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篇1

[关键词]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资本主义新趋势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开始呈现一种胶着状态。“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标志着美国以和平的纯经济手段推进资本跨国渗透的发展战略已经走到极限；西方发达国家在各种借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美国的新经济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灭、美元大幅度贬值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表明，美国经济的衰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以美国金融霸权为基础的世界金融体系的信任发生动摇。全球生态环境、石油能源、粮食等都显露出危机。人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是否正在面临一场周期性的大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否会被打断?是否会出现逆转?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想起了在以往繁荣年代久被遗忘的康德拉季耶夫，想到他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

尼古拉·季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是苏联着名学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性的长期波动，创立了长波理论。从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在他的理论创新基础上，国际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长波理论经济学派。1939年，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正式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普遍用它指称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长时段波动。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贡献因此被载入世界经济学发展历史。

一、长波理论的提出

长波又叫长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波假说最早形成于1919－1920年，他的这个观点最初“未加特别分析地”写入《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中，该书草稿在1921年被苏联出版社告知“稿件遗失”，他又根据笔记重新写作并在1922年出版。康德拉季耶夫书中的结论完全来源于对于价格趋势的实证分析，而这个结论在当时还是很不明确的，他只是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周期仅仅是一种可能。”他在1923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危机若干问题的争论》一文中也提到了长波假说。1924年，他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并参观了几所大学，当年返回俄罗斯。1924年冬和1925年春，他在行情研究所的《经济波动问题》论文集中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波》的专论(在译成外文时，这篇论文的标题被译为《经济生活中的长周期》或《经济生活中的大循环》)。在论文中，康德拉季耶夫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波动问题，较完整地提出了长波理论。后来，他又对该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并在1926年以德文发表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献》(第56卷)上。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周期对经济长波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持续不断地研究长波问题，一直到1930年被捕。最初相信长波理论的人并不多，在国内甚至遭到严厉批判。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康德拉季耶夫对20年代长波下降的预测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国际经济学界开始关注他的理论。国外期刊关于他所领导的行情研究所的工作报道以及在国外出版的康德拉季耶夫的着作，引起了研究经济和市场情况的各国专家的注意。行情研究所收到了菲舍尔、W.米切尔、凯恩斯等着名学者提出的合作出版一系列书刊的建议。康德拉季耶夫有关大周期的着作被收入权威性的百科全书《社会科学简明词典》。1935年，《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经济统计评论》第17卷上。康德拉季耶夫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学者。

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各国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史上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循环的规律性，并各自提出一些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证实了长周期的设想，从而使这种设想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详细考察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140年)的一系列行情指标(商品价格的平均水平，贷款利率，工业工人的工资，对外贸易额，煤、生铁、铅、黄金的生产和消费)按时间序列排列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既包括“具有纯价值特性”的商品价格、利率和工资，或者“至少具有混合特性”的外贸等“对经济情况变动敏感的数量”，也包括煤炭、生铁、铅等“纯实物量数列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除了存在通常所说的7年到11年的商业周期和3年半左右的“更短变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一个完整的长波的“持续时间在47年到60年之间”。他将人们的视野引导到更广阔的层面，为进行长期经济预测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康德拉季耶夫把1780年至1920年这140年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归结为两个半长周期波动：

第一个长波上升期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1810－1817年，下降期从1810－1817年开始，持续到1844－1851年；

第二次长波上升期从1844－1851年持续到1870－1875年，下降期从1870－1875年开始直到1890－1896年；

第三次长波上升期从1890－1896年持续到1915－1920年，而下降期大约从1914－1920年开始。

康德拉季耶夫利用大量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材料证明长期波动的设想，虽然他没有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也从中证实了长期波动的存在，证明了这种长波的某些重要的经验性特点：

(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在长波推动下多种经济周期综合运动的演进过程，“在长期波动的上升期繁荣年份较多，而在下降期则以萧条年份为主”。

(2)在长期波动的衰退阶段，农业通常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长期萧条；与此同时，在生产和交通运输领域会完成非常多的重要发现和发明。

(3)在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开始时，前一阶段的重要发现和发明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新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会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世界市场的扩大。

(4)长期波动的上升期，即在经济力量的扩张高度紧张的时期，一般会发生灾难性的广泛战争或革命。

康德拉季耶夫着书之时正处于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危机频频发作，尤其是1929年起连续数年的“大萧条”，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康德拉季耶夫预测的准确性，进一步增强了“长波理论”的吸引力。因此，从20年代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是西方研究长波理论的活跃时期，研究重点主要是对长波现象的统计证明和对长波根源的定性分析。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在肯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对扩大长波理论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康德拉季耶夫关于长波理论的阐释说明

在进行理论论证的时候，康德拉季耶夫进一步作出了以下说明：

1、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都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其长度在40余年到60年的区间变化，人们不可能确切地把转折点固定在某一年份，可以有5－7年的误差。从康德拉季耶夫对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长波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长波周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的交叉转折期。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转折点划分持谨慎态度。因为“长期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各种中小周期的波动和长期大波动交织在一起进行，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内外因交错，因而，“对长波周期的划分应有较大的允差范围”。否则，人类就没有进行经济预测的必要了。

2、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部门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都受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周期波动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或减慢，而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国际经济形势制约，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波衰落期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反对不现实的“高速度”。

3、长波具有规则性的发展周期，它的存在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康德拉季耶夫承认“长波”理论主要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之上，尽管目前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无法描述它的产生机制。但他确信，与中期波动一样，“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原因”，而否认它们是由偶然因素(如技术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等)造成的。他认为偶然因素论者颠倒了因果关系，并通过实例说明：(1)尽管不能否认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创造性因素，但决定技术变革“方向和强度的很可能是客观生活的需要和以往技术的发展状况”，“科学发明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给生产技术带来实际变化，如果有利于采用新发明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用处”；(2)战争和革命并非完全是由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起源于经济生活步伐的加速和紧张程度的加强，起源于争夺市场和原料斗争的加剧，而社会动荡则在新的经济力量的压力下最容易爆发”；(3)至于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是由于世界经济“新的高涨使得有必要和可能去开发新的国家、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世界经济的扩展限度取决于老牌国家对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要求的迫切程度；(4)黄金产量的增加，是由于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而这种改善和勘查则是因为在长波下降过程中黄金价值与它的成本之比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加不利了。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促使在衰落期降到谷底的黄金产量开始微弱上升。在黄金达到它的最大购买力之后，高涨才真正开始，等等。康德拉季耶夫对外因论的反驳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无论是技术的变化和应用、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是黄金产量的增加都服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具备等内生的经济进程。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没有对导致周期性波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固有的那些原因展开分析，但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的周期性对“长波”的影响。他认为：“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本资本货物储备的耗损、毁坏，替换和增加，它的生产需要有巨额投资，因而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这些基本资本货物是指“大型厂房、重要的铁路、水道，以及大型的土地改良计划等等……事实上，对熟练劳动力的训练也属于这一类”。

至于转折点的动力，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在下降波的发展进程中会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的变革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革，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周期末尾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保留下来的。在这里，他既提到了制度的作用，又指明了下一轮上升的动力是在前一个周期的下降期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内生变化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不够明确，他关于“内生性原因”的观点也并没有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对长波分析的主要论据，但其中一些闪光的思想还是启发了后人的探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长波理论研究比较沉寂的时期。此时，否定长波存在的学者处于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科技革命作用的不断消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副作用的不断积累，第四次长波以危机和滞胀再现下降波，又一次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西方经济学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熊彼特学派、福雷斯特的动态系统模型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门施的基础创新变形长波论、弗利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筱原三代平的多元因素长波论等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长波理论；比利时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则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长波，他把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试图实现长波分析史上的重大突破。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从一个字母到三个字母

用一个字母表现的经济趋势，主要有V、U、W、L四种。V，属于乐观论，认为这次世界经济景气失速很快，但触底后(可望在今年下半年触底)，恢复得也快。现在从世界经济整体来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但对于中国等国来说，出现V字型恢复的可能性有所增长。

U，属于谨慎乐观论，认为经济景气可能在谷底附近缓慢地“爬行”一段时期，大约经过两三年，然后才可能趋于好转。无论对于世界经济还是对于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来说，出现U字型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大。

W即“doubleV”，认为景气即使出现V掌形的速降、触底、快升之后，仍可能再重复一次V字形的过程。这种看法是对“V型”乐观论的警示，意思是即使景气触底迅速反弹，也不要以为会万事大吉，迅速反弹后可能再出现迅速下降。对于经济恢复较快的国家来说，确实需要考虑经济自律性增长的后劲如何，而不能为正在出现的经济反弹盲目乐观。

L，反映了对今后经济增长趋势的悲观论，认为经济要走出低谷，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除去少数国家，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和大多数主要国家的经济来说，出现L型长期低迷状态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除非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愈演愈烈，而且主要国家面对以气候变化为首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不仅束手无策，反而利用气候变化展开新的争夺(例如在北极圈)。

现在，国内已经有人用两个字母――VL来表现今后经济增长趋势，认为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如果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全球经济在近两三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深的低谷。为此，应该用两个英文字母即VL来表达。

其实，这种预测更适于表述为UL，因为它预测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年内”走出低谷，属于谨慎乐观加长期悲观的类型。与之相对，那种短期乐观加长期悲观的看法则更符合VL的形状。因此，“两个字母论”似应包括VL和UL两者。

近日，日本经济学家伊藤元重来北京演讲，介绍了日本有的专家又用“WWW”来展望今后的经济趋势，认为从现在开始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极有可能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动和跳跃的状态，形成上丹和下降多次起伏、波峰与波谷频繁交替的局面。他戏称“WWW论”为“dotcom”型预测。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后背有些发凉的悲观论。

总而言之，上述“字母经济论”大致可以分为短期的乐观、悲观论和长期的乐观、悲观论，不过，无论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都不宜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还应该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进行分析，具体分清是谁的悲和谁的喜。

四个字母或许更具说服力

笔者认为，上述“字母经济论”虽不够严谨，却形象而通俗地描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变化趋势，受到众多关注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既然不是什么严谨的“经济学说”，人们也大可不必细抠字眼，比如那个L的横线是否会“无限长下去”，或者是否会略微向下倾斜抑或是略微向上翘等。

说到底，笔者更相信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据这个在国内早已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常识”的规律，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为螺旋式_的、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应该说，经济发展也不会是个例外。

根据这个道理，笔者愿提出“四个字母论”，这就是WAVE，与一至三个字母论不同的是，“四个字母论”即“WAVE论”所取的不是英文字母的形状，而是这个英文词的含义――波浪、波动、起伏、波浪形，它还强调这一个波浪与下一个渡浪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前的。螺旋式的前进上升的运动。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1篇3

[关键词]经济周期乘数―加速数原理次贷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海啸深受全世界关注，广大的经济学家竞相以自己的学识从各个方面对这次危机做出了各种分析解释。而本文将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对这次危机进行一定的分析。

一、一些经济周期理论对此次危机的解释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时至今日，经济学者们总是试图用各种理论来对这次危机进行分析，随着“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这一认识已经越来越毋庸置疑，从经济周期理论出发对这次危机的分析也随之出现了，以下就是其中的一些：

1.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归因于政府政策，以及政治家为重新当选而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操纵等等，认为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应该对造成当前信贷市场的泡沫负责，谴责美联储在2002年至2006年间采取了过分宽松的政策。

2.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银行体系周期性的扩张和紧缩信用造成的。2000年后美联储连续降息、扩张信贷规模催生了次贷，而在2003年后的升息就促使了次贷危机的形成。

3.长波理论的解释

长波又叫长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主要指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长达50年～60年的明显规则性波动。根据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在20世界80年代初以来的这个长波中，不管是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利润率来看，现如今的美国经济都已经越过了本次长波的顶峰，进入了下降时期。

由于经济周期理论的多样性，利用经济周期理论对此次危机的解释也多种多样，各有千秋。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从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加速数原理出发，对这次经济危机进行分析。

二、乘数―加速数原理简介

乘数―加速数原理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原理，结合加速数原理，以说明经济周期的原因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增加通过乘数作用引起产量的增加，产量的增加又通过加速数作用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产生了累积性的经济扩张，使经济出现繁荣。而当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时就会发生逆转，由加速数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产量继续减少，产生了反向的累积性的经济紧缩，使经济进入萧条。萧条持续一定时期后由于产量回升又使投资增加，从而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萧条，又由萧条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过程。

这一模型可表述为下面的公式：

Yt=Ct+It+Gt…(1)，其中Yt为当期收入，Ct为当期消费，It为当期投资，Gt为当期政府支出。

当期消费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b和前期收入Yt-1:Ct=bYt-1(2)

当期投资取决于加速数a和消费的变动Ct-Ct-1-It=a(Ct-Ct-1)=a(bYt-1-bYt-2)=ab(Yt-1-Yt-2)(3);(3)式说明了在考虑消费时，投资最终仍取决于收入的变动。

设当期政府支出为即定的，即:Gt=Gt0(4)

把(2)、(3)、(4)式代入(1)即得：

Yt=bYt-1+ab(Yt-1-Yt-2)+Gt0(5)

（5)式就是乘数―加速数原理的数学模型，即t期的国民收入是由乘数k[k=1/(1-b）]、加速数a、上一期国民收入Yt-1与再上一期的国民收入Yt-2以及t期的政府支出Gt决定的。

萨缪尔森根据乘数和加速数的不同组合将经济周期分为五类：

第一类:b=0.5（乘数为2），a=0，此时国民收入按递减比率上升或下降；

第二类:b=0.5（乘数为2），a=2，此时经济产生一种有规律的上下波动，但波动幅度逐渐减弱，称为消弱波；

第三类:b=0.6（乘数为2.5），a=2，经济波动幅度不断扩大，称为爆破波；

第四类:b=0.8（乘数为5），a=4，国民收入不再呈现上下波动，而是按一个递增比例无限扩张；

第五类是一种特例，b和a的某一特殊组合可能使国民收入波动具有固定振幅。

在这五种类型中，第二种和第三种（包括第五种）反映的波动情况，而第一种和第四种不是波动的情况。

三、用乘数―加速数模型定量分析08年美国经济危机

乘数―加速数原理是一种典型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内在的运行机制。那么，这样的模型和美国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呢？下面就对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

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07年期间，美国国民收入的四部门中，净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可忽略不记，而政府支出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基本差异不大，可以近似的视为常数。这一点符合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假设。

而根据Ct=bYt-1，以及It=a(Ct-Ct-1)，可得:

b=Ct／Yt－1(6)，a=It/(Ct-Ct-1)(7),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a为加速数。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bea.gov）

如果以一年为一个考察时期，将表1中的数据代入(6)、(7)两式中进行计算，取平均值后得出，b≈0.78，a≈4。

对照经济周期的五种类型可以发现，以上数值对应的是第四种类型，也就是说：美国的国民收入不呈现出上下波动，而是按一个递增的比例无限扩张下去。

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乘数―加速数原理在解释美国经济危机上失败了。

但是，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边际消费倾向b，由于美国人历来都有提前消费的传统，并且自2000年开始美联储连续的降息使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膨胀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20多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到2004年的1.8%，再到2007年的-1.7%，持续下降。而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甚至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仅仅在2004年至2006年之间,美国家庭部门就以他们的房产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8400亿美元。这样明显与收入脱钩的超前消费所计算得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能真实的反映消费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准确关系，该数值应该较实际偏高。

为了得到较为准确的边际消费倾向值，可以考察2000年降息之前美国较为正常的经济状况。

如表2：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bea.gov）

代入(6)式计算可知，b的数值大约在0.65至0.68之间，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通常比较稳定，所以可近似认为美国的边际消费倾向b≈0.67。

其次，关于加速数a，根据乘数―加速数原理，投资取决于预期产量，而预期产量取决于消费的增长。在之前的计算中，以一年作为一个考察时期，即是设:当年投资=a×（当年消费－去年消费），投资者能根据去年的消费量对产量作出合理的预期。然而现实中，投资对消费的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投资者并没有办法对去年消费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得到较为正确的产量预期，只能根据前年甚至更久远的消费数据决定投资额。因此，就现实情况而言，选用一年作为一个考察期相对较短，考虑到时滞的因素，将考察期定为两到三年比较合适。

在将考察的时期定为2年，即：当年投资=a×（当年消费－前年消费）后，将表1、表2的数据代入(7)式进行计算，得出加速数a≈2.1

这意味着美国的经济波动情况可以类似的看做五种经济周期类型中的第三种，即“爆破波”的情况。

我们知道，经济的周期性表现为实际GDP围绕潜在GDP上下波动。而由于爆破波振幅不断扩大的特性，虽然潜在GDP的稳定增长可能会使实际GDP上下波动的后一个波谷所代表的产量在绝对数量上高于前一个波谷，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波峰所代表的经济繁荣顶峰与波谷所代表的经济萧条谷底之间更大的落差。用一句形象的话来形容美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状况就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痛。

如果以2年为一个考察期，令边际消费倾向b=0.67，加速数a=2.1，政府支出Gt0=3,000,000（单位:百万美元），则代入美国国民收入数据可知，虽然与实际数据有所差距，但计算结果认可验证直到2003年美国的经济都处于上升阶段。但是，通过计算发现：2004年美国国民收入Y2004=bY2002+ab(Y2002-Y2000)＋Gt0＝10,149,713.42＜Y2002，这说明即使对经济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政府支出达到了高于现实的3万亿美元，但在正常状态下，美国的经济周期也应该从2004年起便开始进入衰退阶段了。

事实上，这一论断同长波理论及货币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在长波的视野中，美国的经济长波自2000年以后便进入了下行状态。而由于货币主义将银行体系的信用扩张和紧缩作为经济波动的原因，2004年美联储的升息也预示着美国经济周期开始进入萧条，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次贷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民众还贷能力的丧失也正是源自于此。

不管是长波理论还是货币主义的观点都证实了乘数―加速数模型在解释美国经济危机方面的合理性。然而，理论预示的危机被虚假繁荣的泡沫深深掩盖，并且在泡沫破裂的时候以更大的威力爆发出来。把上面的计算继续下去可以得出:2006、2008、2010、2012、2014、2016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分别为9,350,222.76、8,139,765.89、6,750,530.33、5,568,200.89、5,067,157.07、5,690,026.59百万美元。这表明:在政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计算出的经济衰退时期将很有可能持续到2014年以后才能依靠经济本身的运行自行复苏。而这样的结果也再次说明了凯恩斯主义的一贯观点，如果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单靠经济自身调整的复苏就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因此，稳定化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尽管政府干预可能并不能消灭经济周期，但仍需要采取诸如扩大政府支出等有效手段，使经济萧条的危害尽量得到缓和。

四、结束语

通过上面利用乘数―加速数原理对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08年美国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固有阶段的一部分，尽管被超前消费和金融衍生品的泡沫所延后和掩盖，但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市场经济内在的运行机制的必然结果。与之前美国大力鼓吹的“经济周期已在美国消失”的论调相反，事实证明经济周期至少在目前是无法消除的。然而尽管如此，政府也仍然可以通过一系列逆对经济风向的措施缓和经济衰退的程度。根据美国会议局2008年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报告，1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0月的38.8上升到了44.9（以1985年为100），而预期消费指数从10月的35.7上升到了46.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之前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正悄悄地开始发挥作用。尽管这样的作用在现阶段还几乎不可察觉，尽管未来的世界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现在还很难断定，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在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而造成的衰退时，只要能在保持信心的同时谨慎理智地应对，就一定能成功度过这场经济世界的“严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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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期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已有所涉猎。如化学元素排列的周期问题、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注：化学和经济学领域对周期律所作的众所周知的重要研究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都要关注周期变易的问题。其中，与经济法关系密切的经济周期问题，被认为是困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参见吴易风等著：《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9。)等等。但本文主要探讨的论题，既非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周期问题，也非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探讨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等问题，而是从法学的角度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实质上是探讨一种“法律周期”问题。

鉴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性以及主要影响因素；2.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现实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3.周期研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对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启示。通过上述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说明：基于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亦客观存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对传统的、“静态”的法学理论和法制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周期变易，并不构成对以往法学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传统法律某些特质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变异”或“扬弃”，(注：各种“变易”都会对最终的“变异”产生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原有法律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相关功能的变易、法律规范性质的变易，都会为整个法律系统的变异奠定基础。特别是具有变易性的经济法系统，通过不断的成长和积累，今天已经变异为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子系统的新系统。)它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特别是对经济法的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一、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存在及其影响因素

何谓周期?如果宏观调控法的变易存在周期性，则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只有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才能初步说明宏观调控法是否存在周期变易及其主要成因，从而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宏观调控法的现代性和特殊性。

周期，作为事物经过一定时期而做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动的现象，其存在本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许多法律研究者看来，法律的特点应是稳定，不宜变动，更不应“循环变动”，这样才能使法律具备应有的保守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从某些角度，如从传统法律的角度，或者从封闭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事实上，古今中外难以计数的“变法”活动，都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变易。由于“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类似的片段往往被一再“重演”，因而某些法律精神甚至法律制度虽然在不断变易，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循环往复，从而在较大的时空领域形成周期变易。这种法律的周期变易，可能产生于多种原因，例如，类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法实践，以及对经济规律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等，(注：例如，我国过去也曾有过旨在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商法等，但是，由于后来曾经试图取消商品经济，因此民商法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只是在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民商法才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法律的周期变易。)都可能产生法律的周期变易，并由此产生“法律周期”问题，这在宏观调控法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

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特别是某些调控规范的多变，因其显见而易察；但对于其立法或执法上的变动是否具有“周期性”，则缺少揭示，并因而可能影响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成熟。其实，如果稍加细究，即不难发现，宏观调控法变易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现代国家往往要采取“反周期”措施，即针对经济的周期波动，确立相应的防止或化解波动的经济政策，通过进行逆向调控，来使调控效果与经济周期的状态在松紧、张弛等方面呈反向变化，从而使其反周期的具体目标和手段也体现出周期性的变化。由于上述的宏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关涉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必须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使调控行为能够依法进行，这就需要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调控目标、手段等都尽在法网约束之中，从而使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也体现出周期性。

可见，从较为广阔的时空来审视，或者至少从宏观调控法领域来看，应当承认“法律周期”或者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存在。此外，由于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其形成和发展乃“多因之果”，因此，法律周期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经济周期、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其中，就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法律而言，经济周期的影响是更大的。因此，在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时，有必要着重研究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核心是研究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涨与衰退的现象，在广义上包括了周期波动、季节波动和随机波动，而在狭义上则仅是指周期波动。通常，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页4、182。)因为只有研究经济的周期波动才更有意义。无论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Cycles)，还是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s)和基软周期(KitchinCycles)等，(注：对于这三个周期，学者普遍较为重视，因而其具体含义在许多著述均有概括。可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88—498。此外，平均20年为一个周期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Cecle)，或称建筑周期，有时也被与上述三个周期相并列。参见董文泉等著：《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53。)都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例如，至今仍令欧美的一些人士不寒而栗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被认为是上述三个周期的谷底的重合点。正是为了化解“大危机”这样的周期波动，许多现代国家都接受并走上了“干预市场”的道路。在凯恩斯理论得宠的岁月里，经济周期问题甚至几乎被认为“不成问题”，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各类反周期政策去“熨平”周期；但随着凯恩斯理论在一段时期的失势和金融危机等各类危机的不断爆发，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注：虽然凯恩斯理论的缺陷被不断强调和突出，但自由主义理论仅仅只是在理论界较为受重视，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近年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体现了人们对周期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如不当的经济政策、政府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波动；

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因素。(注：经济周期可分为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和不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前者如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个体的预期等所产生的周期，它导因于系统的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由外生力量所导致的，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为此，可以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分叉理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来揭示周期波动问题。因为仅是静态的、确定性的经济理论，已经很难揭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突发波动问题。如“黑色星期一”，等等。其实，每次大规模的波动往往都与一定的突发事件有关。参见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薛玉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这两类不同的“波动观”，不仅直接影响到具体应对政策的采行，而且也会影响到相关的经济立法。

尽管人类的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人们还是力图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来实现反周期的目标，从而使那些为反周期而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及其周期变化的研究价值也随之增加。即使要研究“政策周期”和“法律周期”所构成的广义上的“制度周期”，也仍然需要研究经济周期，因为它是引发制度周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经济的冷热变化是其内在规律。由于供需总会出现失衡，因而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才是常态，相应地，经济的冷热变化规律也就要发生作用。为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经济患上“重感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发生波及深广的“流感”，便非常重要。晚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昭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非均衡”的，波动总是存在的；在纷繁的波动中，周期性的波动更应关注，因为研究有规律的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才是更有意义的。对此，弗里德曼、熊彼特、庇古、杰文斯第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做过研究，(注：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弗里德曼认为取决于银行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熊彼特则归因于重要的发明创造的影响；庇古则认为是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心理预期；杰文斯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带来的气候周期变化而对农业，并进而对工商业带来了周期波动的影响等。参见前引郑家亨等著，页184。)其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成因，也有一定的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过程在“时间断面”上的体现，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幅度和频率是可以调控的。(注：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被认为是经济过程中的两个断面。经济过程以空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运行；以时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波动。)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要素，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使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页74。)为此，在近几十年来，各国尤其注意动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抑制或缓解周期波动，以使其给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尽管有些学者怀疑政府调控的效果，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政府在反萧条或反周期方面进行适度调控的必要性，并认为可以取得缓解周期波动的幅度、缩短萧条时间的“调控收益”。(注：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28。)

经济周期的存在，会影响到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飘摇，这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已有过例证，而且在当代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的经济波动，仅是在1949年以后，就出现了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与60年代初的“大饥荒”；10年文革停滞后与其后的整顿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过热与持续整顿、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等多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注：对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学者的总结未尽一致。如温铁军认为，中国大陆曾发生过四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次经济危机的周期分别是1958年—1968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4年，以及1994—1995年。参见温铁军：《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http://WWW.macrochina.com.cn,2001/6/12.，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的学者认为，自1956年以来，中国已经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实际上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形成。(注：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可将其合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曾经作出过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命题是：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参见杰克逊(P.M.Jackson)主编：《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页184；以及前引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页81—89。)而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对立法的影响，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还会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周期变化，从而会对宏观调控法产生影响。美国3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德国战后的宏观调控立法，中国9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等，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对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的重要影响。(注：例如，美国在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在逐渐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大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立法，使宏观调控法实质上成为其法律中的一种重要形态。这是经济周期的影响的体现。而战后德国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的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的体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周期，因此，宏观调控法的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经济周期和社会周期影响立法的体现。)

由于经济周期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都使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等受到影响，并形成其法制层面的周期变易，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周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是影响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最主要因素，这可以从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具体体现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

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从总体上说，体现为宏观调控法在制度形成和调整侧重点上的周期波动，体现为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周期波动的逆向调整。具体说来，宏观调控法的变易周期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法制环节上可以表现为立法周期、执法周期等；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调控手段、调控目标上的工具周期、目标周期；在调控状态或效果上可以表现为松紧周期或张驰周期，等等。

上述不同类型的周期，都是宏观调控法变易周期的体现，因而其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具体的互动。例如，针对经济周期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必然也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而其立法周期又会直接带来执法周期；同时，由于立法和执法都会受到立法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因此，立法周期与执法周期也与其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变动周期等有关。通常，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动，会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等方面，从而使立法和执法等也体现为周期变动。

上述宏观调控法的各类周期，在我国现实中均有实例体现。例如，从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化来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目标从遏制经济过热向化解经

济过冷的转变，从抑制通货膨胀向消释通货紧缩的转变，相应地，宏观调控法中规定的调控手段，也发生了周期变化。特别是税率、利率、汇率、举债率、价格等主要的经济杠杆，一直在试图与总体上的调控目标的转变保持一致。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预算支出，提高了举债率，并适时地调低了利率；(注：例如，截止到2002年2月21日，我国已经连续降息八次，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已经被发挥到了极点。这同美联储的多次降低利息不仅有密切联系，而且也是对世界性经济周期试图实施外部干预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样，国家不断提高举债率，也试图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的目标。)为了刺激出口，大面积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同时，为了用好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还大幅度地调低了关税税率，(注：从2002年元旦起，我国又开始了在加入WTO以后的降低关税税率的进程。尽管关税的总水平将逐渐下降，但关税作为税收，其本身所具有的宏观调控以及相应的反周期的职能，并未消失殆尽。)等等。上述宏观调控措施的变化，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促进经济由冷转热，推进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注：类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号称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大量存在。例如，近些年来，预算、税率、利率的调控作用凸显，不仅由长期的赤字预算转为年度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赢余，从而为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采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小布什的大规模减税措施以及格林斯潘的多次调低利率，都是阻止美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调控措施。这些措施都在实质上影响着其宏观调控法的变易。)

调整目标的变化，在导致调整手段的变化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带来相应立法和执法的变化。依据经济法的法理，宏观调控法关乎国计民生和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应实行“法定原则”，(注：调控法定原则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中包括上述的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领域的多个“法定原则”，这也是宏观调控法的合法性的基础。但目前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以外，其他各项法定原则的研究还很欠缺。参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并分别确立具体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等，(注：通过人大的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权力机关的审批权的行使，上述各项法定原则已基本上或事实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从而使调整目标和手段的变化，也都将体现在立法上。由于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做相应的变化，因而在立法上的相应规范或制度的侧重点上，也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立法上的周期变易。

例如，中国大陆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税法框架，是与当时的解决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调整目标相适应的，因而在具体的税法规定中有诸多规范，如关于固定资产、不动产的购置或买卖等方面的消极的税收规定，都体现了该调整目标。这也是宏观调控法配置资源职能的体现。而在90年代末的经济过冷、通货紧缩的形势下，税法的一些规范不得不作出或准备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停征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都是其具体体现。(注：当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作出的政策性考虑是多方面的。有时除了经济政策的考虑以外，还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政策考虑。例如，在加入WTO以后，本来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税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于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作出了暂时稳定税制的决策，这对于本来要进行税法变革的一些领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因此要再延后。)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预算、国债、税收等的确定和变动，本来都应贯彻“法定原则”(但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够，恰恰是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因而其目标和手段的周期变化，都涉及立法问题，并形成立法上的周期，这是需要从一个较长时段来考察的问题。在现实中，只是由于法定原则贯彻得很不够，行政权过于膨胀，因而才使人们容易把这些变动等同于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的职能，从而也进一步混淆了行政法与经济法的区别，这已经影响到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此外，在关注上述具体调控手段的周期变化的同时，还应注意总体上的国家预算、国家计划领域的周期问题，(注：其实，预算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计划。此外，即使是通常所理解的计划，其周期性也更为突出。例如国家的计划，特别是五年计划，里面就有对经济周期的考虑，同时，在计划中，要把经济的冷热变化包容和体现进去。可参见莫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4，17。)这也是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同时也是经济法领域久已存在但却易被忽视的问题。例如，年度预算不仅其自身存在周期问题，而且还要体现出经济本身的周期，特别是“冷热周期”；同时，还要反映政府为反周期和实现周期内的预算平衡所做的努力。其实，在经济学中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发挥反经济周期作用的“周期预算理论”，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问题而提出的。(注：周期预算平衡理论，被认为是大危机的产物，它主要强调，政府即要发挥财政手段在反周期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要实现在控制周期波动情况下的预算平衡。参见王传纶、高培勇著《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182—183。)由于预算本身涉及到立法和执法，因而预算的周期变化和调整，也体现了政治的周期和经济的周期。此外，与预算直接相关的国债增减的周期变化，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例如，在90年代末，我国政府本欲逐步实现预算收支的平衡(注：近些年来，美国、俄罗斯等许多主要国家，都已经或正在全力推进预算的收支平衡，这对于我国的财政管理，当然也会产生影响。基于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我国也必须尽快压缩财政赤字，逐步实现预算的平衡。)但却因1998年大洪水，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等困扰，而不得不大量增发国债，这本身就是回应经济波动的体现。

在上述宏观调控法的诸多形态的变易周期中，最易于理解的，可能是调控目标和调控状态上的“冷热周期”或称“松紧周期”，因为它与经济绩效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法所体现的周期，主要是广义上的规制周期，(注：学者对“规制”的理解不尽相同，可参见拙著《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0—71；以及拙文“略论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即法律调整上的介于自由与约束、放松与紧缩的周期。例如，在强调经济自由(如坚持“里根主义”)时期，是强调减税，放松银根等，反之则可能相反。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调整。中国也有“双松”或“双紧”的政策组合等提法，力图通过各类政策的“协整”(Cointegration)，(注：“协整”是20世纪80年代，由Granger提出的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概念和方法，是经济计量学的前沿领域，对于研究各类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整合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参见王雪标等著《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协整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来应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但是，调控政策一经法律化，就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法律的基本框架要“基本稳定”，同时又要有一定

的“应对弹性”，以使调控性规范能够适时适度地作出变化。这样，在“变法”时，主要对“变量规范”做调整就可以了，而一般无须做全盘变动。这种技术，不仅在税率的调整方面，而且在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利率、汇率、债务依存度、物价总水平等“变量规范”的调整方面，都有应用价值。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产生以前，经济性法律的周期变易就已有过体现。如在重商主义时期与自由放任时期，在大危机时期与高增长时期，相应的经济性法律都存在着与经济波动相适应的周期变易。如果把现代意义的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定位在大危机时期或其以后，则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便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随着政府所奉行的经济理论的周期变化，宏观调控法亦发生相应变易。如在盛倡凯恩斯理论时期，以及在货币学派、供给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等理论“得势”的时期，宏观调控法的调整随之亦有紧缩或放松的不同变化。通常，由于官方的经济学会发生周期变易，因此，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也就会呈“递减性跟随”。

此外，宏观调控法的变易既然主要受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因此，一些重要的经济危机，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粮食危机等的发生，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波动。例如，对相关重要商品价格水平的管制和调整，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等，都是宏观调控法随经济周期而变易的体现。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对全球性经济周期加强法律防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为此，GATT/WTO、IMF等重要的国际组织，都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它们往往会转化为一国宏观调控法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使宏观调控法的某些规范产生变易。(注：例如，中国为加入WTO而在多个财年大幅度降低关税的税率，为防范金融危机，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调整等，都会对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产生影响。)而这些变易，归根结底，还是要受前述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周期变易的影响。

三、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启示

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研究，涉及到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现择要列示如下：

1.法律的形成机制问题。透过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可以再次看到，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制度的形成，受经济活动、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同时，也离不开相应的经济法和社会法的调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样，经济法和社会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相对缓慢的。在这方面，不仅涉及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法律的形成机制，特别是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等问题。

2.法律的规范构成问题。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的规范构成，其突出特点就是既包括稳定的“内核性规范”，又包括易变的“边缘性规范”，从而既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注：拙文“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中外法学》2001年第5期。)也涉及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等问题。上述的内核性规范，作为基本规范，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框架，应是相对稳定的；而边缘性规范，则主要是调控性规范或称变量规范，是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的，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正如水库对蓄水量的调节，关键在于有效地、适度地吞吐、收放，因而其某些规范就必须具有变易性。这对于研究经济法的普适性理论和周期理论是很重要的。

3.法律的职能实现问题。任何法律，都有其自身的重要职能，其职能实现是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宏观调控法的重要职能是反周期，保障对经济周期的“熨平”，因而需要在边缘性规范中安排“调控性规范”，并使各类规范相协调。(注：要反周期，需要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综合协调，同样，也需要相关宏观调控法规范的协调。事实上，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法》与我国经济法学者一直在推进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都是在为此而努力。关于政策的协调问题，可参见桂世镛等主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页19。)从稳定性来说，边缘性规范的离心力强，是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部分。尽管如此，从重要性来说，无论在经济政策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调控性的规范都是重要的，这是从质上而言的。同时，调控性规范作为开放的政策体系或法律体系中的变量，应具有与开放性要求相适应的适度的变易性。

通常，宏观调控法的职能，可以比作稳压器、减震器、调制解调器，(注：参见拙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其核心制度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它们体现为各类宏观调控制度都有的一些基本的实体与程序制度。此外，宏观调控制度中还必须同时包括一些易变的边缘性规范，用以进行应急性、强制性的调节。如前所述，在宏观调控法规范中，应当预先留出松紧变化的空间，这样就能在不变动核心制度，保持法律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类参数、指标等变量的调节，或者通过对宏观调控部门的适度授权，来实现法律的“自动调整”或“模糊控制”，从而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法的职能。

4.法律的调整方式问题。从制度实践来看，我国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多次实施的税率、利率、汇率的调整，体现的是经济法独特的“调控、规制”的调整方式，从而使经济法规范的周期性与规制性密切相关。透过经济法的规制性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性；反之，对于宏观调控法或整个经济法的周期性的揭示，(注：除了本文论述的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以外，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同样存在周期变易问题。一方面，市场规制法的政策性较强，受政府加强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政策的影响较大，从而会体现出一定的周期变易；另一方面，经济周期等周期因素对市场规制法本身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在反垄断法中，就有对危机卡特尔、出口卡特尔等方面的“除外规定”。)也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经济法的规制性。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都是时而放松规制，时而加强规制。对于这里的放松或加强“规制”，人们一般是从狭义的“管制”来理解的。而经济法上的“规制”，则是广义上的，它并非仅是国家干预，也并非仅是管制，而是依据需要来鼓励促进或限制禁止，是全面的“调制”。这样理解，也许有助于避免或扭转对经济法较为普遍的误解。从历史上和总体上来看，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做的偏向于自由或约束的取舍，自然会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变迁，以及调制的宽严、张弛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未必妨碍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框架的稳定，因为受到影响和发生影响的，主要是那些调控变量。由此可见，大量的“变量规范”的存在，是经济法与传统法的重要差别；而正是靠这些变量规范，经济法才能很好地对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进行调控。因为从根本上说，经济法所面对的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已经同传统的法律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及相关的上述法律问题，还能够给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现仅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角度略做说明如下：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既然宏观调控法中存在周期变易的往往是边缘性的、调控性

的规范，那么，在进行宏观调控法的框架设计时，就应使基本结构相对稳定，同时，预留出调控性规范的调整空间，这样对于兼顾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变动性，都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执法效益。特别是在给执法主体一定的授权性的“调控空间”的情况下，有助于调控主体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解决实践中变动不居的相关问题。(注：由于周期具有总体的规律性和具体的不规则性，有许多问题可能超出立法预期，因而留出适当的“调整空间”，可能更有效率。与此相关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如经济周期及相应的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问题、调控的逆向选择以及调控时滞问题、调控的法律责任问题，等等。但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对这些问题不做探讨。)

这样，通过在设计变量规范时预留“调控空间”，来充分实现调控杠杆的机能，就能够在立法上更好地廓清一个问题，即如何兼顾法律基本结构的稳定与调控要素易变的问题。为此，对于调控杠杆所涉及到的变量规范，只要经过议会的同意或批准，即可认为符合“法定原则”，一般无须对整个法律再做重复审查，这样与宏观调控所需要的效率也能够协调起来，从而会大大降低立法成本和奉行费用。同时，在执法上，也有利于更好地树立依法办事的意识，避免调控主体借口“宏观调控”而随意变动相关变量规范的做法。

其实，强调变量规范的调整需要经过议会批准，是因为批准后的变量规范同样是法律的一部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由于这些杠杆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各类主体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慎重，要尽量贯彻“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同时要贯彻“比例原则”，这对于立法和执法都是很重要的。而惟有坚持上述原则，才能更好地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确保市场主体的利益，避免目前在实践中容易产生的因宏观调控而客观上侵害国民信赖利益或财产权利的情况。

此外，从法制的技术层面来看，把针对周期的调控性规范与其他基本规范分开，也有利于推动立法上的标准化、指数化和模型化。例如，如果有一些经济指标可以量化，当发生波动的时候，允许政府在多大的幅度内采取相应的行为，或者某些指标应如何做应对性调整，都需要赋予政府一定的宏观调控权。通过授权性规范，允许宏观调控机关适时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对于保持法律本身的总体稳定，避免频繁“变法”，是很重要的。这样，既兼顾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又考虑了法律调整和立法的效率，因而比许多传统的法律要更有灵活性。

其次，从理论上看，研究周期变易问题，对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如前所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周期直接相关的——正是30年代大危机这个重要周期的出现，才更有力地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制度；而经济法制度，也在反周期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它并非仅在发生危机或萧条时才起作用，而是要在周期的各个阶段，经常地、持久地起到广泛的规制作用，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对于完整地理解经济法，发展经济法理论中的本体论，无疑很重要。

与上述共识相联系，对于周期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特别是有利于认识其产生和发展与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认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认识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周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与传统法的不同之处，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

此外，在经济法理论中探讨周期问题，还有利于认识制度发展与特定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的体制对解决周期问题的价值。例如，资本主义的大危机，被公认为是同时陷入了三个经济周期的谷底，但其导火索却是银行挤兑这一特定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与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体制如何发生关联，是偶然的还是必发的?与此相关，究竟是自由市场体制，还是政府管制会带来危机?这些在经济法理论中都甚值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难说自由的制度或干预的制度哪个更好。因为从历史上看，确实是自由放任带来了西方的繁荣；但同时，也确实是自由放任带来了不能自拔的空前危机，而恰恰使国家干预缓解了危机。因此，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用处，关键是要物尽其用，扬长避短。从理论走向上看，整个学界和实务界之所以一直存在两种思潮的斗争，与论者的价值观、方法论有关，也与不同的制度确实各有其利弊和功用有关。其实，人们都知道良药苦口，且可能会有副作用，但为了拯救某个肌体或生命，往往就必须“用药”。尽管“凡药三分毒”，各种“有为”的对策都会不同程度地有其副作用，但人们在取舍时，总会有其理性的考虑，总会权衡利弊得失。这些考虑，无论是倾向于哪类利益，都与人们的认识和利益追求上的周期有关，并进而会影响经济法的周期变易。

上述两类思潮的长期存在表明，对于各类周期问题的解决，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这同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之分野同样相关。其实，既应看到自然演进的价值，也要看到特定事件对于特定国度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的推动作用(如特定事件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巨大推动作用。(注：如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特定事件，对于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实现其“后发优势”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建立法律制度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就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形成而言，自然演进与国家推进，都不可缺少，而且后者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可能客观上更为重要。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论，都应与宏观调控法本身的特点相联系。宏观调控法不仅具有经济法一般的经济性和规制性(或称调制性)，而且还具有宏观性。为此，必须研究宏观的问题(其中包括在较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来研究周期问题)，必须改变对法律体系的静态的、封闭的看法，而代之以对法律系统的动态、开放的研究。从法律规范或制度的周期变易出发，动态地看待经济法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对于更新传统的法学观念，无疑甚有裨益。

四、结论

以上针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探讨了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其在现实制度中的体现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研究周期变易方面所涉及到的若干法律问题和相关启示。这些讨论所力图说明的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周期的出现，与之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法也存在着周期变易，但这并非对法律稳定性、普适性原理的全盘否定，而恰恰是现代法调整方式的一种体现；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不仅具体影响到其规范构成、职能实现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整个经济法的理解，因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如此，仍不应仅以周期变易为由，来完全否定法的安定性、可预见性等特质，尤其不能通过立法或执法手段，以“合法”的名义，公然侵害相关主体的权益。因此，对于其中的核心规范，还必须保持其稳定，即使对于其中易变的调控性规范或称“变量规范”，也要强调坚持“法定原则”，以确保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都在法治的秩序下行事。

上述认识，也许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或宏观调控法与传统法的差异，特别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篇5

【作者简介】汪海波（1930―），男，安徽宣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本文系统分析了封建社会自然条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取向改革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并展望了我国经济周期将实现从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周期；历史发展；趋势展望

【中图分类号】F1137/F12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4―0112―15

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不仅是经济理论上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而且对于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周期将实现从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也是有益的。而实现这种转变，又正是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健康的重要标志，在经济改革、环境保护、改善民生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一、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

从某种共同意义上说，即使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条件下，也周期地发生过经济危机。当然，相对后续社会来说，这时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有其固有特点的。其根本起因在于：这些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中内涵着统治阶级扩大和强化剥削的机制，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甚至简单再生产都难以进行。其结果必然造成以生产绝对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这又往往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导致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朝代更迭。朝代更迭尽管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可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上述机制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加强，又会引起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由于这时社会生产力不发展，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因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局限于农业领域。

在封建社会政治上也存在周期律。它同上述经济周期律是互为因果的，但后者起决定作用。当然，其终极根源还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以美国为例

1．美国经济周期实现了从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的演变

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比这方面发展最早的英国晚了约半个世纪。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在这方面就赶上和超过了英国，并在以后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发达国家（包括经济和人口总量等方面），并多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而且，相对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来说，美国经济发展受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最小，经济发展较为正常。从这些方面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经济周期的发展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故本文以美国为例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发展的历史。

经济周期的波动强度表现在波谷年和波峰年经济增速的落差，有无危机阶段（以经济负增长为标志）及其延续时间以及失业率和通胀率等方面。其中波谷年和波峰年经济增速的落差是最基本的指标。为简单计，本文仅以这个落差作为衡量经济周期波动深度的指标。

由于笔者在这方面掌握的具有可比性的资料的限制，因而尽管美国在1825年就卷入了以英国作为发源地的第一次世界的经济危机，本文还只是从1923年起叙述美国经济周期发展的历史。

依据美国经济周期发展的情况，这里将波谷年和波峰年经济增速的落差在20个百分点以上的设定为超强波周期，10个百分点以上的设定为强波周期，5个百分点以上的设定为轻波周期。这样，在美国1923-2009年经历的12个经济周期中，其中第1-3个周期为强波周期，第4个周期为超强波周期，第5-10个周期为中波周期，第11个周期为轻波周期，第12个周期又为中波周期（详见表1）。美国2010-2012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4%、18%和22%。①但这个经济周期还没有完，故未计入。表11923-2009年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强度的演变经济周期波峰年增速

（以上年为100）波谷年增速

（以上年为100）波谷年与波峰年经济增速落差

（百分点）经济周期波动强度第一周期1923年为11321927年为1009123强波周期第二周期1929年为10601927年为870190强波周期第三周期1936年为11331938年为966167强波周期第四周期1942年为11851946年为890295超强波周期第五周期1950年为10871954年为99394中波周期第六周期1955年为10711958年为99081中波周期第七周期1959年为10711970年为100269中波周期第八周期1973年为10581974年为99563中波周期第九周期1978年为10561982年为99759中波周期第十周期1984年为10721991年为99874中波周期第十一周期1999年为10452001年为100837轻波周期第十二周期2004年为10362009年为97363中波周期资料来源：第一至第十一周期的数字见彭思达著《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第54、58、59、65、89、106、10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十二周期的数字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经济年鉴》（2011/2012）第546页。说明：本表各个周期数字出处有二，其中可能有某些不可比的因素。但本表揭示的美国经济周期变化趋势大体上是可靠的。

2．美国经济周期从强波周期转变到中波周期的原因

简要概括说来，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作用，二战以前美国经济运行的总态势是强波周期。其根本原因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般理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要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二是经济的基本比例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平衡。但是由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消费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以及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矛盾，却经常地破坏这种平衡，使其处于激化状态。而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又把这种激化状态推到一个极端，以致经济周期一直处于强波运行状态。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篇6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波;宏观调控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

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成功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旺盛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中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1.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自然提高,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易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2.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3.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1.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19时开始升值,到4月末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2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2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8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0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炭等资源性的行业都嚷嚷着要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具体有四点:

1.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2.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的时候,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也很脆弱,就到泰国去了,在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

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3.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4.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辩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李翀.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尹中立.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李翀.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何东.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东亚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金融研究,2007,(5).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篇7

近些年来，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实施积极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或延缓了经济下滑，但其对经济周期的中长期效应，已引起经济学界和经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在对投资规模增长率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投资规模增长率对经济周期的作用进行研究，以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借鉴。

1970～1990年拉美投资规模

拉美地区20世纪70年代资本形成总额、国内信贷额明显持续较快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在7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104%。在投资的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实现了年均5.7%的GDP增长率，效果显著。虽然其间不乏有增长率的小幅波动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最终的危机在80年代初正式爆发，GDP增长率大幅下跌甚至为负，同时通胀率也因为全面衰退而下降，整个经济受到重创，进入紧缩时期。可见，过度的投资建设与过度的投资资金发放，会引发后续的经济从增长转为下行，加剧经济波动。

2000年以后美国投资规模

宽松的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提前消费和投机理念，致使美国信贷规模尤其低信誉信贷大幅扩张，房地产投资持续火爆，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在2007年前信贷规模和股市规模的高速扩张，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28%和5.13%，高于年均GDP增长率2.38%。资本形成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3%和13%，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结束了上一轮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全球经济整体呈下行趋势，时至今日在诸多经济体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下行的同时其巨大的波动也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危机本身的冲击以及各经济体实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缓解危机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后遗症，给后续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诸多不确定因素。2009年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萎缩，世界GDP下降了2.2%，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14.4%的惊人速度下降，是上世纪8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

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及全球经济危机等国际经济波动事件显示了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后续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对国家、企业、居民、家庭的经济增长及当下的生活都造成了不良影响，通货膨胀，失业率升高。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过去被证明是一个祸害无穷的东西，但是全世界仍然在像吸食一样将其视作救市之宝。

1978年以后中国投资规模

大规模投资是基于大量的货币发行，中国1978～2011年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GDP增速的7.7倍。2011年中国的GDP规模为47万多亿元，是1978年3645亿元的128倍。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5.2万亿元，为991倍。

1981年至2010年的30年间，中国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10.22%，增加了30倍，表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高投资基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会累积货币风险与财政风险。特别是2007年四季度以来的刺激政策，使2009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7%。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全国彻底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尤其是投资需求激增和信贷大幅膨胀，导致经济运行表现出过热征兆。数据表明，1992年GDP增长率达到14.2%。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物价在经历1990～1992年连续三年平稳之后，从1993年开始逐月攀升，最终1993年CPI为14.58%，1994年为24.24%，发展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从1993年开始GDP增长率已经开始缓慢下滑，过度投资的影响立竿见影，如果不能及时调控，新的一场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幸运的是，中央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及时实施宏观调控，1995年通胀实现缓慢回落，并且GDP增长率保持了稳定，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过高的投资规模、过低的投资效率、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势必造成金融低效率和经济金融风险的集聚。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波动，经济波动出现时，看得见的手——政府往往干预，常常导致过度投资。在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中，在经济周期的谷底，往往会出现基于货币和财政杠杆的过度投资，表现为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相对低下的投资规模扩张，可能会在短期内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但很难解决经济运行规律本身的问题，甚至增加金融风险，增加中长期经济波动的波幅和波频。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投资效率产权性质金融发展

一、引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and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and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and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and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三）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四）模型建立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二）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三）相关性分析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四）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政府应着力宏观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平抑其周期性的大幅度波动，为微观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因此，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政府应做到以下几点：（1）更加科学地使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本文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繁荣与衰退的交替转换会改变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致使企业难以适应进而出现投资的盲目性，弱化资本逐利规律在投资行为中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水平，平抑宏观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对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大意义。（2）着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更低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更高地区的公司的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更弱。这是因为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司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债务治理能力更强，受政府干预更少，因此具有更加良好的经营环境及更加理性的投资决策机会，并最终表现为更高的投资效率。（3）适度引导有实力的公司应进行多元化经营，以规避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弱周期性行业中的公司其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更小，且多元化可以抑制宏观经济周期性产生的影响，因此公司若进行多元化经营，特别是跨强周期与弱周期性行业，其受宏观经济冲击将会降低。

参考文献：

［1］陈武朝：《经济周期、行业周期性与盈余管理程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12年第3期。

［2］江龙、刘笑松：《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9期。

［3］唐雪松、周晓苏、马如静：《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制约机制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4］李青原：《会计信息质量、审计监督与公司投资效率》，《审计研究》2009年第4期。

［5］靳庆鲁、孔川、侯青川：《货币政策、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值》，《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6］申慧慧、于鹏、吴联生：《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

［7］陈信元、黄俊：《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8］程仲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9］张莉芳：《融资约束、高额现金持有和投资效率》，《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0］连玉君、苏治：《融资约束、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管理评论》2009年第1期。

［11］林毅夫、李志：《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12］余明桂、潘红波：《政治联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13］陈德球、李思飞、钟昀珈:《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世界经济》2012年第3期。

［14］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GoergenM,L.Renneboog.InvestmentPolicy,InternalFinancingandOwnershipConcentrationintheUK.JournalofCorporateFinance,2001.

［16］BiddleG,G.Hilary.AccountingQualityandFirm-levelCapitalInvestment.TheAccountingReview,2006.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篇9

一、经济周期分析

首先，经济周期有长、中、短之分。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仅有20余年，故而我们只能进行10年左右的中周期和5年左右的短周期分析。借助我国1981―2003（“六五”―“十五”）年期间GDP增长速度的数据，分别利用5―13年的步长通过几何平均法进行移动平均处理，察看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是否有什么中周期性的变动规律。所谓移动平均法是一种不断向前的、对几个数据如5、6……一直到13个数据进行平均的方法，它通过除去老数据引进新数据，计算连续的每段平均值，从而反映出数值的变化趋势。当平均值的变化趋于稳定时，也就反映出了所计算数据的周期特征。

对历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进行5―13年的移动平均（具体计算从略），通过比较，得出的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中周期是存在的，大体上在10―12年。

自1981年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1981―1990年和1991―2001年两个中周期。因此，可以预计，2002―2012年大致将是我国的第三个经济周期。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也正好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基于此，可以判断，2006―2010年将是我国第三个从高峰逐步向低谷回落的经济时期，增长速度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点。

其次，由于我国实行五年计划，因而在中周期里可以包含几个5年的短周期。从“六五”到“九五”的GDP增长速度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呈现出短周期波动的特征（见表3），即“六五”高，“七五”低；“八五”高，“九五”低。以此来看，同样可以预计，在“十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将会较高，而在“十一五”时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则不会很高。另外，从历史数据来看，当经济运行处于5年短周期的低位时，GDP的平均增速在7．9％―8．3％之间。因此，从周期分析的角度，可以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也将处于这个范围之内。

第三，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来看，我国的经济波动呈现出逐步减缓的趋势。在1981―199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GDP增长的最大值为15．2％（1984年），而最小值为3．8％（1990年），其波动幅度达到11．4个百分点。而在1991―2001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GDP增长的最大幅度为14．2％（1992年），而最小值为7．1％（1999年），其波动幅度仅为7．1个百分点。经济波动幅度减缓的原因本文将在后面加以分析。仅从数据来看，在“十五”到“十一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进一步减小，经济增长更加趋于平稳。因此，可以预计，在“十一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加趋于平稳，经济波动幅度将进一步减小。预计“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GDP的增速在7．5％―9％之间，且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

二、国外类比分析

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历程与“二战”后日本的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起飞大体一致。从中国同日本、韩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比较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1978―1995年期间实现经济起飞的阶段同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非常类似：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劳动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较高，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基本上是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胡鞍钢，1999）。从这几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从经济起飞到完成工业化，基本上都有一个2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例如日本从1956到1973年保持了17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9．8％；新加坡从1966到1984年保持了18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9．9％；韩国在1963到1989年的26年中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9％。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过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经历过1978―2003年长达25年、平均增速为9．35％的高速增长之后，也基本上进入一个经济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内在增长质量的提高将取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据此来看，我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将不会再有相当高的增速出现，GDP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9％以下）。

三、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从经济运行周期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将基本上保持一个高速偏低一点的增长速度。这可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中得到说明。

第一，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将进行大的调整，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将由经济增长内在质量的提高所取代。一方面，我国当前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这样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目前我国的GDP约占世界各国GDP总和的4％，但钢材消耗约2．6亿吨，占世界钢材消耗总量的25％强，是世界第一大钢材消费国；石油消耗约2．5亿吨，日均消耗石油占世界日均消耗石油的7％，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煤炭消耗约15亿吨，占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30％左右；水泥消耗约8．2亿吨，占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左右；用电总量约1．9万亿千瓦时，占世界用电总量的10％左右。这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难以为继，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注重经济增长内在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增加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当前我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强调注重经济内在增长质量的提高，可以说这正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开端。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已开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供给驱动和“瓶颈制约”转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制约。根据短边原理，可以预料，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快慢将主要取决于需求增长速度的快慢。而需求的增长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同投资一样在较短时期内出现很大幅度的增长。相应的，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就很难再出现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常出现的两位数的高增长。此外，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十一五”正是我国经济刚刚进入调整阶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原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入将得到明显遏制，而新的增长点难以很快建立起来，因此，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而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不断加强，以及党的坚强领导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从上到下的统一性、团结性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经济转型得以在稳定中逐步进行，出现经济大幅波动的可能性非常小。

第二，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奥运对“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奥运将带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奥运瘦身影响不大），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为了成功举办奥运，必须完成很多体育设施，要建设一些交通项目，例如机场的扩建、城市的公交、高速公路，电视媒体的转播系统、通讯系统等，都要加强建设。仅北京用于奥运的投资就将达到2800亿元，其中1800亿元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除了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外，奥运还将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消费需求的发展，也给国内外的投资商带来重大商机。在奥运会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举行期间，无论是广告业、旅游业、体育，还是零售商业、市内公交以及房地产等等，都将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不仅对北京的一些行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对于其他省市也是一个重要的商机。举办奥运会还将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收入。从消费的角度，这无疑会拉动经济的增长。（3）举办奥运会，在环境治理、绿化城区建设、三废治理等等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些项目的开展，都离不开高科技的发展，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必将得到很大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举办奥运将拉动我国GDP每年增长0．3到0．4个百分点。同样，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也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据上海有关方面预计，世博会的总投资大约为1200多亿元。而由此带动的交通、商业、旧区改造等延伸领域投资，约是举办世博会直接投资的5―10倍，大大超过了奥运会的投资总额。同时，世博会还需要高水平的融资、商业、旅游、管理以及法律等专业服务。世博会在拉动就业方面的贡献也将超过奥运会：据估计，2010年中国世博会将需要超过1500万人次的（各种不同聘期）人才。因此，世博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会超过奥运会。这一点从韩国的实际经验中也已得到验证：韩国1993年举办世博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120亿美元以上，远远高于其1988年奥运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约36．6亿美元）。有专家估计，世博会将每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高于北京奥运会对经济增长0．3―0．4个百分点的贡献。

第三，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必须注意经济发展的风险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敏感区：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超过1000美元。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更是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充满机遇、面临风险的关键阶段的重要标志。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经济发展都遇到过选择权衡问题，出现了不一样甚至截然不同的结果，有许多经验教训。这首先是稳定问题。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例如，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稳定社会秩序政策，使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而巴西和阿根廷两国长期存在着政治斗争和不断冲突的社会矛盾，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出现了长期缓慢、波动甚至停滞的局面。因此我国当前一定要把社会稳定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不可懈怠。要重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是经济安全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外资控制、出口依赖和能源紧张等。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很大程度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结果，没有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也就没有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结果，但是不讲国家经济安全，不切实际地盲目对外开放和实行体制改革，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有损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当前要加强对外资流入流出的监管，外资的大流入大流出是一些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出现金融危机以至经济出现缓慢、波动甚至停滞的重要原因。要加强对金融部门资金的监管，进一步降低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要加强对能源供应的长期规划，充分认识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能源消耗明显增多的趋势。再次，必须考虑的还有环境保护的问题。我国不能走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好环境保护的问题。而这就有可能以降低GDP增长为代价。

四、经济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是基于未来发展需要所作的预测，是应该实现的最低目标值。与实证预测不同，规范分析具有刚性，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就GDP的规划而言，必须考虑人口因素、国际因素、环境因素的刚性要求。

第一，新增人口。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人口年增长率已经降到1．07％。在“十一五”期间，可以预料，我国人口年增长率将基本上在1％左右。为了保证新增人口达到全国平均生活水平，自然要求GDP必须有1％―2％的增长速度。

第二，国际水平。我国是一个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为了保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至于下降，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应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否则，我国与世界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经济基本上处于稳定增长的阶段。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只要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日本和欧美不出大问题，2002―2008年的全球经济可望年均增长3．2％，这就决定了“十一五”期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不得低于3．2％。这是解决我国在世界上“生存”问题的经济增长下限值。

第三，缩小差距。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与发达国家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后进和不安全的局面。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必须考虑到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需要。根据三步走战略，我们要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高两个百分点；如果要在40年内迎头赶上，那么需要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高2．5个百分点；如果希望在30年内赶上，则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

第四，环境保护。我国的经济增长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类型的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是环境的高污染。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的失衡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治理与保护环境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治理环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关键要有投入的保证，要从经济增长中扣除一部分作为补偿环境的发展成本。据中国环境科学院估计，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不少于GDP的1％。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每年GDP的增长中必须有1％用于环境保护。

综上所述，“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分析结果为7．2％―8．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赶超目标并不出现大的问题，必须保持7．2％―8．7％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中7．2％、7．7％、8．7％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可分别保证在50年、40年、3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相应作为低、中、高三种预测方案）。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篇10

世纪之交，人类正阅历着历史上1次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它加速并催生了1个全新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正在成为推进全世界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推进着全世界经济新时期的到来。网络经济作为1场斩新的经济革命，猛烈的荡涤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引发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深入变革，对于传统经济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内在地请求其立异变革。首当其冲且影响最显明的就是对于传统经济周期的冲击。

1、网络经济发生的违景及其特色

网络经济是信息社会的经济，是1种有别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斩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基于互联网进行资源分配、出产以及消费为主的经济情势，也就是后工业社会信息价值取代工业价值在经济增长中居主导地位的网络化经济流动。它的发生有其技术经济违景以及社会物资基础。它源于二0世纪七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直至九0年代，现代通讯、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在信息的数字技术革命的支持中，各自网络化，互相渗入连接构成信息的全方位服务网络，实现了通讯网、计算机网、资源网的“3网合1”。这是1场名不虚传的网络革命，是网络经济患上以终究实现的动力之源。网络革命只是为网络经济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其发生的根本缘由在于经济发展的时期需要。经由近三00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到达了工业经济的顶点。逾越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社会进1步先前发展，必需晋升经济效力，拓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而网络是高科技，它给旧的经济环境、轨制带来了根本的、全新的变革，推进着经济的发展，并超出着原有经济框架。这是1场真实的经济革命，是网络经济的根本内涵。

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诸多的内在特色：

（一）网络经济是直接经济。以网络为依靠的电子交易运行，推倒了横亘在供应商、顾客、姻亲团体以及竞争者之间的高墙，使处于网络端点的出产者以及消费者可以绕过中间层次，在自己与目标之间走最短直线。

（二）网络经济是全世界化经济。互联网体系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信息资源库，可进行全世界信息传布，并可二四小时全天候运行，实现信息资源的开放同享，因此把空间地舆因素对于经济流动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之更拥有全世界1体化的特色。

（三）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网络经济是1种虚拟的现实经济，是在信息网络空间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流动。网内媒介空间中的虚拟经济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实体经济互相并存、互相增进，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

（四）网络经济是立异型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智力而不是体力，靠知识信息而不是物资资源，利用知识添加创意已经成为经济流动的核心问题。技术立异同轨制立异、管理立异、观念立异相结合已经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引擎。

（五）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网络经济是节奏空前加快的实时性经济，信息化使经济流动的离散性减弱，连续性增强，极大地提高了时间应用率。快速高效已经成为各种经济体及个人行动的基本请求。

2、网络经济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

经济周期就是指1国整体经济流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阅历的有规律的扩张以及收缩，每一个周期包含危机、萧条、复苏、高涨4个阶段。宏观经济总量产生这类周期性波动，是自重商主义时期以来遍布世界各国的客观规律，只是在2战后，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用反周期的手腕，使经济周期呈现了1些新特色，但始终没能解脱经济周期的任桔。

到了九0年代，美国经济自一九九一年四月走出2战后第9次衰退期，到二000年八月经济延续增长了一一二个月，成为一八五四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三二个周期中最长的1次，并继续处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1高两低”的良性发展阶段，进入了所谓的“新经济”的最好运行期。自二0世纪六0年代以来，只要美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二．二五％－二．五％，其NAIR自然失业率，即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会维持在五．五％－六％。但是在这轮经济增长中，一九九二～一九九九年美国GDP平均年增长率达三．六％（一九九六－一九九九年高达四．l％），而失业率以及通胀率同时走低，失业率自一九九二年以来逐步接近四％，一九九九年美国劳工部宣告全年失业率达四．l％，创自一九六九年以来最低记录。通胀率在一九九0年为五．四％，而在一九九一－一九九九年平均仅为二．六％。这完整违离了菲利普斯曲线，超越了主流经济理论的解释力。美国这轮超长的经济扩张打破了经济周期的许多规律，给经济周期理论带来了直接的挑战，引发了经济学界的瞩目。

美国经济周期的这类新变化的缘由良多，但其根本缘由是它在以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违景下发生的。今天的世界，正如三00年前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1样，只能说呈现了网络经济的萌芽，正处于新旧经济形态交替的转折时代。因而，从长远意义上说，这次经济增长带给人们的不单单是对于这次变化的现实思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给钻研未来经济形态中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参考。

经济周期是树立在现代机器出产基础上的货泉——商品经济的产物，马克思将其称为“现代工业独有的糊口进程”。因此，探讨经济周期新变化必然要从发生经济周期波动最根本的、拥有物资性以及本原性的物资技术前提入手。这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深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产业以及网络经济的构成，使经济周期运动的基础产生了实质的变化，宏观环境以及微观主体上质以及量的变革正在扭转着经济周期运动的规则。

（1）宏观环境的扭转

信息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次科技革命，它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扩大成为1个庞大高新技术群，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基础发生了强大的震动力，扭转了现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引发了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市场机制的剧变，因此彻底的扭转了传统经济周期运行的宏观环境。

一．信息产业的突起奠定了新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获得主导地位是信息技术转化为糊口出产力的结果，也是网络经济构成的最大标志以及核心内容。人类经济发展以及进步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阶段性的，任何新经济形态的呈现都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有直接联络。在美国，以网络服务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主导产业群已经取代了以汽车制造为核心的传统主导产业群，成为市场范围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拉动规模广的前沿性支柱产业。信息技术产业部门占GDP的比重从一九九四年的六．四％增长到一九九八年的八．二％。自一九九0年以来，美国信息产业销售额增长对于％，一九九六年就到达了八六六0亿美元，1举超过了建筑业以及食物业。一九九九年仅互联网给美国经济增添

了五0七0亿美元的产值，并且自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年维持年增长率一七四．五％的惊人速度。在经济立异的带动下，美国对于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一九九0年美国对于信息产业部门的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同年对于其他行业的所有投资。一九九四年美国企业对于信息技术装备的投资第1次超过其他厂房装备的投资。从一九九一～一九九九年的前3季度，整个计算机以及软件的投资金额高达三．四八万亿美元，占全体装备投资七．0七万亿美元的四五．三％。这标志着信息产业成为名不虚传的美国第1产业，美国再次成为世界规模产业结构调剂的前驱。

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入的影响着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力的增进了网络经济的发展，其缘由不单单在于信息技术使信息产业自身取得长足的发展，更首要的是信息技术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有质的奔腾，拥有极强的渗入力，既能用于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又能普遍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将社会经济流动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联络起来。信息产品再出产与物资产品再出产同时并存，互相增进，并有之后者为主向之前者为主的趋势，二者运行既服从统1的1般规律，又服从各自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因为新产业的新规律，传统的、由工业兴衰抉择的经济周期波动必然要产生重大变化。

（一）信息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信息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增大，一九九三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对于GDP的贡献率为二七％，其中电脑以及半导体产业贡献率又高达四五％。美国商务部今年六月五日发表的（二000年数字经济）讲演显示，一九九五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中三0％来自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已经取代汽车、建筑等传统行业，成为美国新经济增长点。而且，信息技术在其他经济部门利用所发生的效益更难以估计。网络经济时期，科技真正成了经济发展的第1利器。

（二）信息产业对于劳动出产率的影响。信息产业自身劳动出产率极高，美国劳动出产率从一九九五年以来增幅平均达二.八％，比一九七三－一九九五年之间的平均增幅一．四％提高了1倍，其中1半以上的功勋归于信息技术产业。同时，信息技术在其他经济部门的广泛利用，又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出产率，如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出产率由八0年代的三．二％增长到九0年代的五．七％。以往的技术革新主要以革新成果来接替以及增能人的智能，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用其成果来接替以及增能人的智能，知识以及信息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而，高新技术在融入传统工业领域，提高其出产率的同时，使物资出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更新方式以及周期产生了变化，机器装备的更新，更多的取决于其自然寿命，而非社会寿命，从而缓解了固定资产更新所引发的周期波动。而且，信息产业自身的周期波动也不取决于固定资产更新，而取决于新技术、新知识及其获取方式。在网络经济时期，智力资源的潜力无穷，新技术层见叠出，新知识不断涌现，而获取方式更为快捷利便，科学——技术——出产1体化的发展使新产品生命周期大为缩短，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延续不乱。

（三）信息产业对于就业的影响。信息技术是普遍的劳动节俭型技术进步，但它并未给就业带来压力，反而不断创造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一九八0年以来，美国因裁员以及重组失去了四三00万个就业机会，但同时却创造了对于op万个新就业机会。而最近五年里，仅信息产业就创造了一五00万个就业机会。一九九八年以来，信息产业每个月创造就业机会二一．三万个。呈现这类情况，首先是这次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有机形成提高，减少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但同时强化了分工，使产业分化进程趋于深刻，创造了出产进程的新领域，构成了新的出产门类以及部门，衍生了新的投资，提高了出产“迂回化”程度，从而又提高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其次，迅猛发展的信息产业需要大量的新型劳动者，有益于扩展高素质的人材队伍，人力资本在拥有“固定资本”特性的同时，也拥有较高的“柔性”以及广泛的适应性，大大减少了结构性失业。最后，中小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大大增强了其特有灵便性，从而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构成了灵便而有弹性的劳工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劳动力资源将不断的从低收入产业走向高次产业，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而信息产业是软化以及高档化的新兴产业，其劳工平均薪资达五二九二0美元，比全部平均工资高七八％。因而，信息产业将会进1步拓宽深层次的就业空间，扭转就业结构。

（四）信息产业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于按捺通胀提供了首要的基础。依据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摩尔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一一八个月翻1番，而价格却以减半数降落。一九九一－一九九六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出产本钱从每一秒百万条指令（MIPS）二三0美元降落到三．四二美元，降落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其他传统产业部门所没法比拟的。一九九九年美国商务部的（正在兴起的数字经济）指出，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产品价格降落使通胀率降落了1个百分点。信息技术渗入到其他产业，又使其出产率提高、出产本钱降低、价格降落。而且，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工人竞争压力加大，更多的是想保住就业机会而不是提高工资，使最近几年来工资实际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大大减缓了物价上涨压力。信息产业发生的这类宏观外部效应答整个经济的通胀都起到了按捺作用。

二．网络经济扭转了经济周期运行的市场机制。网络经济时期，信息作为调理资源优化配置的“第2只看不见的手”，弥补了市场价格机制的空缺，使经济安稳运行。在网络经济中，1切都以信息为基础，信息成为最首要的出产要素，并借助网络，使信息传输速度更快捷，使信息获取更利便，从而使经济发展进程中各个环节、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幅度减小，使经济增长的升幅跌幅落差缩小，进1步使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进程变形。恰是在信息的调理作用下，市场正在向1个近乎理想状况下的经济模型发展：买方以及卖方都拥有完整的价格信息以及供求信息，出产者以及消费者“直接联络”，价格水平始终处在供求平衡点上，实现了“零库存”以及市场准入自由。

网络经济也是全世界化的经济，网络经济依托无形资产的投入实现可延续发展，显然要依靠经济全世界化。经济全世界化增进各国加强R＆D，创造竞争优势，同时深化国际分工，既拓宽了市场，又降低了本钱，在世界规模内资源优化配置。信息产业的突起，又为国家间瓜葛创造了新的手腕以及前提，进1步打破了时间以及空间对于全世界经济的限制。经济全世界化违景下的网络经济市场构成了在竞争中立异以及在立异中竞争的动态机制，趋于理想完善的完整竞争模式——市场效力最高，资源配置最好。这扭转了社会经济的不肯定性和处于其中人的理性预期，保证了经济运行的安稳。固然，现实存在以及理想逻辑其实不等同，现存经济还远未到达理想模式的标准，但既然找到了路，就不怕路远。

（2）微观主体的改造

网络经济带给经济影响的深度以及广度都是空前的，它扫荡着社会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它改造着经济主体，乃至使他们角色互换，命运产生翻天覆地的扭转。

一．企业（出产者）。企业是现代经济的细胞，是社会经济的基本主体。可以说，网络经济从根本上扭转了企业运作的模式以及企业生存的原则。在工业经济分工中，出产只取决于人与物资之间的瓜葛，而在网络经济中，出产更多的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瓜葛，信息与知识接替了资本与劳动力，成为最核心的出产要素，知识本位以及信息本位成为网络经济下企业的新标志。以什物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周期波动必然要让位于以无形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周期。网络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请求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管理实践产生根本变化，树立适应别致、立异以及变革的柔性而麻利的企业情势，使出产以及销售更为相符市场需要，及时准确掌

握市场动向，降低库存以及提高“市场出清”速度，实现“有求立供、供随求止”的目的。这样就减小了供求矛盾带给经济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出产多余的经济危机暴发的可能性。

二．消费者。在网络经济中，消费者是最大的受益者。跟着网络化时期信息的大量活动、同享，作为市场的另外一主体，消费者再也不是传统经济中被动的角色、主动性大大增强，权利逐步从出产者1边转移到消费者1边。网络经济是直接经济模式，消费者可以与出产者直接对于话，介入产品决策，知足其个性化需求，从而扭转了传统工业大批量出产的出产模式。同时，消费者具有完整的信息，和缓了信息不对于称的矛盾，捣毁了企业用价格作为超值赢利的手腕，构成了1种有效的价格收缩机制。跟着消费者行动的日益“理性”，经济运行也将更加“理性”。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篇11

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着规律性的变化，呈现一定程度的循环往复，即周期性。特别是经济领域，任何逆周期措施的运用，只能在一定程度减低周期的波幅、缓解负面冲击的烈度，而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周期，经济危机的发生印证了这一客观规律。

经济周期的两大维度是产业周期和金融周期，而科技创新作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亦存在周期，并与经济周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三大周期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同步？抑或交叉步？

科技创新周期加速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生了三次由重大技术创新活动引领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机器和化石能源（如煤炭等）取代了人力、畜力等，“蒸汽时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以电力与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为先导，人类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诸多新兴产业。现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internetofthings（一切互联）等渐成大势，或许工业革命4.0帷幕已经拉开，当然这里所指的“工业”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泛称，而非狭义的制造业。

分析三次工业革命，推算出科技创新的周期大约80年到100年，并呈现加速度特征，而且科技创新的勃兴往往发生在经济衰退与萧条期。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电力与内燃机，其研发与应用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正处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因生产过剩而爆发的经济危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如信息技术，其研发与应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世界正处于石油危机时期。这印证了突破性创新很难在原有的土壤上自发生成，必须“先破后立”，原有经济范式强势时，新的事物很难“化茧为蝶”破土而出;印证了非原创性的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周期影响较小，而只有突破性的创新才是周期轨迹和形态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创新周期是全景巨制，大开大合，展现出的是大模样。

各周期波动特点

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仪表盘”，其趋势性变化具有导向意义，产业周期波动相当程度上型塑经济周期波动。基于到现阶段为止经济发展的研究，与第一、第三产业相比，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不是指绝对比例，而是指代表性。工业GDP的增长曲线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大致相似，因此，产业周期分析可以工业单位为主样本。图1-4分别展示了美、欧、日以及中国过去50年工业GDP与通胀率（CPI）同比增加值的关系变化。

通过分析工业GDP增加值的变化趋势，不仅能管窥产业周期的波动特点，而且能大致反向推导出产业周期与科技创新周期的关系。从图1-3可以分析出1990年前后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拐点，工业GDP的增长速度显著提高。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1988年Internet开始对外开放，1991年连通Internet的商业用户首次超过了学术界用户，即信息技术已从基础研究阶段向产业化、商业化阶段跃升，从而促使产业技术变革。

图4表明中国大约在2000年之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除人口红利等传统生产力要素推动的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之外，信息技术从欧美等发达国家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工业体系中亦是动因之一。

大致比对科技创新周期和产业周期的时间序列，简单化后的结论是产业周期通常滞后于科技创新周期，产业周期的演进轨迹与科技创新异步。新技术产业化后，新兴产业启动、换挡、提速。由于盈利逐步兑现，企业开始增加投资，资本边际产出递增。但随着投资过度，新兴产业进入平台期，随后落入产能过剩区域，产业开始衰退。产业周期基本遵循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经济周期规律，只不过时长比较而言较短，并依产业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周期性特质。典型的例子如石油产业的发展，20世纪初“石油时代”的来临，到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到世纪之交的二次创新和产业整合，再到其后以页岩气开采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而现阶段进入了化石能源需求不足、油价低位徘徊、新能源绿色能源替代战略推进加速等内力外力的“叠加期”，或许石油产业换轨，或许新产业降生。

另外，从图1-4可以分析出，工业GDP增加值的变化与CPI同比增加值的变化关联程度越来越弱，基本不存在显著的正负相关或比例数量关系，部分归因于人类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相互作用过程中生产活动规律的相对强健，部分归因于货币扰动导致价格体系失真，因此，金融周期须进入分析框架。

三种周期交叉步关系

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是产业革新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产业发展构成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在实体经济之外，还有虚拟经济的存在，即金融体系。那么，金融体系是否存在周期？它与产业周期以及科技创新周期的关系又怎样呢？本文选取股市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金融周期的波动规律。图5-8分别展示了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的股市波动情况，以及与产业周期的关系。

从图5-8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存在循环交替的周期性特点，可以分为短波，也可以分为长波，一般认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作为经济晴雨表的金融市场波动的次数和程度应该是“双降”，但现实却是周期波动的次数和烈度均未降低，周期性波幅更未能被有效熨平。

以时间为轴将三个周期进行比对发现，工业GDP的变化与金融市场的变化趋势并非重合，而是异步，即产业周期与金融周期并非重合，而产业周期又滞后于科技创新周期。因此，这三种周期并非同步关系，而是交叉步。一方面是由于三者的行为模式本不相同，生产行为、金融活动和科技创新均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另一方面与自然界规律和人类活动的规律相契合，即共振性冲击的有效规避，若三个周期重合，形成共振，那么，则正向或负向的冲击力会十分巨大，超出预期。

显然，科技周期、产业周期、金融周期存在不一致性。当经济处于复苏期时，产业部门边际产出上升，回报上升，经济呈现良好态势;产业部门边际产出进一步上升，实体经济增速稳定，经济进入繁荣期;见顶之后的唯一方向是下行，由于产出边际回报递减，产业部门边际产出下降，导致产业部门回报低于金融部门，实体经济进入衰退期;当资本追求高回报由产业部门流入金融部门，将进一步加剧产业部门回报下降，加速实体经济陷入衰退。大规模资本流入金融部门，极易助长金融投机、加高杠杆、复杂衍生品的过度使用、道德风险等一系列行为，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特别是以超量增加货币供给甚至负利率等非传统方式来刺激经济发展时，金融不仅没能使缺血的实体经济获得资源补给，反而是自身养分的不断增加，营养过剩尚是小事，反身性催生的泡沫继而破裂才是大灾。

QE（量化宽松）这一货币政策创举，初衷是以货币为载体托起经济之舟，但问题是实体经济处于衰退甚至萧条期，回报率不高，新增的货币必然粘在金融部门或者商品领域，无形中吹起了金融泡沫，推高了资产价格（特别是股票和房地产），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而实体经济流动性枯竭，而货币的持有者没有意愿投向实体经济，除非实体经济已经显露出复苏的迹象。金融活动无形中成了经济活动的“放大器”，使得实体经济“好时愈好，坏时愈坏”，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并没有因为林林总总的金融“逆周期”政策措施而消失，反而依然故我。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1篇12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ofNetworks)。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①超过了能源(2230亿美元)和邮电(2700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120多万个;从1995—1998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174•5%;1998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1000亿美元。②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3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400万美元创业,经过4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400亿美元,增长1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40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

4•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培育和促进虚拟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5•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世纪头10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③而且创造财富快。④近3年(1995—1998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有35%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⑤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90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的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Law)。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60年代以来已持续30多年,预计还会持续20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Law)。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MatthewsEffect)⑥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⑦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项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在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的作用等等。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⑧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⑨以及其他要素。“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⑩等。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11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1)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2)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4)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5)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6)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7)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的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现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90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年和1997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数下降了1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30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5年内提供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24年来最低点。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