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1

会议。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和相关灾害频发，对安全供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追其以上原因，显然是气候异常造成的极端天气所致。应对气候变化，抵御突发自然灾害，已成为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因此探究气候灾害的社会应对需求，对于预防和减轻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危机意义重大，研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确保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粮食安全已迫在眉睫。此次气候变化与安全供水论坛旨在为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保障供水安全，为我国各地在气候变化条件下制定长期规划和实施方案提供借鉴，同时，为水利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指导实践、广泛交流的平台，创设了一种积极严谨、认真探究的研讨氛围。

论坛为期两天，26日上午的会议由陕西省水利厅左占清副巡视员主持，下午的会议由陕西省水利厅张玉忠副厅长主持，27日全天项目组全体成员开展集体讨论及作项目总结。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2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气候热”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了｡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今年6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8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总理任组长;外交部成立了杨洁篪部长任组长､武大伟副部长等任副组长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此外还成立了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并设立了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

9月28日下午,我如约采访了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外交部一间刚刚为于大使设立的办公室,办公设施尚不齐全,也没来得及摆放整齐,但宽大的办公桌上已经堆满了文件资料,可见于大使已经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记者:请您解读一下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日益重要并成为外交领域重要议题的原因｡

于大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引起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象观测和科学研究表明,17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280ppmv,2005年增加到379ppmv,1995年～2005年的年均增长为1.9ppmv,明显高于1960年～2005年的年均增长1.4ppmv｡1906年～2005年全球平均气温已升高了0.56度～0.92度｡预计本世纪将增温1.1度～6.4度,海平面将上升0.09米～0.88米｡近年来气候变化之快是过去一万年所没有的,而且这种人为引起的变化将持续数个世纪｡

气候变化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可见,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科学､环境､发展等各方面的综合问题,深度触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并事关各国发展､人类生存和地球的未来,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随着人们对该问题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其变得日益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未来的主要焦点问题是什么?

于大使:近来,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不断升温,成为各种国际会议的核心议题,其中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对2012年后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做出安排｡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文件｡“公约”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此基础上,“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2008年～2012年间的量化减排指标｡

随着2008年的临近,如何确定2012年后的减排安排,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发达国家长期的历史排放造成了今天的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目前仍呈增长趋势,2004年比1990年增长了11%;发达国家当前人均排放仍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2004年发达国家人均排放为16.1吨,而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仅4.2吨,前者几乎是后者的四倍｡因此,目前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公约”和“议定书”所确立的原则以及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以后的减排指标｡

记者: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何立场?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什么措施､作出了什么贡献?

于大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成立了以总理为组长､曾培炎副总理和唐家璇国务委员为副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已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采取了大量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累计节约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8亿吨二氧化碳｡同期,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和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的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还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重点领域的减缓和适应的措施和具体目标｡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并将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

尽管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但其影响波及全球,关系到各国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未来,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以下基本立场和主张:

一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

二是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应通过提高能效､节能､发展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等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是要充分发挥技术的核心作用,应建立有效的技术合作机制,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研发､应用与转让;应消除技术合作中的障碍,为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提供激励措施;应建立国际技术合作基金,使发展中国家买得起､用得上先进技术;

四是要妥善处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脆弱,发展水平比较低,基础设施薄弱,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记者:外交部新近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杨洁篪外长任组长｡此小组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于大使: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作,并一直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参加有关的国际对话和谈判｡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外交部成立了杨洁篪部长任组长､武大伟副部长等部领导任副组长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其职责就是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服好务､当好参谋､落实好有关对外工作｡

记者: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这一职务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您履新后,近期的工作安排大致是什么?

于大使:特别代表主要负责组织和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件大事｡我将全身心地投入到气候外交工作中,争取不辱使命,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于庆泰大使简历

男,1956年1月生,河北省人,大学毕业｡

1976年～1977年外交部亚非司科员

1977年～1983年驻约旦使馆职员､随员

1983年～1985年外交部亚非司随员､三秘

1985年～1989年驻埃及使馆三秘､二秘

1989年～1996年外交部国际司二秘､副处长､一秘

1996年～1999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参赞

1999年～2002年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气候变化；贸易政策；气候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35-03

[作者简介]闫云凤（1977-），女，汉族，山东淄博人，上海海事大学教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低碳经济。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2012BGL00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13YS050）、上海海事大学科研基金（220120114）。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使人们将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各国际组织都十分重视研究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如：2007年，世界银行（WB）的报告《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和制度分析》对气候变化议程与多边贸易体制相互交织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Mani，etal.2007）；200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表了一份名为《贸易和气候变化》的报告，深入阐述了自由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该报告指出，全球经济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Tamiotti，etal.）；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以“发展和气候变化”为题的《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鉴于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贸易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Bierbaum&Fay，2010）；2012年，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的报告比较分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WTO谈判中涉及到的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Teehankee，etal.）。

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如曲如晓和马建平（2009）主要分析了边境调节税和碳标签等气候政策引起的贸易问题，以及气候变化与WTO相关规则的兼容性问题；赵玉焕（2010）重点对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简单分析了国际贸易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流动量和格局的影响；彭水军和张文城（2011）从多边贸易体制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重点分析了WTO规则与多边气候协议之间的潜在冲突。席艳乐等（2011）主要从国际贸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社会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对贸易的影响以及WTO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面临的困境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进行述评；闫云凤和甘爱平（2012）侧重于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气候变化影响，主要围绕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国际贸易隐含碳这三个方面进行文献述评。本文从另一个新角度解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进程中涉及的贸易问题和WTO规则下的气候变化问题，为贸易和气候政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1.气候变化会影响国际贸易的数量和模式

首先，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某些国家的相对优势，导致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这一影响对那些比较优势来自气候或地理因素的国家更为明显。气候变化的生物物理影响将改变世界各国的生产能力。对农业、渔业和其他社群产生的影响将会改变各国出口类型和贸易模式的比较优势。对于那些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国家而言，在遭遇气候变暖或极端天气事件时，其农作物生产和出口可能将减少。全球气温升高1℃，低纬度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预计将减少5%～10%；当然，气候变暖也有可能增加中高纬度地区的农业产量。据有关研究预测，到2022年，某些非洲国家的粮食产量将减少50%，2100年这些国家来自粮食的净收入将减少90%。其次，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到货物贸易，也会波及服务贸易。以旅游业为例，许多旅游胜地依靠自然风光吸引旅游者，但海平面上升和天气格局变化可能将剥夺这些自然资产，对这些国家的旅游业发展造成损害。再次，气候变化引起极端气候现象增多，开展贸易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航线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各国对可能出现的气候影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将会影响其贸易活动并改变其贸易模式。

2.贸易可能会对气候变化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国际贸易活动是建立在产品制造及其交易上的，而产品的生产和运输直接影响着能源消耗，也直接导致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对气候变化产生消极影响。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算，2011年运输排放占到全球排放的23%。贸易开放对应对气候变化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如贸易自由化会引导一国或地区更多地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果比较优势集中在能源节约型的产业，那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发展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人们的消费偏好更加倾向于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这将促使企业更多地使用清洁生产技术，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开放可提高环境友好产品的可得性，并降低其生产成本，更加开放的贸易可以推动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在内的全球技术创新和推广，催生清洁技术产业和低碳经济的发展（Grossman和Krueger，1991）。

3.贸易政策可改变各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贸易开放政策可使环境或气候友好型产品、服务和技术更容易获得，并降低此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并促进气候环境友好技术的传播，改善能源效率，从而加强各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知识产权方面的贸易政策可以刺激增加新技术研发投入，但却会增加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进口成本。

4.气候变化政策可能改变贸易的流向、流量和结构

碳税和碳交易等措施可以影响所在国企业的竞争力，因而导致“碳泄漏”。有些国家担心采取严格减排措施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个国家A对碳排放实施严格管制措施，而另外一国家B没有采取严格的气候变化缓解措施，那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A国企业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比B国企业担负了更高的碳成本。A国企业甚至会因此迁移到B国家，从而使得后者吸纳大量新投资，于是提出征收边境调节税。这些气候变化政策将会改变贸易的流向、流量和结构。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使得贸易和气候政策可以相互支持，同时由于不同国际组织、不同国家的目标各异，使得贸易和气候政策也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也是联合国气候大会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UNFCCC谈判进程中涉及的贸易问题

1.UNFCCC条款本身包含贸易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于1994年正式生效，该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UNFCCC很早就涉及到贸易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公约的第三条第五段：“缔约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的开放国际经济体系，促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使他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包括单边措施，不应构成歧视的或变相限制国际贸易的手段”。

2.《京都议定书》要求减少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

《京都议定书》是目前UNFCCC下唯一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通过，2005年开始强制实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2008—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附件1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而发展中国家（非附件1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京都议定书》要求附件1国家应该采取政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社会、环境和经济等的负面影响。

3.COP13开创了探讨贸易与气候变化关系的新时代

2007年在巴厘岛召开的UNFCCC第13次缔约国会议（COP13）上，COP主席首次召集各国贸易部长会议探讨贸易和气候变化的联系，会议之后，形成了“气候变化行动可能涉及贸易扭曲，从而威胁经济发展”的观点。直到COP17，公约内几乎所有机构和组织都谈到贸易问题，并计划采取国家层面的气候政策措施，如美国就试图采用边境调节税等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是这些都只是关于贸易的表面性讨论，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4.COP17决定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在南非德班举行的COP17，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启动一个谈判进程以达成新的议定书，并由大会附属机构“德班强化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负责监督履行。“德班强化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重点解决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技术开发和转让、行动透明度等问题，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缔约方进一步要求成员国和观察员组织提出建议和方法，从而为应对气候变化树立更高的目标。

UNFCCC谈判进程中，各缔约方普遍对“碳泄露”和对失去竞争力产生担忧，这使得一些国家在制定有效的国内减排政策时困难重重，从而阻碍了一些全球主要碳排放国采取有效的减排措施，但UNFCCC至今没有为此提供相关的讨论空间，也未正视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三、WTO规则下的气候变化问题

虽然“保护和维护环境”是WTO的重要宗旨之一，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等多边环境协议也都把自由贸易作为其基本原则之一，但这些气候协议仍然与WTO规则存在诸多潜在冲突。

1.WTO规则与多边气候协议可能存在冲突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WTO与多边减排协议存在诸多可能的冲突，这主要体现在WTO规则对多边气候协议相关减排措施的潜在约束上。与减排有关的贸易措施主要包括关税、配额、禁令等贸易限制措施，其基本目的是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GATT1994中有两个条款直接限制这些贸易措施的使用，即GATT1994第1条（ArticleI）和第13条（ArticleXIII）。前者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后者则禁止对不同国家的进口采取歧视性的数量限制措施。最惠国待遇要求成员国不能实施歧视性的贸易措施，如果《京都议定书》非缔约方也是WTO成员，那么对其实施单边贸易限制措施，就违反了GATT/WTO的非歧视原则。而GATT1994第13条则直接限制与减排有关的配额、禁令等数量限制措施的使用。

2.WTO规则与多边气候协议可以相互协调

WTO原则上支持环境保护，多边气候协议也支持自由贸易。而在机构上，WTO与多边气候协议也有一些交叉，比如《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具有观察员身份，并参与一些谈判；而WTO秘书处官员也参加政府间的气候会议。但是这些对于促进贸易和气候变化的良性互动还远远不够。因此，WTO规则与多边气候协议应进一步调整、协调、加强国际协商与合作，以便减少或避免将来可能的贸易与环境纠纷，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双赢。

四、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协调对策

1.制定一个有效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

气候变化是一个跨越国境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也必须在多边谈判与合作的框架内达成共识才会有效。当前，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都迫切需要通过多边谈判达成共识。在气候领域，自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各国就在为达成一项后京都气候变化多边协议而进行谈判，2012年11月底，各国代表齐聚多哈，朝这一目标继续努力。在贸易领域，WTO多哈回合包括环境货物和服务在内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也在进行中。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全球性气候协议必不可少，而且需要将发展所关注的问题纳入其中。各国首先要在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目标、途径以及与减排相关的核心内容上达成实质性共识，然后再根据这些共识找到与其相适应的贸易手段，并有效指导各国实施国内环境和气候政策。

2.任何的单边气候措施都不得带有贸易保护条款

因为担心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等国内单边减排措施可能会影响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碳泄漏”。有些国家以避免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为名，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或提高关税，或通过边境调节税对来自国外的碳密集型商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从而对进口商品加以限制。这样，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并进而演变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因此，诉诸保护主义政策将对贸易产生毁灭性的损害。

3.WTO成员应立即协商修订WTO规则以解决单边减排措施所引起的贸易争议问题

WTO专家虽然有能力和经验裁决贸易与环境争端问题，但他们所遵循的法律条文却是在几十年前制定的，当时的学者专家们根本不能预见到全球气候变化带来挑战的严峻性，所以WTO成员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引起的问题，以便减少相关的诉讼。WTO成员应立即考虑并协商达成共识，重新改写WTO规则，促进绿色清洁技术的传播，使贸易更“绿色”，使WTO规则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是新增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通过新的WTO规则消除贸易壁垒、促进清洁技术向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传播，不仅可以降低这些国家的减排成本，还会激励他们扩大生产、使用和出口清洁技术，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因此，WTO成员应立即协商修订WTO规则，以解决单边减排措施所引起的贸易争议问题，而不应该把这些问题寄托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彭水军，张文城.多边贸易体制视角下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分析[J].国际商务，2011（3）.

[2]曲如晓，马建平.贸易与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的新热点[J].国际贸易，2009（7）.

[3]席艳乐，孙小军，王书飞.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10）.

[4]闫云凤，甘爱平.国际贸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综述[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2）.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1篇4

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北京时间6月2日凌晨3点（华盛顿时间6月1日下午3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世界做出最终答复――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在法国通过，开启了全球前所未有的一次合作。98%的国家就此联手对抗气候变化，共同为人类未来做出努力。《巴黎气候协定》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联合国条约，我们所有人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取得这一最终成果。特朗普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将给他的祖国和全世界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特朗普说，他试图针对巴黎气候大会所取得的那些协议重新开展谈判，或起草一份新协议。但当时全世界领导人都盛赞《巴黎气候协定》是遏制气候变化的一次突破，是国际合作的一次胜利，是全球经济的一个福音。今天仍然如此。

美国欠全世界一个气候正义

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气候变化以其全球性而显得尤为独特。它影响到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要素――从生态系统和粮食生产，到城市和工业供应链。将气候变化严格地看成是单纯的环境问题，完全没有切中要害。

我们可以心怀好意地假设特朗普只是不理解他的这一决定的影响。但是，不管特朗普怎么想，我们知道，他身边有很多对该决定心知肚明的顾问。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公布的数据，美国占1850-2013年间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比例高达26.6%，而如今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4.4%。以国际能源署（IEA）《2016年能源统计数据报告》的2014年最新数据为例，全世界能源和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平均每人4.5吨（IEA的数字是72亿人，总共324亿吨），而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接近这一水平的四倍，为每人16.2吨（3.2亿人，52亿吨）。特朗普大谈《巴黎气候协定》偏袒印度，但他没有承认印度人均排放量只有1.6吨，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简言之，作为人均排放量一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数倍的国家，美国欠全世界一个气候正义。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承诺要创造就业岗位，保护美国工人免受世界“劫掠”。他还在推特上宣布，他对《巴黎气候协定》做出了一个决定，即“让美国重新伟大”。

但特朗普的决定妨碍着他宣称的所有这些目标，并且有悖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意愿，包括许多他自己的支持者。背弃《巴黎气候协定》的他，增加了美国遭遇气候变化的毁灭性后果的风险，其中不少后果他们已经开始体验到了。此外，他也正在扼杀欣欣向荣的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这两个行业正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而特朗普一直宣称自己代表这些工人的利益。

从广义而言，特朗普矮化了美国自身，也放弃了它的全球领导角色。当我在法国政府中任职并参与构建气候行动共识的全球之旅时，我直接体会到了美国的领导力能够实现怎样的成就。我目睹这股向善的力量被否认，这股向善的力量因决策者目光短浅而被颠覆，这实在令人痛心。

气候变化不只是环境问题

特朗普及其顾问就像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认定美国不会因以下事实而遭受损失：已在破坏加利福尼亚中央河谷的农场的旱灾、海平面升高造成的沿海城市的海水倒灌、不时将美国农村的广袤区域焚为焦土的风暴和野火，以及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水和粮食供应短缺。

参与《巴黎气候协定》的其他各方对特朗普决定的反应相当强硬，这证明了协定自身的坚韧性。看到美国因为特朗普的决定而拖了全球气候行动的后腿，其他国家感到十分悲哀。但我们不会等待，事实上，我们已在前行。

全世界对此的反应将在2017年7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显现出来。目前，欧洲、中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家均已重申对《巴黎气候协定》目说某信怠U庑┕家明白气候变化的危险。

迄今为止，在全球197个国家中，《巴黎气候协定》已经对其中147个国家生效。另有48个签约国尚待国内批准协定，只有尼加拉瓜与叙利亚两个国家没有在公约上签下名字。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即将加入尼加拉瓜与叙利亚的阵营，成为全球第三个明确拒绝加入对抗气候变化阵营的国家，这完全与当今全球合作氛围背道而驰。世界主要经济体每天都在形成新的协议，在研发、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战略等方面开展合作。它们齐心协力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让2022年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峰之年。

欧洲领导人已经同印度和中国领导人会晤，寻找可以合作开发清洁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的领域。这些领域将迎来大笔投资，欧洲央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许多机构都在制定相关融资机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财富基金也在将投资转向绿色经济。

应坚持绿色发展之路

虽然，欧洲正在逐步淘汰燃煤能源生产，中国、印度和韩国也在迅速将投资从煤炭行业转向可再生能源领域，但是，即便是我们当中最乐观的人，也认为旧的化石燃料时代不会很快过去。

放眼全球，各国比的是“谁能最快变绿”。从电气化和智能电网设计，到电动汽车、绿色建筑、循环技术和有机化工，新行业正在这些领域成规模地出现。可再生能源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目前已经开始改变整个世界，令人振奋的增长潜力显而易见。

特朗普决定逃避美国的全球责任，自绝于这些发展趋势，这令人为他感到羞耻。他的决定对许多努力想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一员的人来说是一次打击，其中就包括大量美国人。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

立志气象研究，不改变，不后悔

1957年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时，丁一汇的专业是天气动力和大气物理；1994年走出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时，他已经是气候变化专家。

对于丁一汇来说，这一切都是歪打正着。中学时，丁一汇最喜欢物理，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了他高考时的钟情之选。万事俱备，体检时他却被查出色弱，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只有两个专业，物理学和气象专业。限于身体原因，丁一汇只能选择后者。那个年月，连天气预报都只有在广播里听到，而且很专业，对于天气预报和大气物理是学什么的，气象学是怎么回事，少年丁一汇也是一头雾水。“不过，能跟物理沾边应该就不错的。”

迈进北京大学大气物理系的门槛，丁一汇再次因为色弱的问题而面临转系。摆在他面前的选择还有很多，数学、外语或其他文科专业，思来想去，还是想把天气动力和大气物理作为立身之本，他不肯转系。最后时任系副主任的谢义炳教授拿来几张天气图，指着上面的红线、绿线让丁一汇辨识，这种线不像测试色弱的图片那么杂乱无章，丁一汇顺利完成，谢义炳拍板道：“那就学嘛!还转什么系!”

1958年五四青年节，也是北京大学校庆。“五四科学报告会”上，一位物理系研究台风的老教授的演讲，让丁一汇下定决心，将气象研究作为终身追求。再没更改，也未曾后悔。

大学三年级时，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成立。丁一汇和其他研究方向的同学组成了这个新学系。大家都主攻地球物理，但是方向各有不同，“那时学习气氛很活跃，大家都很用功，也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那是一段令丁一汇很怀念的时光，也就是在那时起，不同专业同学之间的探讨让他的视野和思路都有所开阔，专业功底也越发深厚了。大学毕业时，丁一汇考取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我们这一批研究生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比较早的一批。”在众多从美国回来的老教授的带领下，丁一汇和同学们的科研生涯正式起步。而他们，正在撑起新中国的气象事业。

对话大气，季风和海洋

从大气物理平流层研究，到高空风分析、季风试验、海洋预报，到中小尺度气象直到气候变化……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丁一汇的研究方向几经变换，每次转弯，都是因为“祖国需要”。每一次，他都毫无怨言顶在一线。

1963年考入中科院大气物理专业时，丁一汇的研究方向是大气平流层。这跟日常天气预报所预测的对流层变化并无太多关系。然而等到毕业时，部队里出于军事需要而要对高空风进行研究，丁一汇被派去进行高空风研究后，他在1970年又从事卫星云图和资料分析，并担任中国气象局、北大地球物理系和中科院大气物理所联合云图分析组长。五年时间里，他在中科院院士、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的指导下，开始在我国应用卫星云图。

1975年8月，河南暴雨成灾，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坝。因为天气预报水平有限，通讯设施也不完善，损失很大。丁一汇又临危受命，和另外两名同志组成“暴雨组”。他们所发展的暴雨预报“落区法”，被评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建国后比较早的应对极端天气研究。

1979年，国际组织在印度洋组织印度洋季风试验。丁一汇作为中国气候专家，进驻试验团队。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他同各国专家一起辗转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再到新德里，完整地跟踪了一个印度洋季风周期。这次试验，丁一汇很受教益，“和各国气象专家在一起研究、试验，让我开拓了视野。”

经过两年的赴美交换学者生活，丁一汇于1982年从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再次进入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总台，任台长和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副主任。在时任中国气象局局长邹竞蒙等领导和前辈的鼓励下“开辟新天地”，两年中他将视线锁定海洋，因为“海洋很重要”。

转向海洋研究，是丁一汇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转型。他总是受命于国家需要的时候，而这些服从组织安排的选择，丁一汇用自己的科研足迹勾勒出建国后我国气象、气候研究部分领域的发展脉络，也为后来转向气候变化研究铺垫了深厚而广泛的基础。

前瞻“气候变化”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丁一汇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属于“被关注”。

1980年，丁一汇在美国圣地亚哥参加美国气象学会大会，主题是“气候变化”，在那次会议上，全球气候是在变暧还是变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被拿到桌面上研究讨论。

虽然也在这次大会上做了发言，但是丁一汇内心里还是深受刺激。1979年10月走出国门时，国内气象学界刚刚从动荡中慢慢恢复，百废待兴。而美国已经将气候变化的科研触角伸向了感知地球变化的立体层面。当我们还在单纯地进行研究时，美国已经将“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及其对全球天气与气候系统的影响列入气候变化的范畴进行统筹研究。1982年年初，丁一汇回国，回到中科院大气物理所，从此气候变化成为他密切关注、且矢志不渝研究的领域。

当丁一汇1986年终于走进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时，开始正式着手气候变化研究。彼时中国进行气候预测还处于传统人工阶段，表格图纸是手绘的，统计是人工计算的……在美国“见识”过先进计算机处理、定量、自动化气候预报与气候模型建立的丁一汇，内心着急而痛苦。建立我们自己的气候预测科学体系，丁一汇决心先学习先进的技术，再努力赶超。

丁一至今提起仍念念不忘时任国家气象局长邹竞蒙和副局长章基嘉的理解和鼓励，在这种支持下，他们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了预研究。1994年，国家气候中心成立，丁一汇为首任主任，他们还得到了宝贵的2600万科研经费，聚集了700位科学家。那正是“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满天飞的年代，科学家是清贫的代名词。丁一汇他们也是如此，挣着干巴巴的工资，没有各种补贴，他们却拼命用五年时间建成了观测、预测等于一体的气候监测、预测和服务系统，再用三年时间调报，我国第一代气候预测模型终于“可以用了”。丁一汇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在气候变化领域我们国家终于在场了。这项研究获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不仅如此，丁一汇还带着国家气候中心为省、地市建立了气候中心，培训了一批能从事气候服务业务的气象工作人员；他同时和气象学家、中科院院士李崇银主持了南海季风实验，也获得了成功，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他还配合中科院院士赵柏林进行了淮河水循环试验……拼命干，是丁一汇唯一的秘诀。家里他根本帮不上忙，全靠妻子和老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也毫无怨言，“不是物质挂帅，全

靠精神支撑”，而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来自于他们内心的使命和责任

这项工作对国家很重要，―定要赶超。

而今，国家气候中心已经成立将进17年了，其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气候预测结果中显现出来。1998年中心成功地预测了长江流域的严重洪涝灾害；连续四年成功地监测预测了厄尔尼诺事件，并对近几年气候趋势做出了基本准确的预测。各种动力气候模式业务系统也在不断地完善，虽然早已离开国家气候中心一线岗位，丁一汇谈到这些仍旧欣慰不已，“这作用可不小。”

IPCC二十年

1990年，丁一汇时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被派往联合国。那里已经集结了近千名全球顶尖科学家，1989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立，他们将代表全球和各国政府，共同对地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成果进行有效评估。

这是人类第一次对自己所居住环境进行气候变化评估，重要性不言而喻。丁一汇是主席团成员。通过两年时间的论证商讨，《IPCC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及《补充报告》于1992年出炉，报告首次提出“持续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的积累将导致气候变化”这个观念。这项报告直接促成了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

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审核过程很严格，每次评估报告都要分别经过专家和政府的两轮审核才能进行最终讨论。而每一轮讨论都意味着连续几个不眠之夜，丁一汇记得，他们当时总是讨论到深夜甚至通宵，然后在熹微的晨光中走回房间稍微休息一会，早上八九点钟又要开始新一天的讨论了。

评估报告形成的过程如此艰辛，丁一汇作为专家却毫无怨言。在这样的严谨态度下'最终形成的评估报告才更客观、公正、科学，可信。这是科学家的良心。

1992年，丁一汇在激烈竞争中竞选第―工作组副主席成功。第―工作组是评估气候变化科学，负责探讨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当选副主席当然很重要，可以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出更多的声音。”丁一汇努力为发展中国家说话。《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起草时，他已经是第―工作组联合主席，与英国气象专家豪顿搭档，这意味着大家更认可他的工作，也意味着更多的付出。

2007年2月，IPCC第四份评估报告。这一次，已经69岁高龄的丁一汇没有参与报告评估工作，但他还是受到IPCC主席金德拉・帕乔里的邀请，成为报告第一章的合著人。“帕乔里说，他希望报告的第一章能够详细介绍气候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包括人类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演变过程。由于我参与并主持过前面三份报告的评估工作，写这些内容还是很得心应手。”

亲历三次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形成过程，参加过许多次国际会议，丁一汇深知评估报告的通过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眼看着评估报告的结论越加接近各国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实质，开始真正触动利益核心，丁一汇认为，“真正的焦点在于两处：一是气候变暖，变暖了多少度；二是人为和自然原因各占多大比例，对于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暧，不少国家政府当然是不愿意承认的。”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路上

“气候变化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比恐怖主义还要严重。”2004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在《科学》杂志刊发的文章中，如此描述气候变化问题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一语惊醒梦中人。气候变化对未来人类生存的影响一下子让各个国家警醒，纷纷成立气候变化应对机构。2007年1月12日，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丁一汇成为副主任委员，并连任至今。这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智囊，他们被誉为“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弹药”的一群人。

在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里，丁一汇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着团队分析《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虽然历经IPCC二十年风云变幻、艰难险阻，对IPCC的立场和风格了如指掌，但是作为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站在国家立场上对这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报告进行解读，丁一汇也是第一次。2008年初，丁一汇在电脑面前敲打完《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对(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评估报告》的最后一个字，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份被盖上“秘密文件”的《评估报告》打印后被装订成册。“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是国际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是国际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智囊团’花了七八个月对它进行解读，分析出报告的哪些结论对中国有利，哪些结论对中国不利，这些信息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丁一汇说。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6

尊敬的李显龙总理阁下，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在新加坡再次相聚。我对李显龙总理和新加坡政府为会议所作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使用化石能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全球能源、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东亚峰会就这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交换看法，反映出本地区国家加强合作，应对挑战的愿望和决心。

主席先生，在此，我愿就应对气候变化阐述中方的看法和主张：

第一，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水平仍然居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能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承诺，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第二，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该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统筹协调起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停滞发展，或者无视气候变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都是不可取、不可行的。据估计，今天全球约有24亿人仍以煤炭、木炭、薪柴、农作物秸秆作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让贫困人口得到现代能源的服务，进而享受发展的机会，是一种道义责任和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应该促进而不是阻碍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我们应该以公约和议定书作为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也欢迎将其他开展务实合作的倡议和机制作为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

第四，技术进步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社会要增加资金投入，扩大信息交流，加强节能、环保、低碳能源等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合作，特别是加强技术推广和利用，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买得起、用得上。在这方面，不能只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全部推向市场。发达国家应减少贸易和技术壁垒，支持尽早落实公约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建立切实有效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机制，提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五，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应本着共同发展的伙伴精神，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增强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尽快启动《京都议定书》的适应基金，并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开放；完善全球环境基金和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受益；扩大适应资金来源，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支持。中国将于明年举办“东亚峰会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研讨会”，就本地区国家如何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进行探讨。

主席先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是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紧迫性，本着对本国人民负责、对全人类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取得了重要进展。

国际舆论比较关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不要忽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1%；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还比较低，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中国仍有2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2200多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口，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平衡。为了改善和提高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中国的“发展排放”在一定时期难免会有所增加。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生产的商品为世界各国享用，但却承受着“转移排放”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希望，各方在关注中国的排放时要充分注意到这两个因素。

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理念，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我们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任务，包括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将工业氧化亚氮排放稳定在2005年水平，同时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新增改良草地2400万公顷、治理退化和沙化及碱化草地5200万公顷、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比例达到16%左右、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等。我们知道，这些任务非常艰巨，但我们有决心和信心，经过艰苦努力，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坚持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高产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国际社会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得到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中国将根据公约和议定书，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方赞同本次会议发表的《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愿与各方一道，将宣言的精神和倡议落到实处，共同促进东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推动建设一个和谐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东亚。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7

有人悲观的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样互相拆台，气候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也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政治游戏，气候谈判能否成功无足轻重。对于气候谈判，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为何气候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气候问题刻不容缓，我们都应该理性分析并认识其重要性。

全球变暖不是阴谋论

关于全球变暖的“阴谋论”站不住脚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引发全球关注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什么是“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的必要性，反面的意见也越来越有舞台。很多阴谋论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说法是夸大的、不真实的，或者认为，至少“全球变暖”不是人为引起的，自然因素才是主要的，“碳减排”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而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曝出的“气候门”、随后曝出的“喜马拉雅冰川门”、“亚马逊森林门”，以及早就引发争议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里的“曲棍球杆门”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不少人相信了“全球变暖”确实是个阴谋――联合国和科学家们在欺骗大众。

然而，人们对“阴谋论”的信任往往并非建立在对这些“门”有过详细考察的基础上，而仅仅是因为这些“门”迎合他们心底的猜疑。事实上，对于数千人参与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报告，想不出任何差池也是很困难的，科学家们也做不到不犯任何错误。经调查，“气候门”被证实并没有人操纵、隐藏关键数据，虽然确实存在研究不够公开的问题。而“冰川门”、“亚马逊门”都是因为负责撰写IPCC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二工作组错误地引用了NGO组织不靠谱的研究成果，但这整体上并不影响IPCC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判断。至于更早的、被广泛宣传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造假”二氧化碳浓度的“曲棍球杆门”，经美国同会、科学院多次重新复核，“曲棍球杆曲线”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门”确实增加了全球民众对“全球变暖”学说的不信任感，这是科学家们的严重失误，但这并不表明“阴谋论”的质疑就是对的。

“人类导致全球变暖”确有争论，支持与反对之比为97％比3％

“阴谋论”且不提，还有一种怀疑主流说法的论调是，“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并不是科学界的共识。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冒出来各种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就是明证――科学界自己还没定论呢，就向公众推销，太着急了吧?况且，很多人认为，持反面意见的科学家敢于“说真话”，他们的结论才是可信的。

这又是想当然的看法。国际上确实一直存在对“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说法持不同意意见的研究人员，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与IPCC唱反调的NIPCC组织，来宣扬“并非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该问题仍有争议，不宜下明确的结论。

不过，这个说法也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实。支持“人为导致气候变化”学说与反对该学说的科学家的数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国际科学界一直有针对科学家群体关于气候变化看法的调查，例如，自2007年到2011年，这5年内有过5次分别由不同组织发起的调查，几乎每次结果都显示高达95％以上的科学家相信“人为导致全球变暖”，最权威的一次来自美国科学院，多达97％到98％的气候领域科学家支持IPCC关于人类行为引起气候变化的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不到3％，而且绝大多数并非气候领域的权威。

为什么要相信科学界的主流意见?

或许有人说，谁能保证那3％的少数派中没有“爱因斯坦”呢?希特勒不是曾组织过100个科学家反对相对论吗?谁能保证IPCC的结论必定是正确的，有一天证伪了怎么办?

去年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发表了一封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的公开信，里面对此有很好的解释：“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可能造成大灾难的问题来说，不采取行动会让我们的星球冒着危险。”；“科学家像所有的人一样会犯错误，但是科学过程被设计了寻找并改正错误……当某些结论已经过全面和深入的检验、质疑和检查，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确立的理论’的地位，常常被称为‘事实’”；“气候变化现在已归到了这个范畴：有确凿、全面、一致的客观证据表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因此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IPCC的报告并没有说地球会百分之百变暖，但随着证据越来越充足，这种可能性正被越来越高地肯定，IPCC称全球变暖的可信性达到了90％，显然，我们应该为这90％的可能性未雨绸缪，而不能对那10％的小概率事件抱以希望。否则一旦全球变暖的形势不可逆转，那到时真的是哭都来不及了。

碳减排这种重大决定，难道不可以质疑吗?

很多人认为，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这种全球重大问题，应该得到质疑。确实，这种问题可以质疑，也应该受到各种诘问和检验，然而这只能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才能去质疑。否则光有探索精神、质疑精神，靠着本能和对相关知识的一知半解，就去质疑如此多在该领域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的集体结论或独立研究出来的相同结论，这除了“勇气”之外，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可悲的是，因为想有理有据地质疑某个结论需要下很多功夫，而人往往喜欢偷懒，所以很多人包括媒体就选择了既显得万能又显得与众不同的质疑方式――阴谋论。而即便把阴谋论驳斥得清清楚楚，很多人还是会说“我就是不信”……而这，正是减排难题最大的群体基础。民主失灵之一：

多数民众无法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到底有多少人选择“我就是不信”?据国外统计，72％的新闻报道怀疑或者否认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普通民众持这种看法的在近年的一次调查中高达74％，这还是在减排先进国家英国的调查。除去各种“门”的恶劣影响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多数民众不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不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喜闻乐见的阴谋论在中国、美国都很有市场

与转基因问题一样，在中国，“全球变暖”、“碳减排”往往被一些人描述为西方特别是美国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是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用以欺骗中国人。这些人对“气候门”、“冰川门”等都非常感兴趣，但一旦跟他们讲到底什么回事，反而会质问你“什么动机”。这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思维受众很广，不过他们都忽略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对全球变暖、碳减排也很不感冒。

作为在气候问题上一直“拖后腿”的发达国家，美国人特别是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西方普遍看法相当不同。不仅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大多也对气候问题非常不感冒。例如佩里就称“我认为大量的科学家一直在操纵数据，让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项目里”，另一位热门候选人罗姆尼原先曾担心人类改变了气候，但最近也立场软化，称“我不知道是否主要是人类造成的”。类似的言论让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批评共和党是个反科学的政党。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美国政客，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根据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普遍调查，在爱荷华州的共和党选民中，只有21％的受访者相信全球变暖(只有35％相信进化论)。虽然美国人大都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长期对立，还是蒙蔽了很多人的看法，这与97％的美国气候科学家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科学与民意并没有太大关系。而由于民主社会做决策必须重视民意，导致了正确的意见被忽视，而错误的意见成为了决策的依据。

民众对“火烧眉毛”的事更关心

民众不理解碳减排，除去本身知识能力的不足外，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全球变暖”的后果没有那么迫切。比起核武器实验、核电站泄漏这类看得见的恐怖，“全球变暖”在民众关心的排行榜上自然是要往后排的，甚至不惜实行更迫切的政策来增加碳排放，阻碍全球变暖。

例如，经过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全世界都开始谈废核，前段时间，台湾“大选”电视辩论，马蔡宋三位候选人都在谈“非核家园”，差别无非时间表不同而已，没有人敢说保留核设施。但显然，废除核能至少在短期内是要以消耗更多化石燃料、排放更多二氧化碳作为前提的。但因为这并非“火烧眉毛”，其优先度就得往后退了。殊不知“减排”若减晚了，其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更多的人：“反正有空调，谁管窗外事”

前两年，有媒体曾调查“未来十年国家最大挑战”，第七名才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与气候问题还不完全一致。显然，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心，远不及对腐败、高房价、贫富不均的关心。全球变暖喊得响亮，但真正关心的人并不够多，还不如中医、转基因等问题来得直白，容易参与，毕竟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气候模型和计算公式，对气候变化的危害缺乏深刻体会。“反正有空调了，气候变热真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吗?”这种心态仍然很有市场。

民主失灵之二：大国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民意基础如此，反映到政府行为上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各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担忧程度并没有高到大于贫困、和平等别的议题，所以尽管气候大会进行到了第17届，气候问题仍然看不到光明的解决路线，而近年甚至遇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困难。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越来越玩不转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并作为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意思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国际环境义务时，责任不同。具体在减排这个问题上，就是发达国家有规定额度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自愿减排。这是针对20年前“南北差距”相当大的情况下制定的原则。这也是联合国民主决策机制之下的成果。

然而，20年来，随着多极化的发展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相对衰落，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从占总数的超过60％降到现在的不足50％，而所谓的“金砖国家”的温室效应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增长的都要快――尤其中国和印度的增速是其他国家的五倍。这样，原先划定的标准就引发争议了。例如，中国目前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就已经与欧洲的部分国家接近，虽然有“历史总排放”一说，但无疑很多发达国家已经不愿意看到中国继续享用“有区别的责任”――虽然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单位GDP碳排放将在2022年时比2005年下降45％，但在总排放量上，到时很有可能是09年时的两倍。这对需要承诺减排总量的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

气候谈判除了涉及减排义务问题，还涉及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今年气候会议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想要在“钱”的问题上谈妥无疑难度更大。事实上，每次气候会议上，各国均原则上承诺及认可总体协定，但实施中却把本国的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显而易见，该模式下的气候谈判进展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很可能是越来越有限。

但“对抗逻辑”不可能消失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便在气候问题的谈判空间和预期都不断变得恶劣，各谈判国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说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权利、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是错的，也不能说西方国家坚持主要发展中国家必须承诺具体减排义务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错的。但眼见的事实是，谈判各国给出的条件都越来越苛刻，越来越难达到一致，甚至连减排领头人欧盟都说只有其他国家做得好才会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把减排额度从20％提高到30％。所以，中国在谈“法律强制减排”时提出5大条件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公地悲剧”来讲，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会主动牺牲超出自己能承受的代价，去让别人获得利益。尽管这个“公地悲剧”的结果就是，各国的减排量总和达不到哥本哈根会议定下的气温增加控制在2度之内的目标，全球变暖变得不可逆转。

去年年底，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再次为这“公地悲剧”的出现打上了不详的阴影。

而另一面，最近好多科学家认为ICPP预测太保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显示，IPCC设想的最糟糕情况，只是他们计算的中度可能性。

中国代表团对德班会议的看法

引：就本次会议最终的结果而言，中国代表团认为一是坚持了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了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2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

德班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落实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仍需时日。各方在有关2022年后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上还需要做更多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在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的政治意愿不足，是影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最主要因素。我们期待发达国家拿出政治诚意，在明年的卡塔尔会议上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进一步提高减排承诺水平，落实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进一步落实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成果，谈判解决“巴厘路线图”未决的问题，尽快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的谈判。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为此作出积极努力。

气候谈判注定是―个悲剧吗?

民主失灵，要用威权主义解决气候问题吗?

有悲观者认为，气候问题已经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和国际民主决策秩序下解决，因为自由主义和

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唯增长论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人类意识不到气候问题到底有多迫切，而轮换制的民主政府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后果。很多气候问题的关注者都觉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有走统一管理这一条路――由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科学委员会来处理一切问题，用“公地悲剧”的提出者哈代的话来说，由某位“皇帝”来统一分配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在“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且不说是否有实现这条道路的可能，威权主义迄今也无法解决本身权力控制的问题，更不用说当今解决环境气候问题较好的国家都是民主体制的国家。

抛开京都议定书、抛开减排义务谈判，或许没那么悲观

但问题也并非一定无解，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姆的研究课题正是“公共资源应该如何保护才更加有效”，她另辟蹊径，通过对阿尔卑斯山牧场和日本公用山林等一系列公共财产管理实例的研究，提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她把自己的理论叫做“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民间自发产生的管理模式完全能够担负起管理公共资源的任务，甚至有可能做得更好。

她的理论认为，不必依赖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只要宣传得当和有这方面的需要民间自发完全有可能开展减排。截止到2009年底，美国有34个州制定了各自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ClinaateInitiatives)，还有3个州正在制定当中，只有盛产石油的南方州和几个西部偏远州没有动作。同时，很多新兴发展国家也都在非强制的情况下，提出了各自的减排计划。尽管这取代不了京都议定书，但无疑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现象。

链接：全球变暖后果

1气候变得更暖和，冰川消融，海平面将升高，引起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群丧失，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沿海地下淡水层，沿海土地盐渍化等，从而造成海岸、河口、海湾自然生态环境失衡，给海岸带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2水域面积增大。水分蒸发也更多了，雨季延长，水灾变得越来越频繁。遭受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遭受风暴影响的程度和严重性加大，水库大坝寿命缩短。

3气温升高可能会使南极半岛和北冰洋的冰雪融化。北极熊和海象渐渐灭绝。

4许多小岛将会无影无踪。

5因为还有热力惯性的作用，现有的温室气体还将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

6温度升高，会影响人的生育，的活性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7原有生态系统的改变。

8对生产领域的，例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部门。

9将感染疾病等传染病。病菌通过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厄尔尼诺现象，干旱，洪涝，热浪等)，扩大疫情的流行，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危害。

保护地球从我做起

我们的呼吁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节约使用每一滴淡水。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多种植树木减慢沙化。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不要再用一次方便袋。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不要随意扔废旧电池。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每人都爱护花草树木。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您积极宣传保护环境。

食：

一、4月22日地球日吃素一天。(畜牧业消耗大量的谷、豆类，也消耗大量珍贵的水；为了放牧牛羊及饲养猪鸡，牺牲原始森林，造成温室效应。

二、少吃(在家烹煮、外食分量恰到好处，吃不完打包回家)

三、拒用保丽龙，并要求自助餐店或coffeeshop使用纸杯(保丽龙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同时破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喝咖啡的保丽龙杯子、自助餐盘子，几百年后还是垃圾，继续污染环境)。

四、拒绝购买高山茶、高冷蔬菜(高山茶、高冷蔬菜让台湾的森林消失、破坏山地水土保持，无法发挥储存水分的功能，又大量使用农药与肥料，污染水源与水库的生态)。

衣：

一、认识衣料来源：1.选购纯棉、全麻等自然材质(有机性的)，才可回收再生。2.依洗标来购衣及保养衣服，以延长衣服的寿命。

二、需求量的决定，依洗衣的次数、家中的容量、生活方式、经济状况等四要素来决定购衣频率，尽量控制好，不要超量(重质不重量)。

三、旧衣新穿要诀：

1.自我的认知：体态、肤色、生活型态的考量。

2.找出流行的重点：如长短、色调等，一般以简单、好的剪裁(立体裁剪)最能表现出人与素材的互动关系。

3.配件因体积小、变化多、效果佳、收藏较易，如同巾、别针、皮带，少量的衣服即可靠配件来凸显穿衣艺术的效果。

住：

一、多用二手家具(无论买房子、租房子，多利用二手家具，既可回收再利用、节省资源，若能在办公室、社区、网路举办定期二手旧货交换的跳蚤市场，既环保，又可互助，增进人际间的情谊)。

二、多用植栽绿化来做居家布置(居家勿做过度性的装潢布置，应以简单、天然为原则。居家布置不必要人造的材料，不妨多用生态性的自然材料。多种花草盆栽，尽量用本土性的树种，家中有庭院的多留天然性的泥土，少用水泥、或硬质性的铺面)。

三、请用器皿盛水，洗果菜、碗盘、刷牙、洗脸，以节约珍贵的水源(中国是全球排名第十八位缺水国，目前南台湾已陷入严重干旱，但我们目前的使用水的需求量却已经到达民国100年的标准。法国目前节约用水的宣导政策是“一星期洗一次澡”；如果我们的用水量持续恶化，我们也将面临相同的处境。

四、房间之电源、冷气集中使用(尽少一间房间开一部冷气，人少时尽量集中办公，减少冷气、电灯用量)。

行：

一、走楼梯，不搭电梯(住在大楼者，无论是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若您不赶时间，不妨试着安步当车，试着不搭电梯，改走楼梯，既节省能源，又可运动健身)。

二、出门多走路、骑单车、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少开车和骑机车。

其他：

一、如果您饲养宠物，请拒绝购买猫狗防虫圈(当您丢弃猫狗防虫圈，其杀虫剂的成分，对地球的杀伤力很强，并会对动物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立法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事关人类生存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当今,人类总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无外乎两个,一是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能力。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林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森林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实地作出调整林业的政策和经营指导方针。但从法律的角度讲,森林法应积极回应气候变化问题,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是林业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法治保障。

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当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关乎每个国家、行业和公民的利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和举措。2007年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简称《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简称《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中。在《政策与行动》中,鲜明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按照《国家方案》的要求,2009年国家林业局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简称《林业行动计划》)是《国家方案》相关措施的具体化,以贯彻落实《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是对未来四十年(2050年)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森林是陆地生态平衡的调节中枢,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储库。森林资源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固碳所具有的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9年6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林业特点做出的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可见,我国林业建设责任重大、加快林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历史留给我国的现实是:森林资源非常缺乏,欠账过多,林业面临很多困难,制约了发展和建设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诸多因素中,法制建设滞后、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是关键。

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法《森林法》施行以来,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提高人们保护森林与环境意识、树立林业法制观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行森林法中的植树造林、林地用途管制、森林限额采伐、林木采伐许可、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都含有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元素,对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现行森林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虽然经过修改,但还是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森林法》已经不能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根据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的需求对该法作出适当的修改,事在必行。我国森林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森林法》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国现行的森林法制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由于建设初期,气候、生态和环境问题没有凸显亦未引起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森林法,还不可能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高度来进行立法规制。虽然森林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也提出了“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但其中反映出来的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林业发展理念,立法受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支配,通过对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注重于保障木材和林产品的可持续产出和供给,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没有体现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作用。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使林业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而森林法又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进行适时的修改,而使其与现实严重脱轨,影响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功能的发挥。

(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保护制度

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全球气候异常所带来的灾难,及伴随的次生生态灾难的常态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的主要地位和在生态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在森林法中还缺少制度保障。如目前我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均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推进的,虽然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少法律的规制和保障。此外,与立法相配套的制度不完善。现行林业法律、法规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法律制度和内容的规定上,还不具体系统,甚至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更没有形成与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三)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大都是通过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对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缺少基本法的依据。如森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功能源于其强大的碳汇能力,但有关林业碳汇的增汇、固碳、和林产品替代”及碳汇交易、碳汇生态补偿等制度在森林法中是空白。如何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法律化应是是森林法修改的重点。

三、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的修改与完善

用法律的手段去规制影响气候变化的行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整合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配套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森林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在森林法的修改中,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符合生态规律和林业发展的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6月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将修改森林法的总目标定位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这为森林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和政策依据,根据这一立法的总目的,笔者认为:“森林法修改的立法宗旨是“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体现森林的生态效益,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森林的经营、管理、效益、生产中要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森林法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

(二)确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生态保护制度

当前,我国林业正历史性地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

。林业的指导思想已由“木材永续利用”发展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的核心问题由利用变成了经营。森林的价值已不是传统的木材,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森林法应为林业的生态功能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明确生态保护在森林法中的地位。增加有关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天然林重点保护、森林结构调整、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碳汇能力、在节能减排、开拓碳汇容量、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为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体现林业的气候功能,填补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制度缺失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国家林业局的《林业行动计划》规定实施的22项主要行动,包括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又一大步。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这二个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政策的宣誓通过森林法的修改形成国家意志。

1.减少森林退化的法律制度

主要包括.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制度。植树造林制度;在植树造林方面,我国森林法以原则性宣示“植树造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国务院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在政府主导下,我国人工造林面积保持世界首位,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实施主要靠政策推行,靠公民的自觉。缺少稳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公民义务进行强化,追究不履行义务者的法律责任。封山育林是我国培育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重要营林方式,是实施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森林法》中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为了降低森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森林退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应将封山育林作为一项基本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确立下来。

2.增强森林碳汇的法律制度

包括森林的碳汇交易和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这二项制度在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确认。碳汇交易是林业气候法的典型制度,是创新林业发展机制、突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的新举措,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碳交易制度的确立势在必行。碳汇交易的实质是以市场化手段对森林在气候方面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我国必须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

3.森林可持续经营法律制度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1篇9

[关键词]气候变化；化学品污染；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2）02—0029—07

全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气候的变化又与人类使用化学品有着密切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有必要从化学品污染防治着手，加强化学品管制。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空白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中应对气候变化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本文试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论述我国如何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

一、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必要性分析

（一）气候变化与化学品污染的关系

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1}。气候变化源于地球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特别是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比重增加，而地球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又归因于自然界本身和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尤其是后者，其实质是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向环境排放废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容量和环境自净能力[1]，从而导致空气成分的变化。目前，空气中的污染物已达百余种，其中主要污染物有五种：一氧化碳占12%，二氧化碳占18%，烃类化合物占12%，飘尘占10%，氮氧化物占6%，其余2%为氯、氯化氢、氟化氢、硫化氢、氟利昂、氨、各种有机溶剂的蒸汽以及农药、石棉、铅、汞以及各种粉尘[2]。这些空气污染物多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具有可能改变全球气候的化学和物理特性。1997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附件A已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六种气体列为温室气体。

空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中对化学品的使用。化学品又称化学物品，是指人工制造的或者是从自然界取得的化学性物质，包括化学物质本身、化学混合物或者化学配剂中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工业化学品和农药使用的物质。目前已为人知的化学品就有500万—700万之多，并且每年还有千余种新化学品问世，化学品的年产量已超过4亿吨[3]。这些化学品涉及化学矿山、化肥、农药、染料、涂料、纯碱、氯碱、无机化学品、基本有机原料、新领域精细化工、橡胶加工、新材料等12个主要行业[4]。这些化学品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促进了社会发展，但由于人类在对化学品的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和废弃物处理等环节管理不善，或使用化学品不当，导致化学品以废物的形式进入环境，从而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空气污染物中的多数成份都能在化学品的废物中找到，因而化学品污染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另外，除“直接排入式”外，化学品废弃物的化学成份还会相互作用，产生“二次性污染物”，如光化学烟雾、酸雨等，又会加剧影响气候变化。

（二）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供给不足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化学品污染防治和化学品管制立法，但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相关立法都还极不完备。在国际法层面，有关化学品污染防治的公约还相当不完善、不系统，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总起来说，有关化学品管制的国际规则层次较低，大都不具法律约束力，比较集中于化学品登记与分类、化学品国际贸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化学品运输四个领域[5]。国际化学品管制侧重于化学品安全方面，目的虽是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但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规定。国际社会虽在保护臭氧层、应对气候变化上已对化学品给予足够重视，但限于公约的各自目标，并没有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对化学品的管制进行详细的规定。

在国内法层面，我国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尚为空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和200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是目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文件，但这两个文件仅笼统提出要强化节能减排，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严格执行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发展煤层气产业，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甲烷排放，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和城市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可见，目前我国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化学品污染防治的路径还不通，只能寄希望于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

而我国在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上更是严重供给不足。首先，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理念滞后，在立法目的上侧重化学品安全，对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和应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是“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1}而制定的。这种主要从管理、安全保障需要角度的立法目的，使得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在理念上亟待更新，由于化学品污染损害的潜在性、持久性、不确定性、生物转化性等特点，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要确立系统、整体防治的理念，而我国在化学品污染防治上实行重点立法，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这种需要全面控制的需求。

其次，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实行单一片面的碎片式立法模式，还没有形成全面、系统性的综合性法律法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一方面根据化学品的危险等级对危险化学品、有害化学品、持久有机污染物等进行分类立法，具有明显的应对性。另一方面根据化学品的管理需要对监控、许可、进出口等进行分段立法，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再一方面是根据化学品的种类对危险化学品、农药、药品等进行分别立法，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在立法形式上，主要以法规、规章为主，立法层级不高，权威不够。

最后，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内容不完善。立法在规制的化学品种类上，侧重“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2}等的管制，缺乏对化学品的一般规定，忽视化学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对任何化学品来说，如果管理不当均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重点规制立法模式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利于对化学品全面管理。立法虽在危险化学品监控、登记、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及事故处理上做了规定，但由于具体制度的不完善、在原材料及污染处理上等的缺失，使得立法无法满足化学品全程管理的需要。

二、域外立法现状

（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中化学品管制现状

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约中涉及化学品管制的规则主要表现在臭氧层、气候变化两个方面。在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规则上，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最早将“气候的变化”归为臭氧层变化所引起的不利影响之一，并在附件一中认为碳、氮、氯、溴、氢等来源于自然和人类的化学物质可能改变臭氧层的化学和物理特性。1987年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已就“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影响气候”方面达成共识，议定书以附件形式详细列举了控制物质及含有所列控制物质的产品清单，并规定了受控物质的淘汰时间表及相关措施。后国际社会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一系列修正案，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指导下，对消耗臭氧层的物质从生产、消费、进出口管理、资金保障、替代产品开发等方面详细规定了消减和停止使用的具体措施。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上，国际社会已对通过管制化学品应对气候变化取得共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纳入减排范围，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及增加“库”和“汇”{1}，实现“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2}。公约以风险预防等原则为指导，从相关政策、区域计划、有关部门管理、技术研发与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资金机制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分别规定了详尽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不仅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六种气体列为温室气体，并列举了能源、工业、溶剂、废物等温室气体的源类别{3}，还在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制度措施。议定书列举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源类别几乎都会涉及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另外，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年《长城越界空气污染公约》的一系列议定书要求缔约国减少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学物和氨的排放，制定国家标准以经济上最佳可行控制技术为基础。

（二）国际化学品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现状

现有的部分国际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涉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化学品国际规则主要是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及历次缔约方大会决议。公约及历次缔约方大会决议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以附件形式就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做了具体列举，对缔约国规定了强制减排义务。在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物源自有意生产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实施进出口限制，管制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特性的新型农药或新型工业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并制定和实施评估方案。在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源自无意生产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制定并实施行动计划，评估排放，采取措施减少或清除源排放，开发并使用替代或改良的材料、产品和工艺，促进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在减少或清除源自库存和废物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制定适当战略并查明库存和废物，对库存实行安全、有效和环境无害化的方式管理，对废物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予以处置、收集、运输和储存，促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同时，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完善国内履约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促进公众宣传、认识和教育，鼓励研究、开发和监测，实施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另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年的《长城越界空气污染公约》和1998年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根据物质的风险标准列出了16种包括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副产品或污染物的清单，规定立刻禁止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对其他一些产品明确规定逐步清除、严格限制使用。

其次，在化学品的国际贸易及有毒和危险产品的国际流动上，国际社会明确了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重要性。1982年联合国大会第37/137号《对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防护》决议首先提出在化学品进出口中对出口国国内禁止、严格限制或未曾批准使用或销售的产品应向进口国提供资料并获得进口国同意，即事先知情同意制度[6]。后来在198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农药使用和分销的国际行为准则》、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准则》、1998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等中都规定了类似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是预防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化学品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国及时掌握外来化学品的资料，防止和减少化学品带来的危害，防治化学品污染，从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最后，其他涉及化学品的国际规则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21年《关于油漆中使用白铅公约》、1971年《防止苯所产生毒害的公约》、1974年《关于防止和控制致癌物质和药剂所引起的职业危害的公约》、1986年《石棉使用安全公约》、1990年《工作中使用化学品安全公约》等国际规则虽是从职业安全和工作环境保护角度达成的[6]，但这些规则对影响气候变化的特殊化学品的使用进行了限制，可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废物管理上，1972年《伦敦倾倒公约》、1985年欧共体《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指令》、1989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2年《21世纪议程》、1999年《关于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巴塞尔宣言》等就废物预防、处置、越境转移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有重要意义。

（三）国外化学品立法现状

国外化学品立法比较发达，但尚未在立法中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步入污染预防发展时期，形成以《污染预防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等为主的化学品法律体系，在预防原则下对化学品实施严格的监测、鉴别、申报和重点控制等。尤其是2010年美国国会相继引入《2010年安全化学品法》等6项化学品管理法规提案，要求对所有工业化学品需实施安全测试，由业界承担证明化学品安全性的法律责任[7]。欧盟于2006年制定了化学品管理新立法《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条例》（简称REACH法规），REACH法规统一管理欧盟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许可，对化学品的生产、贸易和使用等各环节严格规范，致力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持和加强欧盟化学工业的竞争性、预防内部市场的分裂、增加透明度、与国际接轨、提倡非动物实验、符合欧盟在WTO项下的国际义务”[8]。此外，日本1973年《化学物质审查及制造控制法》、挪威1976年《化学制品控制法》、法国1977年《化学物质控制法》、丹麦1979年《化学物质及制品法》、瑞典1985年《化学品管理法》等都实现了对化学品物质的统一严格监管，有利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

三、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性质界定及理念更新

（一）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减缓性与适应性属性分析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通过减缓与适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但长久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将减缓措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对以适应性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直到2010年坎昆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有关特设工作组决议上，才将适应和减缓同处于优先解决地位[9]。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兼具减缓性与适应性。

“所谓减缓性立法，就是通过适当的法律调整，有效控制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使得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变慢、程度减轻”[10]。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性立法主要涉及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及环境污染防治等领域。化学品污染除直接排放温室气体外，更重要的是对影响气候变化的二次性污染物起到催化作用。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具有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其范围涉及化学品节能减排、化学工业结构调整、绿色化学品使用、循环利用化学品等领域。

适应原是生态学概念，用以表述生物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生态适应是“生命系统改变其自身的结构与过程以便与其生存环境相协调的过程，是生物处于特定环境条件（特别是极端环境）之下时发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生物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11]。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适应是人类面临气候变化胁迫而为的主动性、预期，是自然或者人类系统为回应现实的或者预期的气候变化或其影响而做出的以减轻损害或者利用有利机会的调整[12]，其“目的包括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利影响两个方面”[13]。因此，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立法是指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取的减轻不利影响和利用有利方面的法律性手段的总和，其主要涉及自然资源管理、各产业调整、防灾减灾、社会保障等领域。目前，人类的衣食住行和社会发展都与化学品息息相关，绝对性的禁止使用化学品已不可能。在化学品污染上，人类除了利用减缓性措施外，还需要加强适应性的措施，建立和完善化学品污染的灾害预防与应对机制，减轻损害。同时，根据气候变化对产业及资源的影响，及时调整化学品的发展战略，以有效适应气候变化。

（二）全面确立生态整体主义理念

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holism）又称生态主义，源于生态科学，其在总体上主张人类只是生态整体或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生态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14]。它是人类面对环境危机的加剧，在反思前进的道路、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探寻环境危机的根源后提出的。人类发现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并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深受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确立了以维护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法哲学基础和立法目的。法律仅将自然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成果整体上进行确认保护，而极少在法律上提及其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有什么应然价值。为应对环境危机，人类制定了大量的环境资源法规，这对于缓解环境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式立法始终没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禁锢，无法根治环境危机。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利益泛化，人类不断进行反思修正，逐渐重视自然和动物的权利、主张动物解放、尊重生物本身，尤其以重视生态整体的生态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并将生态主义视为超越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保护“第三条道路”[15]。

源于生态科学的生态整体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16]。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到地球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与其他各种物质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及信息交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总是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一种或数种生态要素的变化。生态系统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如生态系统对化学品污染物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如果人为排放的化学品污染物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就会使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断或受损，导致环境恶化，从而不利于生态系统特别是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应该贯彻生态整体主义理念，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目的，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安全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

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是由化学品污染的特点决定的。化学品污染物通过环境介质迁徙转化，对环境的危害具有广泛性、持久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化学品污染物可以通过挥发、扩散、混合、沉降、凝聚、吸附、溶解、沉淀、水解、配位、氧化、还原、光化学反应以及生物吸收、累积、代谢和降解等作用，实现其在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其可以在单一环境要素圈中迁移转化，也可以超越圈层界线实现多介质迁移转化。化学品污染物在迁移转化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影响广泛，局部的某化学品挥发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生态环境变化。由于化学品污染物不易降解，其通过吸收、累积、代谢等在环境中存留时间较长，另外，化学品污染物在不同的环境介质中还会通过生物化学反应发生第二次污染现象，又会加剧化学品污染损害程度。另外，化学品污染物对环境还产生跨区域、跨时间、跨代的污染危害，而且这种危害还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想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必然要坚持生态主义理念，在根源上对化学品污染进行整体性立法规制。

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理念也与化学品污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酸雨、土壤退化及人类疾病等都与化学品污染物有关，其中气候变化对环境、人类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有利与不利影响并存，但它的不利影响更受关注。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或生物区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自然和管理下的生态系统的组成、复原力或生产力、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或对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17]。影响气候变化的因子除气候系统中固有的自然振荡外，还有外力驱动作用、温室效应、阳伞效应等方面{1}，其中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关乎到人类的未来。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浓度的增加，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除人类生产生活燃烧外，与碳酸、发酵物质等化学品使用也密切相关。臭氧层变薄甚至空洞导致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短波段紫外线不能正常地被臭氧层吸收而直接到达地面，影响陆地植物生态系统的组成和恢复能力，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而影响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加剧全球温室效应。酸雨现象除了导致植物落叶影响其光合作用外，还使土壤、水质酸化，影响到各种生物的生长及生物间的碳循环，进一步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四、完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建议

化学品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密切联系，我国不仅需要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程，尤其是要通过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

（一）优化立法模式与更新立法目的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化学品污染的复杂性使得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模式亟需优化。我国单一片面的碎片式立法模式割裂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与生态整体主义理念相悖，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因此，我国需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化学品综合性立法，对所有化学品确立基础性的有利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的管制标准，就化学品管理进行全程立法。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化学品的危险等级对危险化学品、有害化学品、持久有机污染物等特殊化学品规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对影响气候变化的特殊化学品规定更为严格的行为标准。

立法目的是立法理念的直接体现，“中国的环境立法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当从目的理念上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的现代环境伦理思想”[18]。生态整体主义立法理念的直接体现首先是生态安全，因而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确立实现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气候安全是生态安全的一部分，也是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力图实现的目标。同时，由于化学品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非常严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还需强调保障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在实现生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的基础上，明确对化学品污染的系统防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原则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着重强调预防原则和全面管理原则。首先，气候变化和化学品污染两者都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再加上科学技术的有限性，使得“预防原则是化学品污染防治的首要原则”[19]。这里的预防原则指对人类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及使用化学品等行为所产生的科学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环境破坏等负影响，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以避免或减缓可能的环境损害。该原则预防的对象既包括潜在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也包括现实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损害。其次，全面管理原则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包含“‘从摇篮到墓地’的系统化管理思想；统一监督管理，协调控制的管理原则”[20]。该原则包括全程管理和统一管理两个方面。在全程管理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对化学品从原材料供应、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到废弃物处理进行全程管理。在统一管理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先对所有化学品制定统一规范，再对重点化学品进行分类监管，并统一化学品监管、改革管理机构。

（三）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已有的化学品管理立法对化学品行政许可、监督检查、事故应急处理、限期治理及公众参与等制度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这些制度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还亟需完善具有减缓性或适应的下列法律制度。

一是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这里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指涉及化学品的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专项规划及各项计划等。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是预防原则和全面管理原则的体现。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绿色环保化学品缺乏。我国急需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支持绿色环保化学品优先发展，尤其注意化学品产业计划、规划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的协调。

二是完善化学品毒性鉴定和标准制度，保障生态安全、人身健康。目前，我国亟需统一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规范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和程序，以环境危险性为标准，对可能影响气候变化的化学品及早鉴定，纳入化学品标准制度管理。这里的化学品标准制度是指按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有关环境质量以及化学品污染物排放、监测等事项的各种技术指标与规范的总称，其是预防原则的体现，有助于从严格化学品标准的角度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我国有关化学品的标准需要从保障生态安全、人身健康出发，以“最佳适用技术”不断提高环境质量标准，扩大化学品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制范围，实现环境标准之间的协调，提升标准的公信力。

三是完善化学品登记制度，建立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登记制度是化学品管理的核心和主要手段，有助于对化学品进行危险评估和分类，进而制定预防和防护措施。我国亟需建立功能全面、数据准确的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和监管数据库，实现对化学品的动态监管、突发事故应急处理和电子政务管理。我国还需加强信息系统的建用结合，推进信息系统的完善与应用，并对民众公开，实现登记与监管的良性互动。

四是完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涉及化学品的评价对象增加气候变化的评价内容。这里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是对涉及化学品的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和减轻负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和制度[21]。其是预防原则的体现，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需扩大评价范围，增加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内容，尤其在化学品专利授予上增加环境影响的评价。

气候变化是世界性热点问题之一，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将来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立法。通过加强立法，我国可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防治化学品污染，保障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志峰，刘静玲.环境科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p72.

[2]陈荣悌，赵广华.化学污染——破坏环境的元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p21.

[3]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危险化学品法规选编[G].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前言.

[4]于杨曜.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的法律调整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p1.

[5]王曦.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p287～288.

[6]对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防护[EB/OL]..[2011—11—30].

[7]张静，陈会明，李晞等.美国化学品法规改革新进展及应对建议[J].现代化工，2011（3）：p84.

[8]应向阳，陈俊水，沈劼.欧盟新化学品立法——REACH制度简介[J].化学教育，2007（2）：p3.

[9]邹志鹏.“适应”和“减缓”同处优先解决地位[N].人民日报，2010—12—12（3）.

[10]张梓太.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框架体系初探[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5）：p39.

[11]曹凑贵.生态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p61.

[12]Internation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WGII，ClimateChange2001：Impacts，AdaptationandVulnerability982（CambridgeUniversity，2001）.转引自张梓太，张乾红.论中国对气候变化之适应性立法[J].环球法律评论，2008（5）：p57.

[13]J.B.Ruhl，ClimateChangeAdaptationand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EnvironmentalLaw，40Envtl.L.363，384（2010）.

[14]GarySteiner，CosmicHolismandObligationstowardAnimals：aChallengetoClassicalLiberalism，2J.AnimalL.&Ethics1，12（2007）.

[15]ChristopherH.Schroeder，ThirdWayEnvironmentalism，48U.Kan.L.Rev.801，810（2000）.

[16]GeorgeFrancis，EcosystemManagement，33Nat.ResourcesJ.315，323—24（Spring1993）.

[17]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际合作司.国际环境公约选辑[G].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p304.

[18]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p293.

[19]黄政.化学品环境管理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环境保护，2004（2）：p8.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

1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1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a，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8］。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称，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m［8］。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OzoneDepletion）、酸雨（AcidDeposition）危害加剧等方面。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1．2气候变化与历史、现实中的人口迁移关系探讨根据陈绍军等［9］对气候移民的定义，气候移民是指由于气候的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在相关气候政策或气候工程的影响下，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其家园进行迁移的人或人群，他们既可以是国内迁移，也可以是国际迁移。气候移民既指由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如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资源性枯竭（不可逆荒漠化石漠化、土壤侵蚀、长期性干旱）等造成的永久性人口迁移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又涵盖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飓风、风暴潮、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沙尘暴等气候灾害导致的人口迁移；也涉及为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生活造成的胁迫性、破坏性等不利影响而实施的气候工程（如干旱地区的引水灌溉工程、沿海低洼地区的围堤造坝工程等）造成的非自愿性气候工程移民；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原因直接、间接导致的其他风险（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人口迁移行为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且从迁移意愿及是否具有自主迁移决策的权利将气候移民划分为自愿性气候移民和非自愿性气候移民；从迁移时限的长短上将气候移民分为永久性气候移民和暂时性气候移民；按照气候移民迁移的空间区域和距离远近将气候移民分为国际性气候移民和国家内部性气候移民；根据气候变化导致气候移民的不同致因将气候移民分为直接性气候移民和间接性气候移民等。

气候移民虽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从浩繁的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历史时期上因气候变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气候变化致因下人口迁移路径图大致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灾害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总体轮廓。中国的气候类型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其特征是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由于最近几千年来，中国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气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因为年平均温度降低1～2℃，等温线即要向南推移200～300km，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10］。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为主，其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明显。纵览中国历史上的4个寒冷期，其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第一次寒冷期的到来，西部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西周的东迁；第二次寒冷期的到来，爆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三国鼎立以及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第三次寒冷期的到来，唐朝爆发黄巢起义，导致五代十国割据并且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南侵，使得南北宋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辽、金、元的威胁；第四期寒冷期的到来，明末爆发农民起义，满族入主中原。这些历史事实恰与气候变冷相吻合，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11］。根据竺可祯［12］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寒偏干，旱灾、沙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已不能维持秦汉、隋唐湿润时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13］。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纪》）；加之冬季暴风雪的侵袭，气候风险导致北方地区环境严重恶化，引起元代内、外蒙地区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迁，因灾害而“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14］。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不仅诱发了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南迁，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并导致了社会加速变迁。一方面是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直接迫使受灾地区的人口进行迁移；另一方面气候灾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促进了历史朝代的更迭。一般是在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11］，间接地导致人口迁移和广大民众的逃亡，从而引起了中国历史上南北、东西人口分布比重的变化。类似的现象也见诸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历史时期玻利尼西亚群岛人口的迁移；干冷时期气候干旱迫使中亚地区的人口向欧洲迁移，中亚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向西、向欧洲迁移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5］。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环境的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局部地域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在亚洲，据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0年亚太灾害报告》称：气候变化已使南亚地区的台风、洪涝发生频数增强及海平面持续上升，加之这一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灾害适应和救助能力仍较薄弱，南亚地区已成为气候风险最高、最脆弱的地方。这一区域将产生数以千万计需要永久安置的气候移民，这些气候移民或被迫搬迁到邻近村庄谋生，或成为南亚城市贫民窟的新居民，或越过边境成为偷渡者。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a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全球气候变化继续演变的整体背景下，地球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域越发集中凸显，作为一种生存因应策略，气候移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异域他乡寻求生存、生活的机会，藉此引发了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种种迫切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如何规避各种气候风险导致的显在或潜在的气候灾难，以解决人类遭遇的逐渐恶化的环境问题和发展难题，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显化并浮现在了世人面前。

2气候移民问题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愈发突出，使得“气候移民”成为了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气候移民及与之相关联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国际相关组织、政府部门与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

2．1气候移民的数量规模不断攀升受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200万以上。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了一些地区气候条件持续加速恶化，使得世居一隅的广大居民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进而催生了世界各地“气候移民”大军的大量涌现，且有愈演愈烈之态势。

2．2气候移民波及的区域持续扩大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改变，地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临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没入水底）遭遇异地动迁的风险。气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压的气候风险之下奔波在不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现阶段气候移民波及区域明显呈持续扩大的态势。未来20～50a全球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将主要集中于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区的沿海低洼地带、河口三角洲、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区域，这些地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气候移民的重灾区［16］。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马尔代夫，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无独有偶，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现在已有5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9］。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及肯尼亚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气候移民。一些学者预计，国际性气候移民将会越来越多，涉及地区将进一步扩大［17］。极端突发性和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的叠加交织，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多发，使得中国许多靠天吃饭地区的人民群众的生计难以为继，广大西部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已经或正在成为气候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a、投资约1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2．3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气候移民正在或将要经历短暂临时性迁移向永久移民的艰难过渡。气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迁移的资源，在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干旱、泥石流或突发疫病侵袭时，人们一般是暂时性的避难迁移。不过随着气候风险在某一区域的持续化常态化，临时迁移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永久性的迁移成为无奈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以前普遍存在着人口的季节周期性流动。但由于这一地区“十年九旱”的趋势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养活不了一方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得不将中部干旱地区、南部山区约76万人进行永久异地转移安置，安置到扬黄灌区或水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为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干旱带的发展问题，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于2007年组织编制了《宁夏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规划提要（2007～2011年）》。规划将中部干旱带缺乏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地区的35万人再度进行外迁，实施移民异地永久性安置。与此同时，在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亦导致一些低洼地区被淹没，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进行永久性气候移民。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随着巴布新几内亚卡特利特群岛的淹没，卡特利特群岛上的居民也必须永久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中亚半干旱或不太湿润地区，由于干旱及其导致的土地生产力退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基础，使得这些地区约10％～30％的人，将成为潜在的永久性气候移民［5］。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永久性改变和生产居住环境条件的恶化，已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永久性气候移民成为了现实气候移民的典型类型。

2．4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间，气候风险引发的“气候移民”将持续增加，气候移民问题将更趋复杂化。首先，气候移民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局势。气候风险引发的自然灾害会迫使一些受灾民众暂时涌进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陡然加大，有可能恶化现有局势、加剧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因素，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气候移民除了会造成国内的社会矛盾外，更为严重的是，气候移民问题将威胁到脆弱的、濒临冲突边缘的国家与地区间的沉重关系，威胁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在气候移民集中地区及其边界区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衰败气候移民社会冲突恶性循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一些局势脆弱国家加速崩溃、种族问题与宗教冲突激化、政治激进主义抬头，致使世界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之，由全球变暖因果关系造成的不公正感，叠加于气候移民问题之上，将激发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的国家与遭受最严重气候变化灾害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仇恨，促使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和人口问题激化、南北冲突加剧、政治关系紧张。致力于解决冲突的国际警报组织（InternationalA－lert）于2010年4月列举了44个极有可能因为气候变化而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德国波恩的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学院院长加诺斯•博加迪博士也把气候移民问题视为“一个刚刚崭露头角、无比棘手的重大全球性问题”［18］。第三，气候移民的贫困问题与环境恶化交织叠加，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移民肇始区域一般是贫困与自然资源条件严重恶化的区域，气候移民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区域分布格局高度耦合，极易引发“气候贫困”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此外，气候移民所面临的既有需要迫切解决的食物和栖居地等生存性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模式、实现文化及身份认同、逐渐融入迁入地的社会融合问题，以及某些低洼岛国完全消失后引起的气候移民无国籍等棘手问题。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3应对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极端气候风险事件将更加频繁，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将成为民众迁移的又一个推动力，气候风险将是21世纪造成世界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眼下各国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气候移民问题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3．1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气候移民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给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它事关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应对，加强应对能力建设，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纳入到各国政府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之中，使其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建立各相关成员国官员、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对话机制，推动在气候移民方面的国际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偿接纳气候移民（虽然新西兰接纳了一部分气候移民，但它也仅仅局限于适合本国移民法的前提下且大多为技术移民）的伦理道德责任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将现阶段国际社会仅局限于对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气候移民实施的救助，逐步扩大到对缓发渐变性气候风险引起的自愿性气候移民也给予适量考虑和关注，并倡导国际社会直接为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导致的移民进行捐赠、救助和投资。第三，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发生的潜在压力［5］。世界各国在气候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各国政策制定者立即行动，在全球建立一个应对气候风险引发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3．2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从目前气候移民遭遇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气候移民还未完全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尽管世界上已有约3个国家将气候移民纳入了其国民政策之中），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从速召集国际社会移民研究的权威机构和组织，尽快形成世界公认的气候移民定义的权威性论述，明确国际移民组织（IMO）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的权责内容，使气候移民摆脱游离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应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机构、组织制度与治理机制，已是当务之急。首先，可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套灵活应对气候移民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包括在认识和分析气候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基础之上，探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以使气候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完善预防和减少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与规避气候移民给社会良性运行带来的原生冲突和次生风险。其次，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气候移民救助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体系，在法律、政策、组织、制度等层面强化救助体系制度能力建设；同时，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经验交流和高效的气候移民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应对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19］。第三，基于预防胜于治理的认识，加强对气候移民的监测和评估。建立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对气候移民的规模、分布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摸索；在监测和评估体系基础上出台更切合气候移民的政策与管理制度，设法处理气候移民被迫迁移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以预防气候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发生矛盾、冲突抑或战争。

3．3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迁移的社会风险全球气候变暖几成定势不可避免，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在气候移民问题上减缓和主动适应成为主要的应对措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应对气候移民问题在减缓和主动适应过程中可考虑以下3个层面。首先是进行事先预防。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未雨绸缪着手建立防洪堤、建筑大型水库等工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后果引发的大量气候移民。其次，展开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应对气候风险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灾害的措施等；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融入气候变化视角的适应性项目，采取适应措施如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技术、开拓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出资协助贫困人群改变生计、耕作或使用能源的模式，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减少迁移的必要性和非自愿气候移民的数量。第三，进行人口迁移。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不只是在气候过程和气候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组织进行的人口迁移，也包括气候灾害发生后的非自愿气候移民。目前，对气候变化引致非自愿气候移民有所准备的国家较少，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提到把迁移或人口重新安排作为一种可能的政策回应方式［20］。在此情形下，考虑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将气候移民问题的减缓、适应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与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础设施建设协同考虑，有助于气候移民减少脆弱性增加适应性。

3．4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家庭的社会脆弱性差异很大。弱势或边缘群体更容易从灾难中流离失所，如果受气候风险影响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更大的建筑环境密度，则飓风过后这部分人外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气候风险降低了潜在气候移民家庭的社会承受力，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从而导致移民［21］。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人类不能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那么面对各种可能引发移民的因素，人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增强社会的承受力，降低社会脆弱性，而不总是选择移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因为气候风险而移民总是痛苦的经历，而对全世界来讲，气候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无比棘手的会引发地区政治冲突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气候移民迁移安置区时，需要借鉴社会脆弱性理论，尽量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高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为搬迁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为后续发展留下隐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资金适应机制，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努力突破贫困地区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瓶颈，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欠下的气候债务，气候移民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主力下解决，发达国家有责任施以援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免费的技术转让，增强其抵御气候风险、实施移民规划和管理的能力。此外，在气候风险形式严峻区域，进行项目扶持和产业规划设计以降低区域社会脆弱性时，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条件，需要立足前期调研进行多方论证，以提升风险管理优化水平对症施策物尽其用，避免对有限紧缺资源的浪费，防止出现尽力不尽事的现象。

4结论与讨论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11

理所当然，受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是冰雪运动。从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间，全球滑雪圣地阿尔卑斯山的冰雪表面损失了22％。奥地利海拔相对较低的雪山变得岌岌可危。2003年夏季，整个欧洲出现了高温天气，大海中的英格兰的温度也达到摄氏38度，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溶化了5％到10％。

阿尔卑斯山的雪山去年圣诞节来临之际严重缺雪，不少滑雪比赛和冬季体育旅游不得不停止活动。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的温度至少上升了2度。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到2022年，阿尔卑斯山的冰雪体育场地将减少30％。人工造雪机器必须加上两倍的努力，才能够弥补雪山上冰雪不足的情况。英伦三岛的苏格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爬冰场地，气候变暖使得这些场地缺乏安全保障，到这里进行体育旅游的人数不断减少。

随着气候变暖，滑雪场地的风险大幅度增加。今年冬季，到瑞士的登山者有9个人不幸遇难者，超过了往年的数量。这些登山者大多遭遇到雪崩，而雪崩主要是气候变暖造成的。与此同时，将在北美洲举行的2010年冬奥会的组织者不得不将气候变暖的因素考虑进去。

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如同欧洲的瑞士和奥地利，是冰雪运动爱好者的圣地。可是，气候变暖已经使得在科罗拉多州接受训练的美国国家滑雪队运动员感到威胁。美国男子世界杯滑雪主任说：“回顾上个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气候变化情况，我们不能够说，气候变暖仅仅是一个短期现象。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严重的气候问题。”这位专家的谈话变成了现实，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速降滑雪不得不取消，因为比赛地区由于气候变暖可能发生雪崩。

美国奥运滑雪队队员史蒂文-尼曼说，气候变暖已经成为运动员经常讨论的问题。他们对于滑雪运动的未来忧心忡忡。尼曼说：“我们每年都在南美洲的智利山区进行训练和比赛。我们亲眼看见山上的积雪一年少于一年。看来，再过上3年到4年时间，这里山上积雪的相当一部分会融化。这可能是滑雪运动员面临的最大挑战。”

高球比赛不断北移

按说，在青山绿水之间进行的高尔夫球比赛不会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可是，美国的体育专家认为，到2087年，“老虎”伍兹的孙子参加的奥古斯塔高尔夫球大师赛仍然将在名叫奥古斯塔的地方举行，不过这个奥古斯塔不是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而是美国北部缅因州的奥古斯塔，也就是说世界职业高尔夫球著名比赛的地点从北纬33度改到了北纬44度举行。

乍听起来，这种说法有些耸人听闻。其实不然。美国气象学家认为，最近几年，美国发生飓风的地区不断北移，然后造成气温增高。可以想见，伍兹的孙子不会在摄氏45度的高温下参加高尔夫球比赛，因此比赛只好搬到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

其实，现在的职业高尔夫球比赛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每年1月份在夏威夷举行的高尔夫球比赛今年处境不妙，球场上刮过的信风速度高达每小时59英里，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严重下降。本来希望在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的伍兹竟然在标准杆72杆的比赛中打出了81杆的成绩。

酷暑难熬网球改革

今年年初在南半球墨尔本举行的澳网比赛中，酷暑给比赛造成了很大困难。俄罗斯名将莎拉波娃参加的一场比赛恰逢中午，温度高达摄氏39度到40度，比赛场地地表温度比往常高出了6摄氏度。莎拉波娃已经获得了温网和美网的女单冠军，谋求第三个大满贯冠军的莎拉波娃说：“在这样的酷暑条件下，人类根本不可能在比赛场地上战斗3个小时。我认为，我们人类的身体不可能适应这样的比赛。比赛时我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为什么选在如此酷热的天气中进行？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与北半球气温相反。每年1月，北半球正值冰天雪地之时，澳大利亚恰好仲夏。气候变暖使得澳网比赛时的气温不断升高，许多运动员难以忍受酷暑，比赛一结束就跳入游泳池内降体温。许多网球明星要求改变澳网比赛的时间。然而，若将澳网比赛往后推迟，将会对F－1每年的首站比赛构成影响，因此澳网组织者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看来，气候变暖将迫使澳网比赛日期不得不推迟了。

法网的比赛也是如此。每年5月底6月初举行的法网比赛也遇到了气候变暖的问题。现在，法网组织者正在研究在主要球场增添顶盖，以保持运动员和观众能够在较为合适的温度下比赛和看球。

洪涝灾害板球衰退

南亚人热爱板球运动，但是洪涝灾害正在迫使板球运动不断衰退。按理说，气候变暖应当给板球运动提供合适的比赛温度。但是，气候变暖在南亚经常造成大雨或者阴天，板球比赛无法进行。

英国政府提供的一项报告认为，印度夏季的降雨量将会不断增长，到本世纪末，印度的降雨量将增加20％。而且，雨季的到来时间向后推迟。与10年前相比，印度雨季到来时间推迟了8天。过去举行板球比赛的最佳时间现如今大雨倾注。今年的印度国内板球大赛球场被淹，比赛日程不得不改变。改变比赛时间又会带来其他问题。2006年3月，英格兰板球队在印度进行比赛，场上气温高达摄氏40度到45度，运动员面临脱水的严重危险。可是，推迟比赛时间将会碰到大雨天气，比赛无法进行。

风无常态帆船静止

沙尘暴已经成为亚洲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过去的一年，亚洲沙尘暴的强度和频率大幅度增加。当然，全球气候变暖、严重缺水、沙化严重是造成沙尘暴的主要原因。过去人们总以为南亚地区最大的气候问题为洪涝灾害，现在沙尘暴也成为主要的气候问题。今年巴基斯坦队与孟加拉队进行的板球比赛时，场上沙尘暴降临，天空黑压压，能见度很低，运动员被迫离开球场，比赛不得不中止。

气候变化也引起了南半球澳大利亚的气候无常状态。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干旱现象不仅将会影响农业，而且也将影响澳大利亚的体育产业。

然而，当体育比赛需要风的时候大自然却风平浪静，让比赛难以进行。美洲杯帆船赛需要海上的风力推动帆船行进，可是，今年的美洲杯帆船赛期间，本来应当有风的比赛日，地中海却风平浪静。参加比赛的帆船不得不在大海中长时间等待着宝贵的风尽快吹来。

棒球比赛观众减少

美国执棒大联盟的职业棒球比赛在体育场内进行，不会受到无常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可是，今年美国的棒球比赛确实让无常的天气折腾得够呛。

今年4月份本来应当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是美国许多地方却雨雪交加，许多场比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每年4月份恰值樱花节，城市中心地带樱花盛开，花团锦簇，到处弥漫着芳香的气味。可是，气候变化让4月的华盛顿相当寒冷，运动员根本无法热身，以较好的状态投入比赛。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对于球队的忠诚有目共睹。然而，今年4月份，印第安人球迷面对特大暴风雪也只好望雪止步，在家中观看电视转播，球场观众席堆满了积雪，观众寥寥无几。

印第安人队的运气不佳。在同洛杉矶天使队比赛时，大雪继续跟随着印第安人队。天气预报说，当天晚上比赛场地所在城市的降雪量将达到2英寸到4英寸。然而，天气预报显然判断不正确，当天晚上降雪量达到了6英寸。尽管运动员想方设法从饭店赶到了球场，但是6英寸的积雪将大量的印第安人队的球迷堵在家中。

第二天，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也下了大雪。红袜队的比赛也受到了大雪的影响。事后，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官员承认，大雪使得观众人数减少了许多，联盟的收入也减少了许多，但愿今后天公不再与职业棒球运动开这样的玩笑。

天脸速变伤病频至

对于运动员来说，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是，训练和比赛受伤的情况将会有所缓解。温度增高意味着人体的各个器官活跃起来，更好地进入了状态，肌肉拉伤的情况相应减少了。

然而，美国红十字会的专家认为，气候变暖使得与酷暑相连的中风和衰竭性疾病的发生频率增加了，尤其是那些酷暑时节在体育场上进行训练的运动员。如果运动员在训练场上出现了体温增加、皮肤发红、知觉消失、脉搏加快、心跳虚弱、呼吸困难的话，就应当考虑运动员可能因为酷暑中训练和比赛时间较长，患上了中风。

各职业球队和大学体育代表队以及高中体育代表队经常在酷暑世界进行训练，而且不太听从医生的奉劝。过去一年，美国各种体育代表队，尤其是大学体育代表队的运动员在训练场上猝死的现象发生率远远高于过去。尽管医生最终总能够查出运动员致死的原因与先天性疾病有关，但是气候变暖也是运动猝死的重要因素。

体育产业感触颇深

对于气候变暖对于全球体育带来的不良影响，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体育产业。众所周知，滑雪旅游已经成为欧美有一定收入的年轻人的消费方式之一。然而，气候变暖，雪崩增加的新闻不时传入这些年轻人的耳朵里。体育旅游风险增加自然让许多滑雪爱好者望而却步于雪山之外。尽管欧美的滑雪旅游产业没有透露目前参加活动的人数是否有所减少，但是最起码不会出现过去几年游客大幅度增长的盛况。

对于欧洲的滑雪业来说，现在必须拿出大笔钱投资到造雪设备方面。然而，造雪设备开支大，而且需要气温相对较低。去年冬天，奥地利霍克菲森滑雪大赛的组织者被迫购买了几十吨雪，以便让世界杯冬季两项比赛顺利进行。尽管如此，由于缺雪，比赛不得不缩短了距离。体育经济专家们估计，阿尔卑斯山海拔较低地区的滑雪旅游场所如果不能够适应全球变暖的情况的话，其中许多公司将会面临破产。

海拔较低的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的滑雪旅游场面对的困难将会比海拔相对较高的瑞士滑雪旅游场地大得多。到2050年，阿尔卑斯山滑雪旅游地点的雪量将会减少20％左右。当然，美国那些海拔较高的落基山各州的滑雪旅游产业的滑雪游客将有所增加。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范文篇12

本刊记者王以超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期12天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正在举行。将于11月17日闭幕的这一会议曾被普遍认为对启动“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具有重要意义，却被之前另一份更具爆炸性的报告抢走了风头。

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周，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Stern）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最为清晰的图景：

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在接受《财经》的书面专访时，斯特恩用“迷人而又复杂”（fascinatingandcomplex）来形容全球变暖这一话题。

他或许早就清楚，这份报告仅是一个新话题的开始，关于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的争论还远未结束。

“温室气体”功过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对于冷暖阴晴这些变化习以为常。但实际上，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它既不高又不低，且没有急剧的变化，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生命温床”。殊不知，在很多其它行星上，动辄数百度的变化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问题是，地球是如何保持这样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的？

到19世纪，科学家已经逐步揭开了其谜团：最终的热源实际上来自太阳，阳光照射在地球上，部分被反射回太空中，有部分被空气和地球表面吸收，从而使得地球变得温暖。

同时，地球也会把自身的热量以长波（红外）的形式向外辐射。不过，这些辐射并不会全部返回到太空中。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氮氧化物等气体会吸收这些长波辐射，从而把地球包裹得像温室一样温暖。这些气体，统称为“温室气体”。

感谢这些温室气体，如果没有它，也许整个地球都会变成比西伯利亚还冰冷的荒原。但问题是，一旦这些温室气体的浓度太高、气温上升到一定程度，也许会彻底改变现有的气候系统，从而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紊乱，甚至毁灭性打击。

第一个这样的警告，或许可以追溯到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SvanteArrhenius）表示，每年因燃烧煤炭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会造成气温的轻微上升，长期积累下去就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将上升5－6摄氏度。

自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上。转折性的事件发生在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决定建立“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以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影响及对策进行评估。

1990年，IPCC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此后的1995年和200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评估报告相继。预计第四次评估报告将于2007年正式。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目前，主流科学界对于全球变暖的趋势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现在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000年来的最高点。

预测气候这种复杂系统的变化规律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但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生产、能源利用以及土地利用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一个明晰的信号是：在整个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约为百万分之二百八十，且长期保持稳定；而在过去200年内，却增加到了百万分之四百三十，增长幅度超过50％。

斯特恩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他的这份报告已经考虑到了一些科学上的最新证据；在完成报告的过程中，他也一直与英国气象局（哈德利气候预测中心）、IPCC的气候专家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对于这种说法，不少专家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给予了认同。“这份报告从科学角度是严谨的，它包含了世界多个组织的重要发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气象学专家冯又嫦教授（InezFung）对《财经》强调。

经济影响之争

不过，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凝聚了20多位专家学者心血的报告，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仍然充满争议性。

报告称，如果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为气候变暖而损失5％－20％的GDP。11月2日出版的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美元为单位的全球变暖影响估价”。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斯特恩表示，这只是基于长时间、世界多个地区以及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情景的一个平均比例。但是，高达20％的GDP损失可能性，仍然使得不少人感觉受到了“惊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RichardTol）在接受《自然》采访时就认为，在评估全球变暖对水供应、农业、健康以及保险等的影响时，实际上斯特恩只选择了最为悲观的研究结论。此外，在评估海水上升的影响时，也忽视了防波堤等设施所起的保护作用。

“这是一份很好的报告，但其中却包含了太多的假设。”他委婉地批评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大源教授接受《财经》采访时也表示，在经济学中，估价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全球变暖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引起争议是很自然的事情。

报告还宣称，如果人类希望把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百万分之450－550的水平，也就是说，确保气候变化不超过人类之前的经验（即温度变化不超过5－6度，这也是人类走过冰期迄今经历过的最大温差变化），那么每年所需要的投资，只占到全球GDP的1％。

这显然不是一笔过分奢侈的投资。斯特恩对《财经》表示，这样一笔支出根本不足以中断现在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剧烈变化。

然而，不少人对这个数字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斯特恩在高估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的同时，又人为低估了从目前的经济体系过渡到“低碳（排放）经济”的成本。

根据《京都议定书》，仅要求发达国家到2012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1990年下降5.2％的目标。但从实际进展看，加拿大、日本以及欧盟一些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都有相当难度，何况到2050年要达到削减60％－80％的额度。

一些经济学家、能源专家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就指出，目前全球接近九成的能源供应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化石能源，要实现整体转型，其成本可以想像。

中国面临更大挑战

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江家驷表示，斯特恩报告虽然只是“系列警报”中最新的一次，但“中国过分重视能源问题，相对忽略气候问题”的取向，确实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不少专家、学者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都发出了类似警告。

在目前《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中国企业及政府还可以从碳交易中获得一些收入。

但在“斯特恩报告”之后，一种担心是――气候问题有可能越来越多地成为新的“国际性工具”，中国必须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斯特恩报告，是直接受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Brown）委托完成的。舆论普遍认为，布朗很有可能明年接任首相职务；届时，英国可能会在欧盟提出更加激进的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建议。而随着共和党在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遭到挫折，一直对气候变化持强硬立场的美国态度也有望出现松动，从而加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合唱”中。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的报告，预计到2009年，中国将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接近政府决策层的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至少在2050年之前，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都不会倾向于接受硬性的排放限额。但是，中国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斯特恩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指出，要把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百万分之五百五十，不仅发达国家要作出大幅削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使得2050年的排放与1990年相比，增长幅度不超过四分之一。

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中国的人均碳（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五分之一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但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如果不做大的结构调整，中国人均碳排放突破世界平均水平并不遥远。

11月10日，正在访华的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北京发表演讲时就表示，将来的WTO谈判中，可能会考虑到气候变化因素，比如对“气候友好型”的产品征收更低的关税等。而这些一旦付诸实施，显然，会使得正在经受“绿色壁垒”困扰的众多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是，中国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的政策、制度、技术以及资金方面的挑战，也是可想而知的。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博士接受《财经》采访时就指出，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更缺乏足够的技术来完成这种转型。他呼吁建立类似于“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会”这样的机制，来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良好的支持。

1987年，旨在削减臭氧层消耗物质用量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正式签署；三年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产品替代。截止到今年4月，发达国家等对这个基金的投入已经超过20亿美元；在全部189个缔约国中，有143个已经达到了排放削减目标。

目前，已经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建议设立类似的基金会，由美国、澳大利亚等人均碳排放大国出资，通过基金的形式来购买其“超额额度”。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斯特恩也承认，仅仅依靠现有的机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然难以在财政上得到保障。要知道，要完成这种经济转型，每年需要的投资都在200亿－3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