党内民主功能尚需充分拓展。党的委员会虽具备一定的民主功能，但党委记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而民主集中制更多地向集中制倾斜。为防止这一倾向过度化，中国共产党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确定为根本工作路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作为广义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在政党治理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表达通道。但是，通过群众路线实现的利益表达功能在实践中仍需规范的制度加以保障。

从政党治理的政治伦理来看，其内在逻辑体现为先进性与服务性。先进性逻辑认为，党是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拥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因此必然地在各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服务性逻辑是指，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党治理的所有目标，理论上最终都可归结于保持先进性、促进服务性这两个基本要求。由此，先进性与服务性也成为政党对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应然的政治伦理要求。

从政党治理的具体内容来看，涉及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思想建设，通过理论灌输和政治道德教育，使全党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重大问题的认识等方面能够保持一致，而且以此有别于并高于非党的群众。组织建设，实现政党组织网络对社会的全面覆盖和维护组织内部的纪律和统一，以保证党的组织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作风建设，引导党的组织、干部和党员树立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适应的良好风尚，纠正各种不正当的风气，实质上是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培育。反腐倡廉建设，针对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是否符合法定规则的治理，其内容多属于国家公共权力治理，但在具体表现上以纪委主导的党内治理作为前置程序。制度建设，通过建章立制提升前四项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模式的调整

随着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的剧烈变迁，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模式的具体运作方式也在不断调整。从调整的内容来看，大体符合现代政党治理的发展趋势，在多方面有明显进步。

最为明显的进步在于政党治理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在制度建设的认识上，邓小平1980年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除了以制度限制个人专权外，剧烈变迁的执政环境带来的冲击，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章立制、完善制度来保障政党治理的基本秩序。各方面的规章制度以及更为细致的职能清单、流程设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其次是政党组织初具包容性与弹性。面对阶层的分化与多元化，通过“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创新，成功地将民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新社会阶层纳入群众基础，体现了包容性。面对就业市场化、多样化、非公化和居住社区化的趋势，基层党内治理中拓展了非公党建和社区党建两个新的领域，为游离于这些领域的党员和先进分子构筑了政治联系或吸纳的渠道，彰显了组织体系的弹性特点。

再次是对党内民主、党的自我革新等治理因素的认识与强调。十六大从理论上肯定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路径，这一论断为十七大、十报告所延续。十还进一步把“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政党建设的基本目标。

但是，这些进步与现代政党治理的应然要求相比，仍有一些局限性。就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而言，其进步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显性的制度建设上，而非实质性的制度至上、党内法治。其具体表现：一方面，党内规章制度越来越多，但缺乏整体性的设计，制度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没有连缀成环环相扣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制度的执行力不足。对于领导干部群体而言，一般性制度可以有效执行，但限制权力和特权的制度很多时候被选择性执行，导致制度执行存在不平等和例外现象。而对于普通党员群体而言，政治学习、发挥先进性作用等制度，其执行更多地停留在形式主义甚至文牍游戏的层面。

就弹性和包容性来看，也有局限。例如，拥有财富资源的民营企业主党员在党政权力体系外的党员队伍中显然占据了优势，获取了相当多的“两代表一委员”（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职务，即使硬性规定为基层工人、农民保留的席位，很多时候也被企业主、农村致富能人等挤占。这种精英结盟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便利了官商利益勾连的权力腐败，有时甚至引发地方政治性选举中的大面积贿选事件。

至于创新型组织建设，十报告提出的“三型”党组织中，学习型和服务型很快被党的文件所定义，并通过系列建设活动来推进，而创新型党组织仍停留在概念不清、活动不明的模糊状态。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面临的挑战

由此可见，面对执政环境的巨大变迁，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虽然在环境适应性方面有一些举措和进展，但也存在着传统的治理逻辑与治理方式不能适应新环境所导致的新问题。对于普通党员群体和干部群体而言，这种不适应性分别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离散治理”和“软约束治理”。

对于政权体系之外的普通党员群体，传统的政党治理模式因体制的疏离和政治伦理逻辑的削弱而趋向离散状态。从治理结构来看，普通党员一般只与所属的基层党组织发生联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自组织条件下，基层党组在运作实践中不再拥有传统政党治理模式下对党员生产、生活的资源控制权，因而开展针对党员的治理活动存在困难。从权利行使来看，以间接选举为主的党内代议制民主发育不成熟，普通党员仅拥有选举基层支委和党委的权利，参与更高层级的党内民主尚缺乏程序保障。从治理的政治伦理逻辑来看，普通党员的先进性与服务性两个基本逻辑遭受冲击。虽然党员吸纳机制的相对严格使党组织能够招募到相对优秀的成员，但改革变迁和代际更替使普通党员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贫困党员、年老失能党员、职业岗位边缘化党员等，他们的先进性的体现存在较大困难。服务人民的逻辑也被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与分配原则所削弱，尽管很多基层党组织试图用治理中的参与、志愿精神来重塑服务理念，但从成效来看，难以弥合已弱化的服务逻辑。传统治理模式对普通党员收效不彰，而新的具有适应性的治理方式仍在艰难探索，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离散治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一部分党员成为与组织缺乏联系的“失联党员”，还有部分党员直白地追求参与党组织生活的经济利益。在党的文件中，也承认“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②。

对于干部群体，即在党政权力体系中任职和在公营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传统的政党治理模式在形式上依然能有效运作。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受纪委的监督，在组织生活和思想政治方面接受党的职能部门的指导与安排。但是，在形式上有效的同时，传统政党治理模式的不足在新环境下引发了新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群体的不良作风和领导干部的弥散性腐败问题。从治理结构来看，作为治党主体的党委与同级政府的职权混合，未能把治党管党作为第一位的责任。担负监督责任的纪委缺乏独立性，对权力运行的纪律监督效力受限。从治理中的权力运作来看，党内民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约束权力的民主监督实效性不强，权力过于集中以及未能有效制约的情况尚未有根本性改变。更重要的是，驱动传统政党治理模式的两大软件要素，即政党领袖的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的粘合作用在十之前有所削弱。政治权威的不足，削弱了传统政党治理模式保障党的集中统一的优势，使权力集中与权力碎片化、集团化相伴随。例如，十后反腐风暴中揭露了部分落马高官“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③。从治理的政治伦理逻辑来看，领导干部虽然在能力、素质上相对普通党员和群众“先进”，但这种先进并不必然表现在政治信念和为民服务方面。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就直指部分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在意识形态信念淡化、权力监督约束薄弱、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④。多发性、弥散性的腐败甚至造成某种程度的逆向淘汰效应，导致局部政治生态恶化。腐败、权力滥用、政治生态恶化，表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刚性约束不足，对领导干部群体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软约束治理状态。

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在覆盖群体和实际运作上形成了相互脱节的同心圆结构：居于内圈的领导干部群体和居于外圈的普通党员群体。两个群体分别存在的一定程度的软约束治理和离散治理共同构成了政党治理的现实难题。普通党员群体缺乏对领导干部群体施加影响和约束的渠道与能力，使后者对权力的垄断更为紧密且缺乏外在监督。这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错位，即“政党可能会由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错位，几乎包含了政党变质的全部危险”。⑤

三、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落实

（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主要举措与初步成效

面对政党治理的现实难题，十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从“八项规定”开始，厉行从严治党，围绕整顿作风和惩治腐败掀起了政党治理风暴。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从严治党提出了八点要求。2014年底，“从严治党”拓展为“全面从严治党”，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并被认定为关键举措。此后，针对领导干部群体和普通党员群体相继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全面从严治党的已有措施和指导要求来看，大体上仍延续了既有政党治理模式的基本逻辑与制度举措，但又针对治理危机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改革调整。

首先，在治理结构方面，强化治理主体的责任，调整主体间的权力关系。落实从严治党的责任被强调为从严治党的第一要务。不仅强调构建党委抓、书记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责任制，还强调党委书记必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显然，对党委及书记治党责任的强调，是对先前治党主体职责不清、责任不明的纠偏。纪委作为专门的治党机构，一方面，调整内设机构，加强自我约束，突出案件查办职能；另一方面，对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隶属关系虽未改变，但强调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增强了治理和监督的独立性。

其次，在治理权力运行方面，强化政治权威，解决权力分散化和不受制约问题。强有力的领袖权威是传统政党治理的主要驱动力。为改变十前政治权威递减造成的权力分散化和腐化的弊端，十通过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以及之后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的直接控制，强化了领导人和中央的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输入到政党治理体系中，发挥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防止权力滥用成为政党治理的主要目标，也是新的政治权威以身作则着力示范的重要方面。政党治理机制在获取了新的动力之后取得显著成效，腐败受到严厉整肃，党内蔓延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利益集团、利益交换等现象也遭受沉重打击，领导干部群体所处的政治生态有明显好转。

再次，在治理的制度化方面，强调制度的执行力和纪律执行的严格。在从严治党实践中，反思了单纯依靠制定规章制度的形式主义弊端，拓展和深化了对制度治党的认识。一方面强调制度的“精”和务实管用，即制度对问题的针对性、指导性，防止“牛栏关猫”；另一方面，把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作为制度建设的重心，以严肃执纪执法强化党的制度的约束力。同时重视以法治的观念推进制度化治理，强调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第四，在治理的件要素方面，重视意识形态和传统资源的运用。重新重视思想建党的政党治理传统，认为“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⑥。因而在政党治理中，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尤其是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试图营造思想建党的“软件”与制度治党的“硬件”相互配合的格局。对于传统治理资源的运用，最突出的是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活动中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生活传统作风。

第五，在治理的对象方面，以领导干部群体为重点，试图涵盖普通党员。无论是从严治党的理论还是实践，都将从严管理干部作为工作重点。对于干部治理的目标，包括“干净”和“干事”两个方面，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全面从严治党还试图将普通党员的治理纳入进来，例如大幅度压缩入党名额、试行党员出口机制、清退不合格党员等。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当前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包括对腐败官员的严厉惩治，干部作风和官场政治生态的优化，执政党在社会民众中政治形象的改善等。对于这些成效，从政党治理模式的延续来看，显示了在获得新的推动力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政党治理机制也仍存在巨大的作用空间。从政党治理模式的变迁来看，全面从严治党鲜明地体现了法纪先行的政党治理理念法治化取向。这种取向，一方面表现为注重党内立法的权威性，强调以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依据，强调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行的“党的宪法”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注重以党内法治化作为从严治党的保障，强调制度面前、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没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二）从严治党全面深入开展需克服的障碍

从目前已有的举措来看，从严治党的治理策略总体上仍属于传统政党治理模式在危机治理状态下的强化版。从严治党的全面深入开展和潜在的政党治理危机的根本克服，依然存在诸多困难与障碍。

首先，对领导干部群体的治理如何深入和持久。从严治党所取得的成效主要在治官、治权方面，但是来自干部群体的抵触也十分明显。这种抵触，既有“老虎”、“苍蝇”等贪腐分子对从严治贪的恐惧与抗拒，也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对从严治党、整顿作风带来的政治生态变化类似于“由奢入俭难”的不适应性，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在对从严治党态势下自己工作的得失进行权衡之后出现的不作为和保守、惰性。尤其是隐性甚至是集体性的不作为，很难像贪腐、违纪一样惩治，有时还隐藏于全面改革中的政府放权行为之中，已成为当局的重要隐忧。可见，从严治党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和构建长效机制，面临着来自干部群体的多方阻碍，存在隐性反弹的可能性。

其次，如何防止新的权力集中带来的负面效应。当前从严治党的动力增长得益于政治领袖的权威重建与强力推动，辅之以纪委系统的严厉执纪，并因此形成了层层压紧的态势。从严治党的重要成效之一是整顿了权力分散化，巩固了政治权威和集中统一，提升了纪委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威慑力。由此形成的相互促进关系有利于为从严治党提供更强大和持久的动力，但是新的权力集中也可能产生新的权力监督问题。尽管主要领导人能够做到正人先正己、以上率下，纪委也加强了对自身的监察以防止纪委系统内部的腐败，但仍需要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才能避免新的权力集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再次，从严治党的治理策略如何运用于普通党员群体。从严治党之所以能够对领导干部群体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关键在于这一群体对政权体系在职业及资源获取方面的依赖性。对于多数普通党员而言，市场化、非公化的就业方式使其缺乏对政党组织的依赖性，因而从严治党显得鞭长莫及，也就是党组织缺乏整肃普通党员的必要手段。实际上，处于离散治理状态的普通党员群体，虽没有贪腐和恶劣作风问题，但以党组织对党员的应然要求来衡量，类似于“失联”、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接受服务群众的任务、言论与党不保持一致等轻微违纪现象、素质不合格现象在基层多有存在。对此，强制性推动针对普通党员群体的从严治理，不仅存在法不责众的操作性难题，而且严格依纪清退数量较多的不合格党员会导致党员数量下降，可能带来损害执政基础和政党形象的风险。

最后，从严治党如何获得社会民众的参与性支持。从严治党尤其是严厉肃贪改善了执政党在社会民众中的形象，得到了民心和舆论的支持。但是，从严治党的实践过程开放性依然不足，以高层推动、纪委查处为主要模式。在从严治党过程中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仍然以领导干部下访为主要形式。社会民众除半制度化的举报外，缺乏有效的制度性参与渠道。无参与必然导致政治情感的疏离，事实上，一些民众在期盼“打老虎”深入进行的同时，也抱有某种看客心理。因此，有必要构建制度性参与渠道，使民众对从严治党由心态上的一般性支持上升为行动上的参与性支持。

四、推动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在法纪先行的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效、形成良好态势之后，有必要以进一步改革创新的理念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汲取和拓展现代治理理念的积极因素，营造政党的“善治”，进而带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于政党治理的创新，也作了强调：“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⑦。根据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和当前从严治党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梳理，结合现代治理相关理念，今后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应巩固法治化的趋势，同时以权责平衡为原则调整政党成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实政党治理的内在逻辑，以此为基础，汲取现代治理的互动、合作、多中心、扁平化等理念，以刚柔相济的治理举措增强政党治理的适应性。

首先，巩固从严治党的法治化趋势，并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有效衔接。法治化是从严治党战略鲜明的发展取向，也是政党治理中体现治理、善治的核心理念。政党治理法治化，一是要提升党内规章制度的合理性、系统性和可执行性，做到有良法可依。党内规章制度的制定，应通过党内民主的方式广泛听取党员、干部的意见，使内容合理化，增强规章制度在党内的认同，保证依法治党的“法”是被认可的“良法”。要完善这一党内根本大法，以为指针，以可执行性为标准，清理党内各级各类规章制度，形成围绕的系统化且环环相扣、便于执行的党内法规体系。要加强党内法规的教育灌输力度，培育党员干部政党法治的思维和遵纪守规的意识。二是继续以制度、纪律的严格执行强化党内法规的权威性。法治化治理是对传统治党模式中命令式治理、运动式治理、人情化治理、形式主义治理的根本性替代。法治化治党不仅需要从严从实，形成高压态势，还需要持之以恒，形成惯性。因而在较长时期内，以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推动和以身作则示范的惩治贪腐、整顿作风、严肃党纪工作仍然是实现政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

政党治理的法治化还要注重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衔接。从严治党中的治官、治权在治理对象上与国家治理存在重合性，在从严治党的局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之后，应及时以国家的法治化来保障治官、治权的长久性与合法性。政党组织与国家政权在组织性质、组织范围、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政党毕竟是党员而非公民组成的政治性团体，并非公共权力机构本身，尤其是执政党存在着统一全党意志和力量的现实需求，不可能在党内实行过多的分权。因此，把政党治理中治官、治权的内容逐步转移至国家的法治化治理，一方面可以通过执政党的党委与同级人大、政府、司法等政权机构间的合理分权，防止权力集中可能带来的新的权力不受监督问题；另一方面强化国家司法程序在治权、治官中的地位和作用，既可以提升反腐倡廉的法治化水平，还可以让纪委机构更多地把精力放在针对全体党员的监督、执纪、问责上。正在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同时与纪委合署办公，整合反腐败力量，体现了政党治理法治化与国家治理法治化在体制上相互衔接的发展方向。

其次，以权责平衡为原则调整政党成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实政党治理的内在逻辑。如前分析，无论是对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单向度强调先进性与服务性的治理逻辑都遭遇了困难。因此，在加强意识形态教育以增强理想信念的同时，应针对不同类别的政党成员，分别围绕权力―责任对等、责任―利益平衡、权利―义务平衡的原则，构筑新的政党治理逻辑。对于领导干部，要注意到权力―责任失衡导致的权力运行关系扭曲和官员不作为、不担责问题，在严格法治化治理的同时，以权责对等为原则对各级各类职权岗位的权力与责任进行合理配置。要注重对权力使用者的责任管理，而不是单纯收权，以避免权小责大导致官员被迫向社会、向市场扩权。对于政权体系包括党的各级组织中专职为党和政府服务的一般党员，即“体制内非权力者”，在严格法治化管理的同时，应注重以责任―利益平衡为原则，保障其合理的待遇和以能力本位为标准的上升渠道，以避免责利失衡导致的工作懈怠。对于普通党员，应充分发掘以党内民主为纽带的联系机制：扩大党务公开，满足党员的知情权；扩大党员参与直接选举的层次，适度引入选举竞争机制，保障党员的参与权和选择权；畅通党内的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尤其是制度化参与从严治党、难现稳ǖ娜利。要通过党内民主参与，给予党员政治效能感和主体感，在权利―义务平衡的基础上构建“认同―参与”的治理逻辑，以真实享有民利为前提，将普通党员纳入以守纪律、尽义务为主的法治化治理范围。

再次，继承与创新并举，把延续管党治党优势与吸收现代治理因素结合起来。从严治党机制更适合于针对干部群体即“政权中的党”，而在市场化、社会化、非公化的社会环境中，对普通党员群体即“社会中的党”难以严格治理。因此，针对社会中的党员和党组织的治理，应秉持改革创新精神，认识到这些党组织所具有的社团性质较政治性质更为显著的特点。在保持意识形态联系、党内民主联系、基本的组织纪律联系的基础上，针对社会中的党员和党组织的治理，应更多地借鉴社会组织的治理方式和组织形式。在社会层面，不强求党的基层组织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强制的领导地位和组织优势，而是通过党的组织吸纳与组织活动形成自然而然的引领作用。在组织运作方式上，与政权中的党组织更多地具有行政机构中领导与配合、命令与服从的组织运作特点不同，社会中的党组织，无论是其与自身所属党员的关系，还是与领导、支持其开展活动的政党相关职能机构的关系，都应当以自治、参与、协商、合作为运作方式，更多地强调志愿精神以及基于业缘、趣缘、地缘的社会关系的作用。

总之，就是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上，通过政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使针对干部群体与党员群体的两个治理环节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弥合前述政党治理危机中政党组织机体同心圆结构脱节的新型治理格局。这种格局的特点有：法治化管理、民主化参与和合作式治理多种治理方式并举；政党组织权威的单核集中与边缘多中心相互契合；政党组织关系的直线式、科层制与扁平化、自治式并存。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②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③：《切实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3月17日。

⑤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5

【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会计控制

一、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关于各利益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涉及决策、激励、监督三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等，旨在对管理层执行的风险和控制过程加以监督。与公司治理相关的主要关系人包括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员工、供应商、客户、债权人、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就是要研究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责任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控制权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是控制权的实现，监督和控制是公司治理程序中的核心内容。公司治理程序的建立首先是以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保护所有者的权益为目的。公司治理程序反映公司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控制机制。概括起来，公司治理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公司治理是一种权力配置机制

公司治理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问题。通过在公司内部的各组织机构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配置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使得彼此之间权责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制衡，相互协调。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是公司决策机构，拥有最高决策权；经理人员是公司决策的执行者，拥有日常经营活动的执行权。三者之间互相制衡，各司其职。公司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要相对应，拥有剩余索取权并承担风险的人要拥有控制权，拥有剩余控制权并经营管理资产的人要承担合理使用资产、确保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如果拥有控制权的人没有剩余索取权，不承担相应责任和风险，就会产生“廉价投票权”。

2、公司治理是一套多赢的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是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服务投资者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它包括企业所有安排、国家有关法律制度、市场竞争机制、信誉机制以及企业内部的薪酬和晋升制度等。这种制度安排规定了不同的企业参与人所拥有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使他们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制衡，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种制度安排，必须是一个多赢的制度安排，必须在满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企业的价值。特别地，它必须使投资者愿意投资、并有积极性选择和监督经营者，从而使经营者能够负责任地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并使监督者能够正确行使监督权。

3、公司治理是一种合约安排

根据现代企业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结合体。由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而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又导致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出现。因此，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就是要确定在出现合约未作出预期的情况时，谁拥有作出决策的权力。哈特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出现了问题，而企业合约是不完备的，便产生了公司治理问题。因此，公司治理是一种契约治理，是在企业所有参与人之间合理配置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一种合约安排。

4、公司治理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统一

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既依赖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内部治理结构，又依赖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等外部治理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只有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完善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有效结合，才能实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有效配置，才能在公司内部形成权力与责任相统一、风险与收益相对应的有效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主体才能有效发挥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二、内部会计控制

内部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而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构成内部控制的目标，内部会计控制始终是内部控制的核心。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开始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也不断完善，相应的法规也不断出台。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依赖于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因素，而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些宏观因素作用的结果，其构成了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基础和依据。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正是公司治理结构作用的结果。

内部控制是相对于政府控制、社会控制的一种控制。在外延上，内部控制包括会计（财务）控制、管理控制、业务控制和法规执行控制等。内部控制是指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随着“内部人控制”现象的蔓延、“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过分强调和片面理解、董事长及经营者职权的滥用以及内部人“道德风险”引起的一系列舞弊行为发生，又必然形成对内部控制制度的破坏。于是，在西方，出现了由社会职业团体制定统一的内部控制来约束“内部人”的行为。在我国，则由政府有关部门颁布法规，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我国会计理论界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定义为“三个目标论”、“四个目标论”。“三个目标论”认为内部控制是为了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而“四个目标论”除了保证资金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笔者不仅认同“四个目标论”，而且认为“四个目标论”的前提侧重于内部会计控制，后一项涉及与会计相关的管理控制。之所以这样定位的原因是：第一，单位内部控制弱化不仅限于会计控制，而且涉及管理控制的各方面，有些环节的控制单纯强调会计控制是不够的，需要全面地进行综合治理，提高内部管理水平。第二，内部会计控制并不只涉及会计控制，就会计论会计，凡与会计无关的控制都不予涉及。会计的核算职能表明，比如对于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对外投资等业务环节，实质上都与会计控制密切相关，它们都是通过货币计量而进行的价值核算，并在核算中加以规范。否则如果单纯就会计论会计，内部会计控制很难发挥作用，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内部控制弱化所产生的种种现实问题。而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会计控制确定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同时兼顾与会计相关的控制。第三，国际上内部控制中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不断融合的趋势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这样理解是与《会计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相吻合的，具有法律依据，也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所涵盖的范围。

三、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

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两者在内容上又相互交叉，交叉部分主要是监督、信息沟通和权责分配。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都产生于委托问题，是决定公司经营效率和公司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是，两者委托的层次是不同的。公司治理产生于两权分离，是基于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相分离的事实而建立的约束、激励和监督机制，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问题；而内部会计控制则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中不同层次经营者的委托问题。公司治理处理的是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三者间的关系；内部会计控制处理的是董事会、经理层和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因此，董事会和经理层既是法人治理结构的主体，也是内部会计控制的主体。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连接性和互动性（李连华，2005）这种关系可用图1表示。

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进行探讨。

1、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统一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中

内部会计控制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虚假会计信息、防范差错、保证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从而保证经营效率和效果。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企业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全的公司治理是企业经营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因此，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统一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中。

2、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前提和基础

公司治理结构是促使内部会计控制有效运行、保证内部会计控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基础。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才能从源头上实施内部会计控制，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组织保障，具有权力配置、激励约束和协调功能，可以解决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可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和克服其机会主义倾向；可以激励和约束董事会和高级管理者的行为，从而影响内部会计控制的运行效率。

3、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有效运行的保证

内部会计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联系。公司治理包括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内部公司治理主要针对企业内部权利与责任的划分；外部公司治理主要是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内部会计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效果，并加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因此，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尤其是风险控制和决策约束机制是提高内部会计控制运行效率的关键。

4、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之间存在作用互补区域

内部会计控制包含了内部治理和经营控制、财务控制等；公司治理和内部会计控制之间互相依赖，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对应与一致性。从不完全契约角度分析，如果公司治理是一种关系契约，那么内部会计控制就是这种补充契约，旨在弥补关系契约的不完全性，确保公司取得比较优势。由此可见，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在本质上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互动关系。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目前正在融合过程中，两者的交叉部分是监督、信息传递、权责分配，治理主体评价内部控制运行效果，经营者有责任向治理机关报告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该交叉区域的大小由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特点决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治理结构与内部会计控制趋于合一。以内部治理为主的公司，股东和股东会、董事会是监控主体，因而交叉区域较大；两权分离或以外部治理为主的公司，主要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经营者是控制主体，因而交叉区域较小。

【参考文献】

[1]朱荣恩：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1（1）.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6

关键词综合治理体系构成具体要求

中图分类号：D631.3文献标识码：A

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的安全稳定。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建设，是一项关系广大师生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校及周边治安形势有了很大好转。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高等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由于高校及周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安全、稳定、文化、卫生、工商等多个领域，分别由公安、文化、卫生、工商、通信、食品、药品监督等多个部门负责管理。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机制，步调很难一致，形成合力。

一、当前高校及周边治安环境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部门之间缺乏横向交流机制，难以形成合力。

个别部门对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有的认识不高，重视不够；有的责任不明确，措施不落实；有的部门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沟通、协调和联络机制不健全，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二）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巩固难、反复性大。

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具有政策性强、利益矛盾多、清理难度大等特点，很多问题又是多年积累而成，通过短期的集中整治实现彻底根治不太容易。有些问题虽然经整治有所好转，但整治后因防范管理措施不落实，往往出现反弹，影响了整治成果的巩固。

（三）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后勤社会化等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办学模式的多样化，特别是高校的重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推进，多个校区的形成，地域的分散化，管理体制的多重化，使学校及周边的治安环境涉及面更广、更容易发生治安和安全问题。

（四）学校及周边治安仍存在一些隐患和不稳定因素。

有的学校及周边的治安秩序仍比较复杂，少数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周边治安状况还有恶化趋势。部分学校因危房、设备老化而导致的不安全因素，特别是火灾隐患令人担忧。另外，互联网中的有害信息也成为影响校园稳定的新的不安定因素，需要学校将网络安全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

从以上的工作实践和存在的问题分析，我们深深认识到，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理顺综合治理的体制，建立长期有效地管理机制，是提高综合治理效能的关键。

二、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化的构成

高校及周边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围绕教育培养人的目标开展各项工作，“平安和谐校园”建设是整个体系的核心，也是出发点和归宿。为实现目标，加强综合治理的领导组织是关键，做好校园内部安全防范是基础，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是补充，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是导向，加强监督检查和实行责任追究是保障。各项工作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共同构成综合治理体系。

（一）纵向。

1、综合治理领导组织体系。

综合治理涉及的面非常宽泛，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密切配合，建立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并理顺组织内部关系是开展综合工作的前提。综合治理领导组织体系包括各市（州、林区）、县（市、区）要成立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综治部门组织协调，职能部门共同参与且各负其责，各高校积极参加，形成整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高校安全防范体系。

以强化内部安全管理为核心，建立健全学校内部安全工作体系。主要包括高校的各项管理制度、防范机制、日常管理、校园事故应急处置等。

在这一体系中，高校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实行安全工作领导责任制和目标责任制，将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具体岗位个人。学校保卫机构是具体的安全管理和监督部门，学校其他部门乃至全校的师生都是体系的组织主体。体系的内容包括建立学校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维护学校稳定，加强校园安全巡查、巡逻，防止社会人员进入校园滋事。建立以校园110指挥救助中心为枢纽，集人防、物防、技防于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组织开展校园内部整治，加强校内交通管理和规划，规范校园商业网点的经营，拆除违章搭盖，美化校园环境。完善学校应对、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疫情等工作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

3、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校园周边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整治校园周边治安、卫生、文化环境，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为高校的发展和师生的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体系。

综合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有关的职能部门，更需要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参与。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努力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气氛，这是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是保障综合治理成效的根本。校园安全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全方位的，既有安全文明的环境和秩序，健全的安全管理系统和规章制度，又有积淀于师生员工中的安全意识、安全行为方式、安全行为准则、安全道德观、安全价值观等。

5、综合治理考评体系。

定期考评是促进综合治理工作有效运行的手段。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规范考评组织、考核内容、考核方式。从考评体系日益规范化、制度化，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和奖励机制。对工作做得好的，要采取激励措施，工作被动、存在问题的，或者因整治不力造成较大影响或事故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和学校领导的责任。

（二）横向。

1、校地共建制度。

把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抓好，既要有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积极性，更要有学校的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整治的合力，才能把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抓好。

地方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责任，要定期组织召开由有关部门和学校参加的共建工作机制，区委、区政府领导定期到学校了解治安环境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学校主动与政府及有关部门联系和沟通，做到校地互动、校地互利，切实推动学校及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2、标本兼治制度。

标本兼治是抓好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基础。抓好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关键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治本”的方针。既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好集中整治工作，又要把这一工作形成制度，抓好规范，特别是要针对学校及周边的突出问题在治本上下功夫，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使这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这样才能取得长治久安的效果。

3、联席会议制度。

综合治理需要多个部门齐抓共管，切实发挥作用。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职能部门之间必须积极组织协调、开展工作，仅仅强调“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各职能部门相互间的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为了密切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定期的会议来通报情况，研究突出问题，总结经验，达到整合力量的作用，联席会议制度对职能部门阶段性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督促各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综合治理体系化建设的具体要求

（一）注重综治组织体系化建设，提高调控能力。

这是综合治理体系化建设的前提。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就如同一盘散沙，各司其责，难以形成合力。根据我省高校分布及周边治安环境状况，提出四级联创、层层包保、以点促面、相互促进的工作思路。按省、市、区、校四个层次构建组织体系，每个层次都有单独的综合治理的组织，把治理触角延伸到学校周边、学校内部、交通要道等。根据不同层次应当履行各自主体职责的要求，明确责权分明的综治责任。省级总揽全局，市级主抓，区级实施，学校配合联动，形成了统一协调、各负其责、整体联动的责任体系。

（二）注重综治体系网络化，提升打防管控整体效能。

纵向的综治体系体现的是一种业务和区域的分类，横向的制度就是各体系之间的联动。具体的表现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综治部门协调组织，以职能部门为主体，以群防群治力量为依托，以高校内部防范为基础，构建结构合理，防范严密，点线面互动，打防管控为一体综治防范网络。在此网络结构中要实现“上下贯通”一级对一级的组织制约功能；“左右衔接”一棒传一棒的互联互动功能；一处“盯”一处的定人定位功能。

（三）注重综合手段科技化，增强治理的实效性。

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除了强化责任，加强队伍等建设外，还应向科技要力量、要平安、以弥补人防、物防的不足。目前，很多高校都树立了“科技创安”的观念，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7

关键词：大学内部治理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大学理念理论

1.引言

大学作为教育体系的顶层机构，不同知识技能的传授需要在系统的管理和制度体系下形成互补，大学内部治理和外部权力的制衡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具有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明确提出了“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要求。大学内部的治理理论能够系统地揭示大学内部结构运行的本质，是协调平衡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提纲挈领，一定的理论指导是大学内部治理的功能和原理的依据和铺垫，没有这种体系化的理论基础加以限制和制约，大学内部治理会沦为领导者主观臆断的工具。

学界对于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普遍不足，而在构建大学治理结构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学者意见的碰撞较多，部分学者以西方一流大学的治理模式来给我国的大学治理以借鉴和效仿，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对大学治理的具体形式、大学章程、校长负责制等内容做了深入的剖析。大学内部治理的理论对完善大学内部结构具有指导意义，把大学的内部治理与公司或公共事业部门的治理放在一起比较，公司治理理论中的委托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能够嫁接移植到大学内部管理中的已成型的理论。结合大学内外部环境的相似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目标的一致性是可以做深入讨论的。此外，洪堡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大学治理理论基础也是广受学者追捧的研究对象。

2.大学内部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

公司治理与大学治理有诸多相似之处，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生存在同一组织内部、庞杂的组织机构需要科学章程加以规范、不同权力在组织内部相互制衡等共同点都可以看出，把公司治理理论中的观点加以适当的变通应用到大学治理工作中，可以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

2.1利益相关者理论

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在弗里曼于1984年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被提出。他指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把大学治理比做企业公司治理是因为大学和公司都是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群体，相关者有共同的实现目标，并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受到利益相关者的牵制和影响。

大学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政府出资部门、行政管理人员、授课教师、学生等。其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等；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科研院所、校友等；次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校企合作单位、科研基金提供部门等；“边缘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等”[1]群体。

政府的利益主体可以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大学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在财政拨款和政策引导上，而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是高校的运转能否给经济文化带来发展。政府是学校建设发展的出资人，高校终归要适应当地的大环境来构建学科布局和完善人事管理。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管理可以相对地完善政府领导下党委“一股独大”的治理模式。校内学术权力和校外人员的参与可以避免校内行政化的倾向愈演愈烈；校内管理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便于舆论对校内治理的监督；校内科研、教学等主体的加入可以充分表达这部分人群的利益诉求，充分实现民主与权利的良性运转。目前，我国高校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中还处于初级阶段，高校中普遍使用的治理结构是科层制，这种等级分明的模式并不能有效调动各阶层和主体的活动积极性，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党委会等组织可通过扩大权力执行主体来有节制地替代科层管理机制。通过对学部学院权力的下放，在保持学院原有独立性的基础上加强学科间资源和人才的流通，利益主体能够很好地分配在不同研究机构当中。

所以说，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大学内部治理的应用是有很充分的发挥空间的，这种理论的实施可以说是大学管理制度的一大创新，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共同治理意识的提高，同完善外部运行环境和理论创新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2.2社会系统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将由智利生物学家Maturana和Valera在一般系统理论中开启的“自我制造”的新范式（Paradigm）移植到社会学当中，构建了独特的社会系统理论。其在《社会的社会》中有充分的论述，“卢曼的理论是当代社会高度分化又高度自律的理论概括，它以理论的形态为我们展现了当代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和‘过度复杂性’的真实现状”。[2]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赋予大学以社会的特性，社会的复杂性和分化性在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机构设置上有详尽的体现，卢曼的这种结构分化和整合的理论对大学内部治理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2.2.1概念相似性

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中，复杂性、自我制造和沟通是三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卢曼认为社会系统是在一个封闭循环的过程中不断由沟通制造出沟通的自我制造系统，它既具有（操作上的）封闭性的特点，又具有（对于环境的）开放性的特点”。[3]从这个社会系统的描述来看，大学同社会系统是有着相同本质的，大学的治理也是在一种相对封闭循环的环境下进行的，大学有独立的发展空间、资金支援和人才培养系统，在不断地与外界（即社会）沟通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发展内涵和理念。在内部管理上，大学有一定的决策自主性，可以排除一定的外界干扰展开自我制造，这是与社会系统的封闭性特点不谋而合的；同时，操作上的封闭性伴随着信息的对接和畅通，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与大学对社会的回馈是相辅相成的。

2.2.2治理结构分化

复杂性和社会分化构成了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领域。社会系统自我制造的发展，促使社会结构的衍化升级和复杂性加深，这种环境转换出现的内在危机和不平衡迫使社会系统完成复杂化以解决危机，从而达到自身系统的完善和进化。这种结构的分化和系统的衍化是可以应用到大学治理中的。当结构分化导致内部危机和冲突时，迫使大学吸收更大容量的系统以达到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化。大学组织的权力冲突、组织结构冲突、人员配备冲突都是大学内部结构分化中的内在危机。大学内部治理的领导者在平衡各种冲突以达到自身向高层次发展的目的。这种教学与行政的博弈有利于领导者认清大学治理的本质是什么，以追求高深知识为己任的学术精神，对学术的忠诚和追求成为大学最本质的价值观，更是大学组织合法性存在的内在逻辑。

2.2.3组织整合机制

运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中的沟通的概念，将各种异质性部分整合到一起，实现系统与环境的和谐，沟通系统本身通过其自我制造过程决定沟通的到来是否会导致沟通系统中的变革，因而，沟通也是系统整合的途径。在普及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高校之间的整合与合并是通过沟通达到强强联合的办学状态的。在政府、市场与学术自由的三角关系中，大学内部治理体现的是学术权力对另外两级权力的引导和控制，大学自我整合的特性符合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的自我指涉、自我再生等系统特性，“大学组织通过自我整合获得存在的自主性和合法性”[4]。

在以上讨论中大学内部结构的制度化导致了科层结构的深入，削弱了治学主体的参与意识和共同管理责任感，这是我国大学治理在未来需要面对甚至现在已经面临的问题。所以说大学内部整合机制是大学治理规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

2.3大学理念理论

从德国新大学运动的开展到柏林大学的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大学典范在威廉·冯·洪堡的指引下初具规模。早期受哥根廷大学科研和教学自由的影响，洪堡在普鲁士任职期间发表文章阐述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等治理理念和办学原则，对近代大学的内部治理和发展方向有深远影响。虽然现代大学治理理念有了新的发展和内容，但都是基于洪堡的治理理念而重构和创新的。

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团体享有不受政府、协会及任何团体和任何个人干预的自由和权力，大学成员以大学这个团体的代表资格而非以个人的资格来决定大学自身的管理。[5]大学的自治不是天生享有的特权，是在长期发展中得出的内在规律使然。大学自治可以分为机构管理、资金控制、教职员聘任、招生、课程、评价等六个方面，这是克拉克在《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中表述概括的学术界的共识。大学本身是一种内在意识发展的外在表现机构，感性的因素较多，并且在内部治理中还受到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必要时候，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对大学的治理做出适当的约束，但这种约束不应妨害到学术自由，不然会违背大学设立的初衷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

洪堡认为学术自由可以和国家利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学术自由是大学兴旺繁荣的基石，而大学的繁荣和不断创新的科学正是国家利益所在。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教育是执政者为专治统治设立的附属品，欧洲教育中的科学研究脱离了宗教的束缚成为教学中独立自主的一部分，不被冗杂的政治制度所羁绊。由此要摆脱我国千年来“学而为仕”的治学习惯，需要管理者们对学术自由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大学自治的限制不会必然影响到学术自由，行政权力的干涉会通过其他形式而不是直接剥夺科研的自等方式，这样在法律和公共观点的支持下，学术自由是可以在大学自治缺失的情景下存在的。

3.结语

大学治理有着较长的研究历史，在权力平衡和结构内设上都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平衡教学主体、行政主体、边缘利益主体等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其次，社会系统理论在大学不同部门间的沟通可以增进内部结构的自我制造以达到分化后结构的最优状态；最后，洪堡的大学治理理念指引大学自治在政府指引和学术自由的博弈中找到更合适的位置。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元化需求，是当代大学内部治理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把国际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的成功经验与我国处于大众高等教育初级阶段的实情相结合，借鉴公司治理、社会系统等相关成熟体系的理论基础为高校所用，这才是大学内部治理的应有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福华，尹增刚.论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国际视野中的多学科观点[J].比较教育研究，2007（9）：51-56.

[2]焦瑶光，吕寿伟.复杂性与社会分化——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57-61.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8

【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相互关系;意义

一、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概念与现状

(一)公司治理

1.公司治理的含义。公司治理是相当严密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企业生产要素、产权要素以及企业相关利益者的权、责、利得到合理匹配与分工,要求权利制衡、激励和监督机制的严格和周密的控制运行,通过完整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控制程序,使企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都能按照既定的流量、流速、流向在执行中起动、运行、停止。

2.公司治理的现状。当前我国公司制企业已经途经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计划经济体制观念仍然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其观念手段及身处环境的局限性,仍然存在着行政干预现象,并未真正形成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内部控制

1.内部控制的含义。内部控制是指一个单位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单位内部采取的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续与措施的总称。

2.内部控制的现状。企业对内部控制认识不充足,很多企业所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整体框架性,多数停留在制度文字的编撰上,缺乏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一)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区别

从二者涉及的层面上考虑。公司治理更多关注的是一种的制衡关系,是用来约束和管理经营者的行为的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是企业董事会及经理阶层为确保企业财产安全完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经营管理目标,建立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措施和程序。公司治理解决的是股东、董事会、经理及监事会之间的权责利划分的制度安排问题,其更多的涉及到法律层面的相关问题。内部控制则是管理当局(董事会及经理阶层)建立的内部管理制度,是管理当局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财务报告产生过程的控制,属于内部管理层面的问题。

从二者委托的层次上考虑。公司治理是基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产生;内部控制则是在管理当局与其下属高级管理人员之间、高级管理人员与低阶层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产生。虽然二者都存在着委托的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公司治理要受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法律往往对公司治理作出基本的强制性的规定。相对于公司治理而言,内部控制则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事,法律往往不作出具体的规定,只是从原则性上规定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案和程序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指南和参照的作用。

(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联系

从内容上看,公司治理的内容可以视为公司治理内容中关于生产经营方面的延伸和具体化,内部控制的内容统一于公司治理的内容,健全完整的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若没有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无论设计如何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也会使其仅流于形式而难有良好的效果。

从二者运用的方法上看,现代内部控制的方法主要包括组织结构控制、授权批准控制、会计系统控制、预算控制、资产保护控制、人员素质控制、风险控制、内部报告控制、电子信息系统控制、内部审计控制等。

另外,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都遵循相互牵制、制衡的原则。内部牵制一方面属于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归属于内部控制的基本内容,在早期的内部控制概念中,内部牵制即可等同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也是一种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牵制、制衡的关系。

三、意义

一方面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证,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另一方面健全的公司治理又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保证。内部控制处于公司治理设定的大环境之下,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制度环境。内部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内部公司治理也可以作为内部控制的一个方面。

要求我国企业深化企业改革,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尽快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我国企业要向现代企业转变,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是关键问题。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9

摘要:本文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整合的框架中,全面论述了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会计信息系统一方面是联系公司治理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的纽带,是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系统的完善及其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企业内部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其的引导和控制。

关键词:公司治理系统公司管理系统会计信息系统

一、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摸型

目前,有关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公司治理研究只考虑狭义的公司治理范围,其中主要研究内部监控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公司管理研究中,又只注意企业外部环境、公司文化、管理风格的影响,而很少把公司管理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研究。

其实,公司治理与管理是存在紧密关系的两个方面,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之间潜在冲突是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内容之一,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就包括协调公司的治理和公司的管理。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依赖于经济学上定义股东与管理者关系的企业理论模型:股东拥有企业仅不参与经营管理,股东通过选举董事会作为他们在公司决策中的人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据此,公司治理被看成与公司的内在性质、目的和整体形象有关,与该实体的重要性、持久性和诚信责任等内容有关,而公司管理则更多地与具体经营活动有关。可以认为,治理与管理的差别在于:(1)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而管理的中心是内部的;(2)治理是一个开放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3)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理是任务导向的。简言之,公司治理关心的是“公司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公司管理关心的是“怎样使公司达到上述目标”的问题。同时,企业治理和管理又是密不可分的。公司治理和管理都可能直接对公司管理运作过程产生影响,但在通常情况下,公司治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影响公司管理系统来达到间接影响公司管理运作的目的和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与管理效益的。在实践中,通常认为公司治理的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企业管理。鉴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这种交叉关系,国外有学者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我国有学者借鉴其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图中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我国公司法确定阶“三会四权”制衡机制就是典型的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控机制是指一股股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

二、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

当现代经济已客观地表现为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三重世界时,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网络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一部分,它产生于企业管理系统中,以管理当局的名义向外披露会计信息,并对其可靠性、真实性负责。会计亦是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只有根据会计信息了解并监督企业管理活动,进而作出相关决策。会计信息系统和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

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内部监控机制是主要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控的机制。在一定情况下内部监控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主体。它一方面利用企业管理当局披露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约束和激励。另一方面因为内部监控机制的特殊地位,它有义务保证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审计系统向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外界披露提供系统、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美国公司董事协会在描述董事会职责范围时就认为董事会在检查和监督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工作方面的作用包括:“辨别董事会对信息的需求,并安排这些信息的及时提供;每年对流向董事的信息进行评价,以确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合理性。”

外部监控机制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者主要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由于他们不直接监督经营者,因此要求公司向他们提供详细、可靠的财务数据,要求证券市场管理者制定公平交易规则,来规范会计信息的供给。而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企业积极地披露保留的信息,市场又能将企业披露的信息及时地反映出来实现对企业的正确评价。产品市场对企业的监控是通过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纵向竞争”来实现的。现代企业间既存在竞争又有相互协调。竞争性是产品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而社会化大生产又要求企业间相互协调合作,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合作双方提出的条件常常会直接影响另一方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式的具体内容,因此双方都需要全面收集对方的经营状况信息,以决定合作的内容和方式。而这种所需要的经营状况信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向外披露的会计信息。在有效的经理市场上,企业经理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其价值取决于市场评价,市场评价的标准除了知识、经验以及城信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理任期内的经营绩效。经营绩效又主要是通过企业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动状况的财务会计信息表现出来的。如果经营绩效良好,经理人员不仅可以获得优厚的回报,其在经理市场的价值也会大大上升,如果经理出现经营劣迹,其价值会一落千丈,最终会影响其职业生涯。

(二)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管理系统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系统中内外监控机制的有效运作和作用发挥,主要取决于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支撑,董事会、监事会及外部监控机制的任何决策都可能盲目无效。为此,有必要在企业管理层面上,将产生并保证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的系统称之为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它从企业有效管理的角度在财务上对内部管理进行控制,主要强调管理行为与法规制度的一致性以及可靠财务信息的畅通。公司治理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确保公司内部存在一个有效运作的自我调控机制,这是达到公司目标的必要保障。

什么是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呢?美国管理会计协会(CIMA)的定义是:它是这样一个整体系统,由管理者建立的,旨在以一种有序的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公司的业务,确保其与管理政策和规章的一致,保护资产、尽量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因此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是指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内部审计系统。完全可以认为,现代管理会计内部审计制度的确立并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是现代会计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发展而作出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公司管理系统中的一些硬件要素也构成了一定的约束控制作用。这些硬件包括(1)决策控制机制;(2)管理组织体制;(3)管理制度。它们与内部会计、审计系统一起构成了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

由上可见,以会计、审计系统为核心的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服务于企业进行有效管理,但它也是公司治理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运作的信息基础。三者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会计信息系统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股东、债权人等组织外部相关者同组织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会计信息系统内最终是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管理决策信息;二是帮助企业内外监控者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的监督激励和评价。

三、启示

当将会计信息系统置于公司治理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相整合的框架中加以研究时,可以发现:会计信息系统一方面是联系治理系统与管理系统的纽带,是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共同组成部分和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系统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企业内部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其的引导和控制。三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当企业内部监控机制中的董事会、监事会只是一种形式而产生不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及监控动机时;当企业外部资本市场成为众多对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关心的中小股东进行投机炒作的场所时;当企业管理者更多地是以行政方式委派到伦业而不是从经理市场中竞争产生,甚至还无所谓经理市场时;当企业还沿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惯性进行管理时;会计信息是否还能发挥其作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管理和治理系统就不会有对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的需求。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会计信息质量必将得到改善和提高,会计系统必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形成会计信息系统和公司治理系统、公司管理系统良性循环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杨惠敏,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与会计信息系统,会计研究,2000年第6期.

[2]阎达五,杨有红,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会计研究,2001年第2期.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共时发展治理－控制动态模型

一、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

内部控制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时期以及古埃及等的公共资金管理，在中国周朝的《周礼》中也有记述，尤以20世纪初R．H．蒙哥马利提出的内部牵制为历史渊源。其概念演进先后经历了内部控制牵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制度二分法)、内部控制结构(结构三分法)、内部控制框架(要素五分法)、风险组织观等阶段。一般认为，近代内部控制产生于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政府关于宏观控制理论与实践的运用和推动；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业务日益繁杂后提高经营效率的需要；外部审计的发展。可见，内部控制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与水平相关(李凤鸣，1997)。虽然内部控制最先针对常规业务活动而设计，在控制系统的设计上相对稳定，但这些可能不适用于非常规业务活动以及经营环境的改变。若要保持内部控制的稳定有效，就应保持其对不同环境变化的适用性。由于内部控制在实施过程中是连续不断地进行而不是间断的，因此它的存在是一个连贯的动态过程。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的基本产权结构下对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公司治理的问题层出不穷并日益受到重视。英国的Cadbury报告、Greenbury报告，Harmbury报告(1991)等为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奠定了初步基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公司治理原则》(1998)成为全球有关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如同组织生态理论认为是环境选择了不同的组织形式，组织变迁增强了企业生存能力和适应性，现代公司治理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企业大规模化和资本大众化的结果。其设立与发展遵循公司的特征和需要，服从企业经营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并随着企业自身的成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进。青木昌彦(2002)认为，“任一CG方案都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而绝对优于其他方案”，“假如改变环境，将永远都不会是一种可行的通用的解决方案。”由上述可知，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其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即当环境和业务发生变化时，就会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而在调整过程中，两者势必相互产生影响，最终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以服务企业为目的而走向统一。

关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尚未给出明确结论。在承认其相互关系的国内学者的观点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分歧：一是环境论，将公司治理作为内部控制的环境因素看待，认为内部控制框架与公司治理机制是内部管理监控系统与制度环境的关系(阎达五、杨有红，2001)，认为一个公司的管理系统由下而上囊括了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监管三层；二是嵌合论，最新的观点认为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含关系，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结构互相依赖，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对应与一致性(杨雄胜，2005；李连华，2005)。现有理论多从宏观和微观之上静态的角度描述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忽视了相互之间发生和拓展的动态含义。

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动态共时发展

企业组织形式大致经历了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演进过程。传统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一般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业主直接参加劳动和管理，不存在委托经营的问题。因此，传统的治理主要围绕股东利益展开，治理主要集中在股东意志问题上(李维安，2002)，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尚未出现。在传统企业中，内部控制主要是以保护业主资产的完整为目的，以一些简单的内部牵制措施为手段，以保护资产安全、查错防弊为主要内容。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重要特征是股权结构分散化和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李维安，2002)。这些特征决定了其不能像小型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那样由所有者直接进行管理。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其核心是解决两权分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包括成本问题、所有权安排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等。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并且能够形成良好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从而构成对经理层的内在约束。在此情况下，原来适用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内部控制不再适应公司制企业的需要。内部控制的内容拓宽到保证公司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建立的整个控制体系上，要求建立起涵盖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及有关人员的责权利机制。公司治理的构建变化要求内部控制进一步走向完整与周密，在设计内部控制制度时考虑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与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控制具有完整性和科学性。同时，内部控制的健全和完整为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支撑，以保证其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不能割裂，只有通过治理主体与内部控制主体的有效沟通，才能为科学决策和效率经营提供保障。在此过程中两者互相产生动态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最终需要两者的合理调整与有机结合。但这种调整与结合需要一个过程，在实际中总表现为滞后于变化，并且在调整过程中可能产生错误或者不合法行为。如果公司治理不能有效地与内部控制相结合，将导致控制失效、治理成本骤增；如果没有设置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其留下的空间将导致信息阻塞、公司治理的机会主义行为甚至危及公司未来的发展。从美国安然、世通、日本八佰伴、香港百富勤、我国银广夏、东方电子等特大财务欺诈及公司违规操作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并不是万能的，在实现其基本目标即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时仍然存在缺陷。董事会、经理层是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共同辐射区，而恰恰是这个共管地带出现问题。究其原因，大部分公司失败不是由于权力制衡出现问题，而是由于公司治理中的决策机制存在问题、决策过程缺乏监督机制以及无法及时纠正错误的决策(JohnPound，1995)。即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制度在时间上的脱节，致使两者的有效性落空。因此，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最终理想状态是实现两者及时、有效的对接，防止时间上的滞后性以减少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

综上所述，从历史发展上看，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可作以下结论：第一，自企业产生那一刻起，控制和传统意义上的公司的治理已经存在；第二，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两权分离的条件下，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治理主体需要对内部控制运行效率进行评估，对内部控制加以调整；内部控制为公司治理提供最基础的内容保证，两者处于内部管理监控系统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中平行发展。第三，现代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混乱、内部控制失效，企业的繁复变化对两者提出更广更高的要求，理想状

态为两者相互对接与结合，在及时、配套的基础上共同服务于企业。由此得出关于两者的动态的历史演进模型(图1)。

三、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动态关系分析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关系不能割裂，它们的有效对接是实现企业组织目标的需要，两者相互对接的基础主要在于：

(一)思想根源的一致性公司治理是有关公司控制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胡鞍钢，2004)，其核心目标是为了控制经营者行为，使其经营活动自觉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使经理利益与股东利益达成一致。内部控制则是实现这一权利制衡的基本措施，在不丧失控制权的前提下层层分解日常经营权以保证各经营系统的有效运转。可见在委托关系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都追求不丧失控制的授权的实现。这种思想根源的一致性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对接提供现实可能。

(二)目标上的相关性公司治理通过控制经营者行为，实现经济运行系统中的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是保证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对现行法规的遵守。只有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才能保证不同层次控制目标的一致性。同时，内部控制更重要的目标是执行管理政策，提高经营效益和效率，这与公司治理目标存在很大相关性，两者最终都是提高效率、促进效益，从而与企业目标相统一。从同一个平面进行考察，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共同区域。而在有关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研究中，相关利益者价值观、共同治理观等为公司治理建立了超越原有范围和内容的框架体系；管理学意义的内部控制理论(杨雄胜，2005)超越会计审计控制理论获得提倡。双方的框架体系都得以扩展的基础上，两者之间的共面区域具有日益扩张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控制主体。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的治理主体经历了如下发展路径：股东一元治理股东、经营者联合治理股东、经营者、公司员工的共同治理全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李维安，2002)。扩展的公司治理框架就是委托人和人、所有者和经营者、债权人和债务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内部控制的主体是董事会总经理部门经理执行岗位这一委托链上的节点。而现代内部控制理论越来越强调高级领导层的控制责任即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认为只有从源头实施内部控制，才能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强调控制的全面性，即有效的内部控制应当能够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维护某一类或少数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因此可以看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点共同主体为董事会和总经理；随着决策的展开和业务的深入，共同主体向各级相关利益者不断扩展。二是控制内容。现代内部控制从过去的查错纠弊理念转为防错纠弊，进而向风险评估和防范方向转移，其管理功能越来越突出，其内容由原来的岗位分设、授权控制、流程(环节及数值)规范和手续牵制等会计审计控制，走向策略规划、管理控制和作业控制相结合的管理控制。这与公司治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相兼容，双方在内容上是互补加重复的关系。

(三)控制方式和手段虽然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分属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范畴，但其运作都采用同样的管理手段，即主要为制度控制和激励。公司治理的控制方式以决策和引导为主；内部控制方式则以执行为主，但是要获得良好的执行，必须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必要的引导，所以，两者的控制方式和手段存在相继性和统一性。随着企业经营情况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两者的框架体系不断扩展，形成处于扩张中的共同区域。这些共同区域一般是企业管理中的关键程序，对企业的决策和控制产生重大影响。在企业运作过程中共同区域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决策和程序的展开而呈现动态变化，从而又相互产生影响，可能促进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改进。改进后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又可能产生新的共同区域，对两者未来的发展又产生影响，如此往复。公司治理不仅是静态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也是实际运行以及监督指导的过程。在承认公司治理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结果的基础上，其内部必定经历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循环过程；同时，公司治理具有惩罚性条款，通过强制性机制(如契约)对内部控制产生引导和监督。内部控制是内部契约的体现，是在给定条件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的结果，一方面具有自适应性特征；另一方面具有制度驱动的路径依赖性(效率和利益集团的寻租)。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共同区域及扩展互动，二者内部又各自发生着不间断的变化与扩张，由此得出了在同一层面上耦合的治理一控制动态扩张模型(图2)，在该模型下，融合了公司治理的决策与监督功能，以及内部控制的战略、执行与反馈功能，通过相互间及时、有效的对接与制约，一套完整的治理－控制体系得以建立。

四、治理－控制互动扩张发展的前景

(一)以信息为治理－控制的基本手段最初的经济控制论，要求以信息和控制的观点对整个经济领域进行系统分析。从原理上看，企业内部的各项控制活动都是基于信息反馈的调节过程，控制程序的基本原理为：信息的输入调节信息的输出，信息控制的过程构成了各项控制活动的基础。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会计信息及其披露机制与内容的强调，企业内虽然存在一些针对信息的规章制度和审计检查，却尚未系统、完整地建立起基于信息的内部控制，信息的阻塞和滞后致使执行力不够、决策失效，这已成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产生脱节的最大因素。要实现治理－控制的互动发展，就必须建立畅通的信息通道，实现上下级和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交互控制，通过信息共享与反馈使企业获得整体流畅的管理与控制。

(二)提倡全员学习，发挥成员的自适应功能和创新改造能力人力是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企业的进步必然要求人力资源的同步升级。要保证治理一控制系统的完整有效，就要从每一个治理单位和控制单位的建设开始，而这些单位的最终归属是个人，因此，员工是整个治理－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单位。要实现治理－控制互动扩张发展，就应提高各个控制点也就是员工的学习能力，鼓励员工主动寻找机会空间，发挥自身的适应功能和创造才能，从而发挥现代学习型企业的优势。

(三)保持治理－控制系统的自我优化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制度设计不再以消极地回避风险为目标，而是转向积极地挑战风险，将不确定性对组织未来造成的各种可能伤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减轻到最小程度。各治理一控制单位乃至整个治理一控制系统，都应通过学习和整理各种经验(信息)的过程，形成一套自身适用的程序或指令来应付新环境或新变化，进行自我优化以实现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

王怀明(1963-)，男，江苏姜堰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1篇11

【关键词】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公司

一、内部控制制度的概述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以专业管理制度为基础，以防范风险、有效监管为目的，通过全方位建立过程控制体系、描述关键控制点和以流程形式直观表达生产经营业务过程而形成的管理规范。我国内部控制一般多注重制度的文字编写环节，严重忽略了如何执行制度、判断和报告制度执行的状况、矫正制度执行的偏差等方面。

二、公司治理结构概述

公司治理结构是规范股东、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和义务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监督等问题的制度框架。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采用三权分立制度，即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于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公司治理结构规范的动力源自于公司治理结构规范的必要性和能否给治理者带来更多的利益。就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必要性来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三、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整合

（1）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载体具有一致性。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内部治理都可以说是一系列制度安排，而好的制度安排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附于组织载体。另外，内部控制的加强和内部治理的完善都必须依靠企业的会计信息，二者具有共同的载体。良好的信息与沟通系统可以使管理者及时掌握组织的营运状况，信息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也影响到内部治理成果的好坏。（2）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客观要求。第一，内部控制能缓解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股权高度集中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企业的所有者希望能够客观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随时监督企业经营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并且希望企业经营者能够采取有利于所有者自身利益的经营政策和管理措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规范单位经营管理行为，保证企业经营目标和财务报告可靠性的达成，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第二，内部控制是实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权利制衡的重要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外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受各利益相关方权利制衡的影响，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债权人等是代表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力机构，它们之间权力的制衡构成了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实现这些权力制衡的重要手段。第三，内部控制有利于董事会有效行使控制权。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董事会接受股东会委托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因此，董事会应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企业经营目标，建立高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和相应的信息质量监督保障体系，这是董事会行使控制权的重要保证。（3）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能动促进作用。健全的内部治理又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保证。内部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内部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首先，内部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和依据。内部治理是整个内部控制系统的基石，支撑和决定着其他要素。没有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必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无论设计如何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也会流于形式而难以收到既定效果。其次，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组织保障。内部治理具有权利配置功能、激励约束功能和协调功能，可以解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可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克服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可以激励和约束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行为，从而影响内部控制的效率。（4）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统一于企业的管理目标。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虚假会计信息，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其基本目标乃是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企业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防止董事、经理等人损害股东的利益。健全的公司治理是企业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只有实现企业目标，才能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国康．内部控制制度[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5）

[2]陈慧．现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3）

内部治理体系范文

关键词：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关系区别联系影响对策

一、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涵义

（一）内部控制的涵义

所谓内部控制，是指公司为了防范风险、达成目标、创造效益而对公司内部的所有职能部门以及全体员工的业务活动从规章制度、风险控制、制约监督等方面所进行的管理行为。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目标是：（1）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与落实；（2）财会报告等信息的形成、提交与审核；（3）公司内部的协调与合作，以及高效、安全、稳定的运行与发展。

（二）公司治理的涵义

公司治理结构够构建的基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简单来说，就是指公司的所有者，也就是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而是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来行使这些职责，股东只是通过参加股东大会的形式，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既要对董事会形成约束，又要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董事会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使得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成为必然。

二、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和国家的重视

上市公司中，公司在治理时，内部控制是现阶段最普通也是最基本的管理方法和工具，是保证一个企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公司不断有丑闻曝光，尤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现时，百年老店的破产，我国中小企业不断倒闭，这些现象都暴露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使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反思，同时也引起我国的重视。我国政府在非常努力的推进企业中内部控制，使其形成规范体系，2008年我国第一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颁布，随后又出台三个指引，从而使我国的内部控制形成了“1+3”的体系。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在较大程度上是受公司治理方法影响的。一家公司如何治理是对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责任与权利的制度安排，它通过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所形成的对公司治理的结构来形成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监督和制衡。在内部控制中公司治理是基础，一个有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司是内部控制和有效实施必要保证。在有，公司的位置是处在不同行业中的，所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所以它的组织结构、经营策略、战略目标也相对是不一样的，公司的治理方式相对也是不一样的，从而也影响到内部控制和实施所得到的效果。

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

（一）一些学者们在公司的治理和内部控制这一关系问题上的意见还没达成一致，一部分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是一家公司在治理上的基础

杨雄胜（学者在2005年）认为，公司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将会非常混乱，而实现公司治理方面的设施建设基础主要是公司的内部控制。

（二）公司治理的环境要素之一是公司的内部控制，公司的治理要以内部控制为前提

杨有红、阎达五、(两学者在2001年)认为在公司治理机制慢慢完善的过程中，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框架的关系为制度环境和内部管理的监控系统之间的关系。吴本源（学者在2002年）则认为公司治理在和公司的内部控制相比，它是已给定的。

（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两者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存在关系

王蕾(学者在2001年)认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两者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公司中健全的内部控制是可以完全体现出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反之，内部控制的深化和创新也能使公司的治理更加完善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制度更好的建立。虽然在内部控制在管理的整体框架中已经将内部控制和公司的治理统一到啦发展风险的管理中但它们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区别

（一）本身目标就存在差异

公司治理方面目标是在董事会、股东大会、经理阶层和监事会之间划分责、权、利的关系，建立更好更有效的监督、激励、制衡机制，实现其它利益相关者和所有者还有管理者之间如何的制衡，其重点主要是实现几个主体间的责、权、利的互相对等。内部控制目标主要在如何合理的保证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合规合法，如何提高本身的经营效率、确保资产安全，最后达到企业发展进步。

（二）责任的主体也存在差异

公司治理主要主体是董事、股东、监事和经理人。而内部控制的主体则是监事会、经理层、企业董事会、全体员工。

（三）解决的内容也是存在差异的

公司治理所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等问题，它的表现是董事、股东、经理人的责、权、利的划分、激励、制约的问题。内部控制所要解决的是下属与管理者两者间的委托和，它的表现是监事、董事、经理间的关系，经理与中层管理人的关系，管理人与一般员工间的关系。

五、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之间的联系

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密切，在公司中一个在治理结构方面的体现主要在于是否有一个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相反的公司治理还制约着内部控制从而来保证内部控制正常而有效的运行。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分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