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1

【关键词】共和国新闻60年;媒介融合;传媒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新闻界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建国60年,学界和业界对60年的成就经验进行总结。二是人民日报的改版拉开了党报创新的序幕。三是传媒业的体制变革逐步深化,出版业全面转制给新闻行业带来不小的震动。四是媒介融合逐渐深入,“报纸消亡论”卷土重来,引起了对于报纸命运的思考。基于这些变化,研究者的视线也逐步转移到这些领域,本文在对2009年新闻学研究文献的梳理基础上,总结出本年度六大研究议题:一、共和国新闻60年;二、媒介融合探讨;三、网络舆论;四、传媒伦理;五、党报创新;六、新闻教育。并总结出本年度新闻学研究的特点:一、旧热点的延续。二、理论和事件互动。三、注重“以人为本”。四、反思性较强。

一、共和国新闻60年

本年度,恰逢建国60年,研究者们从不同研究角度对60年的新闻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主要集中在对新闻学、新闻事业、新闻实务三个方面的历史梳理、经验总结、发展变革探讨。

有学者对60年的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进行历史梳理。学者郑保卫把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分为六个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特点。一、蹒跚起步(1949-1956)。二、经历曲折(1957-1965)。三、遭受劫难(1966-1976)。四、拨乱反正(1976-1978)。五、改革创新(1978-1991)。六、繁荣发展(1992-2009)。[1]

有学者对60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革进行总结。学者黄瑚回顾了60年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从传媒状况、新闻理念、新闻实务、经营管理等方面梳理了1949-1957、1957-1966、1966-1976、1976-1992、1992至今五个阶段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2]李良荣教授对比了新中国前后30年新闻业的巨大差异,认为,“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前后30年中国新闻业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正是这一带根本性的变化推动了其它一系列变化。”[3]童兵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我国传媒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是传媒业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因素。这是中国传媒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4]学者尹韵公总结了60年中国传媒事业的特色及启示:一、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二、一定要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计置于头等价值依归。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5]

除上述学者从宏观图景对60年描绘之外,学者还做了专题论述。童兵教授回顾了60年对新闻事业属性的认知,从“驯服工具”到“以人为本”,这一认知历程,反映了四个方面的进步::对人的尊重和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自觉的回归,经济振兴和经济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推动。[6]学者陈力丹论述了60年传媒性质的变化,认为传媒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的工具―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文化产业这样的性质变化,而这样的变化随之带来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7]李东东回顾了60年中国报业的成长过程,他把报业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从报业经营运作角度探讨了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一、拔旗易帜的新中国报业(1949-1956)。二、经历曲折的新中国报业(1957-1978)。三、迎来春天的新中国报业(1979-1994)。四、走入市场的新中国报业(1995-2003)。五、深化改革的新中国报业(2003-2009)。[8]张骏德总结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基本成就与改革经验:1.摒弃“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广播是无产阶级全面工具”的错误说法,把广播定位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2.摒弃“假、大、空”的恶劣文风,提倡广播新闻“真、短、新、快”。3.确认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是选择新闻报道的两大主要标准,形成了按新闻规律报道的共识。4.广播不仅要从事宣传、提供娱乐,还必须提供信息、介绍知识。5.人民广播事业既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又要突出听众的地位,真正把为听众服务作为办好广播的出发点和归宿。6.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各省市广播电台,都将新闻节目作为广播节目的主体与主角,在新闻改革中重点抓好新闻栏目的改版与创优创新,不仅扩大信息量,而且增强时效性,使新闻报道权威可靠、报道迅速、节奏明快,又锐意创新,追求信息密集、视野广阔、深度开拓。7.采用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传播方式。8.广播既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又是信息产业。[9]

有学者梳理了新闻实务的演进路线。学者陈力丹认为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最近60年的变化,基本围绕着调适报道中“事实”与“意义”展开。他总结了60年报道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事实选择回归新闻价值标淮;新闻报道的道德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报道结构呈现职业化。[10]陈力丹还探讨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的演变:起点―合理想象―为思想解放开路―“高大全”的蜕变―弘扬道德―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11]他还梳理了新中国60年来新闻文风的演变:1949～1956年,建国初期新闻文风的“政治化”;1957～1977年,“左”倾错误时期新闻文风的不断恶化;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进程中新闻文风的“专业化”变革;认为新闻文风的变化与整个国家和社会、与新闻传播业的结构和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的。[12]

二、媒介融合

“报纸消亡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命运的思考。研究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普遍认为媒介融合是报纸的必然出路。媒介融合的路径是研究重点,学者们借鉴国外经验,从技术融合、理念、实务、经营、规制等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媒介融合的思考,规制融合成为研究的新动向。

1、媒介融合意义探析

有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目的进行探讨。陈国权对一些被普遍认同的媒介融合战略价值的重新探讨与辨析。认为媒介融合的目的当然不是指某个报业集团拥有尽可能多的媒介类型,而是不同媒介类型间的嫁接、转化、融合,形成各媒介形态的核心价值,占有产业价值链的关键一环。[13]杨海军认为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媒介化。媒介融合的提出标志着传媒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促使传媒业的内涵与外延重新界定,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升了传媒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14]

有研究者分析媒介融合的利与弊。金永成认为。媒介融合增加了媒介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回报。首先,媒介融合可以使得各种媒体充分享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性;第二,由于人们对新闻真实性、权威性的要求,使网民更信任传统媒体所创办的网站;第三,媒介融合可以分散风险;最后,媒介融合节约了交易费用。[15]陈国权论述了现阶段媒介融合易产生的负效应:媒介融合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对竞争力的消解、可能产生磨合风险、无法适用所有报道形式。[16]孙海论述了融合媒介的利与弊。认为融合媒介具有以下优势:强大的信息检索功能;运用多种媒介形式全方位展示客观世界;政府、媒介、民众的即时互动功能;便携功能。但也具有弊端:(一)跨媒介集团造成媒介文化日益中心化和其他文化日益边缘化。(二)融合媒介的构成形态导致媒介拟态环境的无限扩大。(三)人对媒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导致“媒介人”的产生。[17]

2、媒介融合的关键问题

蔡雯论述了资源整合是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资源整合过程中面临很多难题,一是内容同质化问题。二是资源整合过程中媒介之间的体制不相融、文化不相融、人员不适应等问题,甚至还会因为现有媒介规制的原因,遇到来自上层管理机构的阻力,使媒介的资源整合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18]

学者彭兰认为,媒介融合时代有四个关键变革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个体变革,在集体竞技中确定个人角色;体制变革,在新共同体中实现业务流程再造;产品变革,在集中化市场中推进个性化满足;媒体角色变革,在新产业链条上谋求新定位。[19]

学者朱春阳认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传播格局,对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中国面向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政策规制作为核心议题,其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20]

肖赞军认为在媒介融合进程中,传统传媒的纵向分业规制遭遇根本性挑战:首先,媒介融合强化了传媒市场竞争,传统传媒规制的市场基础正在消失。第二,为了在传媒市场保持多种“声音”,促使观点和意见多样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世界各国均在一定程度上严禁交叉进入。第三,传统传媒的所有权法则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第四,在融合后的传媒产业实施传统规制,将导致规制重叠与规制真空。并描述了世界一些国家的规制模式,以此为参考,对我国传媒规制有一些建议:第一,内容与传输分离规制;第二,坚持技术中立与业务中立原则;第三,组建融合性的规制机构;第四,放松资本准入。[21]刘滢分析了媒介融合面临的两大大问题:体制障碍、渠道强势。[22]

3、媒介融合的实现路径

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演进路径:从阶段上看,媒介融合应该最先表现在传播渠道的融合上,而后是传播内容与媒介功能的融合,之后再是媒介组织机构的融合,且媒介机构的融合又会促使媒介内容、渠道、手段、功能、形态等方面的进一步融合,媒介融合正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23]

学者蔡雯认为中国的媒介融合经历了由报网互动到报网融合的递进式发展过程。在融合的媒体中,新闻传播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融合新闻”,融合新闻发生在新闻编辑部中,我国新闻媒体在从互动到融合的进程中,也对编辑部机制进行了各种改革。[24]

左曙光对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运营策略思考:1.产业链上各司其职。2.价值链上寻找突破点。3.分众与聚众――市场的再思考。[25]

李红祥借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我国媒介融合下的传媒管理创新建议:1、建立跨媒介集团的协同治理结构。2、建立统一的三大中心,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作战。3、采用扁平管理。4、实行跨媒介的新闻生产。[26]

4、媒介融合的形态

吴晓珍从技术、制度、产业、产品四个创新角度对媒介融合进行分析。一、媒介融合肇始于技术创新,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是媒介融合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二、媒介融合诉诸于制度创新,在我国则表现为文化体制改革。三、媒介融合深化于产业创新,四、媒介融合表现为产品创新。[27]

辜晓进解读了“媒介融合”,认为应从多媒体、资源共享、组织整合三个角度理解媒介融合。[28]

5、传统媒体应对策略

有研究者提出报纸媒体的应对策略。石磊认为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发挥报业和新媒体的优势。在媒介融合时代,要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报业就要大力实施数字报业战略。数字报业的实现途径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以及伴随其中的体制机制变革和经营拓展。[29]

有研究者论述了四大主流媒体的应对。梁智勇以CCTV、SMG、凤凰卫视与新华社为例,“从产业链分析角度入手,解析了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四大主流传媒机构的新媒体战略:(一)通过战略结盟,整合内容、技术、渠道和终端资源,突破“内容为王”理念的“路径依赖”,避免沦为纯粹内容供应商的风险。(二)引进外部资本,依靠资本化、市场化、公司化的手段整合产业链。(三)品牌化主导,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导权,创造多方共赢的市场新格局。”[30]

广播媒体的应对。毛永晖探讨了媒介融合趋势下广播的战略转型:1.发挥广播在舆论引领中的独特功能;2.推进类型化广播向深层发展;3.实施广播整体产业化发展新战略。[31]

有研究者论述了媒介融合中的业务转型。蔡雯总结了媒介融合进程中新闻报道在内容层面与管理层面上的突破与创新。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渠道的汇流使新闻报道主体由单一向多元拓展,报道内容创新以全社会共同创造与个人化表达为主要突破点,在管理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跨媒体新闻团队的组班、一体化新闻生产平台的打造和“触合新闻”项目管理。[32]袁志坚探讨了媒介融合进程中编辑业务的变革,(1)编辑理念将从以受众为中心转为以用户为中心,以“公民新闻”为观念的互动式编辑理念将得到确立;(2)编辑流程的再造,实行报网一体化的模式和流线型、共享式的运作;(3)信息产品的创新,侧重于优质新闻的生产、产品形态的丰富和产品链的延伸。[33]李志君着重探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评论工作的可为空间:利用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操作平台甚至是新媒体将代表主流意见的声音传播得更清晰、更透彻,直接对新闻作出评论,构建公共话语空间。[34]

三、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及政府应对

2008年被称为我国的“网络舆论监督年”。因此,本年度,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者多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及其规避上。研究者主要从非理性、非民意、侵权指出其负面特点。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冲突仍是研究重点。关于网络舆论中的政府应对,研究者主要从监测、引导、控制、管理几个角度提出建议。普遍认为舆情监测是前提,信息公开是法宝、积极主动是关键、重视民意是根本。突发危机事件是研究的重点。

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及其规避

有研究者论述了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及对策。曾维康论述了2008年中国网络舆论监督问题与挑战。当前网络舆论监督的困境:谣言、诽谤、诬告等虚假信息大量存在。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面临时常被侵犯的尴尬。网络暴力、网络容易滋生事故隐患。为规避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诸多问题,应从主客观上下足工夫,客观上加强网络舆论相关法律的约束机制和引导效应;主观上,应加强行业自律和个人自律。[35]吴建华论述了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当前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虽然互联网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普及率仍然较低。其二,我国网络舆情的代表性尚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其三,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商业性,以及媒体“把关人”的缺失使得网络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信誉度受到质疑。其四,我国目前还缺乏完整统一的新闻法规体系来保障媒体舆论监督的独立地位和规范舆论监督主客体的行为。解决当前网络舆论监督中存在问题的路径:第一,加强对互联网应用的物质基础投入,加速互联网的普及。第二,加强新闻媒体立法,实现新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健康有序发展的统一。第三,网站应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积极策划和开辟一些独特新颖的栏目,丰富自身个性和报道特色来扩大对其受众的影响力。[36]关梅论述了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与出路。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第一,网络舆论中带有情绪色彩的言论较为突出。第二,在网络舆论监督中形成的舆论压力往往会对处于审判过程中的司法机关产生影响。出路:重视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之间的互动,并着重发挥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开展网络素质教育。[37]

有研究者分析网络舆论监督的失范现象。弓悦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一、公信力的缺失。二、制度保障的缺失。三、理性的缺失。[38]郑雯从网络公关费看舆论监督的失范。认为“网络舆论监督敲诈”和“网络有偿不监督”成为两种最突出的网络舆论监督失范。[39]王秋菊认为网络舆论监督在维护公民权益过程中存在的误区:网民的正义感和爱心容易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迷惑和利用。网络舆情的偏激性及非理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失衡。[40]

有研究者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的关系。张颖探讨了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认为网络舆论监督的局限性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煽动和操纵,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解决策略:首先,各级政府可以开辟可行的反馈沟通渠道。其次,对网络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第三,在道德方面,构建网络道德原则规范。最后,在法律方面,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41]卢鹏从程序正义角度来探讨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平衡的方式。认为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是公众的知情权和司法相对封闭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解决此矛盾的方式是强调程序的参与性与程序的公开性,并对现行的诉讼规定提出了完善建议。[42]

有研究者指出传统媒体应加强引导,与网络媒体合作,更好引导网络舆论监督。胡琦认为媒体应该在网络舆论中保持理性。目前,网络舆论逐渐由网上走到网下,实现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通过关注网络舆论,产生强化、放大、引导、驱动的作用,最终促进事情的解决。同时,也造成了风险,如在“杭州飙车案”中,传统媒体被网络牵着鼻子走,几乎把自己逼到舆论审判和媒体杀人的边缘,因此保持媒体理性是当下紧要的任务。[43]一冰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认为传统媒体过度依赖网络,网络的肆意性就会很容易地动摇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些基本准则,如准确权威、客观公正等,从而产生社会责任缺失等诸多负面影响和不正常现象。准确权威、客观公正是舆论监督的根本。[44]

网络舆论的政府应对

关于政府应对网络舆论策略。李敏论述了我国网络舆论的现状及政府应对策略。现状:1.网民地域分布出现“城乡一体化”。2.网民年龄结构出现“低龄化”。3.网民群体收入的“贫困化”。对策:1.提高对网络舆情的研判和应对能力。2.提高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心理承受力。3.重视事件报道中网络舆论的导向。4.提高政府在网络舆论中的议题设置能力。[45]燕志华认为政府进行公关处理,化解危机对策:抓住黄金时间实施干预;信息公开是个法宝;借鉴搜索引擎危机公关的方法,用积极的正面的新闻“覆盖”消极的反面的新闻;政府官员需要了解网络传播知识,推进施政的民主化、透明化。[46]郭晓静分析了网络舆论在政府行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问题:(一)网络舆论监督对国家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二)网络舆论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歪曲政府行为的事实。(三)网络舆论监督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事实上的政治参与不平等。对策建议:(一)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培育现代监督文化,促使网民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提高公民参与网络舆论监督的能力,实现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监督的人人平等。(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四)加强网络媒体自身的建设。(五)加强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接收和处理网络信息的能力。[47]

有研究者提出应对网络舆论进行控制。谷猛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控制。认为网络舆论的控制应:积极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将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有效结合;培养大量舆论领袖;研究网民的心理。[48]

有研究者探讨突发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应对

关于危机舆情的应对。喻国明分析了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认为近期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是:1.从干涉的时机来看,有时过于滞后。2.从干涉的主体来看,多是越级干涉,事件的直接相关主体往往比较低调。3.从干涉的方式来看,主要是主动(或被动)表态和开始处理事件的行为。4.从报道干涉行为的媒体上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不可小觑。5.从干涉行为的效果来看,无论何种干涉方式从总体上看,都是有效的、积极的,议题出现变化。6.干涉行为是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切勿希望一劳永逸,议题的消弭和消亡是个过程。[49]

有研究者分析危机管理模式。李斌探讨了了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思路应遵循价值―组织―制度的分析框架,培育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治理范式。这种治理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设计、信息公开、政府上网、舆论引导、重建信任等政府应对措施,也包括公众理性的政治参与。[50]

有研究者结合突发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应对,得出借鉴和启示。张爽探讨了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认为纵观近两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在不断发生变化,正逐渐走向理性化。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理性化引导的策略包括:第一,把握舆论主导权,保证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第二,加强主流网站舆论引导力,重视整合传统媒体。第三,合理设置议程,有效培养意见领袖。第四,完善网络立法,提高网络道德。[51]蔡尚伟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探讨了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一方面,政府及时公布最新消息,有效地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主流网络媒体密切跟进和配合政府的行动,纷纷以开设评论专栏或专题的方式深度介入舆论中心,使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传播不断得到加强,而民间舆论场纷纷转载官方言论,使得民间舆论场的意见表达渐趋理性,与官方舆论场逐渐对接。为今后我国应对类似突发事件树立了舆论引导的成功范例。[52]林凌通过分析新疆7.5事件网络舆论应对的困难与失败,提出应根据暴力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分别进行网络舆论预防、网络舆论反制和网络舆论反击。事件发生前,网络舆论预防的根本途径是增强新闻传播的预见性和导向性。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反制要靠信息公开与主动引导。网络舆论反击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嵌入式采访。[53]

四、传媒伦理的冲突与建构

随着传媒生态的变化,传媒伦理冲突、失范现象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不再一味指责传媒伦理缺失的原因是新闻从业者个人的原因,而是找到了更深刻的根源,如新闻理念和社会道德的冲突;新闻操作和司法的冲突等。其中,网络带来的伦理冲突最为明显和棘手。关于冲突的解决,研究者引入伦理抉择模式。关于伦理失范的原因和对策,一些研究者认为原因来自市场的异化,有的研究者认为是规制的缺失,其解决方法主要是完善规制、加强自律等。

伦理悖论与冲突

有研究者分析传媒伦理冲突的内在原因及解决策略。童颖骏分析了媒体伦理二律背反的内在起源、现象及解决建议。内在起源:媒体关注民生、满足受众知情权的职业价值观与维护公平、法律尊严的社会责任,无法同时得到实现,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媒体伦理的二律背反。公众对媒体角色的误读,往往导致其对媒体职能的部分“取用”,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媒体职责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传媒伦理二律背反现象:一,坚持持道义论,还是功利主义?二,是简单地同情弱者还是客观中立?三,职业竞争力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取舍。她认为解决此问题应引入统筹兼顾的系统论方法,对媒体伦理的各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由此作出符合绝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价值判断。首先,媒体在报道“两难”新闻时,应具有开放性的眼光和气度,不应仓促妄下是非结论。再次,媒体可以提供具有互动性的公共交流平台,不失为寻求化解两难矛盾的办法。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制度设计上,为化解传媒伦理悖论提供更多的町能途径。[54]管成云认为我国新闻媒体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于这种改革不是在市场经济的磨合中自然进行的,而是在行政作用下强制进行的,因而很难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舍点,使新闻伦理陷入了二元对抗的困境之中,造成新闻伦理的异化。因此。要彻底改变新闻伦理的堕落局面,必须建构一套系统的新闻伦理制度。这种制度的构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尝试,第一,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构建新闻伦理制度。第二,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构建新闻伦理制度。[55]

有研究者探讨了网络中的伦理难题。吴献举博客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带来一些伦理冲突问题:1.博客传播中的表达自由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冲突。2.博客传播中话语权与他人名誉侵权、隐私权的冲突。3.有关博客传播中的“人肉搜索”现象也涉及到侵权问题。因此,根据博客传播的特点,博客传播主体应通过伦理自律来建构兼顾自由与责任的博客传播秩序。[56]李建军对“人肉搜索”网络传播伦理的建构提出了建议:1、网民的道德规范。2、管理者的道德规范。3、注重建章立制,有法可依。[57]张燕认为日益膨胀的自媒体权力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效应,她从公共议题和私人议题两个层面确立起自媒体分别的态度立场,建立起对公锱铢必较和对私包容大度的自媒体伦理标尺。[58]

有研究者建议用伦理选择模式解决伦理冲突。陈俊妮认为社会伦理学的波特图式可以帮助学者和记者分析伦理困境中时如何从根本动因出发作出明晰的行动选择。同时指出我国有与西方差异很大的伦理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新闻体制,这些都将影响我们在运用波特图式进行伦理分析时的思维角度。[59]

伦理失范及建构

有研究者总结了伦理失范的表现。吴欢总结了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一、为获取竞争优势,夸大事实甚至进行诽谤,无视公民或组织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二、新闻传播者在履行监督权时存在干预司法公正的倾向。三、市场条件下为追求经济利益,新闻娱乐化、内容庸俗化趋势日益明显。四、新闻伦理与社会伦理价值尖锐冲突。认为媒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新闻伦理建设:一、敢于坚持真理,揭示真相,树立媒体公信力。二、真实、独立、客观地报道。三、承担社会责任,明确法律界限,保护被报道者权利。[60]

有研究者分析伦理失范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马艺对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进行了深层阐释:一是规范制定不完备;二是新闻伦理道德规范与实现规范的行为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存在着冲突从而引发新闻伦理道德失范。新闻伦理道德规范在新闻实践中面临的价值冲突是失范的深层原因:新闻职业价值与新闻价值;新闻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道德;新闻职业价值、新闻价值与社会伦理道德。缓和冲突方法:(一)明确“角色认同”。(二)坚守“以人为本”。(三)建立“内外监督”。[61]闻娱认为媒介交换网络中流通的主要资源的交换是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动因。媒介交换网络中流通的主要资源包括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媒介渠道资源以及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五种资源组合而成四个主要的资源交换场域。行动者在资源交换的过程中,各方行动者都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是导致诸多新闻伦理问题出现的根本动因。并认为资源的再分配与交换规则的再调整,是寻求规避媒介伦理问题的可行路径。[62]王卉研究了中国新闻伦理问题的逻辑起点,认为新闻闻伦理失范实质是“关系”的不正确。她分析了五组关系:(一)传媒与被采访对象(含消息来源)的关系。(二)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三)传媒与广告商的关系。(四)传媒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五)传媒与党政管理部门的关系。[63]她还认为解决此问题一靠教育,二要以明确的伦理主体与成熟的伦理模式带出理性的行为。三要以多元化的社会反馈系统形成健康的事后评价机制。[64]

五、党报创新

本年度,人民日报的再次改版引起了新一轮的改版热潮,这次改版也凸显出在传媒体制变革、新媒体冲击与金融危机影响下党报的生存空间问题,许多研究者指出党报创新是未来发展之路。关于党报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实务创新几个方面。

理念创新

有研究者指出党报创新的方向。丁柏铨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例,指出党报创新的方向:第一,向机关大院和办公室以外的空间辐射和渗透第。二,做有深度和有说服力的报道。第三,将言论做得深入人心。第四,将改进文风作为重要抓手。[65]常法武认为党报创新应正确把握变与不变。坚持大事大处理的思路不变,但在表现形式和实际效果上要变得更新、更深、更震撼;坚持新闻规律和宣传规律和谐统一的方向不变,但在传播方式和表现模式上要创新求变。坚持版面大气,格调高雅的版面风格不变,但版面编排和设计要大胆突破创新。坚持三级策划的报道体制不变,但在组织形式上要更加灵活多样。[66]周跃敏提出以两个舆论场对接体现党报时代性。以传播学视角把握党报新闻规律性。以全新话语体系体现党报创新性。[67]姜凤羽提出党报创新的五项原则:第一、党报的性质、任务和责任不能变。第二、党报改革创新应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不能偏废,不能对立。第三、党报改革创新不能背离使命和任务,应坚持政经大报风格,要与晚报、都市报和其他平面媒体形成差异化。第四、改革创新应该围绕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探索指导性与吸引力的有效统一。第五、党报改革创新必须在同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同时也需要办报人的创造力和责任意识。[68]罗杰认为党报改革创新应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立身;以长抓不懈的业务建设立足;以把握新闻传播规律立信;以准确的舆论监督立威。[69]

有研究者分析党报创新的具体策略。余晓林分析了党报创新的四个“节点”。1、理念创新,“强化党报的新闻功能,弱化纯粹的宣传功能,坚持用新闻的视角、新闻的形式来引导舆论”。2、内容创新:提升新闻性,降低“工作味”。3、形式创新:优化版面元素,构建视觉中心。4、管理创新:建立奖惩机制,完善考评制度。[70]曲绍堂用八个关键词来概括党报创新:定位创新:政经大报;文风创新:鲜活语态;生产创新:流程化;品质创新:增强亲和力;报道创新:争取独家;功能创新:舆论监督;发行创新:营销运作;核心创新:从业人员。[71]桂清萍分析了新媒体竞争下党报的创新策略。认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一种“替代品竞争”。党报的创新策略有:解放思想,树立适应时代的“大媒体”理念;创新内容,打造质高独特的新精品;实现品牌价值在新媒体领域的延伸;整合资源,完善党报的宣传手段;培养人才,塑造“复合型”和“全才型”记者。[72]

实务创新

有研究者探讨报道创新。学者丁柏铨通过对改革30年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纵向和横向考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上,改进时政报道、重视民生新闻、加强舆论监督;在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上,各级党报进行了长期努力,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73]

有研究者分析了版面创新。赵顺禄探讨了党报版面创新,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党报版面编排中存在一些问题:版面元素运用不科学;版面结构功能不协调;版面风格构建不规范等问题。版面创新需要:提高对版面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树立正确的编排思想;深化版面主题;合理搭配版面元素;整合相关版面、栏目,防止新闻无序堆积;明确版面定位,强化服务功能。[74]

有研究者提出评论创新。汪谷震提出党报评论创新要:一、转变观念。做到“站得高、跟得紧、贴得近”。二、打造品牌,做到“气势大、切口小、风格活”。三、改进文风。做到选题准、形式新、队伍强。[75]

技术创新

丁士从技术创新提出报网融合是党报的创新之路:报网融合实现党报资源的总量递增与优化配置;以传播手段创新增强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以报网一体实现党报的品牌延伸和水平提升。[76]

王卫明分析了Web2.0条件下认为,党报读者的变化,认为应开启新的传播策略:主动开辟“全媒体”时代,抗衡Web2.0的“媒介选择多样性”;积极进入“广互动”时代,抗衡Web2.0的“双向传播”;适时开启“全免费”模式,抗衡Web2.0的“免费”优势;尽快走出“裸宣传”时代,抗衡Web2.0的“个性化、亲和力”。[77]

经营管理创新

许根宏建议创新用人机制。认为作为我国传媒主阵地的党报,除外部体制性因素需要改革外,当前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通过党报传媒自身的改革――创新用人机制,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78]

齐振平以《辽宁日报》的创新实践为例,党报创新经验:由政治家办报向“为政治家办报”延伸;由紧紧服务中心向“按新闻规律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延伸;由做大做强单一产业向“积极发展多元产业”延伸。[79]

徐玲英以《嘉兴日报》改革为样本,指出地方党报的结构创新。需要着手产品结构的创新、媒体结构的创新、投资结构的创新、产业结构的创新,但对于一向受观念与体制制约特别明显的地市党报而言,从产品结构创新入手,辅以媒体结构创新的路径选择。[80]

六、新闻教育反思与变革

本年度,时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80华诞,汇聚全球知名新闻学院院长共商新闻教育问题,由此拉开了新闻教育研讨的序幕,研究者纷纷对新闻教育进行自己的思考,普遍认为,在全球化、新媒体、传媒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新闻教育暴露出诸多问题,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方向之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改革方向之二是从注重实践到同时注重新闻理想、职业精神的培养;改革方向之三是应对媒介融合时代的教育变革,培养跨媒体、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从理念、机制、教学、设备、人才培养等方面共同变革。

有研究者论述了新闻教育的几大关键问题。学者杜骏飞回答了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新闻化还是传播化?他认为:1、传统新闻学教育是不可取代的。2、新闻学教育必须扩大内涵。3、满足这一相互矛盾的两种要求,只有一种解决之道:把新闻教育视为多学科培养任务,即在新闻教育中,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与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分开。4、在传播学教学中,继续扩大其内涵,延伸其应用。二、教育化还是学术化?他认为这不应该成为问题:作为教育的新闻传播学,理应首先是教育本位。至于学科本身的理论化发展,自然是教育能力的依托之一,但教师学术水准的提升,不可以用牺牲教育质量的方式来实现。三、教什么与如何教?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关系是什么?正确的回答理应包括以下观点:先有通识教育,而后才可能有真正的专才教育;专才教育的内容依不同人才培养的目的而定;专才教育也不是以理论为主导的本科教育,而是应该强调实践性的实务训练,同时,新闻学教育要开始重视研究性教育并鼓励学生及早开展研究性学习。[81]

有研究者探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变革。蔡雯研究了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认为需要从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着手。1.培养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2.培养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型新闻人才。[82]尹良润认为目前国内针对媒介融合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中,最大难点在于师资力量的缺乏。他建议教育部在从2009年开始的新闻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中适当加大媒介融合方面理论与技能的培训内容。另外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总之,不论是师资结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验设施,还是培养环节、科研机制等方面都需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83]黄昌林分析了传媒的变革带来的传媒教育的变革。一是传媒产业化变革,要求新闻传播教育理念必须实现“三个整合”、“一个规范”:教育界与新闻业界人才资源整合;高校与高校之间人才资源整合;高校内新闻传播专业与企业经营管理专业资源整合。“一个规范”是针对新闻传播专业急逮膨胀的现状,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应该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其规范。二是媒介形式的变化要求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变革。”三是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变,要求传统新闻业务教育应及时地将新诞生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创新引人到教学中来。[84]温海玲认为媒体融合对于新闻教育来说,“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应当两不偏废,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生产和传播有用的信息才是更大的挑战。[85]言靖认为应从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和方式、教学平台三个方面改革。新闻学科的课程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教师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进行知识重构和能力再造。教学平台不仅是传统的实验、实习平台,而且是包括日常教学平台建设在内的多种专业功能、多种使用目标的融合性教学平台。[86]

有研究者论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的培养。董广安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进行思考。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急需三类人才:跨学科知识的人才;跨媒体技能的人才;跨文化思维的人才。并提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亟须在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践环节三个基础部分进行调整和优化。[87]黄九清认为融合媒介时代需要三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三是关于新媒体的研究人才。[88]江凌认为21世纪新闻传媒业至少需要专家学者型、媒介融合型、经营管理型、新闻(传媒)策划型、技能应用型等五类新闻传媒人才。在以“通识”为体,“专业”为用,“体”“用”融合的新闻传媒教育理念背景下,通过制定多层次、有级差的培养目标,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优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增设“经典原著”课程教学,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等途径,有望培养出“体”(通识)“用”(专业)融合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89]

总结

综观2009年新闻学研究,其成果仍然是可圈可点,其特点也非常明显。

第一,旧热点的延续,未完成的历史。本年度六大研究议题也是近几年的热点。

其原因是传媒行业的进程中这些问题是未完成的历史。然而,旧问题有新的思考,比如对媒介融合传媒规制的问题重视;党报创新有学者提出分类管理的方法。传媒伦理不再把责任一味推向传播者,从新闻操作和伦理冲突层面探讨;新闻教育改革一直在谈,但怎么改一直悬而不决。本年度,有几点共识值得参考:一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互补。二是与实践媒体合作。三是增加职业道德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研究者也理性客观看待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和实际功效;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也是近几年一直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开始重视舆情监测,强调发挥传统媒体的引导作用,并建议设置议题、培养舆论领袖。

第二,理论和实践互动。本年度的研究多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传媒业发生的几大变化都是研究者思考的重点。如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该如何转型,新闻人才该如何培养;商业规则影响下的新闻传媒暴露出的新闻伦理缺失、舆论监督受人操控等问题受到关注。另外,人民日报的改版引起新一轮对党报创新的思考。

第三,注重“以人为本”。新闻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是研究者强调的重点。在探讨伦理悖论时,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新闻操作和人本理念发生冲突时,应遵循以人为本。而在新闻价值的研究中,研究者非常强调人文关怀。在教育中,也强调新闻从业者和其它职业不同,人文精神应大于工具理性。

第四,反思性较强。本年度的研究显示出研究者强烈的反思精神。如对60年的回望中,研究者指出了新闻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网络舆论的质疑和反思,不再盲目推崇网络是舆论狂欢的舞台;对新闻教育反思,建议要应时而变;对传媒伦理的反思,从体制、机制、操作、教育等多个角度思考此问题。

总之,2009年的研究探讨更加深入,视野较为开阔,理论和实践结合。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对于新现象关注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但新现象的研究的理论根基却模糊而混乱,这是由于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欠缺。二是随意借鉴其它学科概念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者借用其它学科的概念或新名词研究新闻现象,一方面此概念的背景涵义存在误用。另一方面,此概念不一定适合研究此现象,貌似带了个大帽子研究了假问题。三是问题研究宏观叙事较多,深入和创新性较少。很多问题只是泛泛谈之,深入叙事较少,造成了同质化现象严重。建议研究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注重研究的严谨性,深入研究问题,新闻学的研究必将百花齐放!

注释:

[1]郑保卫: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回望《新闻与写作》2009年10期

[2]黄瑚:60年风雨中耕耘60年阳光下收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新闻记者》2009年10期

[3]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年新闻媒体《国际新闻界》2009年09期

[4]童兵: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腾飞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传媒》2009年10期

[5]尹韵公:新中国60年:当代中国传媒事业的特色与启示《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0期。

[6]童兵:试析新闻事业人民属性六十年认知历程《国际新闻界》2009年09期

[7]陈力丹:新中国60年:关于传媒性质的认识及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新闻与写作》2009年10期

[8]李东东:60年,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中国报业》2009年10期

[9]张骏德:试论新中国广播事业60年的历史经验《新闻记者》2009年10期

[10]陈力丹:论60年来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11]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5期。

[12]陈力丹、黄伟:从“政治化"到“专业化”――新中国60年来新闻文风的演变《青年记者》2009年第16期。

[13]陈国权:报业媒介融合的价值辨析《中国记者》2009年05期

[14]杨海军:媒介融合:缘起与终极目标《传媒》2009年4期

[15]金永成、曹航: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中的媒介产业融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2期

[16]陈国权:现阶段媒介融合易产生的负效应《中国记者》2009年第6期。

[17]孙海:融合媒介的利弊之辩《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年03期

[18]蔡雯:资源整合: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新闻记者》2009年09期

[19]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青年记者》2009年第6期。

[20]朱春阳: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反思:中国面向与核心议题《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6期。

[21]肖赞军:媒介融合时代传媒规制的国际趋势及其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05期

[22]刘滢、吴长伟:媒体融合的问题解析《中国记者》2009年04期

[23]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内涵及其演进路径《当代传播》2009年5期

[24]蔡雯:融合:新闻传播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新闻战线》2009年第6期。

[25]左曙光、林曦:对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运营策略的几点思考《新闻界》2009年05期

[26]李红祥:跨媒介经营:媒介融合下的传媒管理创新一以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管理经验为借鉴《新闻界》2009年3期

[27]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新闻天地(论文版)》2009年09期

[28]辜晓进:媒介融合:做比说更重要《中国记者》2009年2期

[29]石磊:数字报业的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媒介融合时代的报业发展战略《新闻界》2009年02期

[30]梁智勇: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集团新媒体战略比较――以CCTV、SMG、凤凰卫视与新华社为例的研究《新闻大学》2009年1期

[31]毛永晖:媒介融合趋势下广播的战略转型《青年记者》2009年33期

[32]蔡雯、陈卓:媒介融合进程中新闻报道的突破与创新――基于2008年重大新闻报道案例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

[33]袁志坚: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中国编辑》2009年06期

[34]李志君、严燕子:媒介融合下的新闻评论《新闻前哨》2009年第6期。

[35]曾维康:2008年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光荣与梦想、问题与挑战《新闻爱好者》2009年05期

[36]吴建华、班生: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37]关梅: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意义、问题与出路分析《新闻界》2009年03期

[38]弓悦:网络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新闻爱好者》2009年14期

[39]郑雯:从网络公关费看舆论监督的失范《传媒观察》2009年09期

[40]王秋菊、刘杰:网络舆论监督与构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新闻爱好者》2009年08期

[41]张颖: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天地(论文版)》2009年09期

[42]卢鹏:论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平衡――以程序正义为视角展开《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1期

[43]胡琦:网络舆论环境中的媒体理性《新闻实践》2009年08期

[44]一冰: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中国记者》2009年08期

[45]李敏:网络舆论与政府管治能力建设《领导科学》2009年26期

[46]燕志华:网络热点舆论传播规律及其应对《传媒观察》2009年12期

[47]郭晓静、高见:论网络舆论在政府行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制与社会》2009年24期

[48]谷猛: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控制《新闻世界》2009年12期

[49]喻国明: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新闻与写作》2009.6

[50]李斌: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04期

[51]张爽:浅析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52]蔡尚伟、唐丕跃: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新闻与写作》2009年08期

[53]林凌:“7•5”暴力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及引导策略《当代传播》2009年05期

[54]童颖骏:传媒伦理研判为何"按下葫芦浮起瓢"《新闻实践》2009年10期

[55]管成云、谭婷:转型期新闻伦理的困境与突围《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

[56]吴献举:在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博客传播的伦理冲突及秩序建构《学术论坛》2009年6期

[57]李建军、刘会强: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伦理《当代传播》2009年3期

[58]张燕:悲天悯人:锱铢必较与包容大度――自媒体的伦理标尺《现代传播》2009年2期

[59]陈俊妮:论波特图式在分析新闻伦理选择动因的作用《东南传播》2009年6期

[60]吴欢: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闻伦理探析《科技信息》2009年22期

[61]马艺、张培: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深层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02期

[62]闻娱:传播社会学视野中的新闻伦理问题探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10期

[63]王卉:关系模式中的中国新闻伦理问题探析《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5期

[64]王卉:中国新闻传媒伦理失范成因与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11期

[65]丁柏铨、肖艳艳:党报改版的动因与方向――从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谈起《新闻与写作》2009年08期

[66]常法武:正确把握党报创新的变与不变《中国记者》2009年12期

[67]周跃敏:以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拓宽党报功能《中国记者》2009年12期

[68]姜凤羽:党报改革创新应坚持五项原则《记者摇篮》2009年07期

[69]罗杰:高扬党报旗帜推进改革创新《中记者》2009年3期

[70]余晓林:党报创新的“四个节点”《青年记者》2009年27期

[71]曲绍堂、王君:谈党报的创新与竞争力《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72]桂清萍、李鲤:“替代品竞争”与党报的创新策略《今传媒(学术版)》2009年第10期

[73]丁柏铨、肖艳艳: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2期

[74]赵顺禄:党报版面创新刍议《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4期

[75]汪谷震:党报评论创新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记者》2009年10期

[76]丁士:报网融合:党报发展的战略机遇《新闻战线》2009年10期

[77]王卫明、赵志杰、吴昊:Web2.0条件下党报传播的应对策略探析《今传媒》2009年10期

[78]许根宏:党报亟待创新用人机制《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79]齐振平:新形势下党报发展创新的实践与思考《新闻战线》2009年04期

[80]徐玲英:地市党报的结构创新――以嘉兴日报三年改革为样本《新闻记者》2009年10期

[81]杜骏飞: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新闻大学》2009年01期

[82]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今传媒》2009年01期

[83]尹良润: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改革初探《东南传播》2009年03期

[84]黄昌林:传媒变革与新闻传播教育《新闻战线》2009年01期

[85]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06期

[86]言靖:媒介融合时代的人才培养《新闻爱好者》2009年18期

[87]董广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新闻战线》2009年04期

[88]黄九清:媒介融合背景下如何培养合格的新闻从业者《中国记者》2009年10期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1篇2

[关键词]媒介融合国际形象话语权软实力路径

当前，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浪潮引领我们进入媒介融合时代，媒介不仅带来了视觉、触觉、听觉的延伸，更带来了“脑与库”的扩展，全球传媒生态正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如何准确把握媒介融合时代传播的特点与规律，如何准确认识我军国际形象塑造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积极有效地探寻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的路径，是当下我军必须面对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破除思维之藩篱创新传播理念

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曾指出：“改变战略、结构和体系是不够的，除非他们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也发生变化。”[1]在媒介融合推进的今天，要想打开和拓宽我军国际形象的传播之门，则必须破除思维之藩篱，创新传播理念。

1．主动传播。

创新传播理念，首先需要树立主动传播的理念。由于我国长期采取的是防御性国防策略，认识上的偏差加之传播理念的滞后，导致我们在许多重大事件、敏感问题上显得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造成国际舆论上的被动。在中美撞机事件、3．14烧事件以及近期爆发的南海争端、中国航母事件等，我国（军）的传媒由于未及时跟进，导致歪曲和“妖魔化”我军形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我军国际形象上的塑造和展示都极为不利。温冰在《和平发展进程中军队国际形象塑造定位与对外传播策略》一文中指出，“和平发展进程不是也不可能没有外部矛盾纠纷的过程，更不是以放弃长远利益来换取当前的和平进程，以军事手段维护国际利益与防范外部安全环境整体恶化的选择困境始终存在。”“推进和平发展进程、维护和延长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需要让世界更为客观地认识到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使其真正认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防御性国防政策的稳定性，又需要让世界更为理性地看待中国维护国家利益与权益的军事行动，为我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营造更为有利的战略布局。”[2]军事新闻传播也应积极配合战略意图的实现，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信息，掌握舆论的主动权，赢得塑造我军国际形象的先机。

2．互补传播。

全球化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内涵之一。我国要提升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影响力，就必须转变“中央之国”的思维方式，多一些角色互换，多采取一些互补式的传播，即在国际舆论中强调“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变成关注“自身行为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在传播实践中，就是要学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观察和报道我国的军事新闻，以服务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为根本目的，坚持以我为主和别中有同的原则，寻找能够弥合中西方报道差距的角度和方法。胥金章在《对外塑造中国军队形象的挑战和机遇》中提出的“应在尊重彼此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强调合作与国际责任”、“以历史的眼光报道中国军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及“从差别的角度讲述中国军队的管理和文化”的观点都给我们提供了互补传播的借鉴。[3]

3．借力传播。

在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借力传播”的理念还需进一步明确，“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近年来，我国的几大媒体在“造船出海”对外输出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新华社推出“阵地前移”战略，更直接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人民日报社的报网融合积极推进，目前，人民网已拥有14种语言15种版本，80多个频道，近10万个栏目和专题通过全媒体平台向国际国内传播；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已进入世界对外广播三强之列；中央电视台的台网融合成果显著，“CCTV中文国际”频道和“CCTVNews”频道也基本实现了全球覆盖。但是，信号的有效“落地”以及信息的有效接收仍然不容乐观，譬如，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尚还需要经过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网进入美国，“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英语频道的节目在美国被广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境外媒体驻华记者、海外华人媒体以及国际国内的非官方资源，从多种渠道传递我军的形象，既扩展了传播的辐射面，又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干扰，传播的渗透力也相应增强，能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不同媒体共享信息和服务平台

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是全媒体的采集、加工和传播的模式。这种全新的生产模式表现为：“不同的媒体集中在一个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上，通过统一策划、资源共享、层级开发，生产出适合各类媒介特质和受众特征的信息，并通过多种渠道传递给受众，最终在与受众的交流过程中形成完整的新闻报道。”[4]这其中，平台的作用尤为关键，而我军传播平台融合度有限，尚未完全达到媒介融合的较高阶段，需高度重视媒介融合平台的建设，最大限度解放传媒的生产力，从而达到增强国际传播力的目的。

1．构建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

构建以数字化、网络化、全媒体化为基础的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是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竞争的必由之路。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是一个共享与开放的平台，从记者、公众、智能采编系统等采集的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素材，进入共享平台，然后由各媒体各取所需选取，再通过深加工生产出各种形态的终端新闻产品，平台还支持多种格式、多种渠道的成品输出。在这个平台中内容生产平台是其核心部分。内容生产平台将各报内容和网络内容集合在一起，实现了所有编辑、记者对各种形式的新闻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和互动编辑，即在一个编辑界面下，可同时完成对文稿、图片、音视频、FLASH等内容的编辑加工，并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内容间创建关联关系，同时结合数据库实现全文检索和文件管理等多项功能。利用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实现内容流程的再造，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信息的衍生价值，丰富内容的表现形态，提升新闻的品质。

2．美军打造平台DMA的启示。

与我军依托中国军网为平台，推进媒介融合的步伐相比，美军在对媒介融合的推进上更快一些。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美军利用最新的媒介融合理念整合传媒资源，最为重要的规划就是正在着力打造掌控信息传播的核心机构――国防媒体局（DMA:DefenceMediaActivity），其目标是为了从“世界级媒体组织”更新为“世界级多媒体及服务组织”（world-classmultimediaandserviceorganization）。[5]在这种趋势下，美军的信息生产模式将逐渐转换为融合媒体的生产方式，并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对内与对外传播的潜在功能。根据时间节点，国防媒体局大楼将在2011年初建成，当年9月15日前被确认迁入的媒体和人员需全部移入新址内。迁入新址的媒体占到美军国防部和军兵种媒体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美国信息局（AFIS）、陆军广电部、海军媒体中心（NMC）、空军新闻通讯社（AFNEWS）等媒体，五角大楼电视频道（ThePentagonChannel）随后也被纳入到国防媒体局“一体化”的传播大框架内。[6]国防媒体局大力推进媒介机构的融合，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国防部、军兵种媒体机构之间的壁垒，将伞状结构优化成为线性结构，由国防媒体局统一进行信息的采制与，解决美军军种媒体分割，公共事务传播上下分离的状况。机构的融合只是媒介融合的初始阶段，传播手段的融合是必经且重要的一步。国防媒体局旗下融合了多种媒体技术类型，其中包括“运动和静止的影像、印刷品、广播、电视、网页、相关新网络媒体、电话以及其他传播技术。”[7]其最终的目标是指向媒介形态的融合形成传播的合力，实现其“一种声音，多个媒体”的传播理念。

3．打造平台的期望与设想。

基于国防媒体局的建设和媒介融合发展的理念，新华社分社社长贾永不禁设想：“那么，我军有没有可能创设一个基于全媒体传播的军事新闻传播中心？在这样一个中心里，关于某一军事新闻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素材将被统一进入一个数据库，不同的媒介部门将根据所属媒介的特点，对原材料进行专项的加工和传播……这条‘柔性的生产线’甚至可以随时转为舆论战中心。”[8]笔者也期望我军从战略传播的高度出发，以先进的媒介融合理念为指导，打造属于我军的“传媒航母”，增强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为我军的国际形象传播与塑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更新媒介融合语境下

我军的报道策略

除了以理念为先导，以平台为支撑，以机制为保障外，科学统筹，更新媒介融合语境下我军对重大突发事件、敏感事件的报道策略也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笔者认为，更新媒介融合的报道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现融合新闻的有效表达。

推进媒介融合的目的就在于科学统筹、减少传播的中间环节和冗余信息的干扰，真正实现高效传播。在融合新闻的传播方面，以色列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值得我军借鉴。譬如，以色列强调新闻传播与军事行动的高度融合。以色列国防军真正将新闻传播作为软实力，与部队战斗力建设紧紧结合在一起，牢固确立新闻传播为作战行动服务的理念。为此，他们通过信息系统将新闻发言人局值班中心与总参谋部作战部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各级新闻发言人均参加本级作战会议，将新闻传播作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其次是新闻机制的融合。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了协调机制，国防军新闻发言人与总理办公室、外交部等相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建立了定期协调制度，紧急状态下，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定期召开会议统一对外传播口径，确保不同部门发出同一个声音。再次为传播手段方式的融合。为了增强传播效果，以色列国防军的新闻传播手段方式多种多样，他们不仅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各种信息，新闻发言人局值班中心24小时回答所有记者提问，而且利用网络、博客、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手段及时新闻，引导舆论。我军也在积极探寻融合新闻的表达方式，在国庆60年阅兵、两会报道、青海玉树地震报道中都开始了“全媒体报道”运作，尤其是在青海玉树地震中，网络报道组在前方搭建了临时演播室，实现了地震灾区视频直播，还首次尝试了“直播日”，在野外设立直播点，单日直播时长超过8小时，创下了国内新闻网站灾区直播纪录，将我军的融合新闻报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实现立体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改进对外传播策略，需要搭建立体的对外传播结构。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以及重大敏感问题时，应当允许传播形式的多元化，实现低级别到高级别、由民间到官方、由非专业到专业的多层次、多角度整体配合的传播格局，逐步提高非官方与民间传播的比重。[9]譬如在3．14烧事件中，“anti―CNN”网站的出现标志着民间传播力量的觉醒，在维护我国我军的国际形象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美国在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开拓对外传播上有不少成熟的经验可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在其著作《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话语权》中，曾指出“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利益集团强烈的媒体意识，以及美国媒体的强势和成熟，无疑是美国赢得国际话语权的‘主力军’。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些‘橄榄枝’，能够在传递善意的同时，释放美国文化的吸引力，进而增强话语权优势，甚至取得‘正面战场’难以实现的突破。这些‘武器’不伤人，但却能俘获人心。”[10]张国庆列举出了七种武器，即美剧、和平队、慈善宣传队、每一个美国人、新闻署、美国之音以及智库。这些“武器”有些是直接参与新闻事件的报道，有些则是采取人际传播、文化传播以及策略引入的方式进行，这种立体传播的手法更加多元，表达会更加隐蔽，效果会更优化。

3．注重媒介选择与谋略运用。

在对外传播与国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对新闻媒介的选择与新闻表达谋略的运用。以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为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该委员会出资组建了“自由人”阿拉伯语卫星电视网，还经营着“萨瓦”电台，目标明确――指向中东地区的年轻人。在200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布的一份名为《新媒体与国际媒体开发》的报告中，美国还总结了Web2.0时代各种新兴媒体的类型和特征，并为如何使用这些媒体影响他国提供了各种建议。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就是其新媒体渗透计划中的一部分。作为新媒体专家的美国前主管教育和文化的助理国务卿戈莉・阿梅里在伊朗实施的计划就是为拉夫桑贾尼的支持者配备网络工具，并训练他们使用互联网。美方利用Twitter等几个社交类和博客网站在伊朗选民当中传递了大量信息，通过散布“穆萨维被软禁”等假消息、假数字来误导国际社会和伊朗民众。对我军而言，也正在积极探寻最佳媒介与最佳谋略的结合，实现策略化的传播。以歼-10与歼-20报道为对比，歼-10的报道采取的是高调亮相，议程设置的意味十分明显；歼-20报道则选取了低调登场，采取的是间接性谋略，先放出“测试性气球”，采取网络媒体充当先锋，民间宣传力量走向前台，官方宣传力量解疑释惑，最终形成传播合力的模式，颇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兵法意味，实为对外传播与国际形象塑造的有益尝试。

注释：

[1]董强：《报网融合：现代军事传媒的必由之路》，中国军网，chn.省略/2010dashipx/2010-11/22/content_4339740.htm.

[2]温冰：《和平发展进程中军队国际形象塑造定位与对外传播策略》，北京：出版社，2011.4

[3]胥金章：《对外塑造中国军队形象的挑战和机遇》，《对外传播》2009.8

[4]周洋：《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业务流程再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1

[5]美国国防部网站，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id=53840

[6][7]美国国防媒体局网站，dma.mil/dma_faqs.shtml.

[8]贾永：《全媒体时代：中国军队形象塑造的机遇与挑战》，《军事记者》2010.11

[9]周洋：《2008：拷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报道机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6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1篇3

对于这两个概念,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很多对比和辨析,提出了同一论、差异论、趋同论、涵盖论等不同观点,其中就有教育技术研究者明确提出:在信息技术整合几乎所有传媒手段的今天,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已出现融合之势,现代教育技术可成为两者融合的桥梁。的确,两者在内涵上有很多交叉),在信息技术课程中融入媒介素养教育具有“先天优势”。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各种新生媒介对青少年产生了深刻影响,种种因青少年媒介素养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日益严重,而高中学生的心智已经趋于成熟,所以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的现实意义和紧迫程度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我国大陆地区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学校中以独立式课程的形式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各种条件尚不成熟,如媒介素养教育未明确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缺乏专职教师和配套教材等。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采用融入式课程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就成为比较适宜的选择方案。

实际上,在中小学现有课程中(如语文、思想政治、信息技术等)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正在逐步展开。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找到媒介素养教育的“融入点”似乎并不难,特别是“信息技术基础”、“多媒体技术应用”、“网络技术应用”等课程模块均有相关的内容涉及媒介素养。但毕竟媒介素养教育有其自身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指向,还需采取恰当的策略与方法。重视“双基”,拓展强化任何一种素养的养成和提升都必须以一定的知识与技能为基础。同样,媒介素养教育中也有媒介的基础知识、各种媒介制作传播的流程与技术、媒介信息的选择与利用等知识与技能方面的要求。因此,教师可以从“信息技术在各种现代媒介中的应用”、“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有用媒介信息和参与媒介活动”、“新媒介的使用和影响”等方面,对信息技术教材相应部分的内容进行适当扩充。例如,在“信息技术及其影响”一节可以融入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发展的知识,在“文本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一节可以融入书籍报刊排版印刷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多媒体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一节可以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对作品的设计制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突出重点,联系实际由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比较宽泛,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有选择地突出某些重点内容进行融入式教学。据有关调查显示,网络、影视、手机是中学生们接触最多,感兴趣程度最高,受影响最深的几种媒介,这要求教学内容有所侧重并密切联系实际。

例如,在教材的“多媒体技术应用”部分可重点突出图像、视频、动画这三类视觉元素在媒介中实际运用的过程与方法,在“网络技术应用”部分可重点突出信息搜索、网页制作、网络交流、信息安全等内容。因为这些重点内容涉及信息技术最热门的实际应用,所以在各类媒介中有大量鲜活典型的案例可供选取,教师可据此设计很多让学生乐于参与的案例分析、专题讨论或活动方案,锻炼他们鉴别和评价媒介信息的能力。创设情境,共同建构虽然媒介素养教育目前尚未形成严谨的体系结构,融入式的学习也可能容易让人觉得内容零散,难于形成整体印象,但是也应注重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协作交流的过程提升能力。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设可视化的、真实而复杂的媒介情境,鼓励并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媒介工具,整合各种必要的媒介资源,掌握和提高学习各环节所需的信息技能。例如,可借助当前流行的Web0网络技术搭建主题BBS、博客、Wiki小组、Moodle课程等学习平台,在良好的组织管理下,师生一起和编辑内容、提交问题或评论,既可以锻炼学生在信息获取、加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也会使学生必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建构者和传播者,批判性地选择、质疑、评估自己发出或接受的信息,从而全面提升媒介素养。

认真分析笔者学校现在使用的粤教版高中信息技术教材,根据其内容安排,笔者认为可从课堂教学、课程活动、综合实践三方面找到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教师可结合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对每节教学内容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当中可以指向媒介素养的元素,精心挑选教学素材或案例并巧妙进行教学设计,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施以必要的引导,使媒介素养教育的诉求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体现。例如,在“网上的信息交流”一节列举普通民众通过手机、QQ和微博为媒体“报料”等案例,让学生不仅要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待网络的作用,还要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对网络本身作为一种媒介所带来的利弊、怎样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思考。

在课程活动中融入教材的很多章节中都安排了“探究”、“实践”、“评价”和“综合活动”等环节,对这些课程活动可以通过转换问题对象、考查角度、完善或重新设计活动方案等方式把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有机融入其中。例如,阅读一期报纸或杂志的电子版,对比其与纸质版的差异(图文信息综合处理方面)。又如,对学校运动会的新闻采编、和评价(信息的加工与表达综合活动)。在课外实践中融入高中学生每学期都会参加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以及作品制作比赛。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往往都需要信息技术教师的指导。如3D动画技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研究、“远离烟草、健康生活”主题作品制作。学生在原始资料、数据或素材的收集阶段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大量的媒介信息,在汇集研究成果、制作调查报告或创作作品时,也要运用多种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会得到同步提升。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4

一、何谓媒介融合

所谓的媒介融合以百度为准是这样解释的：媒介融合是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同，以信息技术为中介，以卫星、电缆、计算机技术等为传输手段，数字技术改变了获得数据、现像和语言三种基本信息的时间、空间及成本，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了整合，不同形式的媒介彼此之间的互换性与互联性得到了加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

现阶段，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开始之所以要采用媒介融合的形式进行工作开展，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所致，跟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相比，媒介融合形势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具有信息传播广泛、表现形式丰富、使用快捷容易等优点，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改革的重要契机;二是，对于国企员工特点而言，大部分年轻职工接触快，对新媒体如微信、微博等等信息传送工具使用率较高，但对于年龄较大的企业职工还是热衷于传统媒体，如早年养成的看报习惯，传统媒体在遭受如此危机之下，新媒体却是愈发生机勃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媒体即将取代旧媒体，毕竟新媒体在获取信息源、保有可信度等方面对传统媒体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对此媒介融合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无疑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创新改进。

二、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在媒介融合形势下开展创新改革

（一）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媒介融合的认知度

媒介融合是一个时代不断变化的产物，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从业者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改进传统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形式，在工作开展前，对于国企思想政治共从业者的自身来看，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具备捕捉时代敏感性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条件。国企要定期对思想政治工作从业者做定期的业务培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媒介融合的认知度，教会他们不要停留在传统的宣传意识中，要学习利用新媒体资源渠道，如微信、微博、论坛、贴吧等宣传渠道丰富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为提高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充足条件。

（二）合理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契合点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从业者往往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座谈、聊天、读书、讨论等方式，但是这种传统媒体的宣传教育形式并不具备及时性和实时互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效果上并不太高。对此，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从业者要优选媒介融合资源，媒介融合并非摒弃传统媒体的宣传形式，而是要实现新旧媒体优势互补。如国企思想政治宣传内容在传统媒体报刊中刊登，内容虽然生动详实，但是由于版面受限，在思想政治宣传上存在空洞、说教的弊端，思想政治工作从业者可以结合传统媒体的媒体信息资源，将信息资源到手机微信端、微博，使无限的宣传版面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力度，这种手机端的传播还能便于职工随时阅读，在无形之中正确引导受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员工的生活、贴近工作的实际。

（三）创建媒介融合综合平台，丰富思想政治宣传方式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从业者要敢于使用多样化的媒体宣传渠道，敢于利用媒介融合综合平台，宣传思想政治的教育内容，在媒介融合平台上所宣传的思想政治内容要实时更新，改善传统单板、教条的政治内容，可以通过图文、声话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提高国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趣味性，增加幽默感、扩大知识量、增强吸引力。同时媒介融合综合平台也是提供企业与职工交流互动的平台，企业职工可以利用平台为我所用、展我所想、建言献策，让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开展贴近职工工作、生活实际，听取民声，加强互动、交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5

【关键词】媒介融合屏介媒体新媒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当今媒体发展一个不容置疑的趋势，在理论上也成了传媒学界和业界当前最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三网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必由之路；也有学者在媒介融合终端的表现形式上认为3C融合是媒介融合的一个必然。①可以说媒介融合在如今的社会中充满着活力和张力。

那么，媒介融合的进程或曰方向究竟是什么样呢？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一个新词语来描述媒介融合的发展最终进程，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融合健康合理的发展。

一、屏介媒体

在这里，不揣冒昧地新创一个词语：屏介媒体。顾名思义，屏介媒体就是以屏幕作为最终面向受众介质的媒体。当然，屏介媒体并不仅仅是指以各种各样的屏幕为介质的媒体，而且它有可能模糊现有电视、电脑或手机之间的区别而统一表现为一种同一集合的形式。换句话说，这种屏介不仅仅是指一种屏幕的表现形式，而且可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体。

总的来说，屏介媒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融合媒介最终面向受众的介质形式，在这个层面上相当于指屏幕，属于低层面意义上的屏介媒体，比如当今最大的媒介融合之一――网络新闻媒体，就是突破了旧有报纸媒体的纸介质而把报纸屏幕化给受众；另一个是指融合媒介的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体表现形式，此层面上屏介媒体则相当于一个真正的媒体形式，是高层面真意义的屏介媒体。相对于如今的媒体形式来说，这种媒体是更便捷更先进的形式。有可能未来的屏介媒体就仅仅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屏介，媒体再也没有其他形式之分，有的只是屏介大小之别。通过这块屏介可以实现一切媒体的形式或者功能，比如说上网寻找信息，看电视来追求休闲娱乐，听广播以求监控社会，看报纸而获得知识等等。

可以大胆地预测和展望，屏介媒体就是未来媒介融合的终端，媒介融合的进程以屏介媒体为终点。

二、屏介媒体的现实端倪

在低层面意义上的屏介媒体也就是以屏幕为介质的屏介媒体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从五大主流媒体即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和手机来看，只有广播和报刊自诞生之时起不是屏介化的媒体，其他三类都是屏介化媒体。而今在五大主流媒体之中尤以屏介化的媒体电视、网络和手机所占的分量和影响最大，尤其是网络，更是当今人们深受影响、离不开的一个媒介工具。

报刊和广播也逐渐走向屏介化，以屏幕作为它们最终面向受众的介质。2003年9月1日，江苏省的《扬子晚报》联合江苏移动和联通，率先尝试新闻以报纸的方式登录手机。2004年7月18日《中国妇女报》和北京好易时空公司推出的《中国妇女报・彩信版》，真正意义上的国内第一家手机报诞生，代表着媒介融合中纸质媒体向屏介化媒体转化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屏幕来阅读报刊。2006年4月14日，通过电子报纸阅读器显示着中国上海的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头字样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子报纸出现。②这种电子报阅读器有点屏介媒体的雏形，只不过它只能是屏介化报纸，而还没有把其他媒体的功能和作用集合容纳在一起形成多功能一体化。

在广播方面，1996年12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建立网站，通过互联网播出节目，这标志着中国网络广播正式诞生。广播屏介化的媒介融合终端之路凸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屏介化媒体在当今传媒界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无法否定的发展形式，也必将是媒介发展的一个具有潜力的融合途径，代表着未来媒介融合的终极之路。

三、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之路的成因

在探讨和界定屏介媒体的定义之后，下面来论述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终端之路的成因。“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在这种多功能一体化之中，屏介媒体是它最好的表现形式。罗杰・菲德勒阐述过：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③下面分而述之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终端之路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数字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屏介媒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我们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等学者的“技术决定论”有所保留，但是不可否认技术的力量始终是媒介融合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标志。新的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媒介的传播突破了时空范畴；尤为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变革，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走向消解和“内爆”，使得媒介内容处于同一个平台（数字平台）之上，所有的传媒内容都将以同一的数字格式来存储，成为数字传媒；传统的单一属性(如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等)的媒介终端向视听多媒体终端迈进和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脱离其早期局限于不同媒体间整合的状态，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使得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在数字技术时代开始出现了转向，各种媒介所提供的媒介内容开始以同样的数字形式流向了电视、计算机、PDA和手机这些形态各异的“媒介终端”，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媒介融合重心的转变。④此种重心的转移就是屏介媒体，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屏介媒体在未来的媒介融合终端中占据着不可替代性。

第二，受众的需求是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终端之路的动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内容的增多，以及受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不但变得多样性而且有随时随地需求的倾向。随时随地的需求要求信息必须突破时空之间的界限到达受众，要求媒介终端必须具有全天候的特性和便携性。而只有多功能一体化的屏介媒体才可以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另外，受众的接受心理也是促进媒介融合的又一个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类自一出生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视觉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视觉性比其他的感觉性更为重要和强烈。人类总是喜欢现实感性的世界，而屏介媒体给人一种视觉图形化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人类的需求。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媒介融合的屏介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市场的竞争是屏介媒体成为媒介融合终极之路的催化剂。市场竞争态势给媒介之间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一方面，媒体为了生存必须要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要适应市场的需要。这导致了媒介融合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另外也促进了媒介融合的屏介化方向。因为屏介化的媒体更适应大众文化的发展要求，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而且大众媒介的工业化或者说它的接受性要求媒介融合具有消遣性和娱乐性等，也要求媒介具有方便性和可接受性等。而从人类媒介发展史上可以看出，视觉化和图像化的媒介更具有亲近性。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媒介融合的屏介化的。

四、屏介媒体的特性及现实意义

屏介媒体作为一种媒体形式，具有一些独有特性。这种特性包括屏介化、多功能一体化和便捷性等等。屏介化，不仅是无纸化，也不仅是电子化或者说数字化，这只是屏介媒体的技术基础。屏介媒体的另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如同现在的网络一样，是一个“黑洞”，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吸进去。屏介媒体是一个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体，它可以实现现在广播电视、电脑、手机和报刊等特有的功能而融合在一起，是强大的媒体融合形式。源于人们对工具简洁性的要求和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屏介媒体也具有很强的便携性和移动性。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⑤作为一种新的尺度，屏介媒体必将给媒介社会带来巨大变革，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传播观念，让媒介呈现社会的本来面目更加真实客观，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提出并划分了传播的五“H”。在此依据他的划分，从传者、内容、渠道和受众三个方面来论述屏介媒体的现实意义和影响。

1、传者的定义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传播机构。屏介媒体的提出为传播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据报道，今年日本多家号称有众多热情读者支持的知名杂志受媒体竞争加剧的影响而相继停刊。业内人士指出，知名杂志相继停刊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主要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⑥其实，在新媒体的竞争之下，旧媒体生存压力剧增，如何在新世纪之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各个传播机构的首要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屏介化的媒体，把媒体的形式转换成屏介化的形式，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促进媒介的发展。报刊延伸了人体的眼睛，收音机延伸了人体的耳朵，而屏介媒体却满足和延伸了人体的多样化，更符合媒介发展的要求和人们需要的丰富性。

2、在内容的层面上，屏介媒体的提出要求信息传播者综合素质的提高。由于屏介媒体及时性和海量性等特性以及受众在屏介媒体下的接受心理本质，它需要信息传播者拥有综合的技能，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的技能，或者是计算机技术等技能。以往的分工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者必须拥有多技能于一身。这也要求媒介教育的改变和突破。

3、屏介媒体的屏介化特性对终端商更具有实际意义。屏介媒体的提出对终端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需求生产厂商提升技术，从硬件方面来提供屏介化的媒体终端，促进媒介融合的进程。另外，还要求终端商加快技术的研究，适应数字化的进程，统一标准促进三网融合的发展，为屏介媒体提供充分的发展条件。由于屏介媒体的便携性和海量性的特征，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接收处于湮没之中，这也要求加强、提升和发展受众的媒介素养，以便受众能更好的接收和辨别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界定媒介融合的终极模式，为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和基础。■

注释

①3C融合的概念是在1996年前后提出的，主要体现了硬件的产品端，包括电信（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er）和消费类电子产品（comsumerelectronic）的三合一。

②.

③(美)罗杰・菲德勒：《媒体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p19.

④孟建、赵元珂：《重新界定和认识电视――媒介融合浪潮下的电视发展与媒介化社会建构》，《新闻传播》[J],2007年(11).

⑤(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p33.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6

理念变革――从“个人英雄”到“集体英雄”。传统新闻媒介对人才全球化的新闻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俱进的新闻价值观、对新闻真实性的严格遵守以及对新闻时效性的不懈追求等基本要求在媒介融合的新时代依旧适用,但媒介融合带来的全媒体流程再造以及信息整合构架的变化,必然带来新闻人工作方式的改变,传统媒体时代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逐渐成为昨日黄花。在媒介融合时代,任何一个题材的报道,都依赖于所有信息平台上的参与者,分工与合作成为必需。一个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从业人员必须了解自己在整个报道构架中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忠于这个角色,在集体的配合中共同完成报道任务。

管理难题――从“单媒体”到“多媒体”。随着媒介融合造成的产业构架、组织结构的改变,新型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变得炙手可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管理者,这类管理人才必须精通各类媒介,懂得技术发展对于新闻传播的重要性,清楚如何运用技术使新闻内容以更好的形式加以表现。因此,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人除了要懂新闻、懂技术之外,更要懂得管理并擅长策划。只有在采编策划、资源共享、组织架构、制度保障、绩效管理、传播渠道以及产业链打造方面都有心得的新闻人才能胜任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工作。

技术障碍――从“单面手”到“多面手”。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记者不再单纯地只为某一种媒体提供报道,他需要同时为纸媒、网络甚至电视、手机等多种平台提供报道。这就要求记者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是文字记者或者是摄影记者,而应该是“多面手”,具备文字、图片、摄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手段的操作能力,从而能够以多媒体融合的新闻技能完成新闻信息采集工作,实现真正的全媒体报道。这在对人才提出技术要求的同时,也对人才的新闻视野和价值判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产品变革――个性化服务催生专才定位。媒介融合时代业务形态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内容产品的单调,相反,随着媒介市场“碎片化”时代的到来,媒介接触的碎片化态势以及传播分众化的趋势使传媒不得不适时改变自己的产品特色,提供更多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媒介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也从以往的采集和新闻信息转变为整合各种内容产品以提升媒体品质和价值,通过不断裂变与聚合产生新的内容产品。这就要求媒介从业人员必须对所报道的领域有深入的认识,从而达到提升新闻品质和价值的目的。媒介融合时代,应对和引导、讨论与质疑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对采访领域拥有更充分的知识储备,对所报道问题的广度、深度、高度甚至未来的发展有着更高的把握水准。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7

关键词移动终端；媒体融合；新闻生产；碎片化；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51-0039-06

1问题的提出

对于媒体融合的概念的认识并不统一，学界和业界普遍采用媒体融合和媒介融合两个维度，笔者选取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蔡雯（2012）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融合的定义。蔡雯指出，媒体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的过程。”这一概念涵盖了媒体融合的三个核心要素，即：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缺一不可；二是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BruhnJensen）（2010）对于媒介融合的认识。延森认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某一媒介内部综合运用多种媒体，而是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平台融合而成交错混杂的网络。这三种媒介平台包括：人的身体的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互相叠加和广延，实现“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藉此，“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无论是采用“媒体融合”，还是“媒介融合”，上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深化了媒体融合的理念，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媒体融合的维度。为统一起见，笔者在本文中一并使用“媒体融合”。

在国内有关媒体融合议题的研究层面，根据陈昌凤对2001年至2014年媒体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做的统计，大部分文献中，对于国内媒体真正的融合实践案例涉及较少，一些来自媒体业界基层单位的作者把开设网站、微博等也视为媒体融合的实践；国内媒体融合的实践层面，正如郭全中（2015）指出的，当前媒体融合的现状为多种探索并行，包括传统媒体的资源整合或重组、推出各类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收购传统媒体和创办互联网媒体等。在笔者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进行的两次媒体实地考察和与相关从业者的访谈中了解到的信息也大抵如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手机端即时通信成为大众获取与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伴随着手机等新媒体移动终端的普及化，用户对于移动终端信息传播平台的黏性增大，移动终端成为新闻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刘义昆、赵振宇（2015）指出，从广义上讲，新闻生产是指新闻机构及从业者对新闻的选择、加工与传播，它是一条单向的链条，由生产主体、生产客体以及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构成。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新闻生产从传统的组织化生产向新媒体平台转移，通过与公众互动进行新闻生产，体现出新闻生产的互动性、及时性与广泛性。其生产主体、生产客体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各种社交网络平台的普遍化使得用户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如果无视这种变化，必然落后于时代。目前，随着时代的需求、国家的重视和新闻产业自身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更强的时效性，更多的终端平台，更多的新闻生产主体和同时媒介消费的、互动的受众。

在此背景下，如何解读终端化？如何解读碎片化？终端化是否需要全盘碎片化？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内容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径？这些问题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2对移动终端新闻生产的反思

国家大力提倡和支持媒体融合，给传统媒体机构带来了扶持与鼓励，以及方向上的引导，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大多媒体机构对媒体融合理念的认识不够充分，对新媒体技术有所恐惧，缺少新媒体技术操作人才等等严重阻碍了媒体融合的进程，甚至出现媒体“融合”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两张皮”的现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根深蒂固的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观念，使得传统媒体机构从业者站在护卫者立场，认为新媒体带来了“冲击”，在此情形下，有些媒体还固守传统媒体的优越性地位，无视新媒体的进驻；而有些媒体认为搭建新闻客户端、推送微信公众号和手机报等等就是“媒体融合”，迎合移动终端与用户消费短、频、快特点，向用户推送“碎片化”的信息。同时，在实际的考核中，又出现重视传统媒体忽视新媒体的现象，因此无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难以真正调动新媒体的活力。

媒体融合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客观、理性、全面的普及与实施，与之相对应的，是两个极端：一是全然不顾新媒体的发展和新技术带来的便捷，固守传统媒体的传统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将传统媒体内容简单“搬运”到新媒体信息传播平台，无视新媒体信息传播平台的特有规律；二是全盘新媒体化，紧随移动终端信息传播特征，将终端化简单等同于碎片化，生产和传播大量“碎片化”的信息。

在个人拥有便捷的途径生产、传播信息并与他人实时互动普遍化的新媒体时代，专业的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势必受到影响，并且需要转变观念，改变新闻生产的方式。但是，大多从业者与研究者都站在传统媒体的立场，认为新媒体“冲击”了传统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带来了挑战。

2.1对媒体融合的认识不到位，以传统媒体的视角发展新媒体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向，也不是仅仅将传统媒体的内容搬到新媒体平台上，而是应该以平等的身份和相对独立的运营为前提的深度融合。传统媒体的观念和新媒体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仅仅是在传统媒体内部划出一块地盘称作新媒体中心，而该新媒体中心的所有运营思路和人员都来自于传统媒体，是不可能做到深度融合的。

笔者曾于2014年8月对内蒙古新闻网进行实地调研。以其为例，该网于2003年11月26日正式开通，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省级新闻网。2010年5月，内蒙古新闻网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整建制划归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2011年底，按照内蒙古日报社党委的指示，内蒙古新闻网完成了“一网两制”改革，确定内蒙古新闻网分为新闻中心和社会中心。但在笔者实地考察与调研中发现，目前网站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严重不够，成了“自娱自乐”，对百姓关心的问题不够重视，因此用户粘合性较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媒体仅仅是传统媒体的一个部门，并不是单独的机构，而管理人员又都来自于传统媒体，观念跟不上。调研中笔者还发现，内蒙古日报社要求报纸和网站稿源和新闻资源共享，传统媒体要给网络媒体提供内容，但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有问题，有时候网站其实拿不到稿源。实际上无论是记者还是领导，都认为先做好报纸，“顺带”做好网站就可以了。同时，由报社各部门人员轮流一两个月去网站当主编，但其编制在报社，效果不理想。因此，无论是从机制上还是从观念上，都束缚了新媒体的发展。

必须认识到，新媒体技术与移动终端信息平台的发展为新闻信息的传播和与受众的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全是“冲击”，同时，媒体融合更贴合目前的发展趋势，新媒体时代不可能固守传统媒体时代的思维与习惯，必须转变观念，以合作的、平等的、开放的思维重新认识媒体融合。

2.2过于迎合终端，新闻走向碎片化

与上述以传统媒体为主体，新媒体为外来入侵者观念相对应的，是过于迎合新媒体时代终端化的趋势，新闻制作以短、频、快为主，忽视了新闻的本质要义。于新闻专业机构来说，信息短小精悍，不能变为粗浅和断头断尾；于受众（用户）来说，在于培养其自身思考深度与广度的融会贯通和思考能力，不能肤浅地消费碎片化带来的快餐文化。

陆安（2015）给“碎片化”的定义是：“碎片化”指的是完整的东西破碎成一块一块。陆安认为，在传播的语境中，可以把碎片化理解为多元化。即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信息的零碎性、大众价值观的多元化。必须认识到，碎片化是新媒体时代受众被细分，以及信息接收终端多样化、用户随时随地利用零散时间进行信息的接收与互动等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与服务。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更加促进了短小精悍的信息传播趋势，也培养了更多的接收碎片化信息的用户。可以说，碎片化新闻信息对于各种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平台来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专业的新闻机构不能过度迎合终端化，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碎片化的新闻信息，甚至为了紧跟所谓的热点事件（热点事件随着用户的注意力转移而迅速转移），提供的信息片面、无头、无尾，无来源、无背景等等。同时，为了足够吸引眼球，故意使用标题党，或者将新闻事件简单化、标签化（比如妖魔化城管）。这样的碎片化新闻信息容易误导受众，不利于大众媒介素养的提升与科学理性精神的培养。

2.3严重的同质化

新媒体时代的时效性要求，再加上新媒体技术提供的转发与接收便利，使得大众即时性的快速评论、转发成为可能。而便捷的转发导致各社交媒体平台上在一定时间内信息内容严重的同质化。正如刘义昆、赵振宇（2015）指出的，新媒体在带来新闻资源丰富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媒体新闻资源同质化的局面。而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传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传统媒体以网络媒体热议信息为新闻由头，再对网上热议信息重复报道也屡见不鲜。因此，在一定时间段内，媒体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

如果说碎片化还不足以对新闻的专业性构成威胁的话，严重的同质化更加加深了新闻内容生产的危机。原因在于，如果仅仅是碎片化新闻信息增多，如果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没有严重的同质化，受众可以根据不同的碎片来拼接新闻的全貌，但如果同质化的碎片充斥于各种媒介平台，受众很难拼接出事件的全貌。例如，2013年7月25日发生于北京的一位父亲带着他9岁的女儿摆地摊被城管打伤的事件，在事件被广泛关注的前期，舆论一律地倒向同情父亲和女儿，批评城管，表达对城管及城管制度的愤恨和不满，后来有人开始质疑这位父亲是新京报主编，主动发起该事件来“钓鱼”，再后来，出现了更加理性的声音，开始质疑9岁儿童摆地摊本身的非法性。一时间该事件成为热点事件，截至2013年7月29日15∶44，“父亲陪9岁女儿摆摊被打”在百度新闻热点排名第二，相关结果约311，000个；“父亲陪9岁女儿练摊”在新浪微博搜索搜到356，411条结果。该事件背后的真相在不同时间段的说法众说纷纭，先后出现了谴责说、新闻碰瓷说和谴责借用事件攻击城管执法说等，每个时间段，信息严重同质化。

同质化引发两种后果：一是对于同一事件缺乏全方位的、不同角度的报道；二是集中于同质化内容所涉及的新闻事件，对于其他事件疏于报道，因而形成其他事件的“真空”。

2.4谣言充斥于移动终端各信息传播平台

碎片化的信息留下更多的受众猜测与臆想空间，而受众又有着多样化的信息渠道与平台，并且能够非常便捷地分享信息。于是，关于碎片化的新闻信息的“填空”性质的信息被传播，这些“填空”性质的信息因为缺乏确定性，大多来源于猜测，因而容易形成含有不确定信息的谣言。

同时，新媒体整合了图片、音频、视频，形式更加丰富、更有“在场”感，因此，在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信息更加难辨真伪。在雅安地震期间，2013年4月21日下午，网络上传播一条谣言：“雅安又一辆救灾军车坠崖”。该谣言就是由一名在当时经过“事发”地点的网友拍摄画面并加以妄断，然后经过画面剪辑，制作了虚假的信息，并加以传播。实际情况是，在该“事发”地点，某军团正在用租来的吊车对4月20日翻入河中的运输车实施作业，并于4月21日16时30分将其吊至平板车，并进行加固，运返营区。但因为大众受“有图（影像）有真相”思维惯性的影响，大都认为该信息是真实的，直到四川军方真实信息辟谣。而2015年2月18日晚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被逝世”的信息就是出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个截图，该截图假冒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文告，称李光耀已经逝世。其后，多家媒体根据这个“文告”作为新闻作了报道。新加坡政府于2月21日和26日均发表声明“辟谣”。3月23日，李光耀逝世。传统媒体以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为新闻由头，在未经核实的情形下，为了强化实效、吸引眼球而了李光耀“被逝世”的消息，严重偏离真实与客观。

移动终端新闻与用户粘合得更加紧密，到达得更加迅速，接收更加便捷，与社交媒体的联动也更加便捷。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很容易成为大众媒体的新闻由头，而反过来，大众媒体上的新闻信息也很容易成为新媒体平台上热议的话题来源。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议程设置明显改变。因此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容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确定性的信息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甚至为主流媒体设置议程，都需要专业新闻机构和工作者澄清和还原信息的确定性。

2.5缺乏新媒体新闻制作人才

传统媒体机构拥有大量的新闻生产专业人员，但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今天，其思维方式与专业技术显然需要很大的转变方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与需要。正如财新传媒CTO（首席技术官）、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负责人黄志敏（2015）指出的，目前媒体机构不缺传统媒体时代需要的记者、编辑等适应传统媒体的专业人员，但普遍缺乏既有新闻专业背景又懂新媒体、会编程、可以以可视化数据展现新闻的人员。同时，媒体机构对研发技术人员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原因有三。其一，研发技术人员认为，与在专业的研发技术类公司任职相比，在媒体机构很难得到技术上的帮助与提升；其二，与在专业的研发技术类公司任职相比，在媒体机构不被认为是在核心部门或核心岗位，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三，与在专业的研发技术类公司任职相比，在媒体机构收入偏低。同时，欠发达地区新闻媒体不仅吸引不了外界综合性人才，而且既有的人才也容易流失。正如陶格图（2010）指出的，内蒙古新闻媒体发展保守，还是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生存，报刊行业不活跃，没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广告收入不理想，业务不拓展，新兴媒体发展滞后，新闻传播人才东南飞。这不仅制约了内蒙古新闻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该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都存在媒体机构缺乏适应新时代的、拥有综合性能力与专业技术的新闻生产人员，也是导致媒体融合理论理想与现实脱节的一个重要因素。

3移动终端新闻生产展望：终端化不等于碎片化

伴随着新媒体技术及移动终端信息平台的发展，用户的行为逐渐趋向移动化、碎片化、情绪化、智能化，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作为专业的新闻机构，作为确定性信息的生产者和输送者，与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的“全民新闻”相比，大众传媒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大众传媒是否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指出，现代新闻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崭新而陌生的。大众传播机构能推进文明进程，也能使之受挫。它们能使人类的品质降低和庸俗化。它们能威胁世界和平。它们能夸大或贬低新闻及其重要性，助长和满足某种情绪，制造自以为是的虚构故事和盲点。随着新工具的不断应用，它们的影响范围和势力与日俱增。“新闻界可能是蛊惑性的、煽情的和不负责任的。果真如此的话，新闻界及其自由将在宇宙的劫难中沉沦。”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大众媒体都应该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并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新闻的本质便是探寻信息的确定性及其深层的社会意义。

3.1打破新与旧的二元对立：用融合的观念重新认识媒体

操慧（2012）指出，在过去，一个新闻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下：记者发现新闻线索，前往现场采访或者远程联系当事人，然后撰稿成文或编辑播出。而未来的新闻生产主体将会是一种新型的电子媒介人，即：依靠人与技术的和谐并相互创造，从以人为本的目标出发，理性选择媒介，能动补救或补偿某一媒介的先天不足，从而适应并满足人的需求，最终实现人与媒介之间的脱域，即实现作为生产主体的自由状态，而社会协作的网络化、高频度、高效率将直接作用于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与范式型构。做到在不同媒体平台之间的互动穿插与能动选择，首先就要打破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二元对立，用真正融合的观念重新认识媒体。现有大多媒体融合的相关研究成果立足于传统媒体立场，谈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不乏使用“冲击”这样的词。但正如刘义昆、赵振宇（2015）指出的，未来的新闻业将不再有明显的新旧之分，它将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态势，大多数媒体都会通过不同的平台，呈现形态各异的内容。

3.2同时兼顾碎片化与专业化的新闻内容生产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新闻界的职业和实践所指向的新闻的理想化的标准是：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要想达到这个理想化的目标，仅仅依靠碎片化的新闻信息报道是远远不够的。

在媒体融合为多种媒体资源的整合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新闻机构在整合各信息传播平台资源的基础上，需要生产出更加优质的和更加专业化的适用于不同媒体平台的新闻内容，而不仅仅是盲目迎合新媒体平台，尤其是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平台受众的碎片化接收习惯，生产大量碎片化的新闻信息。移动终端不仅仅是信息与传播的绝佳平台，同时也是很好的信息澄清平台，但前提和关键是其公信力与权威性。因此，抵制不确定性谣言信息的大量传播，还信息以确定性，维护各新闻媒体机构及其新闻信息的媒体与移动终端信息传播平台的公信力，是提高其权威性的唯一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媒体融合时代，碎片化的新闻信息是需要的，例如《纽约时报》为苹果手表用户提供“一句话报道（one-sentencestories）”新闻信息。但是所有的新闻信息都朝碎片化这一趋势发展是不可取的。

3.3提高技能：更加全能的新闻内容生产者

黄旦（2015）认为，在传播革命导致的“网络化关系中”，媒介与社会的界限消解，只有自组织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原有的职业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数据的能力和水平。彭兰（2015）通过国内外案例及理论阐释指出，媒介融合时代，跨媒体人才需要跨越各种媒体的整合性思维，需要在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之间的穿越能力。无疑，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新媒体时代对新闻内容生产者的要求更加多样化和全能化。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以外，对于在不同媒体终端之间的新闻内容生产与延伸的能力，是媒体融合时代要求新闻内容生产者具备的新思维和新技能。

美国波因特研究院在一项名为“未来新闻业竞争能力”的调查中，提出新闻从业者应该掌握的37项关键技能，分为四大类：知识、态度、个人特质，以及价值观（包括19项技能）；新闻采集（包括7项技能）；新闻生产（包括6项技能）；技术或多媒体生产（包括5项技能）。伴随用户同时不同媒介消费习惯的，便是不同媒体平台对于新闻信息的不同呈现。新媒体技术使得同一新闻事件以数据化、可视化、多媒体化等全方位方式传播，这必然要求新闻内容生产者掌握多种技能，使同一新闻素材的采写编排及音频视频内容能够满足不同平台的需求。在数据化、可视化的背后，要探求新闻的社会意义，并且保留人性的温度。

同时，要注重对于综合性人才的培养与激励。传统媒体管理理念要与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人员的考核方面要考虑如何与新媒体衔接，打破倚重传统媒体而忽视新媒体的局面，尽快提出新的激励方式。不然，有激情和创造力在新媒体领域做出贡献的员工得不到及时的激励，甚至造成人才的流失，会对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体融合极为不利。

3.4加强定制化：服务型的新闻内容生产

彭兰（2012）指出，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大数据，是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随着大量“公民记者”的涌现，我们需要思考，大众从专业的新闻机构那里期望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也就是说，专业的新闻机构与新媒体时代无处不在的“公民记者”相比，其优势在哪里？除了能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新闻产品之外，首当其冲的优势之一便是提供定制化的新闻信息服务。我们知道，个别的“公民记者”或者非专业新闻机构的移动App、微信公众号等也可能提供定制化的信息，因此，媒体机构所提供的定制化信息必须是有着非常高的可信度的、确定性的、全面的、可靠的信息，媒体机构所积累的大量的信息数据库以及大量的专业人员专业技术的积累为此提供了保障。

媒体融合时代，传统的新闻生产理念需要转向信息的提供与服务。同时，需要认清和把握分众化传播这一新的信息传播的趋势。美国学者保罗・布拉德肖（PaulBradshaw）曾提出一个21世纪新闻编辑室的“钻石模型”。依据此模型，新闻生产将包括快讯、草稿、报道、背景、分析/反思、互动、定制等步骤。指出21世纪先以快讯、草稿实现“快传播”，再以报道、分析和背景提供“深解析”，同时要在新闻生产全过程考虑让公众参与、为用户定制信息。这一模型对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根据不同的受众对于新闻内容本身的需求和对于信息传播的不同媒介的需求，实现内容的定制化及其与受众的互动性，从而实现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互通互联和分享。

3.5消除同质化：更加多样化的新闻内容

桑斯坦指出，“非预期的、未经筛选的信息披露以及经验分享，同样相当重要。”多种媒体平台为受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也为新闻内容生产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新闻信息呈现方式与路径，更为多样化的新闻内容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媒体融合时代的受众成为享受新闻信息服务的用户，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媒介对于某一新闻事件的呈现，而是可能同时消费不同媒介，并有所互动。因此，对于同一新闻事件，新闻内容生产者如果想要满足用户的需求，就必须提供内容多样、新式多样、多角度以及多媒体化的呈现，以多样化的内容和形式服务于多样化的媒体平台。同时，由于媒体平台多样化与便捷化的保障，新闻内容生产者可以提供新闻事件相关的背景资料、前因后果、相关知识链接等等信息的链接，并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多媒体、数据化、可视化等多样态的形式呈现，满足新媒体时代用户的多样化信息需求，并培养受众的科学素养，从而打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藩篱，培养大众理性思维。

3.6回归新闻本质：探索新的深度和报道模式

张易、张莉（2015）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内核概括为：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出发，媒体要负担起社会责任，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从新闻传播的内容出发，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是报道内容的真实、客观、公正、中立。从新闻传播环境的层面来说，要保证媒体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报道服从于事实，而不是服从于其他势力，如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甚至包括大众的舆论势力。对于新闻来说，无论是广播、电视、报纸还是网站、移动终端，都只是不同的信息传播载体。新媒体移动终端只是方便用户更加便利地接收与互动，而新闻对其最根本属性和社会功能的坚守与维护才是新闻成其为新闻的根本所在。

在媒体融合时代，因为有了受众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信息与观念的即时拼接与相互启发使得同一新闻事件的相关信息有了多维度的解读，从而向更多内涵与外延延伸，朝着众筹的深度与广度拓展。例如在上文提到的什刹海练摊事件中，正是由于广大的受众在碎片化信息的解读过程之中，自发地探究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意蕴，由简单的关注现象（了解新闻事件）到对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质疑（解读新闻事件），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解读（拓展新闻事件）等等。因此，媒体融合时代，需要提供给受众的，是更加多样化的深度报道，碎片化不等于没有深度，受众也并非仅仅满足于接收碎片化的信息。

一方面，新闻作为社会记忆建构者之一，有责任和义务留下最接近真实的记录来帮助建构人类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新闻的专业理念和技巧历经几百年来的沉淀，不是“全民记者”可以比拟的，而全民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记者”。因此，碎片化不应该成为专业的新闻机构生产的新闻的主流，向大众提供的信息要有高度的确定性，并且有头有尾，尽量从多维度呈现事件的全貌，同时，要探寻其社会价值和意义。

4结论

新的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媒体思维模式，势必会失去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机会。因此，要培养新媒体时代的“链接”文化，形成用户至上的观念，培养媒体机构的服务意识和开放、创新、分享的互联网思维。未来，终端的多样化和丰富化是必然趋势。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8

关键词：媒介融合；思政教育；信息内容；融媒体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发展瓶颈

1.思政教育理念落后，教育方式固定。目前，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理念仍较为传统，且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固定。相对落后的教育理念与固定的教育方式，继而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比如，纸页信息内容相对单一，降低了其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难以充分发挥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作用，等等。2.高校重视度不够，无法跟进时代进步。目前，由于部分高校对媒介融合的重视度不够，在进行融媒体建设时，会将传统思政教育理念与模式强行施加在融媒体平台中。这样一来就难以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优势，影响到思政教育工作质量的提升。此外，在融媒体平台中，高校师生拥有更广泛的知情权以及言论自由。因此，高校应紧跟时代脚步，加速自身融媒体建设，否则容易造成与师生群体的脱离，难以有效落实思政教育，进而难以充分发挥引导学生正确发展的功能。3.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正确筛选。融媒体平台中的海量信息中包含较为复杂的内容主题，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形式多变。同时，信息内容真实性与可靠性难以保障。大学生正处于思想观念构建的关键时期，尚未形成牢固的甄别能力与选择能力，极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进而影响其自身发展。由此，媒介融合背景下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难度。此外，以次元文化、电竞文化为代表的多种亚文化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得到快速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些西方不良思想裹挟在各种亚文化之中，以亚文化的表皮进行不良思想传播，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由于大学生追逐个性，并且缺乏成熟的价值判断能力，在追寻亚文化的过程中，容易受到隐藏于亚文化背景下的不良思想影响，进而产生反社会情绪，这间接增加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难度。同时，媒介融合背景下极易产生大量舆论，学生在接受社会信息的同时会受到舆论影响，如果学生参与到负面舆论传播过程中，会进一步扩大不良舆论影响范围，进而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影响。综上所述，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正确筛选过程，是阻碍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高校在利用媒介融合优势进行思政教育工作时，要重视对内容的监管与正确筛选，保障内容正确这个大前提。4.缺乏平台支持，专业人才稀缺。部分高校缺乏对媒介融合的充分认识，使融媒体平台建设被忽略；部分高校在引入微信公众号、微博、QQ等新媒体后，仅仅将思政教育信息进行简单推送，而没有将内容进行个性化处理。[1]这样一些现象导致高校无法充分发挥媒介融合的功效与优势，不能够及时整合信息资源。此外，融媒体平台的建设与运营需要专业人才。但在现实中，部分高校在建设融媒体平台、构建融媒体团队时，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加之政策、资金扶持不足，大多将平台建设工作交由学生团队。虽然学生团队具有较强的积极性以及创造性，但其在融媒体建设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缺少资金支持、缺乏平台搭建经验、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等问题。此外，由于缺乏专业的媒体知识，使得融媒体平台建设以及团队构建质量较低，难以形成科学的体系。由此可见，高校缺乏融媒体平台，缺少相关专业人才是阻碍媒介融合背景下思政教育工作质量提高的又一困境。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大媒体；出版业

“媒介融合”不仅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个概念，而且是中国目前多种媒介发展进程中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参考国外文献，梳理这一概念的内涵，探讨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由于新媒介是相对传统媒介而言的，新媒介对传统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出版业的发展境况，也是有意义的。

一、国外“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

在20世纪末计算机信息革命到来之前，不同媒介之间界限明晰，对于媒介技术的研究也被限定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内。“媒介融合”的提出为媒介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不同媒介技术相互结合，连同工业制度结构、社会文化标准共同塑造着融合媒体。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一词也被表述为“融合（convergence）”。一般认为，“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普尔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指出：“一个既定的物理网络能够提供任何类别的媒介设备，反过来，一个曾被限制于一种技术的媒介设备现在能够被传送到任何物理上分散的网络上。”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涉及媒介融合基本概念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到我国，例如，托马斯·鲍德温等合著的《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明确指出：之前各自为政的电信、有线电视广播和计算机工业将汇流到一起，产生整合宽带系统（broadbandcommunicationsystem）。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提出：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三个领域将会逐步趋于融合。书中不仅较早地介绍了1978年尼葛洛庞帝的三圆环聚合示意图，而且针对当时学界对媒介融合的几种误解进行指正。凯文·尼曼的《大媒体潮》提出“大媒体”（megamedia）的概念，认为传媒业、电信业、信息业都将统合到一种新的产业之下，即“大媒体业”。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等合著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一书第一章“变化中的媒介环境”也探讨了媒介融合及其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从我国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媒介融合的著作、教材及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情况来看，这几本国外新媒体方向的著作虽然不是系统探讨媒介融合的成果，却对我国媒介研究者思考媒介融合相关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奠定了我国早期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正式的学理性概念最早是由蔡雯于2004年在美国进行富布莱特项目研究时引入国内的。其实1999年崔保国在《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当代传播》1999年第6期）一文中已经引介了西方“媒介融合”的概念。但蔡雯的文章被引用频次较高，而且比较明确地指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此外，宋昭勋的《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以及孟建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也是我国较早研究媒介融合问题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国内学者在引述“媒介融合”概念时，直接参考英文资料还不够充分。例如，《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一书被学者认为是“我国传播学术界探讨媒介融合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但其参考文献大多来自已有的中译本。实际上，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资料是相当丰富的，涉及很多理论资源和现实问题，值得引入并加以梳理：对媒介融合概念的把握为何难以统一，有关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争议，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到底是谁，媒介融合与出版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我国虽有涉及，但有待深入探讨。因而，有必要继续引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目前媒介融合的现实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几个问题

本文仅针对目前国内研究引述国外资料的情况，进一步梳理国外特别是欧美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文献（大多没有翻译为中文），归纳其中涉及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认识为什么存在差异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媒介研究学者埃斯彭·伊特瑞伯格（EspenYtreberg）指出：“媒介融合是迄今为止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甚至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危险的词语”，因为它有太多不同层面的意义。为什么对这一概念的把握会存在差异呢？其原因有：

“媒介融合”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把握，首先是基于媒介自身的发展与实践过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迈克尔·卡茨教授在1997年发表的《介绍：融合、规制和竞争》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对于媒介融合的三种认识：“对于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局限于电信领域的现象。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电信业和计算机工业归并的过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包括产业的结构性整合”。英国的西蒙·穆雷（SimoneMurray）博士也指出，20世纪90年代，媒介融合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通过对主流媒体的直接收购与大规模兼并实现的跨媒体所有权的集团化。这一浪潮并没有对政治经济方面造成根本性挑战。第二波浪潮是关于媒介的数字化改造，这从根本上挑战了传媒业，受到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青睐，同时也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第三波浪潮是“内容流（contentstreaming）”。作者指出，“在传媒业中用‘内容流’来描述一个平台向另一个平台的内容迁移，即通过互联网实现音频或视频内容的传递”。可见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在媒介融合基本思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媒介融合的把握是有差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媒介融合更像是在描述我们已经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将会见到的”。这提示我国研究者从学理和实践的双重维度把握“媒介融合”概念。同时在切入对媒介融合的考察时，应当注意将其置于纵向的维度，而不是孤立地看待。

研究视角有不同。国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媒介史的视角、文化研究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媒介史的视角以詹妮特和萨宾（JanetStaigerandSabineHake）为代表，认为“媒介融合是传统媒体（如印刷媒介、电视、广播和电影）与新技术（如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数据广播）的结合”。这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也为媒介融合研究提供了一种纵向考察的方法。

文化研究视角的主要代表者是亨利·詹金斯，其关于媒介融合与融合文化的论著在西方社会具有深刻影响。依照文化研究的视角，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一词涉及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方面”；而“媒介融合意味着一种文化转换（cultureshift），正如消费者被鼓励不断发掘新的信息，进而把分散的媒介内容合二为一”。“媒介融合”分为两种先后出现的范式：数字革命范式（digitalrevolutionparadigm）和新兴融合范式（emergingconvergenceparadigm）。“数字革命范式”以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为代表，其强调“新媒介代替旧媒介”，而“新兴融合范式”则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的互动。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并不完全取决于媒介终端，而是在更多时候产生于个体消费者的头脑之中，并且通过彼此间的社会交往而实现”。他援引了法国媒介学者皮埃尔·列维（PierreLevy）早年提出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的概念，指出，“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些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个人所知的东西汇聚到一起，从而提高个人的技能。”他认为，在媒介融合的文化语境下，混杂着大众文化元素的集体智慧足以改变宗教、教育、法律、政治、广告甚至军事行动的方式。媒介融合也呈现了媒介权力的重构和媒介审美与媒介经济的重塑，“最终，我们的媒介未来将依赖于商业媒体和集体智慧之间的斡旋与交战”。詹金斯还预见到，“媒介融合所处的数字文艺复兴（digitalrenaissance）将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而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也将在这个时代出现”。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以蒂姆·德维尔（TimDwyer）和克劳斯·詹森（KlausJensen）为代表。德维尔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过程。新技术被容纳进现有媒介和大众传播文化工业之中”。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他的《媒介融合》一书将媒介融合具体分为产业融合、技术融合与监管融合。但在德维尔的论著中仍然存在理论和实证支撑的鸿沟。詹森的《媒介融合：网络、大众和人际传播的三个维度》一书也被认为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媒介融合的代表作。詹森阐述了所谓“媒介融合的三个维度”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通过身体实现的人际传播，第二个维度是模拟大众传播，第三个维度是数字化传播。第三部分则包括对理论与实践、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之间关系和方法论的思考。但有学者认为，“詹森只是用媒介融合去描述了一个一般的传播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已有个别学者注意到对媒介融合进行文化研究视角的考察。2011年出版的陈伟军《媒介融合与话语越界——传媒文化的多维阐释和散点透视》一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作为一种全新实践和话语重组，媒介及其相关要素的会聚与整合，其影响不仅在技术层面，它还会对我们时代的文化生态和思想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对于媒介融合的探讨很难用一种大一统的理论进行阐释，因此需要从哲学思路、文化研究思路、多媒体艺术思路、社会学思路等多维度考察媒介融合。

2“媒介融合”是否只是一种“假说”

在我国，一般认为传媒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媒介融合，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传媒的未来发展不是融合，而是分化；由此引出了有关“媒介融合”与“反媒介融合”的争论。也有学者质疑关于媒介融合的各种论断只是一种“假说”。

在国外，确实有不少学者批评媒介融合这种说法过分含糊和泛化甚至沦为商业炒作的工具。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媒介融合实践过程中的负效应。南太平洋大学新闻系主任马可·艾智（MarcEdge）在《瓦解之后融合：加拿大的‘灾难性’案例》中指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商业战略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欢迎。计算机工业革命使得报刊业于20世纪70年生转变。媒介主发现通过跨媒体的信息内容共享可以获利颇丰。然而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股市泡沫，2000年1月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的合并却造就了商业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合并案例，媒介融合的提法随之一下子跌落谷底。”有人开始怀疑“媒介融合不过是个宣传出来的错觉而已”。

有的学者怀疑媒介融合是否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从商业模式角度去看，“媒介融合有赖于一些理念，如协同效应的创造、产业边界的消解、市场的叠加与整合”。多伊尔（DoyleG.）早在1999年就通过对英国报刊和电视经营者的访谈发现他们对于媒介融合是否真的能发挥节省成本的协同效应表示强烈质疑。她指出，不少媒体高管认为媒介融合并不能带来太多经济效益，其唯一的益处不过是带来跨媒体内容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加拿大学者也通过相同的方法得出类似的结论，并表示对于过度增长的传媒集团的担忧。媒介融合所带来的股市负债，使得一些新的媒介集团不堪重压。一些所谓“媒介融合之王”，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来还清因媒介融合而欠下的债务。而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媒介融合也带来了某些弊端。“免费在线出版物为媒介主制造了麻烦，因为免费在线出版物对其原有的媒介产品的销售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代表性论述虽然不能证明媒介融合是个伪命题，但至少它提醒我国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现实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并注意媒介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

3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谁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公众究竟置于利益天平的哪一端？或者说，谁是媒介融合最大受益者？这一议题常常被我国研究者所忽视，目前我国已有的研究几乎找不到相关论述，而这一议题却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艾格尔·黄（EdgarHuang）和南弗罗里达大学的卡伦·戴文森（KarenDavison）等人认为，“目前为止，大部分关于媒介融合的讨论都只聚焦于其商业价值”，因而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主来说十分有益，但对普通大众来说，只能意味着真相和公民意见的削弱。美国一项针对传媒学界和业界人士的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媒介并购者。有学者则撰文指出，“媒介融合的结局可能是好的，对于传媒公司来说可能结局更好。但是恐怕它也可能变得更糟糕，对于新闻业来说结局可能更糟”。

这些国外研究表明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可能并非普通大众。这提示我国学者在考察媒介融合商业效益的同时，还要从更广泛的视野对媒介融合现象进行反思，了解媒介融合对普通大众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三、媒介融合视角下的出版业发展

国内外学者谈及媒介融合时，更多地聚焦于电信业、计算机工业与广播电视业的融合，但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媒介融合都已经涉及出版业的发展问题。

早在1978年，尼葛洛庞帝就已经通过一个图例演示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的聚合过程，这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雏形。在这个聚合模型中，三个圆环分别代表了“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这个聚合模型提出的意义在于把“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卓识第一次通过著名图例演示出来，获得商界领袖”的青睐。这一模型也表明媒介融合在最初阶段就与印刷出版业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有国外出版学文献阐述媒介融合对于出版业的影响。艾瑞斯（Eres）在1983年发表的《信息技术：地位、趋势和内涵》的第一部分就指出：“电信、数据处理、广播电视、出版，这几个曾经可以轻易地加以区分的产业不再彼此孤立。”而早期学者们认为电子出版就是出版业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围绕媒介融合和数字出版，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学研究文献。例如，帕特里克·吉宾斯（PatrickGibbins）的《电子出版：多学科的未来媒介融合》对电子出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指出：“信息产品能够达到印刷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信息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大众消费市场的信息需求时，我们才真正可以说我们处在电子出版的商业模式之中”。英国贝德福德大学艾利克斯·威登（AlexisWeedon）教授于1996年在《融合》（Convergence）杂志发表（《图书贸易与网络出版：一种英国视角》一文，根据英国出版业的实践经验，介绍了网络出版时代的图书交易方式。他认为，现在图书的分销渠道已经根据互联网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调适，而基于互联网的书籍分销渠道也正在改变出版业的结构。因此“出版商必须要在传媒业技能的宽泛谱系之下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并且应当从报纸、计算机软件和广播电视的商业实践经验中寻求网上图书贸易的新思路。美国北德克萨斯大莱恩·库克（LynneCooke）的《印刷媒介、电视、互联网的视觉融合》从40年来知名报纸、有线电视新闻节目、新闻网站选取了广泛的研究样本，指出印刷出版媒介、电视和互联网正趋于视觉融合。挪威奥斯陆大学的黑尔戈（HelgeRnning）与托里（ToreSlaatta）两位教授认为“图书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而且是第一个取得国际化发展的文化产业，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之下媒介研究者应当回归对于图书的研究”。他们的《营销员、出版商、编辑——国际出版业趋势》一文关注的就是媒介融合时代国际出版业的经济和市场发展趋势。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10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010020）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急速发展，媒介融合日益成为社会传播的焦点，2015年央视春晚便是这一融合的新生儿。本文分析媒介融合的内涵，以央视2015年的羊年春晚为例，探讨媒介融合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媒介；媒介融合；融合价值

伴随着新型媒介技术的劲爆发展，旧的传媒格局迅速被新的媒介系统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媒介融合的进程表现得紧锣密鼓，短时间内，形成蔚为大观之势。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主席特别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媒介融合被提升至国家层面，映射出它的重要战略意义。

1媒介融合的内涵解析

媒介融合并非新近几年才出现的样态，它是与人类文明史始终相随的常态过程，只是每个历史时期融合的速率大相径庭。近年来，率先由西方传媒业界提及的媒介融合，再一次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界所关注的对象。那么，何为媒介融合，它的内涵究竟怎样呢？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thielDeSolaPool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一书中论及。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导致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致使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对媒介融合的定义还停留在传统传播介质的视域内。时至今日，媒介融合的定义仍未达成共识，专家学者的诠释日趋多元、深邃，给人以启迪。美国学者AndrewNachison认为，“媒介融合应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道尔（Doyle）认为媒介融合是指电子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媒体的融合；詹金斯（Jenkins）详细阐述了媒介融合的五种形式：技术融合、经济融合、社会或组织融合、文化融合和全球融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RichGordon对媒介融合进行了详细地探讨和划分，称融合应包括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闻表达融合。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纷纷进行了热烈探讨，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学者们对媒介融合的定义均有可取之处，却因立足的媒介文化环境和媒介研究视角不同，显得媒介融合定义难下定论。笔者认为，媒介融合涉及到的相关系数较为庞杂，但“它肇始于技术创新，加速于制度创新，深化于市场创新，最终表现为产品创新”的规律是不变的。因此把握好媒介融合的内涵比下定义更为合理。有鉴于此，笔者将媒介融合的内涵囊括于三个维度之下：

一是，传播介质方面的融合。介质作为一种有形的物质存在，是承载传播信息和观念的基础工具，媒介融合就是要将报纸、电视等传统传播介质与借助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体技术相融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全媒体平台。

二是，业务经营方面的融合。新老媒介的融合必将冲击传统的业务操作与媒介经营，媒介融合要求传媒业者必须提升自身素质，学会并掌握融媒体下的新闻采写技能、摄影摄像技能、不同媒介的编辑与传输技能等，还得树立融媒体的工作视眼，将工作实践立足于媒体融合大格局之下。媒介融合也改变着经营管理方式，机构的兼并与重组、资本的运作与经营等具体操作，都需要依据媒介融合的要求进行整合与联动，以破除独立经营的弊端。

三是，价值理念的融合。媒介融合不仅要改变原有媒介形态，催生新的媒介形态，还要践行融合理念，而不是简单相加。媒介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是系统性工程，它有自身发展规律，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探讨与摸索。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改变定势思维，呼唤制度与理念创新，使不同媒介与融合大势相匹配，真正产生融合实效。

2媒介融合的成功典范：2015年央视羊年春晚

央视春晚历经33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百姓春节不可缺少的年度盛宴。三十多年来，央视春晚始终紧随时代脉搏，不断推陈出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在新媒体巨浪的卷携下，央视春晚同其它传统媒体一样，受众受到瓜分，收视率连年下跌。然而，2015年央视春晚却不拘一格，改头换面，充分将多媒体炫酷科技嫁接到联欢晚会，在媒介融合大潮下成功涅槃。

借力新型媒介，创新媒介产品，强化品牌文化。媒介融合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与应用的结果，它没有终极目标，只有不断地推进与演化，其特征多趋向为：“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央视春晚作为一档品牌节目，过去几十年间，缺乏品牌形象意识，被业界笑称只会“联欢”的节目。2015年羊年春晚一反常态，有效地将新媒体应用嵌入荧屏，并借助多维媒介科技，大力开发媒介产品，形成了宣传曲、宣传片、吉祥物等一系列媒介产品，使观众生动地了解春节与春晚的同时，也助推了自身品牌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微信红包的发放，以及春晚首个吉祥物“阳阳”的开发，不仅传递了传统春节文化，寄寓了新年愿望，还极大地跃动了观众的欲望与激情，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介产品研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春晚栏目形象，增强了品牌的识别度。

拓展传播渠道，争取市场份额，扩大栏目影响。多元传播渠道的共融与多维声像技术的集成应用是媒介融合带来的最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看似新媒体对老媒体进行冲击，实质是新老媒体的一种交混与更新、优化与培植，关键在于媒体顺势而为，传播渠道和方式的拓展与运筹。以往央视春晚只在央视、卫视频道，以及个别海外媒体播出，而今年破格将直播权授予像爱奇艺这样的视频网站，并加深了与微信、微博、客户端、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合作，呈现出多渠道融通与联动的繁荣，扩大了央视春晚的声势影响。索福瑞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春晚的荧屏总收视率为29.6%，虽不及去年，但人均收视时长较往年大幅增加，是2014年的2倍有余，达155.55分钟/人。央视春晚栏目组为了扩大海外声势，还特意邀请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媒体参加首次春晚海外推荐会，并与TWITTER、FACEBOOK等海外社交平台合作，开展2015年春晚预热活动。此外，在海外播发宣传片和广告、组织春节活动等方面也做了巨大努力，有效扩展了春节文化和央视春晚的传播渠道，获取了更多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正是媒介市场化时代的制胜法宝。

更新价值理念，增强受众体验，提升春晚价值。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由大众传媒的“点对面”向传媒分众的“点对点”过度，媒介受众由以往的单向阅听的被动角色转变为传媒为其量身定制资讯、娱乐服务的用户。这种传媒趋向直接引发社会阶层和文化需求的“碎片化”，“使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性化倾向明显”。为了适应“碎片化”、“个性化”的时代要求，媒体只有揣度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转变“传者至上”的价值理念，才可能获得受众认可。2015年羊年春晚之所以获赞，就是栏目组能够站在媒介受众的角度去思考节目设置，从而较好地满足了受众需要。春晚期间，央视通过微信“摇一摇”平台，与观众互动总量超过110亿次，微信祝福在185个国家之间传递了约30000亿公里，相当于往返地月370余万次。再如“晒晒全家福”，观众通过新型媒介，将全家福上传到央视演播现场，直接拉近了与春晚现场的距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这样的媒介创制，不仅激发了全民跨屏互动的热情，传递了新年夙愿，还把“溜走”的观众再次拉回荧屏，提升了央视春晚的价值，堪称传统媒体携新媒体的一次华丽亮彩。

3媒介融合的意义

新媒体携领传统媒体奏演的融合之势如火如荼，它刷新了媒介发展历史，催生了新的社会变革力量，改变着社会的多维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互动、媒介内容、媒介运营模式等方面，凸显出巨大的融合价值。

有利于打造无界的社会互动空间。媒介融合肇始于技术创新，而媒介技术发展带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信源泛化和信息传播的裂变呈现，这些新的信息传播特点，改变了过去独占信息的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变得岌岌可危，民主化、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无界信息传播成为潮流。媒体融合大势之前，传统媒体掌握着信息的主动权，信息传播和渠道选择受制于国家利益和精英阶层，公众无法看到信息的天然状貌。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的绝对垄断，呈现出多元化的传受趋势，公众对信息公开透明和主动传播的欲望加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网络互动平台，将长期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崩发出他们对社会的长期关切。媒介融合大势正迎合了他们参与社会、重置话语权的期望，有效连接了“上下层”的平等对话，缓解了社会气压。

有利于开发高品质的媒介传播内容。传统媒体形态比较单一，技术手段应用也相对有限，新型媒介技术的开发，使媒介形态变得繁华，为内容、产品、技术、管理、平台和人才的一体化提供了先决基础，媒体融合可以将拥有高品质内容的传统媒体与高技术的新型媒介进行统和，对传媒内容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二次加工、处理和采编，进而满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他们的媒介体验，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媒介信息产品的档次和品味，最大地实现传播效果。

有利于推进高级的媒介运营模式。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本来清晰的媒体边界变得模糊不堪，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独立运作的媒体企业与其它媒体合作，重新划分利益地盘，带来组织结构和营销方式的调整。媒体融合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不同媒体之间相互借力，扬长避短，共同架构高效的媒介组织与营销方略。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技术、电视设备和技术应用都走在了世界前沿，在向新兴主流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有内容研发和节目生产的优势，但在多屏传播上存在欠缺，因此电视台有针对性地改进了组织管理体系和产业经营体系，如研发了全流程的采编播体系，建立起了央视影音、央视新闻、央视体育、央视乐动为核心的媒体融合产品体系，搭建了全产业链的版权开发体系和跨媒体的传播效果考评体系，有效地做到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

参考文献

［1］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J].中国记者，2005（09）.

［2］朱天，彭泌溢.试论媒介融合中的“加减之道”——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世纪婚姻”终结对我国“三网融合”的启示.http：//media.people.com.cn[OL/J].

［3］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J].国际新闻界，2007，3.

［4］数据来源：2015年央视春晚索福瑞数据统计[Z].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电视台记者采访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台记者的采L方式、内容都有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传统的采访模式已无法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因而，积极探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台记者采访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记者采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体制问题。对电视台记者来说，可靠、稳定的信息渠道至关重要，渠道的畅通与稳定是前提，信息的快捷与及时是内在需求。但是，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的快速传播受到体制问题的影响。电视台记者获得的一手信息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之后，方能进行后续采访与报道，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信息滞后问题。

2.管理问题。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对媒体管理带来一定困扰。我国大部分电视台均已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节目制作流程，在条条框框的规定下，无法充分发挥记者的创造性与主动性。给记者更多的自由、简化审批程序、积极探究管理模式上的创新，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3.观念问题。“画面为王”是传统电视台新闻制作的重要原则，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只要捕捉到优质画面，新闻就成功了一半。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记者一方面需要积极提供信息源，一方面还需要提供网络、报纸、电视等多种服务。在具体采访过程中，记者要有较强的敏感性，画面、声音、图片、视频等都是重要的素材，传统记者采访的旧思路、旧观念急需改变。

4.技术问题。传统电视新闻制作主要以标准化、流程化的方式为主，不同人员之间分工明确，记者只需完成本职采访工作即可。但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记者必须全面掌握多媒体技术操作与技术应用，全面提高自身应有职业素养。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台记者采访方式创新

1.加强对媒介融合的认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记者应充分认识新媒体的助推作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新形势下，电视台与新兴媒体两者之间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实现竞合共赢。新兴媒体的发展将会扩大电视品牌优势、内容生产优势，进而促使电视台层次影响力加深、内容覆盖范围增加。另外，及时引入新兴媒体，还可实现受众与电视台之间的巨大变革，真正将受众吸引到电视传播活动的制造、评价中来，做到形式内容、心理的贴近。在正确认识时展趋势的基础上，记者还应加强自身学习与提升，真正成为通才，不仅会采访写作，还能拍摄、记录，并可熟练使用多种媒体、设备，快捷发送多媒体产品，以专业的水准、技术从事自身工作。

2.注重基层工作创新。“走转改”常态化发展。自从“走转改”开展以来，电视台在提高群众服务能力、增进群众感情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全面提升了电视台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新形势下，电视台必须积极推动“走转改”常态化发展，并不断深化提高。

加强“接地气”的队伍建设力度。新形势下，电视台必须进行队伍建设，保证电视台与受众建立零距离、全方位的联系，全面提升受众的认同感与主体性，提高媒体对受众需求的反应能力，真正做到体察民意，实现多元化采访模式。

首先，积极打破传统直面采访模式。在传统记者采访过程中，大部分选择面对面的采访模式，这种采访模式下，记者需要付出高倍的时间成本，甚至还会出现因采访达不到新闻要求而作废的情况。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记者需要积极寻找高效、新型的采访模式，充分利用多种信息渠道。有学者指出：每个人都可将自己听到、看到、想到的东西通过新媒体形式出去，这些新闻也可能成为重要的新闻线索。因此，电视台记者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及时发现、准确鉴别新闻线索，可直接对真实性信息的者进行采访。加强网络舆情管理，及时发现新闻特点，对舆情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深刻了解表面背后的本质性问题，从而全面提高新闻采访的针对性。

其次，积极改变与应用平台。在传统工作过程中，记者采访、编辑以及新闻大都在电视成，然而，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部分电视台积极开办了网络电视台，这对记者提出了较高标准与挑战。与传统电视台新闻模式不同，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信息的灵活性、速度性大幅度提升，网络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也比较灵活，一旦有大的新闻事件，网络电视台将会第一时间发出，这就需要记者人员全面提升自身业务素质与反应速度，更好地适应时展需求。

再次，工作理念创新。新形势下，电视台与观众之间的互动程度大大提升，观众可以随时使用电视媒介，并可直接将自己的视频资源提供给电视台，还可对电视台工作、传播活动进行评价。故而，记者必须加强与受众群体之间的联系，使受众真正从“看电视”变为“用电视”，真正无障碍享受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成果。另外，记者采访工作应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更希望通过观看电视满足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人民群众关心的一方面是电视节目的质量、数量，更关注电视节目与个性关系、自身形象的联系程度。人们总是在心理认同、理性判断的基础上选择个性化节目。鉴于手机、网络提供的多元化内容，他们甚至会提出个性化定制这一要求。故而，记者采访过程中应全面掌握受众的目标需求、受众主导需求、需求变动趋势等因素，全面提高采访计划的前瞻性与针对性。

综上所述，本文以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台记者采访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切入点，从几方面，详细论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台记者采访方式创新，多方面入手，旨在全面提升新闻质量。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篇12

关键词：媒介融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媒介学；媒介域；媒介变革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9407

20世纪8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认为在媒介发展的未来将会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截至目前，学界和业界所言的媒介融合，一是指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使其产生“质变”以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如电子杂志、博客新闻、手机新闻客户端等；二是指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汇聚、结合，甚至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还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组织结构，甚至所有权等要素的融合。换而言之，媒介融合是信息传输渠道多元化下的新作业模式，是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媒体与传播通道有效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集中处理并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最广泛意义上的“个性化”受众。媒介融合似乎看上去很美。

一、媒介融合及其形态媒介融合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一种媒介发展的新理念，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媒介与传统媒介在媒介功能一体化目标下的有机整合，其“融合”形态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显现。

第一，媒介组织的融合。媒介融合首先表现为媒介组织的融合，这种融合往往是依靠外部的力量，如行政力量使不同媒介组织之间相互结合成一个共同体。1996年，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报业集团成立之后，许多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也纷纷成立，到20世纪末，中国境内先后成立了39家媒介集团。以行政命令推动所形成的媒介集团往往只是名义上的，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媒介间的组合，常常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没有形成有机分工、协同发展的态势，这可视为最初形态的媒介融合。

第二，媒介资本的融合。资本融合是利用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使有实力的媒介组织与机构在资本市场上完成对其他媒介进行收购或者两个媒介组织之间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合并所形成的媒介间的融合。

第三，传播手段的融合。传播手段融合，一是指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媒体，二是指不同媒介利用各自的传播手段在一个更大的传播平台上进行整合，实现这些媒介之间资源共享以及内容产品的相互推销。

媒介发展史表明，传播技术发展的伴随性产物之一是媒介形态及其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当前的媒介社会，媒介本身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早在200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院发表了关于新闻媒体的形势研究报告，该报告将“融合”列为媒介发展趋势之一。与此同时，美国西北大学的李奇・高登教授归纳了当时美国存在的5种类型的媒介融合，分别为所有权融合（大型传媒集团拥有不同类型的媒介以实施这些媒介之间的内容资源共享和相互推销）、策略性融合（所有权不同的媒介之间在内容上共享）、结构性融合（新闻采集与分配方式的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传播者以多媒体融合的新闻技能完成新闻信息的采集任务）、新闻表达的融合（新闻传播者需要综合运用多媒体的工具与技能来完成对新闻信息的表达）[1]。

在中国，媒介融合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是中国媒介融合发展的元年，其主要标志是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和媒体积极探索，深化媒体改革，不断推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如果对中国媒介融合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出一些颇具特色的发展与变化。

媒介融合以阵地意识为先导，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以重大项目的推进为发展新契机。2014年，中央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于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出的重大媒介发展战略。这种基于“阵地”意识而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得到了中央与地方媒体的积极响应。

中央新闻单位普遍成立了媒体融合领导小组，并由所在单位一把手兼任组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本单位媒体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统一筹划媒体融合的重大项目建设。如《人民日报》社建立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办公会制度，制定了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工作方案，加速推进全媒体新闻平台、《人民日报》社数据中心、《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项目。新华社也加快建设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领域均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讯社，成立了新媒体中心，开设新媒体专线，打造新华社客户端集群，推出大型全媒体融合报道的新闻产品。《光明日报》社率先采用“融媒体”概念，并于2014年10月成立融媒体中心，着力从理念、流程、技术、产品、人才、渠道、市场、资本8个方面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中央电视台制定了《中央电视台新媒体顶层设计实施方案》，于2014年底与中国移动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国家4G视频传播中心，以抢占移动互联网新入口和移动传播的制高点。

在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地方媒体立足当地区域性现实，推出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主流媒体发展新媒体专项资金实施办法》，重庆市制定了《重庆媒体融合发展实施方案》，并对媒体融合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预算资金、专项资金支持等均有具体的安排。

可见，针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问题，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都十分重视，并将其作为系统性工程来建设：从顶层设计、重大项目推进、保障性措施的落实等一系列具体环节，层层规划，有序推进，为媒介融合发展总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媒介融合发展中，“内容”依旧“为王”，创新报道形式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拓展信息服务。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对媒体融合发展的不断探索中所形成的共识是，新媒体冲击的是传播的物质载体，而内容则永远为“王”，是“硬通货”，是核心竞争力，是决定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以《人民日报》社为例，为了开发更加适应用户信息消费需求的新产品，《人民日报》社发挥自身深度报道、评论和理论等新闻信息生产优势，实现话语体系和内容建设融合，并将其作为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一直坚守“权威声音、主流价值、清新表达”的内容定位，在网民中成功树立了“清新、温暖、正能量”的形象，赢得6500多万粉丝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提出“做有品质的新闻”，设置“时局”、“时评”、“点赞中国”等栏目内容，向用户提供“有温度、有观点、有能量”的新闻和信息服务。新华社全力打造媒体融合的新产品，突出新闻与创意，系列创新产品《上海自贸区》《中国经济“新常态”》《三北造林记》等在网络上传播广泛，有效实现了新闻传播的社会价值。除此之外，光明都市传媒针对楼宇用户所设计的独特内容传播，湖南广电集团实施的芒果台“独播战略”等，都显示出在全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核心理念。“内容为王”不单局限于新闻信息，媒体还将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满足用户对资讯、实用、社交和娱乐四大需求的有竞争力的内容产品。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还表现在媒体调整组织结构、优化采编流程等方面。媒体深度融合不仅在理念和内容生产上体现出来，对媒体组织机构的调整，对采编流程的重塑也是推动媒体向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之一。2015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的全媒体平台――“中央厨房”正式亮相。“中央厨房”下设统筹推广组、内容定制组、可视化组，根据微博、微信、客户端、网站、报纸等不同种类媒介的传播特性，分3波进行报道，第一波“求快”，第二波“求全”，第三波“求深”。“中央厨房”的运作彻底改变了《人民日报》以往以“版面”为主导的采编方式，将其变成了全媒体形态，实现了记者一次采集信息、“厨房”生产多种成品、渠道多元传播给用户，使新闻的综合生产力提高，传播效果显著。作为地方党报的《广州日报》通过中央编辑部整合集团资源，促进了新旧媒体的深度融合。中央编辑部由夜编中心、全媒体新闻中心、音视频部、大洋网、数字新闻实验室等部门组成，将报纸端的出版和各个新媒体端口统合在一起，有效整合了资源，优化了采编流程，打通了各个传播渠道，全面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技术力量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媒体融合发展的技术支撑不断夯实。2014年以来，全媒体采编平台作为媒体融合的基础技术平台，得到了各新闻单位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媒体集团在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着力弥补原有技术短板，强化自身技术能力，以重点项目的形式推动全媒体采编系统、数据库、云平台、数据传输系统等的建设，吸收并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改进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立了“中国广播云采编平台”，有效连接了全国广播电台从业人员和新闻采写资源，把四级办广播的资源分散劣势变成集聚优势，在台式机、笔记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多终端上实现了报题、选题、素材编辑、文稿撰写和审核的多元统一管理。《人民日报》成立了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民日报社全媒体新闻平台”项目的设计开发、实施运维，为《人民日报》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驱动。新华社成立了“713实验室”，主要工作内容是对云计算、大数据、内容聚合、移动互联网、多媒体内容检索、数据可视化、数字版权管理、宽带短波传输等关键性、瓶颈性技术和标准进行研究论证、测试、仿真和示范运行。《光明日报》成立了“融媒体中心”，将其作为报社媒体创新的技术平台、新媒体内容的加工基地，承担所有新媒体领域的技术支撑，并负责产品设计和市场对接。《光明日报》还与微软公司合作，面向Skype用户推送时光谱新闻服务，并推出了“媒体云”，将微软先进的WindowsAzure计算技术和《光明日报》的新闻传播经验结合起来，向广大媒体机构提供云计算服务。《中国日报》社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成立了新媒体联合实验室，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建设《中国日报》的全球媒体云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构建面向全球的“融媒体”传播研究平台。

在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诸多信息领域的前沿技术已经广泛用于新闻报道实践中，如新华社的客户端利用LBS智能定位技术，并引进吸收“用户画像”技术，根据读者兴趣自动匹配新闻，实现了新闻的精准推荐。

媒介融合带来机制与体制创新，更激活、优化了媒体的人才使用和培养机制。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是媒体竞争的核心要素，也是媒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也倒逼着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

从2014年起，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一方面吸引聚拢优秀外部人才，加大新媒体内容生产、技术研发、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另一方面创新机制体制，激活优化内部人才结构，培养全媒体记者、全媒体编辑、全媒体管理者，有力地夯实了媒体融合发展的人才基础。如中央电视台探索建立全媒体评价体系，为传统的收视率统计引入新媒体影响力评价机制。2014年起，中央电视台的每周工作例会除通报前一周全台节目收视外，还对节目在新媒体上的表现进行通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出台了《互联网技术人才管理办法》，参照互联网企业对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管理实践，对技术人员晋升设计了技术通道、管理通道双向畅通的职业通道。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上海报业集团实施了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通过建立首席记者、高级记者、资深记者等新闻采编业务序列，为好记者、好编辑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空间；在薪酬制度上，优秀记者和编辑的收入可以高于部门主任、副总编辑甚至总编辑。

全媒体人才培养、培训是各媒体推动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进行互联网思维、前沿传媒技术、产品思维等培训，许多媒体正在逐步解决现有采编人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认识转换、技能提升和信心重塑问题。《光明日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全媒体管理高级研修班，邀请业界、学界专家围绕全媒体管理、社会化媒体运营、数据分析挖掘等开展讲学，有力促进了报社采编部门思想观念的转变，树立了采编人员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自觉与自信。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是系统性、综合性、全新性的媒介发展新阶段。媒体融合所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媒体发展观念层面的变化，更是媒介形态、采编流程、管理机制、服务内容、技术推进、人才培养等多层次、复合型的媒介变革。

二、媒介融合的媒介变革逻辑以时下观之，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传播终端几乎是人们生活甚至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类传播生活得以展开所凭借的媒介及其种群臻至空前。媒介融合是否为媒介变革逻辑的必然结果？

媒介的发展历史证明，媒介家族谱系中不断增加新成员，使其借以适应新形势而不断调整其媒介结构。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例，在读报率达到巅峰之后，电影以及随后出现的广播开始为人们提供阅读之外更广阔的信息选择空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电视作为新的大众媒介兴起，在其点点光斑闪烁荧屏之际，也导致电影院观众锐减，听众和广播电波之间的关系有渐行渐远之势。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崛起，大有一“网”打尽天下之势，地球瞬间成“村”，无论是鸡鸣犬吠之声还是黄钟大吕之音，均可以在分秒间引起瓦釜轰鸣。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媒介家族新成员的增补时间周期越来越短。新成员的跃然而出难免让老面孔羞于示人。于是，有激进者断言，传统媒体，尤其是以纸质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死亡”时间为时不远，并言之凿凿为其定下“寿终正寝”的时间表。这些预见准确与否暂且不论，但明显的事实是，媒介领域正在进行新一轮洗牌，媒介结构面临新的调整：继报纸、电视这些龙头老大让出第一把交椅之后，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集群已然占据鳌头。

当然，对任何媒介种类也需慎言生死。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前电视’媒介被认为是过时的，尽管我们不断听到所谓革命的宣言，称这场革命将扫除传统媒介生态圈中的大量生物，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与之相伴而生的受众”[2]。诚如丹尼斯・麦奎尔所言，我们仍在使用包括口头传播等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并且一往深情，至今保留不废。

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受众注意力在不同媒介时间分布上的变迁轨迹告诉人们新的媒介时代的到来。媒介受众本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如19世纪30年代前后的西方世界都市化程度较高，面向大众而廉价的传播技术供给有限的媒介内容，垄断或集权所形成的社会集中化以及个人接受信息的高成本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才形成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受众。但是，随着媒介生态的变化，处于不同生态位上的媒介作为整个媒介结构中的重要结构性要素，虽然不可或缺，而实际作用并非一直处于衡定状态。从媒介发展史可以看出，新媒介的出现因其天时地利般造就，自然而然会吸引当时的大众受众。在17～19世纪，报纸执掌媒介的天下，读者即为当时的大众受众；英国广播也因“围炉夜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下收听神迹；电视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家庭中占据重要的空间位置；及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互联网又将人们紧紧地拴在一起。时下，人们惊呼“受众的终结”，这一说法既可以视为受众概念建构方式的一种改变，也可以看作是传播革命之产物。

在典型的媒介工业话语中，受众往往是基于某种共同阅、听兴趣和身份认同，人们可以自行组成。今天，“无论是作为市场还是作为公众，‘受众’这一概念已经不再由传统媒介工业或媒介源单方面进行界说”[2]。仅就受众在不同媒介上所分配的注意力而言，传统媒体在当下的处境的确可怜。其实更关键的问题是此受众已非彼受众。从传统传播者眼中才能见到或抽象地构建出所谓的受众，在今天传播者视角向接受者视角转变过程中也必然走向终结。如果在时下的社会环境、媒介技术与媒介结构互动背景下寻找变化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受众的取而代之者将是下列角色当中的任何一个：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

受众的形成与建构不仅和具体的媒介种类相关，更取决于不同媒介所采用的传播方式。20世纪中期之前，占居支配地位的大众传播过程是“中心―边缘”模式，即信息的流动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信息高地扩散至信息边缘的低地空间，并形成典型的所谓“训示型”模式，也可称之为从“一”到“多”模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训示型”模式被“咨询型”和“互动型”模式所补充或取代。信息传播的“咨询型”模式所概括的是，信息接受者决定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内容、信息接受的时间、契机与空间维度，还会从媒介所提供的范围广泛的信息产品中寻找选择自己最为中意的那一款信息产品。在“互动型”模式中，信息传播网络没有任何中心，信息通过广泛的延伸连接每一个进入网络系统中的传播主体或接受主体，信息传送者与接受者彼此之间的互动、对话及交流变得稀松平常。

以上进行的媒介变革过程中的散点透视涉及到媒介种类的累积性增加与变化，受众在媒介种类与媒介结构变化过程中的伴随性变化――产生分化与终结，以及传播方式由垂直到扁平及至“去中心化”的演进等。以此观之，能否得出媒介融合是媒介变革及其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当然不是。媒介变革及其内在逻辑只是媒介融合表象背后的多样性力量之一。关于媒介融合的运行逻辑问题，有青年学者针对媒介融合的具体实践提出：在中国，媒介融合受到政治、市场与技术三重逻辑的影响。三者既有各自的运行规则，也会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互影响，以形成不同的媒介融合过程和结果。其中技术逻辑对政治逻辑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而媒介融合的效果则取决于政治逻辑的和市场逻辑相互关系的调整[3]。

所言极是。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出，媒介融合之于中国当下的媒介结构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冲击性回应。冲击是由媒介变革及其内在逻辑本身所带来的。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载体的变化、传播方式的优化、媒介结构的调整、媒介环境的重构等一系列的变化，迫使媒介管理以及经营层面做出重大的战略改变。对这一系列变化的“症候式”阅读可以发现，媒介系统在社会结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阿图塞）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揭示了社会结构的构成：每个社会结构实为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基础，在它上面矗立着两层上层建筑，一是政治法律及其附属物，如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这通常被认为是一定社会统治中的国家机器；二是整个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国家机器，与前者的异质性在于，前者是镇压性、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后者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不单单是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以现实存在表现出来的非强制性国家机器[4]。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构成方面，包括各种教会体系的宗教，包括各种公私立学校体系的教育，包括文学、艺术、体育文化以及家庭、法律、政治等多种维度，其中由各种出版物、广播、电视等构成的传播体系被阿尔都塞视为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镇压性国家机器不同，区别有4个：一为数量，二为领域，三为作用方式，四为功能作用。镇压性国家机器具有唯一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数量众多；镇压性国家机器针对的领域完全为公共领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多散布于私人领域；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暴力方式来产生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产生作用，即常常用微弱、隐蔽甚至是象征性的方式来行使其文化霸权，这也同时是一种功能上的异质性。阿尔都塞甚至断言：“任何一个阶级若不同意对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并在其中行使其文化霸权，就不能长期掌握国家权力。”[5]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形式和机制是不同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占据前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特别是传播机器借助广播电视每天“按日常服量”向人们灌输某种观念的形式使人产生顺从。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发生就像是一台由资产阶级主办的音乐演奏会”，“这个音乐演奏就是当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乐谱”[5]。

阿尔都塞理论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末。时过境迁，时下的媒介格局与当年的语境大为不同。但媒介系统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意识形态高位却始终未变，并且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定位也未见丝毫衰减。正因为如此，就其所强调的社会整合功能而言，从社会管理层面赢得、掌握甚至长久占有文化领导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更何况在新新媒介时代[6]美国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大学教授、社会批评家、音乐人保罗・莱文森在其《新新媒介》一书中对新新媒介有如下分类：第一，按形态分为文字、音频、视听、图片；第二，按新闻属性分为掘客网、维基网、博客网、推特网；第三，按社交属性分为聚友网、优视网；第四，按软件功能可分为一般系统和专用系统；第五，按社会功能可分为政治媒介和娱乐媒介；第六，按自主性和控制程度划分，新新媒介之间略有不同。，媒介附权作用非比寻常，为了求得社会个体的高度整合，乃至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媒介整合乃至媒介融合就成为一种应对性策略并在媒介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形成。

还有，生产媒介内容的媒介组织，是一个社会在与其自身沟通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联结与中介系统。作为在各种压力环境下的角色――媒介组织，与一般社会组织一样，按照其组织目标而言，自然也可分为功利性的组织与规范性的组织。媒介组织的功利性目标旨在为经济目的而产生或提供实物商品或服务，而规范性的目标则是在提供某种价值观或取得有价值的状态。但是，单纯从分类的角度看媒介组织的位置是异常不确定的，理论上的划界往往难以廓清现实的复杂。从媒介组织的实践行为而观，它们往往混合了功利与规范的运行目标与形式。换而言之，经济目标与价值目的均在其追求之列，二者通吃是媒介组织运动的不二法门。多数媒介组织按照企业运作且又常常心怀理想的目标。所以，与社会管理层面对于媒介融合策略性回应有所不同，媒介组织与机构面对媒介融合的挑战与机遇，除了“听将令”之外，更多考虑的是媒介作为生产媒介内容以及提供信息服务的企业，如何在当下及未来的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媒介组织的功利性目标，将会引导媒介企业自觉地遵守媒介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自由交换，从而调整社会资源的配制方式。所以，以时下媒介融合之初级阶段以及所形成的初级形态的媒介融合来看，媒介企业在其发展目标的设计中，将媒介融合愿景概括为观念融合、资本融合、生产方式融合、产品融合、渠道融合等一系列融合。如此一来，全方位刺激现有媒介产品的生产机制、流通机制以及媒介企业的运行机制与社会资源的调动与配给机制，就势在必行。可以预见，媒介融合的进行与完成将会引发何等壮观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

至此可见，媒介融合至少是在3种不同的逻辑支配下运行并最终完成，无论其融合形态以何种何样的面目来呈现。媒介企业所遵循的市场逻辑，社会管理层面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管理与运行逻辑都将会融入媒介自身的变革逻辑当中。换言之，媒介融合最终会是媒介变革逻辑的结果，这种结果更是永不停歇的媒介变革历程中的重要标识，或里程碑。

三、媒介融合：新的媒介域？媒介融合仍在路上，有许多未知数依然在等待现实的媒介融合实践给出准确的答案。即便如此，有些问题仍显得极为迫切，比如媒介融合到一定的成熟状态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

如果将此问题放置到媒介学的视域之下，也许在一定层面能提供一些有思考价值的答案。对于媒介学，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指出：“媒介学的目的是通过一种思想运行的物流方式，来澄清这个挥之不去无法判定的决定性问题……这在作家、人种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思维格式当中往往被定义为：‘词语的权力’、‘象征权力’或‘思想在历史中的角色’……媒介学自认为是媒介化的学问，通过这些媒介化，一个观念成为物质力量，而我们的媒体只是这些媒介化当中一种特殊的、后来的和具有侵略性的延伸。”[7]雷吉斯・德布雷提出媒介学概念的知识意图相当明确，媒介学欲以探明的问题是思想的物流方式，以及观念如何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为此他将文字、印刷、视听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导性的思想观念的物流方式概括为“逻各斯域”、“书写域”和“图像域”，并分别对应以“历史集团内在的和不变的组织功能和规范”、“相继出现的与之对应的机关和形式”等诸多维度[7]。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思想既不同于媒介发展史，更有异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对于媒介的认识与理解，其明确而犀利的知识意图为当下媒介融合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界。

第一，从信息模具而言，媒介融合是否有别于所有的以往。如果仅就信息传播而言，作为思维的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之间都需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作为载体，使主客体之间形成一个界面，从而使信息能够顺利传递。界面的差异不仅意味着媒介种类的不同或媒介的更替甚至是媒介变革，更意味着一个独立信息的再生产。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就是信息”强调的就是随着媒介变化而来的所有一切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信息。以时下的媒介融合形式之一“中央厨房”为例，信息搜集者将有用的信息收集并输送到“中央厨房”，“信息厨师”们将其按照接受主体的口味加工成不同类型的信息产品，然后从不同的信息渠道输送之。这种统一原材料、统一加工、统一配送的方式是时下媒介融合阶段主要的信息流通方式。单看此种信息流通方式颇为高、大、上：一切都是统一的。继而检视就会发现，这种统一背后所隐藏的是话语体系和话语模式的深刻变化。与以往贯常形态下的媒介所不同的是，“独白”或“单口相声”般的媒介话语模式及其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将会形成“媒介合唱团”，共腔、共声、共韵的大合唱其声势自然威武雄壮，其威力或达无远弗界。

第二，从信息运动的时空维度而言，媒介融合是否有别于以往。信息运动的最终成果评介往往从两个维度展开，一为空间维度，二为时间维度。“一个媒介域组织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时间组合，也就是说，它的特点表现为技术上被决定但在社会上和知识上有决定作用的一个速度体制。”[7]媒介域的速度体制说明的是在单位时间内信息运动的空间范围。以现有的媒介融合而言，信息运动的高度的统一，使其传播的目的，传播方式与欲达到的传播效力基本锚定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维度，并且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限度内达到。此外，从真正意义上信息运动的时间维度而言，媒介融合讲求的不仅仅是传播，更有传递，即“其中不仅包含着基于技术平台的物质性流动过程，而且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衡关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界面差异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信息再生产”[7]。媒介融合所代表的“媒介大合唱”话语模式和话语体系也将会在差异的时间流程中产生出累积性效果。

第三，媒介融合从媒介高社会功能角度而言，是否有别于以往。媒介功能一般是指媒介及其所有形式在一个长时间范围内的活动，以及人们在媒介使用过程中潜移默化所带来的精神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与新闻学或传播学提及的媒介功能不同的是，媒介学之于媒介功能的考察在于信息传递中高社会功能，即思考媒介如何运载信息，特别是一定社会中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态度等和技术结构的关系。就现有的媒介融合形态而言，其技术结构无论在信息的记录与呈现方式，信息解码的各种接受方式，用于信息扩散手段的设施与实物等技术配制方面，还是在信息运动的制度、语言以及仪式创建与运用等有机配制方面都可说是顶级配制。以此来考量媒介的高社会功能，媒介融合将会是象征性效力流布的强有力的物质性力量。

四、结语媒介融合以及媒介融合至何种形态仍然是且行且观察的问题，过早地下结论将会犯知识性错误。但是，通过对媒介融合阶段性过程与结果的观察，透视媒介融合的媒介变革逻辑与意识形态逻辑以及市场逻辑的缠绕本为题中之义。更有必要思考的是，从媒介学而言，媒介融合及其最后完成不仅仅是媒介形态变化这一简单的命题，而是这样的信息模具或者一个新的媒介域的形成将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何种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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