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1

西方人性假设理论内容丰富，从演进历史看，先后出现过“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X-Y理论”、“复杂人”与“文化人”等人性假设（裴广一，■马娇（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葫芦岛校区教务处辽宁葫芦岛125105）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2011）。但仔细地研究，最基本的假设还是“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源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指出人是“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工作只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报酬。以此，以泰勒为代表的古典管理学者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表现为强调用物质和经济利益来刺激工人努力工作，把重点放在对事和物的管理，忽视个人的需要和目标，重视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建设，提倡权威控制以保证企业生产高效率。

（二）“社会人”假设

20世纪30年代左右，伊尔顿•梅奥在“霍桑实验”的后半期，发现员工的工作产量同工作条件、工资报酬等没有绝对直接的联系，而与人们的社会性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对此，他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即人除了物质条件需求之外，还有社会需要，如人的行为受感情支配，包括工友间的友情、工作环境带来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重等（李靖，2009）。显然，“社会人”假设使管理者对人性的认识和判断更进一步，与之对应的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行为科学理论则强调人的情感的作用，在管理方法上主张满足人的爱、归属等高级需要。

（三）“自我实现人”假设

马斯洛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马斯洛发表了最有影响的论文《人类动机理论》，首次提出“自我实现”的概念。随后经过十余年的总结，于1954年出版《动机与人格》书中，马斯洛用了三章介绍自我实现人的十九个印象、爱情和创造性，指出“自我实现是通向最完整的人性的途径或人的存在”。沙因对自我实现人假设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人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我实现需要，寻求工作上的意义。

（四）“复杂人”假设

美国学者艾德佳•沙因在综合前三种人性假设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指出人的需要和潜力不是绝对的，会随着时间、知识、地位、环境等的改变而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和能力，对不同的管理方式有不同反应（杨新荣、唐云飞，2009）。基于此假设的权变管理理论认为，没有一成不变或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模式，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内外环境与管理技术等因素，灵活地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管理方式要适合于工作性质、成员素质等。“复杂人”观点强调因人、事、环境而异，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管理方式。

二、管理者对西方人性假设理论及其管理模式认识的误区

（一）认为人性假设理论有优劣之分

在访谈和观察到的管理者中，部分管理者存在一种观点，即“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存在优劣之分，如前者优于后者，使得其更喜欢严格的制度管理—科学管理模式。在进一步探究过程中发现，上述管理者比较强势，坚持己见，共同之处是都不够重视与员工的沟通，忽略员工参与的重要性。如访谈中的A牌木门专卖店店长认为，员工就是为了挣取工资才来工作的，如果没有经济回报，他们就会偷懒或离职，且是自私的，不会主动完成没有报酬的任务量。显然，该店长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优于“社会人”假设的。

（二）以偏概全地认识人性

研究发现管理者以偏概全，只看到人性局部的需要或表现，就过分估计员工在某个方面的特殊性（周文霞，1999）。人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显然，部分管理者忽略了人性这一特征。人性演化进程中，由“经济人”假设引伸出的以经济利益为诱因，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模式，就是因为只看到了人性中追求经济利益的一面而忽视人性中的其他方面所造成的。“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行为科学理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过分强调对企业中人的因素进行研究，提出改善上下级关系，下放权利等，但又相对忽视了企业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三）静态地认识人性问题

人性具有可变性和可塑造性的特征，即人性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假设员工A在刚入某企业时，因技术、经验等缺乏而薪酬较低，因此A更多的是追求经济利益，而随着工龄的增长，薪酬的增加逐渐降低A对此的需求程度，反而职务升迁、良好的人际关系等主导了其需要。但是，调查中部分管理者却孤立地、静态地理解人性假设理论，不能充分认识到人性假设是处于绝对运动变化中和自动生成的动态中的。人性假设受个人需要、组织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迁。“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文化人”等假设理论就是在不同阶段上对人性的一种静态揭示，而没有从“人之为人”的角度，从根本上表明人何以成为自身的动态创造。

三、人性假设理论的科学认识与管理模式科学选择

（一）科学认识管理中的人性假设

从人性内涵出发，可以全面地解释人性；从西方人性假设理论演进史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理论的产生背景和对应的管理模式：科学管理—行为管理—权变管理；从现实出发，调查分析现存的对西方人性假设理论的错误认识和理解，可以有针对性地改正以往的认知，走出认识误区。人性是对人的本质的综合描述，既反映人的动物求生本性，也反映了人之为人的、能劳动创造的、更高级的社会性，具有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可变与可塑造的统一性、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统一性。人性理论的演化证明了人性假设内容会随着时代进步而变化发展。因此，只有真正了解人性的内涵和特征，深入研究西方人性假设理论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结合实际管理环境和社会大背景，才能对管理中的人性做出科学的认识。

（二）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科学选择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1篇2

[关键词]本土资源法治西体中用法律过程转化一重反思无形消耗

一本土资源的内涵和理解

在市场经济及法治思想刚刚萌芽的中国的今天，各种学术理论观点的争鸣，让我们看到了法治在中国的希望，但就在法治思想尚还幼稚的现阶段，这种思想的冲突似乎也给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方向及方式等方面变的更加模糊和进退两难。特别是在涉及法治建构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有关本土资源以及“西化”，“本土化”等理论的激烈交锋。作者力图在这些问题中有所创新，为法治建设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近年来，以苏力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本土资源论”，为我国大规模移植西方的法律、法制打了一针镇定剂。我们暂且不论“本土资源论”的正确与否，但这一理论的提出确实也使不少学者和立法者冷静下来，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及理论进行反思。

无论是主张“本土资源论”的学者，还是反“本土资源论”的学者。似乎他们都未真正，正面，有意识的阐述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似乎在概念方面，双方已达成了共识。而作者认为，明确本土资源概念的真实内涵是创立本土资源论及本土资源的利用等相关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其理论可能存在的逻辑起点。基于以上原因，作者着重从本土资源质、量两大方面阐述本土资源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相关理论。

一从质的方面分析“资源”在《辞海》中的解释为“生产原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本土”被解释为“原来生长地”。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本土资源的字面意义应“源于原来生长地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而引申开来，便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分析：

第一“本土资源”是指所有的资源，还是仅涉及法的方面的资源，也可统称为法律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法律资源、法制资源、法治资源及法律技术资源等。苏力先生在《法治与本土资源》一书中说道“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容易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可见苏力先生所指的本土资源并不限于法律文化资源，作者也赞成这种观点。

第二“本土资源”可以区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具有可消耗性，可再生性或不可再生性。对于物质资源来说，常常具有消耗性和不可再生性。例如，我国的经济形态已从自然经济形态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形态，从一家一户的家庭农业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经济体制及制度资源已被逐渐消耗殆尽，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及商品经济形态资源，那么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资源来说，是否还对法治建设具有可利用性和价值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而对于法律文化资源等其他非物质资源来说，其是否还具有可消耗性呢？由于其本身的无形性，使得我们感觉到此类非物质资源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具有不可消耗性，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冲突中，有些本土资源被异化了，一些本土资源在冲突中可能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新的资源，还有一些外来文化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及力量的薄弱而被本土化，但不管怎样，本土资源都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原有纯粹性，被外来文化侵蚀，甚至吞并。作者把其称为非物质资源的无形消耗。区分有形消耗和无形消耗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从量的方面分析和理解本土资源的内涵。

第三“本土资源”具有专属性、本土性及纯粹性，也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专属的，完全产生于本国，本社会的历史及社会的资源。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主张建设法治国家应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现实情况，提出要对我国法制建设进行反思。作者对其的研究态度并无异议，它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但苏力先生研究的并不彻底，忽视了本土资源，本国传统的真正内涵，哪些是本土资源及其数量多少，缺少这些基础要件，使我们不由产生“本土资源论”带有空中楼阁之感。其实，苏力先生对我国法制进程及其理论的反思只是一重反思，仅指出了它的表象特征，而未深入其根源及本质，为此我们仍须对本土资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也即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以及“本土资源论”的理论基础或是根源何在。从苏力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并未清楚看到关于本土资源划分的标准及界限，其中，所谓的本土资源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已经被无形消耗的本土资源，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法律理论的影子，而并非纯粹的本土资源，更何谈本土性，专属性？

二从量的方面来分析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质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按照严整的本土资源内涵来分析和判断哪些是真正的本土资源及数量如何。从另一侧面，具体，形象地丰富本土资源的概念，以致更完整，更全面的理解，由于本土资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作者无法一一阐述，另由于该论题的在于讨论法治建设问题，应属于法律的范畴。因此，作者以法律文化资源为对象加以具体分析。

（一）从价值层面-观念资源分析庞德认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最草率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①纵观我国法律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首先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家与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化，此种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际上是家务，国法是家规的放大，国家内乱或国民争讼是家内不和睦的延伸。其二，传统中国文明存在法自然传统观念，老子说：“人地法，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因此，人道，天道乃是一道，人地法地法天法然，归根结底是法和谐。法自然的文化不存在选择，只有效法自然，一切才能功成事满，违背自然，必然招致灾难。其三，从传统经济结构及基础来看，传统中国是一个自然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力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并未养成交换及商业习惯，商品经济因素，这种经济一方面形成人对自然的依赖，妥协关系，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中国人直观、模糊、对称、整体（和谐）、妥协的思想特征。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推出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是追求一种和谐和无讼。因此，真正追求和谐与无讼的法律文化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二）从体制层面-体制资源分析首先，从法律体制方面来看，以刑为主，诸法合一。其主要法律形式有诰、誓、训、谟，范、刑、律等。从具体法律规范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个重要的特点即大部分是刑法规范以及拥有极权的统治者亲自或授命他人颁布的规范。因此，也暴露了其“君权至上”，“专制集权”的精神实质。

其次，从权力体制及分配结构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体制和权力结构并不尽相同。但自秦汉以后，所有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均臣服于皇权，皇权的至高无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体现的。司法和行政的合一以及司法不具有独立地位更进一步说明了所有大权都被国家政权者-皇帝牢牢控制着。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体制资源体现了君权至上，集权专制的实质，其精神本质即是“人治”。因此，以“人治”为精神核心的体制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三）从经济结构，体制及运行模式层面-经济基础资源分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结构及运行模式也在一定程度决定并影响着观念，传统，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等非物质资源的取向与选择。为了便于全面理解本土资源量上的内涵，作者主要分析经济基础资源的具体内涵及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始终以私有制为基础，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尽管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交换、商业习惯等商品经济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给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解决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后，市场经济终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落脚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资源已逐渐分化，消耗而为商品经济资源代替，不断退出本土资源的范畴。除以上论述的三种以外，本土资源还包括一些法律技术资源，法律典籍资源以及习惯法资源，这里不在一一阐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如经济基础等物质性资源由于客观情况的影响，逐渐消耗，而在量上不断减少。而对于观念资源、体制资源等非物质性资源却由于外来文化的侵入，即所谓“无形消耗”而丧失纯粹性，一些也在退出本地资源的范畴。因此，专属，纯粹的本土资源在西方强势资源的优劣对比中，进行着自觉或不自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消耗而走向衰弱。

“本土资源论”产生于法治构建以及法治现代化的领域中，因此，关于本土资源的讨论目的无非是研究分析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何在。也即本土资源的利用问题。在研究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法治的内涵及内在要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给“法治”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③由此，可得出法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至上性。后来的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在对“法治”一词的具体表达上虽然也存在着差异，但所理解的精神大意却是一致或相似的。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2）法治的核心是国家不仅通过法进行统治，而且本身也为其所支配，即“以法律制约权力”。（3）法治的直接目标是取消专制与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治要求没有一切权力超越法律之上，即“法律至上”。（5）法治既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又是一种价值目标。④然而，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很的差异，甚至背道而驰。除了部分法律技术资源等一些较少或完全不反映阶级意志的本土资源尚存一定价值外，其余的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进程的可利用的数量及效果如何，显而易见。

二法治建构模式

谈到本土资源其自然会引申到法治及法治建构模式的问题上。目前，我国在法治建构理论中存在三种观点。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先中体西用，在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持“中体西用”的学者主张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国传统资源，强调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本国情况的特殊性，以本土资源为本体（理论框架），以吸收、借鉴、转化西方资源为辅，来建构我国的法治理论。持上述观点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们仍停留在一重反思上，而未对问题追根求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阐明本土资源的内涵及数量。因此，在面对一些诸如“本土资源是什么，有多少，可利用性怎样，能作为”体“吗？”等问题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由此而建的“中体西用”的理论更无法站稳脚跟。而对于持“先中体西用，再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的观点学者，则是在西方资源与本土资源的强弱对比中的妥协，体现了他们吸收、借鉴西方资源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担心在此过程中而带来的冲击和动荡。因此，他们便运用一种看似有理的“过程论”来掩盖这种理论基础的虚空。究其原因，其一，他们并没有正确分析本土资源的真正内涵，因而无法在中西法律资源的对比中作出明确的选择。其二，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中体西用上，试想在“人治”思想框架下，去发展我们所谓的“法治”，那我们的法律规范应体现“人治”还是“法治”呢？其精神实质永远摆脱不了“人治”的束缚。因此，以此建设我国法治也只能在“人治”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更何谈转化到“西体中用”以及法治的建立和现代化？然而，对于持“西体中用”者，则是在中西法律资源的比较中，充分分析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的内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反映在法治建构模式的理论。作者在总体框架上同意此种理论，但涉及某些具体问题上，并不完全苟同。希望能提出几点问题引出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的反思。

一首先分析“西体中用”理论的可行性。

（一）从经济上看，目前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已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形态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已渐入正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有充分完备的法律及法制来确认、维护和保障公平竞争的经济关系和市场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率先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建构我国的经济体制，模式以及运行方式，并不断减少差距，日趋完备，因而具有更多融通性和共性，从而也为法治领域中的“西体中用”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概念质、量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中国传统本土资源在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影响下，进行着无形或有形的消耗，无论在本质，还是数量上，本土资源已无法在法治建立及现代化的过程中担任“主体”角色，而只能退到配角的地位中。

（三）从人的法律概念，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传统去分析，由于国家之间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中产生差异。在目前状况下，中西的最大差异可能存在与人们的法律观念，意识以及法律传统方面。因此，也成为那些反“西体中用”理论者攻击的重心。我们冷静思考一下，首先，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的本性方面是否有实质的不同？不管是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主张的“人性本恶”论，还是孔孟主张的“人性本善”论，他们都不能否认人们心中对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的向往，这些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追求。其次，造成我们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淡薄的深层原因是传统经济结构和专制集权的体制。最后，在我们人民的传统观念并非完全不存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的因子。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第一次是1902年，沈家本受命大力改革旧律，移植大量西方国家的法律。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移植前苏联的法律，再加上历史上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民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家法律的移植，所有这些都在影响着国民的传统法律观念，启蒙法律意识，民主、自由、法治、权利的思想逐渐改变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因此，进一步为“西体中用”理论被公众接受提供了观念基础。

二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提出的几点问题（一）“西体中用”的时空条件合适性问题。也即在我们引进西法律资源时，应充分考虑到与目前我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与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的适应。而我们当前的“西体中用”理论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大量地移植西方现行的法律，构建西方的法治模式，从而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性。其效果是许多法律无法得到实施。市场经济固然需要法治的保障，但不是法律越多越好，越先进越好。它存在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实良性互动的问题。反之，则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西体中用”理论应注意找到一个合适的接轨点。尽管当前西方的法律较为完善，体制也较为完备，但它并不是我国现在要找的接轨点。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是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态，充分发展和积累的经济基础以及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这些并不是我国目前所具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国情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现代法治思想刚刚萌芽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相似之处。因此，在我们建构当前法治模式时，更要着重考虑西方国家相应时期的法律规范，法治模式，避免盲目与国际接轨。而这才是我们所要找的合适的接轨点。

（二）“西体中用”存在一个法律过程转化问题。所谓“法律过程转化”就是一个具体法律过程完结后，向与它有必然联系的另一具体法律过程逐渐过渡或飞跃。⑤由于这一转化过程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因此，也无法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来区分这两个具体法律过程。但为了方便理解和阐述该问题，我们以上述的接轨点为分界线来区分为接轨前，接轨后两个法律过程。我们知道，法律作为社会现象，其生成，发展，变更及消亡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而目前我国在法治理论领域也存在着“自然演变论”和“政府推导论”。前者主张法具有内在的演变规律，在法的发展过程中应顺应这一规律，而减少或排除政府推导等其他外力的干扰。“政府推导论”认为政府具有认识规律的能力及前瞻性，强调人的主动能动性。通过政府的模式设计，发展规划来推动法律的发展。作者认为在接轨之前的法律过程中，即吸收西方法律资源来建构我国法治模式和框架的过程。由于，我国的特殊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以及“人治”精神的毒害，再加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我国法制的践踏，使得我国法治的发展偏离可法的内在发展规律，呈现出畸形甚至甚至后退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应充分运用其主观能动性，认真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正确认识法的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时矫正畸形的发展方向，使其渐入正规。其二，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二者诚良性互动趋势以后，由于人主观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及人性的不可信任性，必然要使政府的身份由积极推导者转化为消极裁判者，以免因政府推导的力度，方式不当而阻碍法治正常发展，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3

关键词：主体性自然观西方马克思主义

abstract:human’sindependentprincipleisthewestmarxisminaphilosophycornerstone,maysaythatisthewestcapitalismdevelopmentintrinsicenergeticpower.lookingfromthecontemporarywest’sdevelopmentcondition,ifitsextensionisthemodernphilosophyperson’sstudyomni-directionaldevelopment,thenitsconnotationistaketheindividualstandardascoreindependentprincipleinreliefing.

keyword:independentnatural

前言

1930年德国哲学家、革命活动家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中第一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意指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西方革命道理的争论问题上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柯尔施将他自己所代表的理论思潮称为“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wwW.133229.COm50年代中期，法国哲学家梅劳一庞蒂发表《辩证法的历险》，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不同，把在政治上同列宁主义相抗衡，在哲学上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追溯到1923年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欧、西欧所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从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80多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逐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演化为一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社会思潮。

一、主体性原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体现

第一，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自然只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否认自然界自身的运动变化及规律。卢卡奇认为在任何给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自然形式、内容、范围和它的客观性都受到相应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他主张，人们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增长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这方面的知识应归属于社会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成问题，与其说是形而上学问题，还不如说是历史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人们对任何历史时期的考察都建基于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上的，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都可以用社会哲学来加以解释，对任何自然的考察都基于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功能就得到了进一步强调。

第二，只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辩证法；只有革命辩证法，没有科学辩证法。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即唯物辩证法。“认识到这种方法被限定在历史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恩格斯的辩证法的说明所产生的误解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到自然界。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等等——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却是没有的。”在卢卡奇看来，“自然辩证法”，它撇开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活动去讨论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发展规律，必然掩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本性和革命本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恩格斯割裂了历史（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把辩证法错误地推广到自然领域，使之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列斐伏尔和卢卡奇一样，也把辩证法归结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认为马克思既同认为人类、社会干预之前，自然就包含辩证运动的晚年恩格斯相对立，又同认为物质独立于意识，认识是现实的拷贝的列宁相对立。萨特把“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归咎于恩格斯，认为正是恩格斯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才使辩证法成为“教条主义的公式”。

二、主体性原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体现

第一，否认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认为决定论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卢卡奇提出总体性理论，并认为马克思只重视了经济的决定因素，而忽视了其他作用，强调多元论和总体性。他认为，这种对经济因素，特别是对经济运动法则的片面强调，必然钝化无产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和批判力，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主体性。因此他写道：“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经济动机的优先性，而是总体性的观判点”。萨特则指责历史决定论反映了本质上是对特定社会秩序的保守的合法化。它不能促进无产阶级自我决定的革命意识，而只是把人们的自由放在一种神秘的学说和一个官僚机器中。

第二，抬高主体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社会史历史发展看成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人为的过程。卢卡奇强调，历史过程并不在我们之外，恰恰相反，它正是由我们的行动构成的。人不是历史过程的消极旁观者，而是它的积极的参与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认为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个人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历史规律的主题。萨特表示承认经济条件对人的决定作用，但又强调种种环境条件都是人创造的。而人又在这些条件中创造着新的历史，所以人既是他自己产物的产物，又是一个决不能作为一个产物来看待的历史的动力。

第三，强调人的选择的重要性。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他们都强调人的选择的重要性。葛兰西认为，问题在于若干种可能发展中，究竟将发生哪一种，并不是由历史法则所决定的。历史无非是人的实践因而是包括意志在内的。布洛赫说，选择是自由的起点。马尔库塞认为，主体作为决定因素而出现。历史命令归根到底是由人给予的，因为规定这些命令的客观条件只是提供几个选择，人的自由的本质在于选择一种超越既定实践的可能的历史实践。

三、主体性原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体现

第一，否认反映论的观点。卢卡奇认为反映论的观点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事实上，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同等重要的侧面，不存在前者反映后者的问题。列斐伏尔认为，深入的唯物主义反映改造事物的活动，而绝不是反映事物，再没有比把“真实”放在一边，而把它在人脑中的“反映”放在另一边更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了。施密特认为，认识的任务不是在像一道石墙似地围着人们的现实面前投降，认识由于苏醒了淹没在既定事实中的人类历史过程，而证明现实是由人生产出来，因而能被他们所改变。

第二，攻击列宁的反映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集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只承认思想的能动创造。柯尔施指责列宁把认识看作消极反映与和谐一致的发展，是用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去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历史存在的总体性和一切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而是一种倒退式的修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概念完全复归到一种全然抽象的观点。梅劳·庞蒂也认为，列宁的新的独断论把认识主体放在历史的网络之外，使它几乎成为绝对的东西，解除了它的自我批评的任务，使马克思主义不必把自己的原则应用在自己身上。

第三，否认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柯尔施认为，如果像主张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那样去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那就是走到马克思斥之为直观的认识论的地方去，因为它仍然是把认识的行为看作只是对宇宙的消极同化。葛兰西认为，人类历史是认识的绝对界限，真的东西就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表现那种情境的现实的发展趋向的东西。梅劳·庞蒂则认为在意识本身之中就包含着自我纠正的根据。而要是把意识和存在对立起来。看成两种外在的实在，把意识看作是简单的反映，那么，意识就再也提不出任何标准来分辨自己身上什么是认识、什么是意识形态了，素朴实在论就必然变成怀疑论。

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探索尽管有曲解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因此，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吸取其理论的精华部分，来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卢卡奇著，张西平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研究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F239.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2）02

一、引言：高等教育的新环境、新主体呼唤新方法

高等教育面临国际化的新形势，同时高等教育的受众和主体也有新的变化，不仅包括“90后”的大学生受众，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新的教育工作者与教师队伍（即“70后”、“80后”的加入），对西方经济学教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在教学方式与手段上都要有所创新。

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学教学改革十分必要。刘志彪等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教学模式经过多次更新，但由于其是脱胎于苏联的教学设计思想，因此仍存在若干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或问题[1]。方福前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两大偏向：一是夸大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二是完全忽视西方经济学中所蕴含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全盘地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方法论意义来对待。他认为要矫正这两大偏向，必须进行教学理念、方法的改革[2]。逄锦聚从宏观层面指出了经济学教育教学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认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有待转变，高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合理化，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等方面[3]。

也有一些学者在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索。元惠萍从现代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方法入手，指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适合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由抽象转化到具体[4]。阮守武认为，像西方经济学这类基础课程的教学应该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中心，教师应该侧重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尤其是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5]。于泽认为，实验辅助教学是本科经济学教学较为理想的选择[6]。唐国华认为，教师应通过比较教学法使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课程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7]。

这些研究都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主要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尝试提出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几种可能的“新方法”，包括换位思考教学法、批判式教学法、内容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以期引发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二、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学教育宏观环境的新变化，面对教师与学生的“新主体”，如何设计、开发与选择西方经济学教学上的新方法，是本部分的核心研究主题。笔者认为，“换位思考教学法”、“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兴趣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抑或以上这一系列方法的综合运用可能构成西方经济学教学新方法的备选子集。

（一）换位思考教学法

在理论研究层面，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研究中有关换位思考法的研究较为鲜见；在实践教学层面，这一方法也未得到广泛运用。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与同行听课，笔者发现，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并促使学生站在教师的角度，实现双向换位思考，寻求相互间的交集，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主动将自身定位为学生，把握以下内容：学生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样的教方法，期望达到怎样的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学方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难点与教学重点的把握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当老师从学生的视角来开展教学时，一方面，更容易了解学生对教学重点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对教学难点的解决与根除功效更为显著，更容易了解学生为何“卡”在某个问题上，找到问题的症结。

例如，在微观经济学“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总效应”的讲解过程中，如若教师能实现学生身份的换位，就能够很容易把握学生在理解这组概念的过程中的难点，这个难点在于对“补偿预算线”的来缘和对替代效应的理解，即一种商品价格发生变动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其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发生变化；其二，使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我们界定替代效应时，却提及“在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对于两种商品而言，其中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二者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进而导致消费者对于该商品的需求量发生变动”，看似前后矛盾，而事实上，笔者认为，教学中的关键是让学生明白分析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时要剔除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此，在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界定过程常常出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这一表述，这样也容易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严谨与作为一门“科学”的显性特征。

（二）批判式与内容创新式教学法

这里的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均是相对教学内容而言，而非方式本身的创新。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将不仅使该部分内容取得较佳的传授效果，还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独立思考、创新的热情。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90后”，是富有创意的一代，教师理应注重这一层面的培养与训练。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对教师主体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更要求教师对此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进而形成对原有内容的批判与创新。也恰恰因为这一要求较高，这个方法在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国内一些微观经济学教材往往倾向于将“需求”与“需求量”这一对基本概念相互混淆，进而使学生产生极大误解，笔者曾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上复习微观经济学内容时，问及“影响需求的首要因素”，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价格，而且其理论根据均是来自于教材。

（三）研究式教学法

所谓研究式教学法，就是针对相关课程中的核心内容、重点内容、难点内容，在对基础理论进行讲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式教学法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还有利于对课程重点与难点的把握。当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根据差异化受众主体有针对性地、适当地应用，比如综合性大学可以尝试将其作为主导性的教学方法，而普通财经高校和其他一般性高校则可将其贯穿于重点章节和重要知识点的教学过程之中。对重点和难点内容适当开展研究式教学，不仅不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或难度高，而且相反能提高其学习积极性，掌握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并能拓展其分析问题的思维和视野，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教师可以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在他们时间允许、精力充分和能力较强的情况下，要求他们个人单独完成，如若某些条件受限，可以采用分组开展，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

例如，教师讲解微观经济学的弹性理论时，可以布置学生在此基础上开展一定的应用研究，如“如何运用弹性理论看待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运用弹性理论对超市日常与周末商品差异化定价进行经济学分析”，“从供求理论与弹性理论看公园门票的定价问题”等。再如，在讲解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中国近年来采用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思考并形成若干小论文，如“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何提出保8而不是保7.6抑或9呢”，“家电下乡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内在机制与效果”，等等。

（四）体系式教学法

截至目前，体系式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中较为鲜见，然而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逐步认识到该方法的必要性。这里的“体系”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教师在讲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个知识点的过程中都应该注重其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坐标位置，即该知识点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若能做到这一点，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具体的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衔接与连贯自然是水到渠成。事实上，这一教学方法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点和教学体系了然于心，否则就难以在教学过程中真正贯彻体系式教学法。

在教学实践中，体系式教学[鉴于国内各高校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有所差异，因此这里笔者基于国内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进行阐述。]十分必要。如从对微观经济学整个体系的把握来看，教师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来引导学生对整个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进行把握：（1）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全貌进行介绍以使学生对之有个概览；（2）通过供求理论引出课程核心理论，即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尤其要强调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并将价格理论作为课程体系的主线；（3）进入微观经济学的两大微观主体之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费行为理论）的介绍；（4）从生产论、成本论开始介绍另一大微观主体――企业的供给行为决策过程；（5）引导学生思考连接两大微观主体的纽带，这个纽带显然是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6）围绕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类型展开对市场行为的介绍；（7）在上述讲述的基础上可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在市场体系中是否存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经济效率，后一问题可引导学生进入福利经济学的学习范畴；（8）指出市场不是万能的，由此引出对微观经济干预的介绍。

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教师可以主要以国民收入或总产出为分析框架展开教学：第一，从国民收入的概念界定入手，介绍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第二，在国民收入内涵与核算基础上，讨论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三，利用IS―LM分析工具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仍然是探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与此同时对均衡利率的决定进行分析；第四，从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层面，仍借用IS―LM模型，论证财政或货币政策的运用组合方式以及政策效果，落脚点同样在国民收入；第五，借用另一种分析框架或工具，即AD―AS模型，放松在IS―LM分析中价格P不变的假定，使得分析更为接近经济现实，探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六，表面上探讨失业与通货膨胀间的内在关系，实质上仍围绕总产出为中间变量开展论证；第七，放松IS―LM、AD―AS模型中国际汇率E固定不变的假定，基于全球视角将汇率内生化进行考察，利用IS―LM―BP模型探讨国内外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八，从长期视角分析国民收入增长的趋势问题以及周期性波动问题。显然，国民收入构成其整个分析过程的核心主线。

这一方法的运用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师在全程教学过程能否做到认真对待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每一门分课程、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个知识点。

（五）启发式教学法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最先提出了启发式教学法，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研究中并没能具体细化，也不具可操作性。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教学的初始阶段，而且还可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教师不仅可以利用教学内容之外的经典寓言、人生哲理、世界观与价值观等方式来开展教学，还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学课程自身内容进行启发。

教学过程中的启发非常重要，它能引起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结合经济生活的现实，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企业微观经济主体是如何定价的？该考虑和权衡哪些变量和因素？如若定价不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实当中又有哪些成功案例和惨败的经验教训？这一系列问题对学生的启发足以引起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再比如，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如何判定与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与趋势?宏观经济政策该如何制定？政策力度该如何把握与决策？政策效果当如何评价？这一系列贴近现实的问题必然能激发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六）兴趣式教学法

兴趣教学法对于任何一门课程都非常重要，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研究中，笔者之所以撑起为“新方法”，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兴趣式教学法的核心在于从根本上激发教师“教”的热情与学生“学”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应成为授课教师思考的重要问题。当学生兴趣被调动时，教师就在一定程度上驾驭了整个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也就完成了一半。至于学生的兴趣如何激发，其实上述每一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学生兴趣的调动，将学生导向有意义的学习，促进其知识的长期保持，并为其进一步的深入学习与探究提供了动机。从宏观层面来讲，校园的教风与学风、良好的校园文化塑造、学生整体的精神面貌等都会对其有较为深刻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教师的人格魅力、具体的课堂传授方式等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某种意义上说，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是一门艺术，它并没有标准划一的方法或模式。对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而言，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比如常见的生活案例，“假定今天早晨你的口袋中只有3元钱，你如何安排你的早餐？”“假若只有馒头和油条，你又会如何选择你的消费组合？”这会让学生对“消费者行为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兴趣激发式教学会让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产生意犹未尽之感。

（七）实验教学法

尽管实验教学法在众多课程（如物理、化学等）的教学中被广泛应用，然而事实上，这一方法目前在国内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尽管实验经济学这门课程近年来已逐渐被引入到我国，并重点采用实验方法进行教学，但截至目前，它在我国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用仍较为鲜见。

实验教学法的应用，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与热情，进而转向研究式学习的境界。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地运用这一方法。事实上，很多教师会有疑问：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中如何去设计实验？换句话说，设计实验很难。事实上，现有研究已为教师提供了很多良好的素材，教师主体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经济学家张伯伦（E.Chambelin）曾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市场实验，用以研究市场的不完全性。尽管由于众多原因他当时未能取得成功，但这却为实验方法的应用与拓展提供了重要思路。随后，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史密斯（V.L.Smith）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并倡导经济学实验方法，促成了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借鉴史密斯有关市场机理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同样可以设定由某班全班同学进行经济学实验，具体的做法是：将该班同学随机分成市场上的购买者和销售者两组，然后由这两组模拟市场进行自发交易，最后通过实验中的供需情况，来观察市场上的均衡价格是如何实现的。这样可以让学生充分体会供求理论以及均衡价格的决定过程，进而也使其能够通过实验实现对理论的验证。

三、评价与建议

以上论述了笔者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探索的一些可行的新方法。事实上，以上方法的运用，教学效果也较为显著。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和讨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内在潜力也得到挖掘，不仅表现在课程成绩和成果方面，还表现在理论的升华、分析问题的视角拓展与能力的提升、实践应用等诸多方面，学生的创新实践立项、获奖、等比率均表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述教学方法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对其重要性的主观价值判断。事实上，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很难量化每一种方法的具体效果。这一系列的“新”方法，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学中所提及的一般教学方法相比，结合了经济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特征，显得更为具体、更为专业，因此更具有针对性。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笔者建议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对以上教学新方法进行综合运用，而不是单一方法或单纯几种方法的组合运用。

其次，鉴于专业之间的差异，比如经济学专业与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的不同，教师也需要在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上有所侧重。

最后，教学方法的内涵界定上通常不仅包括教师“教”的方法，而且包括学生“学”的方法，本文这里论及的“新”的教学方法，事实上更凸显了这一方法论上的内涵特征，即不仅对西方经济学教师在“如何教”方面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学生在“如何学”（包括批判式学习、创新式学习、研究式学习、体系式的系统学习、实验中学习等）方面具有重要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志彪，王国生.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教学的特色及启示[J].教学与研究，1999（12）：64-69.

[2]方福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大学教学，2005（9）：13-15.

[3]逄锦聚.当前经济学教育教学面临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J].中国大学教学，2010（1）：10-12.

[4]元惠萍.思想与工具――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教学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5（8）：18-19.

[5]阮守武.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2009（10）：44-45.

[6]于泽.我国本科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9（4）：70-76.

[7]唐国华.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妥善处理[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2（1）：98-102.

TheNewResearchontheTeachingMethodsofWesternEconomicsinChina

FanShide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1篇5

笔者认为，在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一个主题（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一条主线（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我国经济法的法观念，使之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制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由于中国经济法传统理论深受前苏联经济法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法理论的影响，往往不是倒向前苏联经济法理论就是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法理论。目前虽然持根源于前苏联经济法理论的“纵横统一说”的学者越来越少，但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法理论的认识却存在片面性，例如相当多的学者对美国经济法理论不分时间、空间、体制、背景的推崇备至。笔者认为，由于经济法本身所存在的复杂性，形而上学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机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可能会遮蔽中国经济法的真问题，对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并不有利。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原点上，对经济法的法观念重新审视，以获得经济法基本观念的确定性和共识性，以推动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

一、经济法的本质应当是以人为本

计划经济体制不仅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而且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背景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对社会的松绑，更为关键的是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地方政府由此享有了独立的财税收入权和投资权，强烈的经济利益刺激，使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和各类工业园区，同时积极向外拓展市场，揭开了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的序幕。应当说，这种竞争对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以提高GDP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作为首要考虑，相对忽略社会建设和公民福利，因此，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以物为本”，即片面追求GDP和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出现了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贫富分化。对此现象，学界并没有及时进行有力的反思和批判，反而不乏附和之声。随着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种实践和理论层面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遏制。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在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我国经济法的本质应该得以确立，那就是“以人为本，提升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自由水平”。这样，对我国经济法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就经济论经济，而应当扩大到以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与政治、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领域当中去。关于经济与摘要：关于经济法的法观念历来争论很大，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经济法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以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问题，国内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史际春教授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经济离不开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为经济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2]但关于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的问题，鲜见阐述。笔者认为，纯粹的经济领域是不存在的，政治体制必须与经济规律相吻合，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国家发展问题，国家须伸出有形之手，才能解决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这一领域以国防利益为典型，这种经济法制度安排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对这一认识，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发表了相似的见解。如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嵌入式”理论认为，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3]这种观点为我们重新认识经济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二、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应当是市场经济，法律基础应当是民商法

西方国家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市场出现失灵导致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日益严重的市场垄断削弱了竞争，市场欠缺活力，妨碍技术进步，剥夺消费者剩余；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市场唯利性、信息不对称产生大面积社会侵权；市场力量不平衡产生分配矛盾等等。为了缓解经济、社会矛盾，西方国家在继续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基础上，辅之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经济、社会关系，这就出现了一类新型法律部门———经济法。其典型立法如罗斯福新政期间的各项立法，以及美国制定的世界上首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在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虽然出现了历史偏差和波折，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违背，终与西方发达国家殊途同归。因此，我国也必将出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以民商法为法律保障的。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法必须以民商法为前提，为法律基础。经济法只有在民商法出现空白或失灵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民商法调整不足，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因此，当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在于强化民商法的作用，扩充民商法的调整空间，这就需要进一步强调和突出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股权（公司）等法律制度调动和整合经济资源的功能，为进一步挖掘我国市场经济的潜力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考虑经济法作用的发挥。当然，我国当前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市场缺陷，如分配不公问题；此外还有一些特有的中国式经济问题，如政府管制过度、与民争利等问题。在这些方面，既要讲政府调节，也要讲政府限权，经济法作用应该得以凸显。

三、经济法具有公法性

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看，经济法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其公法属性。如前所述，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经济法是在市场垄断破坏市场活力，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市场唯利性、信息不对称产生大面积侵权，市场力量不平衡产生分配矛盾的社会背景下，不得不引入国家公权力调整而产生的。这就注定了经济法不管是采用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采用间接手段还是直接手段调整经济关系，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公权力的因素。由于经济法调整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地位是不对等的，因而经济法必然具有公法属性，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公法规范。考察我国现行经济运行状况，则经济法的公法属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对公权力的依赖性很强，另一方面又没有解决好公权力错误配置和失控的问题，导致对市场经济运行构成极大威胁。按照吴敬琏教授的说法，这一情形属于中国当前的“体制”，包括“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等”[4]。这类问题呼唤经济法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科学且强有力的规范，其正是当代中国经济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四、经济法的整体性

按照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的说法，经济是嵌入于政治、社会等领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经济法整体性特征的一个表现。这个问题前已提及，这里暂且不论，笔者仅就经济法在经济领域内部表现出的整体性特征作一阐述。就特定国家或地方而言，其经济发展的条件与其它国家或其它地方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一方面要考虑发挥本国或本地方的比较优势与其他国家或地方形成产业分工或产业承接，扩大市场范围；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本国或本地区产业的高度化问题，创造条件发展先导产业，引领市场发展，从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展开产业竞争。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彰显出了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区域化规律。经济法必然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这个规律，考虑本国或本地区与其它国家或其它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确定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法的上述特征就是其整体性，也可以称之为经济法的联系性或系统性。五、经济法的必然性经济法的必然性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包括很多方面：从市场幅度角度看，市场幅度越大，生产交换就越发达，市场就越活跃，生产的财富就越多；从制度角度看，国家公权力越受约束，市场主体的权利自由越有保障，市场信用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决定了资源配置越有效率；从科学技术要素和科学管理要素的角度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在上述问题上都曾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波动和摇摆。以工业化为例，改革开放早期工业化确实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于是许多人推崇工业化，但对生态保护避而不谈。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生态恶化，中央调整了大政方针，提出科学发展问题，于是一些人转而将工业化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只讲生态保护，淡化对工业化的主张。殊不知工业化与生态保护可以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同时工业化又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论断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至关重要。总之，为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经济法必须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上述必然性，加以吸收并固化为经济法的原则和基本制度。

六、经济法的历史阶段性

经济发展是有其共同规律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由于其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其发展能力、发展水平又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关注这些个性特征，并给予特定的制度供给和制度支持，将为有效促进该国该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就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法发展的经验而言，其当代经济法的主要任务在于应对广泛出现的市场缺陷，扩大市场空间、以及提升本国经济发展质量，增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我国除了要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以外，基于我国转轨经济的特征，当前更要注重市场发育不足，总体工业化水平低，公权力不当干预市场比较严重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转轨）经济法的历史使命不是要通过政府来弥补市场缺陷而是要培育市场；（转轨）经济法的核心任务是要反行政干预而不是反垄断；（转轨）经济法的基本功能是控权而不是授权；（转轨）经济法应以公平为第一价值取向。”[5]与上述认识一致，史际春教授认为财政法才是中国当代经济法的龙头法。[6]对中国不同区域而言，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各地尤其是东中西部发展水平显然已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我们应正视这一现实，在国家统一法律和中央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根据各地实际允许不同地方或区域采取适当的地方性制度和政策安排。例如，在贵州这样的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还相当落后，就应当在地方性经济立法方面积极探索促进贵州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安排。

七、经济法的变迁性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核心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核心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7

论文摘要:明确指出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是新的帝国主义批判的话语.在考察了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特征之后，分析了后殖民文化批判对传统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

随着帝国主义的新的发展，尤其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全球性扩张的条件下，帝国主义批判亦产生了它的后现代形式，即深受瞩目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

一、后殖民文化批判兴起的背景

詹明信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已经重新出现了的问题.这是指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时代—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1)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失去了国界—这一惊呼是对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简洁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为全球资本主义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增长，但它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病疾扩展到全球范围，20世纪后期爆发的数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都是教训惨痛的实例.同时，经济全球化还加剧了贫富分化等全球性问题.

2)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是文化全球化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全球扩张.当下文化全球化表现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特别是美式大众消费文化模式的全球化.许多学者忧虑地指出，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这就必然招致更多的文化冲突，表现为世界范围的种种文化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思潮和运动的泛滥.

3)规制主义和政治全球化.面对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美国人提出“规制主义”新概念，以建立起符合美国安全观和根本利益的全球新秩序.这种规制主义是霸权主义、孤立主义、民主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组合.从冷战时代的遏制理论到今天的“规制主义”，证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谋求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还意图实现政治全球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卖力地鼓吹和输出自由市场经济，加强美国价值观的推广;另一方面频频展开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在必要的时候，则动不动诉诸武力，科索沃战争就是其政治全球化的赤裸实践，而执意发展NMD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诚然，从其客观性看，全球化是一种由外在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文化交往等构成的自发的、自然的、客观的过程.但从其主观性方面看，当下的全球化进程显然浸透着西方主观意志，全球化的格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平等状态.这样的现实不能不激人思考:如何来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在原先的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以后，它们与原先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又该如何改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总是难圆?后殖民文化批判思潮就是这种反思的理论成果.

二、后殖民文化批判的主要特征

后殖民文化批判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化领域的理论话语，但它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而是更为侧重分析新形势下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等充满政治性的主题.面对当下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越来越由外在的转向内在的、掩蔽的;殖民手段越来越由直接的、强硬的趋于间接的、软化的;从非殖民化、现代化到全球化，西方允诺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谎言”，后殖民文化批判把全部精力投人到颠覆帝国主义权威表达，挑战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斗争中去，致力于建构拆除帝国主义的科学.后殖民文化批判首先指出，必须用“后殖民状态”取代带有西方中心色彩的“后现代状态”概念，以描绘当下新的世界格局，即以第一世界通过国际资本主义对第二世界的压迫和控制来把握当今的世界秩序;然后他们认为在后殖民时期，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同为文化批判，后现代批判主要是在西方社会文化范围中的内向自省，而后殖民批判则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也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当然，作为产生发展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与传统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妨把它称作“后现代的帝国主义批判”.其主要特点是:

1)从批判对象看:后殖民批判把后现代看成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主义结构的时代，即它批判的是“后现代的帝国主义”.后殖民文化批判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认识框架.赛义德说，“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通文化领域中徘徊.换言之，后殖民批判所理解的帝国主义有着广泛的殖民与被殖民、压迫与被压迫的形式.它体现为对包含在任何不平等的差异关系及其权力结构之中的压迫形式的对抗.因此他们认为:①保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仍然遵循着帝国主义开辟的同样的轨迹;②发达国家内部的文化倾销现象也视为文化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也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此外，在后殖民批判家看来，原先的帝国主义批判，重点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与战争，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反而被掩盖了，因为殖民化的他者被隐形不见了.因此，后殖民文化批判要把原先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为批判的中心.

2)从批判角度看:后殖民文化批判是一种以文化、文学为阵地的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家基本上都是从文艺、文学批评人手来展开批判的，而在其内部，也通过对彼此文本的论争，形成一种富于戏剧性的理论张力.在后殖民理论家们看来，帝国主义的本质正藏匿在貌似公允无辜的西方文本当中.正是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他们读出了构成帝国主义的密码，而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解构，他们则完成了对帝国主义的解构.因此他们把自己的任务定义为解除心灵上的殖民状态、捍卫民族文化.这也就体现了后殖民文化批判独有的斗争方式的选择.

3)从批判主体看:批判主体从帝国之外转为帝国之内，乃至同时既在又不在帝国的内外(他们自认为的游离于任何国界).后殖民批判主体的状态可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边缘性和流亡性.即由于少数民族或性别及侨居身份的原因，他们在西方主流话语圈看来，还是属于边缘的.边缘性和无身份归宿的流亡性被认为是后殖民批判家的优势，因为流亡学者往往学贯东西，兼收并蓄两种文化传统的长处;而其边缘地位不为直接利益所迷障，所以能够做到旁观者清.第二种是游离性或灵活机动性，如斯皮瓦克可以随论战的需要，随时选择自己的首要身份—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解构批评家、印度裔少数民族等.还有一种是第一世界身份的批判者，他们身处第一世界，其关怀却是第三世界的，如詹明信.

4)从批判方法看:后殖民文化批判的方法呈现出纷纭的复杂状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坚持批判理论传统.②力倡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后殖民文化批判要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女性主义要解构男性霸权、边缘要解构中心—一句话，他者要解构主人叙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彻底摧毁基础主义，破除元叙事，主张文化叙述的多元化.所以后殖民文化批判不但大力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还大量引用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语言.③综合性和开放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人后殖民文化批判的行列，其方法也越来越变化多端，探讨的领域更为宽泛和多元化，④政治策略和变通性:这是后殖民文化批判获得普遍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后殖民文化批判对帝国主义批判的发展

1)后殖民文化批判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层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发展到后殖民阶段的新特征，发展了传统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后殖民文化批判的产生标志着对帝国主义的全面批判的开端，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各个层面上展开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列宁曾经指出他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是经济上的概念，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定义.事实上，仅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考虑不能解释更隐性层次的压迫，即精神、文化的压迫统治，也无法解释帝国主义新的经济形式、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与压迫，因此这样的批判仍是未完成的.

后殖民文化批判首先指出文化在帝国主义形成中的共谋关系.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仅仅是皇家海军、开司米，它还是维多利亚小说，而后者正是帝国所倚重的合理合法之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稍后形成的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霸权，也是通过无以数计的文化形式，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而文本作为帝国权威的一种载体，在一定情况下就是行使占有权的具体行为.当殖民者在日记中对新开地进行描写，或是他们在树木或石板上刻下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宣布他们安家立业和开始新的历史篇章的意愿时，往往就是意味着要将那一地区人们迄今为止的生活记录全部抹去或部分地抹去.所以书写也是一种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它不仅帮助建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权威，而且把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给掩饰起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帝国主义.

后殖民文化批判还揭露了帝国和殖民主义制度消灭之后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文化全球化实质依然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在西方的话语霸权统治下，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知识不能不处于屈就和边缘的地位，自然也就无法伸张与西方话语平等的合法性.结果是，第三世界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知识形式和历史的时候经受着深深的无力感，陷人失语困境—说的用的督是西方话语，连批判西方的武器都是由西方提供的!而这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文化混生的情况在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中更加复杂而深重.由是，帝国主义批判任重而道远.

2)后殖民文化批判深人揭露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基础和文化根源，向对非西方世界起意识形态霸权作用的西方现代观念及其表现(如东方主义)展开猛烈攻击.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东方主义”—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以西方的科学为标准、以西方思维为运思方式的关于东方的话语一一它反映并表现企图制约“东方”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从类似的角度出发，波林·洪托希的《非洲哲学:神话和现实》，莫定比的《发明非洲:灵知、哲学和知识秩序》等分析了西方怎样建构一个非洲主义.艾勒克·博埃默则指出西方19世纪后期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从根基上支撑了帝国主义的诡辩.这些分析和批判其实都集中于一个焦点，即西方的知识文化传统是帝国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文化根源，在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的背后是西方道德、文化和种族优越性等意识形态以及欧洲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传统的支持.

从文化根源来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殖民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已经消灭，但又会不断演变出新的殖民主义形式来.因为它的思想根源并未消灭，而是获得了新的形式和新的论据.尤其是美国，早先曾有过被殖民地的历史，更使其自认为是反殖民主义的斗士，是世界正义的化身.因此，美国的文化自信更是不得了，普济主义情结更是根深蒂固，美国文化的特殊性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人以为自己就是普遍性，以为美国便是历史的终结.今日的美国流淌的仍然是帝国的血液.当年罗马人修建大道，英国人修筑铁路、铺设电话电缆，而如今美国人则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列宁曾分析过四通八达的铁路对帝国的意义，在信息时代，信息高速公路对于企图长期占据世界霸权的美国来说，也是同样的意义).无怪赛义德指出美国正把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叙事带人21世纪.

3)通过揭露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统治的本质，后殖民文化批判承担起当下帝国主义批判的重任，并就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新变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和看法.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8

关键词：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014-04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的变化。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既来自于人们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对发展实践具有检验和指导的作用。在经济思想史上，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进行过讨论。因此，对两大理论体系的发展观进行比较，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理论都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其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克思经济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推进了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也是发展的内在机制的所在。克思经济学对于发展本质与内涵的认识体现在其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概括与界定之上。克思经济学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克思经济学将发展界定为：“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发展以原有生产方式为基础，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不是凭空或从人们的主观意志中产生出来的；其二，发展是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优化。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克思指出：促进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来实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克思进一步提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体现了对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每一个特定阶段都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不可缺少的环节。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克思经济学更强调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克思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方式。根据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两大部类的生产保持平衡，如果第Ⅰ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则会导致生产资料过剩；如果第Ⅱ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则会造成生活资料过剩。所以，两大部类的生产与需要必须保持平衡。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方式既要求总产出不断增长，还要求两大部类结构均衡。第二，克思经济学的有效发展方式。②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中的产出增长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所带来的粗放型的增长，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集约型的增长。在这两种增长方式中，集约式的增长更加有效。因此，在生产增长上，要实现集约式的增长，就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克思经济学的协调发展方式。克思经济学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和人的活动，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⑨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不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之上的强制统一，而是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和谐统一的发展。未来社会要更加自觉合理地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要将物质变换过程由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

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内容是不同的。总体来看，西方经济学发展观的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不同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相对广义的界定。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认为，发展应包括政治、伦理、人口、法律、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商品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上，经济发展问题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问题都需要西方经济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开始兴起。在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不断增加，它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而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将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作为追求的目标”。①但是正如詹姆森和威尔伯所言，“发展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它也没有普遍采用的模式，每个人必须写它自己的历史。”今天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从更宽泛的视

角来理解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演进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也不相同。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与广义发展内涵相对应的发展目标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目标是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发展目标转向收入分配、减少绝对贫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增加就业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发展的根本目标。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目标包含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要让人感受到自身价值，要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种种惯例和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阿马蒂亚・森也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扩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而且发展还应考虑后代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追求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既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也包括人的能力的运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应当通过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发展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主张利用国际分工来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斯图亚特・穆勒看来，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应当通过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繁荣和大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威廉・阿瑟-刘易斯等人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制定发展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展目标的变化，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市场调节、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古典主义复兴之后，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注重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技术及人力资本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发展问题，注重文化、体制、法制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除了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外，还重视教育、知识、管理、资源再配置、规模经济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两种发展观的比较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等都是不同的。

(一)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视角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入手，将发展看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为了实现人的发展，要选择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以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为视角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思想。具体地，古典经济学时期西方经济学将国民财富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认为增加要素投入可以推动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通过引入收入分配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强调通过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来使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拓宽了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人为本的发展纳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认为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二)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同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研究了发展问题，但由于两者研究视角不同，导致两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也不相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人手，充分论证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创造替代性和现实兼容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促进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具有一般性与历史性。而西方经济学家较多地偏重于在一定具体历史阶段下考察发展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淡化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强调收入分配、以人为本，这些思想都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而提出的。西方经济学这种研究视角忽视了生产关系对发展阶段变化的影响，无法说明发展的动因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制度、思想和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变迁，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与马克思经济学发展观比较起来相对狭隘。

(三)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是以理论范式为视角来研究发展问题。马克思经济学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观察，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概括与界定，形成了系统的发展观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以理论范式为基础形成的发展观，不仅视野宽广而且内容系统。西方经济学以应用范式为视角研究发展观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增长，并通过考察财富的源泉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把经济学研究对象限制在资源配置领域，导致发展问题淡出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发展经济学则将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等问题。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9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的影响因素应该是多方面的。下面笔者将从经济、政治、文化、网络普及等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风险的归因做一个总体上的梳理。

(一)经济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强化了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冲击着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信仰。为了解经济全球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我们设计了这么一道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您“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满意程度”，结果是:多数人选择了“减弱或降低”，占总人数的43．4%;选择“增强或提高”占31．0%;选择“无影响”占25．6%。虽然这问题未能十分明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但也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与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密不可分。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市场功利观念的影响下，学生容易把能力的培养与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情绪浮躁。这些都给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风险与挑战。

(二)政治原因

从国际环境看，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发展的低潮，而资本主义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和上升的姿态，这一落差容易让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产生疑虑。问卷中我们设计了相关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您“对西方国家制度的认可”，调查结果占总人数第一位的选项是“增强或提高”，占52．0%;第二位的选项是“无影响”，占29．8%;第三位才是“减弱或降低”，只占18．2%。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无形中受西方政治理念的影响，逐渐认可西方推崇的思想信念，这无疑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从国内环境看，当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先进与落后的思想相互交织，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还没有得到根治，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问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党、国家政策方针的认可”，选择“增强或提高”占34．6%;选择了“减弱或降低”，占41．1%;选择“无影响”占24．3%。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认可程度不乐观。这些都必须引起重视，减少甚至杜绝因大学生的片面认识而导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降低的风险。

(三)文化原因

当代文化环境中多元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消解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西方国家通过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他们的主流价值观，使受众在接触影像作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为掌握西方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程度，在问卷中我们设计这么一道问题:在经济全球话背景下“对西方国家文化价值观的认可”，结果也是出人意料。选择认可程度“增强或提高”的占50．1%;选择“无影响”的占33．1%;选择“减弱或降低”的只有16．8%。可见，大学生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认可程度大幅提高，思想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都发生重大转变。

(四)网络普及化的影响

因特网的普及对大学生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广度、速度令人惊叹。为调查网络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问卷中我们设计的题目是:“您认为网络、电视等新型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观是否相冲突?”，结果是:选择“偶尔冲突”的占大多数，有269人，占总人数的56．4%;选择“经常冲突”和“完全相背离”占17．4%和2．5%;只有23．7%的人选择“不冲突”。由此可见，网络的各种信息甚嚣尘上，主流的、非主流的，先进的、落后的各种价值观都呈现在当代大学生的面前，多元的价值观让大学生难以辨别真伪，对我们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规避的路径

在调查问卷的最后，我们设计了一道开放性的题目:“对于目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您有何意见和建议?”虽然调查对象的回答形形式式，但为风险规避提供有益借鉴。笔者对此道题目做出大致梳理，并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规避的路径。

(一)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风险意识

风险意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关于风险的认识，它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直接相关。它归根结底反映了人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自觉关照。风险意识是一种超前认识，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风险意识，就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存在与否的认识、特性的认识、归因的认识，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能够更好的预测、把握并规避风险，使思想政治教育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进。

(二)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法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有多方面，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因素的制约，因此，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法规，不仅要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形成促进大学生发展的和谐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也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做出相应的规范管理，校园制度环境包括学校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公约守则和建立在这些规章制度基础上的各种组织。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学校也要不断丰富校园制度的内容，二者都要准确迅速的把握时代脉搏，抓住历史机遇，及时准确的制定相应制度，为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三)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内容应该结合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着眼于学生身边的实际问题，给予及时准备的点拨和引导。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把国家的战略思考细化为具体内容，做好微观层面的诊释，使其为学生乐于消化、吸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构建科学的内容体系要做到三个贴近，即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精神品格;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B0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005-03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2).

[2]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11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篇1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高职教育；现状；对策

我国许多地方高校为了满足市场对经管专业人才的需求，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愈加重视，而《西方经济学》也被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确定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的大量经典经济学原理和丰富案例能够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世界事务的演变情况。虽然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有诸多优点，但是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成效却并不显著，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一、地方高校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

（一）教学内容比较庞杂，不能体现专业需求性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许多地方院校高职教育经济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多数教师的长期的实际教学中，存在多个不能摆脱的症结，比如课程标准的制定没有真正达到专业的特色要求，教学难度趋同，教学内容也比较庞杂，不能体现专业需求性。很多教师在教授课程的时候不注意所教授专业的实际情况，习惯于把完整的知识体系不加选择的全部进行讲授，不能根据不同专业所体现的专业特色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教学，面对不同的专业授课时也没有对教学方法进行多方面的创新。上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都会让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感觉课程负担太大、经济理论与所学专业的关联性较小、经济学常识的日常应用性较差等等。

我们必须注意到地方高校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是不同的，高职教育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和强调各个专业的职业能力训练和与专业相关乃至与课程相关的各类实践性教学。许多地方高校的高职教育在专业开设之初，就已经周密地设计出每门理论课程所配套的实训课程和实践环节，把理论课程紧密联系实践，引导和帮助广大高职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产生形象的认识，从而较快的理解并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目前高职专业所普遍开设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少体现高职教育以实践教学为特色的教育环节。课堂上的画面基本呈现是，教师涛涛不绝的讲授，学生或吃力的听课或无精打采的游离在课堂，表面上看教学秩序良好，实际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都不敢想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这要求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教科书上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训练他们的经济思维，并能够将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日后的经济管理工作、经济理论研究和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中[1]。

（二）教师以传统授课方式为主，与学生有效交流和沟通不足

地方高校高职专业更多的教师在教学中，愈加重视提升高职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技能的综合能力，通过课后实训练习题、建设专业实验室以及带动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即尽可能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能力，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但是许多高职专业的教师虽然具备了教授相应的专业学科知识的能力，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陈旧，以及难以把经济理论与我国实际的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联系，因而脱离了中国经济土壤的经济理论让学生感到无所适从，“填鸭式”的传统讲授式占据了授课的大部分时间。一些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年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因教学经验不足，出现对教学内容把握不准，以及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技巧的运用不熟练等问题，进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2]。有些教师虽然注意案例教学在授课中的重要性，并且授课过程中也尽量插入案例，有时也会组织学生对热点经济新闻等内容进行简单的讨论，但是更多的时间是在讲授庞杂的经济理论，整个课堂上教师演主角而学生演配角。这样笼统的、偏重理论的、几乎没有专业需要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教课方式，导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在学科上的交流和沟通无法更有效的进行，随着课程的推进，更多的学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课程兴趣，学生只会机械的听课，整个学期下来让教师感觉到授课很累可是授课效果不太好。

（三）学生的学习基础比较薄弱，且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地方院校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时，多数学生表现出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学时代形成的死记硬背为主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普遍表现出缺乏学习热情，并且他们实际的知识水平也不如普通高校专科学生的基础扎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讲授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西方国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济演变乃至文化内容；并且在学习中还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知识，高职学生往往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以上这些因素导致他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甚至一些学生学习起来具有很大的难度。于是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基础知识水平偏低，或者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在《西方经济学》开课的初期容易因为难以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知识而产生厌学情绪，这样的情况会随着该课程深入的进行而使得厌学情绪越来越严重，或觉得该课程过于枯燥和理论化。还有些学生错误的认为《西方经济学》对于高职学生将来的重视实践技能方面的工作帮助太小，因而这些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也缺乏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自觉学习的主动性。

二、改进地方高校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对策分析

（一）教学内容突出重点，授课环节要符合专业的需要

地方院校高职专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突出的问题是不符合专业的需要。《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和管理类高职专业中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每个经济学教师都不能错误的认为在讲课的时候内容和方法可以是雷同的，因为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专业特色和专业需求，所开设的每门专业课程都是服务于本专业的。所以不同专业的教师，要根据授课对象的教育层次、专业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及建立多元化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3]。授课教师应该努力钻研书本和专业，发掘出书本知识和专业特色的结合点，然后对其进行重点讲解和分析，而且必须联系本专业的发展。当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是以专业特点为出发点的，教学内容是带有学科需要的有明确选择性地进行教学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就被激发出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教学质量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二）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社会中有些错误的声音，认为地方高校高职专业的教师能力一般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和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的教师一比高低，认为高职专业的学生比起高校普通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要短。但是从教学能力这个层面上来说，如果想带领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从学生到企业合格员工的转变，高职专业的教师就更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师具备更加丰富的理论知识与更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这就要求讲授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既要具备扎实完善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还要具备高职专业所需要的丰富的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经验，要能准确地寻找到专业和书本的契合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队伍中，有些教师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对《西方经济学》存在天然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还有些教师酷爱《西方经济学》，乐于深入研究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现象和经济规律，反而不太关心中国众多的经济现象和现象背后的本质，也不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钻研，所以，在授课过程穿插的案例更多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案例，然而我们的学生不太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这样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脱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的土壤。因而在建设教师队伍过程中，中国经济和中国国情教育必须放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不偏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当教师们用科学的教学态度对学生进行紧贴国情的授课时，才是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再有，《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抽象性都较强的科目，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不能单一的使用灌输式的教授方法，如果大量的使用传统的讲授法，学生只会感到枯燥至极，造成课堂气氛的过于沉闷。这就需要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启发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穿插、案例讨论以及案例演讲都会让理论与实际有机联系起来。尤其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和设备，在教学中更多的使用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和资料进行教学，让广大学生产生更多的共鸣，帮助学生对经济学原理有比较清楚地认识与理解。

（三）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地方高校的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学习基础就差些、适应学习的能力也差，尤其是长期以来对于抽象理论学习的热情就不高，对高深、高难度的理论学习很是厌恶。但是很多和经济类、管理类相关的高职专业都已经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所以相关专业的学生谁也不能摆脱《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而且当今社会处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每个学生毕业后必将融入到经济的浪潮中，因而在学校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学习《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经济学教师在授课之初就要给学生讲清楚这门课程开设的必要性，让广大学生在学习最初就树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逐渐爱上这门深不可测的课程，对于现实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原理要鼓励学生联系实际，让学生用实际的经济现象来验证经济原理的正确性，尤其鼓励学生尽量用身边的经济小案例来证明经济原理，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认识到书本看似抽象的理论实则为现实众多现象的概括和总结，更会让学生体会到的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和对现实的的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巩芳，高磊，刘鑫.针对不同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设计―以内蒙古工业大学为例[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1）：88-89.

[2]李红霞.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解决对策[J].广西大学梧州分校校报，2005，15（1）：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